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一八八一年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是在二月半开幕。自实行新关税政策以来，其结果成为热烈争辩的对象，赞成和反对的论调都有。预算的讨论首先为此开辟了适当的战场。这次仍然如此。我以党团的名义作关于预算的发言。从一八七四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仍占优势，而在改善方面只露出轻微的开端。工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面照常特别艰苦，因为企业主都肆无忌惮地使用财政部长冯·康普浩森一八七五年所提出的办法，这办法是，只有在管理上勤俭节约，要求工人提高工作效率和减低工资才可能改善经济情况。这个建议曾引起欧仁·李希特尔议员在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说：向一位敢于说出这样不得人心的观点的部长致敬。
我在发言中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彻底批判了现行经济制度；这制度需要彻底改革，应使劳动群众感到幸福。但这种改革却不是今日的当权者所能办的，不管首相是俾斯麦，李希特尔或李克特。
三月底，汉堡市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关于宣布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小戒严的总结报告第一次提出讨论，需时两天。报告是用这种报告所普遍特有的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组成的。党团指定奥艾尔和我为发言人。我们二人在第二十五次和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我相信可以说是讲得很好。继奥艾尔之后是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发言。他第一次在国会中以普鲁士政府对有关问题的代表身份出现。他立刻就表现出来他是哪种精神的产儿，俾斯麦在他身上找到了助手，他同样肆无忌惮地（但比俾斯麦灵活些）尝试着每一种暴行和把每个暴行都加以掩饰和辩护。他正是个只有在易北河以东长大的彻头彻尾的容克，以后才知道，他心似铁石，最残酷的手段是他最称心如意的。但在他执政的第八年，为已故的皇帝弗里德里希的旨意所迫而退位时，他必须承认，他对我们的斗争毫无结果。他诚然毁灭了好几百人的生命，把更多的同志送入监狱，而且他这个婚姻、家庭和所有制的救主和保护者却破坏了许多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党是自豪地、不屈不挠地屹立在这里，较以往更为强大。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七年中间，在普特卡美尔治下所举行的三次国会普选中，党的票数由约三十一万二千上升到约七十六万三千，并开始使党成为一切政党中最强大的党。
普特卡美尔在对奥艾尔的答复中说：普鲁士王国政府由这里的、萨克森王国政府自然不知道的事件中确信，莱比锡的危险一天比一天大，并且普鲁士王国政府不能否认，事情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要凭萨克森政府的明智来决定，是否普鲁士王国政府要提议对莱比锡也采取一种类似对柏林和汉堡—阿尔托那那样的手段。
没有哪一个政府的部长能比他更厚颜无耻的了，这样把自己的期望露骨地向其他政府示意。在德累斯顿，人们懂得这种示意，可是我们也懂得。我回答这部长说，如果他认为我们的运动就此完结，那他就错了。他的武器将为运动所粉碎，就像玻璃碰在花岗石上一样。
在这次会期里，联邦政府提出一个意外事故保险法草案，其目的在于设立一个国家保险局，如此，整个保险事务就操在国家手里。在这个基本要点上，议案符合我在一八七九年二月趁着辩论冯·海尔特林男爵的赔偿责任的质问时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执行的方式却与我们的立场相去很远。然而这个草案已足以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圈子里引起极大不安，它们把它看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种恐惧心情，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在他的二月二十五日预算案发言中暴露出来，他以他所爱好的那种夸张方式断言说，首相以这个议案甚至超过了社会主义。我为此回答如下：“我不知道冯·卡尔多尔夫先生如何了解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及其企图。我只能说，如果说我们一般地同意这个意外事故保险法草案所根据的基本原则，我们也很不满意这种执行细则，并且即使我们曾愿抱着这样的希望（可是我们没有这种希望），在国会这里把草案修改得完全符合我们的愿望，即符合工人阶级的愿望，我还是必须说，这也仍然很少涉及问题。这也许是做了一个值得称赞的步骤，但至少还同样重要的是，不仅要照顾到（而这是你们的任务，因为我们在这会场里只是被容忍者，人们最喜欢把我们逐出会场）使工业上受到某种事故伤害的人有饭吃有住处，而且要照顾到，使我们的工人能够总有足够的面包和收入并且有工可做。”议员班伯格博士竟把我归入法令草案的发起人中，因为他在第一读时说道：
“今天的法令草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以社会主义为基调；它明白承认，这是它的动机……现今的立法理论已经如何很向社会主义内容靠拢，我后面大约另有一位发言人给你们很清楚的解释，这就使倍倍尔议员先生。倍倍尔先生在一八七九年正是在讨论修改意外事故立法的议案时作过一次发言，他在发言中所草拟的正与今天向你们提出的法令的各要点完全相同。我不愿夺取倍倍尔先生的快乐，来逐字宣读那一段把法令的整个经济学甚至都按他的说法包括在内的话；但是我可以说，今天早晨我又把那篇发言重读以后，我这样想，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认命倍倍尔先生为帝国政府国民经济部门的讲演参议。”
四月二日，俾斯麦侯爵在他的发言中坚决反驳法律草案的这种特性，同时激烈攻击我们；但是他为草案辩护得非常欠妥，我在四月四日的发言中对于这说道：
首相在星期六以某种蔑视的态度对待我们，今天他将知道，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的草案，这使他更加愉快，因为他自己给他的草案作的辩护绝不会使人信服。（笑声。）所以他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我们愿意尽可能给他以支持。我们愿意竭力协助他，促进他那将借着这个草案来对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积极努力，这样一来，他达到一个有益的目的……（笑声。）
在说明原因时说，法令草案的存在，是由于，人们在讨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约定，也要用为工人谋福利的积极措施来对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我们由此很高兴地看出了，原来我们是法令草案的起因。（很对！左面。笑声。）……根据这点，我们就要努力使法令草案成为一个真有助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的东西。（笑声。）
接着我对法令草案作一个较长的深刻的批判。
有人提出顾虑，说实施法律草案时加在业主身上的负担将使他们对外国失去竞争能力，面对这种顾虑，我向首相建议，为了他说得那末中肯的“被剥夺继承权者”的福利，可发起一个有关各国的国际会议，劝它们采取相同的立法。可以保证，如果各有关国家的政府拒绝接受他的建议，那些国家的工人就会支持他——首相，而强迫他们的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他——首相进行过三次大战，在战争中有许多人牺牲，血流成河，并且由此发生巨大灾害。他因此荣誉日高，如果他能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建立为被压迫者谋福利的和平机构，他将会获得更大荣誉。
我的发言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满意。恩格斯声明说，这是我迄今发言中最好的一次，他将为此也用马克思的名义写信给我。
草案转到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把草案修改成连政府也声明它不会被通过的样子。
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党遭受到一件讨厌的损失。瓦尔特希和弗里茨舍声明要移居合众国，尽管我们反对，他们仍然实行了这个计划。
几个月以前我们派弗里茨舍同菲勒克往合众国去作演讲旅行为秋季选举募捐。旅行也很有成绩，净余一万五千马克。弗里茨舍由于各种原因对于祖国已无好感，遂在这时机想出移居计划。这我们大家都了解，但是瓦尔特希也作同样决定，则使我们不解。我们非常需要他。在我们为这件事进行辩论时，他解释说：他至今已三次陷于生活无着，他终于想休息一下，享其余生。生计无着是事实。最近他是已无法生存的莱比锡印刷所的经理。但他也又找到朋友，他们准备给他维持一种新生活的金钱。他却拒绝了。
事情一为大家所知，就激起不愉快的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恶运，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两位最初创始人同时离开德国。我们收到由党内寄来的大批信件，要求解释这个事件。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是，敌方报纸努力利用这事件并且断言，李卜克内西和我也要同样迁出，这促使我们公开声明：不论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决不离开此地。瓦尔特希后来在合众国又继续作他的党务活动。因此，他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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