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工人生活片断（1939）
第三章 谈偷乘火车
从一九○○到一九二八年，我在美国的铁道上「偷乘火车」旅行了约三万五千哩。除去许多次的短途旅行而外，我的偷乘火车包括七次往来东西海岸以及两次从芝加哥到太平洋海岸的旅行。这些横贯大陆的旅行使我走遍了以下各铁路公司的干线：东部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和伊利铁路公司，西部的密尔窝基铁路公司，大北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布林敦铁路公司、南太平洋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洛克岛铁路公司、俄勒冈短线铁路公司、丹佛—格兰德河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我这样广泛的偷乘火车的目的包括一般工人所有的寻找工作和参观这个国家的目的。但是我的偷乘火车的旅行大部分是为了我在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职及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等组织里工作时进行革命的鼓动而出此的。
在西部偷乘火车
在我作偷乘火车的旅行的年月里，美国各地区偷乘火车的条件是极其不一的。在东部和南部情况已是够糟的了，但是西部才是真正最艰苦的地区。在那里的「活搏」①遭到了最大的困苦。在那时候，如果一个人本不曾乘火车越遇「大驼峰」——洛矶山分界岭的话，老练的「活搏」是不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活搏」的。
在西部，乡间人口稀少，许多地区气候寒冷，因此对「活搏」说来，各方面都极艰苦。沿途镇市都很小而且彼此离得很远，因此在路途中找东西吃是很困难的。乡间布满了饥饿的无业游民；沿着太平洋海岸南部一片绵延的沙漠上，我会经看到，在一个铁路小站上的「流浪棚」里的「活搏」人数有镇市居民的三分之一那样多。这种情况引起了「活搏」为害的镇市对「活搏」的很大「敌意」。它们对「活搏」的通常对付办法是警察的棍子和「大牢」。由于这种情形，所以许许多多「活搏」当他们偷乘火车走过西部时，他们的确是处于半饥饿状态的。
在东部，由于铁路比较密、火车班次较多，因此对「活搏」来说从火车里「被推下来」并不算什么不幸。他照例能够在近郊的人口稠密的乡间找到吃的，而他只消等上一两个钟头，等下一班火车到来，或者只要跑到另一条铁道上去赶上一辆火车就行了。路局警察和火车乘务员很少来麻烦他，在东部「活搏」通常是公开地坐在火车上的。
但是在人口稀少的西部，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铁路要通过广阔的沙漠和山脉地带，铁道数目很少，火车班次也稀。因此一个「活搏」被推下火车的话，可能不得不躭上一天或是两天才能等到另一辆火车，在这段时间他大概总是没有东西吃的。当然，在那时候西部实际上还不知道公路是什么，因此拦汽车还是未来的事情。
西部铁路上的许多「制动手」（管理制动机的人）就利用这些条件来掠夺这支无业工人的大军。他们的办法是每一段长达一百哩到二百五十哩的路程索取二元或两元的「小费」。这是一件「不给钱就得步行」的事情。有时如果一个人持有一张工会证的话，这些敲竹杠的就会让他乘车，但是他们通常的回答是：「我不能吃这个，要么给钱，要么就下去!」这种制动手几乎经常是带有武器的。他们通常的手法是当火车开出站时不去理会「活搏」，但是当火车开到十哩到五十哩以外的偏僻的停车处时，制动先生就出现了，手里拿着枪，来收钱。那些有钱给的人是宁可给钱而不愿在这鬼地方停留的，因为他可能要在这地方等上几天才能搭上另一辆火车。如果这是在沙漠地带的铁路支线上——周围许多哩内就没有水喝，或是在某座荒凉和结冰的山顶上，这对于制动手掠夺「活搏」就更加是一个有利的地点了。那些没有钱付的人就被丢在后面，除非他们有足够的本领，不管乘务员怎样努力轰他们下车，犹能坐在车上不下去。
制动手的另一种方法是：在火车正在行动的时候跑到车顶上去。当他们走到一节有「活搏」的车厢时（制动手几乎是以他们的第六感官感到了这一点的），就爬进车厢，拔出他们的枪来，每人照例地勒索一块美元。那些无法给钱的人常常被迫从开得很快的火车上跳下去，这种作法使许多「活搏」丧失了生命。
制动手在这种掠夺中每个月往往可得到几百块美元。我曾看见仅只在一节车厢里就有十二个「活搏」每人给了一块钱，而在同一列火车里还有其他更多的「活搏」。当大批工人在做了收刈工作或是大的建筑工作以后偷乘火车回「家乡」时，这种搜刮的油水就特别多。
这种竹杠敲得很厉害，以致影响了铁路公司的客票收入，于是公司作了一些没有一定计划的努力来制止它。他们常常派出一个代理人，装做「活搏」，给制动手一块钱，然后把他叫去辞退。一个被这样解雇的人被称为「拿了一块烫手钱」。
这些艰难的条件——城镇少，火车少，延绵不绝的山脉和沙漠、凛冽的严寒和灼人的炎热、怀有敌意的警察、敲竹杠的制动手——使西部的偷乘火车成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结果是促使西部的偷乘火车的艺术此美国的任何其他地方有了更高度的发展。最熟练的「活搏」是不付制动手钱的（即使他们有钱）。尽管警察和乘务员用尽一切办法要赶他们下车，他们却学会了成千种的诀窍，能够继续乘车前进。那些没有钱和遭到警察和制动手迫害的、技术较差的「活搏」就只有在悲惨的和艰难的处境里设法慢慢地走完西部的道路；那是说，如果他们还没有在途中丧命的话。
在一九○○到一九一六年期间偷乘火车的人，即在西部铁道上不断地来回偷乘火车的大批人羣，主要的是所谓「流动工人」，他们是真正建设西部的人。我在这一行道中也呆了十二年。他们是大铁道上的建筑队，是道路和灌溉工程的建筑者，是大农场的农业工人，是西北部巨大森林的伐木工人，是洛矿山乡间的金属矿工和煤矿工人，是流动的铁路工人和建筑业工人，是牧羊和牧牛人。他们的工作极大部分是有季节性的。他们在夏季工作，到冬天就失业了，那时候他们就大批地聚集在西部各城市里。这不停地流浪着的人羣，随着西部各处的「收刈」跑来跑去，或是偷乘火车来回地到遥远的建设工作和工业地区去。他们的人数由于不时发生的工业危机而有周期性的增涨。
流动的西部工人通常是没有家庭和家属的，也常常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他们没有选举权，也极少或是根本不参加城市里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他们在那些城市内聚集在「奴隶市场」和「下层社会」的寄宿舍里，他们都有工团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整个生活使他们成了英勇的斗争者。西部的金属矿工、伐木工人和农场工人的英勇罢工会在美国劳工史上写下了许多最光荣的史篇。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从一九○五年起就成为西部流动工人、偷乘火车的工人们的真正组织了。像艾德斯．豪威和杰费．戴维斯兄弟福利协会这类团体只不过是伪装的组织而已。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与流动工人是骨肉相连的，它也和他们一样极端轻视长驻工、政客和传教士。它的有名的「阿里路亚，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长头发的传教士」以及几十支其他歌曲都反映了流动工人生活的欢乐和不幸。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使它的红色工会证在整个西部受到警察、敲竹杠的制动手和各处流动的盗贼们的尊敬。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领域内，发生过许多次这样的事：带着武器的制动手跳进一间车厢企图掠夺「活搏」的钱，结果却弄得自己被缴了械，并且被从车厢的门口踢了出去，倒在沟内、河内或是某一特殊地点的其他场所内。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它是随着西部流动工人作用的衰落而衰落的。由于农业机器的应用、铁路建筑的完成、工人在伐木工业中安定下来的倾向等等，西部流动工人的作用就衰退了。
许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都是偷乘火车的老手。对他们说来，用四五天功夫从芝加哥乘火车到太平洋海岸，沿途忍受艰苦和风吹雨打不过是件小事。一九一二年当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我是该会的一个代表——，有一个特点：从太平洋海岸来的代表大多没有从当地的组织得到任何经费。他们虽然身无分文，但须在对他们怀有敌意的铁道上偷乘五千多哩，还须在芝加哥过上三个星期，可是当时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得了。这就是当时西部流动工人的精神。
① 「活搏」（Hobo）指美国西部地方随季节移动的移动工人和白坐火车到处流浪的失业工人。——译者
九死一生
我往来东西海岸的七次偷乘火车的旅行中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年的冬天。我在一艘不定期货船上一面当水手，一面从纽约旅行到得克萨斯的加尔维斯敦，然后从那个城市偷乘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走了三千哩，经过洛杉矶和旧金山到达俄勒冈的波特兰。
路上的情况是极恶劣的。沿着铁路线到处都是被寒冷气候向南驱赶的流浪大军。许多流浪者已濒于饿死的边缘了。在这些居民稀少的小镇市里要想乞求些吃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那儿也没有工作可找。有成羣结队的抢食物的人闯入农场的鸡栏去抢鸡，同时也有另一些人则秩序井然地向居民乞讨食物。有时候，一个人须「叩完」了全城各家之门，甚至有时要跑完第二遍才能弄到「一顿饭」吃。
在这里赶搭火车是极端困难的，特别是在圣．安东尼奥以西绵延一千二百哩长的沙漠地带。客车有武装的警卫防守着，他们用棍子敲打「活搏」，并把他们踢下车去。在货车上，制动手全都持有武器，他们要按每一段路向每一个「活搏」索取两块美元的「小费」。谁不付钱就被掷下车去。有时候，被推下车的「活搏」要在没有食物和水喝的情况下，在偏僻的沙漠地带停留上几天，直到别的货车偶然碰巧在这里停车时为止。要徒步走完这条路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有时候水塘与水塘相距有一百哩之遥，火车都是用特别的车厢随车带水的。「活搏」只有结成大队才能够制服制动手，使自己继续留在火车上。
路局警察格外怀有敌意。在圣．安东尼奥，厄尔巴索、育冯以及其他大镇市里，他们围捕大羣的「活搏」，并且令他们每人在臭名远扬的以锁链系在一起的犯人工作队里做六个月工。警官可以获得双份的非法利益：偷取分配给犯人们的口粮，同时每捕捉一个「活搏」也可以得一份酬赏。在较小的地方，「活搏」们野宿在铁道上煤火的旁边，看来他们的人数几乎超过了居民的人口，因此当地警察无法处理他们。
至于我本人，在穿过这沙漠地带时，不论是为了躲避制动手或是为了躲避铁路警察，都遭遇到许多困难。我的劳联的工会证帮助我对付过了一两个制动手，但是至于铁路警察呢，我就无论如何得躲避他们了。我对南方「倒霉」的农场并无好感，这是因为有一次我为了逃避逮捕而险些儿丧了性命。
这事情发生在育马与洛杉矶之间的一段铁路上。我坐在一辆空的水果「冷藏器」车厢的冰箱内。当我们在沙漠里停在一条支线上时，有两个「活搏」进了车厢，他们是退伍的士兵，在菲律宾服役后最近遣散回来。他们在洛杉矶被辞退，不久就把钱花光了，因此他们开始偷乘火车到东部去，但是却在沙漠地带被推下了火车。他们在支线上逗留了四天，没有东西吃，只有一点点从很高的水塔上滴下来的水喝。没有火车——不论是货车还是客车——在那儿停下来。这两个退伍士兵不能够徒步地穿过这无居民的沙漠，他们也不敢打信号叫火车停下来，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他们要坐六个月的牢，或是还可能被当作劫路人而遭到枪杀。因此他们决定再乘我们这列火车回到西部去。
这两个「活搏」警告我说：在洛杉矶以东一点的柯尔顿是个非常含有敌意的镇市，这地方的警察要搜查每一列火车，并且每一个被逮住的「活搏」就得坐六个月的苦牢。我决心不让他们捉到我，我计划着在火车未开进柯尔顿车站以前即跳下车，设法穿过镇市（这是个小镇市），然后在火车开出车站驶向洛杉矶时再跳上火车。
我的计划似乎定得不坏．在深夜的时候，我及时地在柯尔顿城外面把自己「卸下了车」，当时火车驶行得极快，因此将我甩了出来落在沟里。随后我就循着车站外面的镇市街道又绕到了西头的铁路轨道上去。在那里我很幸运地、或是我自以为很幸运地，发现有一处是另一条铁路与这条南太平洋公司铁路的交轨点。我就下了结论：「很好，这就是说南太平洋公司的火车一定会在交轨处停下来等待交车，因此我可以越过交轨点向前走几百码，在那地方等待这列车在停车后又重新慢慢开动向西驶行时再跳上去。」我以一个铁路工人和一个有经验的「活搏」的资格打了这样的算盘，但这个算盘是缺乏现实性的，而且几乎使我丧了命。
这一夜晚是漆黑的。我仔细地在那一段等一会儿我必须跑着去「赶搭」火车的路上走了一遍。一个老练的「活搏」总是这样做的，以免在追赶火车时，在黑暗中绊跌在扳闸器上、支架上或是其他某些看不见的障碍物上。许多可怜的「活搏」不懂得作这种准备，结果在铁路上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而被人收拾出去。
我检查完了自己预期要走的一段跑道之后，就坐下来等待火车。不久它就「嘟，嘟」的响起来，并且开始从车站里开出来。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和使我惊惶的是那火车并没有如我预计的那样在铁道交轨处停下来，却驶过了这交轨点，当它向我开来时，正迅速地增加着驶行速度。由于我不愿停留在含有敌意的柯尔顿，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搭上这辆火车。当时我很年轻而且也很机敏；我曾经当过火车制动手并且认为自已是个有才能的「活搏」，但我的跳上这辆正在远行的火车的决心是愚蠢的，这险些儿送掉了我的性命。
我拚命地追赶火车，在漆黑中沿着铁路向前冲。火车行驶得太快了，以致我远跑过了先前自己曾检查过有没有障碍物的那一段路．最后我终于抓住了一节车厢的铁扶手，但是由于火车的速度，我的脚就悬空甩了起来。那时，正当我两脚离地的一剎那间，我的摇晃的身体砰的一下撞在铁路与马路交叉处的防牛栏上（安设在铁路与马路交叉处两旁的类似栅栏的设备，用来防止牲畜错走到轨道上来的），而这是我先前不曾看见的。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撞击并没有使我的手从铁扶手上松下来，但是防牛栏的内边把我的两腿撞到铁轨的另一边，当我吊在火车的侧梯上跟着火车拖着走时，我能够感到我的两腿在平滑的铁轨上滑着前进。我的腿离车轮不到几吋远。
我来不及害怕。我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而这完全是受我的铁路经验及时指挥而来的。说时迟那时快，我意识到，仅在几呎远的前面，在马路的那一边还有一道防牛栏，像我这样拖着，如果再撞在那一道防牛栏上，一定会丧命的。因此，正当我的腿甩离铁轨的一剎那，我就从侧梯上松了手——松的恰是时候。我就滚到了泥土路上，并且撞在第二道防牛栏上面。但是我却安全地离开了火车、铁轨和轧人的车轮。
我被摔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受伤并不重。因此，我爬过了防牛栏，又抓住了那辆货车，这时车的速度已经在慢下来了。只是当我安全地匿藏在冷藏车的冰箱里，同时我们的火车在开始突突地开上一座长而峻峭的山坡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曾经离死亡有多么近，于是我才浑身发起抖来。那时我才搞清楚火车为什么没有如我所预期的那样在交轨处停下来。这是因为，在南太平洋公司的铁路上，在刚刚越过交轨处后就有一座峻峭的山坡，因此南太平洋公司的火车有不停车通过交轨处的权利，以便它们可以用尽可能快的速度来驶上山坡。不了解这一事实几乎使我丧了性命。但是，这一次经历毕竟只不过是这一路的许多险事之一罢了，我不久就开始庆幸自己能够机智地战胜敌意的柯尔顿路局警察，而忘掉了自己所受的惊吓了。
开美拉
在西部的「活搏」和敲竹杠的制动手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深蒂固、恒久不变的仇恨，但「活搏」对司机和加煤工人（「猪头」和「油罐子」)——他们对警察和制动手通常是怀有一种行业上的敌对态度的——却较有好感。一九○七年，当我在俄—尔—恩公司当加煤工人时，曾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铁路上目击一件极有趣地足以认明这种敌对态度的事件。
有一次，我们的货车停在笛树特的支线上，等候「第五号」客车。在车前部的制动手搜查到了一个付不出钱的「活搏」，并吆喝着要他下火车，而后者则这样回答他说；「你说大话是很容易的，你手里拿着枪，而且法律和火车的乘务员也都站在你那一边。但是，要是我肚子里吃饱一顿饭的话，我将把你们全都打到铁道上去。」火车司机——他具有他那一行通常对制动手的轻视——听到这些话后就对「活搏」说，「来，伙计，把这四个小钱拿去，到饭店去吃一顿饭，然后如果你和那个家伙干起来的话，我很愿看到你着实地给他一顿。」这个「活搏」就去吃了饭，随后痛打那个制动手，直到「第五号」客车到站时为止。对于我这个以前的「活搏」说来，这种劝善惩恶的事例真是够人痛快的。
我和搜刮钱财的制动手打交道的许多次经历之一是在一九○四年的冬天，当时我正从纽约偷乘火车到俄勒冈的达勒斯去。整个旅途中的行程都是极端艰巨的，我完全被这一漫长的旅行的艰难困苦弄得身无分文和精疲力竭了。从俄马哈到泡克泰洛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度到三十五度不等。在俄勒冈短线铁路公司和俄—尔—恩公司铁路上的客车上载满了卫兵，因此我只好很不情愿地搭乘以俄勒冈的格兰德为起点的货车。我的「交通设备」确实是很可怜的：呆在一间装满钢轨的载牛车皮里．天气冷极了，还有寒风扫进敞车里来，不久我的脚就由于站在冰冷的钢轨上而几乎冻僵了。
火车慢慢地开上格兰德以西的峻峭的山坡，随后在布罗山脉顶端的开美拉——离格兰德二十哩，有四千呎高——停了下来了．那里只有很稀落的房屋那里只有很稀落的房屋，气候远在零度以下，地上铺着四呎深的雪——这是制动手敲诈或驱逐「活搏」最理想的地方。
不出所料地，当火车在支线上停下来时，车尾上的制动手就爬进了我的车厢并且以一贯的方式向我致侯：「嘿，伙计，你凭什么坐这车？」我把我的工会证拿给他看——我是大西洋海岸海员工会的会员。但是他粗暴地把工会证退给我，照例地说：「我不能吃这个。要么拿出一块钱来，要么就下去。」当我不付钱时，他就用一根粗棍子——这是制动手带到几段山路上来扭闭手闸的——将我赶下车。
如今我是非搭那列火车离开开美拉不可的。在许多钟点以内是不会有另一列火车来的，而且，如果我被留在那里，我是会冻死的。当火车开出去时，那个制动手站在车顶上，向前倾着身子看我是否跳上车。我让几节车厢在我面前过去，然后抓住了另一节装载钢铁的载货车厢跳了上去。
我知道如今我可能从制动手那里遇到最糟的事情；因此在上车以前我拾了一枚长约十八吋的铁闩。没有多久车厢一端的顶门猛的打开了，制动手跳了进来，一手拿着灯笼（这时是夜里），一手拿着他的制动棍。他盛气凌人地向我走来，并且喊道，「你这狗养的，我叫你下车，我要叫你在这个地方滚下去。」他的计划是让我在火车正迅速驶下峻峭的山坡时跳下火车，这是会致我于死命的。
我决定和他战斗一场，那时我只有二十三岁，刚在海上狠狠地磨炼了三年，虽然由于长途的流浪而感到饥饿和疲乏，但是我却还有战斗力。看见那制动手挥舞着他的制动棍，我断定他没有带枪。他放下了他的灯笼向我走来，而在半暗的车厢里没有注意到我握着藏在身役的长闩。他用他的棍子狠毒地向我打来，但是我用铁闩一击把棍子格住了。他疼得喊叫起来，他的棍子从他手里飞了出去，落在一个角落里。我想我是打断了他一个手指。由于遭到了这个意料之外的抵抗，那制动手就迅速地退缩到车厢的另一端去了。然后，一面发誓说一定要报复，一面拾起他的灯笼，而且因为手受伤，好容易才爬出去到了正在迅速驶行的火车的顶上。
我知道现在我确实难以逃脱了。制动手必然会带着援军回来，而且多半会带武器，如果他们捉到我，那么我的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我也爬出去到了车顶上，当我走向火车的前端时，我看得见制动手正走向车的尾端去求援。很幸运地，火车不久就在一条支线上停下来了，因此我能够急忙地逃下火车，藏在附近的一所小屋的后面。
不一会儿火车上的乘务员就来搜寻我了。他们以隆重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火车的顶上有一个人，车的两头各有一个人，他们一面向前走，一面搜查着每一节车厢，车顶、车底、车的内部。但是这是一个极黑暗的夜晚（有月光的夜晚是不利于偷乘火车的），所以我得以躲过他们。我绕过了在搜查着我的那些人，设法跑到火车前面去，当车开出来时，乘他们不看见，在它正驶行着时跳了上去。但是我不敢到车厢里去了。我呆在「杆子」（车厢下面的拉杆）上。当火车行动时我在这里是很安全的，但是由于天气严寒，使我感到冷彻骨髓。
显然我是打伤了那个制动手，车上人员都十分恼怒。他们反覆地在火车上搜寻我，不论是在火车开动时或是当它在各个站上停下来时都这样做。但是由于黑暗的遮护，而且由于我所具有的偷乘火车的技能，我终于设法躲过了他们。最后，他们找不到我，并且大概断定了我已在沿途某处被赶下火车了，终于把他们这次搜查作为一种无效的工作而放弃了。这样，我就整夜躲避敌意的火车人员，到达了下一小站的镇市——俄勒冈的尤马梯拉。
路途上的危险
在那些年月里，在铁路上服务对乘务人员和机务人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还远比不上「活搏」所遭遇的危险。除去饥饿和寒冷而外，「活搏」还遭到各式各样的危险。死亡随时随地都等待着他。当「活搏」跳上或跳下一列正在迅速开行的火车时，他可能将脑浆撞出来，或是被轧个粉碎；他可能从摇摆着的车顶上掉下来或是被他所不曾注意到的一座矮桥从车顶上扫下来；他可能被没有看清楚的一节车厢或是铁路上的建筑物把脑袋扯下来；他可能在两节连在一起的车厢之间被它们撞得粉碎或是因火车出事而压死。铁路沿线经常发现「活搏」的残骸，然后怱忙地被运到当地的公共墓场，埋在乱葬堆里。
有经验的「活搏」，精于路途中的门道，就像战争中的老战士一样，总能躲避开密布着的危险。但是没有经验的「活搏」，「初出茅庐的新手」，则盲然地走进了这些危险境地，并且成百地倒下去。特别是在他们拚命努力躲避车上人员和路局警察时，更易遭受灾难。
使「活搏」遭受最可怕和大量死亡的因素之一是车厢中货物的倒来倒去。由于火车在站上猛然的转轨或是由于在路上大量使用空气制动器，车厢常震动得非常猛烈，而使车厢内的货物撞在车厢的四壁上撞死「活搏」。在这方面，最坏的货物就是木材，尤其是刨光了的木材。熟练的「活搏」在那些装载易于冲撞的货物的车内时，总是处处留神的，特别是避免到最危险的地方——车厢的前壁——去。但无经验的「活搏」却常常因此丧命或是受重伤。
有一次，在爱达荷州的爱未里，我偷乘火车到密尔窝基去，正当我走过当地的车站时，我注意到有一羣铁路人员围聚在一列刚从西部到达的火车的一节货车四周。我走了过去，并在那里看到了极可怕的事情。这是一节装载着刨光了的木材的车厢，当火车在此特卢特山脉爬上峻峭的山坡时，滑动的、不稳固的货物震动得如此厉害以致将车厢的整个前壁都撞坏了。一个「活搏」就在木材的冲撞中丧了命。他的骨头就像烟斗柄一样地被压碎了，他的血肉敷在撞散了的车厢壁上。当他们尽可能地把这血肉模糊的一堆东西收集在一起放在手推车上时，我浑身发抖地走开了。
矮桥也杀死了许多「活搏」。车上人员是知道这些致命的障碍物坐落在什反地方的，但是即使是他们，也常常被矮桥撞死。对于一个甚至不知道这些矮桥的「活搏」来说，它们确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尤其是在黑暗中。有一天夜里，我偷乘着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的火车向东横过马里兰，当时有一个「活搏」呆在比我的车厢前几节的车厢里。他要越过两节车到一间无棚的货车里去，因为呆在那里比较舒适些。但是当他几乎还没有爬到车顶上时就撞在一座马路矮桥上，立即就被撞死了。
所有熟练的「活搏」经常牢记在心里的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就是：自己被锁在车厢里而被送至某个偏僻地点遭受饿死的危险。铁路年鉴记载着许多这类案件。这种危险是很易遇到的。一个车上人员或是站上的路警沿着一列火车走时，如发现一间车厢的门没有锁时，就会把它锁上。在车里面的没有经验的「活搏」害怕遭到逮捕或是被赶下车去，于是就默不作声。随后在路途中，由于这一车厢轴颈过热，或是连接器坏了，或是其他理由，乘务人员就把它拖到支线上去放着。锁在里面的「活搏」却完全不知道这种转轨是为了什么，于是很小心地不出声以免引起乘务人员的注意。然而，到最后当他听到火车放汽笛声时，他惊慌起来了，并且设法想跑出来。如果这节车是在某个经常有人往来的地方的话，他的情况还不算太糟；他的遭遇最坏也不过是被痛打一顿或是被投进监狱去。但是如果这节车碰巧停在某条偏僻的支线上，离最近的人家或许有几哩远，那么那不幸的「活搏」就面临着饥渴而死的前景了。曾有许多次，当乘务人员或是车厢检查员打开气味恶劣的有顶车厢时，发现车内有已死的「活搏」。他们都是饿死的。
乘坐轮架
偷乘火车，尤其在西部山区和沙漠地区，是很需要技术的。一般地说，最擅于偷乘火车的是本国生长的美国人。他们熟悉铁路和乡村的情况，这使他们具有一种外国生长的「活搏」所很难获得的自信心。
在铁路上偷乘火车有许多方法。首先，有一类骗术高明的人物——藉伪造的通行证、假支票或其他骗术——是「坐在椅垫上」的。但是大多数「活搏」是不知道怎样玩这些骗术的，所以就只能偷乘货车和客车。
在货车上有许多地方可以呆——棚车的车厢和敞车的车厢里、冷藏车厢的冰箱里、车厢下面的拉杆上、车头部分的煤水箱上等等地方。只有生手才呆在车厢与车厢之间的缓冲器上，因为这地方最易于被制动手、警察看到，也最易于发生事故。「活搏」乘货车每天能走土一百哩到三百哩。
但是，「走快路」的「活搏」看不起货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乘坐客车。乘客车或是「快车」时，他们呆在空板上、车厢下的车杠上、卧车餐室的侧间里、车厢的出入口处、车阶上、男盥洗室和车顶上。他们也呆在车头前的排障器——又叫「攫牛器」上面，甚至呆在机车的制动梁上。
但是当熟练的「活搏」真正急于乘车赶路时，他就呆在客车底下的轮架或是轮把处。在那里，躲在一大堆车轴、车输和索炼中，警察或乘务员是很难发现他的。他能够日夜地呆在那里而且可以长途地「乘车」。我还记得有一次弗兰克．立特尔——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很机敏的流浪工人和勇敢的战斗工人，在战争期间由于领导矿工罢工，在蒙大拿州的彪特城遭到私刑处死——如何地乘坐在奥弗兰铁路有限公司的火车的轮架里，从芝加哥出发一直到犹他州的奥格登而中途没有间息过。到了奥格登，他由于饥饿和疲乏，就下车去吃东西和睡觉，二十四小时后又赶上了该公司的车，一直乘到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
呆在轮架里是一件只有偷乘火车的老手才敢干的事情。这是充满着危险的。他们必须丝毫不爽地了解一切，否则就会遭到灾难。即使具有极高明的技术，他还是很容易给轧得粉碎的。当一个「活搏」爬进轮架时，他往往只有一两分钟来做这件事。所以，如果在一旦爬进去后，他才发现他搞错了，在那一架式样特殊的轮架中并无地方可呆，那么他就成了公共坟场的很好的候补人员了，因为在火车开动以前他是很难有时间再爬出来的。
我第一次呆在轮架里，是在到纽约去的途中，在北太平洋公司铁路上。这是从蒙大拿的密苏拉到彪特的一段路。我永远忘不了这次经历。在我最后敢于试尝轮架之前，我已作过两次往来东西海岸的旅行，并且自认为是一个偷乘火车的老手。我在快车上最喜欢呆的地方是车顶。
密苏拉在当时是一个很难弄的城市，那儿有着敌意的制动手和路局警察，因此找不到机会搭乘货车或是呆在客车的车顶上。因此我决定搭轮架。从这里到彪特约有三小时的路程。但是就是如何进入轮架这件事，我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因为客车就要开车了。我选了一节在车尾部分的车厢，爬过了制动梁，越过了车轴，于是就到了轮架的最内部了。我必须马上算定如何安置好自己以便在这里呆下去，因为火车开始在动了。现在要想从轮架里活着爬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乘坐的情况如下：有一根制动拉杆或是叫底杆，将轮架的两根制动梁连在一起。这根制动拉杆低得离开铁轨仅仅只有几吋。但我必须坐在这根细杆上。我坐在这里，用两肩靠着轮架框子的一边，用两脚抵着轮架框子的另一边来稳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就使我以侧面向着火车进行的方向坐着，而我的脚抬得和头一样高。我坐着的那根细杆子陷进我的臀部，旋转的车轴离我的臂肘不到三四吋，而轰轰作响的车轮距离我的肩和脚甚至还要近些。这是个狭窄、不舒服和危险的位置，但却是一个能赶许多哩路程的地方，而这就是它的全部价值。
当火车迅速地向前驶进时，我坐着的那根一吋粗的杆子由于我的体重向下坠得很厉害。车厢辘辘地驶过一个轨闸时，那棍子离开铁轨几乎只有一两吋。我心惊肉跳。这个生死攸关的距离使我发起抖来。我尽力不去设想，如果制动拉杆松了，向下弯得更厉害些或是干脆断了时，或是如果驶过一条我们以往常常发现安置在轨道碎石中的那种铁轨连接线时，我会遭遇到什么。在任何这类情况下，我都会马上被碾得粉碎，就像先我而死的成百「活搏」一样。
在我这狭窄的栖身之处，在我和突然的死亡之间只有一根细杆。由于轮架的摇愰跳动，要在我的不稳定的栖身之处上面稳住自己是件极困难的事。火车的轰隆声震耳欲聋，甚至使我不能够「听到我自己所想的」。急驶的火车所掀起的石子打着我，掀起的尘土则窒息着我。以往，会有许多「活搏」被这种石子打下轮架去，或是在越过长距离的多尘的路基时竟然被闷死。还有一种甚至更大的危险是：从火车头落下来的热煤撒落在我身上。所幸的是我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没有呆在太靠近火车前端的地方，因为呆在火车前端的「活搏」有时候会被大量撒下的燃煤烫得极厉害，有时甚至不得不松手，而因此落到车轮下面。
从密苏拉出来的第一站是加里生，要走一小时半。我没有想到我能够坚持如此之久。我所处的情势是骇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开始有些习惯于那可怕的轰隆声、狭窄的栖身处、我的身体的不自然和痛苦的姿态、我在制动拉杆上的座位的不稳定性以及对危险的敏感；因此当我们到达加里生时我决定继续呆在这里到彪特去，而我确是这样地到了彪特。到达那地方后，我感到如今我确实是一个道地的「活搏」了。
从那次以后，我会乘坐在客车的轮架里走过十几段路。轮架成为我最喜欢呆的地方了，而且对于轮架的一切不便条件已经习惯到这样的程度，使我终于不得不谨防那种只有有经验的「活搏」才会遇到的特别的危险，这就是在轮架上睡着了，因而滚到车轮下面去。此后我曾坐在轮架上经过许多次长途的和艰巨的旅行，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像第一次从密苏拉到彪特去时那样紧张。
死亡在我的脚边
在铁路上，偷乘火车的人会在各方面遭到许多突如其来的死亡。我会碰到过几十次九死一生的事。在一天的旅程中不遇到什么致命的危险，那是很例外的。一般地讲，危险情势的发展往往快得使你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想，它就已经完全过去了。
有一夜晚，我在俄勒冈的达勒斯所看到的一件事更说明了一个「活搏」如何会出乎意外地遭到致命的困难。那时我刚刚完成了从得克萨斯的加尔维斯敦出发的横贯大陆的旅行，而达勒斯是我的目的地。达勒斯是个极具有敌意的镇市，他们抓到「活搏」就要叫他坐四个月的牢。我曾听说过这回事，所以我呆在离机车有几节车厢远的一间客车的顶（车棚）上，以免被车站上的路局警察抓走。
火车开进了车站，我看到警察们在火车的两端，沿着火车的两边检查。我应该怎么办呢？我非在达勒斯下车不可，因为下一站相距有很多哩。显然，我既不能够到火车前部去也不能够到它的尾部去，所以我决定跳到旁边一条轨道上的一列棚车上去。这是极难跳的，因为两列火车之间隔了几呎远，而且我的跳跃起点极壤：要从面上结着一层冰的圆形的客车顶上跳出去。
我一直等到火车开始驶动后才站起来跳出去。正在这时我旁边的一个「活搏」叫道，「看在耶稣面上，千万不要跳，你会丧命的」。于是他抓住了我的上衣末端。他用力拉住想阻止我跳过去的。但是我还是设法跳在那列车厢顶上的极边缘的地方了。我在那边缘上不稳地愰劲了一两下，险些儿落在正在移动的车厢之间，而如果落下去的话，那一定是一命呜呼的。很幸运地，我稳住了，使自己站直了。然后我迅速地从车厢上爬下来，隐没在车站里，躲过了警察。尽管当时是寒冷的夜晚，而我却是浑身大汗。这只不过是一个「活搏」的生活中一桩日常小事而已。
在偷乘火车期间，我有很多次过到了类似的危险情势，但是最使我痛苦的一次经历是在大北铁路公司的铁路上偷乘火车的一次。当时我是向东去的，刚刚跳上一列从蒙大拿的哈佛尔开出的火车。由于站上布满了路局警察，我不能够先将火车察看一遍以便在车厢里面找一处地方，而就在火车驶行时跳了上去。我攫住了首先来到我面前的东西——一节装煤的敞车。这是个凛列的寒夜，温度远在零度以下，我必须呆在一处较好的地方。为此，虽然对一个「活搏」来说，夜间在车顶上来回走动是极端危险的事，但我还是决定这样做了，以期能找到一间开着前门或后门的棚车。
我开始在摇愰着、颠簸着的火车上向前走去，我越过了几节棚后就又走上了另一节无棚货车。就是在这里，我几乎发生了惨案。我想从这节货车爬到与它相连的一节棚车顶上去。站在无棚货车的一端，扑到棚车顶上的一端，用肘撑上棚车车顶的跳板上去，一般说来是不困难的。以前我常常这样做。但是这一次，当我正试图将肘放到车顶的跳板上时，车厢大大地震动了一下，使我没有撑得住。在这一刹那间，我发现自己从车顶上挂了下来，离车顶跳板有一臂之遥。
这使我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中。身体从车顶上悬挂下来，但是脚下却没有踏足之处。在我的脚以下两呎的地方是狭窄的、摇摆着的车厢联结器。如果松手落在那震动着的联结器上的话，那就几乎等于是一定要落到车轮底下去。因为，正当联结器不住地跳动摇摆的时候，我很难有机会能够使自己在联结器上稳住到这样久而得以跳回敞车的一端去。假如我松手的话，结果就是毙命。
显然，若要脱离这种困境，我必须爬到棚车的车顶上去。但是怎样爬呢？车厢的车壁十分平滑，到处都没有可以放脚尖的地方。既没有制动拉杆也没有车门可以让我把脚蹬在上面。有好几次，我试想用下颚顶着使自己爬到车顶跳板上去，然后再爬到车的平顶上去。但是由于我乘车辛苦已经精疲力竭。车厢猛烈地摆动，我的手戴着手套，以及我抓车顶跳板也抓不稳，因此我根本不能够达到目的。经过许多次毫无结果的尝试以后，我依然滑了下来，回到原来的状态：悬挂在平滑的车壁上，离车上的平顶有一臂之遥。
事情渐渐有些一不妙了。我既不敢松手让自己落在联结器上又不能够爬到车顶上去。我不知道车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我也没有办法使乘务员知道我的困难。除此而外，天气又冷得要命．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觉得我正面临着死亡了。但是我的愤怒却更胜于我的惧怕；我愤怒的是：我，一个偷乘火车的老手，怎么竟然容许自己陷于这样的困境。
我认识到，迟早我将不得不松手掉下去。由于过于用力和紧张，我觉得两臂正在从关节上脱下来。我的手指好像要麻木了，或是冻僵了。我真的惊慌起来。状似饥饿的车轮好像向我奔来似的。我最后决定采用这样一种办法。我能悬挂多久就悬挂多久，但是如果在火车停车以前我已到了无法支持下去的时候，那我就松手，让自己落在摇摆的联结器上，然后就顺着势跳开那急驶的火车。
这是孤注一挪的权宜之计，成功的希望是极微渺的。我竭力不去想像，如果我从迅速移动的火车上这样飞跃下来，即使能避而不落在车轮底下，又将会落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的计划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使我用不到落在摇摆的联结器上，设法使自己在上面稳住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便爬到敞车的顶上去。我断定，如果我试用后一种办法的话，我就会被抛到车轮底下轧个粉碎。
我心里怀着这绝望的计划，悬挂在车顶跳板上。我不知道悬挂了多久。我想大概悬了一个多钟点的样子。我的两臂麻木，我的精力很快地耗尽了，心中又是极其苦痛。这痛苦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突然，我听见机车放着汽笛进入车站。获救的念头闪进了我的脑袋。疼痛好像离开了我的两臂，我变得有力一些了。当下我才真正是为我宝贵的生命而悬着的。火车的速度慢了下来，接着就停车了。我跳在联结器上，然后离开了火车。我几乎处于一种要垮台的情状中，但是我们停车的地方只是在一条荒僻的支线上，我必须继续前进。我设法在火车上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乘出了这一小站。两个星期以后我的酸疼的两臂和三个冻伤的手指还不时地提醒我：我会如何地几乎将自己的骨头遗留在吉姆山的铁路上，就是一直到死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忘记这次罕有的经历。
路局警察
偷乘火车的人不时要遭到成羣的「警犬」——城市和路局警察——的扰害。他们任意监禁和咒骂他。他的罪状一般是流荡和非法侵害；但是当地方上发生犯罪事件时，他就往往成了一个莫须有罪名的牺牲品。许多可怜的「活搏」为着他们从不曾犯过的罪被押进了监狱。
南方各地的情况都是极坏的。每一个「活搏」都会遭到极严重的危险，即被抓起来送到制松节油的营地、磷酸矿场或是郡立农场去，然后在那里呆上六个月到三年，替丧尽天良的监狱包工做苦工。西方对待「活搏」也是够瞧的。他到处会遭到痛打和押进监狱。地方警察最喜欢玩的把戏就是在当地的「流浪棚」里围捕「活搏」，把他们从镇上「撵」到沙漠地去——离下一站或水槽有三十哩，其间又是一家人家都不会有的。
路局警察甚至比城市警察还要坏。他们似乎对磨折「活搏」有一种虐待狂的嗜好。很多铁路就是因为它们的残暴的路局警察而在全国各地的「活搏」中变得声名狼藉的。在流浪棚可以听到许多令人振奋的故事，叙述「活搏」如何在路局车站的黑暗处「猛袭」这类警察暴君，并且结果了他的性命。
路局警察常常呆在火车上，将「活搏」打下车去。如果一个「活搏」被发现死在铁路线旁的话，那是没有什么官员会想去了解一下这死去的人究竟是从火车上掉下来的还是被抛下车来的。有一次我站在得克萨斯州一个镇市的车站上，看到警察们在货车正开出去时狙击一个呆在车厢下面的「活搏」。有一次当我在南加利福尼亚时，看到有两个路局警察在一辆客车前端的空板上发现两个小伙子后就用棍子把其中一个打死了。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只不过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是有钱人的儿子——他们是为了要历险而偷乘火车的。成百的「活搏」曾死在路局警察的手里。
在南太平洋公司的铁路上，路局警察使用了一种谋杀性的诡计。当货车业已驶行时，警察要接近呆在车厢下面的「活搏」是很困难的；因此南太平洋公司的路局警察就想出了下面这一种残酷的花样：他们站在车厢下面有人的车厢顶的一端，把一块用结实绳子拴着的重铁器从车顶士垂放下来，当火车很快地行驶时，那块铁碰在枕木上就四处乱飞。如果它击中呆在车厢下面的「活搏」，那他十之八九就要完蛋。为了保卫自己，「活搏」设法捉住这猛撞着的投射器并且将它绕在车身下的拉杆上，这样它就不会从枕木上跳起来，而警察也不能再将它拉上去了。
有一夜我看到一个「活搏」被路局警察杀死。我们几个人在得克萨斯州厄尔巴索城的南太平洋铁路的车站以西等着搭乘火车。正当火车驶来时，两个警察出现了，他们开始向我们开枪。我们全都拚命地赶那列火车，但是在半黑暗中，有一个人就被轨道旁的一座扳闸器绊倒了。这一撞就把他抛在正在行驶的火车上， 一瞬间他就被卷到车轮下面轧个粉碎。这事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致他甚至没有叫喊一声。
车尾的制动手使用空气制动器把火车停了下来，警察将我们赶在一处，我们又把散在轨道上的血肉模糊的「活搏」的残骸凑在一堆。当然，他们对于这事是不会料理什么的，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件「事故」而已。警察将我们作为「不作好事的狗养的」痛骂一顿以后，就将我们全部装上火车往东运送，而那正是我们不要去的方向。
一个偷乘火车的黑人的死亡
一九○○年的下半年我从塔姆巴偷乘火车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我本来是在古巴的哈瓦那。不久以前，在北方时，有一个医生告诉我，由于我在一家铅字铸造厂和各种肥料工厂工作了好几年因此染上了肺结核病。于是我洗手不再干了，并启程到别处去，决定不使自己不经过一次为健康的奋斗就死去。我乘坐轮船的下等舱到了哈瓦那，在那里游荡了两个星期，直到我的几块钱用完为止。我没法找到工作，于是就以工代资搭乘汽船到塔姆巴。从那里我又偷乘火车横过全州北上到杰克逊维尔。我发现走这一段路是很艰难的，在其中一段路上，我帮助黑人加煤工人替那咆哮着的烧木柴的老式车头加添大块的木柴。
我在杰克逊维尔——当时是一个很困苦的镇市——找到了工作。几个月前这城市遭了一次大火灾，几乎毁去了半个城。大兴土木的重建工作正在进行，这就从全国各地招引来了几千名建筑业的工人。同时，像贪婪的怪物一样，也来了一羣赌徒、骗子、妓女和老鸨，来享受易于拾得的便宜。抢劫和谋杀是家常便饭。
一天夜里，我走回寄宿舍去，当我越过一座相当荒僻的铁路高架桥时，我听到一种微弱地喊救命的声音。这声音是从桥下漆黑中的铁轨交错处发出来的。我立刻起了疑心。我自己这样想：这只不过是一种诡计，要引我到桥下去，在那里我将会遭闷棍而被抢劫。
但是我发现要不理睬这连续不断的悲惨的呼叫救命声是不可能的。我将身上带着的一把很大的折刀拔出来，走下高架桥的阶梯，然后走向铁轨。随着喊叫的声音——当时渐渐清楚了——我手里拿着刀，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走到了一个缩成一堆的、躺在轨道旁的黑人那里。他遭火车轧了一下，伤重得可怕。但他仍然有知觉，他用几句话对我说明了他的遭遇。
他是一个「活搏」，正要到他家人居住的密西西比去。他攀住了一列开出车站的火车，悬挂在一间车厢的侧梯上，但是他被一个「看不清楚」的木架碰了下来并且卷到车轮下面去了。两节车厢和一节车长室的车从他身上轧过。他的右臂从齐肘的地方完全被轧断，他的左腿，膝部以上被轧得粉碎，而由一些血肉模糊的碎肉和布片同上腿连着。
这一不幸事件显然是在二三十分钟以前发生的．乘务员没有注意到这事件，车就没有停下来。这黑人已经出血很多，而且很快地就会流血致死。令人惊异的是，他仍然有知觉而且显然不太感到痛。他仅仅抱怨天气太冷，竟然还举起他那可怕的轧碎的腿给我看。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他。高架桥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一间车站办事处或是扳闸机站以求帮助。最后我窥见了在不远处的一所货栈的灯光。我跑到那里，在那大的滑门上敲着。里面的看守人，不打开门，先问我要干什么。我告诉他一个「活搏」被车轧了，要求他打个电话要一辆救护车，并且问他是否能帮助我把这人抬到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去。那看守人在最后确信我不是个抢劫的人时，才来开门。但是他又突然停下了，问我，「他是个白人吗？」我被这样的问题怔住了。「这与事情本身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他是一个人，而且现在流血流得要死了。我们必须立刻将他抬到医院去。」但是那看守人又将门闩插上了，不管我怎样坚持，他还是不肯开门。
我既惊异又愤恨，我咒骂这整个地方。在南方，我也曾看到过许多足以说明歧视黑人的残酷的例子，但是这件冷酷的行为却将掠夺黑人的权利，把他们作为下等人对待的制度的腐臭的本来面目完全暴露无遗。
我一边诅咒着那看守人，一边回到受伤的黑人那里。当我刚刚走到那里时，一个黑人扳闸工人手里拿着灯笼，碰巧走过。我呆在那里看守着受伤的人，那扳闸工人赶紧到车道管理员办公室去打电话给医院，并且去取救急担架。这种担架是经常准备着来收拾大型车站内经常被火车轧断肢体的工人残体的。
我们小心地抬起那轧坏的黑人放上担架，将他被轧断的手臂放在他旁边。他甚至一点都不呻吟。但当抬架人开始抬他走时，他却对他们说：「我的帽子哪里去了？把我的帽子拾给我。」他们回去把帽子拾了回来，这是一顶既破又脏的帽子。
第二天黑人扳闸工人告诉我那受伤的入夜里死了。同一天的早晨，我到货栈去向那个拒绝开门、拒绝帮助偷乘火车的黑人的看守人提出抗议。那货栈的头贝听着我讲，但是他那讥嘲的态度，使我确信他决不会进行他所允承的调查。过后，我又到一家当地的报馆去，将我所遭遇到的事情告诉编辑，但是报上对此还是只字不提。
严寒中赶路
偷乘火车横跨大陆的实际困难之一是北部及山地各州的严寒。我受够了这种寒冷，因为事实上我所有的偷乘火车的旅行都是在冬天干的。这有好几种原因。冬季，铁路上「活搏」比较少，搭乘火车比较容易；被捕的危险不很大；沿路吃饭也不那么困难。制动手、警察和「公民」们对待「活搏」也不像在暖和的月份里那样敌视。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的冬天，我偷乘火车自芝加哥至太平洋岸往返旅行了一次。此行我北至加拿大温哥华，南则远至洛杉矶，行程共约六千哩。旅行的目的是进行宣传鼓动：我力图战胜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传统的双重工会政策，而代之以在各保守的工会中进行工作的政策。
我备尝各种艰辛困难，特别是因天气寒冷而造成的困难。一开始我就几乎空空如也，在整个旅途中我差不多平均每天吃一顿饭。我在货车上，在「鸟笼般的小屋」及「小酒店」里睡觉。按照我的习惯，我尽量远离「流浪棚」，因为在流浪营中，人们须冒各种危险：被抢劫、被偷盗、衣服被营火烤着或被当地警察拘捕。
我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在往返中西部及洛矶山区的整个旅途中，天气寒冷得像恶魔一样。当我离开芝加哥，搭在一列西行的芝加哥爱尔顿铁路的快车的尾上时，当时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四度。在七小时以后，到达圣路易时，我的两脚已冻得不成话。第二天两只脚跟上都长了一块金元一样大的冻疮。而最寒冷的天气则在横穿西内布拉斯加州和东科罗拉多州的时候，当时温度在零下三十度。而我所穿的羊皮袄和「千哩衫」（蓝色法兰绒衣）也完全不能适应这种像北极一样的气候。
从内布拉斯加州麦库克至科罗拉多州爱克隆这一段伯灵顿铁路上，我几乎遇到了我的滑铁卢。我已经在一辆快车上找到一个藏身之处，但在麦库克时却被几个特别警觉的制动手赶下了车。这本来已是一次很寒冷的旅行，在冰冷的寒风中站在第一道空板上；但我依然站立得很好，因为我清早吃过早点，昨夜又是在床上睡的觉。当时我已冷彻骨髓，但是天色尚早，我不愿在麦库克逗留以待明天的下一班车。因此。我决定再搭一段一百五十哩长的路去科罗拉多州的爱克隆。
一列货车刚巧要出站了，全列车的棚车车厢都已封闭上了，我所能搭的，只是一节装满架桥用的钢铁的敞车。在这样严寒的天气中，我不想搭这节车。所以我问那位加煤工人我可否代他运煤，就是把煤从后面的煤水车上推下来，这样他就能把煤铲进火炉里去．这是一件偷乘火车的老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因为这会弄坏他们的衣服，而他们又是反对「无酬的工作」的。加煤工人很愿意。但因为有机车领班同行，我也就失去了搭乘在温暖的缎车上面的机会了。于是，我跳上了载满架桥用的钢铁的敞车。
从麦库克至爱克隆的全程中，风雪怒吼。后来我知道当时气温到零下一二十五度。一开始我就冷不可忍，特别是因为我已经饿了，而且在开车之前已经因困难的搭车而疲惫不堪了。但我决定克制它，并坚信我有能力抗拒极度的寒冷。
车走了大约十小时，但对于我却像是无限似的。刚过了几小时，严寒开始把我压倒了。我慢慢地目眩头晕了。我感到急需要睡眠，而感不到寒冷的剧痛了。但是，我的神智相当清醒，我觉得我有被冻死的危险。我对我自己说：「如果你坐下，你将被冻僵，过几天有人会在这一车箱的角落里发现你的尸体」。
我挥舞手臂，使劲地蹬蹬足，并在刺人的寒风中在钢铁和邻接的煤车上往返爬动。在停车时我就在铁路上来回跑步，以使我的血液流转，但恐怕被乘务员检查出来，所以必须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活动。我在和我自己进行一种新奇的斗争。在这种抵抗冻僵的努力中，我仅感到有一种抽象的利害关系。我所需要的是坐下和睡眠。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在车上的整个情况已渐趋于无力而不能自持了。但我的理智不断驱策我不要入睡。我已经不清楚距这段路终点还有多么远，甚至忘记了终点站的名称。最后两点钟的情况最为凶恶。火车没有停车，寒风猛烈地吹来。当时我若想通知乘务员，恐怕也是无力通知了。夜已经很深了。
好像度过了几年，火车才算停了。我从敞车的两边和头顶上望去，只见明亮的电灯光在清静的深夜中闪耀着。我想：「这就是那个地方吧」。于是我下了车沿着铁轨无力地向灯光走去。这时我依然莫名其妙地想着要躺下睡觉。在车站附近我找到一家小酒馆，我走进去买了一碗「辣椒烧肉末」。吃了几匙这个熟菜以后，我开始清醒了一点。那位加煤工人和车头制动手正坐在柜台的另一端。我与加煤工人曾在麦库克城谈过话，他认出了我。当我告诉他们我搭乘了装架桥用的钢铁的敞车时，他们都很大吃一惊并且不敢相信。他们以为我一定是打开一节封闭了的货车厢，坐在货车厢里来的。那位车尾制动手走进来了，他说他和列车长在生了大火炉的车长室内都几乎被冻僵了。
吃完了我的辣椒烧肉末后，我绕过这条街走进一家每天二毛五的小旅店。我检查了我的全身，很奇怪只有鼻子和脸面的一边被冻伤了。而在我自芝加哥去圣路易城的路上被冻伤的脚却幸免于难。我用冰冷的水洗冻伤，以便赶掉冷块。然后我躺下睡了十八小时，这是我成年生活中最长的一次睡眠。第二天，我搭车到丹佛。在此后的五千哩的旅途中，虽然我还碰到了几次严寒的天气，但总没有比从麦库克至爱克隆这次更冷的了。
我学讨饭
从事较长途的偷乘火车的旅行的工人迟早会被迫作乞丐或讨饭。我在一九○四年冬季，自纽约至俄勒冈的第二次横贯大陆的偷乘火车的旅行中，就学会了这种本领。
那是一次艰苦的旅行。在两星期的旅途之后、我到达丹佛的时候，已被零度的天气和艰苦的乘车弄得疲惫不堪了。我口袋里只有一块半钱，而我还要走一千三百哩路。科罗拉多州当时正处于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克利浦．克里克大罢工的骚动之中，丹佛的警察正在与流动工人作难。然而我还是在城里休息了一天，用掉了我日渐减少的「财产」中的五毛钱。丹佛至怀俄明州的晒延一向被称为全国搭车中最困难的一段，而我却不费力地搭了这段路。我在晒延吃饭住宿花了五毛钱，从那儿到格兰杰的路上，我就在零下的天气里搭乘在奥佛兰铁路公司的「火车顶」上。在晒延的「鸟笼式」的旅店里，我的温暖的小羊皮袄被人抢去了，我花了最后的五毛钱买了一件旧上衣，因此我在格兰杰没有吃东西。
我空着肚子从格兰杰出发，沿俄勒冈州短线铁路转向西北。我只能搭在一辆盖着雪的装煤的敞车上，暴露在严寒的天气里。天气冷得可怕，有好几次我害怕我要被冻死了。但我坚持了二段路，经过了二十六小时的可怕旅程，才到达了波卡德洛。我走上大街的时候，正过大风雪，我不得不侧着肩迎着这北极式的风暴走路。一家药房门外的寒暑表正指着零下二十一度。
在这个生疏的波卡德洛城中到哪里去取暖、吃饭和休息呢？我饿极了，全身冷彻骨髓而且又因搭车而疲乏不堪。我身上没有一个铜板，也没有东西可卖。情况看来很糟。和一般的「活搏」一样，我羞于到救世军或教会去。在若干年后，在整个西部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会大厅里，常常为「活搏」们备了食品和休息处，而当时却还没有这些。于是，我急忙走到西部流动工人通常聚集的地方——酒店去。
这是一家低级娱乐场兼酒店，和西部其他几百家一样，它自开发边疆时期起迄无重大改变。它有一座舞池，并有一个噪杂的乐队在那儿敲打。旁边是些大酒吧间，在角上有一座戏台，正演着滑稽戏，其幽默真像无穷无尽似的。靠大厅的三面圈墙还有一座看台，姑娘们在那里款待顾客。啤酒卖一块钱一杯；姑娘是两块钱。楼上是一座精心设置的赌场，进去是不用门票的。那儿也有几张弹子球台。
这种游乐场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都营业。当时已到中午，店中挤满了常到此集聚的镇上的赌徒、拉皮条的、赌棍、妓女、牧场主、矿工和「活搏」们。新到这儿的「活搏」们通常可以停留一两天，因为今天是身无一文的流浪浪往往明天就可成为「囊中沉重」的工人。因此他们并未反对我在此暂时停留。
我离上一次吃饭已有两天了；实在已饥饿不堪。我是工人，一向靠挣钱维持生活，讨饭的想法令我起反感。那儿无工可做的人有好几百（是冬季常有的事），找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依然挨饿下去，正像俗话说的，饿得饥肠辘辘。我坐在酒店的椅子上过了那一夜。入睡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个粗野的家伙在那儿闹了个通宵。这个精力充沛的牧羊人刚刚离开山地，他迷于酒色，正在完成他的连续三天的狂饮狂舞。为此，他乱花了一千一百元——他两年的工资。
第二天早晨，我已狼狈不堪。我已经有六十小时没有睡觉没有吃饭了。饥饿，不得睡眠和长途旅行的疲惫已经使我病弱无力。最后，我放下面子，决定要在某处找些东西吃：我要讨顿饭吃。
我走出这酒店——我不肯在那里向任何人乞讨——到了凄凉冰冷的大街上。我应该在大街上向别人讨一毛钱呢？还是在人家后门讨一点剩饭呢？我决不定走哪一条路。但我没有犹豫很久。饥饿的肠胃作了急迫的操纵。我不自觉地在一家窗子上摆着面包和点心的面包店停了下来。见到这些食物，我立刻下了决心。我似乎没有多大考虑，就走进面包店。我没有犹豫，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为自己的直率所吃惊——就和店主人说了「我的不幸的故事」并向他要些东西吃。但是他明确地表示对我的处境毫不关心。他不在乎地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任何东西，镇上游手好闲的人很多，我不能都给他们饭吃。」
这种断然拒绝并没有使我感到任何羞辱。我只感到肚子饿得痛而这里有食物，我简直是势在必得。于是我几乎以命令口吻重复了我的请求。如果店主人再拒绝，我相信我会不顾一切地抢一些甜面包。我实实在在是一个饿坏了的人，不能不吃东西了。我不知道是由于面包店主人从我的话里听出我要抢东西而怕引起麻烦，还是由于其他事情打动了他，他终于抱怨着拿给了我六个不新鲜的面包卷。在走回小酒店的路上我吞食了这些面包卷。
这样，我突破了第一次讨饭的顾虑。以后，在我饥饿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讨饭了。在剩下的去俄勒冈的一段路上，乃至于在此后几年的几次偷乘火车的旅途中，只要讨一点饭能避免挨饿，我就不让自己饿着肚子行路。我也不再感到任何不安。我是工人，我有生存的权利。如果找不到工作做，那么有食物的人就应该给我一些我所需要的食物。
一次赌博
我从来不是一个赌徒，尤其不是一个机器赌博勾当的顾客。在我看来，把钱放在这样一盘机器上简直像是一个十足的阿木林，因为很明显这是百不中一的。但是至少有一次，我终于在一盘赌博机上冒了一下险，而其结果也并不坏。
一九○一年我偷搭西行的南太平洋公司的火车，从得克萨斯的加尔维斯顿出发，乘车走了一段长路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在疲倦、饥饿和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我拖着脚步走进了亚利桑纳州的育马城。当我在这铁路线上荒凉的小城的大街上漫步的时候，我忧虑我到那里而且怎么样去吃饭和睡觉。甚至于十几个育马的印地安人在他们的色调复杂的绒毯上偃卧的入画的景色，也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忘记这种自然要求所加于我的迫切的需要。一个广告人走了过来，所带的广告牌上面有很吸引人的招请：「日暮旅店，吃饭一毛，睡觉两毛五分」。
我沿着大街徘徊的时候，我的心忽然激动起来，因为就在路旁的水沟里有一只小皮夹。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没有人看到它，也没有人看着我，于是我就尽力当作自己的东西拾起它来装到我的口袋里。在街上走了一小段路以后，我打开了皮夹，大为高兴地看到里面有七毛五分钱和一只镶了小宝石的薄金戒指。
现在，广告人的招牌才算有了意义，我真在日暮旅店「吃饭」「睡觉」了。吃早饭、睡了一整天、又吃了晚饭，这就用光了我的钱。我又没有钱了，可是我有戒指。也许能在这上面弄得一些钱。最后我把戒指卖给了一个珠宝商，卖了一块钱，作价时还向他啰嗦地讲了一番生意经。
现在，我已准备好登车继续西行，但几小时之内没有火车出站，我就走进一家跳舞厅去消磨时间。舞厅的布置规模很大，里边挤满了牧人、铁路工人和其他一般西南部小酒店的老主顾。十二张扑克牌桌上都围满了人；在抓球赌的房间里四百多人挤得满满地正在进行这种以前本来是没有害处的室内赌博；也有很多牌九、轮盘赌、碰运气、二十一点纸牌、掷骰子等赌博。但压倒一切的，则是大舞厅内的钢琴、号角和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大声喊叫声。
我看了一会赌博。和以往一样，我对玩扑克牌人的心理作战特别感到兴趣。然后我开始考虑我正在抚摸着的口袋里的那块银元。最后，我想在我的面前还有一千五百哩路，这孤零零的一块钱有什么用呢？吃两餐饭、睡一两次觉，我这一块钱就用光了，而我的处境仍会像以往一样坏。为什么不碰碰运气呢？这样我会失去什么呢？如果输了，最多也不过意味着多讨几次饭。在育马城我一直很幸运，也许我会交好运。
我看遍了各式各样的赌博的桌子以寻找一个地方投入我的「财产」。最后，我决定赌「幸福轮盘」。我站在轮盘旁边注视赌博的进行，精明手快的庄家以千篇一律的音调高喊各赢家的号码。我几次以「心耳压注」，但每一次都输了。我几乎要把它作为一件倒霉的事走开了，以保存我的一块钱以及它所代表的食物和睡觉床铺，但突然间我下了决心，把一块钱押在一赔二十的「星」上面。我或者是饿着肚子一文不名地离开这个城，不然就可在去俄勒冈的路上不愁吃喝。
装腔作势的庄家开动了轮盘，轮盘上的桨飞快地撞击它所绕过的金属号码标志发出很尖的声音。然后，轮盘转得慢下来，而且出我意外，轮盘上的桨上下摆动最后竟停在「星」上面。庄家按照他例行的办法在我的一块钱旁边堆了二十块银元。我很高兴，把钱币收起来，在酒吧上清了账离开了这个地方。此后，我就把钱缝到我的衬衣里，搭了一列货车西去。不用说，我在去波特兰的路上是有吃有住了。我的赌博的总量就是得到了二十块钱。自此以后，我从未在赌博机器上冒一毛钱的险。
四个「梯里坎姆」
为了相互保护和搭伴，西部的「活搏」们通常是两个人一道行路的。但我需要行动自由胜于其他一切，所以总是一个人行路的。只在两次横跨大陆的旅行中，我有伙伴。一次是欧尔．福特，他曾与我同着「工团主义」一书；另一次是我的女婿乔．曼莱。另外一次，我曾找到了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伙伴。
远在一九○七年，我在旧金山至波特兰之间近八百哩的路上偷乘火车。我到达了从旧金山出发的第一段路的终点站萨克立门托，在这里的一个流浪营地里我碰到了三个围火而坐的「活搏」。他们在煮一罐「烩肉菜」。他们邀我参加，我参加了。原来他们找到了一只被火车撞死的羊，正在煮这只羊的一条腿。
我们吃了一餐好饭，并互相熟识了一些。四个人都是典型的西方流动工人。他们是波伯．布罗姆，金属矿工、加拿大克隆廸克人；「漠克」．卡特，肯塔基山地的居民，现在是伐木工人；奥尔．拉逊，菲律宾战争的退伍军人和捕鲑鱼的捕鱼人；以及我自己，一个铁路工人、伐木工人和庄稼汉。我们都在二十岁上下。
因为我们都要去波特兰，我们决定一起旅行。我们商定，如果我们在路上失散，我们将在三天以后的上午十一点在波特兰布拉芝尔酒吧问的某一弹子球台会面。
当时由于制动手和警探的敌视，偷乘火车是很吃力的。因此，不久我就看不到卡特和拉逊了。布罗姆是个手脚很快的「活搏」，他和我一同搭到了俄勒冈州欧给尼城，在欧给尼城我被检查出来了。于是我独自走完去波特兰的剩下的一段路。相当准确，第二天早上当我十一点钟出现在布拉芝尔的时候，拉逊、布罗姆和卡特都在指定的桌子上打弹子。
布拉芝尔在伯恩赛大街上，是一家典型的西方小酒馆或「绞弦琴」。酒馆规模很大并设有供光顾的无家可归的工人享用的「一切安逸享乐的勾当」：女人、饮料、吃食、跳舞、赌博、打弹子、滚球、歌舞、电影。这里日夜营业，门上无锁。它的右边是一家大酒馆，叫伊瑞克逊，邻街仍有另一家酒馆叫弗立芝，号称为世界最大的酒吧间。
这些集合地挤满了成羣的伐木工人、锯木工人、捕鱼人、海洋水手、筑路工人、收割工人以及其他各种工人，他们组成了西方流动工人大军。在酒馆的顾客羣里也有一些当地的「长驻工」。挤在酒馆里的顾客不只被酒馆的业主榨取，也被那几打赌棍、妓院主、娼妓、性心理变态的人、侍者、卖酒的人、扒手和地痞流氓所压榨。有一次在俄勒冈州达勒斯的铁路水塔上我读到了一个东行的从太平洋岸回家的「活搏」诗兴勃发时所写下的现卖主义的诗句：
我来到西方为了改变境遇和休息一番，
但妓女拿去了我的改变，
布拉芝尔剥去了我的休息。 |
离布拉芝尔酒馆约一百码远就是波特兰的大红灯区。这里的主要景色是门面占一个地段宽的巴黎旅馆，里边住了很多姑娘们。西方有很多这种大妓院，有时一家妓院里有几百女人接待无家可归的流动工人。妓院通常是马廐样子的建筑，它们建成这样为了使人们在宽阔的通路上徘徊时能物色或选择（或者如果他们一文不名就只能「添眼药」①）在沿着通道的一间间像牛栏一样的屋子里半裸体的姑娘。地方当局对这些地方全然没有医务上的管理，这些地方就成了性病的渊薮。
布拉芝尔酒馆成了我们四个人——布罗姆、卡特、拉逊和我——落脚的地方。当时正逢好时节——，一九○七年产业危机以前的繁荣时期的高潮——我们都在波特兰木料站「搬卸」铁路枕木。这真是一件「服侍老爷的难差使」。一个人在每天搬运八小时沉重的毛坯的铁路枕木之后，会真切地体会到他是工作得够受了。由于这样费力的劳动，我们每天赚五块钱，我们也都成了当地码头工人工会的会员。
我们都很勤勉地工作，并成了好「梯里坎姆」（西瓦许的印地安人对亲密的友伴的称呼）。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制度的随收随付的生活方式，我们是有点儿共同使用我们的工资的。每天我们取出五块钱工资，当晚就花掉它。除去我们五块钱的生活费用外，我们每夜把全部十五块钱在布拉芝尔酒馆「花掉」。
只要我们四人中任何人还留一些钱，每人就可任意花费直至花完为止。布罗姆是个永远接连交坏运的扑克赌鬼；卡特也是个赌徒，他掷骰子，同样地似乎从未赢过。拉逊在酒吧间找乐趣，他饮威士忌酒的酒量令人难以相信；至于我自己，我的主要的娱乐是打弹子。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当天晚上用光我们的十五块钱。有许多次当我们到深夜离开布拉芝尔酒馆时，我们在身上竟找不出每人五毛钱以付夜晚的房钱和第二天早上的早点钱。
我们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布罗姆和卡特宣称他们要到内华达的金矿去。不久，拉逊也回到他的本行——去捕捉每年集聚在太平洋西北部、加拿大与阿拉斯加各河的成万成亿的鲑鱼，而我也找到了工作，在俄-尔-恩铁路的机车上烧火，并且成了一名「长驻工」。此后我从未再遇到这三个流浪伙伴。
① 意即饱一饱眼福。——译者
凯姆路波斯
一个「活搏」在路上，由于困于种种苦难和危险，通常是不能欣赏他所走过的惊人的美景的。但在我的第一次穿过加拿大洛矿山脉的旅行中，我看到那崎岖高大的山岭、悬崖绝壁，其壮丽美景非笔墨所能描述。在这些高山峻岭的山脚下又有许多美丽的湖沼，在这些壮丽的景色之前使我感到自己渺小、微不足道。但是加拿大的警察破坏了它们给我的美感。
一九一二年，我正为了给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奠定基础，而作偷乘火车横贯全国的宣传鼓动的旅行。有一次，我在英属哥偷此亚纳尔逊城停留下来。杰克．约翰斯东即在这里从以前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会中建立了第一个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地方组织。从纳尔逊，我登车北上至瑞魏鲁斯突克，离班夫不远。我又自此登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火车西行奔向英属哥偷此亚的温哥华。
此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在以英属哥伦比亚李顿为中心进行一次五千筑路工人的大罢工。工会英勇地进行罢工，而公司方面则在全国范围造成恐怖局面。许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被打伤，有三百人被捕。
在凯姆路波斯，两个警察在一家饭馆内拘捕了我。他们突然打断了我偷乘火车的游览旅行。他们把我带了出去，对我的出身表示看不起，并威胁我的前途。警察所好像个兵工厂，满屋是武装人员并摆了好几架来福枪。两个警察把我关到一间牢房里。我判断出他们两个是执行破坏罢工职务的西北骑警，他们指着武器库，其中一个说：「这就是我们给这些忘八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准备的」。
警长出去了，其余的人坐在隔壁房间里高声谈论着关于罢工的事。一个说：「我的天啊，这些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会员真叫人发火。你猜猜他们今天在六号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把一个未入会的加拿大厨师拖到河边的悬崖上说：『现在，如果你不入会我们就把你推下去』。想想吧，这些杂种真的要把一个加拿大公民丢到佛来芝尔河里去。」其他的警察则以同情的愤怒咒骂，并对我这唯一被捕入牢的人议论纷纷。
最后，警长回来了，他讯问了我一小时。我坚持我不过是一个去太平洋岸的流动工人。警长和他的副手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犯有流浪罪？出我意外，他们真的释放了我。当我想到如果是美国警察，他们就会撇开我的不充分的身分证据而让我长期坐牢时，我不禁笑了。
但我并没有幻想，我知道这些警察如果能找到机会，他们就会唯恐不及地让我坐牢的。因此，当天晚上我离开城市时尽力提高警惕。当西行的客车进站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铁路列车上的工人，认出了最后第二辆客车的轮轴构造，并爬进了杂乱交织的车轮、车轴、弹簧、铁梁之间。
过了几分钟火车开动了，我的呼吸也比较轻松了，但我的高兴并不经久，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几个警察开始在车上「搜查」。他们在车前车后搜查过来，有几个在车顶上，有的则在两边。他们到处搜寻：拉杆、轮架、车厢、车顶、空板以及其他所有的地方。我没有机会走开，于是我紧张地坐着，希望他们找不到我。
当搜查的人来到我的车上，我闭住气，更深地蜷屈在我藏身的角落里。我可以看到六个月的囚期正在迎面而来。警察在货车的各处看了一遍并彼此高声叫喊。一个警察拿了灯在我藏身的轮架里着实照了一遍，但是确实没有找到我。我猜想他是没有想到可能有人搭乘在这紧密交织着的机器之中。后来我们的火车开动了，我又得救了。
在去温哥华的全程约一百五十哩我都在轮架上，而这一次沿路则没有能看到壮丽的山岭的景色。在旅途中火车又被搜查了两次，但警察都没有找到我。不论这种紧张的搜查是不是罢工情势的一部分，我可以肯定，他们若找到我，必将对我不利。火车最后到达温哥华车站时，天气寒冷和身子蜷屈的乘车已使我像半死一样，我不敢冒险爬下轮架，直等到火车改轨转到停车场我才下车。这次困难的长途乘车所造成的筋骨酸痛，经几个星期才告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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