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福斯特 -> 工人生活片断（1939）
第四章 罢工
一八九四年以来，我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我曾参加工人反对资本家压迫者的多次斗争，包括各产业部门中的许多次罢工。罢工是由美国劳联、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铁路兄弟工会、工会团结同盟、产业工会联合会和其他各独立工会组织的。我也参加了许多次争取言论台由的斗争、失业者的运动、竞选活动和政治示威。这些斗争的重要部分我已写入我的著作。「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讯」、「劳工的骗子领袖」、「走向苏维埃美利坚」，「从布利安到斯大林」及许多小册子之中。这一章里的一些事件是从一般劳工运动经历中选择出来的，是作为说明有趣味、令人快慰或有教益的阶级斗争观点的实例的。
我的第一次罢工
一八九○年，费城提议修建的第一条电车路（在白安桥街和凯萨琳街）的时候，曾掀起巨大的吵嚷。我猜想这次反对在「兄弟之爱城」的街上安置「魔鬼机器」的骚动是由一些马车公司组织的。无论如何电车终于修了。虽然人们称道电车是一种便利的设备，但电车公司却由于它的刮钱政策而为工人和公众所憎恶。
一八九五年，事情就到了爆发阶段。当时，电车司机和售票员在全城罢工争取组织起来的权利，争取较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罢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一次很艰苦的斗争。公司方面雇佣了职业工贼；警察局成了破坏罢工的机构。罢工工人极有战斗性，公众也普遍地站在他们这一边。激烈的冲突在全城各处发生了。
罢工的时候我十四岁，并且已经是工作了四年的工人了。我已经注意到附近煤矿区的许多次罢工，注意到霍姆斯丹特钢铁罢工和美国铁路工会罢工。因此，当本地的这次剧烈的街道电车罢工运动发生，我就兴致勃勃地注意它，并不错过任何参加罢工集会和示威的机会。由于这样，我就在罢工的激烈斗争中受到了洗礼。
罢工的电车工人都穿了制服在市场大街举行示威，当天我没有工作，所以也参加了示威。一两千人的壮大行列沿市场大街西行，每个人手上带着一把新箒把。示威行列的先头部队刚刚走过第十五街，突然间，一大队骑警从市府大厦前的庭院跑出来，插入罢工工人的队伍。他们手持夜晚用的长警棍，从四面八方棒击罢工工人。
这种出入不意的袭击，马上引起示威行列的混乱，罢工工人仓惶逃散。我自己和另一个身穿制服的电车司机挤在一座楼房的门道里。一个没有骑马的警察挥动木棍把那罢工工人打倒，另一个警察，用拳头猛击我的颚部，一下就把我打晕了。忽然，我背后的楼房的大门开了，一只友善的手把我拖了进去。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后的事了。
攻击手无寸铁的示威行列引起了公众对警察和电车公司的广泛的愤怒。在城市的许多地方工人们公开攻击被武装警察大力保护着的工贼所驾驶的电车。警察无力压制这种激愤以致有两天全城都处于混乱之中。
我住在第十七街和南街交叉的地方，四周邻居都是工人。在第十六街电车每隔一小时开行一次，我们一群人就去制止这种破坏罢工的行动。在第十六街和凯特街，我们在电车车轨上用木头、箱子、灰土和一堆堆的碎石厂的废石头建筑了一道堡垒似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一辆电车开来了。在前面和后面的座位上站了四个警察，手持左轮手枪保卫着工贼司机和工贼售票员。在警察的枪枝的威吓之下，我们一大群人退到凯特街。工贼司机从很远就认出那堡垒，并决定以最快速度冲过去。但电车由于碰到了障碍而出了轨，停下来不动了。两个工贼和四个警察飞快地逃进附近的一座房子里去，在援军未到之前他们一直躲在那里。我们一群人都抱着一些大理石石块走近电车，把石块扔进去，几分钟以后电车被捣毁了。有些石块被人们从电车的一边扔过了两道窗子打中了站在电车的另一边的人，所以有些人受了伤。这样，就使第十六街的电车不能开行了。而我们年轻人则为我们这一次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罢工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而以双方折衷协议告终。协议的条款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罢工的全部经过却给我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我对劳工运动的残酷现实所获的一系列亲身教训中的第一堂课。我把它比作我参加阶级斗争的结论。
斯波康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
当城市当局压制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权利的时候，美国英勇的工会和革命的政党一向曾不顾官方的阻挠而起来争取言论自由。而且，几乎成定规似地，这些一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足够的群众参加，终于击破了抑杀人民权利的企图。
我曾参加过许多次这种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并因此在堪萨斯城、密苏拉、纽瓦克、芝加哥、丹佛和纽约被逮捕。一九一九年钢铁工人运动中我们在全宾夕法尼亚州被剥夺了集会自由的时候，我也曾在拉金、布莱道克、麦基斯鲍特、霍姆斯丹特、克莱尔顿、杜坤逊、麦基斯罗克斯和匹茨堡被捕。在一九三二年竞选运动中，我作为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曾在斯克兰顿、劳伦斯和洛杉矶三次被捕，因警察要阻止我们的集会。这些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中有许多次因为和工人的经济要求密切结合而成为很剧烈的斗争。不过，最厉害的一次要算一九○九年在华盛顿州斯波康由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领导的斗争。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现在已变为一个反动的小集团，在当时它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它当时正全力注意随着季节的更替或开展新工作的需要而从这一个工作岗位流动到另一个岗位的各种流动工人——牧场工人、伐木工人、建筑工人和矿工。
斯波康是这些在全国流浪的无家可归的工人的最大的活动中心。每年冬季有几千工人聚集在这里。它也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堡垒，有全联合会最大的地方工会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按照它的英勇的罢工和怠工的纲领进行活动，不能不引起伐木业、采矿业和铁路运输业业主们极大的注意，他们决定压制它在街头自由集会演讲的权利以摧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十一月间，正当斯波康到处是流动工人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它的运动的时候，市议会通过了禁止在街头集会的法令。这一法令是完全针对着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而制定的，因为宗教团体和其他社团利用街头集会并不受限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以不顾一切地举行大会来回答这个法令。警察在演讲人刚刚登上讲台马上就把他逮捕起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提出了「住满监牢」的口号，它的全国领袖们则发出了徵集志愿坐牢者的号召。不久，散居各地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战士们开始从整个西部各地向斯波康集中。劳联对此运动采取旁观态度，社会党也差不多采取同样的态度。
每天都有很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被捕。他们遭受棒击并被装在挤得满满的以致他们都不能坐下的牢房中。如果他们抗议，水龙就转向他们，用冰冷的水将他们喷个稀湿。许多人先被投入令人难以呼吸的「热牢」然后再被转送到冻人的冷牢。不顾这一切恐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依然在街头开会。后来，几乎有六百人被捕了。市监狱被住满了，年久失修的佛兰克林学校也用来监禁了很多人。这座老学校变成了一种当地的李比监狱。
犯人们常常被判三十四天徒刑。他们如果拒绝在大石堆上工作，则每天只能吃面包喝白水。每天早晚仅配给两盎斯白面包。这实际上就是挨饿。学校也有意地不生火。许多人生病了。有几个人终于死于饥饿和寒冷所引起的肺炎症、肠胃病和其他疾病。许多人的健康严重地受到了损害。警察方面也遭到了重大的灾祸；警长沙利文被击毙了。
这次斗争开始的时候，我正在西雅图，当时我是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工资工人党的党员。我以「工人的报」记者资格到了斯波康。不久我就被捕了。我被监禁了两个月，在坐牢期间我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被释出狱以后，我成了指导斗争的委员会的委员。艰苦的斗争持续了整个冬天，而我们可以用来住满监牢的后备队是愈来愈少了。我们决定在初春发出号召，但是应召志愿前来的人依然很少，困难的斗争枯竭了我们的后备力量。距离我们所宣布的在斯波康重新开展一次大规模街头演讲的日子近了，而我们则处于即将严重地暴露我们的弱点的危险之中。幸而警察并不知道我们的实际情况，当时全城到处是流浪工人，而他们又不能分辨出他们是不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
在这种必然失败的危机之前，我们曾考虑：最好向市府官员探听一下他们对中止斗争的想法。我们很高兴而惊奇地获悉市长已经对此全部事件十分厌烦了，他准备会见我们的委员会处理此事。市长不同意正式废止反对言论自由的法令，但他同意不以此法令来反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胜利，我们就宣布结束这次斗争。自此以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就不受干涉地在斯波康的街头召开大会。
在斯波康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后的几年，同类的斗争接连不断地在全西部各城市以及一些东部的中心城市里发生。在这些西部的艰苦的冲突之中，流动工人们英勇地和警察的木棍、监牢和资本家所雇用的手持斧把的暴徒相对持。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顺利地保卫了它在街头集会演说的权利。这些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构成美国工人历史上的一段英雄的插曲。
在伊利诺中央哈利曼铁路公司
我曾参加过的最重要的罢工之一是伊利诺中央哈利曼铁路公司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从芝加哥蔓延到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牵涉了九个工会的三万五千工人。斗争极其艰苦，时间也极长，从一九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才无条件停止罢工。公司方面使用工贼、打手、禁令和一切他们想得出的阴谋诡计来破坏罢工。
此次伟大的罢工运动所全力争取的是各铁路车间工会联合并缔结集体合同的权利。在以往十年中，许多行业工会的罢工都失败了，于是车间技工们要求联合行动的一个强烈的运动就发展起来了。虽然十二个铁路系统的联合组织已经组织起来并缔结了合同，但伊利诺中央哈利曼铁路公司方面的负责人久里斯·克罗许尼特和西·赫·马克哈姆却拒绝和他们的工人的新联合组织打交道，于是罢工就开始了。
各铁路行业工会的领袖也同样不喜爱联合行动，在他们看来这是向产业工会主义跨了一大步。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此次罢工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更坏的是：司机、车务和车场工人等工会的官僚们命他们的工人继续工作。于是罢工运动就在实际上变成了基层工会会员反对铁路公司及反动行业工会上层领导的斗争。
工会基层会员群众的杰出旗袖是左翼社会党人卡尔·皮尔逊和尔·姆·郝维尔。他们筹募基金，组织罢工纠察队，并且不顾那些不忠实的工会上层领导，终于把罢工工人联合起来。他们的伟大的武器是「罢工公报」。
由于在左派领导下的罢工工人的压力，一九二一年四月，西部铁路车间工人在堪萨斯城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工会联合会联盟（即后来劳联的铁路工人部）。这个组织提出了由全西部铁路上的九个行业工会工人举行总罢工表决的提议，但这个建议被工会上层领袖们击败了。
在罢工过程中，皮尔逊为了自卫用枪打死一名公司所雇的刺客。公司方面要把他送上绞刑台，但由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保卫运动，他终于被释放了。当时由我任全国总书记的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在保卫皮尔逊的斗争中，也像它在整个这次罢工运动中一样，起了积极的作用。
有好几次，上层工会的领袖试图停止罢工，但每一次都被皮尔逊所领导的基层会员群众击败了。最后，经过了四年以后，他们终于宣布了罢工停止。然而罢工纠察队依然围着许多大的车间。基层会员群众又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复工的抗议，以致后来劳联铁路工人部因后来两年的剧烈的派别斗争而陷于分裂状态。而皮尔逊则未经审讯，被机械师工会的「社会党人」的领袖伍·赫·约翰斯东开除出工会。
虽然罢工失败了，工人们被迫复工，他们的工会也全部被打垮，但无论如何罢工在总的目标上是有收获的。铁路公司在这次尖锐的斗争中都受到了教训，他们再也不敢在铁路工会争取联合行动问题上制造麻烦，迫使工人罢工。其实，甚至在伊利诺中央哈利曼铁路公司大罢工正在进行的时候，若干联合行动的协定就在大铁路系统中已经签定了。声名狼藉的开门制度的伊利诺中央哈利曼铁路公司也不例外。在战争的年代里，我是这条铁路的工会联合会的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这一委员会在芝加哥成功地与铁路公司负责人展开了联合工会的谈判。英勇的伊利诺中央哈利曼铁路公司的大罢工并未「失败」。
在这次艰苦的工人的战斗中，卡尔·皮尔逊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他有才能、果断、顽强、廉洁奉公。但是在运动过去以后，他就逐渐从工人斗争的场合中隐退了。工会上层分子中的消极破坏政策似乎使他受不了了。我们会试图叫他参加芝加哥左翼工会运动，但没有成功。他写了他的罢工历史「李查德的审讯」，最后当了一名地方律师。郝维尔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领袖，他和我们芝加哥劳联左翼分子一同工作。一九一九年他担任了二十五万铁路车间工人的「不合法的」全国大罢工的领袖。在此后几年，他又在工会教育联盟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后来他也终于退出了工人运动。皮尔逊和郝维尔把他们在伊利诺中央哈利曼铁路公司的罢工中的「失败」看得太重了。他们没有认识到那只不过是漫长的阶级斗争的战争中的一个战役而巳。
杰·毕·麦克纳马拉
全世界的工人们都很熟悉汤姆·穆耐和华伦·毕林斯，也很熟悉穆耐所领导的历时二十二年的争取他自己和他的伙伴恢复自由的英勇斗争。他们都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陷害工人的阴谋的受害人。然而工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工人们并不知道另外两位工人的英雄——杰·毕·麦克纳马拉和麦脱·许密脱——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牢中各被折磨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比穆耐和毕林斯在狱中的时间更久。我得有特殊机会和所有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在圣·奎安汀和福尔森会见了多次。
杰·毕·麦克纳马拉的坐牢是一种特别悲惨的殉道行为。人们都记得他和他弟弟杰·杰·麦克纳马拉（建筑用的钢铁器材工会的全国书记）的被捕是与一九一○年洛杉矶「时代」大楼在当地五金工人总罢工期间发生爆炸事件有关系的。炸弹本来是用作示威用的；然而不幸地它走了火，结果形成一种可怕的爆炸而造成许多人的死亡。残暴的开门制度的洛杉矶雇主们就藉此加罪于麦克纳马拉兄弟，并疯狂地向工会进攻。工人们则开展了强有力的全国范围的保卫麦克纳马拉的运动以作回答。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的。
虽然加罪于麦克纳马拉兄弟的证据对于他们俩人很不利，但他们仍决心在法庭上进行斗争。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人们——美国劳联上层人物克拉伦斯·达罗、林肯·斯梯芬、亲戚和朋友们——则都主张放弃申辩而要麦克纳马拉兄弟认罪。他们一致申说这是挽救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威胁的唯一办法，也是保护许多其他工会的领袖们和战士们免于入狱的唯一办法。于是，经过长时期的抵抗后，麦克纳马拉兄弟终于违反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服罪了，他们是在其他工会将因此而免于受迫害的前提下服罪的。杰·杰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杰·毕被判处无期徒刑。
认罪服判虽不是出于麦克纳马拉兄弟的建议，他们却因此而受到广泛的谴责。甚至那些极力促使他们服罪的人也谴责他们。这些一人把麦氏兄弟说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工会运动的人。朋友们转而反对他们，美国劳联的官僚们挖苦他们，工人们则受到蒙蔽，只知道他们背叛了工会，甚至革命势力本身在许多年之内也有所误解，因而错误地忽视了他们。同时，雇主们则撕破他们和麦克纳马拉兄弟的律师之间的协议，加倍地向工会进攻，并继之逮捕了麦脱·许密脱和戴夫·凯波兰，判前者以无期徒刑，后者以十年徒刑。
麦克纳马拉兄弟已在阶级斗争中充分表现了无畏的勇气，把投降的罪名加之于麦克纳马拉兄弟显然是特别不公正的。几年以来，他们英勇地在和全国仓库业业主联合会进行斗争，并侧身于危险之中。他们的服罪虽然是一个错误，但这与他们以前的英勇事蹟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为了挽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勇敢的企图。即使在绞架面前，麦克纳马拉兄弟也会毫无惧色的。
杰·杰·麦克纳马拉和戴夫·凯波兰在徒刑期满后被释放了。但是加利福尼亚的佣主们对于杰·毕·麦克纳马拉和麦脱·许密脱依然毫不放松。他们的长时期的坐牢是很艰苦的，对于麦克纳马拉特别如此。他曾为了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并从容就义，然而在监狱里他又恰恰是为这些人所唾弃，为这些人所诽谤。他，一个坐牢的工人，得不到他所珍贵的支持，即工人们的尊重和维护。他的最后被释放的希望是很少的。只有很少数的忠实的朋友说一些了解他的话并给他l些鼓励。他必须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孤零零地进行斗争。
那是一种一般人无法自持的情况，而杰·毕·麦克纳马拉却不是这样（勇敢的麦脱·许密脱和他一样）。杰·毕在这次事件的全部风暴中屹立像坚实的橡树一样。在这些被忽视被误解的痛苦的年月里，他从未发出呻吟哭泣的声音。在这艰苦的斗争中，他也从未垂头丧气或犹豫踌躇，也未会发出过一次呼吁求援的声音。他不曾向资本家敌人请求过宽恕，也不曾向他们作过任何让步。他甚至于也没有进行宣誓以求假释，虽然许多年以前他早有权利这样做了。麦克纳马拉在他的被监禁的生活中，始终保持了坚贞不阿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最残暴的政权也不能予以破坏的。他在狱中所写的书信中，以他罕见的文学造诣反映了他的无产阶级的不可征服的意志，这些书信乃是一种真正的感召。他的朋友们几乎是以无限虔敬和钦佩的心情爱戴他的。
在所有这些令人绝望的艰苦的岁月里，杰·毕·麦克纳马拉对于这样误解了他、事实上也几乎遗忘了他的工人阶级一直保持着崇高的忠诚。不仅如此，也和许多其他无产阶级战士一样，监狱成了他的大学。在这漫长、孤独的岁月里，他阅读书刊并进而对阶级斗争有了更广泛的理解。他现在认识到工人们不能以少数工会的战士进行暴力的活动（像他和他的战友所进行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们必须团结成一个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
麦克纳马拉是工人阶级不可战胜的意志的光荣榜样。他具有季米特洛夫那样的无限的勇敢和忠诚。他的英名应该列入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英雄们的名册之中。以坐牢的时间而论，他是世界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他和他的勇敢的同志——战友许密脱一年又一年被监禁在加利福尼亚的监狱里，而普通的杀人犯却一批一批地被释出狱。美国工人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一暴行呢？什么时候能够使工人阶级的英勇不可战胜的儿子恢复自由呢？
一次无产阶级的介绍
一九一五年，我任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工会芝加哥地区理事会的执行委员，当时我们正在组织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伍德街车场的车辆修理工人。我们组织了二百名修理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外国出生的工人），并举行了一次大会，大会有三个发言人，其中包括美国铁路车务工人兄弟工会的第一副主席福兰克·巴坤。
大会按照正规的形式进行。首先由另一位组织员和我两人讲话，接着就轮到了巴坤。他是一个穿着很好，穿硬领子衣服的官僚派的人物，而对于波兰、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工人们的集会来说，这是很不适合的。大会主席本人也是外国出生的，说英语的能力也不强，他用尽他的本领来介绍这位当夜在大会演讲的杰出的演讲员。他说：
「现在，兄弟们，我们的主要演讲人巴坤副主席要讲话了，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个聪明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这时候主席已经用尽了他的为数不多的英语的赞美词句了，但他觉得这对于他所介绍的对象仍不公平。于是他再开动脑筋，寻找赞美巴坤的字句。接着，他张开大嘴友善地笑着并说了下面的话。
「巴坤兄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人，我不能不告诉你他有多好，他好得就像一大块苹果饼一样。」
这一群移民工人接受了这种介绍，把它看作很恰当的赞许，他们热烈地鼓掌。我和组织员都笑了，大会主席胜利地坐了下来，而受人赞许的巴坤则大为窘迫，几乎连话都讲不出了。
开门制度的本质
多少年来，肉类包装工业是以国内很恶劣的工业之一而臭名远扬的。微薄的工资、过长的劳动时间以及破烂、危险和有害健康的工作条件，这些都是巨大的屠宰场奴隶营里的家常便饭。屠宰场的工人们居住的地方又都是肮脏简陋不堪言状的贫民窟。
这是一个开门制度的工业，被剥削的工人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不能提出任何意见。亿万富翁们的意愿高于一切，他们依靠带枪的打手，工人中的坐探和黑名单来实现他们的意愿。我，作为一个工人和工人的组织者，在这个奴隶式的产业中有着很广泛的体验。但是，我只想举一个简单的事件，来说明屠宰场老板们残忍的专制统治。
事件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与此事件有关的工人是一部分阿摩尔公司芝加哥厂的汽管装配工人。他们忍受着特别令人难忍的痛苦。痛苦是这样难以忍受以致迫使他们（这是工人全然没有组织起来的产业）不得不请求一个当地工会的负责人员和他们一起到阿摩尔公司办公室去解决问题。
使工人的委员会代表吃惊的是，他们竟被引进阿摩尔公司副主席的壮丽的办公室。工会的发言人概述了他们的困难，指出了工人们的条件是如何恶劣以及用多么少的钱即可改善条件。公司的负责人听了全部发言以后，漫不经心地说道：「近来天气很好啊，是不是？」
工人们大为吃惊，他们的发言人想，也许副主席心不在焉，没有听清楚，就把事情简单地重复了一遍。但是老板却把他的脸转向他的大窗子，冷漠地说；「有人告诉我近来南部来了几次大风暴。」
这一次工人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这个暴君有意在侮辱他们。激怒之下，为首的代表就对他说；「原来这就是阿摩尔公司对于工人们提出的申诉的答覆；你用谈天气的方法来嘲弄我们。」
这时候副主席从他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挑战一样地向工人们走来。他高声嚷道：「是的，这是阿摩尔公司的答覆，回去吧，你们这些工会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有组织的工人永远不能从这个公司得到任何他们没有力量拿到的东西。」
我永远也没有忘记这些冷酷、不通人性的话，我也不难从这些话里推论出全部阶级斗争的逻辑。同时，我也敢于断言，几年之后，当这位副主席面对着我们代表二十万屠宰工人的工会委员会的时候，他也会回忆起这些话。他该知道这一次他得发现比天气更重要的事情了。
屠宰工人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由美国劳联的十二个工会的联合会所发动的屠宰工人组织运动的结果，产生了包括二十万屠宰工人的全国性组织。这是美国工人在大量生产的产业部门中组成工会的第一声。杰克·约翰斯东和我领导了此次运动，我们拟在情况需要时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战时大罢工，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罢工需要时间很短，斗争尖锐，而又能取得胜利。然而政府、屠宰业主们和美国劳联的领袖们却把已展开的斗争引上了仲裁解决的道路，并设法让仲裁人联邦法官阿尔斯丘勒控制了屠宰业。一九一八年在芝加哥举行了仲裁作证。
在这三星期长的仲裁里，我们全部揭露了在这个富裕的产业里所流行的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我们的律师是弗兰克·普·华尔许。尽管生活费用已大大地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十三年来却从未增加。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不多每小时只一角二分五。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工业中的可怖的工作条件提出证言。一连好几天，工人们诉说孩子们没有东西吃，在芝加哥的严冬中衣服不够穿；父亲们因工作过度卧病而无力医疗；寡居的母亲们为要在屠宰场赚几块钱不得不把她们的婴儿锁在没有东西吃、没有燃料烧的小屋手里；以及在宰牛业托辣斯中的毁人健康的工作、残酷的待遇以及可怕的事故。
大多数作证的工人们是外国移民，也有很多是黑人。许多人说他们在美国从来没有进过戏院或电影院，也没有到芝加哥近郊的湖边和公园去过。这些工人们的故事乃是无产阶级贫困、不幸和被奴役的史诗，是有关饥饿、精疲力竭的劳动、疾病、身体的损伤、愚昧、酗酒、发疯、绝望和死亡的长篇证言。
另一方面，工会提出了寄生的屠宰业老板所取得的巨额利润以作对比。例如阿摩尔公司在一九一七年净赚了四千万元。其中一半都落入了已经腰缠万贯的阿摩尔家属的私囊。几个宰牛业托辣斯的亿万富翁们也来作证。他们对他们的受害人所说的贫困和艰苦的故事都漠然置之。他们顽固地抗拒工人们改善条件的要求。
我们作出了一个工人的生活必要开支预算，而百万富翁莫里斯则恬不知耻地在他作证时逐项核算这个要求不高的预算单，并提出哪一些在他看来是过分的。例如，他厚颜无耻地宣称，我们要让每个小孩子每年穿两双鞋子是太多了，他确信每年一双就够了。他还说：每年五块钱供给一个工人家庭去戏院、去电影院、去游公园是太宽裕了。
我特别记得一个波兰女工见证人，她说出了在工人生活中很平常的痛苦的故事。她没有戴帽子，头上包了一块乡村农民的老式的头巾。华尔许注意到了这一点，就问她；
「你的帽子呢？」
她回答说：「我没有帽子。」
「你有过一顶帽子吗？」华尔许固执地问道。
「有过，」她说，「在波兰有过一顶，但是自从我来到美国，那顶帽子戴坏了，我也再没有钱去买另一顶。」
这个贫困不堪的工人可以作为几百万外国移民的希望的破灭的象徵。他们蜂拥而来美国，原以为这是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然而他们却只能在残酷的制造利润的产业中耗尽自己的生命。
接着一个名叫格罗姆普的铲煤工人被带了出来为公司方面作证，他述说屠宰业的工作条件是多么多么美好。他是一个出生于美国的工人。许多年来屠宰业主们曾被指责说他们的工厂专门大量佣佣外国移民工人，这些工人们不会说英语，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验，也无力保卫自己的权利。这种指责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屠宰业主们就想到一个公开反驳这种指责的好机会，他们希望通过格罗姆普表明他们也雇佣了美国人。
但是这些聪明的屠宰业主们的律师们过分聪明了，他们在格罗姆普的身上跌了一大交。他们只听信了某一位工头的话而没有亲自考察一下格罗姆普。格罗姆普走进拥挤的仲裁室，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像是「拿了锄头的人」一诗中的农民还了魂一样。他的衣服褴褛。由于过度的劳役他变得弯腰驼背，他说许多年来他担任从火车上把煤卸下来的工作，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十七小时（包括星期日）。许多年来令人疲惫的劳动使他的身体畸形发展，他的年龄是人们猜不到的。他的双臂无力地下垂，他的双手因握铲柄而成钩子一样。他肌肉僵硬而又笨拙，窘迫地竭力想脱掉他的外衣，整个仲裁法庭中的人则出神地注意着他。他一时无法脱下他的外衣，以致斯威夫脱公司的一个监工不得不挤出人群来帮他忙。
当这个被剥削的可怜的典型人物进入证入席的时候，法庭上的人都为之激动而喘息。作为见证人，格罗姆普实在是个可怜的人物。他有气无力地设法申述他的工作是多么美好，他的老板是多么善良。他是文盲，当华尔许问他平均每周的工资是多少的时候，他甚至连「平均」这个字的意思都不懂。这种神智颓衰的土生的工人就是这些所谓极端爱国主义者的屠宰业主们的罪恶所造成的美国人的形像。业主们原要他替他们作证，但结果恰恰走上了一个极端相反的高潮。
华尔许很有机智又很文雅地问了格罗姆普一些问题。格罗姆普本身这副样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他就是一个屠宰扬剥削者怎样在他们的工人受害者身上吸尽他们的血、耗尽他们生命的活生生的例子。当格罗姆普离开证人席蹒跚地走向大门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屠宰业主们的律师们正在怒气冲冲地相互争吵不休，他们争吵关于这次从屠宰场里找出这样一个吓人的人物出席应该由谁负责。
最后，骇人听闻的工人们的不幸事件的检阅结束了，仲裁人——法官阿尔斯丘勒——宣达了他的裁决。这是工人们的胜利。屠宰业主们必须作出让步，不然则必须面临一次他们无法击败的伟大的全国性的战时大罢工。阿尔斯丘勒就是他们的抉择人。裁决规定了每天八小时工作，付十小时工资；增加实际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部分地承认了工会。我本人，作为一个在芝加哥屠宰场的悲惨的条件下工作的工人，特别为此结果而高兴。自从十三年以前的伟大的罢工被破坏以来，这次的胜利是深深照进了黑暗的屠宰业的一线希望之光。
芝加哥屠宰牲畜场的罢工
一九一八年初屠宰场工人运动的阿尔斯丘勒仲裁起初只包括五个最大的全国性的屠宰公司。因此，我们必须把它扩大到几百家小屠宰场、副产品工厂等等地方去，包括芝加哥联合屠宰运输公司在内。
联合屠宰运输公司系由一些蔑视反托辣斯法令的大屠宰商所控制，它是每天还到芝加哥来的几万牲畜的储存栈和贩卖市场。它的三千工人的工作是从火车上把牲畜卸下来、喂牲畜、把牲畜分类、分隔并把牠们赶到屠宰场的割宰台去。这是屠宰工业中的握有高度战略性的一个过程。
我作为屠宰业工人组织运动的全国书记，就领导工会委员会要求该公司接受仲裁的裁决。公司经理李欧纳德冷漠地接见我们，并告诉我们说他的工人都不是我们工会的会员，又说他的工人满意于现在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他不愿签字使他的工人列入未来的仲裁程序中去。不幸地，他所讲的他的工人并未组织起来乃是事实。他们大多数是爱尔尔人和美国人，在那里工作已有很长的时间。他们踌躇不前，等待观望，看那些参加了组织斗争的外来工人和黑人们能够从这新的工人组织中得到些什麽。因此，发动他们罢工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在李欧纳德不签字的情况下接受仲裁。
在仲裁裁决公布后，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全国各屠宰业中心地的那些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成千地加入了联合行业工会。联合屠宰运输公司的工人们也不例外。于是，我再一次率领一个工会委员会坚持要联合屠宰运输公司接受阿尔斯丘勒的裁决。
这一次李欧纳德唱了另一种不同的调子。他知道他的工人们已经参加了工会。他开始先「讨我们的喜欢」。「好啊，」他说，「在美国劳联整整失败了十三年之后你们这些小伙子竟组织了全国屠宰业，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没有一个屠宰业主相信这是可以作得到的，而你们作到了。但是你们到联合屠宰运输公司来干什么呢？我们不是屠宰工业的一部分，我们只是牲畜的一种旅舘。何况我们的工人的工资很不错，他们都还满意。」
我们告诉他，他的工人要求阿尔斯丘勒裁决所规定的条件，而且，如果他不签字，他们就要罢工。这正击中了他的要害，他大声和我们嚷：「你们吓唬不了我，你们不能发动我的工人罢工，在这里我们有儿子、父亲和祖父在一起工作，我们大家成了一个大家庭，我认识我的每一个工人，他们也待我像朋友一样。你们都是外来人，他们不会跟随你和你的「蠢货」们罢工。他们都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永远不会在战争时期牵制公司的管业。」当时政府的一条主要的口号是：「食品将赢得战争的胜利」，李欧纳德没有想到我们敢于在这大屠宰工业中发动罢工。
那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联合屠宰运输公司的工人群泉大会，我报告了李欧纳德拒绝签字。我刚报告完马上有十二个工人起来要求立即举行罢工。大家齐声高呼接受了这个动议，罢工就开始了。工人们涌出关会的大厅以进行群众性的纠察，因为夜班换班的工人正该去上工。
一点钟以后，养畜埸起了大火，发出熊熊的红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存有几百列车乾草的联合屠宰运输公司的庞大的储草场着了火。大火是由意外的事引起的，因为有几个人在场目覩，所以公司方面虽然也作出了一些暗示，但始终未敢公开地以此非难我们。
工人们的罢工立刻就产生了有力的效果，联合屠宰运输公司慌乱地向整个西部拍电报以停止牲畜运来，并要已经在路上的牲畜也打回头。但是养畜场停车的车轨上很快地就堵满了运牲畜的火车，因为屠宰工业要以最高速度工作以适应美国及其盟国在战争期间的难以满足的大量需求。养畜工头们和职员们吃力地帮着给在场里的牲畜喂水喂料，并又卸下了几车牲畜。
同时，雇佣了七万二千工人的龎大的芝加哥屠宰业就开始松弛下来了。已经参加工会的屠宰手拒绝宰割工贼们送来的牲畜，因而从罢工的第一天起，巨大的屠宰包装工厂就由于缺乏宰好的牲畜而一部分一部分地停止了工作。
屠宰业主显然畏惧隐隐出现的全国性的屠宰场大罢工。政府方面人士、屠宰商和美国劳联的官僚们很感不安，他们试图使罢工半途而废。约翰斯东和我以及其他几名屠宰工会领袖被拖到司法部办事处，他们以破坏政府战争计划的罪名来威胁我们。报纸则指责我们是赤色分子，说我们为达到反战目的而号召罢工。资方与政府对罢工工人发动了大量的爱国主义宣传，力图击破罢工，使工人回厂工作。但是工人们站稳立扬，罢工一天比一天有力量。
在第四天，屠宰业主们——联合屠宰运输公司的真正的老板——让步了。这些执行开门制度的大老爷们被工人们的团结一致和勇敢的战斗打败了。于是我又一次领导了工会委员会去见李欧纳德先生，这第三次我们发觉他显得更为温顺了，这个产业寡头被逼上了屈服之步。我亲眼看着他把他的「约翰·亨利」两字写在阿尔斯丘勒裁决书上，这是我毕生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在签字之后，他愁眉苦脸地转过头来对我说：「好啊，福斯特，你的伙伴们教给了我一些关于我的工人们的事，这些事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
黄金粉牌去污粉
我们在制造有名的「黄金粉」牌去污粉的范朋克公司芝加哥工厂的罢工中取得了胜利。很少有别的罢工的胜利比这次更加使我满意了。卷入这次运动的虽然只有一千五百工人，但是这次罢工的特殊意义则在于工人们团结一致决定性地打败了一个精于破坏罢工的工程师兼经理的各种阴谋诡计。
范朋克公司是一家洛克菲勒的企业，当时正在制造战争订货，而我们则着手组织该厂工人使之与我们的大屠宰厂的组织运动联系起来。工厂经理是一个刁滑的坚持开门制度的工程师。他相信，他知道怎样去打败工会运动。因此，我们的工作刚开始，他就开除了几个最积极的工人，企图藉此恫吓工人们。然而这只能激怒群众，而工会活动也就大为开展。这个精明的工程师接着就玩起他的第二个把戏——组织御用工会。这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因为在当时，御用工会还是个新东西，工人们还不能认清它们的伪善面貌。然而我们的工作又不断地取得了一些成就，以致于这位工程师经理为了使他的工厂免于工会化，不得不马上作出了更多的让步。因此，他就匆匆忙忙地宣布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福利计划」，包括：养老金、体育、改进卫生条件等等。他也增加了一点工资。同时，在这整个时期，他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宣传生产作战用的军需品的必要性，并反对赤色分手在工厂发动罢工破坏战争。
这种威胁恐吓、阴谋诡计、伪爱国煽动以及经济让步的兼施并用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困难。但是，刚刚领导了胜利的全国性的反对大屠宰业托辣斯的「养畜场劳工理事会」不能容忍在组织「黄金粉」厂工人的努力中遭到失败。杰克·约翰斯东和我本人亲自掌理了此一工作。最后，经过了艰苦的搏斗，我们争取到有一半工人组织了起来。只有通过一次罢工或一次胜利解决，我们才能争取其他工人参加工会。于是，工人们选出了一个谈判委员会。我，作为「养畜扬劳工理事会」的领导人，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
委员会带着工人们的要求进入办公室，并由一位襄理接见了。「真糟糕，」他说，「经理刚到市中心办公室去了。」于是我们就到路波路的办公室去。但到了那里，他们又说：很对不起，经理刚回到工厂去了。经理使我们在工厂与市中心办公室间来回跑了好几趟。这是他的另一种破坏工会的诡计。
我们这样跑来跑去跑了几天，第四天，我们给了襄理一个最后通牒。两天以后（星期五），我们的委员会还会再来工厂，如果经理不接见我们，我们将不管工厂正在制造军需品而要发动工人罢工。然而事情依然是老样子。届时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一个低级职员很温和地告诉我们说经理昨天晚上去圣路易了。于是我光火起来说：「好吧，今天晚上他会离开圣路易回芝加哥的。因为明天一早我们就要把你们的工厂勒得像鼓一样紧」。
我会怀疑是否我们这个力量不强的工会能把整个工厂带动起来，然而有许多事情消除了这些疑虑。我们举行了一次动员大会，工人们采用了公司方面广为渲染的格言——「让黄全粉去做工吧」——作为罢工的口号。第二天早上我们的罢工纠察队使全厂工作停了下来，留在厂里的工人已不够「鸣笛」之用了。公司的首脑们大惊失色，我们却为之喜出望外。
这位精于破坏罢工的工程师经理所设计的御用工会、福利工作、伪爱国主义和增加工资都失败了。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在工会里边才能保护他们自己，所以百分之百地参加了罢工并充分地发挥战斗的精神。我确切地感觉到，在「养畜场劳工理事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能够给范朋克公司一次使他们经久不忘的打击。
第二天早上，我正要离开家去罢工指挥部时，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人间我是不是福斯特。接着他告诉我他是范朋克公司的工程师兼经理。我惊讶了一下，告诉他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相信我们终归要找到你的去处的。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你确是在昨天晚上乘火车从圣路易回来了。」
他笑了，也显得满温柔。「不要为我们反对工会所采取的办法而记仇，」他说。「我只要看看你们的证明文件，好了，现在我已经看到了，证件已证明没有问题。我从未想到在我的厂里发动罢工是人力所能办得到的。我们今天能不能碰面一道处理这件事？」
我回答说我们星期日从来不办公的，他必须要等到第二天。公司方面压满了军事订货，它不能和我们斗下去，经理不得不同意工会的条件。然而我的运气不好，因为有其他事务未能出席调处此事的会议，而由杰克·约翰斯东一人处理。因此，我一直没有一能看到这位刁滑的经理，我和他的唯一的接触就是那一次在电话里的谈话。若能亲眼看到他在虚线上签字，那势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钢铁工人组织人员的一天
钢铁业托辣斯用暴力阻止它的工人们组织工会乃是很久以来的常事。工会的组织人员则尤其是暴力的对象。几年之前我知道有一个工会组织人员在一个冰冷的冬夜被钢铁业托辣斯的枪手们带到阿里几内河畔，甩手枪瞄着他，迫他游到对岸去。也有另一个工会组织人员在夜里被人轻轻敲他旅馆的房门所惊醒，他发现一个宽衣解带的女孩子站在他的房门口。幸而房内还有另一个组织人员。这样，他才免于落入阴谋陷害及长期坐牢的危险之中。
在一九一九年钢铁业组织运动中，我们过到的这类蛮横暴力是很多的。我们的一个组织人员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凡妮·西林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宾夕法尼亚州西纳楚纳惨遭钢铁托辣斯枪手的谋杀①。而在公司控制的市镇上，除了邮政局以外，一切都是钢铁公司的，组织人员们在街上走路都得要冒生命的危险。
在我们大罢工的日子里，老板们的恐怖统治则到了登峯造极的地步。大规模地开枪杀伤工人、痛殴和逮捕罢工工人和工会组织人员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在许多地方派出了军队，一个宾夕法尼亚钢铁区的警官会作证说，在他的区里他的武装副手比罢工工人的实际人数还要多。宾夕法尼亚各大钢铁区的言论自由都受到了压制，在整个三个半月罢工期间，劳联钢铁工会不能举行一次公开集会。下面的典型事件发生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和俄亥俄州的斯徒本维尔。在我们整个运动的行列里，这些区域的情况还算是恐怖气氛最少的。
在这两个接连的地区里，我们有两万七千人正在罢工，而在全国则有三十六万五千人罢工。罢工已经进行了两个月，情况依然很紧张。钢铁公司拼命地试图破坏工人的一致行动。然而，由于这整个地区是坚强的工会地区（特别是矿工的地区），他们已经不能禁止我们集会了。
某一星期日，我已经定了要去这两个城市演讲。刚刚在我到达惠灵之前，有人通知我说美国商会已公开宣称要以武力阻止我演讲，同时，美国军团的指挥军官们也在报纸上声明要把我扔到俄亥俄河里去，因为这条河就在附近流过。两地的当局官员都支吾其辞，他们既不敢压制，又不愿保护我们的大会。
钢铁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大会。我下了火车以后，就有十二个工人组成的武装警卫到我的周围来保护。在大会的会场里，讲台上下围了大约二百名坚定的工人作防备，各门口布置了放哨的，在各战略要地也都站有身强力壮的工人。
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大会平静地开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地的民团集结了他们的队伍，却未敢实行他们所计划的暴行。美国商会的绅士们改变了他们进攻武装的钢铁工人的原意，美国军团也是如此。实际上美国军团的大多数成员就是罢工的钢铁工人，他们不能被动员去破坏他们自己的大会，该团的指挥军官们也当然不敢在这样一件冒险的事情上去碰钉子。大会开完之后，工人们重重围护我，把我送上火车。
这是在惠灵的事，然后轮到斯徒本维尔。这是一小时左右的火车路程，我定于傍晚到那里演讲。在火车上，一个熔炼工人工会的矿工组织人员和我搭伴。我们刚刚离开惠灵，就有人告诉我们斯徒本维尔的美国军团的头子们要「搞」我。于是我又施展我偷乘火车的技能。当火车开进市镇区的时侯，我就走到了火车的前面，火车还在很快地开动，但我却跳出火车，跳到铁路路基上。我事先和我的同伴约定在一个小酒店里会见。工人们来找我了，他们是三十个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工人，我们就这样去参加大会。
斯徒本维尔的情势很紧张。报纸正在大扣红帽子。市镇上到处是钢铁托辣斯的枪手，各公司正在尽力采用强暴蛮横的办法驱使工人们在第二天复工。大会会场——该市最大的戏院——真正是每个屋角都被钢铁工人挤得满满的。在大会刚刚要开始的时候，一个美国军团的头子派来的使者通知我说，如果我敢演讲，他们就要从讲台上把我抓下来。工人委员会答覆说，如果他们干涉大会，他们就得准备收尸，因为他们中间将有许多人是会被抬着出门的。群众热烈地欢呼这个答覆。
和在惠灵一样，工人们作了准备来保卫他们的权利，所以大会得平静地进行完毕。美国军团的头子们再一次改变了他们准备发动的进攻，这大概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大多数成员是参加了工会的矿工和钢铁工人。大会在极热烈的情绪下结束了。我被一大群工人护送上去匹茨堡的火车，其中有些工人在去匹茨堡的路上陪了我一段路，以保证我不会被暗算。这样，伟大的钢铁大罢工中的一天又结束了。
① 在我的著作「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里边。我叙述了这一野蛮的谋杀事件。然而不幸得很，一个排印上的错误被校对人员忽略过去。原文是；「钢铁工人们像一个人一样正确地并坚强地（rightly and strongly）相信，这位奋不顾身的妇女是他们事业的一个烈士」。但是排印者把它排成「正确地或错误地（rightly and wrongly）」等等。有些 自作聪明的书刊评论家为此尖锐地批评了我。他们对于我的记叙此次的全文把凡妮·西林斯描述为工人事业的光 荣的殉道者这一事实却置之不顾。
靠唬人取胜
在阶级斗争当中，唬人是危险的，然而有时候也像打扑克牌一样，它能成功。有一次我用唬人把我救出了大难。
这事发生在一九一九钢铁工人大组织运动的初期。当时情势是很棘手的。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业区，地方政府取消我们集会的权利；各钢铁公司开除了几千名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为了窒杀工人的战斗性，他们也提高了工资并实行了基本上每天工作八小时的制度；枪手们在各钢铁工业镇市中实行威胁恐吓；美国劳联的上层领袖们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破坏。在这些困难面前，工会徵集会员的工作虽仍向前推进，但速度很缓慢。
就在这个危急的开头，匹茨堡「劳工世界报」——一家老板们津贴的腐败的报纸——对我进行毒恶的攻击。它的编辑们宣称我是一个死心眼儿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仅在等待有利的时机把新的钢铁工会并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他们出版了特刊，满篇刊载了我以前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上发表过的以及我的小册子「工团主义」中的文章。在各钢铁公司出卖下，他们在许多钢铁业中心区免费散发了上千上万份这些特刊。此外，「劳工世界报」还邀请了一些新闻记者和钢铁工人的冒牌代表对我实行「审判」。他们说我「有罪」，并且要求撤掉我作为钢铁工人斗争领导者的身分。这些钢铁业托辣斯的工具以为，如果把我从领导岗位上撤掉而由一些当地美国劳联的骗子们取得我的职务，则钢铁工人的斗争就可被破坏。当时正是派尔默「扣红帽子」时代，他们对我的攻击在整个钢铁工业中造成了极大的骚动。
紧接着他们的「判决」后，「劳工世界报」的编辑们就在各钢铁业中心区设法促使劳工理事会出来要求撤消我的领导职务。他们认为最容易通过反对我的决议而又处于最重要的地区的就是当时美国最腐败的工人团体之一匹茨堡劳工联合会。他们希望通过由匹茨堡劳工联合会选出来和我们的钢铁工人全国委员会「合作」的所谓十人委员会来完成这一事情。一些反动分子，包括几个后来被揭发的坐探，构成了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中也有少数忠心耿耿的工会运动者，他们给委员会输送了一些一正派的气息。
有一天，我得知这个与「劳工世界报」勾通共谋的不正派的十人委员会领袖当天下午要开会，要通过反对我的决议，并欲在当晚强使匹茨堡劳工联合会通过。如果他们得以成功，就会给我以致命打击，因为华盛顿的反动而敌对的美国劳联领袖们只盼望着这一口实，以便把我去掉，同时也去掉全部钢铁工人的事业。我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那天下午，我气愤填膺地去参加了十人委员会的会议。我打败这些反动分子的唯一希望就是要靠大胆的行动。我必须在十人委员会的弹劾案提出以前先发制人。因此，在会议一开始，我马上发言并使用唬人之技。我的发言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我来到匹茨堡之前，我，作为钢铁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已听到很多关于匹茨堡劳工联合会的声名狼藉的腐败情况。而在我到这里之后，我听到的就更多了，特别是从在这个房间里的人那里听到很多。的确，关于这种不正派的事，你们领导人物中间有许多人已相互向我告发了。
「现在，你们都对我很友善。在我到这儿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代表几个人，送来了一辆轿车供我私人使用，不过我已拒绝了。然而，即使有这种忠诚的表示，我仍觉得匹茨堡劳工联合会的腐败分子一找到机会就随时想设法出卖钢铁工人运动。现在，这些不正派的分子们以为他们有了机会了。我获得确实的消息，他们计划要在今天下午的十人委员会中以及傍晚的匹茨堡劳工联合会中通过一项遵照『劳工世界报』路线所订出来的谴责我的决议。
「但我倒要看他们敢不敢试一试。这次钢铁工人运动是很重要出。美国劳联把大批组织人员和几十万块钱投入了这个运动。如果能成功，它将标志美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其他产业也将会组织起来。美国劳联将不准许这样一次重大的斗争被少数地方上的腐败分子所损害或破坏。如果这些不正派的老鼠敢于把他们的头伸出他们的老鼠洞，美国劳联将要把他们切成两段。任何参与此一决议的人将被赶出工会运动。」
说完后，我就坐下。接着，钢铁工人组织人员根室和杰·奇·布朗按同样办法给了他们另一次打击。
十人委员会的领袖们被我们的锋利的攻击弄得惊慌失措，狼狈溃乱。他们是工会官僚中的第二轮脚色，他们不确切地了解美国劳联的政策是什么。他们看到的只是许多组织人员在进行工作和进行活动。他们认为也许我是正确的。他们不知道美国劳联正在无耻地破坏运动，也不知道龚柏斯巴不得取消运动。他们不了解我的恐吓只不过是唬人而已。因此，他们就怕万一他们还干下去的话将使自己倒霉。
这些反动分子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说什麽，也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最后，匹茨堡劳工联合会保守分子的领袖之一，木匠工会的会务代表、狡猾的凯莱和他的密友、招贴工会代表诺灵顿低声耳语。于是诺灵顿这个刁滑的家伙作出了一个精明的建议。他以温柔亲切的语调说：「毕尔，你错了，我们都是你的朋友并且希望看到钢铁工人运动的成功。因此，我提议由十人委员会为匹茨堡劳工联合会准备一项决议，表示我们支持美国劳联在匹茨堡区的组织人员。」
我再次发言。「不，」我说，「这样一项决议是不行的，因为引起争执的不是美国劳联的组织人员，而是我本人。我建议通过一项决议专门支持威廉·兹·福斯特。如果你们接受了诺灵顿的动议，则正合乎『劳工世界报』的需要，而你们将对此负责。在日暮之前，他们将出号外，扬言匹茨堡劳工联合会巳谴责福斯特，因为它拒绝通过一项支持他的建议。」
委员会更惶惑也更安静了。后来凯莱看到他们的计划已被推翻了，就提出动议指名支持我。现在，他们的活动落空了。很典型地，他们都想跨上胜利的一方，因此都对我表示了他们的友善之意。当晚的匹茨堡劳工联合会会议一致通过了支持我的决议，「劳工世界报」的活动完全破了产。我的吓唬大获全胜。
杰克·毕根
尽管我们在十人委员会取得了胜利，匹茨堡劳工中的反动分子不久即扬言要向美国劳联抗议，说我只任命「赤色分子」任钢铁工人的组织人员。他们要我让他们自己任命一个组织人员而由我们付酬金。这看起来就像讹诈，但我不得不接受。
很明显，这位新组织人员一定是一个累赘，大概也是一个替匹茨堡劳工骗子们搬弄是非的人物。当我知道这位新人——杰克·墨·根——是当地砌砖工人工会的前任主席的时候，我对我的估计就更肯定了。他偏偏是个建筑业工会的职员。这个满脑子行会观念又和当地的龚柏斯派分子有紧密联系的人物，对我们的钢铁工人的广大产业斗争运动，怎麽能够有帮助呢？毕根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人，带有典型的建筑业工会业务代表的傲慢固执的作风，我一开始就极不喜欢他。
毕根不久即得到考验。钢铁公司毒恶地阻止我们的运动。他们的许多强暴措施之一，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压制言论自由，使我们不能获得任何会场开大会。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打破这一限制，唯一的办法是不顾地方当局的禁令在街头举行大会。
我们的第一次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发生于孟乃森，在涌入该城的一万名矿工工会工人的帮助下，我们唾手而获得了胜利。接着我们在钢铁业的大中心之一麦克凯斯堡召开了一次街头大会，这里的情势很为紧张，钢铁工人都深感不安，警察宣称他们要捣毁大会，而全国铁管公司的枪手们则公然扬言他们将开枪把敢于第一个在大会上演讲的人打下来。
我，作为钢铁工人组织人员的领导人，在议程上被排定致开会辞。问题是；在我之后谁继我讲演，或有没有人演讲。我找到一个把匹茨堡劳工骗子放上「试验台」的好机会。于是我问了几个人，问他们是否愿意演讲以提高大会的「威信」。当时我们聚在麦克凯斯堡工人理事会内，距大会开始只有很短的一会见了。正如我所料，这些一人都拒绝了。一个说：「我不能在街头演讲，我的声音放不开。」另一个回答说；「噢，你们已有很多演讲人，我是很蹩脚的发言人。」第三个说他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等等。
后来我到毕根面前，随便地问了问他是否愿意演讲。他翻了翻眼望着我说：「我当然愿意，你到底以为我是干什么来了，难道是当当摆设吗？如果你说句话，我愿主持大会开会！」
我不禁大吃一惊，我对他的敌意马上清除了，我了解到我在和一个人和一个战士打交道。因此我把他列为演讲人之一。大会至终未遭枪击并取得很大的成功。无论是警察和公司的枪手都被数以千计的参加大会的钢铁工人所镇服而未敢破坏大会。
这次大会之后，毕根全心全意地投入了组织运动，他和我最密切地合作是不而喻的。他变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组织人员并且志愿到整个组织队伍中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做我们的「飞行中队」的领袖。
飞行中队是由经过选择的组织人员组成的，包括曼莱、根室、布朗和我自己等人。它的工作是去领导公开打击各种反对言论自由的法令。这支队伍在像霍姆斯丹特那样压制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地方举行街头大会，自从二十六年以前有名的大罢工以后，这里就从未举行过劳工大会。他们在杜坤森举行街头大会，该地市长曾宣布即使是耶稣基督也不能在美国劳联主办的大会上演讲。他们也在许多其他枪手们控制的钢铁工业城镇举行街头大会。这支队伍的成员们差不多坐遍了匹茨堡区的每一个监牢。他们的勇敢行为把钢铁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所以，至少到罢工时为止，他们在各地确立了召开大会的自由并引导数千钢铁工人参加了工会的基层组织。
起初是那样没有作为的杰克·毕根站在这个危险工作的前列。而在千头万绪的艰苦斗争的罢工运动之中，他是我们队伍中最有智慧、最勇敢和最可信赖的组织人员之一。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正如你不能从一本书的封面来评监书的内容一样，你永远不会从外表知道你可以从哪里发掘出工人阶级丰富的宝藏。
两面手法
美国劳联的官僚们在他们内部争夺地位的斗争中，充分使用了两面手法。在一九一九年钢铁工人运动中，国际机械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威廉·汉南使我对于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汉南在我们的全国委员会里代表国际机械工人联合会（该会约有三十五万会员）。他自己经常表示赞成组织钢铁工人并支持我们为实现此事所采取之步骤，不久他就成为我们组织中的关键性的人物之一了。全国委员会所采取的重要的政策很少不是先由费兹巴特立克（我们的主席）和我事先与汉南商量过的。他与费兹巴特立克和我形成这一委员会的真正的中心。
但是，由汉南代表参加我们委员会的国际机械工人联合会的主席约翰斯顿对我们的计划大为反对。他奉行典型的龚柏斯对钢铁工人运动的破坏政策，断绝供给我们基金与组织人员，并断然反对我们所采取的政策的每一决定性的步骤。
这种情势——汉南支持运动而他的正主席约翰斯顿反对运动——使汉南发展了一种两面政策。于是，在和我们的私人谈话中，他责备约翰斯顿是个反动分子并强力支持我们的政策，但是当委员会举行会议而他必须正式发言载入记录时，他就按约翰斯顿的政策投票。汉南很久以来在国际机械工人联合会里和约翰斯顿处于对立地位，我们知道后者正在找寻一个机会来「搞」他。他说，他所以代表工会投反对票，只是为了自卫，他是一心赞成运动的。
因此，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汉南赞成举行全国性总罢工投票，但在表决时又投了反对票；同样地，他发言主张发动罢工，而在委员会投票中又投了反对票；与此类似，当罢工最后失败时，他帮助我们拟决议以停止罢工，而后又投票反对它；在共他各种决定性的步骤上亦复如此。
这种两面行动使我很不痛快，但汉南对我们运动的政策总是英勇支持，并老是说他在正式记录上是不能不按照约翰斯顿的愿望办事的，所以我对他也无可奈何。他也反复多次地为约翰斯顿的反动态度迫使他采取的两面作法感叹不已。
这样，漠南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论事情的发展如何，他总是能有所得。如果大罢工胜利了，他就归功于他的个人立场；如果罢工失败了，他也可以利用他的正式投票说，「我已告诉你会这样的」。这是一种「正面我嬴，背面你输」的手法。
的确，当罢工失败而宣告停止时，汉南即以他的正式投票为基础耍弄手段。他在国际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官方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责难钢铁工人运动的领导和政策，一如龚柏斯党徒之所为。他对曾经和他这样友谊相处、这样密切工作的我，反对特别激烈。他非难我是一个独裁者和一个无能之辈。照他的说法，我有工人历史上最庞大的组织人员的队伍可以供我使用而结果却一事无成。他说，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经常遇到我所制造的既定计划和「既成事实」，对运动就很少提意见或没有提意见。至于他自己，他说他已经认定整个运动是失策的，他并列举他的各种反对票来证明它。这是一种「杰出的」两面手法，这真的使汉南摆脱了对此伟大斗争的失败的责任。
米克投他的票
一九一九年钢铁大罢工之前不久，在各重要钢铁中心区都举行了罢工投票以决定工人们的态度。赞成罢工的投票几乎是一致的。但是在俄亥俄州杨斯顿区（该区有五万工人罢工了）却公布了有一票反对票。这票是由杨斯顿钢板与焰管公司的大工厂中的一位克罗地亚工人「米克」所投的。
我们的罢工投票规定了采取这种办法：即赞成支持矿工们的要求而罢工的工人，应在「同意」栏内划一十字。但是米克想出了一个自行其道的办法。在投了他的票之后，他人声嚷道：
「我投票表示反对，我反对每天十二小时工作；我反对御用工会；我反对每周七天工作；我反对低工资；我反对破坏罢工；我投了反对票，反对，反对，反对。」
每人赢一着
一九二二年春季，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在工会教育联盟的会员们倡议之下，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一切美国劳联的行业工会并成产业工会。这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个产业工会主义的势如破竹的运动并给予反动的工会官僚派一次剧烈的打击。美国劳联的主席龚柏斯，匆匆赶至芝加哥来拦阻这迅速高涨的产业工会主义的浪潮。他在莫里逊饭店召集了一次会议，亲手选定一千五百名左右地方工会的官僚们出席，并力劝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拯救芝加哥劳工联合会」。
在这次会议上，爱美特·夫拉德——美国劳联在芝加哥的极端反动的组织人员——对我作了刻毒的攻击并指责工会教育联盟（我为该盟书记）受莫斯科黄金津贴。我否认这种谰言并要求会议指派一个三人委员会审查我们的账目以查明工会教育联盟的收入的来源。
龚柏斯发言了，他对我要求成立一个审查委员会一点特别予以注意。他直接对着我说：「福斯特老弟，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他就谈了以下的事：
「有一次一个新任命的工会组织员提出了他的第一个月的开支账目，书记则提出了一些异议。『这是什么，』他说，『一双鞋六块钱；一套衣服四十块钱？你不能把这些开支放进来，你应该把你的开支只限于你的工作所直接需要的，』」他并把他不同意的项目勾掉了。
「第二个月，」龚柏斯接着说，「这个组织员又把他的开支账目拿来了。这一次书记把账单看了一遍以后，嘉许地说：『现在，你上了正轨了，我没有看到任何衣服鞋子之类的项目』。『不，』组织员带了心照不宣的表情说。『你看不见它们，但它们是照样在内的』」。
龚柏斯说，「这就是你们的工会教育联盟的账簿了。我丝毫不怀疑它们是井井有条的，但是莫斯科的黄金是照样在内的。」
每个人都笑了，包括我在内。虽然很少有人相信夫拉德的指责，但大家都能欣赏一个应时的故事。我要求的审查委员会没有成立，我认为这是龚柏斯赢了我一着。
但是这位「老头子」在接着谈下去的时候，就「弄巧成拙」了。他说：「福斯特老弟，我建议我们以一种智慧的办法来处理这个产业工会的争论。让我们举行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你和我。我们租一个大会场，你找一个裁判人，我找另一个，这两个人再找第三个裁判人。此后我们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让群众和裁判人来决定」。何以一种智慧的办法来处理这个产业工会的争论。让我们举行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你和我。我们租一个大会场，你找一个裁判人，我找另一个，这两个人再找第三个裁判人。此后我们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让群众和裁判人来决定」。
这个建议使我大惑不解，我立即接受了它。我坚决相信，尽管龚柏斯有他演讲的能力和威信，我在产业工会主义的问题上是有把握的。这样的辩论无疑将给工会教育联盟的合并运动以有利的公开宣扬。
龚柏斯的建议使他的朋友们惊恐不已，他们最不希望一件事就是一次「合并运动对行业工会主义」的公开辩论。他们攻击产业工会主义的方法是在工会里予以打击。因此龚柏斯就抵赖了这个诺言。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而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进一步的安排。我一次再一次向他挑战要进行辩论。我给他写信重新说明我正式接受他的建议，我在日报上公开发表此事经过；我派了代表们带了挑战书给他并在工会教育联盟的报纸「工人先驱报」上刊印了挑战书。
好几个月，我们让龚柏斯不得安宁。然而他并不打算辩论。同时工会的官僚派忍不住要笑他建议了要辩论又拒绝进行辩论的窘迫地位。
所以，总的看来，芝加哥反合并运动的大会的冲突的结果不是一方面的胜利。关于审查委员会，龚柏斯得胜了。但是我肯定地在辩论问题上胜利了。它是每人赢一着。
龚柏斯
四十年以来站在美国劳联领袖地位的萨默尔·龚柏斯是一个资本主义头脑的工会官僚分子。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当为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斗争的时候，龚柏斯是很英勇善战的。他是一个顽强、豪饮、待朋友极亲昵的领袖，他的才智要此任何一个和他共事的工会官僚高出一筹。下面的事实即可证明他的高明的才干。他以一个犹太人，四十年中能够统治一个大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并常常渗透了反犹太主义思想的工会官僚分子集团。在许多次和反对他的领袖们的斗争中，他是勇敢的，残暴无情的和成功的。在反对美国劳联内部的革命少数派时，他就更为毒恶。
然而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时候，龚柏斯甚至连一丝无产阶级的反抗性都没有。实际上，他的表现正好像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上天所赐的，而工人阶级则是资本家们的天生的奴仆。他竭其精力，极其所能，来阻止任何足以使工会运动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项武器的政策。他反对阶级意识的提高，反对战斗的罢工政策；反对工会民主；反对产业工会主义；反对组织在基本产业中的未组织起来的几百万工人；反对工人们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的企图。他支持与资本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结成狼狈为奸的联盟。他试图把工人阶级束缚在资本主义的战车上，不过他也很明白地懂得，当形势需要时，如何用急进的辞藻来掩饰他的奴颜婢膝。
可以用两件简单的事件来说明龚柏斯的两面性——他对统治阶级的奴颜婢膝，以及他在美国劳联内部的不可一世。
第一件是在一九一九年。当时我们快要举行钢铁大罢工了。三万人因工会活动被开除了；公司方面拒绝了我们的举行会谈的提议，并把钢铁工业区变成了兵营；工人们已准备来进行这个斗争。在这个危机中，我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要求威尔逊总统安排一个与钢铁贵族们的会谈。委员会包括龚柏斯、约翰·费兹巴特立克、我自己和两三个其他的人。我们在白宫和威尔逊会见，龚柏斯即开始陈述我们的事情。他陈述的方式使我大吃一惊。
龚柏斯显然是深深地被威尔逊镇服了。他面带恭顺的表情；他的语调阿谀；他的举止谄媚。他开始先令成尔逊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在凡尔赛活动中的一些琐事。然后，他几乎是以一种谢罪的态度陈述我们的事情，在结束时又以最恭敬的请求，要威尔逊设法安排一次钢铁业会谈。看到威风凛凛的龚柏斯——这位在他的集团中的目空一切的独裁者——在总统面前作得如此奴颜婢膝，实在使我惊愕不已。
接着轮到费兹巴特立克的发言。在那时他仍保持了一些战斗的精神，他以坚定的语调采取攻势地说明了我们的事情。他猛力拍拍桌子并警告威尔逊如果钢铁业的巨头们拒绝妥协以求得协议，则将有一场严重的斗争。
龚柏斯显然大为震惊，同时显然又很不安。他的全部表情说明他反对费兹巴特立克在这伟大的会见中的战斗性的发言。威尔逊本人对费兹巴特立克的发言表现得还温和，他一般地表现得十分不拘形式。在我们的会谈中他会有一次要求离屋去「放一下水」（小便——译者）。我们一齐笑了——这又使阿谀逢迎的龚柏斯痛苦了一阵。当时，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些很简单的事件，然而在这里面龚柏斯却显示出了他的真实的品质。他毕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奴仆，而在我们与雇主们的政府的领袖威尔逊谈话时，这就异乎寻常地、显而易见地戏剧化了。
无论如何，在他自己的小天下里，龚柏斯是极为独裁的。虽然他给予各强大的工会的有势力的首领们以足够的照顾，只要他们不勾通起来图谋把龚柏斯的职位挤掉而另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人代替他，他就不去干涉这些行业自治工会内的出卖勾当、欺骗勒索、高俸厚禄、匪徒行为以及一般的腐化堕落，但龚柏斯在处理劳联中比较弱小的人物时，事情就截然不同了。那时他就像一个毫不容人的官僚独裁者一样，实行铁掌统治。他经常为了笼络此较大的组织的残酷无情的领袖们，而牺牲较小的国际工会和较弱的联合工会的利益。他对基层工人的抗议和反对运动则装聋作哑（在他不公开镇压它们的时候）。大部分由于他的影响，劳联的代表大会就蜕化成为上层工会官僚们的集合体而毫无一点自下而上的民主。任何工人在他的工会里受到了腐败的领导的迫害面欲求得公正的话，他若要向龚柏斯呼吁，那就等于向大西洋呼吁。
从我个人的经验中我可以援引很多龚柏斯专制统治的事例，然而现在只举一件小事情就够了。我想它可以说明龚柏斯的道地官僚作风。事情发生在一九一八年的美国劳联代表天会上，我也是大会的代表之一。龚柏斯正在亲自接受各代表的提案。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闲坐那儿无所事事，有一群代表则手里拿着提案集聚在演讲台的前面。龚柏斯沿着讲演台昂首阔步，慢吞吞地一个一个地收集提案。他从很多提案中选出一份，装腔作势地把它看一遍，笨头笨脑地替委员会作了记号，然后闲散地走来走去，直到他心血来潮而去拿另一份提案为止。
他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偶然也停下来和某些代表闲谈一会见或谈一些其他不关紧要的事情。而此时，当这位美国工人运动的领袖进行这种幼稚的、夸耀自己的闲话的时候。大会的几百名代表则呆坐在那里等着他。
我记得龚柏斯对待一个代表——显然是工人和新来的人——的情况。这位代表有十三件提案，并试图一次递给龚柏斯。龚柏斯怒气冲冲地把它们退了回去。竟有人要求美国劳联实实在在地为工人作些事情，这个进步观念深深地震惊了他的官僚主义灵魂。他对这位代表嚷道：「有了你和你的十三件提案，你想我们的代表大会要多久才能搞完呢？」代表们——差不多都是上层官僚们——大笑了起来。接着龚柏斯拿出十三件提案中的一件，读了一遍，选定把它转给委员会，然后跨过讲台去从其他代表们那里毫无规则地收集提案。此后，他每次跨过来跨过去走过工人代表面前时，他只拿一件提案，同时说一句俏皮话以引大会发笑。代表深受屈辱，我对此感到非常厌恶和恼怒。
这就是龚柏斯：一个资本家统治者面前的阿谀奉承的小人和一个在他自己的组织里此他低一级的人中的暴君。
「援救矿工工会」
我曾参加的最有兴趣的斗争之一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煤炭工业「援救矿工工会」的运动。作为工会教育联盟的总书记，我花了六个月实地组织这个运动。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任务。
一九二六年年初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看出它自己在煤业的危机下已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一危险主要是因为在战时矿业的过度发展和使用煤的代用品的增加所造成的。结果，甚至在柯立芝的「好时光」也有了大批失业。由于煤业有迁移到没有工会的南方去的趋势；由于矿主们激烈的进行反工会的进攻，以及由于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刘易士当权派执行了保守的路线而未能与此局面相抗衡，工会的地位就进一步现得风雨飘摇了。
显然，工会正面临着不幸。在很多重要的地区——西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以及堪萨斯州等——工会已经垮了。匹茨堡煤炭公司也刚刚拒绝了杰克逊维尔协议而实行开门制度。在这一危机中，共产党通过工会教育联盟提出了「援救矿工工会」的口号，号召组成一个矿工们的左翼进步堡垒，为受到威胁的工会的生存而战斗。派特·屠海被选为这一运动的书记。
「援救矿工工会」的运动是工会里的左派力量曾经指挥的最重要的斗争之一。斗争的纲领是争取组织未组织起来的矿工；建立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内部进一步的民主制度。争取一个进步的领导。争取一个农工党；争取矿业归政府所有等等。自然，运动碰到了刘易士当权派的迎头反对。
「援救工会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末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全国选举运动中，获得了它的力量的第一次伟大的集中表现。他们提出了以约翰·布路菲（由于事情发展的变化多端，他现在已成了约翰·刘易士在产联里的得力助手）为首的左翼进步联合阵线的候选人名单来反对约翰·刘易士的名单。我们以我们的纲领为基础在整个工会中搞了一次强大的竞选运动。最后，官方数字说刘易士得一七三、三二三票，布路菲得六○、六六一票。
「援救矿工工会」运动所集中的力量的第二次表现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这里，联合起来的左翼进步力量的数量约达代表大会代表总数三分之一，但是刘易士仍坚决地控制了大会，全部进步的纲领被否决了。
接着便来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开始的大罢工，这是我们斗争的第三个阶段。这次罢工——美国工人历史上最重要的罢工之一——是决死的战斗。然而，由于国内半数以上的烟煤矿工尚未组织起来而没有参加罢工，由于无烟煤矿工也留在工作岗位上，由于当政的是反动的柯立芝政府，工会方面是很难获胜的。尽管如此，在刘易士的形式上的口号「不后退一步」和我们的「援救矿工工会」的口号之下，矿工们奋不顾身地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战斗了下去。
「援救矿工工会委员会」是支持战斗的矿工们的基本力量。他们的大罢工表现了巨大的活力，所以，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恰恰在罢工开始了十二个月之后，我们的委员会乃在匹茨堡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出席的有一千一百名以上的代表，代表许多地区的近十万矿工。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方案：重建纠察队、改进救济制度、引导无烟煤矿工人们参加罢工并将罢工伸延到各个未组织起来的区域去，从而加强罢工运动。
此后，罢工曾一度带有新的生命力——我们发动费也特和威司木尔兰煤矿区的二万未组织起来的矿工们起来罢工并大大改进了救济和纠察制度。然而，罢工仍未能获胜，此后不久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领导指示各地方尽可能作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总的结果是除了在伊利诺州和各无烟煤矿区外，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在各地都被摧毁了。
「援救矿工工会」运动未能达到它自己所定的、组织未组织起来的矿工和争取罢工胜利的目标。尽管它作了种种努力，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却遭受了极大的失败，整个美国劳联也因此遭到了重大的失败。但是我们的委员会进行了神圣光荣的斗争，它在英勇的工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三一年煤矿罢工
随着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大罢工中的失败以及其工会组织差不多在所有烟煤矿区中的瓦解，匹茨堡区的矿工陷入了奴隶般的境地。到一九三一年，工资从每天七元五毛降低至每天两元左右；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条件也恶化了；失业人数增高至百分之七十五，而煤矿区当局也不给予救济；矿区遍地是公司雇佣的武装打手。工人们的贫困和痛苦是难以形容的，瓦解了的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对此已无能为力。
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下，属于工会团结同盟的英勇的全国矿工工会出现了。在这期间，在没有美国劳联工会或该工会势力很微弱的那些工业中，共产党支持组织独立的工会。因此，共产党在看到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实际上巳在许多地区瓦解时，乃积极支持全国矿工工会。于是全国矿工工会成为在新的情况下的早期「援救矿工工会」运动的继续。
不久，被奴役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工们即开始响应全国矿工工会。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匹茨堡附近发生了一个反对减低工资的小罢工。罢工的热潮迅速传开了。我们只要派一名代表，就可把一个矿场带动起来。矿工们一个矿一个矿地向前推进，使该工业陷于停顿。不久，罢工蔓延到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俄亥俄州东部和西弗吉尼亚州的潘汉都等好几个郡。至六月下旬，总共有四万二千人参加了罢工。美国革命工会所领导的最大的一次罢工开始了。
我作为工会教育联盟的全国书记，在罢工暴发时即到了该地区，并在该地整整停留了五个月，直到罢工结束为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严厉的罢工考验之一。我看到饥饿的矿工们被残酷的矿主们弄得分崩离析，我除了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以维持工人继续斗争外别无其他办法，这实在是令人心碎的事。在斗争的末尾，我自己也几乎快完蛋了。
敌人是一些美国最大最惨无人道的公司，因为匹茨堡煤矿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矿场都在这个区域。为了帮助矿工们和这些毒恶的剥削者作斗争，共产党早巳在当地安置了或派遣了许多头等的领导人物，包括毕尔·邓恩、杰克·约翰斯东、奥·华根乃赫、弗兰克·包里克、汤姆·梅也斯考、汤尼·麦乃立曲、丹·斯灵格、李欧。汤姆逊等等。
矿主们带着惊骇惶恐的神色，发现革命的全国矿工工会力量的突然增长。他们认为在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垮台之后已被彻底打败的矿工已重新集合起来，这一次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的。雇主们害怕全国矿工工会会开展到其他地区去。他们认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破坏罢工。为此，煤矿老板们把至少十万男人、女人和小孩子从公司的房子里赶了出去；他们停止了公司和私人商店的一切赊账；牠们召来了大批破坏罢工的人；牠们在罢工区遍地安置枪手并建立了恐怖的统治。他们杀死了两名工人，酷打了好几十人并逮捕了几百人。这种恐怖活动也得到了州和地方当局的支持。报纸把这个罢工说成是企图推翻政府并建立共产主义。
在所有这一切之外，煤矿主们又设法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达成协议以破坏罢工。虽然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只有很少的会员，但在几个矿上仍签了协定。这就引起了两个工会之间的实际冲突。刘易士当权派和「援救矿工工会」派在纠察线上发生了公开的斗争。
此时，胡佛政府害怕了，它想设法把煤矿主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召集到一起以求得全面的解决。美国劳联也插手反对英勇的全国矿工工会。
在这一切敌对的力量面前，全国矿工工会勇敢地进行了战斗。在它的战斗的口号鼓舞之下，矿工们和他们的家属们都投入了这巨大的进军和群众纠察队。它是一个反饥饿的罢工。在各矿区出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黑人和白人的兄弟般的友谊。在每个矿里广泛的基层组织的联合阵线委员会掌握了罢工，在匹茨堡也是这样。一个苦心经营的救济组织建立起来了，我们并为被赶出住房的矿工们设立了一些帐篷区。工人们的斗争情绪是高的。罢工有狂风骤雨之势。
这时正临工业大危机的深渊，一切产业的工人都充满了不满。因此，他们在罢工区渐渐受到了矿工们燃烧着的战斗热情的感染。在很多市镇上举行了大规模的失业工人示威；很多工厂的钢铁工人们要求派组织人员去组织他们。有一个时期，匹茨堡好像是要发生一个巨大的地方总罢工运动，就像其他几个美国城市——阿克隆、明尼波立斯、旧金山——在两年以后所发生的一样。
然而罢工工人们的力量在他们的许多强有力的敌人面前是太小了，以致不能取胜。全国矿工工会不能把罢工推展到足够远的地区去。光靠英雄主义尚不足以战胜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因此，八月八月，在十二个星期艰苦的斗争之后，它就放弃了罢工。工人们不得不无条件恢复工作。
雇主们继他们的胜利之后，又把数以百计的优秀战士列入黑名单。罢工的失败也给全国矿工工会以致命的打击。然而罢工并非全部失败。至少，它在矿主们之间引起了惊恐，以致他们大多数都不敢使矿工们的工作条件恶化下去。同时，两年以后，在「国家复兴局」时代中，矿工在工运高涨浪潮中又重新拥入了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而老板们的阻挠即大为减少。由于全国矿工工会的伟大斗争的记忆清楚地留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也未始不愿意看到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八年他们曾与它竭力作战的美国联合矿工工会重新建立起来。
诺克斯维尔
由于一九三一年匹茨堡大罢工的结果，全国矿工工会（工会团结同盟）取得了对肯塔基州矿工的领导权并发动了几千矿工在血腥的哈兰郡和贝尔郡罢工，当时工人们在美国联合矿工工会领导下进行反对煤矿主的绝望的失败的战斗，已经坚持了几个月了。在整个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煤矿区存在着恐怖统治。好几个工人被杀害了，好几十人被判长期徒刑而投入了监狱。
全国矿工工会的罢工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开始。罢工迎头遭遇到了公司控制的当地官吏和报纸所制造的扣红帽子的狂潮，也遭到了公司打手们发动的迫害暴行。警察搜查了各地工会指挥部并几乎逮捕了所有的高级罢工领袖。我们必须设立一个新的领导，为此目的，我们一些人包括全国矿工工会书记弗兰克·鲍里克、工人国际救济会负责人奥·华根乃赫和我本人——工会教育联盟的负责人——就到了罢工地区。我们不能在煤矿区举行会议，因为这些地方遍地有警察、枪手和民团，他们都正在找寻我们。因此，我们决定在最近的一个大中心区诺克斯维尔召开我们的会议。
诺克斯维尔被激烈的罢工情势搞得很紧张，共产党的领袖们，特别是从北方来的，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为了不公开举行我们的会议，于是我们中有些人出了一个令人不大高兴的主意——我们假装成一个烟草商小集团。我们用这个名义在市镇的中心订了一座小会场。
不幸地，从各煤矿区来的地方矿工们的代表迟到了，因为他们要跋涉崎岖的道路和躲避民团的巡逻。直到下午十点半他们才到达我们的开会地点。在一个像诺克斯维尔这样的城市，在这样的时间开会是很不合适的。但更糟的是，会场的看守人已经怀疑起我们来了。然而情势紧迫我们必须干下去。
在起先一小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忽然有人来敲门了。这是警察，他们应房主之请来调查这奇怪的会议。华根乃赫出去和他们交涉，此时我们估计每秒钟都有被捕的可能。不久「华根」回来了。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他怎麽样能交涉得使我们免于逮捕，这始终对我是一个谜。
我们对这次幸运的逃脱都深深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许多罢工领袖们正因工团主义法而被迫害。然而肯塔基的矿工们对于这一切却淡漠处之，不久我知道了这是为什么。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拉出两支四点五公厘口径的手枪告诉我说，我们永远不会有被逮捕的机会，因为万一事情不妙，他们会开枪杀出一条路出去。矿工们自己决定了这样干。当时哈兰郡的半内战式的情况刚结束不久，采取这种大胆的办法对他们说来也是很自然的。在获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更松气了。我常常设想，那个诺克斯维尔警官对华根乃赫的娓婉动听的语句若没有什麽反应的话，那不知将造成什么样的悲剧。
一九三○年三月六日
一九三○年三月六日是个值得记忆的斗争日。那天，一百二十五万失业工人，在共产党、工会团结同盟及失业工人协会的领导下，为争取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举行了全国性的示威。底特律出动了十万人，纽约十一万人，其他地方的示威也是规模壮阔的。
深重的工业危机已经绵延数月。数百万人失了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救济，或是微不足道，或是完全没有。劳联本身并无动静，社会党也不积极。而共产党则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共产党所采取的许多行动之一，就是组织三月六日的伟大的全国性抗议并要求救济和保险的运动。劳联非难拟议中的示威，马休·伍尔宣称，示威运动是以俄国给的二百万美元为经费的。各地的警察采取各种措施欲以暴力摧毁这一运动。但是在约定的那一天，工人以他们雄壮的大进军撼动了全国。
纽约的示威是在联合广场举行的，这是规模最大的示威。我们的计划是沿着百老汇大道前进至市政府，向华克市长请愿。但是华克下令禁止游行。警察局长华伦且声明假如敢于游行，他将用武力驱散。华偷声称，为击退危险的「赤色革命」，他已动员纽约市的全部武力——警察一万八千名，救火队员七千名。我们这方面则声明许可也好，不许可也好，我们都要游行。全市都极为激动，情势一小时比一小时紧张。
三月六日联合广场的情景永远是记忆犹新的。工人们群集在广场上。周围的街道也充满了人。失业的人们已经汇在一起，来要求生存的权利。广场上有大批的警察和救火队员，另有救千名则屯驻在附近的建筑物中作为援军。在广场周围的屋顶上架着机枪。华伦局长在距主席台约百尺处设立了他的指挥部。
大会在群众高度的热情中举行了。工人们通过了各项要求的提案，并选出保波·曼纳、依·阿姆特、哈利·雷蒙、一位叫雷士德的青年人、一位黑人工人（我忘掉了他的姓名）和我组成一个委员会。我被推为发言人。这委员会的任务是领导游行。不过委员会决定开始游行前再作一次努力，以争取得到华伦的游行许可证。
我们的委员会在稠密的人群中挤了出去，走向临时的警察指挥部。通过数百「探子」、巡警和记者之后，我们才到达华伦处。华伦在一间小屋里，二十个警察围着小屋。我们的委员会要求游行许可证。我们指出，就在最近，市府还允许罗马尼亚女王、杂七杂八的军装屠夫和许多资产阶级的组织自由游行，而现在却不准这个建筑百老汇大街的工人阶级在他们自己所建造的大道上通行。华伦断然拒绝发给我们许可证。于是我们告诉他，没有许可证我们仍要游行。他声称他耍以武力驱散我们的行列，并且说如有任何流血事件，惟我们委员会是问。
我们的委员会回到了主席台。作为发言人，我向群众报告经过情形，并问道；「我们是否不管华伦和他的警察怎么样，还要游行？」这是紧张万分的一刹那。随后成万工人喊道：「我们要游行！」于是我发出出发的信号，巨大的人群就开始自动地形成行列，准备循百老汇大道前进。
游行行列还没形成，骑警就立即冲入人群，左右棒击；大量的徒步警察残暴地用他们的警棍打人；布置在人群中各要冲的数百名便衣也拔出了短棒袭击工人；救火机则以水龙喷射巨大的人群。在这样凶暴和骤然进攻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工人不得不避让。一会见，示威的人们被迫从广场退到邻近的街道里去了。
数百名工人受了伤，但是幸而没有人受重伤。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丧心病狂地看着失业者遭受野蛮棒击而心中暗喜，并叫他们做「赤色分子」。数名警察受伤了，其中一名伤很重。工人遭逮捕的只有几个。警察的政策是要将工人打出广场而不是大批逮捕他们。
当时我们委员会紧张了一阵。警察的袭击来得如此急迫，致使我们来不及从密集的人间挤到百码之外带头游行。工人们四面受攻。我们刚步下讲台，即被挤入拥荡着的庞大的人海中。虽然委员会极力要结集在一起，但是几乎即刻就被警察攻散了。
我与乔治·赛斯金及一群工人会在一起，穿过拥荡的人群由第十七条街与百老汇大道相接处行至第十四条街与大学路相接处。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马警奔腾，棒击着工人。不久，示威被打散了，我就到中心区距市政府两条路的地方。委员会曾约定，一旦离散则来此集合。委员会聚齐后，遂集体去市政府。市政府周围有许多工人在徘徊。委员会要求会见市长，以便当面向他提出失业者的要求。我们全体立即被捕。
我们被拘数日，不准保释。反动报纸则在这时候疯狂地对我们大肆攻击。华伦宣称，假如负伤的警察死掉，他要控告我们犯杀人罪。最后，我们还是取保获释，获释复数周，未经开庭审理，即遭判决。曼纳、阿姆特、雷蒙及我被判在纽约感化所监禁三年，刑期不定。
三月六日有许多重要意义。在纽约当地，这个日子教训了警察，使其知道工人有决心争取使用街道的权利。华伦从此信誉扫地，不久即被撤掉警察局长的职务。自三月六日以后，工人向着联合广场游行，或自广场游行出来，就不再遭阻难了。此外，纽约市政府被迫相当地增加了救济拨款。
三月六日示威使失业保险问题成为炽烈的全国性问题。三月六日也使共产党鲜明地显现出来它能充当广大失业群众的杰出颔袖，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都为此震惊、为此伤心。三月六日剧烈地鼓舞了全国失业工人的斗争，许多城市旋即被迫应允拨发救济金。三月六日是美国无产者长期斗争的岁月中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之一。
第一次全国反饥饿大迈军
一九三一年末到一九一三一年初的冬天是一千六百万左右失业工人面临生死关头的日子。他们得不到一点联邦政府的救济。州、市政府的救济也微不足道。全国面临饿殍载道的局面。但是那极端反动的胡佛政府却支付亿万金元来资助资本家的公司。
劳联的头子们依然尾随胡佛的饥饿政策，不肯为解救群众的苦难而斗争。共产党则加强其团结失业工人为争取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而斗争的努力。它组织了数百次示威、反饥饿游行及反迫迁的斗争。它在这些斗争中遭遇警察凶恶的袭击，二十名工人因之丧命，数百名被棒击和逮捕。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全国反饥饿大进军就是共产党所组织的斗争之一。全国各地的反饥饿游行代表，计一千七百人，于十二月七日赶着国会开幕时到达华盛顿。反饥饿大进军的主要要求是失业保险和冬赈。进军事宜是由全国失业工人协会主办的，由赫·班哲敏负总责，埃·伍·米尔斯任总组织干事。我参加了游行的组织工作，同时也参加游行。这次进军非常成功，以致考克斯神父的匹茨堡游行、全国退伍军人争取津贴游行、第二次反饥饿大进军以及类似的事件接踵而至。
第一次全国反饥饿大进军是截至当时的美国无产者的历史中组织得最好的游行。它几乎有军事的编制和纪律。代表们乘坐借的或租的卡车和汽车。游行分四个纵队，分别自圣路易、芝加哥、布法罗和波士顿四处出发。老远的西部各分队在圣路易及芝加哥集合。各纵队有其特定的路线。西部两纵队在匹茨堡会师；来自东北部的两纵队在费城会师。这两支融合的队伍在巴尔的摩汇合起来向华盛顿进军。进军队伍到达密士失必河迤东、俄亥俄河迤北所有的工业中心，那儿正有数百万饥饿的失业工人。
各纵队的行动像机械一样的准确。约隔百五十哩有一夜宿驿站，这些驿站是几周前预先仔细排定的。各地方委员会组织得很好；他们为进军队伍准备膳宿和汽车供应品，并组织地方群众示威。在各地编入进军队伍的代表数目是有严格限制的。不容许任何游离分子混入进军队伍。
各纵队本身也有高度的组织性。每部卡车上有自己的小队长，各纵队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负责人。也有自愿参加的医生、牙医、护士和修车技工。各纵队还有一纠察队，在旅途中和宿营时纠察队负保卫之责。纵队的行动是用哨子和号角调度的。队伍始终保持着严格的纪律。参加进军的人备有足够的宣传品。进军的经费是由各地负责的，即以他们向公聚捐募的经费来供给自己的代表团。
这次失业工人的壮丽进军，有精确的计划、果敢的领导和精湛的组织，比其历史先驱——三十七年前混乱踌躇的考克西的队伍，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次进军的心脏，是共产党。
一九三一年的进军引起全国的注意。到处有广大群众出来迎接。在许多地方，当地警察和民团的凶手企图破坏进军；但是由于地方工人的团结和进军队伍的优良纪律及战斗精神，警察和暴徒们失败了。四个纵队都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前进，在整个去华盛顿的路上都按时到达每个驿站，从无躭搁。在若干城市里，由于在业和失业工人的大力支持，以致当地市政官员不得不以膳宿和汽油免费供应进军队伍。
在华盛顿有巨大的人群迎接进军队伍，也有大批警察出动。进军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路前进时，两侧紧密地排列着警察，总共可能有一千人。实际上，反饥饿大进军的队伍等于在警察拘捕之下。至于国会大厦一带，看来好像当局预料要受到革命的袭击一般，有两三千名以上的警察堆在那里，各要冲还架着机枪。还有几百名便衣夹在人群中间。在所有这些之外，还有从邻近要塞调来的士兵约一千人安置在近旁，准备随时行动。军警人数大大超过进军人数，至少是三与一之比。
警察在国会广场上把进军队伍孤立起来，为的是要更有效地打击进军队伍。巨大的人群被向后赶得很远，在大厦前面形成半圆形。一当进军队伍进入广杨，他们就被集在一起成为一个人岛一样，且遭警察重重围住。进军队伍在这种四面受围且数处有机枪对准着他们的情况下，是可以因最轻微的骚动而遭到扫射的。这里所用的全部武装，是后来胡佛血腥地对要求津贴的退伍军人实行武装袭击的一种预先试验。
反饥饿大进军的队伍在这样恶毒的威胁之下，也毫不动摇。他们歌唱，他们呼喊口号；另一方面，以毕尔·邓恩为首的委员会极力设法要到国会席间陈述几百万饥饿的失业工人的要求，但是结果徒然。只有一个低级的政府官员肯接见他们。与此同时，工人在国会前面举行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示威。纽约代表团有个乐队，从前是德意志红色阵线的一个单位，奏起革命的曲子。最后，轰然响起「国际歌」，这支雄壮的曲子第一次在国会广场上奏响了，但是这自然不会是最末一次。群众热烈地喝采，而警察则瞪眼吓人。这是我生平所经历的最令人鼓舞的时刻之一。觉醒的工人终于就在极端反动的、胡佛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禁锢之地，发出他们反抗的吼声。
继后则是向白宫进军，到那里去向胡佛提出失业工人的要求。和先前一样，进军行列又被夹在两列排得紧紧的、随队移动的警察之间。到白宫又有一巨大人群，且有更大量的警察戒备。进军队伍一停住，随行的警察就排列到进军队伍与白宫之间的路边，他们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胡佛拒不接见委员会；进军队伍遂将他们的要求留在白宫，然后向着劳联总部继续前进。劳联的上层领袖支持胡佛的不给失业工人以失业保险和联邦救济的蛮横政策，群众仇恨他们，警察也意识到这一点，因之在劳联总部也戒备森严。
威廉·格林接见了我们的委员会，但他只抨击失业工人的要求，而为有记者在场的资产阶级报纸効劳。格林对委员会发表了演说，大意说失业保险将败坏工人的个性并瓦解工会。
进军的人在华盛顿停留二日，开了一次大会以求更好地组织全国争取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的斗争。此后即踏上归途。各纵队按时到达数周前排定的夜宿驿站。各处均有巨大的人群迎接进军队伍。
失业保险及联邦失业救济的必要，今日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情。罗斯福政府已建起社会保险制度的开端。反动的劳联头子们为群众压力所迫，不再和胡佛一样反对失业保险了。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共产党，归功于它在危机深重的日子为失业工人而进行的长期及英勇的斗争。党所领导的无数次战斗中，第一次全国反饥饿大进军是进行得最好的战斗之一。
福特惨案
多年来亨利·福特被描画成慷慨的仁人善士，热烈地关怀着他所雇佣的劳动大军的福利。福特汽车公司营业部所精心培植起来的这种传说，是一笔值钱的商业资产。
但是一九二九年的大危机从「圣贤」福特的面上剥下了伪善的面具，把那副资本家的面孔所固有的丑相暴露无遗。福特之残忍，此其他资本家尤甚，他解雇他所雇佣的工人，任听他们挨饿。福特成为一切意在解除群众疾苦的社会福利措施的死敌当中突出的一个。福特已准备好来支持任何可能发生的法西斯运动。
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发生了所谓廸尔邦惨案，福特的反劳工政策至此已登峯造极。这一血腥的勾当发生在危机深重的时期，当时底特律有一半工人失业，群众实在无以糊口，其贫困不堪言状。这时候共产党正在全国进行规模壮阔的争取失业保险与失业救济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汽车工人工会（属于工会团结同盟）及失业工人理事会在廸尔邦的福特大汽车厂内组织了一次示威。示威前夜，失业工人召开了预备会以便为示威作动员工作。我当时正在组织失业工人的旅途中，他们就把我列为预备会的主要发言人。
数千工人参加的预备会平安无事地开完了，我则乘夜车去密尔窝基。按日程，次日我要在那里演讲。我在密尔窝基从报上看到廸尔邦警察制造了一场惨案，大为震惊。
我们示威的计划原定失业工人要游行到福特工厂的各大门前，在那里提出争取工作和救济的要求，然后就解散。但是汽车大王福特对饥饿工人的区区请愿的权利也不承认。失业工人的行列进入廸尔邦并接近那庞大的工厂时，廸尔邦的警察和亨利·丽特私人的武装队即以催泪瓦斯、步枪以及机枪向失业工人行列开火。四名工人被枪杀，五十名工人受伤，安静的示威就这样被驱散了。这是一场凶狠的、预谋的惨杀。
当然，底特律的资产阶级报纸把这出了人命的「骚动」归罪于工人。各新闻社也发出报道，全国各地均以大标题刊载，说我作为动员大会的主要发言人，应对此惨案负责，故应与底特律的共产党领袖一同以杀人罪逮捕。我在密尔窝基得此消息，那里会毕后，我就搭火车去纽约准备辩护。
这时候正值我在假释期间，因参加一九三○年三月六日纽约示威而判我的三年感化所监禁尚未届满。因之每半月我须亲自作一次假释汇报。我刚回到纽约那天正好又该汇报。这一次汇报的情形是我永不会忘记的。我刚一踏进假释委员会办公处，六个警察立即围上来把我揪住。
「我们要找的正是这个家伙；人家就要你抵杀人罪，没有别的，」一个人这样说着。其余的人笑了起来，并且说些关于新新监狱的电椅的俏皮话。
假释委员会那时正在开会，所以我的案子立即就受处理。我已准备好他们将以违犯假释条例把我送回感化所，并控我以杀人之罪。但是廸尔邦的警察当局（也就等于是亨利·福特）认为隐瞒惨案最为上策，因为他们的残暴完全是经不起调查的。因此他们决定不强行加罪于我以及当地的领袖们，以免招致不愉快的暴露和宣传。
虽然如此，纽约警察当局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一个假释犯人在各地跑来跑去组织失业工人。所以假释委员会判我在余下的二年刑期内不得越出纽约市的范围。假使我以任何藉口离开纽约市，将立刻被送回监牢执行徒刑的余下部分。
这回可确实很糟糕。我从不喜欢以纽约为住处。今被警察逼着住在那裏，我认为是很受不了的。但是我必须在这里尽力而为。在其后数月中，大纽约市的边界确成了我的牢房的四壁。截至一九三二年我被提名为共产党总统候选人为止，情况一直如此。我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使得纽约警察当局大为慌乱。他们不愿我旅行全国「煽动」工人，但是又不敢把我拘留在纽约，怕我像殉难者一般地轰动出去。最后他们决定解除我不得越出纽约市界的禁令，然而仍威胁我说，只要我有些微的挑衅行为，即将被送回监牢。
旧金山全市总罢工
一九三四年夏天我与旧金山总罢工的联系，是相当令人难受的。一九三二年竞选运动中我任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时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当时我正在慢慢恢复的期间，我是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休养的。我的神经受了很厉害的损伤，因而我需要彻底的安静和休息，尤其需要完全避免所有的政治性的激动。偏偏凑巧得很，我刚到旧金山，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的劳工斗争之一就在那儿开始发展。
旧金山全市总罢工是由沿岸码头工人罢工发展起来的，沿岸码头工人罢工是由哈利·布里治斯领导的，罢工始于五月九日。由于海运业雇主们显然想设法破坏强大的码头工人工会，因此，十个海员行会旋即联合起来，发动三万人的罢工，使整个太平洋沿岸的海运业陷于瘫痪。
这时局势实在紧张。雇主们用尽各种办法以求破坏海运罢工，如利用工贼、御用调解人、劳工骗子领袖、警察暴行等，但是工人的队伍依然坚如磐石。报纸对罢工恶意地叫嚣，但是各业的工人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战斗中的海运工人的周围。
此刻旧金山市处于极为激动的状态，我也如此。我的神经本已损伤，此刻简直要崩裂。更其痛苦的是我不能认真地帮助大罢工，因为我病得很厉害，甚至不能与当地党的负责人会面，除非是间或的会面。医生警告我，叫我立即离开旧金山，否则心脏病将复发。
群众的战斗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认识到，海员工人的失败，就是整个工人运动的一次大灾难。共产党则发出总罢工的号召。加利福尼亚州党的负责人是桑姆·达尔西。总罢工的情绪好像山林之火一样地传布开去，当地工会一个接着一个批准了总罢工的建议，保守的工会领袖们为遏制总罢工所花的气力完全是白费了。
七月六日，警察残暴地杀死两名罢工的纠察队员，这样迅速滋长着的总罢工就立即爆发了。工人们万分愤怒。七月八日，卡车司机工人不顾他们的工会负责人的职权而自行决定自七月十二日起罢工。旧金山及奥克兰的其他工会迅速地效法卡车司机工人，截至七月十六日，旧金山湾区有十五万工人罢了工。罢工运动很快地遍及整个太平洋岸。整个海湾区瘫痪了。全美国都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所震惊。
加利福尼亚州的资产阶级分子感到既惊讶又害怕。他们使用所有的武器来破坏罢工。在一两天之中他们至少有三万名的士兵、警察、警官和民团队员与罢工工人对垒。资产阶级报纸惊呼「造反了」并叫喊共产党要开始建立苏维埃了。资产阶级的政府调解人及低声下气的工会负责人自内外两面从事分化这个空前的罢工，资产阶级的警察和民团开始对共产党及其他左翼组织实行恐怖的搜捕。
这时候我几乎要崩裂了，因为我既兴奋却又不能给予实际的帮助。继之又增一新因素，使我的情况完全不可收拾。我之在旧金山并不是人人知道的，因此，假如警察或记者找到我，发现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又不公开出面，则这势必正中反共分子的毒计，因为他们正在叫喊说共产党企图制造革命。若被人们发现我在旧金山，则势将为人歪曲，且可能对罢工产生严重的影响。更为难的是：威廉·格林正像资产阶级忠顺的走狗一般，在指责总罢工，并扬言：「罢工的幕后人就是福斯特。」因此，在斗争进行着的时候，我不得不撤到附近乡下比较隐蔽的地方去。
此时，资产阶级势力钻进大罢工内部。资产阶级的主要助手是范得勒和旧金山劳工协会的其他反动工人首脑。这些人不肯号召报馆工人、电力厂工人及渡船工人罢工；他们不加审查地发放卡车搬运许可证；他们不肯建立伙食供应站而任许多饭馆继续营业；他们不去建立旧金山工人的巡逻队；罢工的第一天，他们便派菜市街的电车工人恢复工作；他们不作任何努力以便罢工沿着海岸伸展开去。总之，他们用尽各种可能的办法来破坏罢工；他们的分化行为是与民团的恐怖手段紧密结合的，而民团的恐怖手段矛头则针对了罢工的核心——共产党人及其他英勇的工人。
最后，在罢工的第四天，即七月十九日，范得勒及他在劳联里的狐群狗党认为扼杀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在旧金山总罢工委员会里面提出提案，主张停止总罢工并向老板们请求仲裁海员工人的要求。于是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基层群众的许多代表，充满斗志，要求继续并扩大罢工。但是从头便充满了保守的工会负责人的总罢工委员会，匆匆对此进行表决。表决是以举手方式举行的。正式点票的结果是一九一票对一七四票，通过结束罢工。代表们指斥这个数字是舞弊的数字，并坚称反对票占多数。但是他们主张以点名方式投票的要求遭到了无理拒绝。主席宣称提案巳经通过，会议即匆匆休会，伟大的旧金山总罢工遂告完结。次日，旧金山湾其他城市采取了相似的行动。三万海员工人被留下自行单独战斗。
总罢工不是被雇主和政府疯狂的正面进攻所破坏的，也不是因工人斗争精神的削弱而破坏的；致命的打击来自反动的劳联领导。罢工被宣告终止的时刻，整个运动正在上昇的阶段。愈来愈广大的群众不是正要参加这个运动，就是在进行斗争准备。直到被出卖的那一天，旧金山湾区还有一些城市正要参加罢工。整个海岸很快地卷了进来。波特兰各工会已经表决要举行总罢工，在塔考马、西雅图、洛杉矶及许多海岸小城市里都强烈地发展着罢工情绪。此外，加利福尼亚州铁路工人亦日益激动，整个海岸的无产者的伟大斗争使他们深为威动。假如旧金山罢工委员会发出总罢工的号召，那整个太平洋岸的工人都会响应。然而，劳联的首脑们之惧怕这样的斗争，不亚于雇主们，因此他们尽快地进行粉碎罢工。
旧金山市总罢工，是工人阶级在一九三四年伟大的全国罢工浪潮当中所达到的政治上的最高峯，在这次罢工中共产党起着极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总罢工在形式上是失败了，但海员工人终于赢程有利的解决办法，而且整个太平洋沿岸的工会都普遍地加强了。这是美国劳工运动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九三七年的钢铁业工人运动
当约翰·刘易士领导的产联开始其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组织钢铁业工人的运动时，我很自然地对这个运动的成功寄予极大的希望。我很高兴看见工人极受奴役的钢铁业里有组织的工人能重新拿起武器。当这一运动终于由美国钢铁公司与新建立的工会签订协定而告结束时，我深深引以为快。
约翰·刘易士在组织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中显示出他确有见解和能力。自然，我在劳联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大会上常常见到刘易士，但我与他直接打交道则只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一九年的组织钢铁业工人的运动中。作为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新负责人，他委派了十二名煤矿工人的组织干事来帮助我们工作。其中一名特别能干的，我们就把他放在工作特别困难的地方——杨斯顿。在前几个月中，别人都失败了，但这名组织干事却作得很好，正在这时候，他接到刘易士的信，令他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接另一项任务。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值此工作的成败关头，从杨斯顿把关键人物抽走，是很危险的。因此我就赶赴印笛安纳波利斯，去和刘易士商谈不要调走他的组织干事。
但是我失败了。刘易士说，我们要组织钢铁工人，而没有工会运动的实际支持，他是能体会其中的巨大困难的，但是他会于数月前肯定地应允把此人给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一个西部区组织，他不能食言。虽然如此，他让我们从美国联合矿工工会任意选两名能操外语的组织干事，以代替该组织干事。结果，虽然失掉这个能干的人，我们也做到把整个杨斯顿地区组织得坚如磐石。
我与刘易士的会谈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几年前曾任匹茨堡劳联总组织干事的刘易士，对我们的运动表示极有兴趣。他一连问了我数十个问题。我们确实已把广大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了吗？美国人也已加入工会了吗？钢铁工人肯当真罢工吗？正当他向我考问，并听取着关于我们的全面情况的详尽报告的时候，一名通讯员不断的进来告诉他，他的执行委员会在隔壁房间里很不耐烦地等着他。当时我绝末想到，刘易士有一天将成为组织钢铁工人工会的巨大事业中的成功的人。由于劳联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曾于一九一九年在这项工作上吃了一个败仗。
共产党的政策是支持群众的每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不管它是劳联、产联抑或其他工人组织所倡导的。在这个政策下，共产党给了一九三七年产联的钢铁工人运动以积极的支持，并成为这一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至于我个人能够提供的唯一帮助，是写一系列的小册子，用以整理出一九一九年钢铁工人运动的教训及一般产业工会的经验。这些小册子是：「产业工会运动」（赞成产业工会运动的概论）；「组织钢铁工人工会」（组织的战略）；「钢铁产业工人组织方法」（组织的策略）；「钢铁罢工意味着什么」（罢工战略与罢工策略），「产业工会运动手册」（产业工会运动的组织结构及一般政策）。
产联钢铁工人运动的实际胜利（尽管还没能击败「小钢铁厂家」），证明这一运动与我们一九一九年的运动相较，是在大大提高的水平上进行的。当初的运动是几个英勇斗士的事，而没有强大的职工会的支援。那时候大的职工会要就是毫不关心，要就是予以敌视，而我们只有完全不敷用的一千四百美元用以发起运动①。但是当产联发起运动时，它有一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给予它坚强的支持，且拥有经费五十万元，必要时还可徵募几百万元。
这许多资财为产联提供了远比我们在一九一九年为多的成功的机会。此外，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政治局势亦远较以前有利于这一运动。当时组织工会与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已订入联邦法律，然而在一九一九年，钢铁公司却把成千成万参加工会的工人予以解雇。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法律强制钢铁公司必须与他们所雇的工人会谈，然而在一九一九年，法官加里却趾高气扬地拒绝同钢铁工人工会委员会会谈。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很多钢业城市的和州的行政当局，由于「新政」获胜，对工人有所让步；但是一九一九年的钢业地区则彻头彻尾地为钢业托辣斯的爪牙所统治，他们对工人实行了无情的压制和恐怖统治。
产联的运动除了有它的政治与经济的有利条件外，还有其他各种有利条件，如：我们一九一九年的经验教训可帮助指导产联的运动；工人之间的语言问题不那麽严重了；工业生产增长着（我们那时候工业生产衰落）；工人一般地居于攻势时期（一九一九年工人处于守势）等等。
虽然在一九一九年我们缺乏财源并有巨大的政治困难，但我们依然作到把钢铁业的大部分工人组织起来，并举行了钢铁工人史无前例的一次最大的罢工。我们废除了十二小时的工作日及七日的工作周，我们提高了工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证明了，钢铁托辣斯的反对虽然凶猛，钢铁业的工人仍是能够组织起来的。如今有了产联，它在各方面都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它光辉地完成了组织工会的工作，这一工作是我们十八年前尚无力完成的。
一九一九年，反动的劳联首脑破坏钢铁业的工人运动，钢铁工人运动基本上是因此而失败的。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这一堆首脑又来阻挠钢铁工人的组织工作，但此时的产联是坚强的，它足以击败他们，并且尽管他们阻挠，仍能继续进行运动，以至胜利。
我认为我们若在一九一九年的运动中能把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结果一定会使其他工业中的几百万工人也组织起来。产联的运动在汽车、钢铁、电气制造等业中获得巨大胜利，结果发展了约三百万新的工会会员，这证明我们一九一九年的分析是正确的。
劳联的首脑们若能出力，则钢铁工人可以在二十年前或二十年中任何时候组织起来。但是劳联的首脑们反对这样做；他们不愿广大的半熟练工人及非熟练工人群众进入工会。在这些年月里，钢铁工人及其他各种大规模生产工业的工人始终没有组织起来，并遭受残酷的剥削；老板们得以驱使工人受苦受难来为他们创造千百万额外的利润，这一切都得归咎于劳联的反动分子。
① 一九一七年我们也曾空手发起伟大的组织肉类包装工人的运动。这一运动结果组织起二十万工人，开始的时候，唯一的财源只是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承诺付给第一次群众大会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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