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年——在地下的党(1954年4月21日)

头几年——在地下的党

(1954年4月21日)

　　我非常抱歉，对你3月5日的来信答复得太晚了。这不是因为对你的工作缺乏兴趣，或者不愿尽我所能地帮助你。困难在于我的工作日程都排满了，无法再抽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充分地回答你的问题。我把它们看得十分认真，以致不能率尔置答。有一些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思考和回忆许多久已忘怀的事情。
　　我要开始来尽可能圆满地回答你的问题了。虽然我还不能一下子做到这一点。我将在这里先开一个头，我保证在以后再给你继续说明。
　　我以堪萨斯城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19年5月在纽约召开的社会党左翼的全国代表会议。我并没有参加那年9月举行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那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是发生了分裂，并且形成了两个共产主义政党。我所以不去参加这次大会的理由，在局势发展下很快就不成其为理由了，但是当时我觉得这种理由是很重要的，而且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也许还值得谈一谈。左翼的代表会议使我第一次领略到纽约的气氛，也使我第一次看到说外国话的派别支配一切。我是赞成左翼的纲领的，但是各个语言分部派的领袖们那种不讲究策略的不现实态度，却使我十分寒心，这些领袖们的第一个代表人就是奥尔威奇。他们公开表示决心加速社会党的分裂，这使我深信他们并不是真正生活在美国，也并不懂得或者并未考虑当时在纽约以外的社会党党员的心情。
　　我担心过早的分裂会大大超出国内其他许多地方基层党员的思想准备。因此，我强烈地反对任何可能导向分裂的做法。在我的印象中，里德、吉特劳这一批人（他们是我在这次会议上才初次会面的）要现实得多。他们对工业方面的劳工运动要熟悉得多，也关切得多，而这正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我参加了他们那一派，这一派后来就成了共产主义劳工党。
　　我所以没有能出席9月份在芝加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原因就在于我反对过早的分裂，从而也在于我坚持在派系斗争中要尊重党的法纪。根据我的记忆，当时的党章规定，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是有一定党龄的党员。我并不严格符合这条规定，我不愿到大会上去成为一个资格有问题的代表。我以往的活动都是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中。我直到1918年在俄国革命和左翼兴起以后才加人社会党。因为这个缘故，我不愿被提名为代表，当选的是另外一个符合党章规定的同志。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以这种夸张的“合法主义”作为我不参加这次历史性代表大会的理由，也许太迂阔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我仍然认为我是正确的。这次轻率的分裂使左翼同成千上万在感情上是革命的，但是仍然还不能跟着左翼走的社会党人割断了联系。他们也没有跟右翼走，他们因为对分裂感到灰心而游离脱党，几乎全部都离开了运动。
　　当然，右翼的领袖们也是一意要闹分裂，而且很可能是不论怎么样都防止不了分裂。但是如某左翼的领导采取更加慎重的策略，对党的法纪更加尊重，对成千上万同情俄国革命，但是仍然没有认识到有成立新党之必要的党员更加耐心，更加尊重的话，分裂本来是可以推迟的。共产党是在芝加哥大会上实行的一个不必要的，或者至少是为期过早的以剖腹产术取出的产儿，这种行动削弱了党，而且使它几乎在呱呱堕地之时就被扼杀。从这番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我还没有看到别人提到过。分裂有时是一桩不可避免的事情，然而没有准备的分裂却是害多利少。
　　这样一种分裂事实上还是一种双料的分裂，它同我们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两个共产党。在这个既成事实面前，堪萨斯城的社会党基层组织执行着共产主义劳工党的路线，而且同它结成了联盟。这是四个月以前在纽约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会议上我同里德—吉特劳派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的直接延续。
　　我在1920年春天参加了在密执安州的布里奇曼举行的地下党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劳工党在这次大会上同共产党内的鲁登堡派组成了统一共产党。我当选为中央委员，被派负责党在圣路易—南伊利诺地区的组织工作。我主要是在南伊利诺州的矿工中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个月以后，我又被任命为《劳苦大众》的编辑，到柯利夫兰去就任新职，后来一直在那里作中央委员会的常驻代表。
　　我很快就认识到党在完全的地下状态中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那样我们就同劳工运动和整个国家的实际生活切断了联系。但是当时仍然存在着两个共产党，而且在地下派系斗争中消耗着自己的力量。到1921年春天举行的一次统一大会上才最后统一了各派的力量。这次大会产生了新的领导。鲁登堡和吉特劳当时正关在牢里，还有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会的前任委员没有能重新当选。洛夫斯东和伟恩斯东在这次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不久以后毕特尔曼也补选了进来。
　　我们开始进行坚决的斗争来逐步实现党的合法化。我也许比别人还要更加坚决地要求党的最后完全合法化，但是这还得要作若干的试验。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试验有无合法化的可能性。其中的第一个就是以合法的美国劳工联盟的名义组织了一批支部，这些组织发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竞选活动，在那一年的选举中提名吉特劳为纽约市市长候选人。我们也以美国劳工联盟的名义举办了讨论会和演讲会。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社会党左翼在萨鲁茨基（哈德门）、英格达尔、欧尔金等人的率领下，也脱离了社会党并且组成了工人理事会。共产党派出了一个委员会同这个集团谈判组成一个合法的政党，我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党终于在1921年12月下旬成立了。
　　梅勒赫·爱泼斯坦在《美国的犹太劳工》一书中说，我们曾经作过保证，要解散地下党，但是这个保证后来被背弃了。事实并不是那样，也不可能是那样。我们在当时绝对没有权力同别人成立这样的协议。我们建议同工人理事会集团联合组成一个合法政党，这是受到共产党多数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个明确的谅解——地下党仍然要保持。事实上，在共产党当时发表的文件中，就有几篇文章解释我们怎样设想一个合法的党和一个非法的党同时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工人理事会集团完全知道这一切。他们确实要求有一个单一的合法的政党而没有任何地下组织。但是他们也很知道我们当时不可能答应这一点。他们很可能指望，甚至曾经指望，事物发展的逻辑会保证合法的党获有优先的地位，而最后把地下的组织视为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已没有必要而予以解散。我就曾经这样指望过。这种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还得再有一年的经验，还要加上共产国际的亲切帮助，才能办到这一点。我们同工人理事会的代表曾举行了几次联合谈判委员会的会议。我记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因为双方都热望统一。工人理事会的代表们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被占多数时共产党并吞并且消化掉。这个困难由于我们在组织方式上作了许多让步而解决了。在代表大会和新的全国委员会中给他们的代表名额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我们在作这种让步的时侯，甚为大方，因为我们想造成一种大团结的印象来吸引未入党的激进分子，而且工人理事会集团有一批有声望、有才干的人物，可以对新党大有好处。
　　建立了工人党的那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十分融洽，并且给了运动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马克斯·伊斯特曼曾在1923年1月号或者2月号的《解放者》上，写过一篇怀抱同情而且颇有见地的文章，你可以查考。你巳经注意到，我是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主旨演说的人，而且由于双方协议而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所以能取得这样协议也许是出于若干特别的考虑。我是大家认为必须大加重视的所谓“西部美国”方向的某种象征。除此而外，我确信工人理事会方面认为我比其他的共产党领导人更富有“取消派”的味道——这种印象井不是全无根据的。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说我同洛夫斯东之间的政治合作是1921年党的一切活动的主要动力。毕特尔曼和伟恩斯东在这一合作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我们都是毫无准备地参加领导，在此以前没有多少经验的话，那末我们在那个时期的工作是很有效，很协调的。迫切需要使党的活动合法化是政治上压倒一切的考虑。这种考虑在当时证明要比出身和性格的不同有力得多，到后来的摩擦和冲突中，这种不同才起了作用。
　　我们在组成工人党的问题上没有能够避免同共产党内死硬的地下派发生分裂。我还记得中央委员会中倡议分裂的两个领袖是杜尔巴和巴兰。威克斯是属于无产者党的。他加入了从共产党分裂出去的那一派——这一派后来称为统一劳苦大众党——而且被任命为他们的机关报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