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第五大道 100 号1609 室
1937 年 12 月 16 日
亲爱的克鲁克斯（托洛茨基）同志：
明尼阿波利斯之行在会议召开前夕这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占用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不仅成功挫败了斯大林派的阴谋诡计，而且特别是在工会运动中给予了他们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与“托派分子”对抗，而且还与明尼阿波利斯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对抗，结果无疑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而我必须承认，我们助力了这一自然进程。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一直在坚守奋战。在我看来，他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全国范围内，我也认为我们在这次小规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杜威教授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提到了明尼阿波利斯的陷害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们的竞选运动已然在关注工人运动发展的广泛人群心中烙下了印迹。
我现在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大会的筹备工作上，并对此表示乐观。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积极成员，特别是那些占多数从事群众工作的成员，他们都对大会的召开抱有极大的期望和热情。
我们计划根据我们的整体观点，以及我们在工会中的具体工作来确定大会的开展方向，并把关于俄国问题的争端平衡于适当的程度。因为在实地的同志们对内部讨论公报所表明的观点感到不安，认为大会将发展为仅仅关乎俄国问题的讨论。
另外组织已经决定由我作工会报告，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大会审议的首位。我们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们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取得成功，而正是在这些地方，党正在前进，吸引着新的成员，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亦然盛行。
知识分子和丧失地位的激进派的圈子里整体所散发的强烈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精神，影响着我们的组织，首当其冲的是纽约。在这里必须承认，我们组织的社会成分依然有待改良，这解释了很多事情。而对于真正的工人而言，日常斗争的严酷迫切性不允许他们对世界的悲惨状况作过多的揣测，他们没有退路。
我有理由相信，从组织和激发群众工作的角度出发，从整个党的工作路线出发，此次大会一定会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不会在原则性问题的争议上含糊其辞。我同沙赫特曼同志就该问题进行了几次会谈。我们完全同意并决心坚定，要争取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回答。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和语气进行这场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避免任何严重破坏同志关系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也将尽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因为我们信任党内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支持。
关于邀请伯纳姆同志访问你的提议，我和沙赫特曼同志都认为，在大会召开之前应完全否定此可能性。事实上，我也很怀疑大会之后该提议是否可行。我们必须等待然后看看大会的结果如何。
我觉得我有责任就此事完全坦率地写信给你，而且我完全有信心认为你和你最亲近的同事会认同我的评论。
我们不想做或说任何会恶化个人关系的事情。只要不是模糊原则性的问题，我和沙赫特曼同志都在尽可能地调解和平息。但这只是问题的核心。在我们看来，伯纳姆反抗的是一般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关乎俄国问题。
随着大会的临近，我们在党的观念上的冲突与分歧越来越多。民主、集中制、不可调和的信仰、抵御外来情绪和理论的渗透、对知识分子中的杞人忧天者、失败主义者和无病呻吟者进行残酷攻击——所有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预示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义。如果只是礼貌地进行争论，我们只会越陷越深。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拿起武器对抗这个充满敌人和瓦解因素的世界时，伯纳姆受到了他的背景、环境和教育的严重限制。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和我不需多言的能力，但在我看来，俄国问题和现在其他问题所引起的争端，主要不是——或者更好地说，不是从根本上是——智力上或理论上的。
亲爱的朋友，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想他是患了知识分子的抑郁病。谁能治好他的病呢？如果他完全认同工人布尔什维克，并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受到他们精神的影响，也许会有希望。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从不真正觉得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党的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天职，而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他不遍历全国各地，不参加实地同志的行动，不和他们一同生活，不向他们学习，不在个人生活中受到他们的影响——他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你也很清楚，真实的学术界，以及伪知识分子的学术界，都被普遍沉重的悲观情绪所笼罩，怀疑一切。
在他没有真正领悟的情况下，伯纳姆自身也受到日常环境的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再加上他极力贬低党内的同事，抵制受到任何影响或教导的想法，即使是我们国际同志的影响或教导，你便可以看到解决这个问题并非容易。
我要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便预感到这场关于伯纳姆的个人危机——这就是它的本相——的到来。众所周知，革命是吃人的事业，得付出一切，排除杂念。按理说，伯纳姆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党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并明白党对更积极的专职工作人员不可或缺的需要，现在至少应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成为一名公职人员，以及领悟到其所意味着的一切。我去年春天从加利福尼亚回来时，曾希望他已能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做好准备。当我间接地向他建议，随着我们与社会党决裂，他应该接任全国书记的职务。当时他对这一建议没有反应，虽然还没有显露出严重分歧的迹象，但我已然对他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疑虑。
我给你写了这封极其坦率的意见信，因为我认为你有必要了解我所认知的问题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望提出建议或提案，帮助我们和伯纳姆同志找到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道路。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签名）詹·帕·坎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