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1．“官僚主义”
译者 陈湘；校对 赤心
在反对派的所有文件和讲话中，党的领导层被描述为最令人反感的官僚主义。更确切地说，党的体制有时被含沙射影地、有时被公开地、直接地描述为斯大林主义性质。伯纳姆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他却坚信斯大林主义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必然”发展出来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以超阶级道德的名义把我们控诉为“一群愤世嫉俗的小官僚”，他们构成了“坎农的腐朽小集团”（《科学与风格》）。而约翰逊从苏瓦林那里学到了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切，他向党保证说。“他[坎农]更赤裸裸地展示了斯大林主义的党争和党纪的概念，他把这些概念从第三国际带到了第四国际。”《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的长篇文件，就是为了支持反对派的这一基本论点而写的：党的体制在性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
这个论点并不是新东西。自十多年前成立以来，我们运动中的每一个反对派，都唱着同一个调，并且总是以此为基础吸引支持者，就像现在的反对派吸引他们一样。为什么呢？解释很简单。
斯大林主义不仅迷惑了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迷惑了反对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斯大林主义中只看到了坏方法。他们忽视了这些坏方法所要服务的特权社会集团和反无产阶级政策。这种对斯大林主义的肤浅看法的受害者从来不缺少，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从来不缺少不择手段的煽动者来运用他们的偏见，当他们没有了政治或理论论据时，就大喊“斯大林主义”。沙赫特曼和阿本一起，在美国左翼反对派早期扮演了这种煽动者的角色，当时我们这个小小的运动还没有达到“机关”的程度，更不用说控制这个机关的特权阶层了。然而到了1935年，沙赫特曼发现自己在争取打入社会党的斗争中站在“斯大林-坎农”一边；而 “反斯大林主义”的胡说八道正针对他——这个党的“体制”的主要代表。于是，为了自卫，沙赫特曼--他对任何触及他个人的事情总是非常敏感——想得比较好，把“斯大林主义”的罪名提交分析。这个分析值得在此引用。自从他站在问题的另一边进行论证以来，无论是该体制还是反对体制的旧论点，都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在沙赫特曼署名的日期为1935年7月30日、发表在工人党《内部公报》第1期上的一篇题为《“组织方法”问题》的文章中，他对有关“斯大林主义”的争论作了如下回答：
但是，那么（现在有些人认为），难道列宁不是纯粹因为斯大林的组织方法、他的粗鲁和不忠诚而发起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并以这些理由提议解除他的职务吗？在这一提法之外，还加上了一个广泛的影射，即我们这里构成了一个类似的官僚机构，具有类似的方法，必须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同斯大林斗争那样无情地同它斗争。
这个类比甚至不是瘸腿，因为它连一条可以站立的腿都没有。它的性质是最肤浅的，它没有理解斯大林官僚问题和列宁对其核心人物的态度。（1）列宁仅仅从组织上反对斯大林，这是不对的。这篇著名的遗嘱有一个重要的前言，即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两个阶级合作的基础上的。这就为苏联官僚的成长创造了整个环境。这种官僚制度，在其堕落时期，在不断自我生产的资本主义中，代表着异己阶级的压力。由于这个事实，官僚越来越倾向于压制国家的无产阶级核心；它对无产阶级核心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蔑视，越来越倾向倚靠敌对阶级。斯大林就是这种官僚倾向的化身。如果把遗嘱同列宁死前不久写的那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信件联系起来读，政治和阶级的联系就会变得很明显。如果遗嘱中除了 “斯大林太粗暴——把他调开！”之外什么都学不到——那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2）苏联的官僚制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俄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它具有密切的阶级联系。它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和智力力量可以支配——腐化、堕落、破坏苏联无产阶级基础的力量。把我们工人党中可怜的小“官僚”——或它的任何一部分——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混为一谈，只能以政治幼稚病为由加以解释。
这段话值得党内想要探究这种轻率地谈论“斯大林主义”与我们党内体制的关系的同志学习。整段话值得我们逐行逐字地学习。我着重强调几个特别重要的句子。“官僚越来越倾向于压制国家的无产阶级核心。” 这是每一个特权官僚制度的普遍特征。正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特殊的特权利益，而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每一个劳工官僚机构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敌对阶级”结成同盟。正如沙赫特曼恰如其分地说，它“倚靠”敌对阶级，“压制”无产阶级。正是为了贯彻这一政策，违背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特权集团的官僚主义形态和官僚主义方法才成为必要的。不仅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是这样，工会官僚机构、第二国际各党派的官僚机构和一切改良主义劳工组织也是这样。
现在我想向反对派领导人提出两个问题。
1．我们党的体制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压制”无产阶级核心了？给我说出一个支部，或一个工会党团，在讨论党领导的官僚主义虐待时有过怨言。整个讨论，有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无数的讲话，但就现任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而言，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空气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派别个别领导人的叫喊声打破了——上帝啊，他们是多么痛苦啊! 但是党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却没有一句怨言。在讨论期间，我从全国各地收到了基层同志的来信，要求提供党内官僚主义的“情况”，但他们中间没有人主动提供任何情况。这种官僚主义就是像紫牛一样的奇怪的动物，大家都听说过，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也就是说，除了一帮脸皮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和未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个人所受的几根针刺，放大成针对党的普通成员的杀人刺刀——之外，没有人知道。
我说，我们党内是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官僚主义的！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听到这种愚蠢而又毒辣的指控一再重复，推理说“有烟的地方就有火”，他们可能在想，“也许我们应该进行一下自我批评。” 绝不是在这一点上! 全国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多数派在政治上有许多过失和罪过，它必须承认效率低下、忽视机会、纪律松弛等等。但是，对党的单位或工会各党团的官僚主义处理不当——完全没有!
实际上党的每一个无产阶级支部都支持多数派! 党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每一个工会党团，除了纽约市的几个白领党团外，都一致或几乎一致地支持多数派! 这不是偶然的。官僚主义首先和最后打击的是每一个组织的无产阶级部分；官僚主义“压制无产阶级核心”。如果说党的无产阶级部分从讨论的第一天起就本能地被多数派所吸引，被反对派所排斥，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官僚主义的每一种具体表现都最为敏感。这是因为他们判断“组织问题”的标准，不是在冗长的文件中读到的，更不是某人在他们耳边嗡嗡作响说的，而是他们从自己与党的领导层及其不同部门的经历中看到和了解到的。
2．你们称党的机构为官僚机构，阿本、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三位先生？你还进一步把它描述为“斯大林主义”性质？很好，先生们，请告诉我们，在第四国际美国支部里，这个“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的特权是什么？它的“倾向于依靠敌对阶级”——什么阶级——表现在哪里？它要为哪些特殊利益服务，使它“压制无产阶级核心”？沙赫特曼在1935年的上述文件中告诉奥勒尔-阿本-米斯蒂，“苏联的官僚制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我们的“可怜的小官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我们党的“机构”到底是什么？这批被甘于自我牺牲的伯纳姆选中，不屑一顾地称为“一群愤世嫉俗的小官僚”和“腐朽小集团”的人是什么样的？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问题。“机构”，即全国委员会和专职党务工作者，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特权集团，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全体党员利益的特殊利益。现实情况则完全不同。党的专职工作人员是指那些与众不同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由于出色的能力，经党员的一致同意和认可而推举他们从事专职党务工作，或者是由于能够自我牺牲，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同志愿意以较低的报酬承担党务工作者的职能，甚至比私人雇佣通常给工人保障的最低工资还要低。
党的普通成员很清楚这一点，不想再听到对专职党务工作者的任何诋毁，特别是来自于那些面对专职党务工作的牺牲和职责退缩的人的诋毁。我们的党不是像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我们不允许我们的运动由业余英雄来领导，而苦力工作则由专业职能人员来做，此外，他们还要忍受每周来参观一次的“老爷们”的虐待。党尊敬和尊重它的专职人员。它认为专职革命者的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光荣的。每个青年党员的最高愿望和抱负，应该是使自己有资格从事这种毕生的职业。
我们党的“机构”既不是一个官僚机构，也不是一个派别，更不是一个小集团。它是一群被挑选出来的人，根据各人优点、能力和经验，以及他们不惜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为党服务的意愿，而履行不同的职能。在他们的选拔中，没有任何“资助”的因素；哪怕是对这种事情的一些暗示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侮辱，尤其是当这种说法是，就像它通常是的那样，出自那些为了革命而错过一个宴会邀约的处境良好的半吊子之口时。也没有理由认为，在挑选党的职能部门人员时，存在着任何派别歧视或偏袒。反对派一直有代表，而且被很好地代表，尤其是在中央的编辑和办公室职位上。
反对派人士自己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少数派的成员确实占据了许多职位……坎农丝毫不反对党内每个人都做尽可能多的工作，哪怕是在重要的岗位上，只要他有能力处理好就行。”那么他们在抱怨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官僚竟然“丝毫不反对”任何人起着任何他能够“处理”的职能，即使是在“重要的岗位”上？试着在一个真正的官僚机构——例如斯大林主义或刘易斯-格林官僚机构中发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职位”几乎都是分配给“体制”的支持者，而绝不是分配给“任何人”。如果说党的实地工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多数派的支持者，那也不是为了报答“恩情”。而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型的二级领导人自然地倾向于反对派，往往对职责艰巨、经济不稳定的实地工作望而却步。他们为内战做准备，首先要为文职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多数派阵营的领导候选人，在他做了一段很好的实地工作，在阶级斗争中与工人直接接触时表现出他的能力和他能学到的东西后，才会受到重视。
至于那些杰出的工会工作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重要的职位，不是靠纽约的 “任命”，而是靠自己的活动和功绩得到工人的认可。如果说实地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会工作者从斗争一开始就倾向于“站在”反对办公室领导人的一边，那不是因为他们沉迷于某种荒谬的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崇拜”，而是出于相反性质的考虑。他们的工作性质，每天都直接地、立即地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行动和决定的影响，这使他们对党中央领导的真实品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批判态度，比那些远离阶级斗争的党员，仅凭领导的文章和讲话来评判他们的情况要好得多。党的工会工作者对所有的党的领袖都太了解了——他们太了解人了，他们不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的“奴性崇拜者”，也不会期待任何人是完美的。如果中央的多数派领导人的表现怎样都不能令他们满意——毫无疑问，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急于用表现更差的其他人来交换他们。他们是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他们必须要在两个害处当中去选择，他们就会选择害处较轻的那个。
我们党没有具有社会特权的官僚，党内生活以民主而非官僚主义为主导，这个事实当然不会排除个人甚至团体出现官僚主义做法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可能性。但恰恰是这些反对派的批评家们，把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粗暴，而且不止一次。事实上，小资产阶级领袖是倾向于向着官僚主义的做法发展的。从这个派别的性质来看，很难说不是这样。有一些明显的事例表明，当他们放开手，能够在没有多数派的反作用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时，他们是怎样表现出这种倾向的。他们在汽车危机中的行为从头到尾都是不可容忍的官僚程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承认或纠正他们的无法辩解的程序；他们仍然只提到汽车危机，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以牺牲批评者的利益为自己辩护，并转换问题，把攻击转向批评他们的人。
在《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一文中，他们在这份约25000字的文件中，关于汽车危机的篇幅只有一段。而且这一段不是用来讨论危机和他们在危机中的行为，而是用来讨论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以使其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坎农”要为他们的失败承担负责，就和其他事情一样，尽管在汽车危机发生时坎农远在三千里之外。在一篇现在已经属于党史的出色的文章《汽车危机的真相》中，克拉克同志写出了汽车危机的全过程，这篇报道的每一点都得到了核实和记录。这篇文章说明了一切，将成为今后每一次讨论办公室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具体含义的源资料。
在这里，我只想对这一不光彩的事件发表几点一般性意见。现任的少数派全面负责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们的一切麻烦负有责任的第七位委员，远在大洋彼岸，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妨碍或限制他们的行动。汽车危机是对体制——他们的体制的真正考验。这是对他们领导党的能力的真正考验，也是对他们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工人的能力的真正考验。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首先是把政策搞乱了。这个政策是在伯纳姆的研究报告中酝酿出来的，它为我们工会党团规定了一个行动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行业内工人的运动背道而驰的，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去做，就会在几个星期内把我们的同志扫出汽车工会。当包括党内最精干的工会工作者和四名全国委员会成员在内的整个汽车党团起来反对他们时，他们以三票对二票、一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重申”了他们以前的立场，称这是党的决定，并诉诸于纪律和正式权威!
当他们最终屈服于汽车党团的压力，再加上所有有机会表达自己意见的全委会成员的压力，他们以一种可耻的方式屈服。他们对此事不闻不问，把执行新政策的全部责任推给了汽车党团。然后，他们在发给各支部的声明中对汽车党团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声明还“警告”说，汽车党团同志的政策不会有好结果，“党的路线”——即伯纳姆、维迪克和阿本的路线——将被证明是正确的。然后，他们以典型的洛夫斯东派的方式，即傲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方式，把攻击的矛头转向那些纠正了错误政策并在抗议政策时表现出独立性的实地工人，宣布他们只是属于“小官僚”的“腐朽集团”的“举手者”。在我们的运动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与之比较的，在具体的情况下，傲慢、不客气的和令人唾弃的官僚主义的例子。官僚主义确实“压制”了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但事实证明，这个无产阶级内核是顽强的，是有抵抗力的，是能够维护自己的。在被冒犯的办公室出身的小资产阶级领袖眼中，这才是它真正的罪行。
另一个不折不扣的相同类型的官僚主义的例子，表现在去年春天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关于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选举政策的提案中。如果这些建议没有被挫败，可能会对党、对中央领导与明尼阿波利斯支部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该支部原来提名了自己的独立候选人竞选市长。当工会会议提名了一名劳工候选人时，支部决定撤回自己的候选人，支持劳工候选人。在那个时候，政治委员会指示我在访问明尼阿波利斯支部时调查该事件。在访问时，我询问了提名该劳工候选人的会议的情况。我被告知，那是一次参加人数众多的重要工会会议，而且劳工候选人是由他们赞助的。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撤回自己的候选人，支持劳工候选人的行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因此在5月2日的会议上向政治委员会报告了。伯纳姆立即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这一行动的议案。我引述1939年5月2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伯纳姆提出的动议：
1．政治委员会认为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从市长初选中撤回自己的候选人，转而支持艾德的行动是：（a）对保守的工会官僚的机会主义让步；（b）关于支持艾德的做法，与党的主张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立场相冲突。
2．指示书记与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沟通，并根据上述动议提出对行动的全面分析。
3．在《呼声报》上发表一篇措辞谨慎的文章，阐明这一情况和政治委员会与之相关的观点。
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 伯纳姆没有与明尼阿波利斯进一步商谈，就想在选举活动中，在我们机关报的专栏上公开否定他们的政策。沙赫特曼表示自己当时就准备投票支持伯纳姆的动议。（很明显，这两个人，表面上反对委员会会议之间的一切非正式协商，却已事先在他们之间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对明尼阿波利斯“定罪”了）。在这次事件中，他们表现出的特点与几个月前的汽车危机一模一样，表明他们没有从那次经历中得到任何教训。伯纳姆动议的政治路线是绝对不正确的；明尼阿波利斯同志是正确的；提议的程序——在党的公开刊物上不假思索的否定——是可恶的官僚主义作风。
幸运的是，这次在政治委员会中有一些限制性的影响。作为全委会成员出席的戈德曼提出动议：“我们指示书记写信给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要求他们为撤销哈德森同志的市长候选人资格而支持艾德这一行动做出全面的解释。”他的动议被接受，行动推迟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发出更详细的资料为止。两周后的5月16日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记录了进一步的发展。
收到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信，提供了关于明尼阿波利斯选举情况的详细信息。
伯纳姆提出问题，表明需要了解几点情况。
伯纳姆提出动议：请明尼阿波利斯党支部提供更多信息，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前，我们先搁置这份文件。通过。
5月31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再次简要地将明尼阿波利斯问题列入议程，并记载在会议记录中。
宣读了明尼阿波利斯的信，信中回答了上次向他们提出的关于选举政策的问题。
动议：此事将留待下一次委员会会议处理，届时伯纳姆同志将出席，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始动议是他提出的。通过。
此事最后在6月6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处理。这一天的会议记录涉及此事的内容如下：
坎农总结了从明尼阿波利斯收到的关于选举情况的进一步信息。
一般性讨论。
伯纳姆撤回他在1939年5月2日会议上提出的动议，并作如下声明：“我们收到的进一步信息表明，我以前所持的观点，以及在议案中提出的观点，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选举中支持艾德是不符合我们工党政策的，是不正确的，因此，我希望撤回该议案。”
坎农提出动议：政治委员会认为明尼阿波利斯支部撤回候选人，支持艾德参选的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一致通过。
一份真正具有启发性的编年史记载了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和官僚主义行为。让每一个对丝毫官僚作风的危险都很敏感的地方组织都来思考这个事件。如果伯纳姆-沙赫特曼获胜，明尼阿波利斯同志的行动就会在《社会主义呼声报》上遭到否定，他们就会被公开抹黑。他们除了撤回对劳工候选人艾德的支持，重新加入自己的独立候选人之外，别无选择。然后，五个星期后，也就是选举前大约一个星期，有人会平静地告知他们，在经过更彻底的调查后，政治委员会的动议被“撤回”，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可以自由地在公开场合再次转变态度，最终支持艾德的候选人资格。也许，政治委员会甚至可能会大度地否定其对明尼阿波利斯同志政策的否定。然而，这是个相当推测的假设。即使在伯纳姆被迫撤回他的谴责动议之后，他也没有像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有风度地提出批准的积极动议。
小资产阶级派别的领导人对他们在党内无产阶级部分的“威信”受到损害的情况大加抱怨。但是，最恶毒的敌人对他们的影响和权威的打击，不可能比他们在汽车危机中和在明尼阿波利斯地方选举中采用的这种做法和方法对自己的打击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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