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9．党的体制问题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在这一节中，我打算讨论党的“体制”问题，并着手讨论那篇名为《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的异想天开的温切尔[1]式的文件中所包含的论点和指责。首先，我应该为温切尔说一句公道话，他之所以以传播流言蜚语而获得杰出声誉，是因为他对自己散布的小道消息的准确性或多或少采取谨慎态度。反对派的八卦专栏则没有这个特点。我拿起它进行批判性阅读，手里拿着铅笔，打算把突出的观点标出来。很快我就把铅笔放在一边，因为我发现自己几乎在每一页的每一行都做了标记。
在约25000字的整份文件中，没有一个诚实的段落。对于那些准确报道的事件，它只讲了一半。那些被全面、正确报道的事件，则被误解了。怀疑和偏见被当作事实陈述，还掺杂了不少直接的假话。他们报道的期间中发生的一切都被带有倾向性地歪曲和曲解。而最重要的事实和事件则被悄然忽略。从头到尾都是不诚实的编造——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客的产物，他们把弄虚作假、琐碎的抱怨、个人指控和小道消息与原则性的论点相对照。
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唯一诚实的政治运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优越的道德品质——他们的道德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还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他们正确解释和捍卫了工人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直接的和历史的利益。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政治与工人及其先锋党的利益之间没有矛盾。他们可以说真话——全部的真话。他们不需要谎言、伪造、半真半假、歪曲和诡计，这些都是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惯用伎俩。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把组织问题放在次要地位，而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同其他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一样，颠倒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方法，总是把主要的论证放在批评党的体制，即领导层及其领导党的“方法”上。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俄国问题使该集团的领导统一起来，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大部分支持者——主要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围绕体制问题的争论而为该派招募而来的。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问题，与有争议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相比，也是次要的，在讨论中不得不从属于理论和政治问题。在讨论的早期阶段，我们抽出时间来回答这些琐事是很荒谬的。但是，既然基本问题已经充分澄清，那么，现在是时候着手考虑次要问题，给反对派批评者以他们所坚持要求的答复了。在这个领域里，也有一些东西需要学习：第一，关于事实与虚构的问题；第二，关于重要的分歧点与堆积如山的琐碎事件的问题；第三，关于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我们与反对派集团在根本问题上的冲突之间的紧密联系。
如果我们把反对派文件中专门针对体制的大量材料筛选出来，试图把各种抱怨、不满和批评适当分类，那么，我们最终就会把对党体制的控诉分成以下几大块。
1．体制（领导层）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2．方法上是官僚主义的。
3．现在的领导集团（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实际上是由一个凌驾于委员会之上的“小集团”主导的，他们对党的管理方式是不规范的、违反党章的。
4．但这个“小集团”存在着“领袖崇拜”，其本身由一个人主导，其他人只是摆设。
5．凌驾于“小集团”之上，凌驾于委员会之上，在党内实行“一人领导”的个人，就是坎农。
他们把我放在一个不存在的金字塔顶点的半空中。第一件必须要做事就是脚踏实地。从这个比较坚实的有利位置上，不难回答控诉中所有最重要的观点，并从现实的角度解释党的领导中的情况。如果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必须承担一项并不十分令人愉快的任务，即大谈自己以及我在党的历史创造中所发挥的或未能发挥的作用，那么，党内的同志们必须理解，我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以这种针对个人的方式提出的。对于个人的指责，我不会回避，也不会不回答。我们没有理由回避什么，因为所有的事实和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错误和缺点足够多，但反对派的批评几乎没有触及这些错误和缺点。他们的攻击针对的是我们的优点，而不是我们的缺点。
主要批评涉及两年多前芝加哥大会以来的整个时期。根据一切都很糟糕的理论或假设，他们把一切做了或没做的事情的责任都归咎于全国委员会目前的多数派，或者，它们口中的“坎农体制”。但是，没有人能够发现过去几年左右的党的体制方法和在这之前的自我们的运动开始以来的这些年的方法有什么大的区别。反对派并不打算作任何这种区别。他们攻击的是整个事实记录。阿本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体制问题“在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而我们运动的抒情历史学家约翰逊[塞利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 （C．L．R．James）]，他什么都没看到，却什么都知道，却写道：“十年来，领导权一直在坎农手上。”（假设，如果约翰逊指的是美国第四国际运动的整个历史，那么应该指出，它不是在10年前开始的，而是在11年半以前开始的）。
既然我远远没有否定这过去11年半的记录；既然我认为它在总体上是好的，而不是坏的；既然，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这个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党，比任何其他党都建立得更牢固，而且比任何其他党都更接近它的伟大原型的模式——“它是历史上第二个以布尔什维克路线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党”，不可言喻的约翰逊这样说，——既然我对我们11年半的工作和成就持有这些看法，我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承担理所当然应该由我承担的任何一部分责任。但是，把所有的功劳，或者，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我，这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而且对真正理解根植于过去的目前党的领导层的斗争也是不利的。许多人对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历史上没有一个党比我们的党更民主，更不受组织机构的强制或任何形式的限制。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气氛中，我们的运动发展成了一个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许多不同的力量、倾向和个人都有最充分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真实品质，为党的发展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塑造作出他们的贡献。
但是，我们的党，和其他任何一个党一样，都无法逃脱敌对阶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从我们的运动开始，这种压力就或多或少地表现在党内的倾向斗争中。我们党并不是像肤浅的约翰逊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成分均匀的布尔什维克党，而是一个努力去达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标准的组织，一直被内部矛盾所困扰。目前的内部斗争只是这种长期的内部反面倾向斗争的剧烈发作而已。
党（体制）的领导权自始至终没有被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倾向所垄断。在公开的派系斗争时期，多数派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少数派，并被迫与之分担责任。在党的和平时期，中央领导不是依靠一个人，而是依靠一群不同类型的人，他们之间既有一致的观点，也有冲突的观点。这个领导集团中的平衡，从来都不是太稳定，而是通过相互妥协和让步的方法不断支撑起来的。
自芝加哥大会以来——更准确地说，自1935年以来——党的“体制”并不是由一个单一和谐的、成分均匀的团体所代表，而是由一个不稳定的联盟所代表。这个联盟在缺乏完全成熟的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尽管有相当大的内部摩擦，但还是维持在一起。只有当其不同组成部分的内在倾向在战争危机临近的压力下被迫显露出来时，这个联盟才会分崩离析。摩擦、不稳定、分歧和冲突只是偶尔爆发成公开的斗争，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相互妥协和让步来调整。反对派领导人现在试图将这种情况追溯解释为一个秘密“小集团”的阴谋的结果。实际上，所有这一切只是证明，一方面，领导委员会缺乏同质性；另一方面，大方向上的根本分歧还没有明确确定。这就需要战争临近时所带来的危机压力，才能充分清晰地暴露出联盟领导层中各团体和个人的政治体质。这表现在冲突经过逐步、长期的发展，然后才在现在的派系斗争中公开爆发。
恰恰是在危机时刻，领导者的真实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这些个人内在品质往往是事先就有预兆，随着这些品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天天地发展，他们通常是由那些处在近距离的位置上的人观察到的。参与目前斗争的两个阵营的代表就是如此，这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意外。两个阵营的领导人走到今天的位置，并不是偶然的。党的队伍中的两种对立的倾向——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聚集在党领导层中彼此竞争的派别周围，深刻地本能感觉到，在每种情况下他们都有必要结盟。领导层的两极分化几乎立即在党的队伍中产生了类似的两极分化。在现在分裂的领导层中，每一个派别都把最能真正代表自己内在倾向的那些分子收归自己这派。
现在已经分崩离析成派系的领导层，可以恰当地说是在反对米斯蒂-阿本联盟和宗派主义的奥勒尔派的斗争中得到了统一。它在1936年春天的大会上接管了党的指导。在我们打入社会党的整个期间，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众所周知，我不在中央，而是在加利福尼亚。我们派别在社会党中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指导权掌握在目前的少数派手中，主要是伯纳姆和沙赫特曼。诚然，我曾试图以通信方式参与这种指导，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正是在这一时期，目前反对派的领导人首次向我展示了他们可恶的和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观念，即把领导权视为专属于中央办公室的人的职能。我“从外地”提出批评和提议很少得到考虑。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逗留，我与那里同志的个人关系，以及我与他们在富有成效的政治和宣传工作以及工会活动中的合作，将永远是一个愉快的回忆。同时，我必须说，我通过通信参与纽约中央工作的尝试是徒劳的；我无法从他们那里看到丝毫理解的迹象，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对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所承担的繁重任务的考虑或同志式的帮助；他们对我们在当地的机会、问题和困难的冷漠和愚蠢的官僚主义无视；他们狭隘的、多疑的、办公室领导对创办《劳工行动》的敌意；他们对这项事业的刻薄的破坏，甚至企图把它解释为反对他们的“演习”——所有这些，可能是我在革命运动中所有活动中最令人气愤的经历。我至今想起来也不能不感到痛恨。
“去和官老爷打交道吧！”纽约推车小贩带着讽刺的绝望说，当他其实是想说“没希望了；你无法得到公正，甚至无法从那里面骄傲的办公室官员那儿得到听证的机会”。当年在纽约中央负责的人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告诉我如何不在办公室里领导实地工人的活动。我理解我们汽车业支部的同志遇到“办公室”同样态度时的心情。我知道他们白热化的愤怒，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打倒办公室领导! 让办公室领导见鬼去吧! 你永远不可能从办公室建立一个无产阶级运动!
※ ※ ※
反对派的具体批评，虽非全部，但绝大部分是针对芝加哥大会[1937年12月-1938年1月]上正式成立的“体制”，这个体制一直运行到去年7月的第二次大会。很好，那这是谁的体制呢？
当反对派领导人写完他们的控诉的时候，他们一定想到了这个并不重要的问题。在用无尽的篇幅诋毁描绘了一幅党的软弱、病态和失败的可怕图景，并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党的体制”，进而归咎于“坎农”之后，他们突然出乎意料地提醒自己，这幅图景一定有点片面。他们在后面加了一句补充的话：“最后：我们不会把党的所有弊端都归咎于坎农”。 自然，我很欣赏这种“最后”的慷慨姿态。但是，如果加上一些具体的细节，真实的情况还是会更清楚，会更准确地反映现实。
在这整个时期负责指导党的政治委员会由现在反对派的六名成员组成，再加上坎农。其他成员是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维迪克、麦金尼、古尔德。在国际工运史上，还有什么地方的表现比一个决定性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的六名成员——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都是“领袖”——抱怨委员会的运作方法并指责第七名成员更奇怪吗？当第七位委员把党带入歧途时，那高尚的六位委员在做什么？坎农的投票权是否超过了一票？是否存在任何事情，或者能否有任何事情未经他们同意就被决定？是否有作出的任何决定、发表的任何声明、给出的任何政治指示、任何被开除的人，未经他们投票？有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未经他们的批准而被从可怕的“机器”中任命或撤职？不论他们怎么逃避，他们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委员会，这个他们所抱怨的“体制”，是他们的政治委员会——再加上坎农。
此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不在纽约，去外地或国外。也许在这段间隙时间里，六位“特丽尔比”[2]，没有了“斯文加利”的影响，对委员会的运作进行了彻底的改进，用“进步”的政治代替了“保守”，消除了官僚主义的做法？不，那正是事情真正加速变坏的时候。
其中有一次，解放的政治委员会把我们在纽约的劳工党政策解释为，我们可以支持美国劳工党的候选人，不论他们是否得到资本主义政党的支持。1938年9月23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我们对所有独立的美国劳工党候选人给予具体的批判性支持， 无论这些候选人是否也得到了其他任何党派或团体的支持。通过。”这个由伯纳姆提出的政策，将使我们承担支持美国劳工党的入党党员拉瓜地亚的义务，使托马斯-阿尔特曼社会党分子在我们的大斗争中有正当的理由，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发生分裂，使党偏离了只作为独立阶级政治的表现而支持劳工党的阶级路线。我和沙赫特曼从世界大会回来后，在他的支持下，我提议改变了这个绝对站不住脚的立场。
在另一个场合，当我不在欧洲的时候，他们制造了汽车部门危机的怪事，这个事件在我们运动的整个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把政治上的无能和官僚程序结合起来，每一个都达到了能够想象的最高程度。
汽车部门危机的失败决定了委员会的厄运。伯纳姆和沙赫特曼试图通过对我的阴谋来弥补他们在汽车业支部受到的虚荣心上的伤害；他们开始第一次嘀咕一个“坎农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对政治委员会没有任何“尊重”。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陷入了永久瘫痪状态，失去了权威，也不再有理由和权利存在。大会后的全体会议对其实施的致命一击的确是“仁慈之举”。
记录表明，全国委员会目前的多数派并不对芝加哥大会到纽约7月大会期间的党的体制负全部责任，甚至也不负主要责任。7月大会至10月全会期间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也是如此。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也属于目前的少数派。只在十月全会上，当俄国问题的根本性争论凸显出来的时候，政治委员会才进行了改组，全国委员会目前的多数派对委员会的组成承担全部责任。
可以确定的是，从芝加哥大会到去年10月全会的整个期间，目前的少数派构成了党的指导机构的多数派。当然，在评价对党的制度的批评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小细节。可以肯定的是，多数派的成员和我个人都要承担部分责任。就目前的少数派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支持我们的主张和我们的方法，或我们支持他们的主张和方法而言，我们负有全部责任，而且丝毫不否认这一点。没有人把我们引入歧途。目前的少数派中的个别成员可以拒绝承认他们行为的责任，也可以任意地翻脸不认账。就我们而言，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参与和批准下所做的任何事情。
[1] 华尔特·温切尔（1897-1972），美国记者，擅长报导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
[2] 两个人名出自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于1894年出版的经典小说《特丽尔比》（Trilby），书中催眠师斯文加利对女主人公特丽尔比实施了催眠术,并利用她为己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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