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8．阿本主义：一种疾病的个案史
匡红 翻译；赤心 校对
差不多从11年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这个国家开创以来，其正常的发展和运作一直受到某种内部“疾病”的阻碍，这种“疾病”不断毒害党组织的血液——它的名字叫做阿本主义。十多年来，阿本主义一贯不间断地表现出以下特点: 派系政治，不断传播对党的体制的流言蜚语和抱怨，原则问题服从组织和个人考虑，每场派别斗争中无原则的联盟活动，以及意识形态背叛。
这种内部顽疾长存且危险。在“正常”时期，如果没有公开的派别斗争，它就会处于休眠状态，以削弱党的活力。而一旦派系斗争中出现严重的政治分歧时，这种顽疾总是立即以极其恶毒的形式出现，最大程度地使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把它推向分裂的边缘。
阿本团体已然演进为了永久性的“家族”团体，其顽固的存在和背信弃义的做法为党内所有老成员所知。十多年来，它发动了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从未中断过的反对党领导的派别斗争。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大多数领导同志在相互冲突的政治观点的斗争中难免都会有分歧，并形成临时的派系团体。但争端解决后，和平是得以实现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得以恢复; 反对者经常成为最好的朋友，没有任何怨恨。但是，阿本，没有政纲，没有一次提出任何独立的政治立场，因而便从来没有和解，以及从来没有停止他的难以理解的一系列派别斗争。
在当前争论中，阿本只是在重复他那些老一套做法。他加入一个组织联盟；他用自己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换取一个反对党的体制的团体；他毒化了讨论氛围；现在，就像以往的每个关键阶段一样，他总是故意朝着分裂的方向努力。在他1月29日写给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中，他甚至宣布他打算“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说到底，他现在的意思显然和他在过去类似情况下的一贯意思一致——不是追求在大会上由党的多数作出的民主决定，而是破坏性地分裂党的队伍。
阿本这段无可辩驳的记录写进了我们党的历史。年轻的同志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不能忽视它。这些知识有助于他们避免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的危险陷阱。沙赫特曼这些天很忙，企图把我们过去丰富的历史混同成一系列争吵，且从中得不到任何教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是为小事而争吵。沙赫特曼反对引用过去的记录，仅仅是因为这些记录与他目前的路线相悖。他用聪明过人的诡计为目前的派别斗争编造了一个“坎农派系”的神话，避免同志们对真正的派系（阿本派系）进行审查，他自己在文件中指控这个派系，这些文件现在仍然有效。如果一些同志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阿本与修正主义者伯纳姆的合并时的不慌不忙感到震惊，那么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就会发现，阿本的这种行为并非新鲜事。在过去反对党领导的斗争中，阿本毫不犹豫地与宗派分子奥勒尔、非马克思主义者米斯蒂、甚至党内的斯大林派特务结盟。阿本在当前的斗争中只是遵循着他的一贯路线。
反对派的笔杆子们企图修改党的历史以及我们的纲领，这无疑是对阿本的“让步”，他作为一个派系斗士和联盟活动者的记录玷污了他所支持的任何派系。但是沙赫特曼和伯纳姆总是写得太多，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写的东西。他们自己已经把阿本团体描述成一个没有原则和不忠诚的派系；他们已经揭露和谴责其没有原则的联盟活动; 他们已经记录了这段历史。而他们现在又想要一笔勾销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参考资料，特别是他们自己写的文件，因为他们认为这与当前的讨论毫无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在我们的运动中找到任何值得他们辩护的阿本的“历史”。
我们说过并且也证明了，在目前的危急情况下，阿本依然在诉诸于他在以往党内危机中一直采用的相同做法和方法。他们试图通过指责我们翻出已经过时的政治分歧来转移话题，并表明这些政治分歧与当前的争论毫无关系。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并是在谈论阿本过去的政治错误，尽管他每次大胆表达反对党的体制的“组织斗争”时都是犯了错误。我们谈论的不是他反对打入社会党的立场，也不是他试图阻扰与米斯蒂派的合并，更不是他在工会问题上命运多舛、仓促结束的冒险。我们并没有试图把这些过时的斗争与当前关于俄国问题上的生死攸关的斗争联系起来。
我们具体提到的是阿本过去行为的那些与现在直接相关的特征——他的方法、他的派系政治、他无原则的联盟活动；他为了达到派系目的而背叛原则。这些都是他在当前斗争中采取的做法，这些也都是他过去一贯的做法。因此，在这方面对过去的回顾与当前的斗争是绝对相关的、绝对有意义的，经历过过去经历的那部分党员对这一记录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阿本主义被党的基层干部憎恶的原因。新党员和年轻人需要知道这些记录，他们需要了解它与现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便他们可以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对这个腐败倾向进行最终清算。
自从现在的派别斗争开始以来，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就因为与阿本联盟而遭遇了最令人尴尬的矛盾——他们无法为阿本团体过去的记录辩护。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放弃阿本，因为他的团体是这个联盟的组织支柱。他们试图通过完全否认阿本派系的存在来解决问题。沙赫特曼挥舞着他的魔杖说，“阿本问题”——那是“虚假的”——“根本不存在”。“坎农知道，每个知情的党内领导人和许多党员都知道，即至少在过去几年里，没有‘阿本团体’这种东西。”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只不过这不是真的，而且没有人比沙赫特曼和伯纳姆更“了解”它，我们应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证明。这个派系的存在，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不是别人，正是伯纳姆；不是在“几年前”，而仅仅在当前派别斗争开始前三个月，以致命的准确性建立和记录的。在1939年6月13日提交给党的政治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伯纳姆写道：
几年前，阿本主要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建立了一批追随者。他们通过广泛的个人和通信联系、在党的任务和职务方面的互助和保护、联合散布包括机密信息在内的流言蜚语和信息，以及对坎农的敌意，得以保持和维持。无论何种党内职位，阿本都是进行干练的管理，但同时也是也有助于维持自己派系的管理方式。（《接近事实真相》，重点是我强调）
是什么促使伯纳姆将这段毁灭性的描述写入官方文件？是什么促使他如此精确地确定了阿本派系的起源、方法、动机和目前的存在？他只是理所当然地记录了一个包括沙赫特曼在内的“每个知情的党内领导人”都“知道”的情况。事实上，他没有预见到几个月后反对派阵营将需要阿本的合作的时候，发现有必要否认他的派系的存在，并谴责对它的提及是“虚假的”——这只能证明伯纳姆的短视，丝毫没有改变他所记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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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赫特曼现在试图否认这些我们谁都无法忘记的事实时，他是在故意欺骗党。即使在“正常”时期，它们也一直持续刺激和干扰党的领导层，在每一场严肃的派别斗争中对党内团结构成威胁。不存在的阿本派系是领导层反复谈论的话题，特别是这位沙赫特曼和伯纳姆以及坎农的谈话之间。伯纳姆不止一次地将阿本描述为一个初现雏形的“美国斯大林”，从而提到了他不断的阴谋诡计、他的不忠、他缺乏原则性考虑的派系主义以及他的狭隘动机，以及与共产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仇恨和“报复”。
我们这些真正了解阿伯恩的人都没有对他对党的领导层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我们同意接受他成为政治委员会的一员，那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贡献，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贡献。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阿本团体。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代表一个团体，我们才接受他进入政治委员会，以作为对这个团体的让步，并试图满足它，同时通过表明我们不歧视被打败的对手来解除它的武装。我们接受他进入政治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信任他，而是因为我们想让他留在一个我们可以最仔细地观察他的地方。这就是事实，并且没有人比沙赫特曼更了解这些事实。
当我们有极其机密的事情需要考虑时，我们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多次非正式地处理了这些事情，没有把它们提交给正式的政治委员会。我们并不依赖阿本来尊重政治委员会的机密。不止一次当我们疏忽了这个预防措施时，我们不得不后悔我们的粗心大意，因为阿本一次又一次地将机密信息传递给他的派系成员——这是这些受迫害的“二等公民”享有的特权之一，然后又传递给更广泛的圈子，有时甚至会落入我们的敌人手中。
同样具有欺骗性的是，沙赫特曼试图通过提及芝加哥大会之后选出的政治委员会“在总共七名成员中有四名‘前阿本派’，即多数派”这一事实来证明阿本团体的不存在！这四名“前阿本派”分别是 阿本，维迪克，麦金尼和古尔德。首先，大会本就没有计划让他们成为多数派；维迪克不是作为政治委员会成员当选，而是作为由沙赫特曼提名的候选人，正如会议记录所说，“原因是他能在多布斯上任之前担任劳工书记”。多布斯的确被选为政治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但由于其他原因他无法到中央来任职。另外被提名为第一候选人的戈德曼，当时也同样无法来到纽约。其次，这届政治委员会的人选决定是根据职能而不是政治作出的。麦金尼当时是纽约的地区组织者，他被认为有必要进入该委员会是因为他的职能。至于古尔德，他的资格是由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决定的。这些被沙赫曼遗漏的事实足以表明，并没有计划让前阿本派在委员会内成为多数派。
四名阿本派之所以最终进入了委员会，是因为按职能挑选，也因为多布斯和古德曼不能来中央，而且我们没有对这一结果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情况丝毫不能证明阿本派系的 “不存在”，它只是证明了他们没有因为过去的罪行而被剥夺职能。此外，这种有点意外的委员会的组成成分被有意接受，是作为对有关个人的考验，与作为将他们纳入党的指导机构，使他们脱离其小团体的形成和联系的努力。例如，在维迪克的案例中，我们认为通过分配他从事与阿本派系的小资产阶级八卦圈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工会工作，这个更广泛的领域的活动可以治愈他的派系病，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
如前所述，古尔德是作为青社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委员会的。但是，当古尔德在芝加哥会议期间询问我们对他担任青社盟全国书记的态度时，我们给了他一些沙赫特曼规定的明确条件。在我们三个人的会议上，沙赫特曼直截了当地告诉古尔德：“如果你要在青社盟中成为一名党员，我们愿意支持你；但如果你要成为一名阿本派，我们就不支持。我们不希望青社盟成为阿本派系政治的玩物。我们不希望你作为青社盟领导人的工作被阿本的情绪和主观政治所左右”。这就是沙赫特曼在芝加哥大会时真正相信的“一直没有‘阿本团体’这回事”。沙赫特曼在《致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中试图给人以相反的印象，这只是为了欺骗党而故意歪曲事实的行为。沙赫特曼宣布阿本派系的 "解散"，也只是因为他需要它在未解散的现实中，以实现联盟，反对党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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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赫特曼写了许多他并不完全理解的主题，但是在关于阿本派系的问题上——它的起源、它的方法、它的不忠诚和它对党的团结的长期威胁——他早就有资格成为一个权威。他昨天在这个问题上所写的内容，在他没有派别必要而隐瞒真相的情况下，今天也完全适用，因为阿本团体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改变。
1936年2月，在关于打入社会党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接近尾声时，米斯蒂-阿本的反对派联盟用分裂威胁我们，沙赫特曼在一份70页的油印文件中总结了这场斗争的历史，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历史，占据了整整两期党内公报的空间。其内容从标题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还是无原则的联盟活动?”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对阿本派系的持续论战。这正如导言中所说，该文件的目的是教育青年与派系政治和无原则的联盟活动作斗争。
这份文件（沙赫特曼写道）首先是为了我们运动中渴求知识的战斗青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献给他们的……年轻人必须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有原则的政治培训，他们的血液中必须流淌着对派系政治或主观主义、个人联盟主义、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的毒害的强大抵抗。必须学会透过所有的表面现象，直达每个问题的本质；必须学会政治思考，完全以政治考虑为指导，在原则的基础上与自己和他人争论问题，并始终从原则的动机出发采取行动。（《工人党内部公报》第3期，1936年2月，第2页。）
而当沙赫特曼写到派系政治时，他指的不是想象中的坎农派系。他是在与坎农并肩作战，反对当时存在于现实中的派系，现在也是如此。沙赫特曼从未向我们说明所谓 "坎农派系 "的确切来源。关于阿本派系的起源，他给出了更明确的信息。他承诺要证明并确实证明：“它是在黑夜中成立的，没有政治纲领，在它存在的整整两年中，从未制定过明确的政治纲领；它的存在基础是无原则的个人联盟，是一个拒绝平息古老的、完全过时的个人和派别仇恨的集团；它的主要目的是‘粉碎坎农’（和沙赫特曼，因为他与后者有联系）”。( 同上，第 22 页。)
实际上，他所说的派系是在左翼反对派成立之初 “在黑夜中成立的”，不是“两年”，而是在上面引用的沙赫特曼的文章写作前七年。沙赫特曼把阿本团体的起源追溯到他与之决裂的时候。阿本团体总是被那些从不幸的经历中学到东西的人的叛逃所“瓦解”，然后在基本核心不变的情况下立即重新组建。然后，它开始从没有经验和不知情的人的队伍中吸收新成员，这些人把闲言碎语、个人怨恨和“组织问题”误认为是革命政治。
根据沙赫特曼的说法，这个派系拉人的方法是什么？那么就像现在一样: “ ……它没有通过公开的、诚实的、与对手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方法赢得一个信徒。它的方法是不同的: 它以信件的形式，以及阿本秘密发出的有毒的 ‘情报便条’，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他们从来不敢在党内公开提出，而在公开场合却表达另一件事情……”（第61页。）
这个派系在政治上代表了什么？在与阿本联合起诉坎农的“保守主义” 一事上，永远充满活力的沙赫特曼一直保持着坦然的表情。他对新兴的阿本及其团体的政治有这样的评价“它代表了政治上的贫乏、被动性、消极性、胆怯、对大胆创新的恐惧——一种保守（听听！）的宗派主义。”（第61页）
再有：“如果我们被要求对阿本-韦伯派别进行总结性描述，我们的公式将仅限于描述其政治倾向和组织方式的两个词: 保守的小团体。”（第62页）
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着我们血液中一股不健康、不详的潮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它以原则方法为基础，憎恶派系政治和个人联盟活动。它的道德、它的风俗、它的习俗、它的方法，使它成为我们运动中的一个异类。” （第63页）
在上引的文件以及当时派别斗争中发布的其他文件中，沙赫特曼彻底证明了阿本这个没有原则的小团体，除了“搞垮坎农”以外，对所有目标视而不见，且与极左的奥勒尔、米斯特甚至与党内几乎不加掩饰的斯大林派特务结合在一起！这些组合中的每一个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奥勒尔已经与党和第四国际决裂，成为了死敌。但阿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与米斯蒂联手，蓄意准备用另一次分裂来破坏党。当时和现在一样，面对在大会上成为少数派的可能性，阿本当时和现在一样，坚决拒绝向该党保证他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接受大会的决定。相反，在我们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上，当我们正在集结力量进行复杂的演习，用打入社会党来打破我们的孤立状态时，他却蓄意推行分裂我们队伍的计划。
这个背信弃义的计划的动机是什么？在1933年的旧战中，在我们孤立无援、停滞不前的日子里，他推动分裂的动机是什么？“当时我们微薄的力量的分裂敲响了我们年轻运动的丧钟——这种分裂只是由于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干预和沙赫特曼、卢伊特（Lewit）等人脱离阿本而得以避免？在战争前夕，在我们运动的历史机遇和考验面前，第四国际美国支部面临分裂的威胁，其动机是什么？
这些都是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们党内有经验的同志们头脑中开始出现的不言而喻的想法。随着斗争的发展，阿本的背信弃义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这个想法变成了耳语，而这个耳语在今天变成了呼喊!警惕党的团结！警惕在我们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扰乱我们队伍的险恶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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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阿本没有执行他在1936年的分裂计划？有两个很好的原因——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1. 它的派别已沦为极少数派；2. 存在一种反分裂的倾向从内部瘫痪了计划。
韦伯曾在派别斗争中与阿本联系在一起，且他的个人影响力一直是他的掩护。但是他与阿本和米斯蒂的分裂计划已然决裂，坚定地站出来支持党的团结。在当前危急的形势下，他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承认的对党忠诚的例子。韦伯被阿本和他的圈子谴责为“叛徒”，直到今天，他仍然受到这个小团体的“社会排斥”，因为他在最关键、最负责任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对党的最高忠诚。诋毁韦伯以掩盖阿本在那场斗争中的卑鄙计划，是多么的可耻啊。伯纳姆、阿本、沙赫特曼和伯恩在题为《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的文件中表示: “韦伯在那些年的争论中没有少扮演卑劣的角色”。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韦伯扮演了一个对党忠诚的人的角色，帮助党挫败了那些想分裂它的人的企图。仅仅这一行动就远远超过了韦伯在派别斗争中犯下的错误。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当时也是这样承认的。现在，他们试图宣布不同的判断，这只是使他们而不是韦伯名誉扫地罢了！
阿本目前与反马克思主义、反苏维埃的伯纳姆结成集团，反对党和第四国际，这并非第一次揭示出用联盟活动取代原则性政治可以在背叛的道路上走多远。我说过，在 1935-36 年的派别斗争中，他不仅与极左派的奥勒尔派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米斯蒂联合起来反对 “坎农-沙赫特曼体制”，而且在他的联盟中还包括工人党队伍中的一些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特务。但这些人并不是隐蔽的间谍，比如可能会在不透露其政治身份的前提下渗入任何诚实的组织或团体，所以不用怀疑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的间谍。阿本在工人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盟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地、持续地显示出他们的政治取向。他们也一直受到阿伦敦支部的忠实同志和全国委员会中的坎农-沙赫特曼派的打击，同样一直受到阿本-米斯蒂核心小组的掩护和保护。这群人活跃在他们的核心小组中，甚至在其领导机构中。
米斯蒂-阿本-斯大林派的联盟甚至在阿伦敦当地失业工人联盟的选举中与斯大林派的官方代表联合起来对抗他们自己党的成员！以下是1936年1月28日工人党坎农-沙赫曼团体在第5号公报中描述的情况：
过去一年来一直因亲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而受到批评的米斯蒂派分子赖克，最后竟然为斯大林主义会议助威，布鲁尔妈妈
[1]和比登兹将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且此事是在阿伦敦失业工人联盟的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政治委员会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阿伦敦支部在仅仅谴责赖克的同时，对这种罪行的态度完全过于温和。政治委员会命令他停职三个月，但有一个条件，即他应保留对大会决议和大会代表的投票权……但他们决定违抗政治委员会的决定……
在失业工人联盟利哈伊县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米斯蒂-阿本核心小组决定对其党内派别对手进行一次大扫除。三名在职者，即我们倾向的支持者，被从连任名单中剔除，由六名米斯蒂派分子组成的名单填补了选举中涉及的所有六个位置，并由支部的米斯蒂派多数派通过，会议上的多数为22比21。在少数派向政治委员会上诉后，决定纠正名单，让三名在职者参加连任，并让米斯蒂派候选人参选其它职位。这是一个符合实际力量关系的公平划分，也符合候选者个人的优点。可是这一决定也被公然违反了。米斯蒂派在选举中
斯大林派选票的帮助下与我们的同志竞争，在选举中击败了我们的同志……
阿伦敦的斯大林派特务赖克和哈利特，以及阿本-米斯蒂核心小组的全国领导团体成员阿诺德-约翰逊，与已经加入斯大林主义党的前米斯蒂派比登兹关系密切。自然他们会全力推动党的分裂，破坏成功打入社会党的可能性。斯大林派在所有国家的第四国际队伍中的核心目标一直是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挑起破坏士气的分裂。当我们临近党的大会时，阿本-米斯蒂派沦为了少数派，并在其分裂计划中被韦伯和其他人的党内团结立场所阻挠。于是，斯大林派特务显然是根据指示行事，决定展示他们的存在。在我们的党代会开幕的当天，阿本、约翰逊、赖克和哈利特的斯大林主义盟友提交了一封联合辞职信，谴责我们是“反革命分子”，并宣布他们将“加入”共产党。这封信在第二天的《工人日报》上发表。
很难描述这次大会上事态的转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联盟活动政治的的结果是多么的灾难性啊！可以肯定地说，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派别像那次大会上的阿本-米斯蒂组合派别那样名誉扫地和蒙羞。这场灾难性的高潮给年轻同志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们正在接受革命政治的第一次严肃的教训。不少被困在联盟活动迷宫中的年轻同志在那次大会上开始了接受再教育且在那里学到了深刻的一课。当伟大的原则和政治立场涉及到一个政党的争论时，没有人会再唧唧喳喳地议论“体制”。
阿本被挫败了，他的派别沦为士气低落的一小撮，他“服从”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大会决定，但这不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而是出于无奈。甚至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做出了最后一个特有的毒辣的怨恨姿态——韦伯作为公认的反对派领导人之一，被剥夺了在新的全国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的候选人名单上的位置。这是为了“惩罚”他把对党的忠诚放在派别利益之上，并强烈要求党的团结。不言而喻，大会的多数派不会容忍这样一个可鄙的手段。因此多数派为了韦伯的利益，撤回了自己的一名候选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对韦伯“在那些年的争端中”的“作用”的评价，每个人都很清楚，没有任何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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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春的那次党代会解决了打入社会党的问题，党的领导层和绝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转向了新问题和新任务。米斯蒂放弃了与阿本组成的反对坎农的集团，“以便与上帝组成集团，反对另一个魔鬼”。阿本开始了他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他的团体的任务，他采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函授教育的方法——“让同志们知道”领导委员会的所有最机密的事。
这种不间断的阴谋和持续的不忠诚的肮脏勾当，在大会之后仍在继续，所有知情的领导层的同志都知道，他们之间的通信不时地被记录。几周后，在我因病不在城里的时候，我收到了伯纳姆的一封信，信中说：
昨晚收到迈耶斯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从——得知你将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在我派成员未到场的情况下，我们了解到你的行程在政治委员会中是保密的。她把这些信息以及其他一些信息传递给了阿本。”同时收到克里的一封信，内容如下:“……昨天晚上，在几位同志和一位局外人的面前，一位同志说，我们已经停止为第四国际工作。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求她拿出证据……她说，她从政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那里得到了信息。在政治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便是如此。我断然否认这个论点的真实性，并说我不能也不会相信它。于是她拿出一封阿本写的信，读了她的论点所依据的部分。大意是说，将召开一次国际书记处的会议，吉姆-坎农将出席这次会议，但整个事情将非常秘密和保密。托洛茨基同志将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的会议做准备，等等……她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是秘密的，我们已经停止了为第四国际的工作。甚至于确认效忠于第二国际……！
这是所有领导同志都知道的几十个事件中的一个。伯纳姆在去年 6 月提交给政治委员会的文件中便说，阿本派系一直“得以保持和维持”，并且还“联合散布包括机密信息在内的流言蜚语和信息。” 1936年11月17日，当伯纳姆在社会党的一些政策和程序问题上与我发生尖锐冲突时，早在他头脑中还没有出现与阿本结成集团的想法时，他给在加利福尼亚的我写信：“我们都知道阿本的观点。像往常一样，他用他的派系方法来争取他的观点，挑起事端，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搞破坏，浑水摸鱼。在前六个星期，我们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在你离开之前，我们的领导委员会对他施加的压力，以及米斯蒂的叛逃，都让他有些迟钝。但他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且导致一系列的事端报告。”
在同一封信中，在阿本派系奇迹般地解散和坎农“派系”同样奇迹般地发明之前，他就我争取他不同意的立场的方法写道：“自然，你不像阿本那样为目标战斗，你也不是派系分子，你总是以你粗暴的爱尔兰方式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拳头’。”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伯纳姆当时对我的粗暴的看法有些夸大了。的确，我在那些争端中的方法是非常温和的，甚至是和平主义的。但是，当伯纳姆说我没有什么派系倾向的时候，他100%正确的，而且这一评价在今天或任何其他时候都是100%正确的。
全党怀着感激和赞赏的心情回忆1936年至1937 年间我们的同志在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中所做的伟大工作。这项任务的成功不仅需要我们倾向的所有成员的合作，而且需要托马斯社会党人的合作，还需要一大群独立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合作。策略、谨慎和广泛的政策是必要的; 如果把这项庞大的事业作为一个狭隘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系事件来进行，那将是致命的。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些危险被避免了，而没有在委员会工作的政治内容上做出太大的牺牲。在其中一个阶段，在诺瓦克不在和莫罗生病期间，阿本被安排暂时负责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所有相关同志的证词，他立即将办公室变成了一个派别总部，不是整个托派的总部，而是托派的一个派别。在兢兢业业的办公室主任珀尔·克鲁格同志的要求下，莫罗被迫在病愈前回到办公室。
当涉及到他自己卑鄙的小团体的利益时，阿本总是完全无视党的利益，甚至无视整个运动的更大利益。当伯纳姆说阿本担任的职务总是“有助于维持自己派系的管理方式”时，他想到的正是在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中发生的这种情况。
1937年初夏，我们在社会党内的派别斗争显然已经白热化。我们派别的领导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讨论我们的策略，并为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分裂制定计划。几天后，杰克·奥尔特曼（Jack Altman）得到了这次会议的完整报告，包括它的机密内容，这个人说了什么，另一个人说了什么，以及最后决定了什么——所有我们的“军事”秘密。奥尔特曼发表了这份报告，在社会党的队伍中广播，这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尴尬和损失。奥尔特曼发表的关于我们的秘密会议的报告，还包括阿本写给另一个城市的一个派别伙伴的一封信，这个人甚至不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他无权知道这些信息，原因很明显，这些信息暂时不向其他同志透露。据阿本说，这封信在邮寄中弄丢了，因而落入奥尔特曼手中。
不用说，这种背叛机密的行为，加上以前的种种经历，在我们党的领导圈子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人们认真考虑了对阿本采取严厉的行动。不久之后，当人们发现一封涉及我们与社会党官僚的分裂斗争中的策略的高度机密的信，一封只针对我们派别中的指导小组的信，被告知个别党员并在纽约的整个党员队伍中讨论时，人们的愤慨更加高涨。那次我们甚至任命了一个监察委员会（坎农和沙赫特曼）来调查这一泄露。监察委员会根据同志们无可置疑的证词，确定了是阿本向他们透露了这封信的内容。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对阿本采取严厉的纪律处分，那只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与社会党中派分子的殊死斗争中，而且，不管是否明智，我们都认为最好再一次放过一个不忠的行为，以便把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与中派敌人的斗争中。此外，我们可怕的“体制”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惩罚过任何人，而且出于某种难以理解的软弱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打破自己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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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中，我们看到了一幅感人的画面: 一个改过自新的派系分子，“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不仅不再为自己在党内制造麻烦，而且还扮演了一个善良的警察的角色，解决别人挑起的争端。“事实上，与韦伯一起领导反对打入斗争的阿本，在过去三年里，直到目前的争端爆发为止，一直在竭力避免所有纠纷，并在出现纠纷时予以平息。”
事实很简单，阿本派系过去的表现让它名誉扫地，以至于它不敢公开进行任何斗争。阿本派系从未有过一个政治纲领，在其10年的历史中，也从未进行过公开斗争，没有有影响力的盟友提供政治纲领和“形象”。最初它有沙赫特曼，然后是米斯蒂和斯佩克特，现在是伯纳姆，然后又是沙赫特曼。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派系一直在掩饰，兜售它的小道消息，嘀咕着对体制的不满和抱怨，让年轻和没有经验的同志们感到不安，并等待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间爆发冲突。因此，它试图兜售对反对派政治纲领——任何纲领——的支持，以换取在“组织问题”上的联盟。
当缺乏这种机会时，阿本团体就像一个巴尔干国家，“避免争端”，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无助和恐惧独立。我们运动的整个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三年”，表明阿本派系，即党的巴尔干国家，在党内和平的时候，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一旦它能找到一个强大的盟友来“保证其边界”，甚至打开一点点扩展“领土”的前景，就会随时准备开战。
正如沙赫特曼在1936年所写的那样，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以及代表和象征这些可恶做法的阿本团体确实是“党内血液中的一股不祥的潮流”。他们不但没有促进党内教育，反而助长了党的腐败。党必须自己治愈这种疾病，才能活下去，才能继续完成伟大的任务。反对派联盟企图改写阿本派系的记录，因此有必要对其真实的历史进行广泛的描述——从头到尾都是无可置疑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阿本派系，像所有的派系一样，在黑暗中茁壮成长，因此有必要把它拖到白天的阳光下，向党展示它是什么，它一直是什么。背信弃义的阿本团体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了当前形势下的分裂威胁，这是对该党的最后警告: 不能再容忍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了！为了党的生存，必须摧毁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面临着这个不可推迟的任务。
[1] 艾拉·里夫·布鲁尔（Ella Reeve Bloor，1862-1951），别名布鲁尔妈妈，早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在社会党从事工会组织工作。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2年至1948年任美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致力于在共产党内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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