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3．他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这些事实表明，争论的派别已经被拉成两个阵营，捍卫着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纲领和方法，根据这些事实，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体制”可能有什么兴趣，或者反之亦然？在每一种情况下，对“体制”问题的整个处理方法一定是根本不同的，这取决于在纲领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站在我们的纲领立场上的人，其目的只能是纠正体制的缺点，改进它的功能，使它成为更有效的纲领工具。另一方面，来自反对派阵营的批判者，只要他们的立场有任何意义或逻辑，就不可能对我们的体制本身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用另一个纲领来代替目前的纲领。为此，他们要求的不是改进现体制，而是取消现体制，并以另一个能实现修正主义纲领的体制取而代之。
因此，很明显，问题首先不是在组织上，而是在政治上。政治路线是且必须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是且必须是讨论的中心。我们不顾一切地坚持这种方法，甚至以失去主要对次要问题感兴趣的同志的投票为代价，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教育党，巩固纲领的可靠支持基础。
在一个政党中，组织问题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它是否与政治分歧在同一平面上有自己独立的意义，甚至高于政治分歧？很少。而且也只是短暂的，因为政治路线每次都会突破并主导组织问题。这是政党政治的第一节基本课程，它得到了所有经验的证实。
伯纳姆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题为《科学与风格》的文件中写道：“第二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体制问题。”实际上，反对派从争论一开始就试图把“体制”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在根本的理论和政治上的分歧充分暴露和发展之前，反对派的基本干部正是基于这个问题上招募的。
这种斗争方法并不新鲜。从第一国际以来的革命工运史，就是一部不间断的编年史，它记载了各种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倾向企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方法”的狂热攻击来弥补自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弱点。而在组织方法的标题下，他们囊括了从革命集中制的概念到日常行政事务的一切；除此之外，还包括他们的原则性对手的个人举止和方法，他们总是把这些说成是“坏的”、“苛刻的”、“暴虐的”，当然，当然还有“官僚的”。直到今天，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都会向你解释“专制”的马克思是如何虐待巴枯宁（Bakunin）的。
美国托洛茨基运动11年的历史中，这样的经历极为丰富。在巩固和教育我们运动的基层干部的内部斗争和派别斗争中，部分地总是与以组织上的争执来代替原则性问题的企图作斗争。政治上软弱的对手每次都采用这种诡计。
从最初的日子里，情况就是这样。在我们运动的早期，从1929年起几乎不间断地一直到1933年，阿本-沙赫特曼对坎农-斯瓦贝克（Cannon-Swabeck）的“官僚机构”发动一场激烈的口水战，该机构当时只有一台打字机，没有速记员，也没有定期领取工资的专职人员。阿本-米斯蒂一派对坎农-沙赫特曼的“体制”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然后，在任何问题的任何一方都同样能写出文章的沙赫特曼，在一份写得很有说服力的、不用说是长篇大论的文件中为“体制”——同一个体制——辩护。
在我们同加利福尼亚社会党的西梅斯-克莱门特（Symes-Clement）的中派的斗争中，他们控制了州委员会，用一切可能的官僚伎俩欺骗和迫害我们，最后诉诸于开除我们的手段；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一直抗议坎农的“组织方法”。在俄国问题的争论中，在我们被开除出社会党之后，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成立之前，伯纳姆和卡特受孟什维克主义概念启发，起草了一份特别决议，提出组织问题，来反对我们。沙赫特曼在那个时节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他同我合作起草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反决议，为“体制”辩护。
在目前这场最根本的党内冲突中，体制问题再一次被作为“核心问题”。这一次沙赫特曼站在伯纳姆一边，攻击他昨天维护的体制和前天攻击的体制。时代变了，律师换了客户，但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战争，还是以同样的方式和目的进行。这些“内部问题”，阿本在（1940年）2月16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他应该知道。他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10年的战争——当他能找到突出的盟友时，就在公开场合进行，当他和他的集团独自站在一起时，就通过秘密阴谋和伏击狙击进行。但他还从未得到过“满足”。他的许多组织组合，为了这些组合，他总是准备牺牲任何原则，总是在关键时刻崩溃。每一次，都有一批错误地追随他的新的党员阶层，在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优于组织组合主义的问题上，得到了尽管痛苦却有启发性的教训。
我们过去丰富的经验都表明，无论在开始的时候，一个组织联合体在用童话般的体制故事来招揽没有经验的同志时，取得了怎样暂时的成功，政治路线总是在最后突破，战胜了组织问题，并使之归于应有的地位。正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绝对规律，使阿本每一次都到挫折和失败，使他和他的小集团在每一次斗争结束时都孤立无援，名誉扫地。
阿本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亲密圈子里的流言蜚语者从来都不吸取教训。但是，那些被他利用的、没有经验和无知的、毫无私心的、把他对组织问题的论述当作良币的有良知的同志们却学会了。这就是过去斗争的巨大收获。我们年轻一代的那些同志，在阿本的指导下，曾有过用组织问题代替政治路线的企图，甚至把组织问题提高到政治路线之上的首位的不良经验——在目前的争论中，恰恰是这些同志对这种派别诡计最有免疫力。从他们的不幸经历和补充学习中，他们学会了在每一次争执开始时，就把关于体制的哗众取宠抛在一边；他们学会了探究政治分歧的真相，并据此表明自己的立场。
反对派关于组织问题的长篇文件，不是写给党内有识之士和受过教育的干部看的。它是为那些没有经验和不了解情况的人写的。它的目的是让他们措手不及，迷失方向；用个人和派别的敌意毒害他们，从而使他们无法对冲突背后的重大政治和理论争论作出客观评价。
我们从目前的冲突一开始，就坚定地拒绝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战斗。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争端的政治和理论实质拿出来。许多同志反对这一策略。他们抱怨说，没有经验的同志被这个故事和那个故事，被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不满所迷惑，还没有开始认真考虑政治问题，就排成了核心小组的队伍。尽管如此，在以往经验的指导下，我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方法。后来党内讨论的发展证实了它的正确性。现在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毫无疑问，不少同志之所以迷失方向，被反对派争取过去，是因为在讨论的初期，我们拒绝偏离根本的政治和理论斗争，不去回应大部分关于“体制”的闲言碎语和闲聊。我们对反对派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支持者表示欢迎；这一点必须严肃而坦率地说出来。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严峻的时代。我们正处于我们运动的严重事件和重大考验的前夕。那些会被谣言和流言蜚语以及毫无根据的指责所迷惑和冲昏头脑的人，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日子里不会是十分可靠的士兵。小资产阶级毕竟什么事都是小打小闹。我们反对派的流言蜚语和诽谤运动，与在未来战争危机的日子里，通过阶级敌人强大的宣传媒介倾泻在革命战士头上的谎言、误导和诽谤的洪流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可以预料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嘴将被堵住，我们的手脚将被捆绑，无法相互交流。只有那些想清楚了自己的原则，懂得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在这种时候支撑下去。这场运动在本党内部已有不被人察觉的预兆，不难预见，那些在其中屈服的人，在真正的运动的第一波中就会被吞没。这些同志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这个或那个童话故事的保证。他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原则和方法的再教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战斗中依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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