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加〕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 《资本主义的起源》（1999）

第八章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

前资本主义时期欧洲有明确疆域的主权国家
资本主义时期英国的国家形式
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

　　关于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我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与民族国家兴起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甚或是将资本主义（至少在其诞生之日起）就定义为一种民族国家制度。普遍而言，这种联系是透过“现代性”或“理性化”诸理论折射出来的。根据这些理论，“现代的”或“理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形式相继得以发展，而在“理性”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城镇化和商业化的进程。
　　关于这个主题有一些变异形式，例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到的佩里·安德森的观点。他认为，近代早期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从封建主义和领主权力的阴影中挽救了“资产阶级的”商业经济，并通过将主权集中于中央政府这一措施使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实现了分离。一如我们前文所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与更发达的亚洲帝国相比，欧洲民族国家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欧洲多种政体的组织形态（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大帝国形态），使得以贸易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得以发展，因而不必承担帝国政府大规模掠夺的重担，而被帝国政府抽走的这部分剩余劳动本可以被用作进一步投资。
　　然而，本书所提出的观点要求我们以颇为不同的视角来探究资本主义起源与民主国家的关系。截至目前的论述，我们的观点可简单表述为：资本主义不是某种诸如“理性化”、技术进步、城镇化或贸易扩张这样的特定跨历史进程的自然演进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兴起所需要的远远不止移除障碍，以便发展扩大市场，或培育“资产阶级”理性；尽管欧洲特定地区——西欧——的条件（尤其是欧洲参与更大范围的非欧洲国际贸易体系中）对资本主义兴起而言是必需的，但是这同样的条件却能在西欧不同的案例中产生出多样化的结果；资本主义体系自续发展与从本土“自发”生长的必要条件，以及相互强化、相互促进的农业和工业领域，仅在英国存在。

前资本主义时期欧洲有明确疆域的主权国家

　　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统一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的特征，在这些国家中，掠夺是通过政治、司法、军事甚或“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等“经济以外的”手段完成的。这些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具休表现为：政府权力被用来向臣民（包括农民）收取贡赋的古代帝国，其公职是获取巨额财富的主要手段；近代早期和中世纪欧洲的商业化城市—国家的“集体领地”；近代早期拥有“赋税/公职”的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其政府公职是私人财富的来源，而这些所谓财富则是通过向农民直接征收重税而来。凡此总总，不一而足。
　　“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于一种非常独有的前资本主义形式：采取了“碎片化”国家权力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统一体——西欧封建主义的“分散的独立小国”——以及这些碎片化小国所拥有的“经济以外的”权力，即封建领主权。^[1]国家碎片化的军事权、政治权和司法权成为个体化的领主们从农民手中榨取剩余劳动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一如我们前文所见，这些小国在政治上的分散化与经济上的碎片化吻合度相当高，以至于当其国内交易延伸至本地农业市场以外时，就变得更像是分离的市场间流通货物的那种传统国际商贸行为，而不是在整体化的、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中进行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贸易形式。
　　封建主义的分散的独立小国代表了一种非常本土化和个人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曾一度带有政治和经济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封建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散的碎片化的制度。但同时，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独特性质，才使得不同封建领主的辖地之间没有严格的、明确的领土边界。一个封建王国的结构由纵横两个方向构成：在纵向上，是一系列的忠诚关系、约束关系以及个人强制关系；在横向上，则是家庭关系和王朝之间的联盟关系。这种结构使得王国的边界是相互渗透的，而且容易通过个人关系及支配地位的延伸或结盟而扩大或收缩。正如封建的贸易网络不是一个整合的体系而是地区之间货物运输与套利行为的组合，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封建主义也被看作边界可渗透且可移动的个人与本土关系网络的集合。于是，在封建主义制度中，政治势力的领土边界是易变的，随着封建领主或国王个人统治范围、产权领地范围以及家族联盟势力的范围的改变而扩大或收缩。
　　封建统治阶级在面对农民的抗争以及贵族间纷争所带来的无法处置的失序状态时，最终被迫要将其分散碎片化的政治权力整合起来。分散的独立小国最终会在欧洲部分地区让位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而在另外地区让位于“现代”民族国家。欧洲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建立了有明确疆域的国家，而有主权的中央政府则将其强制性的支配权的影响力覆盖至这一相对明确的领土范围之内。但是封建主义易变的边界一直到个人统治为非人性的国家所完全取代才得到最终彻底解决，而这种取代过程也必须等到“政治”与“经济”相分离、掠夺与镇压相分离、私人财产与公共权力相分离才能完全实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分离才能彻底完成。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发展是在不同国家形式的背景下完成的，而这些国家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国家的建构这两个过程是并行的。但是，如果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而且如果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与封建领主的集权化过程相伴而生，那么国家建构的过程便会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形式，而资本主义也就只是封建主义转型的若干结果之一。于是乎，尽管前提条件都基本相同，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甚至范围更小的西欧各国——都采取了相同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
　　其中一种封建主义转型的结果便是绝对主义，其经济逻辑与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形式或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大相径庭。绝对主义制度体系并未催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相反，它在中央政府这个层级再现了前资本主义式的政治权与经济权的统一，同时在地方上却从未完全克服封建主义的分散性和独立性。这种国家类型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便是建立了绝对主义政府体制的法国，许多学者都把这一时期的法国视为崛起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型。在绝对主义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权力集中化进程使众多封建领主中的一个被提升至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的地位，因此，法国的绝对主义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带有原先封建制度的印迹。
　　一方面，被认为是其国家现代性中最具代表性特征的法国官僚体系，却是一种被公职人员据为私人财产的官职体系，该体系作为一种擭取农民剩余产品的手段，曾被称为“中央集权化的封建地租”（centralized feudal rent），而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赋税。政府公职作为私人财产甚至曾经以法律形式被确认为一种可以继承和让渡的权利。这种掠夺方式从其手段和对再生产的规则来说都与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完全不同，它依靠直接强制力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榨取剩余劳动，而不是通过提高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来增强剥削。
　　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从未完全废除其他形式的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绝对主义政府体制与其他更为碎片化的形式——封建主义的分散的独立小国的残余力量——处于并存状态，有时也会发生冲突。封建贵族、教会、自治市不遗余力地抓紧其最后残存的自治性权力（包括军事的、政治的以及司法的）而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当这些权力被国家集权化过程所严重削弱并且不再能形成分散的独立小国的势力，它们也仍在激烈的环境下被保留（甚至被复苏）以作为其所有者的收入源。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争夺同一批农民生产的剩余价值，其普遍做法是，通过授予公职将其潜在的竞争者吸纳入政府体制中，从而用一种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换取另一种。贵族特权和自治市管辖权的残余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和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一起，被保留到法国绝对主义体制的最后一刻。尽管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没有英国已然形成的资本主义体制对其造成的外部压力的前提下，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个革命会使法国自然演进至资本主义。^[2]
　　在欧洲其他地区，财产和政治体制的碎片化特征更为明显，而且在各地，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的碎片化形式（和集权化的形式一样）都代表了一种与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掠夺模式。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阻碍，不仅是因为它们使经济体制和政府体制都变得碎片化，而且因为它们维持了原有分离的本土市场和自治市的市场（以及国内贸易的种种壁垒），这些市场完全不具备资本主义的竞争特征，反而带有流通领域中旧有的商业套利模式的强烈特征。换言之，主权的分散化与市场的碎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植根于相同的产权关系中。

资本主义时期英国的国家形式

　　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以一种特殊方式交织在一起。虽然并非只有英国建立广有明确疆域的主权国家体系，但英国却最早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英国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一个比欧洲民族国家界定更为清晰的有明确疆域的主权国家的发展。尽管资本主义并未催生出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也并未催生出资本主义，然而我们发现，促使资本主义诞生的那种社会转型及其特有的那种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离，也同样促使民族国家走向成熟。
　　英国从未经历过封建时期欧洲其他地区的那种分散化，经济与政治上的碎片化也是最先且最彻底地在英国被克服的。在中世纪，英国也曾出现过完全“封建化”的财产制度，且当时的法律规定“所有土地均须有其领主”（no land without its lord），不过即便是在这一时期，英国的领主们也没有享有欧洲其他地区领主们拥有的那种自治性政治权力，而且此时的英国王权与贵族权利更多地处于一种伴生关系而非竞争关系。毋庸置疑，贵族之间的冲突必定会贯穿这一时期始终，但是即便是当君主与有产阶级爆发大规模激烈冲突时——例如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其实质既不是不同类型的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处于不同竞争地位的分散的独立小国之间的冲突，而是对已然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的争夺，因为君主不满于王权和议会之间的对等状态，这打破了 “王权在议会中”（crown in parliament）这一历史悠久方案所形成的传统联盟关系。
　　英国封建领主权力的独特的集权化过程制造了一个比欧洲秩序更为统一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因此，当法国——即便在绝对主义集权化的巅峰时期——仍然保留以区域为基础的“阶层”（estates）时，英国统一的全国性议会早已建立多时；当法国（甚至截止到大革命时）仍有360多部地方性法律法规时，英国早已确立了更为全国性的统一法律体系，尤其是皇家法院（royal courts）裁决所形成的“普通法”（common law）体系，在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这一体系就成为主导性的法律体系。
　　这种统一并非简单的政治或法律事务上的统一，其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经济上的统一。早在17世纪，英国便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国民经济以及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整合的且日益具有竞争性的全国性市场。
　　英国政治与经济上的统一实际上有着相同的源头。中央政府的集权化并非以封建领主的经济政治权力的统一为基础，国家并不像法国那样被政府公职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在整体上国家也并没有与其他形式的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处于竞争状态。相反，国家建构采取了—种合作建设的形式（cooperative project），即一种政治权与经济权之间的劳动分工：中央集权的君主政府负责政治事务，贵族统治阶级负责经济事务；前者享有的是事实上的垄断性强制力（比欧洲其他国家出现得都早），后者的基础则是私人土地所有权（比欧洲其他地区集中程度都高）。
　　于是，我们便看见了镇压时刻与掠夺时刻的分离，这两种权力被分配在两个相互区别然而却相互补充的“领域”，而这种分离便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英国地主日益依靠纯“经济”的剥削形式来榨取剩余劳动，而中央政府则负责维持秩序以及整个财产体系的运作。地主们没有通过强化其自身的强制力来攫取更多农民的剩余劳动，相反，他们依靠国家力量来维持这一整套财产体系，同时，他们以自己的纯经济力量——其手中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其所身处的条件恰是掠夺者与生产者均日益变得依赖市场之时。
　　换言之，英国的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之羸弱，既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意味着真正主权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演进，以及疆域更为明确的一个政治体的形成。正如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离终结了不同的“经济以外的”权力之间关于最高统治权之争，这种分离也有助于固定国家的领土边界，使其摆脱个人财产和王朝关系的摇摆不定的影响。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民族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现代”国家——及其“现代”的领土权和主权概念——产生于某种社会关系，具体而言便是分散的独立小国与集权化的王权之间的冲突，而这与资本主义却没有任何关系。^[3]另一方面，在崛起的民族国家背景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起源使国家最终得以变得成熟。确切地说，英国国家建构这一独特过程事实上就是促使资本主义诞生的同一个过程。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转型为资本主义财产的这一过程，同时而且不可分离地也就是国家转型的过程。
　　拥有确定无疑最高权力以及清晰明确领土边界的国家，一直到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取代前资本主义掠夺模式之时——直到资本主义产权取代了分散的独立小国以及与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相伴而生的碎片化“经济”之时——才最终完全形成。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建构的一般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只有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既与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分离同时又与之相结盟的情况下，拥有真正主权以及明确疆域的民族国家才能走向成熟。

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

　　对那些将资本主义视为商业扩张结果的人而言，当遇到关键问题时，他们就会发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有些自我矛盾之处。无疑，英国是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代早期欧洲其他民族国家以及许多非欧洲文明也曾经深深嵌入国际贸易体系中，他们中的一些国家甚至曾长期拥有比欧洲还发达的贸易网络。使英国与众不同的——具体而言即其资
　　本主义的特征——在最初并不是占有支配地位的贸易国家这一身份，或在从事对外贸易方式上的特殊性。实际上，英国的独特性并不是这个国家在外向扩张型商业体系中的作用，相反，其独特性恰恰体现在国家在“内向”发展——独一无二的“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英国商业体系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单一的、整合的国内大市场，从而日益使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这个过程最终使整个不列颠岛形成一个整休），同时在相互依赖的地区之间又有着明确的专业分工，逐渐使农业与工业之间形成互通有无、互相促进的良性状态。当英国与其他国家在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体系内相互竞争（包括军事竞争）时，其国内也逐渐生长出了一种新型的商业体系，这也在随后赋予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独有的竞争优势。具休而言，这个体系的独特性在于其更多地依靠深度的加大而不仅仅是广度的扩展，更多地依赖生产领域中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不仅仅是流通领域中的收益，以及更多地依赖于建立在单一市场内日益扩大的生产和竞争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换言之，依赖于资本主义。
　　尽管资本主义产生并发展于一个国际贸易体系之中（而且如果没有这个体系它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本质上讲，资本主义是一个国内产物。不过，就其性质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长久地仅存在于一国内部。其无限积累的需求是其生存的根基所在，同时也会制造出新的、不同的扩张迫切性。当然，这些迫切性会在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毫无疑问，最明显的迫切性当属帝国主义扩张的驱动力。我们再次强调，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曾深深卷入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但是只有资本主义才会产生促进帝国主义转变的效果。资本主义的新要求制造了新兴的帝国主义需求，只有英国资本主义催生出的帝国主义形式符合资本主义积累的特殊要求。总之，资本主义通过产生经济迫切性——市场推动力——制造了新兴帝国主义的可能性，这种推动力产生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直接的政治支配。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更复杂的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产自英国并逐渐波及其他地区这个现象。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独特生产率，不仅使英国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旧式商业竞争中具备了新优势，而且使之在与这些对手的军事冲突中具备了独特优势。因此，从18世纪末开始，尤其在19世纪，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强大压力，从而使自身能应对这种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本身遂变成主要参与者。德国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德国的工业化是国家推动并领导的，但在最初，这个驱动力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动机，不如说是出于更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竞争的考虑。^[4]
　　在这些案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财产关系，但这些财产关系在英国就推动了其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生产力足够集中的地区（如法国和德国），通过回应其他地区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外部压力，这些地区便也可能诞生资本主义。因此，那些仍然沿着前资本主义逻辑发展的国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的特色。然而，此处的要点并不仅仅是说，在这些发展较迟的资本主义体系屮，国家发挥了主要作用（而许多后发国家也沿用了这种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体系，以及那些旧有的商业网络，逐渐成为资本主义迫切性的传输带。
　　欧洲的国家休系，是资木主义及其制度向外输出与扩张的重要通道。从那时起，资本主义便从欧洲开始向外扩散蔓延，而其具体方式便是帝国主义与经济迫切性输出。国家在帝国主义扩张事业中的作用是明显的，甚至在纯经济运动规律的运作过程中，国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资本主义首先是在一国建成的。而从那之后，资本主义再也没有以同一种方式出现过。其运动规律的每一次延伸都会改变此后发展的条件，而每一种本土化的特殊背景都会形塑这一改变的过程。但是，一旦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中出现，以及被其他以全国之力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所模仿之后，资本主义向外散播的特性，不仅会消除国家间的边界，而且会重构国家组织形式，催生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国民经济与民族国家。各自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国家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当这些国家都依据竞争迫切性来运作时更是如此，而正是这种不均衡的发展保证了民族国家形式持续存在。

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

　　尽管当今世界与之前任何时代相比都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但我们仍然持续听见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已经斩断了其与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的那种密切联系。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国家正面临被“全球化”趋势和跨国性的力量边缘化的趋势。
　　但是，尽管没有人会否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当今“全球化的”资本与发展之初的资本主义利益相比已不再需要民族国家。全球资本对民族国家的依赖程度丝毫不亚于“民族”（national）资本，其依赖民族国家以保证本土条件有利于其积累，同时也为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保驾护航。更确切地说，“全球化”的特征与其说是民族国家的衰落，不如说是以下这个日益明显的悖论，即资本的全球性影响力与其对更为本土化的“经济以外的”支持形式的持续需求之间的悖论。换言之，这也就是经济影响力和政治控制力之间的差异。
　　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悖论，我们需要仔细探究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历史性分离，并与较早的形式进行对比。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权与经济权统一（例如封建领主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封建领主的经济权从来都不能延伸至其个人关系或个人联盟的势力及其“经济以外的”权力（军事实力、政治统治、司法管辖）范围以外。由于这同样的政治经济结构，绝对主义国家中央政府或任何前资本主义时期帝国政府的经济权力也无法超越其“经济以外的”权力的范围。
　　在其他的剥削制度下，掠夺阶级或国家会通过直接的强制力从生产者手中榨取剩余劳动，资本主义剥削与这些制度不同，其特征便是“经济”掠夺时刻与“经济以外的”（即“政治”）镇压时刻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所有经济参与者（即掠夺者与生产者）对市场的依赖性便是这种分工的基础，而市场依赖性又催生出完全不同于直接政治强制镇压的经济迫切性。上述分工——制造了两个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运作机制、其自身的时间范围（temporalities）与空间范围（spatial range）——既是强力之源泉，也是矛盾之源泉。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时刻与政治时刻之间以及经济迫切性与政治镇压之间严格的劳动分工，使得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普世影响力和空间扩张力成为可能。资本不仅被推动着去拓展其经济影响力，而且有能力这样做。资本的自我扩张性并不局限于资本家通过直接强制力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榨取何物，而且资本的积累也不限定于个人支配力所能覆盖的空间范围。通过经济（市场）迫切性的手段，资本可以跳出直接镇压的限制并移动到政治权威边界之外。这使得资本主义独有的阶级统治形式以及特别的帝国主义形式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尽管资本主义经济迫切性的影响力可以跳出直接的政治统治和法律权威的范围，然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上述分工和区分也产生了一种不可避免、不可化约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迫切性一直以来都需要“经济以外的”规范权力和强制权力的支持，从而制造并维持一种积累的条件，以及确保一种资本主义的产权体系。即便是将某种特定的“政治权力”转化为资本，也绝不意味着其他政治性权力可以脱离正式的分离的政治“领域”，实际上还是要保证经济掠夺时刻与政治镇压时刻之间的劳动分工。同样，纯经济的迫切性从来也不能完全取代直接的政治镇压，或者说，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支持，经济迫切性将完全无法运作。
　　事实上，与其他任何社会形式相比，资本主义更需要以政治组织和法律限定来保证的社会结构上的稳定性、规律性以及可预测性。然而，这些作为资本存在和自我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恰恰是资本自身无法提供的，而且其自身固有的无规则的运动规律会经常性地破坏掉这些条件。为了稳固作为其构成要素的社会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或此资本与彼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尤其需要依赖于以法律规范和政治权威来确保的规律性。每个层次的商业交易都要求在契约关系、货币标准以及财产交易中保持连贯性和可靠的执行力。如果要确保资本的自我扩张能力，那么在资本自身掠夺力之外，还需要维持这些规律性所必需的强制力。
　　资本主义交易也要求一种其自身受益最大化的迫切性不足以提供的精密复杂的基础设施。而最终，在一个高度依赖市场的体系屮，对生存资料和工具的获取与使用要严格受制于市场的变幻莫测，尤其对大多数彻底失去财产的人而言，他们甚至对劳动资料和工具的获取与使用都必须依靠出售自己的劳动才能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中，经济活动从其他社会关系中 “脱域”（disembedded），故而这个制度也会对以政治手段构建的社会储备机制产生需求，从而确保人们在无法出售其劳动的时候渡过难关，同时也维持了一批工人“预备部队”。
　　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运作仍然要依靠“经济以外的”条件，即政治与法律的支持。截至目前，还没有人能找到比民族国家这个与资本主义有着历史联系的政治形式更为有效的手段来提供这些支持。“全球”资本或许希望能有一个相应的“全球”国家与之相匹配，然而，资本积累所必需的那种日常的稳定性、规律性以及可预测性在当前的这种全球范围内却仍然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前军事实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是可以近似于达到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的。在本书英文版付梓之时，世界又面临了另一轮方兴未艾的强制力的扩张。然而，不论美国军事力量长期以来确立的威慑性地位如何成功地确保了经济的“全球性”，这种军事实力的性质和能力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日常需求却总是背道而驰的。不论高科技轰炸手段如何 “智能”，也无法创造出资本在其日常运作中所需求的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社会秩序或精密复杂的基础设施。
　　可以说，资木主义的经济迫切性创造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整合的全球秩序，这种整合的形式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构成了人们所谓的“全球化的社会”。但是，将不计其数的社会网络与国民经济捆绑在一起的那个社会体系却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尚无任何一种社会体系可以与资本主义所创设的这种社会体系相媲美：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各种不同的人和社会阶级在其中相互依赖，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的关系或直接的政治支配，而是他们所有人对市场的依赖以及受市场迫切性影响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与过程。这种非人性化的社会体系拥有独特的能力，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个人关系和直接支配所能企及的范围。但是，要想维持这种庞大的非人性化网络，就需要借助严密的社会和法律控制手段，而民族国家恰能提供这些手段。于是，我们便很难想象，一个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全球化的社会”，能在没有更多本土性强制权力和行政管理权力的情况下持续存在。
　　不论怎样，一个不成熟的全球化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并有可能一直落后于）资本主义整合作用的另一个结果，即不同的民族国家管理着许多发展不均衡的经济，而与之相伴的还有各种不同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体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之间会持续保持着竞争的态势，而“全球化的”资本（虽然总是要依托于某民族国家）亦将持续从这种不均衡的发展、不同国民经济社会条件之差异以及对低劳动成本社会进行剥削之维持中获得大量收益，这些收益将进而拉大穷国与富国之间日益明显的鸿沟，而这也就是所谓“全球化”的最大特征。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对“经济以外的”支持有一种不可化约的需求，而这些支持在空间范围上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力却又从来都不能契合。这不能不说是个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时期，当英国的国内经济基本上与其国家政权的影响力相契合时，资本的经济影响力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管辖）范围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离。但是，随着英国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政府的统治范围及其国内经济的影响力逐渐开始扩张。不列颠岛的多民族特征是都铎王朝时期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重要因素，而且英国在其早期的殖民主义事业阶段，就已经尝试将其经济迫切性的影响力扩展至其本国政治和军事支配范围以外的地区。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伴随着民族国家范围的扩散——就被冠以如下鲜明特征，即资本的经济影响力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支配力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不论现实情形如何矛盾，对空间上已然碎片化的政治和法律秩序而言, 全球化的经济与疆域明确的民族国家之间不断增大的差异丝毫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需求走向了终结。相反，这个矛盾恰恰源自对资本主义需求的坚持，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最有可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恰恰就是民族国家。对现存的民族国家造成强大挑战——包括对其明确边界及其存在的挑战——的力量，与其说是来自资本或市场的非人性力量，不如说是来自不同类型的敌对势力。
　　与此同时，只要全球化资本继续依赖于本土国家的支持——不论这些支持来源于主导性强国还是从属性的经济体——国家都将是反对力最聚集的核心场域，而且全球资本与其政治支持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也将为人民的抗争性运动提供新的空间。

^[1] 此处的观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进行了详细阐述，见“Global Capital National States”，in Mark Rupert and Hazel Smith, eds, Now More Than Ev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London: Routledge, in press）。

^[2] 有关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见George Comninel, 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xism and the Revisionist Challenge（London: Verso, 1987）。

^[3] 有关“主权”的概念及其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兴起，我在一本专著中讨论过，见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London: Verso, 1991）。Hannes Lacher在其博士论文中讨论了“现代的”领土确定的国家的非资本主义起源，见Historicising the Global: Capitalism, Territoria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ity（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ptember 2000）。

^[4] 有关这一观点，请参见我的专著Pristine Culture, pp. 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