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7．联盟活动的危害
匡红 翻译；赤心 校对
在革命工人党中，反对派是所有派系中最糟糕，最不忠实的：他们是一种无原则的联盟。联盟活动是对党的恶劣冒犯，因为它逾越了政治原则的界限。它旨在进行组织决策，导致政治和原则性争论不明确和不确定。因此，一旦斗争得逞，他们的行为便会阻碍党的教育，并在原则上妨碍争论的解决。种种情况说明，无原则的联盟活动都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的代名词。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斗争方法背道而驰。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从纲领出发。他们围绕着纲领召集支持者，并在斗争过程中教育他们了解纲领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胜利始终是其纲领的首要胜利。在任何情况下，组织方面的胜利，从党派斗争中选举一个确定的候选人名单到武装斗争中的夺取政权，始终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提供实施政治纲领的手段和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是有原则的政治。这尤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同质性，无论它是小规模党派中的一个派系，还是足够成型以能够直面阶级敌人的成熟党派。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同质性，才使它拥有严格的纪律，集中化和惊人的力量。
小资产阶级政治始终是大杂烩。永远无法实现一个完整一致的纲领。每个小资产阶级组织，无论是党内派别或是独立政党，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至多为实现部分目标而战，并为了维护形式上的统一而尽可能忽略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小资产阶级的群体斗争不是为了伟大的原则，而是为了组织上的目标。为此，他们几乎总是团结不同观点和倾向的人，并混淆他们原本清晰的分歧，使得他们能在组织斗争中立足。这解释了他们缺乏内部纪律，以及厌恶集中制的原因——这与鱼龙混杂的政治团体不相容。这决定了他们在面对激烈斗争时会趋向崩溃，即使他们可能已经获得了短暂的组织胜利。
小资产阶级政治是徒劳的政治，它贬低理论，误导普通党员，将目标从解决主要和决定性问题（原则问题）转移到包括争夺组织控制权在内的各种次要因素上。当前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的斗争，是有原则的政治方法与无原则联盟活动之间对比的经典例证。
讨论初期可以明确一件事，反对派代表了在俄国问题上至少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政治集团，在他们达成的共识上仅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党的体制”。目前在俄国问题上的派别斗争正式开始于去年的十月全会。确切地说，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保卫它。“保卫论派”的阿本支持我们的提议——将苏联描述成堕落工人国家，并宣布无条件地保卫它，反对帝国主义。“失败论派”的伯纳姆，已向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宣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工人国家”，“在当前的战争中”否认给苏联任何保卫。至于怀疑论派的沙赫特曼，他“放弃”此时提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而将保卫它的问题留待未来的发展。
对待苏联阶级性质的基本理论问题，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确定他们对待特定国家的态度的标准，以及保卫它的基本政治问题，反对派的三位领导人均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那并没有阻止他们组成派系。他们无法就苏联的斯大林政权的性质给出共同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结成共同的派系来对抗我们党的“体制”。在他们看来，所有问题在这面前都是次要的。
联盟活动如此粗暴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其追随者们总是感到有必要通过欺骗和否认来掩盖自己的行动。我们现在的联盟活动分子仍遵循这个熟悉的惯例。他们引用了阿本在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声明”来解释他为何同时投票给我们的明确提议和沙赫特曼的模棱两可的决议：
通过这一基本评价，我发现沙赫特曼的决议没有任何矛盾，我本质上接受它作为对所引述的当前具体问题的解释或分析，但并不会使党的基本立场失效。这里一些同志对沙赫特曼决议具有“桥梁”性质或它本身是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作出了解释或暗示，这个问题是否展开，我准备留到下一阶段；并根据各种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我的判断。
因此，他们说，他们“顺便处理了坎农派认为少数派是‘无原则集团’的观点”。这种声明“顺便”就证明是相反的。声明中我强调的部分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沙赫特曼模棱两可的决议被当作通往伯纳姆失败论立场的“桥梁”，遭到全会多数派的抨击。阿本的声明是对这一批评的回应，解释了他把沙赫特曼的决议理解为“并没有使他投票支持的党的‘无条件保卫’的基本立场失效”，并宣布他将“是否展开”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阶段”——展开什么？多数人关于“沙赫特曼决议具有‘桥梁’性质”的断言！它是这样“展开”的，而不是其他方式。沙赫特曼很快就连人带东西，出现在伯纳姆的失败主义阵营中。而阿本—谁打算等着看沙赫特曼的立场是否是一座“桥梁”呢？他，十月全会上的“无条件的保卫论派”，不慌不忙地穿过“桥梁”，来到“无条件的失败主义”。然后他在给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中淡淡地问道“这有什么不妥吗？”
持有一种政治立场，在组织上与持有截然相反立场的人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声明和他们有基本共识的其他人；然后在几个月后，推翻自己原来的立场；却坚持认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然，这没有什么“错”。如果一个人是玩世不恭的联盟活动分子，不尊重党、不尊重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尊重其成员的才智，那就没有错。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这是对原则的背叛，是对党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曾几何时，沙赫特曼知道如何定性这种行为，并如他所解释的那样阐述“关于这个问题的既定马克思主义观点”。1936年2月第3号工人党《内部公报》发表了一篇沙赫特曼写的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还是无原则的联盟活动”的文章，其中写道：
最后，写一下关于密尔（Mill）的例子，他也与法国左翼反对派中的一个被定义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组成了一个“小组织联盟”，只是一个临时团体，反对另一个团体，尽管他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团体，他指控这个团体的“组织方法”很糟糕；密尔转投斯大林派，在逻辑上结束了这种政治实践——托洛茨基在1932年10月13日的一封信中总结了这种情况。“对密尔来说，原则一般上显然不重要；个人的考虑、同情和反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原则和思想。密尔可以和一个被他定义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提议结盟，反对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这一事实清楚表明，密尔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是不可靠的，他没有能力保持对旗帜的忠诚。如果他那天在小范围内背叛了，那么他明天就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背叛。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当时应该得出的结论……”
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不需要做任何补充。沙赫特曼现在用律师的论据来为他在1936年谴责的方法辩护，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这些方法的好坏，也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评价。我们将教育党员鄙视这种方法，并对它们竖起政治和道德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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