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0.“保守主义”

译者 陈湘;校对 赤心



  “实验政治”的鼓吹者伯纳姆企图把党的体制定义为保守的,并把保守主义问题上升为政治原则,这只会给党的讨论带来混乱。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都是贬义的。用这种缺乏阶级内容和阶级政治意义的笼统术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描述群体和倾向及其阶级基础和阶级特点的精确术语,无助于澄清争论和党性教育。在有良好的前进机会时,却站在原地不动的保守,无疑是一种错误。另一方面,在别人退缩的时候坚守阵地,是一种不可轻视的美德。在别人逃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第四国际的纲领时,我们坚定地站在这些原则和纲领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保守主义”,被非常恰当地定性为保全党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保守主义定义为一种例行公事,懒散,在察觉前进的机会时迟钝,在把握这些机会时犹豫不决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否认,我们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它的“体制”,绝非没有罪恶。这种倾向是每一个有“宗派”渊源并为环境所迫而长期与世隔绝的团体所固有的。第四国际许多支部都深受其害,以至于解体。
  在所有孤立的团体中,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即以单调地重复坚持伟大的原则来安慰自己,而不去寻求运用这些原则的方式方法和新的机会。这种倾向在我们整个国际的运动以及在美国支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在宗派主义团体对著名的“法国转向”的抵制,以及对从宣传小圈子转向群众工作的总方向的抵制。
  在某种程度上,保守主义表现为一种趋势,我们大家在与世隔绝的艰苦岁月中都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这种趋势,即循规蹈矩、懒散的程序、过分谨慎和满足于极其微小的成就的倾向。毫无疑问,目前的多数派在这一点上受到批评也是合理的。我个人认为,在过去11年半的时间里,我们无论怎样忙忙碌碌,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地位,以及党与对手之间的力量关系。但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表现出更多的活力、更多的主动性、更多的胆量,我们在数量上也许可以比今天强大一倍,并处于一个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更有利的位置。我们必须坦率承认这些缺点,并努力克服它们。然而,我怀疑我们的少数派能否帮到我们。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格言的智慧,不如说是榜样的激励。这始终是他们的弱点。他们做得远不如说得好。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的言行不一。
   我曾说过,我们所有人,包括多数派,都表现出精力不足,主动性不足等等。我们由此承认,我们在习惯上和实践上不是布尔什维克,只是努力去成为布尔什维克;懒散和懈怠是孟什维克的特征。但是我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理论;它没有任何保守的地方。在我们的政治上,也就是在我们的理论原则的应用上,能公正地控告我们是保守主义吗?我不认为我们的记录可以证明这样的控诉是有道理的。政治的本质是了解特定情况的现实,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并且付诸实施。
  在美国托洛茨基运动的最初时期,当我们还是孤立的与世界对抗的一小撮人时候,我们刻意把自己局限于宣传工作上,避免进行任何形式的矫揉造作或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活动。在我们看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干部队伍,这也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群众中去。老前辈们都能清楚地记得,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我们是如何被韦斯伯德式的喧闹的夸夸其谈的人所纠缠不休的,他们向我们承诺一条通往群众运动的捷径,只要我们放弃“保守”的宣传套路,用宏伟的活动计划来代替我们为自己规定的适度任务,并在总体上从事“群众工作”——好像这是由我们决定的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样。我们现在少数派的一些歇斯底里的焦虑,令人奇怪地联想到这个对革命神经过敏的人的胡言乱语。我们坚持适度的宣传任务,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招募了一批干部。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我们已经为面向群众运动中更广泛活动的决定性转折做好了准备,并且我们做到了。至于韦斯伯德,他在这段时间里被自己的鼓动弄得疲惫不堪,落了下风。
  在运用群众工作的新方针时我们有没有忽略一些机会?毫无疑问有的。在一些地方,我们错过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伟大运动。但我们的确抓住了一些主要的机会。在米斯蒂运动开始形成一个政治组织的时候,我们就找它进行合并,并成功地执行了。在一次行动中,我们清除了道路上的一个中派主义的障碍,扩大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当社会党内的骚乱为我们的介入提供有利的机会时,我们就直接向它开辟了一条路线,粉碎了自己队伍中的宗派分子的抵抗,打入社会党,实现了与左翼的融合。我们抓住机会,渗透到数个地方和行业中的工会运动中去,今天我们在那里有了党最坚实的无产阶级基础。
  目前多数派的主要核心在所有这些进步事业中都处于前列。这种记录被称为保守是不恰当的。而是恰恰相反。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在最基本的任务,即工会运动的渗透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但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几乎完全是由我们完成的。这不仅说明了我们能动的进步性政治路线,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方向。恰恰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首先是现在高声疾呼反对我们的“保守主义”的阿本这个小集团,他们自始至终都表现出最保守的倾向,最厌恶真正参与到汹涌的工人群众运动中去。
  继伯纳姆之后,反对派只是在我们拒绝接受在苏联-纳粹条约签署后修改第四国际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而是重申我们的基本立场时,才开始把我们称为保守派。他们的全部理由就在于此。他们由此推断出我们整个历史的保守倾向。他们还抨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国家的阶级理论、评价一切政治问题的阶级标准、政治(包括战争)作为阶级利益表现的概念,等等——所持的泥古不化的态度。从这一切中,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并把这个称呼扩大到涵盖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
  这种“保守”,他们认为是一种错误,我们却认为是一种美德。我们的目标是坚定地“坚持”这些在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考验中得到验证的原则,在我们看来,这些原则构成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纲领。我们仔细研究了伯纳姆向我们提供的替代方案。它们不是他自己的制造。他不是任何东西的发明者或始作俑者。伯纳姆所提供的产品都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如果你仔细检查,你会发现每一件东西上都带有另一个阶级的商标。伯纳姆不过是陈腐商品的经纪人,资产阶级的空头理论家反复用这些商品来打发工人,而且总是不利于工人们的斗争。我们对此一概不接受。我们坚持自己的纲领。我们不接受任何替代。如果这就是保守主义,那就充分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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