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领导（1954年5月5日）

早期的领导

（1954年5月5日）

　　你的来信触发了我对早年的许多事件的鲜明的回忆，这些事件久已沉睡在我的心底了。我将热诚地、尽可能充分而完善地来答复你所提出的和你想要补充提出的问题。
　　在你的问题里面，有几个使我痛切地感到你对我多年来所寝渍其中的问题研究得要比我深得多。你大概知道许多我不知道或者目前记不起来的事情。虽然如此，我的回忆和我对事情的看法也许可以帮助你得出一幅更完整的图画。
　　在你就从1922年起的那段时期所提的问题中，我没有看见你提到约翰·佩帕尔。这确是一个很大的缺漏。难道你竟可能没有碰到关于这个突出人物所起的突出作用的任何材料吗？
　　旧派系的分裂和注定是“带有永久性的”新派系的结合；“联合农工党”的全部冒险事业和与之有关的异想天开的政治活动，以及1922年到1924年间的许多其他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佩帕尔发生的。
　　我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反对者。但是如果他当时的朋友中活到现在的人没有对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在党务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什么材料的话，那末，为忠实于历史起见，我就感到有义务来填充在你所掌握的材料中这一段令人惊讶的空白。如果你能让我知道你对佩帕尔的活动到底知道些什么（如果你还知道一点情况的话），和你目前如何估价它的话，我将能更好地从我的角度出发来填满这幅图画。
　　在你4月26日的来信中，你曾就工人党刚成立时的领导问题问了两个补充的问题。你和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的。你显然对文献记录本身要熟悉得多，而我却不得不完全依靠我的记忆，依靠我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的亲身经验以及他们留给我的印象。
　　我们的运动当时还属草创，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对派系斗争缺乏充分的记录。在实际行动、个人谈话、委员会会议和未公开发表的演说中所做的和所决定的事情要比在文件中所记录的多得多。这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当时却就是这样办的。不过，我也许可以为我们辩解一下，我们是还没有出师的学徒，还没有学到必要的本领就被选入领导机构，并且被迫担当起领导工作来。
　　我担心美国共产党头十年——直到形成托洛茨基派和我们在1928年被开除时为止——历史的空白太多，以致一个历史学家如果一味信赖文献记录，就会很容易感到迷惑不解，或者被引入歧途。我相信你现在搜罗各个参加者的回忆来充实你所看到的文字资料，是很明智的。虽然你这样做很可能又会碰上彼此说法互相抵触的新问题。
　　当时参与其事的人，即使是顺意按照他们所记得的实际情况来谈，彼此的解释也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他们的记忆也可能会因为他们后来的演变而染上浓厚的色彩，以致你会发视他们提供的材料很少有共同之点。在我来说，我只能保证，我在提供我所记得的任何事实的时候，一定严格尊重实际情况，同时也不隐蔽我对美国共产主义头十年的真实意义的看法以及我对于各种具体事件如何体现和反映这种真实意义的看法。但是，我想你也会承认，各个当事人在事过境迁而又心平气和地回忆往事时所提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解释，也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证明这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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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4月21日的信中）所说的1921年春天的统一大会“产生了新的领导”（洛夫斯东—坎农，再加上伟恩斯东和毕特尔曼），需要作某种解说。它肯定是“新的”，因为在这四个决定性的人物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从前曾担任过中央领导工作，但是它也应该被看成是 临时性的 。
　　它在那样一个时候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后来证明大体上还能够胜任当时要它担当的紧急的历史性任务——即打破对地下组织的迷信，并且建立工人党来作为展开共产主义政治活动的合法中介。
　　在我看来，这一成就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也是不会过分的，因为这一成就，再加上也是由这个领导机构所倡议和支持的现实的工会纲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共产主义的美国化就是从此发端的。“洛夫斯东—坎农联盟”并没有推持很久，但是当它还存在的时候，是极有建设性的。
　　这一合作是政治第一的原则的胜利，是政治上的一致压倒个人间的对立的胜利。很难再找到两个人在出身、性格、脾气上能比洛夫斯东和我差别更大的了。在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一丝一毫个人气味相投之处，而且——至少，在我这方面——也没有一丝一毫个人的好感、信任和尊重。虽然如此，在压倒一切的政治上的必要性之下，在一致同意应该做什么的合理的协议之下，我们一起工作得很有效，很协调。
　　如果有人问，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的一切派系斗争中，个人的对立和抗衡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末就该承认，它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但如此，我还要根据四十多年的观察和体会进一步说，它们似乎在每一次派系斗争中都起了作用。但是在这一次，在为使美国共产主义打破其地下孤立状态和使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美国化而进行的斗争中，政治考虑和政治上的必要性显得比个人的对立更有力，——而这是对党有利的。
　　上面曾经提到，鲁登堡和吉特劳当时是关在牢里的；福斯特是直到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在1921年秋天才入党的，当时还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佩帕尔后来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却还没有成名，也没有人听说过。在鲁登堡于1922年春天出狱以及福斯特和佩帕尔相继参加党的活动以后，这三个人就开始担当最显要的职务。为成立工人党而进行了斗争的临时领导机构在那以后就被吸收到了更大的领导机构中去了，不过后者再也没有能团结一致地工作过。
　　当然也有别人曾在1921年的斗争中起过作用。贝达特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许多人，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印象是，他们的作用虽然重要，却只起了支持的作用，而不是决策者的作用。
　　洛夫斯东在此以前确实已在组织基层组织中崭露头角，但是，除其他原因而外，他当时身涉嫌疑，使他直到1921年春天的统一大会以后一直不能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我想你知道在威尼茨基案件中他作为国家方面召来的证人作证的事情。如果有人打算在一本历史著作中着重写有关的人物的话，那末，洛夫斯东的事情，包括威尼茨基案的插曲和它的余波在内，肯定是值得写一章的。
　　毕特尔曼以前曾在纽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崭露头角，特别是在犹太人党员之间。但是到1921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才真正标志着他开始担任全国性的领导工作。我个人在1920年末到纽约以前就不曾见过他，而且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我把1921—1922年的领导机构说成是“新的”这一点肯定是正确的，只要人们所指的是那一个时候的那个全国性领导机构的中心和决策的核心而言的。我第一次见到左翼原来的全国性领导人是1919年春天在纽约举行的社会党左翼全国代表会议上。我和他俩全是初次见面，面孔都是陌生的。我认为那里有四派领导人，每一派都代表着很大实力，彼此间显然很少合作。这次会议给我这个地方代表的印象是，政治路线的斗争往往同个人地位的竞争混在一起。
　　第一个派别是，外国语言分部派，领袖是奥尔威奇。他们要求立即同社会党分裂，立时立地成立共产党。他们简直不是生活在美国，我坚决反对由他们来领导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二个派别有的是像下面这样的一些人物：当时杰出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弗雷纳；代表着强大的克利夫兰党组织而已经名闻全国的鲁登堡。他们反对立即分裂。弗雷纳毫无疑问是最有效的首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我对他所做的工作评价极高。我尊重鲁登堡反对战争的斗争，尊重他公认的能力，但是他的性格，无论在当时和以后从来都对我没有吸引力。
　　第三个派别是密执安派，领导人是后来组成了无产者党的巴特和克拉彻。他俩同弗雷纳就后者起草的纲领展开了在我看来似乎是十分烦琐的辩论，一定要把“群众行动”这个词改成“群众的行动”。我对这种辩论莫明其所以，对这些繁琐学者实在不太同情。
　　第四个派别是里德、拉金、吉特劳、华根纳赫特、卡特菲尔德和其他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主张更合乎美国国情的方针。他们直言无隐地反对以奥尔威奇为首的说外国话的那一派的操纵把持而且对工会问题有较大的兴趣。我同里德、拉金和吉特劳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工会委员会，感到他们是我的同类人。我发现我自己同情这一派。这一派后来成了共产主义劳工党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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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说的就是在1919年春天，亦即在正式成立两个共产党以前四个月的时候，左派的全国领导人在我心目中的大致面貌。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十分活跃，十分出名的人。其中有些我并不认识，其他的我已经忘掉了——但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是创始时代的舞台中心人物。他们给我这样一个第一次到纽约来的“政治”上的新进者和外地人的印象是十分明确而且经久不灭的。
　　两年以后，当争取党的活动合法化的斗争，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以后，原来的这批最著名的领导人就全都退到旁边去了。鲁登堡、吉特劳和拉金入狱了。巴特和克拉彻自己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组织，叫做无产者党。里德是在莫斯科。华根纳赫特和其他几个人没有能在1921年的选举中重新当选。卡特菲尔德也到莫斯科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领导责任就落到了我上面提到过的四个人身上，或者视是被这四个人拿了过去。他们是：洛夫斯东—坎农，再加上伟恩斯东和毕特尔曼。这个四人班子领导着党进行了同工人理事会派合并并且组成了工人党的斗争。这个四人班子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期大约有一年光景。它没有被推翻，而是像上面说过的那样，并入了一个更大的领导机构。
　　很难证明这个新的机构曾在什么时期真正得到过党内大多数的支持。有一些在统一大会上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人，诸如华根纳赫特、阿姆特、林德格伦等人，在基层党员中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他们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反对派，后来被称为“笨伯会议”，卡特菲尔德也参加了进去，而且成了很可能是最有影响的领袖。吉特劳在出狱以后也加人了“笨伯会议”。米诺尔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
　　他们勉强地支持了成立工人党的建议，在这个范围以内，他们支持了我们来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分裂出去的死硬的过左分子。但是他们把新党看成只是一个影子组织，不愿意赋与它我心目中认为它应有的广泛的政治上的职能。他们心爱的还是地下党。因此就产生了两个新的派别——原则上的地下派（笨伯会议）和力争运动完全合法化的一派（“取消派”）。鲁登堡在1922年春天出狱以后，就参加了“取消派”。福斯特、白劳德、邓恩和其他那些在党的事务方面刚刚开始活动的工会派人物也都参加了“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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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22年5月动身去莫斯科，作为取消派的先遣代表去争取共产国际支持我们的政策。我在莫斯科一直呆到第二年的一月。这个时期党在国内发生的事情，我只是耳闻。在这个时期，为控制地下党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最后的一幕就是1922年秋天著名的布里奇曼大会。这次大会受到了警察的袭击。我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始终也没有弄清楚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印象是，当时双方的力量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笨伯会议”稍占优势。但是他们想控制领导机构和强使党接受他们自我阉割的政策的打算，受到了当时两个新因素的阻挠。这两个因素确实是相当可观的因素——那就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和约翰·佩帕尔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