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5．知识分子和工人
多数派直言不讳的无产阶级方向，被伯纳姆描述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以及对教育普遍的无知落后的偏见。他在其主要文献《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中写道：“首先 ‘反脑力劳动者’和‘反知识分子’的态度被反复灌输到党员的头脑中。派系伙伴，确实地被教导要鄙视和蔑视‘知识分子’和‘唯知论’”。出于他们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沙赫特曼和阿本在这场抗议活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在他们完全有权宣布中立的冲突中站队。
洛夫斯东派的机关报《工人时代》关注着我们的内部讨论，它毫不掩饰对反对派的同情，以感兴趣的党派身份参与这场争斗。我发表的演说中的有一句评论，大意是说，从事阶级斗争的工人分子比受过较多教育的学者更了解俄国问题，3月9日的《工人时代》对此发表评论，它说： “这显然是针对伯纳姆，他‘不幸’受过教育。这种诽谤除了是斯大林主义的老一套煽动手法，把有德行的、头脑清醒的 ‘无产阶级’分子和邪恶的、糊涂的 ‘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还能是什么呢？这也是一种极坏的、无原则的煽动术，不用有任何疑问！”
让我们来看看。问题的争论点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去阐明。伯纳姆无疑是知识分子，他的学术训练、职业和造诣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其本身而言，这并没有什么错，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为此而责备他。我们很清楚，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知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与无赖的煽动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对“受过教育的人”的庸俗偏见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就这一点给高尔基写信说：“我并没有像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想‘驱逐知识分子’，或者否认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1]。把这种情绪归结到我们身上，是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派的诽谤。另一方面，我们不会过度地为单纯的“学习”所打动，更不会去标榜它。我们批判地对待这个问题，像对待所有问题一样。
我们的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从阶级观点来判断事物和人的。我们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先锋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我们判断所有从另一个阶级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要看他们对我们这个阶级的真正认同程度，以及他们在帮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用来客观考虑运动中知识分子问题的框架。如果每100个接近革命工运知识分子中——用最“保守”的话来说——至少有99个到头来与其说是骨干，不如说是麻烦，那么这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有偏见，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以适当的考虑对待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遵从要求，仅这些要求就能使他们在我们的斗争中对我们有用。
在第一次正式颁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瓦解，使得该阶级的一部分人抛到无产阶级中去。而另一部分人——当然是较小的一部分，主要是个人——把自己从腐朽的资本主义阶级中割裂出来，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就是从另一个阶级来到无产阶级身边的。我们运动的其他所有伟大的导师也是如此，没有例外。
列宁、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他们的社会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却来到无产阶级身边，成为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抛弃自己的阶级，归附于“革命的阶级，掌握着未来的阶级”。他们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进行这种阶级忠诚的转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自己所选择的阶级的真正代表，使自己与该阶级完全融为一体，消除他们与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之间的一切冲突阴影。在他们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就像在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工人运动中一般，根本不是由于工人对他们的无知偏见而产生的。是因为他们既不像《共产党宣言》所规定的那样与异己阶级“割裂出来”，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归附于革命的阶级”。与上述伟大领袖们无条件地和一如既往走向无产阶级不同，他们在阶级选择之间半途而废，犹豫不决。他们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的知识，促使他们反抗寄生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精神停滞，因为寄生统治阶级的制度散发着腐朽的气息。另一方面，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又阻碍了他们完全认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党，在新的无产阶级环境中重新塑造自己的整个人生。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
革命的工人运动自觉“掌握着未来”，它是自信的，是威严的，是最高程度的严格要求。它排斥一切调侃和半信半疑。它要求每个人，特别是领导人，“要么全部，要么一无所有”。使知识分子与党的无产阶级干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他们的“教育”，如我们党的反对派中的洛夫斯东派同情者所坚持的那样，而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可怜的骑墙派，荒唐的在业余时间领导革命工人运动的野心。
先进的工人斗士敌视教育，歧视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他们对每一个接近运动的知识分子都过分的尊敬，对知识分子所做的每一点服务都过分的赞赏。这一点从来没有比伯纳姆正式参加我们的运动时所受到的接待，以及一直以来对他所给予的特殊考虑更有说服力地表现出来。他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考验，就成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被任命为我们理论刊物的编辑之一。一个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一切表彰和“荣誉”都慷慨地给予了他。
他对领导责任的可耻态度；他一贯拒绝把党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爱好来投入；他对党内同事的傲慢和轻蔑的态度；他对我们的传统，甚至对我们的国际组织及其领导的不尊重——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情况，都被党内的工人分子默默地忽略了，即使工人分子绝不是赞同。直到伯纳姆公然出来企图推翻我们的纲领，党内的工人分子才起来反对他，要求他遵守规则。他现在企图把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由于他的“学问”而对他的无知偏见的表现，这只是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蔑视的又一次最暴露的表现。
一个在理论上受过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熏陶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被任何人吓倒的，也不可能因一些不幸的经历而迷失方向。学识渊博的伯纳姆教授暴露出自己只是另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事实，可能会使人们对今后类似的类型产生更多的警惕。但它不会改变工人先锋队对今后接近运动的资产阶级世界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在这种经验的指导下，下一个到来的人有可能要满足更严格的条件。将来几乎不可能允许任何人自命不凡地担任领导职务，除非他和他的异己阶级环境彻底决裂，过来生活在工人运动中。单纯的参观是不会被鼓励的。
美国运动在知识分子方面有非常糟糕的经验。到目前为止，出现在美国运动范围内的那些人，都是一群相当寒酸的人。冒险家、野心家、利己主义者、业余爱好者、临阵脱逃者——这就是知识分子自己描绘的在美国工运中游行的悲惨景象。丹尼尔·德·利昂作为一个巨大的例外脱颖而出。他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斗士，是一个永远效忠的党派人士。一旦他决定向无产阶级靠拢，资产阶级学术界的陈腐气氛就变得让他无法忍受。他离开了大学，把门“砰”地关在身后，再也没有回过头。此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完全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斗争。当代的革命工人为此怀着感激的心情纪念他，但并不因此而忽视他的政治错误。我们希望，其他更伟大的德·利昂们，将来会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会受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全心全意的欢迎。如果我们仔细审查他们的资历，让他们接受一定的训练，他们也不会对此敏感。如果我们坚持一个明确的观点：他们的任务是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科学，而不是用资产阶级的替代品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会感到不快。新的德·利昂们将会很容易理解，这种初步审查只是为了防止虚伪的知识分子的渗透，而决不意味着对真正来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偏见。
到我们这里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会明白我们的学说的基本点，即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的“道德理想”，就像伯纳姆在194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92年——试图指示我们的那样，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必须由工人来进行革命，必须由工人来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职能是帮助工人进行斗争。他只有背弃资产阶级世界，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即不再做小资产阶级，才能建设性地做到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工人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好。
[1] 《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13日），《列宁全集》第45卷，中文第二版。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