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序言

　　本册共产国际文件的第三卷，即最后一卷所包括的时期（1929—1943年）比前两卷加起来还长。在1928年之后的这十五年中，代表大会只举行过一次。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的记录未曾全文发表。执委会同所属各国支部之间的通讯也很少公开。也没有过公开的共产国际声明直接关系到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奥地利的并入德国，反共产国际盟约，慕尼黑协定，或1939年战争的爆发。《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史文选》丛书第六卷，所包括的年份是1938年到1945年，共收入五百九十七个文件（全文或节录），内有四个是共产国际发出的，其中之一是关于它本身解散的决议。

　　本书所包括的头六年中，即共产国际当时行话中称为“第三时期”，各国党在奉行1928年提出的“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时，发现自己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并且在各自国内日益陷于孤立。它们之中大部分采取这个新政策时本来就很勉强，同时还因此失去了许多较为温和的领袖，这些领袖不愿意同他们原来在其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决裂。虽然这个政策主要地是取决于苏共内部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紧随着进行强制性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决定而来的—但也是先前的统一战线政策失败所造成的失望的产物，正如统一战线政策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共产国际存在的头两年的政策所根据的假设并不健全。
　　确实可以这样来论证：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之后，共产国际不但抛弃了它原来的战略，而且也抛弃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那些原则本身。这些原则的形成依据这个信念：俄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时机也都已经成熟。战争的苦难，几个帝国的覆灭和瓦解之后的方向不定局面，在随后的混乱中成百万群众怀有的、并由俄国发生的事件更滋长起来的种种希望和幻想，这些都是这个信念的充足理由。持此信念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样的错误估计当时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也做出过。革命的幽灵屡次光顾凡尔赛和会。
　　在共产国际内部，革命没能越出俄国边界外这件事，使得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他们本来早已过分强大不利于这个国际组织的健康了。各国党的领导人，看到只有俄国人取得了成功，一般地说，也都愿意服从来自莫斯科的忠告和指示。而他们这次放弃了独立自主，后来也就没能在想要夺回时有多少成功。不能按照自己的地位来进行自己的革命，他们倒是可以取得借来的合法地位，只要把自己充当忠诚自愿的附庸依附于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似乎能体现他们的愿望，因而也能博得他们的忠诚。违抗指示、拒绝告诫的那些人，或者辞了职，或者被黜退。而从没有一个脱离主义者的集团曾经有办法建立或者维持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反对党。倒不一定是由于莫斯科给予它所选中的下级以物质上、组织上的支持，只是广大成员不加鉴别的、感情用事的忠顺，就注定了脱离主义者必然失败。在党内，如果说他们未遭审讯的话，他们却受过判决，服过徒刑。在党外，他们遭到孤立。
　　由于原来的幻影消失了，各国共产党都重新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共产国际便失去了任何稳定的标准，据以判定某一政策的“正确性”。一项政策之所以正确，仅仅由于它得到采用。而所谓“偏向”也不再是对某种公认的原则的背离，而是成为一个标签，形势需要就可以安上。于是就有了什么“左一右”偏向、“机会主义一冒险主义”偏向、“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偏向。这类标签得到各国支部的赞同，表明了它们的领导人在品质和精神上的堕落。他们所遭受的屈辱，被摒弃时遇到的残酷待遇，既反映了原有激情的丧失，也反映了他们的政策同他们国内局势的格格不入。即使可以确凿地证明一项政策比较切合国内情况，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关于发展工业和组织军队的建议，其效果和号召力也会由于应用了“俄国方式”而大受损害。共产国际纪律性的这一个方面最清楚地—也是最少害处地——表现在其文件用语的重复和刻板上，这就使它的文件死人一样地呆板可怕。稍微一点偏离早经审定的文字形式，就可能，也已经被当作离经叛道。

　　转变到“阶级反对阶级”政策，尽管苏联领导人认为这对他们国内目的用处很大，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却产生失去战斗力的后果，因为这项政策同它们所面临的局势格格不入。俄国人一旦清除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苏联内部被击败的集团有联系的领导人，他们就不再需要对国际给予多少注意，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国内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紧张和困难。他们委派第二流、第三流角色去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公开声明的次数迅速、持续地减少了。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苏联领导人在结束共产国际之前很久就已对它丧失了兴趣。此外，辩论和说服工作，这本来需要真正的智慧并且会对纪律有严格的要求，如今也不必要了。有莫斯科的权威就行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1939年战争爆发时政策的逆转上，这一逆转引起否定各国党过去五年来所说过的一切。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一决定毫无异议地被大家接受；这次解散的确正是其他各党完全由俄国人控制的最鲜明的表现。
　　如果说“阶级反对阶级”政策从最轻方面说是不切实际，而从最坏方面说，象在德国，就很要命的话；那么，它的后继政策，人民阵线，在莫斯科急欲推进集体安全并为对抗纳粹德国威胁而争取盟友的时刻，却是与苏联的利益非常协调一致的。苏联政策这一方面已经在许多著作中详细讨论过，不需要再在这里叙述了。然而，超过以往的政策，这项政策尤其背离原则。所有同盟者和支持者都欢迎，只要他们同希特勒的政府敌对。只有“叛徒”不受欢迎（因为异端分子总是危险的，而异教徒却可以改变信仰），理由是：“客观上”他们总是法西斯代理人。其他方面，共产党人毫无困难可以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步宗教界”、“正直的保守派”，甚至还有“改良派”共同活动，这些人从前被他们指责为工人阶级的叛卖者。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各国共产党，如今不再受到约束，而且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制定适应各自国内情况的政策，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取得了进展。为了证明那种逆转合理，曾有这种争辩：有些时候，当前的紧急问题必须放在长远目标的考虑之上；还有，击败纳粹党，不管同什么人结盟都可以，正是达到那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个长远目标的斗争—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各社会党的斗争相比，在共产国际的全部历史上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根据同样的推理，除非共产党人击败他们的社会党对手并赢得工人阶级的信赖，革命成功就不可能。如果有人认为在这一卷里过多篇幅都为反对社会党人所进行的共产党宣传所占据，那么事实是，这恰恰反映了共产国际文件本身的重点所在。

　　通常的一个看法，说国际不过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一个非官方代理机构，需要纠正。在开头的那些年份里，当时各国党深信它们各有独立自主的革命任务，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时常受到季诺维也夫活动的干扰和阻碍。在后来的年月里，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国支部则被利用为俄国共产党内各角逐集团的利益效劳，而不是为苏联的利益本身效劳。的确，“第三时期”这段插曲大概可以被认为对苏联十分有害。思想上固执于毫不相干的阶级的经济范畴，被1848年“那个革命”和“那个反动”的遗产弄得昏头昏脑，又认识不到民族主义的要求非常强烈而法西斯运动虽然不合理性但却有攫取人心的力量，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完全不能理解这种新现象的本性（虽然它已以较温和的形式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而把这现象说成是金融资本的极端恐怖的专政工具。决定使政策发生改变的，是权宜之计，而不是理论。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仍然象从前一样，是不合时宜、误入歧途的。

　　有关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的著作不断增多，但迄今仍未有一本关于这个组织的完整历史。虽说不利用执委会及其各委员会和政治书记处、主席团的未经公布的会议记录，就无法作出有充分文件根据的和详尽的说明；可资利用的材料却已够充分，足以进行适当的研究。马列主义研究院，共产国际档案的保管所，所公布的材料，有用的很少。不时发表的文章和专论，总是老生常谈、缺乏内容。E.H.卡尔先生的《苏俄史》广泛、出色地论述了共产国际早期的活动，特别是当这些活动与苏联外交政策有关时，但是即使将来他写完这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也不超过1928年。已故的弗朗茨·波尔堪诺的《共产国际》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必备入门书，其政治洞察和分析都很成熟，但它只是一张速写，而不是全身肖像。有关各国党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可贵的贡献，值得注意的如罗思柴耳德先生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研究、德雷珀先生关于美国共产党的研究，以及许许多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专门研究（这些，也巧，全都是在美国进行的）。同时对俄国党本身所作的研究都很认真、也很全面，可以用来研究它所控制的这个国际组织。这方面的一大空白是德国共产党的历史（尽管弗勒希特海姆教授所写的一篇简述很有用处），在这项工作上柏林文件中心和华盛顿的德国档案馆的微缩胶卷里现在都有许多新材料可资利用。
　　有人会问：这些事值得一做吗？共产国际究竟成了多大的气候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很不中肯。共产国际的基础建立在对情况的错误理解上，它的未经宣告的目的是可鄙的。在那两次事情〔注：指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译者〕之间的二十四年中，以它原来的目标来衡量，它能宣称多少积极成果呢，即使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乎毁灭倒可以部分地归咎于它。不过俄国革命确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共产国际的历史是同苏联的历史分割不开的。它的活动从总的功过来说是否对俄国的领导人有用，这个问题是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的。肯定地，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共产国际的存在而受到伤害。假使共产国际未曾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和资财去贬抑各国社会党和削弱它们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控制的话，布尔什维克党人本来有可能保持当初已经赢得的许多社会党的支持的。不过从俄国国内的政治史情况来看，也很难期望当时会出现另一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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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卷中，录自英文本的文件要比前两卷多。如果这种做長法曾经更多地运用，编者的任务当然就会容易得多，但可惜这是行不通的。（苏联的历史期刊发表的关于这套书前两卷的评论认为，那些文件从俄文或德文翻译其目的就是为了歪曲原文。）共产国际文件的英译本的编辑们好像在很多地方既不学无术又孤陋寡闻。凡是名字被拼错了的（例如：把Schevenels拼成Chevenel，把Thorez拼成Thorés，把0udegeest拼成Udegeest），可以改正。小的语法错误和不当的标点符号，也可以改正。但是当英语文字不能理解或过分笨拙时，有关文件就从俄文、德文或法文本翻译而来。即便如此，很多十分拙劣的文字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译文就是英语读者所读到的共产国际的出版物和宣传品的形式了），这也证实了共产国际内部时常发生的埋怨：各国党的语言缺乏群众吸引力。这个并不全是译者的过失。早年的语言，那是带有真正感情的，已经蜕变为陈腐的老套和呆板的歪曲了（以致在法国撤销一个波兰矿工的劳动许可证，宣判某个罢工者三个月徒刑，处决一个反叛者，统统都被描绘为“空前的暴行和恐怖”）。

　　在决定究竟采用全文还是摘录时，我的指导思想主要地是，避免经常的重复和避免收入烦琐的细节，例如那些用来支持某种议论或主张的某次罢工情况的说明。在附于各文件的说明中，要在共产国际活动范围的事件同属于苏联政策本身或各国党的内部历史范围的事件间，划出一条界线来，那就更难一些了。在几经踌躇之后，我决定删除一些事件，诸如1940年德国共产党避难者的“Auslieferung”〔注：德语：引渡。——校者〕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代理人在那里的大部分活动。即使仅仅由于篇幅关系，也不可能在说明中把文件中的许多错误的说法一一改正过来——例如关于莱昂·勃鲁姆对1939年法国逮捕共产党议员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已在许多研究中充分地讨论过了。在资料来源的书目中，我只列出我曾引用其中的材料作注解的那些出版物。

珍妮·德格拉斯
196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