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纳——创建人（1954年6月15日）

弗雷纳——创建人

（1954年6月15日）

　　弗雷纳：（答你5月10日的来信）
　　把弗雷纳列为美国共产主义形成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肯定是正确的。在我所写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里，我说过他应当被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
　　我认为约翰·里德和《解放者》报对在美国左翼的广大群众中宣传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尽了最大的贡献。弗雷纳的影响相形之下范围要窄一些；他所办的《革命时代》基本上是一种党内报纸。不过，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在形成年青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做的工作要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同时，他也给这个运动打上了他自己的浪漫主义的和宗派成见的印记。
　　后来几年，党的官方宣传，把“创建人”的地位给予了鲁登堡，这件事是同我的历史公道感相抵触的，我总是对此感到不快。鲁登堡——就他本人来说——在先驱者之中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是他决不是发起人，“创建人”。

※　　　　　※　　　　　※

　　我自己同弗雷纳并没有私人友谊。我在1919年6月在纽约的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会议上才偶然地第一次见到他。我第二次见到他是他作为共产国际“泛美局”的委员回国来统一两个党的时候，时间应当是在1920年底或者1921年初。泛美局的另外两个委员是查理·约翰逊（“斯科特”）和当时住在纽约的日本老社会党人片山潜，后者后来到莫斯科去了，以后就一直在那里住了下去。我记得当时会见的场合是在两个党谈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
　　我对这次会议唯一还记得的是弗雷纳在会上讲了活，代表共产国际要求两个党和解统一。他讲得十分公正，毫无偏向，而当时所有谈判“统一”的联席会议都是争得相当激烈的。我还记得查理·斯科特后来告诉我弗雷纳认为我在联席会议上的行为是“有宗派成见的”。这话很可能并不是不中肯的，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坚决反对“语言分部派”那种公开宣布要“控制”统一后的党的野心。斯科特告诉我的弗雷纳对我的印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对这次会议永志不忘。
　　弗雷纳不久就为共产国际的工作到拉丁美洲去了。后来，我听说他脱党了，还有消息说他对一些共产国际的经费报不出账来。
　　我还记得查理·斯科特在纽约的一次讲话（时间想必是1921年后期），大意是说，弗雷纳私用了共产国际的公款，因此这件事党管不了。斯科特曾说过，“他因此得向共产国际报账”，或者大意与此相仿的话。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件事记得十分明确。在此以后，党的领导几乎就把弗雷纳完全忘记了。

※　　　　　※　　　　　※

　　我记不起1922年在莫斯科讨论过弗雷纳的问题。我虽然在那里住了很久，可记不得关于他的案子有什么正式的考虑。
　　不过，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件事情，也许对弄清弗雷纳的历史有些用处。我有一次到纽约去的时候（时间应当是在1924年，也可能在1925年），有人给了我一封弗雷纳写来的信。我记不起这封信是谁给我的了，但是我可以肯定这封信是给我个人的。在这封信里，弗雷纳说他在做工，并且尽力在工资中撙节储蓄，说想设法分期还清他的债务，争取回到党内，要求我给他以帮助。我对这封信的记忆是十分清楚鲜明的。
　　我回到芝加哥以后，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对之进行了讨论。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因为他的事情牵涉到共产国际的经费，美国共产党无权过问，弗雷纳应当向共产国际申诉，在那里解决他的关系，然后党才能有所行动。我把这个决定通过一位当中间人的同志——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他是谁了——告诉了弗雷纳。直到多年以后，弗雷纳化名科里重新写文章的时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了。

※　　　　　※　　　　　※

　　在以后的年月中，我从来没有同他有过个人来往。但是颇为奇怪的是，我们竟几乎碰上面。他看来已同官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决裂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有若干迹象表明，他后来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当时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组织新党的声浪甚高。在我同卡尔佛顿、悉尼·胡克和其他几个参加卡尔佛顿当时所办的杂志的人举行的一次讨论中，我们曾谈到了成立新党的问题。他们问，我们对像弗雷纳这样的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显然，他们同他已有若干接触和联系。
　　我告诉他们，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除非过去那件财务案子能够彻底解决，否则就一定又会使弗雷纳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如此，我对弗雷纳还是感到极大的兴趣，并且希望能找到办法同他合作。当我在1934年秋天到法国去看托洛茨基的时候，我提出了弗雷纳的问题，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托洛茨基也很感兴趣并且抱有同情心，他认为我们决不应该拒绝弗雷纳的请求。他最后提出了如下的策略：新的党还太弱，接纳一个身负贪污恶名的著名人物是吃不消的。我们为他辩解并不足以给他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党。弗雷纳应当回到共产党那里去，解决他的财务纠纷，得到他们的正式澄清。然后，我们正在组织的新党就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他做一个党员。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妥善的办法。我同意照此进行。在我回国以后，就忙于同莫斯特派进行那时已进入最后阶段的谈判，由于这次谈判的结果，莫斯特派在12月同我们联合举行了代表大会。我记得我曾通过卡尔佛顿集团把托洛茨基的意见转达给弗雷纳，不过我对此没有绝对的把握。无论如何，我们同弗雷纳从来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不久以后他就索性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

※　　　　　※　　　　　※

　　弗雷纳确实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年青时代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他又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被判驱逐出境，这件事给他那受到命运残酷播弄的一生又加上了最后的一下打击。他曾把一生奉献给两种彼此对立的事业，而受到了两方面的拒绝。
　　虽然如此，弗雷纳一生中最好的一部分——年青时代的那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当人们考虑到美国左翼运动在理论知识方面曾处于何等原始的状态，在文化—政治力量方面曾经何等贫乏的括，那么，弗雷纳在这一方面的披荆斩棘的开拓工作就真显得十分突出了。
　　我认为可以很公平地说，弗雷纳是美国共产主义草创时期的第一个启蒙者，他在解释和宣传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纲领方面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要多。直接从原始的美国左翼运动产生的美国共产主义，主要是从弗雷纳那里才开始认真地注意起理论问题来的。
　　虽然如此，但是要求一个人拿出他力所不及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弗雷纳要做一个领袖是太弱了。他吃不住俄罗斯分部派的领袖们那种横扫一切的强大压力，他们有组织上和财政上的力量，而且像挥舞大棒一样来使用这种力量。弗雷纳在1919年的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会议已经决定继续在社会党内部进行合法斗争以后又向奥尔威奇集团屈膝投降，肯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社会党过早的分裂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分裂为两个党，并且接着又匆忙地、冒失地、而且照我看来还是毫无必要地进入完全非法状态的这种荒谬行为，即使不算是领导的罪行的话，也是他们所犯的灾难性的错误。弗雷纳在领导中与其说是首恶，不如说是胁从。
　　没有人知道由于俄罗斯分部派狂人把这种疯狂的做法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有多少美国激进的社会党人——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因而脱离了这个运动并游离流散。我一直认为这批败事之徒缺少了两个人就不能造成这样大的祸害。他们既需要弗雷纳，也需要鲁登堡，而且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两人都被弄到手了。
　　依我看来，鲁登堡的责任更甚于弗雷纳。弗雷纳太软弱，这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鲁登堡要坚强得多，但是他受到了过大的个人野心的支配。我之所以对他责备更多，原因完全在此。如果弗雷纳在1919年能得到那些知道运动的需要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实施自己的政策的人们的鼓励和支持的话，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很可能已经大不相同了，而从长远看来将会有更大的好处。
　　事实与此相反，弗雷纳被俄罗斯分部派的头子们无情地倾复了，而他没有得到鲁登堡的丝毫支持，后者当时（也是一贯地）对自己，对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作用考虑得太多了。如果有人告诉鲁登堡在那段决定大局的日子里，他对美国共产主义所能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加强弗雷纳的地位，给他创造条件，让他能做一个有相当自由的政治启蒙者，鲁登堡大概会大吃一惊的。当时，刚刚从史前时期那种理论上的蒙昧状态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左翼运动，需要时间来研究、学习、消化从俄国革命中爆发出来的伟大的新思想。自以为天下第一的鲁登堡不懂得，在当时，弗雷纳的启蒙工作要比他的工作更加重要，不懂得他应当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弗雷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