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4．组织问题
只要政治和理论争论的真正范围仍未确定，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就会造成而且只会造成混乱。但是，既然基本的政治问题已经完全弄清楚了，既然两大阵营已经按照基本路线采取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在适当的环境和适当的地方，把组织问题拿出来讨论，是可能的，也许是可行的——作为一个重要的但从属的问题；作为政治分歧在组织上的表现，但不能代替政治分歧。
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的根本冲突，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处处表现出来。但是，在这个次要的冲突中，所涉及的并不是小事件、怨气、个人摩擦和类似的小变化，这些都是每个组织生活中的共同特点。这次争议的程度更深。我们与伯纳姆和伯纳姆派在党的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战争。伯纳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和传统完全格格不入，但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方法”的敌意却丝毫不减。与列宁及其可怕的“体制”的精神相比，他在精神上更接近苏瓦林（Souvarine）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所有颓废者、怀疑论者和叛徒。
伯纳姆首先关心的是“民主保障”，防止革命后党的变质。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建立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党。伯纳姆对党内民主的概念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清淡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讨论没完没了，无法确实决定任何事情。（见克利夫兰会议[1]的决议！）考虑一下他的“新”发明吧——一个有两个不同的公共机关的党，保卫着两个不同的、对立的纲领! 像伯纳姆的其他所有独立思想一样，这只不过是剽窃外来资料。在这个出色的政党组织计划中，我们不难认识到，这是对诺曼·托马斯命运多舛的“全能党”的复原。
我们对党的概念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党必须是一个战斗组织，它领导着一场坚决的夺取斗争。领导夺取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需要内部民主。它还需要一个强制的集中制和铁的行动纪律。它需要一个符合其无产阶级纲领的无产阶级组成。布尔什维克党不能由那些真正的利益和真正的生活在另一个陌生世界里的业余分子来领导。它需要一个积极的专职领导层，由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个人组成，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并在党和党在无产阶级环境中的多种形式的活动中找到完全的个人满足。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党是他人生目的的集中体现，他与党生死相依。他宣扬和践行爱党主义，因为他知道，没有党，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无法实现。在他眼里，最大的犯罪就是对党的不忠或不负责任。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的党为荣。他在任何场合都要在全世界面前捍卫它。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有纪律的人，因为没有纪律，党就不能作为一个战斗组织存在。当他发现自己处于少数派时，他就会忠诚地服从党的决定，执行党的决定，同时等待新的事件来验证争议或新的机会来重新讨论争议。
伯纳姆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对党的态度与这一切正好相反。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表现在他们对党的态度，对党的观念，甚至表现在他们对“不满”的抱怨和牢骚的方法上，就像他们对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学说和我们的传统的轻视态度一样毫不动摇。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教育和指导工运，却不参加工运，只觉得与工运的联系松散，对工运总是充满了“怨气”。一旦他的脚趾头被踩了，或者遭到拒绝，他就把运动的利益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革命也许很重要，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伤的虚荣心更重要。他给别人定规矩时自己就完全赞成纪律，但是一旦发现自己是少数派，他就开始向党的多数派发出最后通牒和分裂威胁。
反对派的领导人就是这副样子。在悲伤地叙述了他们种种琐碎的、无足轻重的、大部分是想象出来的不满后；在他们试图修改纲领的过程中被无产阶级多数派击退；在用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术语来称呼他们的正确名字之后——在“遭受”了所有这些屈辱之后——反对派的领导人现在企图用分裂的威胁来报复党的多数派。这对他们没有帮助。它不会妨碍我们对他们的修正主义的即兴表演的定性，并表明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是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观念脱节，而只是他们的次要表现。
组织问题和组织方法不是独立于政治路线的，而是从属于政治路线的。一般说来，组织方法来自政治路线。事实上，组织的全部意义就是实现政治纲领。归根结底，这个规则没有例外。不是组织——党或团体——创造了纲领；而是纲领创造了组织，或者征服和使用了现有的组织。即使是那些没有自己的纲领或旗帜的无原则的团体和小集团，在斗争过程中也不能不被强加一个政治纲领。我们党内的那些人反对“体制”，又没有明确界定与“体制”不同的政治纲领，就结成了反“体制”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目睹这一规律运作的例证。
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过是重现了他们的前辈们本末倒置的经验，在他们还没有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权力后要怎么做的情况下，就结成派别来争夺“权力”。
无原则的小集团或团体，在没有明确纲领的情况下就开始斗争，这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术语中被定性为政治强盗。这种团体从开始到在美国激进主义的死水中悲惨地结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洛夫斯东派”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名字取自其领导人，一个毫无个性的冒险家，多年来，这个团体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和个人野心，或满足个人的不满而进行的无原则的、不择手段的派别斗争，毒害和腐蚀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洛夫斯东派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但他们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只知要控制党的“体制”。和阿本一样，这个问题在他们的算计中总是占据第一位；当时的“政治”纲领总是适应他们“圆满地解决组织问题”的首要目标——即有利于他们。
在季诺维也夫领导共产国际时，他们是狂热的激进分子和极左派。随着季诺维也夫的倒台和布哈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急剧右倾，他们就像换衬衫一样迅速而平静地成为热心的布哈林派。由于计算上的错误，或信息上的延误，在从布哈林转向斯大林和第三时期狂热的左倾时，他们落后于人了。可以肯定的是，在1929年由他们控制的党代会上，他们提出开除布哈林，以此试图去弥补自己的疏忽。但是，这最后一次为僵化的组织目标服务的政治灵活性的表现来得太迟了。他们的迟钝使他们失去了脑袋。
他们的政治总是由外部压力为他们决定的。在他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是莫斯科的压力。随着他们被正式开除出共产国际，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开始压在他们身上，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种压力。今天，这个悲惨的、孤立的、本质为小资产阶级的小集团，像微风中的羽毛一样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舆论折腾着。洛夫斯东派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纲领。他们在脱离官方共产党后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能够制定出一个独立的纲领。今天，他们的报纸《工人时代》几乎无法与左派自由主义的杂志区分开来。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组织”政治的最终结果的可怕例子[2]。
其中最可怕的例子是俄共的“反托洛茨基”派系，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悲惨结局。毫无疑问，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盟在开始反对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时，没有任何明确的纲领目标。而正因为它没有纲领，它就成了异己阶级影响的表现。斯大林派最终堕落为帝国主义的无奈工具和俄国革命真正代表的凶残对手，这并不像我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逻辑发展。而是背离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原则性政治方法的最终结果。
所有的方面都要警惕，阿本集团的堕落，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学说的正式拥护者变成修正主义的派别支持者，和所举的其他例子有着相同的模式。伯纳姆目前在反对派集团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霸权，最突出地证明了这样一个政治规律：没有自己纲领的团体和小集团，会沦为别人纲领的工具。伯纳姆有一种纲领。那就是反对我们运动的学说、方法和传统的斗争纲领。那些与伯纳姆联合起来反对“体制”的人，都在他的纲领的支配下，这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阿本能快速完成这一转变，部分原因是他以前有过在为目光短浅的组织性目的服务的过程中背叛意识形态的经验，部分原因是今天我们党所受到的社会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得多。这种压力加速了一切发展。
[1] 这里涉及到少数派1940年2月24-25日在克利夫兰召开的全国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党内存在着两种政治上不可调和的倾向， “党必须授权给大会上处于少数派的团体，让他们公开出版自己的政治刊物，以保卫第四国际的总纲领，（同时）以客观的方式提出自己倾向在有争议的俄国问题上的特殊立场”。这一要求遭到多数派的拒绝。——编者
[2] 1941年初，在美国参战之前，洛夫通东派团体召开了一次会议，并通过一项决议，大意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解散。——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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