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伦敦的卡诺沙[1]之行



  使希尔施被推选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的一些情况,和党领导机关的多数派对这次推选所存的顾虑,使我认为现在是开始那计划已久而总是推迟的伦敦之行的适宜时机。希尔施当时住在伦敦,我可以立即同他讨论。此外,我也希望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希尔施所很仇恨的伯恩施坦一起到伦敦的狮子洞里给他们看看,他并不是二老心目中那样的坏东西。说到伯恩施坦本人,他在苏黎世的生活和每天向那里报道的德国情况,已造成迥然不同于李希特尔年鉴中三星文章所流露的情绪。我暗中还存在着一个希望,如果希尔施拒绝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可以做到使伯恩施坦代替他。如果真如此,则有必要在新编辑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取得一个可以容忍的私人关系。因此,我请求伯恩施坦同我一起往伦敦作卡诺沙之行,对于这他立即表示愿意。我们在加莱港相会,因为伯恩施坦有一切理由避免踏上德国土地。
  到达伦敦后,我们首先拜访恩格斯,那是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间,他正在进早餐。恩格斯有个习惯,夜里二时以前从不休息。恩格斯非常亲切地招待我们;他立刻就同我以你我相称,我们下午去拜访的马克思也是这样。今年成为鳏夫的恩格斯并且邀我住在他那里,当然要利用我们在这里的日子就各方面彻底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伯恩施坦显然赢得了二人的信任。在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恩格斯较为活动和较少牵挂,所以常充当向导引我们游览伦敦的古迹名胜,这时保尔·辛格尔也参加,他正在做每年到英国来的业务旅行,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在我们当时在伦敦所度过的唯一的星期日,马克思把我们全体请到他那里去吃饭。燕妮·马克思夫人我早已认识,仪表雍容大方,立刻博得我的好感,她善于以极其可爱和殷勤的方式招待客人。在那个星期日,我也认识了与龙格结婚的长女燕妮,她是带着小孩们来省亲的。在这里,我十分惊喜地看到马克思,这个当时到处被人诽谤为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的人,多末亲热温和地同他的两个外孙玩耍,而小孩们又怀着什么样的爱依恋外祖父。除长女燕妮外,还有两个小女儿:杜西(即后来的阿维林夫人)和劳拉(后来的拉法格夫人)。杜西是黑头发和黑眼睛,极像父亲,劳拉是淡黄色头发和深色眼睛,更像母亲,二人都美丽活泼。
  外来人所感到惊奇的是,夫人和小孩们都称呼马克思为摩尔,好像他没有其他名字似的。这个名字是由他那漆黑的头发和胡须而起,这些除毳须外当时都已苍白了。恩格斯也有个亲密的绰号。马克思家人和他的亲近熟人都称他为将军,并且是用英文音读如:“靳讷勒耳”。这头衔来自他特别喜爱的对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人们认为他对军事和战术具有权威的见解。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又到马克思家时,马克思夫人患病卧床。由于我请求告别,马克思领我去见她,但严格嘱咐同她谈话不得超过一刻钟。但是我们立刻就交谈得这样兴奋,我完全忘记她的情况,以致谈了不是一刻钟而是半点多钟。忍耐不住的马克思进来申斥我说,大约我想要他的夫人的命吧?我悲悲切切地向她告别,因为她的病是不治之症。我没有再见她。她在次年就亡故了。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事宜,希尔施在许多如果和但是之后,在由我以领导的名义拟就的条件下,声明同意担任编辑并迁往苏黎世。
  整整停留八天后,我们满意地离开伦敦。伯恩施坦取道巴黎回苏黎世,辛格尔和我同行到科伦,在这里我离开他。我原认为同希尔施已彻底搞清楚了,但很快就证明我错了,由下面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
“亲爱的恩格斯!
  希尔施的事是这样解决的,希尔施留在原处不动,并且不接受编辑职务。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接到他的一封信,同我们的约定完全相反,在信里他重申人已熟知的对苏黎世人的非难,声明不往苏黎世而想在伦敦主持编辑。这封信我昨日在集会上宣读了,李卜克内西也在座,于是这事彻底失败。我们现在一致认为,希尔施既然简直不想离开伦敦,而我们这方面又不可能博得希尔施的欢心,并且没有外面的压力我们不能也不愿接受他这有计划的反复无常,所以他的信我们理解为拒绝信,并且今天我与此相应地答复了他。
  为了免得我重复一道,请你们向希尔施索取我的信来看。
  事情是这样布置的,报纸的主要领导是李卜克内西,由他写社论和政治概要,考茨基办理通讯和编辑部的技术事宜。这安排效果如何,必须从经验得知,我的希望不大。我请你们(你和马克思)尽力支持李卜克内西,尤其在他坐牢期间。
  承寄茶叶、威士忌酒等幸而到达,留待享用。我妻嘱致衷心谢意,我在伦敦时多承照拂,谨一并特致谢忱。
  这里工作堆积如山,都等我清理,假期来得很是凑巧。此外一切如旧。李卜克内西有二十四小时的假,昨天下午又入狱。除夕他又可获得自由二十四小时。这里的人们还规矩。
  谨向你们大家,特别是马克思阖家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奥·倍倍尔。”

  考茨基拒绝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他不打算长期停留在苏黎世[2]。于是伯恩施坦先临时代理福尔马尔的位置,他,如现在所表现的,我们得到他,是获得了适当人选。伦敦人也声言,他们对于新年以来编辑部的情形感到满意。所以我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二日报告恩格斯说,我今天写信给伯恩施坦,问他是否愿意正式担任编辑。他若接受,我们就去了一件大心事。伯恩施坦虽然并不乐意并且拖延很久,但最后还是正式接收了。这样一来,我们获得了报纸所需要的编辑人。
  在所说的那封信里我继续写给恩格斯说:
  “关于李卜克内西的萨克森邦议会的发言,你所写的那些,我没有完全照办。我有一个时期放弃了领导。他特别是在萨克森邦议会中,由于Fr.和P[3]的促使,过于和气。再加上他一向过多地单纯重视政治,因此对经济情况及其发展就注意过少,从而必然趋于错误的理解。
  你如果能附带着把你对于他的邦议会发言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那就好了。一个这样的作用尤其是重要,因为多数‘领导人’比李卜克内西更为片面,而且陷于危险的悲观情绪。
  幸而群众同往日一样比领导人还好些,有一天会跨过领导人而迈步前进。当我们交换意见,我斥责那些片面地、歪曲地判断我们的情况并几乎完全缺乏对群众的信心的人的时候,这话我已毫无掩饰地说过多次了。
  我真不了解,在我们的状况之下还有人不是抱着希望来看将来。无疑的,他们使我们本身不愉快和厌恶,但是由于完全另外的原因,他们也使我们多数的敌人而且直到统治阶层不愉快和厌恶……
  如果有人装做一个伪善的人到商人和厂主中间去听听他们的真心话,那他所听到的是很有趣的。俾斯麦及其体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挨骂。下次选举会有强烈的反对色彩……
  你们不能为李卜克内西在英文报纸中搞一个中等稿费的通讯职位,在对于自己毫无损害的情况下为它写稿吗?李卜克内西出狱后必须向这个方向寻觅较多的收入,因为单是我们报纸的酬劳不足以维持他的生计。
  请顺便把几个转信地址赐告。当时所告诉我的地址,上星期日在布勒斯劳,当我在赫普纳住宅中有四个警察光顾的时候销毁了。当时我们有六、七个人在一起闲谈,神圣的海曼达特的仆从希望弄到一次大破获而突然闯入,并搜身和搜宅。唯一的发现是我写给哈森克莱维尔而只起了头的一封信,这信适逢有人来访没有写完。拿到这封信,他们办不了什么事情。这些老爷们在两小时后垂头丧气而去。
  向你们大家致以
  友谊的敬礼。

你的奥·倍倍尔。”

  在没有作出关于恩格斯的几点说明之前,我不能就此结束这一章:恩格斯本人是一个可爱的、和蔼的人,他遵守着马丁·路德的口号:酒、妇女和歌曲是生活的趣味,但是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作的严肃性。他直到死时,始终是个最勤奋的人,当他七十高龄的时候,还学习罗马尼亚文,并且对一切事物都是兴致勃勃。——他总是活泼和高兴,对于各种各样小事情和他那多风波的生活中的可笑情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在欢乐的宴会中拿这些可笑情景招待客人,从而使谈话饶有趣味。在他那里度过一个夜晚,是同他往来的朋友和同志记忆中最愉快的事。谈话总是很活泼,不论是谈严肃的问题或者以欢乐事情为基调的东西,一概如此。恩格斯也是个善饮的酒客,他支配着一个相当大的酒窖,如有客人称颂他的酒,他就高兴了。
  在清教徒的星期天,即每个喜爱生活的人都厌恶在伦敦停留的一天,恩格斯却开门延客。谁来都受欢迎,在早晨二、三点钟之前没有一个客人离开他的家。——我直到他一八九五年逝世为止,曾多次作他的客人,他也有一次作我的客人,这是当他在一八九三年经我不断催促才决定到大陆来旅行,并借这机会出席苏黎世的国际代表大会,随后访问了维也纳的时候,他在一八九五年以七十五岁高龄逝世,这好像我身上死去了一部分。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有这种感觉。
  我也利用我在伦敦期间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作了一次关于德国社会政治情况的演说。虽然有莫斯特的很多党羽到场,竟无一人敢起来与我对抗。相反地,他们邀请我在他们召开的集会上为他们所提出的议程讲话。这我拒绝了。




[1] 卡诺沙位于意大利的亚平宁山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于一〇七七年一月到这里向教皇悔罪并表示臣服。——译者

[2] 当时情况我已记不起来,但觉得倍倍尔在这里弄错了。我当时并没有离开苏黎世的意图。如果说我拒绝了,那首先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还从未在德国生活过的奥地利人,不能自信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对德国政治能有正确的理解。我认为伯恩施坦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更适当些,但是我也参与工作,直到我去创办《新时代》报为止。   卡·考茨基。

[3] 夫赖塔格和普特里希。——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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