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要议会

1870年11月19日

　　国民议会于一七八九年开始风行。
　　就时间而言，这是了不起的一年，然而风行一时的国民议会却很平庸。
　　即使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时髦也并不怎样成功。三级会议在七月十四日以前还能镇定自若。巴士底狱的陷落使它突然感到害怕。利己主义的资产者惊慌地看到，人民走上了舞台；从那时起，他们打着种种卑鄙的小算盘，这就是法兰西八十年来一切议会的始终不变的场景。
　　制宪议会经过两年时间的既反对宫廷又反对群众的双重斗争以后，在退位的时候，它已经只是一个反革命的工具了。
　　立法议会所经历的遭遇也是如此。它开始的时候生气勃勃，结束的时候萎靡不振；拯救了国家的八月十日事件^[1]，正是违背了立法议会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针对立法议会而发生的。
　　声名赫赫的国民公会同它的两位大姐很少差别。它不能指导和控制局势的发展，而是受局势的支配，在五月三十一日人民起义^[2]的压迫下，国民公会中的资产者多数派在十四个月里只是一群听任宰杀的静默而战栗的绵羊。通过热月政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反动派血腥屠杀的中坚。受压迫也好，自由了也好，他们始终不过是一伙碌碌无能的庸人，才能之辈简直寥寥可数。
　　元老院和五百人院是什么东西？他们是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同谋人或受骗者，是一伙愚昧无知的乌合之众或志大才疏的野心家。而第一帝国时代的默不作声的立法团或参议院，无非是一堆臭气熏天的垃圾。
　　十九世纪展现在历史眼前的一连串议会，都只是拜倒在强权者脚下的贪得无厌、卑鄙下流和奴性十足的庸人们的麋集之地。

　　他们间或有人同当局发生认真的冲突，但在对抗过程中，很快就暴露出在壮烈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平庸。直到七月二十八日前夕始终是如此慷慨激昂的二百二十一人院，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陷于可笑而又无聊的恐慌之中。他们被胜利吓破了胆，昏倒在地，如同冲刺过猛的骑士，必定从马背上摔下来一样。

　　路易-菲力浦的灰暗的议院是利己主义和腐化的典型，随后的两届遗臭万年的议会应该使我们永远厌恶那议会的瘟疫。法兰西为普选所产生的这些宝贝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二十二年以来，法兰西身受着这些立法者的卑鄙、无耻和罪恶之害，它怎能甘心再次落入他们的魔掌？

　　难道法兰西还没有足够地了解到，在危急的时刻，最糟糕的危险就是召开议会？如同一八四八年那样，反动派正向这些罪恶的帮凶们呼救，难道法兰西至今还认识不清吗？反动派要他们帮忙，仍然是要扼杀共和国，不过这一次还要加上祖国的肢解和毁灭。
　　所有搞阴谋的报纸全都翻来复去地说：“必须征询法兰西的意见，必须让法兰西通过它的代表之口表达自己的意志。在法兰西没有以专门的委托书赋予他使命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代替法兰西，无权以法兰西的名义发言或行事。只有实行普选才能拯救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这就是他们在一八四八年所使用的口号。正当国家处于动乱之中，他们求助于国民代表这个法宝，似乎有了这个法宝，就能魔术般地平定一切动乱。秩序、和平、劳动、繁荣将根据法宝的命令重新出现。而其结果，大家都知道，那是内战、屠杀、流放、二十年的耻辱和奴役、普鲁士的入侵和法兰西濒于亡国的边缘。

　　而人们却偏要用选举的办法来挽救法兰西的灭亡！选举相反只会加快灭亡。要使法兰西亡国，再没有比选举更可靠的办法了。假如法兰西现在落入议会的手掌，她肯定要灭亡。只要不落入议会的手掌，她就能够幸免于一切灾难。

　　归根结底，议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汇集了那些品德高尚、才能卓著、忠心耿耿、足智多谋的人物，汇集了人类的精华和国家的栋梁吗？可惜，我能作证，在将近一百年里，有十五至二十名议员，他们使国家感到厌倦和失望，或使国家走上了歧路；他们是一伙无所作为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中间有几个巧于辞令或者会玩些蹩脚花招的人，很快就成为羊群的头羊和所有人的主人。一朝大权在握，为了保持他们的这种权力，他们必须做的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这一权力来满足他们主子的贪欲和虚荣。
　　所有这些自封的国民代表只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友。假如一名议员的委托书不能成为他自己以及其全体亲友的前程的基础，那这位议员就是相当笨拙的了。在平时，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人民还能忍受，还能活下去。

　　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当祖国的根基发生动摇的时候，所有这些低能儿的利己主义都成了祸害。那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害怕，其次是考虑利害的得失。逃脱灭顶之灾，同时尽可能地捞回被大水冲走的财物，这就是他们在急风暴雨中所干的唯一事情。我说的并不是指混杂在这帮利己主义者中间的少数几个高尚人物，但他们只好无能为力地观看这场令人作呕的表演。

　　这样的描绘是对他们的污蔑吗？大家可以回顾七十五年以来的往事，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七〇年的参议院和立法团的历史，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众议院的历史，第二共和国期间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历史。这每一页和每一行的历史，难道不都是写着无耻的巧取豪夺，懦怯，背叛，出卖吗？
　　召集国民议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保皇派说：“是为了解脱政府所负的惊人的责任，为了建立唯一有能力重建法兰西并且唯一可能被大家接受的政权。”
　　俾斯麦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泰晤士报》说：“俾斯麦先生强烈地希望法国建立一个合法的政府。也许他已经说服国王暂且不谈割让土地，以便使国民议会得以召集。”
　　俾斯麦先生在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柏恩斯托夫伯爵的一封电报中说：“今天的当务之急是要让法国人民举行选举，以便任命一个全国性的代议机构。
　　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这就是法兰西的这位好朋友的固定不变的想法！只要在他心爱的国家里还没有成立起合法的政府，总感到心神不宁。早在九月底，他已经为我们呼吁要办这件好事，市政厅急忙表示赞成这个无私的愿望，决定在十月十六日召集“国民大会”。可是普鲁士宰相反对把期限拖得太长，于是顺从的我国政府人士们为他提倡议会的热情所感动，决定把日期提前到十月二日。

　　幸而，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作梗，而国防政府又不敢同他们硬顶。我们总算避开了陷阱。但是，威廉咬住不放。他非要搞一个国民议会不可。这正中形形色色的保皇分子以及大小反动分子的下怀！交易所是极端的普鲁士派，而各省议会则与俾斯麦一唱一和。
　　人们的意见尽管不同，还是可以开诚布公。但是，既然法兰西的最危险的敌人，几十年来梦寐以求地要灭亡法兰西的那个人，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措施表现了那么大的热情，那么就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这项措施对我们是致命的，只有卖国贼才会支持它。这是检验卖国贼的何等可靠的试金石！

　　至于市政厅，如果他们以为只要迟早发一个普选的号召就可以解脱责任，那才是咄咄怪事。不，办不到！那些除了愚蠢以外没有任何人格的野心家们，他们在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夺取了领导权，并把人民推进无底深渊，只要人民还在往下滚，就不能容许他们向人民这样叫喊：“你还没有死，你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吧，可别指望我们了。我们辞职了。”

　　这些可怜的人就这样被抛弃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有什么可依靠呢？政府对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选择你们的代表吧，他们将根据你们的希望作出决定。”

　　人民在烧杀抢掠的威胁下吓得六神无主，他们要求和平，无条件的和平，以抢救他们的田地、房屋和子女的生命。即使法兰西为此需要割让两三个省和赔款四、五十亿法郎作为代价，那也活该。不能要求这些可怜的人为法兰西国家的完整牺牲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考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老板们、贵族老爷们、官吏们和僧侣们并没有为他们作出忠诚和自我牺牲的榜样，因此他们不这样做也不会感到痛切的内疚。相反，他们觉得，一切从利己主义出发，他们正好跟上了他们的上司的脚步；出于谦虚，他们不好意思去教训那些总是教训他们的人。

　　总之，无论在外省或在巴黎，都决不能通过召开议会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和重建法兰西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并没有遭到破坏，甚至没有受到损害。大家知道，保皇派所说的恢复团结，意思是说：干脆恢复君主制，据说君主制是团结的最完美的中心。
　　在当前危急关头召开的议会，将是普选制有史以来最糟的产品。不为法兰西而战的人没有权利决定法兰西的命运，只有手持武器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只要还有一百名士兵能够作战，就决不能把和平问题提付表决。

　　巴黎正举行着有五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他们用大炮和子弹发言。让外省也召集这一类虽然不能达到同等规模但却具有同等性质的大会吧。至于这些为数众多的国民代表的领导人，那将由最果断、最坚定和最勇敢的人来担任，他们较少官僚习气，决不会比原来的领导差。

　　无论如何，这样的领导决不会比巴黎现领导更坏，虽然巴黎至今没有因现领导而灭亡。
　　在目前的法兰西，只有在兵营里才有公民权。在别的地方，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

1870年11月20日

　　共和国一生下来就掌握在敌人的手中；但是敌人没有能够在共和国呱呱落地的时候把它闷死，因而不能说它生下来就断了气。
　　然而，共和国始终是它的敌人的囚犯，它将遭到爱德华^[3]的孩子们的命运。敌人奸诈地对它崇敬备至，同时却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将它掐死。

　　共和国怎样才能摆脱那些为了得到它的遗产而谋害它的生命的野心家们呢？野心家们拥抱它，为的是扼杀它。如同在一八四八年一样，共和国的这些保护人急于要把共和国的忠实朋友们全部放逐，使共和国失去一切支持；一旦时机来到，以国民议会命名的集体刽子手，将负责把它处死。
　　保皇分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向这个行刑的工具发出召唤，并且对于狱卒们迟迟不把犯人交出执行表示愤慨。他们指责狱卒们把根本上属于临时性质的一种职务和一点利益永久化了，他们的抱怨声近乎威胁的口吻。

　　实行普选制的理想在未来将是美好的，而在现在却是致命的；二十二年以前，共和党人由于过早地推行这个理想，曾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今天所要付的代价，恐怕更要高得多。对一国的人民来说，它的现在是它过去所受的教育的产物，而拖欠的旧债只能用流通着的货币来偿还。
　　人民受到荒唐的教育，它就只能做出荒唐的事；对它提出别的要求，那就等于要毒果树上结桃子。我们所犯的错误，可以用另一个错误作辩护，虽然其严重性也许不如原来的那么大，但它毕竟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的目光短浅，眼界狭窄。
　　普选产生于大城市，而大城市的眼界超不出城门以外，它们以为整个法兰西都是它们这个样子。这个错误的看法产生了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七〇年四次公民投票。愚昧无知的农民四次都拥戴了波拿巴，而在波拿巴以前，农民们就曾经把丝毫也不比波拿巴更好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扶上了宝座。

　　一国人民的政治表现，总是它被灌输的思想的反映，二十年的专制、奴役和有计划的愚民统治在人们的头脑中播下了种子，投票箱结出的只能是种子的果实，这一切难道还不清楚吗？
　　民主派的愚蠢导致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两次选举的结果^[4]。民主派想在遍撒君主制种子的土地上收获共和国，而收获到的却只是可供他们任意挑选的三个品种的旧作物，这使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要让麦子得以生长，首先必须犁耙三、四遍，烧荒还不算在内；否则，就是白白浪费种子。

　　农民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决不会干共和党人的蠢事。你们要以农民为榜样，要把清除杂草的办法应用于他们的头脑。在没有把杂草基本除净以前，尤其不要冒险地使用优良的种子。

　　二月革命后，本应先花几年时间进行思想方面的准备工作，为实行普选打好基础。要征服一个民族，应该从思想着手，而决不应该依赖武力。不仅如此，还必须使思想得到传播，而保皇党却恰恰根本不允许共和主义思想传播。

　　由于民主派铸成大错，保皇党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五一年获得了全胜；保皇党立即又把敌人的嘴巴封住，这种状况维持了二十二年，使民主派不能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所以群众批准了一八七〇年五月的公民投票，并且假如明天举行另一次公民投票，群众还会批准，而这次公民投票将使普鲁士国王把我们以及我们的群众的嘴巴封住四十年左右。

　　反动派渴望着这件好事得以成功，其心情比在沙漠中的希伯莱人祈求吗哪^[5]更加迫切。他们大肆鼓吹公民投票，这毫不足怪。而值得惊讶的是，反动派在实现这件好事的时候，将会在共和党人中间找到许多不自觉的同伙。
　　在我们中间，普选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即使把这个原则掩盖五分钟，那也将是大逆不道。这种顾虑所造成的结果很明显：如果普选稍为推迟一些时候举行，那么一个新世界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由于当时立即实行了普选，我们几乎亡了国；如果我们明天再干同样荒唐的事，我们就会彻底亡国。
　　可是，大批的民主分子将毫不犹豫地主张选举！我说的并不是那些梦想获得立法议会议席的人，这样的梦想既不实际，且有危险，却有许多人为此头脑发热。我说的是城市的工人，他们把选票当作公民的私有财产，当作他们获得解放和改良的保证。
　　在他们看来，暂停选举有损于他们的公民资格，这是回到奴隶制去。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农民仍然处于迷信和专制的奴役下，农民的大量选票将把他们的选票淹没。他们并不因此灰心泄气。他们说：“明天我们一定会成功”。而明天，他们所得到的依旧是失败，因为教会和保皇党人在昨天所作的宣传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如果不首先把洞口扒平，减少坡度，他们永远也不能从洞底下上来。革命也要作这样的准备工作，但是这项准备工作恰恰有碍于在共和国胜利后立即选举议会，因为这样选出的议会只能是已被推翻的制度的翻版和复辟。这样的教训已经有过两三次了，那怕再重复三十次，四十次，得到的结果还会同原来的完全一样。
　　请看旧时代的卫道士们是如何狂热地要求立刻召开这些不祥的“国民大会”，他们事先就已知道这种“国民大会”所要作出的决定。他们每天都为议会迟迟不能召开而猜猜狂吠。在一八四八年，每当出现延期召开的可能性，他们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
　　今天，俾斯麦和他们结成一伙。他也要立即，马上、在明天就召开一个国民议会！……一个国民议会！妙极了！同竭力使防务瘫痪的国防政府一样。——今天所有以“民族”的名义所作的号召，其目的都是要破坏民族。

1870年11月22日

　　保皇派的报刊继续拚命地推行其关于召开国民议会的计划。这是它们份内的事。因为，要推翻共和国，没有比召开国民议会更可靠的办法了。可是，它们推行这个方案劲头虽大，理由并不充分。
　　它们的理由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诉诸全国”。不对！这不是诉诸全国，而是诉诸利己主义、恐惧心理、失败主义，以及人类的一切卑鄙感情。当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利用大家惶惑不安的心情，强行通过一项使民族遭致灭亡和蒙受屈辱的决定，这是可恶的，有罪的。
　　只有敌人才能有这样的打算，而这种打算也确实只有民族的敌人才能想得出来。他们要使法兰西永远愚昧和不幸。他们要用铁链把法兰西重新捆住，重新把它置于贵族和迷信的枷锁之下。
　　以忠于法兰西的名义，我们要求选举在和平和安静的环境中举行，而不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处于混乱和失望的情况下举行。正当敌寇在全国各地到处杀人放火的时候，难道陷于恐慌之中的公民能够在刀山火海中作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吗？
　　惯于搞阴谋的保皇派报纸说，它们不愿意把选举延迟到更成熟的时候举行，正如它们在波拿巴统治时期不愿意接受限制自由，以及停止党派活动。这些反动报纸是自由的死敌，它们居然谈起自由来了，胆子真是不小。它们现在要求召开国民议会，正是为了破坏国民议会，正如他们在一八四八年曾经通过制宪议会之手破坏了国民议会一样，它们召开制宪议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国民议会。

　　它们采用的手法是千篇一律的。只要重读一下一八四八年三月和四月期间的保皇派报刊就够了。除了很少几篇关于普鲁士的文章以外，这些报刊和今天一模一样。至于新的制宪议会究竟将派什么用场，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一日关于恢复报刊保证金制度的法律可以告诉我们报刊的命运是什么，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关于秘密团体的法律可以告诉我们，人身自由、结社自由或集会自由的命运将是什么。

　　反动派迫不及待地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这在今天比在一八四八年更是一件极大的丑事。因为这件事今天由于有俾斯麦在插手而复杂化了。一方要的是帝制，另一方要的是割地。协议在事先已经达成了。“你答应割地，我给你王位。——你给我王位，我让你割地。”

　　两个骗子手都将得到一份赃物，而吃亏的将是法兰西。法兰西将因此失去自由和独立。共和党人决心使法兰西既保住自由又保住独立。所以他们要检举国民议会，认为它没有资格决定民族的命运。
　　他们事先宣布，国民议会的一切决定均告无效，只要还有一个敌人的士兵留在我们的国土上，任何人没有权利缔结和约。

　　必须彻底破除议会的威望。它的害人的威望是一七八九年前二百年极权统治的产物。三级会议使人看到某种起色。从此，三级会议的光荣就代代传给历届议会，将近一百年来的种种失望并没有足以使我们醒悟过来。
　　三级会议只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事情的起因。它公开宣布了业已深入人心的结论。在宣布了这个结论以后，三级会议就被淘汰了，变成了阻力。法兰西曾经用以反对国王的工具，却变成了国王用以反对法兰西的工具。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特洛胥和立法议员们是倒戈反对皇帝的王朝工具，他们使我们吃够了苦头，他们直到今天仍然骑在我们头上。——（请一七八九年千万原谅我作这个比喻）——每一种工具都有它的用途，如果该换工具而不换，只使用一种工具，那只能把活干糟。对于一个想用一把锯子干一切活的木匠，我们能说什么呢？

　　让我们从这个新的教训中吸取教益，不要再落进议会的陷阱。我们刚刚把压断的双腿从陷阱拔出。难道我们对公民投票还不感到厌倦吗？最近的一次公民投票是十五天以前的事。这次与外省无关。人们也不能埋怨农民。这是巴黎自己的异想天开。
　　多妙的杰作！

^[1] 1792年7月，面对国王路易十六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猖狂反革命活动，巴黎各区向立法议会呈递了请愿书，要求废黜路易十六。可是，立法议会置之不理.于是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公社便号召人民举行起义。1792年8月10日，巴黎发生了人民起义攻占了土伊勒里宫，并迫便立法议会废黜了路易十六，解散了议会，宣布按照晋选原则进行国民公会的选举。——译者

^[2] 这里指的是巴黎人民在愤激派的提议下，举行了反对吉伦特派的人民起义。——译者

^[3] 这里指的是英国国王爱德华第四(1442-1483年)，他死后，继位的爱德华第五才十二岁。后来，爱德华第四的兄弟理查五世把他的侄子统统杀掉，登上王位。——译者

^[4] 指1848年12月的总统选举和1849年5月的立法议会选举。——译者

^[5] 据《圣经》记载，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时，在旷野绝粮，获得神赐的食物，称作吗哪。——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