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尾巴主义与辩证法（1920年代中期）
二 关于阶级意识的问题
1． 主观主义（Subjektivismus）
每当机会主义者在向革命的辩证法发起进攻时，都会将“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口号（就像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考茨基对列宁）。在鲁达什和德波林加诸我的种种“主义”（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折中主义等）之中，“主观主义”正是最核心的一种。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证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始终在场；并且，当德波林和鲁达什自认为在和我的“主观主义”作斗争时，他们反对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首先，这里所说的“主体”（Subjekt）是什么意思？此外，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才使得人们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历史的发展中，主体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在该问题上，鲁达什和德波林的立场是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及其关于科学的立场：他们僵化而机械地将主体和客体截然区分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不受主体干预的东西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且，如果赋予历史中的主观性要素以积极和正面的地位，他们就会以一种对所谓科学极端强调的愤慨口吻提出抗议。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德波林才会将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同一[1]的理论强加于我[2]，哪怕我已经在书中明确说明：“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辩证过程的环节。”[3]而当我们思考德波林自己对主体和客体的见解时，他之所以有意无意地将我的思想扭曲为相反的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说：“在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唯一的‘相互作用’只能被设想为劳动过程、生产过程、活动以及社会与自然的斗争。”[4]
因此，在德波林那里不存在阶级斗争，只有“社会与自然的斗争”。而在社会之内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一些表象，是主观性的。因此，在德波林那里，他的逻辑会导向这样的等式：主体=个人，而客体=自然；或主体=社会，而客体=自然。[5]社会内部也存在历史进程，而历史进程会改变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点，德波林却选择了忽视。说得温和一点，他的观点将把历史唯物主义倒退回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或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鲁达什同志走得不如德波林那么远。他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的确，在他的文本中甚至还可以看到他提及了无产阶级行为（Handeln）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论及了党所发挥的作用。然而，这仅仅是在形式上承认了列宁的革命理论。总的来说，他非常一以贯之地抱有与此相反的立场。让我们看看来自他本人的论述：“什么是‘历史的形势’（geschichtliche Lage），像任何其他形势一样，它是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尽管它通过人类意识而显现。”[6]或者：“人拥有思维和感觉，甚至会为自己确立目标，并想象这些思维和感觉独立地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他们的这些目标也等同于那些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目标。”[7]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鲁达什同志反复提到“历史”和“这个”人。他“忘记”了——这一忘却是他的基本论证所得出的逻辑结果——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人，而是无产阶级和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期。他“忘记”了在我的构想（这一构想正是他所反对的）中，最关键的要点在于，相比于在社会中出现的其他阶级，无产阶级视域下的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在革命阶段，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主动积极的功能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以上这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属于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幸的是，孟什维克作出了新的尝试，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排除了人类活动，而拥护形式化且具有超历史性质的法则。面对这种尝试，人们不得不再次重复上述基本原理。按照鲁达什的观点，历史形势的特征就在于它“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生效”。
让我们看看列宁怎样剖析历史形势的本质：“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正在经历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践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8]列宁描述了革命形势的客观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不仅独立于单个的群体和政党，更独立于单个的阶级。”他随后谈到，鉴于这些条件，革命并不会注定爆发。因为并不是在任何革命形势之下都会有革命爆发，除非在这样的形势下，还出现了不同于前述客观条件的主观因素：革命的阶级有能力发动革命性的群众行动，而这样的行动有足够的力量打破或动摇旧的政府；除非有人“冲击”，否则此种旧政府即便在危机时期也不会自动崩溃。
鲁达什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明确反对自己曾经的“年轻幼稚病”——他一度认为1919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就是因为缺乏这一主观性要素（das subjektive Moment），缺乏共产党的作用。的确，没有任何人认为革命单单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的（处在其“主观主义阶段”的鲁达什同志也不这样认为）。[9]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鲁达什同志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坚定的康德主义者：无论他是否高估了“主观性要素”，他都永远要将其与“客观性”区分开来，并避免承认二者间具有辩证性的相互作用。现在，他试图说明匈牙利工人苏维埃的专政之所以失败是缘于“客观的”阻碍。他提出了以下论证：领土狭小，因而没有进行军事撤退的机会；官员的背叛；封锁；等等。这三者都是事实，它们也在工人委员会专政的解体中发挥了作用。然而——这一方法论上的观点对于我们当前的争议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我们仍以革命的辩证法家和列宁主义者的身份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考察上述事实，却忽略以下问题，即当时是否有共产党存在。的确，工人委员会面对着封锁和饥饿，但鲁达什同志必须承认，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所面临的饥饿和物资匮乏远不如俄国无产阶级，我国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在维也纳的水准之下。对于工人委员会的专政而言，封锁所带来的最致命的后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蛊惑，它蛊惑人们认为恢复“民主”就意味着结束封锁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致命的是，工人们相信了这种蛊惑人心的说法——正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因此，官员们背叛了！然而，作为一名处在领导地位上的同志，鲁达什同志一定知道，在军队各级中，只要是在有才干的党员战斗的地方，他们的队伍就是可靠的，是有战斗力的。难道我们的八个师（以及对应的团等单位）真的在“客观上”不可能找到作为共产党员的指挥官和政委？这之所以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没有共产党在那里作出抉择、执行任命、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至于较小的领土面积这一因素，鲁达什同志则援引托洛茨基作为权威。如果我想驳斥这一点的话，我想自己会从他的表述中得出一个“客观社会学”意义上的结论：在一个小国，一个没有俄国之广袤纵深的国土以供撤退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被帝国主义邻居包围（这几乎是所有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情况）。我只想提醒鲁达什，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不仅是一个纯粹军事上的事件。在8月1日，红军已经展开了非常有希望的反攻，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夺回了索尔诺克［Szolnok］），而这正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Raterepublik）在布达佩斯下台的时候——正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存在。[10]
在工人委员会执行专政期间，匈牙利并无共产党存在——诚然，这一事实确实有着客观上的原因。然而，一方面，这些客观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之前的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康德主义者以一种非辩证的方式将主体与客体僵化地区分开来，将主体的出现、它的作用及其关键意义均建立在客观原因的基础之上，由此，康德主义者便消除了主观性要素的重要意义。而真相恰恰相反，正是主客体之间的联系展现了我在书中所关注的二者间辩证的互动关系，而鲁达什和德波林都或明确或隐含地否定了这一辩证互动关系。
用一般性的哲学术语来说（在此语境中，用一般性哲学术语来表述这一关系其实是错误的），这种互动意味着，客观进程在主观层面上的反映（Spiegelung）是一个具有现实性且对该进程本身有效的要素，而不仅仅是某种想象出来的东西。这种主观层面上的反映以一种不可避免的方式将任意两个客观性的要素连接起来（然而在“客观”的考量中这种联系很可能被忽略，因为它对“客观”的分析并不重要），此外，此主观层面的反映还表明，人们在现实层面——而不仅是想象的层面——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我刚才写道，用一般性的哲学术语来表述这一关系其实是错误的。其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只有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这样的事态才随之而存在，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的主体。只有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上述视角才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所有的思想家而言，如若他们将这种对现实及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的能力赋予那些或真实或幻想出来的主体（如伟人、民族精神等），那么就其方法论特征而言，他们必定是意识形态主义者，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建构和历史的神话。
当然，资产阶级科学连同完全受其影响的孟什维克主义都否认任何对现实加以影响的可能，或仅仅以一种富有幻想意味的神话形式承认这种可能性。这两种观点的基础都是同一种非历史的现实概念（unhistorische Auffassung der Wirklichkeit）。正如中世纪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人与神之间建立了一种超时空的关系一样，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也建立了一种超时空的“社会学”。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存在形式（当然，这是一种多少经过了意识形态扭曲的形式）便显现为一种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未来，既是原始共产主义又是社会革命的形式。而与此相反，也正是因为革命实践的需要，无产阶级的知识体系必须将自己从这样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唯其如此，无产阶级的知识体系才能成为开展革命实践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在现实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中的主观性因素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而且它必须弄清楚无产阶级的（也仅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功能。
鲁达什同志则否认这样的可能，从而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他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引用我的文本，指出在我看来，每一场阶级斗争的决定性因素都在于该阶级是否有能力把握社会的总体性。然而，我在书中明确强调，有资格进行统治的阶级不同于那些摇摆不定的、注定要失败的阶级，其原因就在于后者的视角“全然不能觉察现实社会总体”[11]，以及该阶级有能力“根据自身的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12]。我在论述总体性时提到，我们在看待任何阶级时都必须研究清楚，“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哪一个因素最直接地和至关重要地涉及个别阶级的利益。其次，是就有关阶级的利益本质而言，超越这种直接性和把对于这一阶级来说是直接重要的因素看作仅仅是整体的因素和因而加以扬弃的可能性有多大？最后，这样达到的总体的性质又是什么？它真正地把握了实际的生产总体的程度有多大？”[13]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将形形色色的“虚假意识”区分开来。以此为基础，我详细地论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为何只能具有“虚假的意识”。[14]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显示，这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即对社会总体的充分把握）从未在过往的历史中存在，也从未发挥作用（即对历史进程有意识地施加真实的影响），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取得了这种特殊形式。鲁达什忽视了阶级意识问题的历史维度，也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对无产阶级的特殊意义，因此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认定、批驳了我的“唯心主义观念论（idealism）”和“主观主义”。当然，我完全同意他的如下观点，即误解都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我会追问：为什么鲁达什会产生误解？其来源和政治目的又是什么？鲁达什的结论清楚地揭示了这种误解的源头，也就是他的尾巴主义宿命论。
在鲁达什对我所谓的“时刻理论”（Augenblickstheorie）进行猛烈攻击时[15]，这种宿命论显露出十分粗暴的面目。我不想再谈他荒谬的“误解”，这一“误解”试图让人相信：在我眼中只有那些伟大人物才是重要的。鲁达什同志对我产生“误解”，是为了忽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16]他采用了尾巴主义的惯用伎俩来反驳所谓的“时刻”（Augenblick）理论，认为我忽略了所谓的“过程”（Prozess）。[17]《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无数段落都可以再明白不过地证明我并未忽视过程，我在此就不作赘述了。[18]然而，他认为“过程”与“时刻”相对，是因为他对“过程”进行了尾巴主义-宿命论式的理解，此“过程”概念排除了“决定性时刻”。但他把事情说得过于简单，而且也过于清楚地暴露了内心的信念：对他来说，不存在作出决定的时刻，他的“过程”以一种机械的方式演进，并以宿命的方式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行进到下一个阶段。当然，鲁达什同志没有直言这一点，他（就像当下的许多尾巴主义者一样）非常谨慎，没有切断自己与列宁的联系，但恰恰从他将“过程”与“时刻”对立起来的做法中可以明确看到他的观点。什么是“时刻”？时刻是一种情境，其持续时间可长可短，但“时刻”和导致时刻的“过程”有所不同，因为时刻将过程中的种种基本趋势凝聚在一起，在时刻中凝结着过程的决定性未来趋势。也就是说，这些基本趋势达到了某种顶点，其进一步的发展取决于这一情境得到了怎样的处置。在这一“时刻”之后，整个过程会采取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并不是一种有利于无产阶级之趋势的持续强化，也并不意味着在发展之中后天的形势一定比明天的形势对无产阶级更加有利。相反，“发展”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情境迫使人们立即作出决定，而后天作出决定可能就太晚了。鲁达什同志可能会想到列宁论“妥协”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列宁认为，几天的延迟就可以使得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主义者的妥协变得多余[19]，而且他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20]。又或者他可能想到列宁的焦虑，布尔什维克可能会错失在十月的日子里夺取政权的时刻：“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21]
当然，鲁达什同志会否认他的观点违背了列宁的基本概念。他以可贵的谨慎态度防备着此类指责：一方面，他指出“时刻”与“过程”相对立，就好像过程不是从一长串的时刻中产生的。而在这些时刻中，自然有一些时刻其意义在“量”的层面远高于其他时刻，以至于这种“量”发生了转变（如普列汉诺夫论及过当众多条件交叉于某一节点上时，这一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把“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者”这顶帽子扣在我头上。然而，我强调——我认为没有丝毫理由收回我的任何思考或以任何方式削弱它们——在这样的时刻中，一切都取决于阶级意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只有在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中才蕴含抉择的要素。正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性互动就在于，主观性要素不言而喻地是客观过程的产物和要素。而在某些历史情境之下，主观要素在客观进程中凸显出来，并影响客观进程的发现。这种反作用只有在实践中才有可能，也只有在当下（Gegenwart）才有可能（我使用“时刻”这个词，就是为了强调它的实践性和当下特性）。一旦行动完成，主观性要素就会回到诸多客观要素的序列之中。由此，对于每个政党而言，它的意识形态发展——如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都是具有客观性的因素，每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都必须将其作为客观事实来考虑。在上文中，我所概述的辩证性互动完全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而在抽象的情况下，也就是在脱离了实践的思想层面，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割裂的。任何把实践的上述特征归于理论的思想，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概念的神话，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唯心主义的观念论者（费希特）。[22]同样，如果无法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实践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如鲁达什的情况就是如此——将主体和客体的僵化对立从理论带入实践，那么就会陷入宿命论，如此一来，这样的理论就取消了实践，并变成了一种尾巴主义的理论。
“时刻”与“过程”不可分离。主体并不是以一种僵化且毫无联系的方式面对客体。辩证法所希求的既不是一种无差别的统一，也不是要素间的严格分离。相反，辩证法意味着要素持续的自我独立过程，也意味着对此独立进行持续的扬弃。我已经在著作中反复说明了这样的辩证性互动如何运作。在此，我们只需要理解如下观点：主观要素的这种（辩证的同时也被辩证扬弃的）独立性在历史过程中的“当下”阶段，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期，是总体情境中的决定性特征。我们应当看到，列宁主义者普遍抱持着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主观要素中这种积极主动且有意识的作用，列宁有关革命之准备与组织的基本思想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主观性要素的这一功能，列宁的“革命的决定性时刻”概念以及源自马克思又被列宁具体化的“起义是一门艺术”的思想也无从谈起。而且，几乎所有对列宁的指责（甚至是来自罗莎·卢森堡〔Rose Luxemburg〕的指责）也是基于如下观点，即革命可以由经济力量产生，也就是“自发”（von selbst）地、“自动”地、“由下至上”地发生，而不需要有意识的主观性因素（das bewuβt subjektive Element）发挥作用。
当他论述“决定性时刻”或“作为艺术的起义”时，列宁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起义概念和布朗基主义的起义概念区分开来了。[23]列宁强调革命的客观发展必须对起义本身形成推动（战争、饥荒、农民运动、上层阶级的摇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才能造就起义的成功。他还论述了客观发展如何影响工人阶级的态度（在七月，形势的发展尚不足以令工人和士兵为占领彼得格勒而奋不顾身地搏斗[24]）。但是，一旦客观形势成熟到了起义的那一步，一旦起义的“时刻”到来，那么革命进程中有意识的主观性要素（das bewusste, subjektive Moment des revolutionaren Prozesses）就会将自己提升为一场独立的运动。列宁对以下两种革命运动进行了鲜明的区分：其一是群众发起的运动，这种运动仅仅处在较为原始的阶段，只具有革命的外表；其二则是由自觉的先锋队发起的运动，是积极且具有决定作用的介入性运动。列宁对秋季之前和秋季期间的革命形势作出如下论述：“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群众高昂的拼命的情绪，他们感到，现在用不彻底的办法是无济于事了，要‘影响’是无论如何影响不了的，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在决战中领导饥民，那么他们‘甚至会采取无政府主义行动，捣毁一切、粉碎一切’。”[25]如果我们基于方法论的视角，更仔细地考察他在论述起义时援引自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Revolution und Kontei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的文本（这涉及我们当前所关切的问题），就会发现，列宁强调自觉的、有意识的要素，即主观层面的要素（通过有意识的行动的主体来集中力量，以及发起突然袭击等）。而同时，列宁的论述十分明确地指向纯粹的主观性因素（如决断力和道德优越感等）。而“作为艺术的起义”则是革命进程中的一个时刻，在这里，主观性要素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之所以可能，起义的客观形势之所以能够出现，以及革命主体——共产主义政党——之所以存在，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一点已无须赘言。即便就其本性而言，没有任何共产主义政党独立于主体而得以发展，也没有任何共产主义政党仅仅是基本社会进程发展的产物。主观性要素之所以能在这一“时刻”实现它的全部重要性，正是因为它在其早先的发展中已经在有意识地积极行动了（一个很好的反例就是“德国十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塔尔海默是一名强调自发性的尾巴主义理论家）[26]。但在那样一个“时刻”，人们的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也是人类的命运）都取决于主观性的因素。如果不理解“起义是一门艺术”这一说法的至关重要，那么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列宁有关革命过程的概念。列宁认为，在当前阶段（但这一阶段也同时和一切革命性的形势相关）如果有人“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27]。
当然，列宁对任何形式的“左的”主观主义都抱有严厉的批评态度（1920年，我在《共产党人》〔Kommunismu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议会主义的文章[28]，理所应当地受到了他的责备）。然而，正是这种冲突非常清楚地表明，列宁并不反对从原则上对“主观性要素”加以认知，而仅仅是拒绝对这一概念的错误运用。一方面，列宁反对对客观形势加以不正确的评估——当主观性要素并不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以过于简单的方式认为它存在。而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如下观念，即机械地认为主观性要素在整个过程中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观念认为，主观性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可能的，而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之下。也就是说，如果说鲁达什同志将“时刻”彻底溶解在“过程”之中，那么另有一些人则颠倒了鲁达什的观点，由此导向一种卢森堡主义（Lexemburgist）的自发性，即把关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刻的确定性真理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谬论，这种抽象的谬论认为过程的每一个瞬间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关于“时刻”的左倾理论恰恰忽视了辩证的转换，也就是“时刻”所具有的具体性、革命性的本质。“作为艺术的起义”变成了作为游戏的起义，主体应有的积极作用变成了主观主义的空谈。
然而，随着无产阶级的统治，“量”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具有了“质”的特性。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由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来行使（也就是说，不是像匈牙利发生的情况那样），那么这种主观性要素的功能就会得到一定（当然也是受到辩证限制）的耐久性。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说一个政党可以随意地改变国家经济的结构，而是意味着，在种种具有基础性的社会与经济趋势的相互竞争中，政党将有能力来有意识并积极主动地影响这些趋势的发展。只要一有机会，列宁就会与那些高估这一要素之意义、立场及其耐久性的立场偏左的同志展开激烈争论，但这并不是原则性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以抽象的方式提出问题，且这样的抽象性扭曲了具体情境中具体的辩证性要素。然而，他也同样有力地反对那些误解了主观性要素之意义的人，那些以失败主义的姿态屈服于“基础”、屈服于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必然趋势的人。我将简单地引用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的讲话，其中有如下句子：“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会怎样，这就取决于我们了。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使别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让自己受别人控制。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29]
列宁说：“这取决于我们”。当然，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如果抱持以下观点（像鲁达什同志那样[30]），即认为“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迈出一大步”是革命的必要前提，那么这样的阐释就是对列宁的一种歪曲，就是将其曲解为尾巴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31]这就好比，当有人声称我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是革命的驱动力时，也是对我的思想的歪曲。在特定情况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使用“时刻”这一术语），阶级意识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便是鲁达什同志也承认，在革命的过程中，一些非常有利的时机没有被抓住。然而，如果在革命之后（post festum）还坚信无产阶级仍在“摇摆”，没有“成熟”到可以发起行动的地步，甚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暂不”允许向革命过渡，那么这就不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是列宁主义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期，这在客观的经济层面上取决于以下事实，即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但正是在那些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中，无产阶级在主观层面上还没有达到与革命相匹配的成熟度。
这当然有其客观上的社会原因，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主观性要素蜕化成了客观性时刻（例如，英国工人的第一次伟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即将步入繁荣，成功的经济和工团斗争行将开始之际陷入崩溃的；还有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延续，法国蒲鲁东主义的工团主义〔Syndikalismus〕；自上而下发起的，作为民族统一与资产阶级帝制国家之基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德国革命；等等）。然而，如果经济发展动摇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那么资产阶级究竟能否克服这一危机，就完全取决于阶级意识。“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32]鲁达什同志是否认为这里的“愿意”只是列宁的一个装饰性短语？（列宁在很多地方都用这种风格来写作，譬如他总是讽刺地引用“自由王国”〔das Reich der Freiheit〕——这似乎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学来的。）列宁并不认为这种“愿意”是自发的，或是由基础所决定的——这一点应该也是共产主义者的常识。他应该知道，群众是动摇还是果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意识地以积极方式行动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采取的形式”[33]。在这里，列宁的另一句话也能说明问题：“党的坚定的路线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也是情绪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最紧要的革命关头，这一点人们当然‘凑巧’忘掉了。有时人们还十分‘凑巧’地忘掉：主要领导人的动摇和他们朝三暮四的倾向会使某些阶层的群众在情绪上也发生极不体面的动摇。”[34]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时刻”，在这些时刻，抉择“仅仅”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些时刻并不是浮在空中的，换言之，它们不可能仅凭意愿而产生，而是由客观过程催生的，也就是说，这些时刻不能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这一点已经可以从前文的表述中看出来。我认为，它们不能与总体过程相分离，它们之所以能够在过程中出现，是因为过程本身的基本特征。因此，布尔什维克以革命的方式（而不是尾巴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过程”概念，关键在于对上述关联的认识。孟什维克将主观性要素发挥积极作用的“决定性的要素”按照“渐进发展”的模式加以理解，而布尔什维克则在过程自身中发现上述决定性要素。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会发现这一过程的结构特征不是进化性或有机性，而是矛盾性，在平静中蕴含着前进和倒退的要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组织纲领说：“不存在共产党无法保持活跃之时刻。”为何？因为不存在主观性因素完全不可能以积极的方式发挥影响的时候。“任何一次罢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危机又是什么呢？普鲁士内务大臣冯·普特卡默先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每一次罢工中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他说得难道不对吗？”[35]当然，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但是，谁要是对这个基本问题视而不见，谁就永远不可能在规模或大或小的事件中把握住过程的这一面。谁要是像鲁达什那样，出于对“主观主义”的恐惧而断然否认这种时刻，就必然会（正如与鲁达什同志一起工作的匈牙利同志一次次发现的那样）以真正的宿命论和尾巴主义的方式来回应那些较为隐蔽的时刻。
显然，这种尾巴主义的观点和“为革命作准备”这一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素不相兼容。在这里，鲁达什同志实际上对列宁作出了修正，当然，每当他处理的问题导向这一概念时，他都会无意识地引入“预期”（Voraussehen）这个概念。“无产阶级暂时还不够成熟，以至于无法开展解放行动。而变得成熟取决于诸多条件，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定发挥了作用，甚至是相当大的作用。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作出这样的预期：只有当无产阶级完成其使命，并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才变得成熟。”[36]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表述风格的问题。一方面，因为鲁达什不断重复这样的表达；另一方面，鲁达什同志洋洋得意地宣称我的“主观主义”会导致怎样的糟糕结论：“社会民主主义者[37]必须在能够开展革命之前首先教育和培养无产阶级，唯其如此，其理论才会是正确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将其一切活动都限制在‘教育工作’上，才能取得‘政治’上的正确性。”[38]鲁达什同志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工作”，意识形态的影响才得以可能。（但）任何其他形式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经济进入人们的思维（以自动的形式，而不经过主动的或有意识的活动）。[39]鲁达什同志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一个相当程度上的康德主义者，他以一种极其接近于康德主观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并理解意识形态问题，即遵循“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相区分的模式。我的确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以至于我不会低估教育工作的作用，而且我认为教育工作对于鲁达什这样的同志来说是非常可取的，在以列宁之名发表一篇伯恩施坦式的反“主观主义”演说之前，最好先深入地研究一下列宁对组织问题的论述。
2． 赋予（Zurechnung）
由此，我们又回到了鲁达什眼中我所犯下的主要罪过之一，那就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das "", zugerechnete“Klassenbewuβtsein）。[40]
在我开始探讨实际问题之前，读者或许可以允许我作一些介绍性的论述。先要说明，就像我在书中处理的任何问题一样，我对“赋予”这个术语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如果事实证明，对于这一表述的含义——我今天仍基本认为它是正确的，并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为之辩护——我可以以更好的方式予以表述，从而减少误解的空间，那么我并不会同情“赋予”这个词的命运。如果表达方式不好，那就让它消失。我不认可鲁达什，在他对“赋予”一词之含义和起源的思考中（并且他只打算谈论这个词本身），我仍必须注意到——无论是出于对事实的无知还是有意为之——他对问题进行了简化。他把这个问题说得好像“赋予”是指一种函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共变依赖关系，即是说，它似乎是一个旨在取代因果关系的数学术语。[41]这是一个事实性的错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赋予”是一个古老的法学术语，其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然而，我在使用该词时所采用的意义只是在法学的后续发展中才变得普遍。事实上，它来自一种客观主义的取向。它有助于从混乱的表面联系和主观上的心理条件中筛选出那些在客观上起决定作用的因果关系。例如，一个物体从窗口掉下来杀死了下面街道上的一个路人。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是谁造成了死亡？而相关人员又做错了什么？在第一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当事人的想法或意图，而是他是否能够或应该知道他的行动，或他的“未曾采取行动”将会导致这些后果。为了不陷入对细枝末节的纠缠，我将援引罗马法中“尽职的户主”（diligens pater familias）[42]这一标准。很显然，这种定义旨在帮助我们从法律情境之中重构出一些具有客观本质性的要素，并从中提炼出客观典型性。（这些具有客观本质性的要素可能与构成统计数据和平均值的要素完全不一致。即便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要素可能会倾向于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但二者的偏离也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在巨大的市场繁荣中，普通的投机者并没有按照“正常”商人的做法行事，但尽管如此，依然可以为司法意义上的“赋予”或“推定”概念确立一个尺度。）
现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方法被人文学科沿用。也就是说，面对事实，我们试图对客观情况予以重构，并以此来解释“主观性”要素（而不是相反）。通过撇开客观情况中一些不那么必要的细节，我们可以辨识出那些按照正常方式或正确认知行事的人可以做什么，或被允许做什么。根据这一尺度，他们或正确或错误的洞见也可以得到评估。我想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的战争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也许鲁达什同志会因为梅林的判断而感到欣慰，他认为从这里学到一些东西并不是对其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玷污。[43]但是，如果他读一读恩格斯关于1870—1871年战争的文章，他就会在恩格斯对布尔巴基所指挥的战役作出的批判中发现类似的方法（可参见1923年于维也纳出版的《战争学笔记》〔Notes on the War〕）[44]，而政治性的批判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间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批判也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它们旨在说明在客观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他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他们却没有做什么。人们可能会想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山岳派（Montagne）和秩序党（Ordnungspartei）的批判，他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并不只是表明某个步骤或某一举措的成功在纯粹客观的层面具有不可能性（如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Junischlacht〕[45]中不可能取得胜利）。在某些地方，它还表明某一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主观上没有能力从既定的形势中得出可能的结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分析了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的较量，当时内政部长谈到和平受到的威胁，马克思说：“只要瓦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46]
只要我们谈论的仅是那些因为客观处境而必然地以虚假意识行事的阶级，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就需要将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置于虚假意识的对立面，才能正确地把握经济生活的进程。但是，即使是刚才引用的例子也可以告诉我们，将现实与虚假意识简单地对立起来还不足够。因为“虚假意识”可以是在辩证的意义上虚假，也可以是在机械的意义上虚假。也就是说，有一些客观关系是某一阶级（鉴于其阶级地位）所不可能把握的，而在同样的客观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情景及（符合阶级的）可能性，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根据客观情景做出正确的行为。然而，对上述情景的真实思考并不必然得出正确的符合其阶级条件的结论。以下两种意识之间是有差距的：一种是实际拥有的、对自身处境的意识；另一种是鉴于阶级地位所可能拥有的意识。要弥合这两种意识之间的差距，则是政党及其领导人的职责。（我在此重申，我们所面临之困境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没有对历史状况进行客观正确的科学认知；这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
无产阶级的地位有所不同。根据其阶级地位，无产阶级可以对历史进程及其各个阶段产生正确的认识。但它总是具有这样的知识吗？并不是这样的。既然这种“差距”被认为是一个问题，那么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必要研究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研究解决它的方法。我和鲁达什同志在“赋予”问题上的实质性分歧就在于此。我所说的“被赋予”的意识，指的是在任何时候与无产阶级的客观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意识，而且是无产阶级可以达到的意识。我使用“赋予”一词，是为了清楚地表示这一差距。我再重复一遍，如果这一表述会导致误解，我很乐意让它消失，但我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式思考阶级斗争，我不会从这一立场上后撤哪怕一步，而屈服于机械论-尾巴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反对意见。
正如本论战的读者所熟悉的那样，我的说法源于马克思的一段表述（见《神圣家族》）：“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47]鲁达什同志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反驳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在这段话中，有上文所描述的那种尚未实现的状态，而同时，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克服存在和意识之间的距离，或更准确地说，是克服以下二者之间的距离：一者是客观地与无产阶级的经济存在相对应的意识；另一者是由尚落后于经济存在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意识。根据鲁达什的理解，马克思的意思是：
社会主义作家赋予无产阶级一项特定的世界历史使命。他们为什么承担这项使命？以及他们为什么能承担这项使命？这是因为当下社会受到某些法则的约束，这些法则决定了社会的未来走向，就像一块石头的走向受制于重力法则一样，石头不知道它的坠落必然受制于自然力，同样，此刻的无产阶级也不知道它的走向。但仅仅是在现在——马克思说，因为无产阶级不是由石头组成的，而是由拥有意识的人组成的，所以他们会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命。而其他的人也会跟上。我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因为——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知道意识依赖于社会，是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是这样构成的——经由它所承受的种种痛苦，他们以绝对必然的姿态被迫采取行动，而且其意识也将以绝对必然的方式在一定时间内觉醒。
[48]
现在，我相信，马克思不会满意于这项旨在“预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他也不会满足如下想法，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自然会达到意识形态的成熟状态。在这个问题上，他曾多次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我只想引用他在《机密通知》中所作的一些论述：“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50]在这里，有两点对我们非常重要。第一，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和以下主张并无矛盾，即当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时，无产阶级的意识仍然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第二，主动地干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进程，使之从其现实所处的状态发展到客观上可能的最高状态，这是一项属于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对于我们当下的考量而言，无论如何强调这一事实都不会过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基础性的方法论问题，无论马克思对英国当时之状况的判断正确与否。
各类机会主义者总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形势的“错误”评估，认为他们“高估了形势的革命成熟度”。我们不想过度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只需强调，仅仅是没有实现革命的事实并不能证明确实缺乏革命的客观条件：请看上文所引的列宁的论述。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的主张中蕴含的方法论核心。现在，鲁达什同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承认无产阶级的实际阶级意识与其客观可能的水准存在差异这一事实。他不仅给我们规定了一项“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一公式“预期”了这一事实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地改变，而且他的文章还提出了另一观点来支持以下看法：如果无产阶级并没有获得或多或少的“阶级意识”，甚至对其自身所属的阶级抱有敌意，那是因为他们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本就不完全是典型的。他们要么不在大工厂工作，要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51]鲁达什同志正确地指出阶级地位具有多样性和变化的可能，但他从自己的提法中得出了一个最不正确、最非辩证的结论，即阶级必定会因其自身原因而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变化，而在没有共产党的任何有意识的帮助的情况下，对阶级地位的正确理解也会最终成功“涌入”。或者，为了不冒犯鲁达什同志对唯物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固守，也可以说：如果主体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变成了“纯粹的典型”，那么上述差距就不再存在。例如，美国工人在大工厂就业，而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组织的技术落后性是他们阶级意识不发达的决定性原因。
严肃地讲，我的目的显然不是要把阶级地位典型与否这个因素的重要性降到最低。[52]如果有人从极其宽广的角度考虑无产阶级的整个发展过程，包括这一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那么这种看法甚至可能是正确的——尽管需要一些重要的修改——对此，我们很快会进一步讨论。然而，对于实际的政治而言——幸好鲁达什也认为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对上述观点加以限定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从德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面貌兴起之时开始说起，那么会发现，在当时，恰恰是在最大的和技术上最有组织的机器工厂（如博尔泽希〔Borsig〕公司等）工作的工人最顽强地坚持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统一，而雪茄工人、皮匠、裁缝等则更迅速地加入了革命运动的行列（可参见梅林的《社会民主党党史》〔History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第三卷），只有到了鲁尔区中心的工人（他们确实不受雇于小工厂）或匈牙利的工人运动那里，鲁达什同志的观点才得到了验证，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到处都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清晰和坦率程度，并不与大公司和小公司的等级划分完全一致，甚至根本不相符合。而在相同的情况下工作的工人，其阶级意识几乎总是不同（即便他们也来自类似的社会环境）。我们对无产阶级之意识水平的考量不能停留在这个表面上的、听起来很吸引人的表述上，否则就必然会导致宿命论（就像鲁达什同志那样）。
在前引文本中，鲁达什暗示了“工人贵族”（Arbeiteraristokratie）[53]这一群体，却没有注意到这和他自己的观点相矛盾。因为恰恰是那些工人贵族才主要来自工人阶级中的某些按照鲁达什的观点属于“最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特定阶层。工人贵族招募自技术工人，而且这些技术工人主要来自规模最大的、技术最先进的工厂。社会民主党所确立的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与鲁达什同志的出发点相似。他们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强烈警告，把工人贵族的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提并论。在发生冲突时，他们把这一层次的阶级利益视为整个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意识被认为是充分地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意识。如果某人将阶级意识理解为工人所处之直接经济地位的机械的产物，如果某人没有从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方面对其加以考量，那么此人就必然会推导出上述结论。工人贵族构成了革命运动以其总体性方式发展的障碍——为了理解这一点，人们需要放弃直接性，并认识到真正的辩证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来了直接性，并在总体性的语境下给予了它以功能。列宁和列宁的学生们吸取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益并将其具体化。他们认识到，如果将工人贵族的利益和意识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相提并论，那么革命就会陷入危险之中。在列宁的诸多论述中，我仅试举一例：列宁认为机会主义是“为了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基本利益”[54]。本着同样的精神，季诺维耶夫也说：
社会沙文主义者（Social Chauvinist）将一小部分工人贵族的狭隘利益误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自己就大多来自这一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和劳动官僚主义是一对双生子。当社会沙文主义者谈到工人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往往——以相当不自觉的方式——想到的是工人贵族的利益。但即便在这里，他们想到的也不是真正的利益（采用“利益”一词的较为宽泛的含义），而是眼前直接性的物质利益。这两者绝对不是同一回事。
[55]
其次，单纯针对客观经济状况的分析，即便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也不够充分。如要获得正确的指导方针，就必须超越这种分析。然而，如果针对客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的客观正确性并不是立竿见影的，那么就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得出指导方针和与之相应的行动口号。它们绝不是“自发”产生的，即便它们“自发”在工人中产生了影响，但这也不能被视为判定其正确性的准则。列宁同志指出，在特定情况下，似是而非的“左”的口号往往比正确的口号更能发挥强有力的直接性影响。他补充道：“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57]。人们经常重复“反潮流”（Gegen den Strom）的必要性，恰恰是这种必要性——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都是如此——证明了所有“自发理论”都是无根据的，且在客观上是非革命性的。然而，正确的口号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它们不只是大多数工人的思想和感受，或普通工人的思想和感受。它们恰恰是“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58]。由此，我们就达到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因为以上这些——不多也不少——就是它的内涵，不管它被称作“被赋予的”还是其他什么名字。
当然，鲁达什同志会反驳：有什么理由将这种意识称为“阶级意识”呢？他说：“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意识正确或错误地反映了他们的情况而把它称为阶级意识。而是因为这种意识，连同其所有的特殊性，都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59]不言而喻的是，按照鲁达什的说法，正确的和错误的观念都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然而，就这句话而言，任何从事鼓动和宣传工作的人都可以给鲁达什同志上一课，他会问鲁达什同志，他是不是可以把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与没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他们同样是工人，他们的思想同样是由无产阶级的存在决定的）对立起来？他要问鲁达什同志，他是否有权对反罢工者所具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提出异议，甚至是对一个摇摆不定的工人所具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提出异议？而且，当他通过分析客观情况，并由此制定口号以唤起阶级意识时，他是否有权来唤醒并提高此种阶级意识？他是否会满足于确定以下情况，即经济的发展仅仅在普通工人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而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将会“预料”到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阶级意识也将逐渐发展到更高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考茨基主义（Kautskyist）的泥沼。在考茨基主义的理论中，“生产力水平”就是命数，斯大林同志正确地将这一观点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
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象“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60]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宣言》给共产主义者所下的定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几乎一字不差地把它纳入了自己的纲领。因此，意识到有必要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加以组织，这已经是共产党的基本常识。然而，一旦一个句子被翻来覆去地重复，那么即便它包含着真理，人们也容易不假思索地、毫不质疑地接受它。而当人们不再复述它的原貌，也忽视它的原意，甚至宣称从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时，情况又将如何呢？这就是发生在鲁达什同志身上的事。鲁达什同志表达了崇高的愤慨，他对以下事实感到不安——在我的书中有这样一节似乎犯下了罪过的文段：“正是这种分裂提供了理解阶级意识的途径，就象本文前面的格言所强调的那样，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65]他认为我混淆了意识和意识的内容。[66]我非常能理解鲁达什同志的愤愤不平：他的康德主义总是被艰难地压制着，不得不时不时出来透透气，反抗形式和内容在事实上的纠缠。因为康德主义的本质是把形式和内容完全分开，在当下的语境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无论意识的内容恰好是什么样的，人们的思想、感受、目标等可能会常常改变。在每个特定的阶段，他们的头脑中都存在着由这些东西组成的综合体，而正是这个综合体被称为“意识”。这种意识能在个人的心理上实现，也可以在大众心理的层面上实现。这种“心理或大众心理”是什么意思，则需要由另一门科学，准确地说，是心理学（大众心理学）这样一门自然科学决定。
[67]
在这段文本的第二部分，卢卡奇定义了那种仅对他而言可被算作意识的东西——也就是意识的内容。它的定义是，意识就是对阶级之历史使命的认知。但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如果你乐意的话！在任何特定时刻，人们意识的内容是什么？这一内容是否与现实相吻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和意识是否属于心理层面或大众心理层面毫无关系！无论内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否表达了“对阶级之历史使命的认知”，承载了这一内容的意识仍旧要么属于心理层面，要么属于大众心理层面！
[68]
如果我们试图摆脱鲁达什面对这一问题时高度模式化和康德主义的处理方案，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此处所针对的是阶级意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在处理意识时，意识是否真正可能和意识的内容区分开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论述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让我们回到前文中的例子，当我们否认一个反对罢工者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时，我们既不是在否认他的社会存在是一名工人，也不是在否认他的头脑中（在他属于工人的头脑中，鲁达什同志！）正在发生一个导致他反对罢工的意识过程（甚至是一个具有因果必然性的意识过程）。我们只是在讨论其意识的内容是否与其客观阶级地位相对应。对于一名以辩证方式思考的思想家，意识的概念必然与其内容无法分割。它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康德——无论他怎样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总是寻求一个形式的、一般化的定义（对于鲁达什同志来说，他所寻求的就是心理学）。它可以与一种抽象的内容相联系，而考虑这种内容则是“另一门科学”的任务。因为他绝对无法想象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无法想象形式由内容决定，也无法想象相应的辩证性的变化。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那高贵的愤慨（这种愤慨带有心理学——或者用鲁达什喜欢的词来说——大众心理学的色彩）。因为从他的机械二元论的角度来看，这个使阶级意识得以实现的场所只能是“恶魔”或“诸神”，因为对于机械二元论而言，这“第三场所”必须保持超越性。真正的社会基础是党，但在尾巴主义者看来，党总是带有一定的超越性。
然而，如果拒绝按照鲁达什同志的方式一味地遵循康德之形式与内容的分离，那么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重申：阶级意识的概念是一个包含内容的概念。它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令这一概念得以实现的场所，也就是那声名昭彰的“第三场所”，即是共产党的组织。列宁同志从一开始就明确强调了党的这一使命，并在反驳自发主义-尾巴主义者的过程中明确地捍卫了这一使命。他说：“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69]当然，这个过程是在党员的头脑中进行的，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决定性地解答这一问题，因为机会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形式也会在机会主义者的头脑中发生，就像革命的观点在革命者的头脑中发生一样，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二者在形式上是一样的，这两种观点都在相同的意义上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因此，作为自发性理论的代表，罗莎·卢森堡一以贯之地（也就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一贯地）声称：“但是，既然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威胁它的暗礁不是从人们头脑中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那么预先防止机会主义错误就不可能做到。只有当这些错误在实践中获得了具体形式之后，才能通过运动本身克服它们，当然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武器。从这一角度来看，机会主义也是工人运动本身的产物，是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因素。”[70]但实际上，决定性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对无产阶级地位的正确认识（列宁所说的“意识水平”，我所说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受”）如何能够被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内容上变得更加正确，更加适合于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如何使得这种意识在尽可能多的阶级成员中被意识到（用列宁的话来说，保证有相当高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
当然，这样的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处于不断运动中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被理解为一种过程。（我希望我已经充分地解释了如何从辩证的层面上理解“过程”一词，如此一来，这就不会给尾巴主义者留下对付我的口实。）这意味着经济存在以及伴随经济存在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及其组织形式也在不间断地发生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此处所描述的提升阶级意识的规定（Bestimmungen）对这一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时刻都是有效的，而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构成了决定即将到来之阶段的原因。因此，阶级意识以及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都不是永远不变的概念，而是对具体历史情境中具体关系的表达。“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为独立的并采取了客观形式这一点，只有当它在每个时刻真的体现无产阶级这个时刻的革命意义时，对无产阶级才有意义。”[71]那么，这种发展，这种阶级意识水平的提高，不是无止境的（或无休止的）进步，不是朝着一个永恒的目标前进，而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不仅不断地与整个社会现实的发展交替进行（例如，如果因为摇摆不定或先锋队的意识水平低下，因而无产阶级的行动没有成功，那么目标的状况会被改变，使进一步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在较低的水平上开始），而且相应地，它不是沿着毫无曲折的向上路线行进的。准确地说，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对政党的发展具有空前的意义，并通过政党向整个无产阶级传递。自我批评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观点。因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自我批评意味着：知道在某一特定时刻党的行动没有达到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水平。在研究实际活动的水平与其具体和客观可能性之水平的差距，并探寻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时，不能简单地对客观原因加以确定，因为这种“客观主义”，正如季诺维耶夫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72]（见《反潮流》文集），充其量是一种宿命论。相反，研究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为了消除此种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完全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并彻底纠正错误，且这种认识和纠正比部分正确但只是自发产生的活动更加能够提升阶级意识水平。
为此，列宁的组织形式是必不可少的，绝不像卢森堡同志所认为的那样，是“纸面上的”无用保证。相反，它们是令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得以出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首先是党——党是真正的中介形式——意识在其中出现，并通过它得以发展，保持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的发展相一致。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部分是自下而上、通过阶级斗争而自发出现的，而这些组织部分地创造了意识（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然而，如果认为阶级意识唯一可能或唯一正确的出现方式是自下而上的，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组织形式的中介功能将被排除在外。一方面，组织被低估了，解放仅由创造组织形式的自发群众运动所带来，而组织被贬为抑制性的，是“保守的性质”[73]。另一方面，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组织并以此引导它的运行，那么它的确会变得保守和僵化，这使得它与不断变化的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发生脱节。问题的两方面密切相关。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米歇尔斯[74]提出了“党派社会学”（Parteisoziologie）中的“保守性”因素。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一贯地从资产阶级的视角出发，当然同样一贯地忽视了无产阶级组织的特异性。而鲁达什同志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也就是组织问题上，秉持康德主义的形式-内容二元论，并希望以“一般”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式解决阶级意识问题，他的方法也是非常一贯的。每次他以一种纯粹沉思的、思辨的视角看待历史问题时，他都站在自发性的阵营中（即便他不承认这一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自发性理论自称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并应用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视角，但它实际上是一种静观的视角，因此具有资产阶级的二元论特征和非辩证特性。
我将组织称为真正的中介形式，其真正意义何在？这又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当不幸的是，我必须再次强调：社会现象的实际构成并不是直接显现的。社会存在的直接显现形式并不是大脑里的幻想，而是构成真实存在形式的要素，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条件。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它们会受困于这些形式，而不再努力揭示那些隐藏起来的相互关系（即中介）。通过这种中介，这些现象在现实中相互联系；也是通过识别这些中介，我们才能在正确的关联中对其进行认识。如果鲁达什同志[75]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门经验科学[76]，那么他就成了资产阶级片面性的受害者。因为他以康德式的僵化的二元对立将经验的观察方式和先验的观察方式对立起来。诚然，马克思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特征，这与建构性的历史哲学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在反驳经济学上的经验主义时，马克思强调：“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77]而且他强调，李嘉图主要的错误就在于“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78]。而这些正确的抽象概念，并不像黑莓、老生常谈之事以及与鲁达什同志亲如兄弟的驴子[79]那样是直接从经验现实中生长出来的（当鲁达什热衷于在他和驴子之间建立亲如兄弟般的关系时，他忽略了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mes〕的“唯物主义者的灵魂”概念中蕴含的天主教方济各会色彩和庸俗底色）。同样，正确的抽象概念也不像鲁达什同志那样不依赖于理论性的立场。[80]当然，它们的可被识别性并不取决于任何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认知的目标”（Erkenntnisziel），而是取决于阶级的立场，以及以阶级立场为条件的“认知的目标”。在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其阶级立场以及由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知识目标在其有关现实的概念（通常在经验上是正确的）中发挥的作用（在这里，我有意没有谈论那些资产阶级辩护士）。与此相反，如果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有能力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正确的知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提供这种知识，更确切地说，这种知识正是从这一立场得出的。如果有任何人不能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区分开来，那么他要么是非辩证的二元论者（如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希法亭），要么是唯心主义观念论者（就像拉萨尔）。鲁达什同志似乎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反复摇摆。而以唯心主义或非辩证的方式看待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会带来何种后果？这一点将在稍后得到讨论。
通过探求构成阶级立场与自觉且正确实践之中介的现实联系，列宁找到了无产阶级实践的具体可能性——这必须被算作他不朽的理论成就（一个鲜明的反例是卢森堡，她坚持未经中介的神话的视角）。这是因为，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言，无论在其内容方面，还是就其出现和发展来看，这些都不会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被提供。只要阶级意识之成长过程中真正的中介环节尚未被发现，那么它在实践中也不会得到分析，只能以一种自发且处在原始阶段的方式发展（对于真实的社会力量而言，如果它没有得到认识，那么其效力便具有一种自发性）。为了消除这种自发性，仅承认产生并决定阶级意识的经济与社会的一般存在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其在经济上最细微的细节也得到了计算。相反，那些对这一过程起真正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的、具体且现实的中介形式（当然，这些形式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相联系，并以后者为基础）应当被具体地认知及具体地应用。马克思不仅仅是《资本论》的作者，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发起人，而列宁在这方面尤其伟大，也是马克思的学生中唯一和他具有同等地位的人，他是俄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创始人，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发展”，也恰是一种组织形式。
机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抵制为列宁所认知和应用的那种组织形式，他们视之为“人为的”形式（künstliche Formen）——直到今天，这种抵制仍在继续。而抵制的原因清晰可见——这和鲁达什以令人不胜其烦的方式重复尾巴主义并反驳我所提供的定义有着相同的原因。很显然，这些组织形式不只是对普通工人未经中介之意识状态的心理表达（即便此人的情况“非常典型”），即是说，它们不是从心理层面或大众心理层面的感受，而是从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正确认识出发，从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总体性出发，制订出极为现实的措施。在这些措施的帮助下，首先，无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意识水平得以提升，从而产生与其客观总体形势所对应的正确意识；其次，对于广大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的人们而言，他们能够在斗争中得到正确的领导。必须强调，只有一部分工人可以被提升到这样的水平。列宁反复声明这一点：“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的。”[81]然而，即便对于这一部分工人阶级而言，其意识水平也不是“凭借自身”（von selbst）得以提升的，而且，甚至不能将之视为内在于其直接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正如列宁在《怎么办》（Was tun ?）一文中所解释的那样：“正确的阶级意识”（他所用的术语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82]。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目标意识的行为蕴含于自发因素之中。此外，转变不能单单自下而上地发生。
尽管如此，在这种“从外部”（von auBen）而来的因素和工人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辩证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出自资产阶级，但其学说是工人阶级发展的产物——当然，并不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而且，不仅仅是学说本身，即便是构成这一学说之基础的要素（李嘉图、黑格尔、法国历史学和社会学派）都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在其思想中总结了令无产阶级得以产生且构成无产阶级之部分的社会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先行者，在他们看来，只有基于此种客观的社会存在，理论和阶级斗争才能被结合起来——从直接性的角度来看，它们似乎是以相互独立的方式运行的；而直到成为“社会运动的有意识的产物”，理论才随之具有了革命性（见《哲学的贫困》）。然而——按照列宁既正确且深刻的观点——即便是这样的理论也是从外部影响无产阶级。即使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可能，它对阶级自发运动的影响仍将来自“外部”——当然，这种“外部”需要经由具有决定性的辩证的方式被限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甚至在资本主义之后的某些时候），整个工人阶级就可以“自发地”达到客观上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的意识水平，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进一步的发展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在阶级“外部”的因素将与阶级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最终失去其外部性。由于考虑到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这种“外在于阶级”的因素还不足以摈弃列宁所指出的那种辩证关系。因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只是将它直接置于与资本家的斗争关系中，而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结合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知识时，它才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处文段中，列宁用以下方式解释了这一思想：“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83]列宁还作了补充：“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84]这样的组织是由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所组成的，而谁又愿意朝这个方向积极地努力呢？那就是专业的革命者：“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85]因此，对于列宁而言，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雅各宾派”：“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86]
然后呢？所以，这神秘的“第三场所”，这个“历史的精灵”（der historische Dämon）就是共产党——对于尾巴主义者鲁达什而言，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可能性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有一个有意思的特征：它是一种必然会朝着自觉发展的内容。一方面，这意味着思考着的意识能被视为自觉的（阶级意识）——这取决于党能否对其思想内容产生意识；而另一方面，内容如要实现，就必然会变得有意识，必然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发挥作用。组织形式的存在是为了使这个过程成为现实并予以加速，为了使这些内容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变得有意识。一旦有了意识，工人就变成了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也正是这些内容充分地与他们所处的客观阶级处境相对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达什同志在我对阶级意识的定义中发现的“简单的矛盾”[87]。作为一种辩证的事态[88]，也就是说，它背负着一个辩证的矛盾——因为在阶级意识背后对其构成支撑的现实是辩证性和矛盾性的。而他指控我陷入了唯心主义[89]，但我实际主张的是由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构成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过程”与对过程的“感觉”[90]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存在，不像鲁达什同志所说的，这是因果关联及其“目的”之间的差异——这是他强加于我的观点。而真正的差别出现在以下二者之间：一者是直接被给予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经验现实（正如列宁同志所说，其中只能产生工团主义的意识）；另一者是一切社会规定所构成的、具体的和发展的总体——是这样的总体导致了直接的现实。如果鲁达什同志能不带偏见地阅读我书中的相关段落，那么他可能很容易就能理解这种差异的含义。分析的重点是暂时的特殊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以下二者的区分：工团主义的斗争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于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来说，“感觉”（Sinn）这个词在这里没有别的意思，一方面是强调这种区别，另一方面这种区别同时指向活动，即实践的中介形式，也就是真正的阶级意识。被认为存在于此的矛盾仅仅对不以辩证方式思考的思想家成立。对于他们而言，矛盾在于阶级意识的“客观性”（如它的内容，它的真实中介形式并非因被思想而得到确立）和它的“主观性”（如它的内容变得有意识，必须采取意识的形式才能成为现实）之间。当然，如果以康德主义的方式将形式和内容机械地分开，那么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实是无法理解的。
由于按照这种方式，意识与其内容相分离，而意识的内容也仅仅是一条“渠道”：经由这一渠道，客观的进程以其完全自发性的方式流动于其中。于是鲁达什同志就会发现，我所持的“阶级意识具有决定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是最具有历史决定性的）因素”这一观点是不可理解的。“但直到目前，没有任何人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视为一场意识的斗争。”[91]我不想毫无意义地堆砌引用，所以我只引用季诺维耶夫同志的话：“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为工人阶级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贵族及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为了农民与资产阶级斗争。”[92]鲁达什同志是否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关于意识的斗争？如果可能的话，列宁同志和他的学生拒绝对农民采取暴力措施。他们希望让农民相信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必要性——这将有助于找出意识在这里是否也只是一个渠道，以及“过程”自发地流向何处的答案。鲁达什同志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提醒自己，在谈到“对意识的影响”时，他仅仅将其理解为“教育工作”（而且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意义上）。他在马克思、列宁和我身上都找不到这种观念。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清楚地知道，关于意识的斗争包含了党的全部活动：它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与为赢取阶级意识而展开的斗争以及为了与半无产阶级层次的联盟得到意识所作出的努力是不可分离的（对于这些层次，就像对于无产阶级一样）。因为在任何时候，群众意识都不是独立于党的政治而发展起来的，它所体现的是阶级意识。
不言而喻，阶级的行动大体上是由这种平均水准决定的。但是由于这个平均水准不是静止的，并且不能由统计数值决定，而是本身就是革命过程的产物，因此同样不言而喻，一个基于现有平均数的组织是注定要阻碍发展，甚至要降低一般水平的。相反，明确地确立在一定时刻客观上可以达到的最高可能性，由觉悟的先锋队的独立组织所代表，这本身就是以对革命有利的方式消除在这客观的可能性和实际的、处于平均水准的意识状态之间的矛盾。
[93]
3． 农民作为阶级
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和无产阶级的意识有关。同时，另有一个要点引起了鲁达什同志高尚的愤慨。在他那崇尚“精确性”和“科学性”的心灵看来，意识（意识的形式须与它的内容相区分）必须在一间心理学实验室当中得到检查。而“内容”的问题显然要留给同样具有“精确性”的“社会学”。然而，对于这种社会学来说——这是自明的——任何阶级的阶级意识都仅仅是阶级意识：一种由经济处境所带来的意识的形态。在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色的。[94]鲁达什同志“顺便指出”[95]，我对农民是否可以在严格层面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表示怀疑。这一观察主要参照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段文本，在那里，鲁达什“忘记了”引用原始文献。而这段文本实际上是我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引用而来的：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96]
在过去，农民是封建统治下的基本阶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在实际意义上存在的阶级。因此，从整体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不构成一个阶级。然而，只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其生产关系从封建性质向资本主义性质过渡的社会，那么农民作为整体就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相对于封建土地占有者来说，它构成一个阶级，但只要它被资本主义关系控制和取代，它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出现。
这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完全吻合，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典型性的真正的阶级，其扩张倾向将带来一种趋势，即整个社会都将坍缩为这两个阶级。根据这一概念，马克思对农民的社会存在加以分析：“农民或手工业者分裂为两重身份。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98]通过探讨由此产生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了存在于农民的社会存在之中的根本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社会存在都必定建立在矛盾之上。如果某人根据单纯的、形式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学”而保有一种处在简单、抽象水平上的矛盾概念，那么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并不总是完完全全的矛盾。只有在资产阶级思想的“黑夜”中，所有的“牛”才都是黑色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典型性的两个阶级而言，矛盾出现在令二者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之中（由此，为了加以对比，一刻也不要忘记在我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差别），这意味着这一经济基础在矛盾中发展，这意味着它的发展是一种更深更广的“展开”过程，是经济基础之内在矛盾（危机）的不断扩大和再生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被分割成了异质的部分（heterogene Teile）。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辩证性矛盾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在作为社会存在之结果的意识中）所揭示，而不是在两种不同的生产秩序所具有的矛盾中被揭示——就像在农民的情况中那样。因此，像农民这样的社会存在，其矛盾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那样直接地具有辩证性质。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的辩证发展，其矛盾才会经由这一中介取得辩证的性质。因此，只有从一种阶级的立场来看，农民的矛盾才可以被把握为辩证的，农民才可以变得富有意识。而这种立场意味着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发展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且这种立场本身是由为其奠定基础的社会存在所带来的——换言之，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无法意识到这一总体运动（也就是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向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必然发展，以及从这种总体性的综合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等）。如果在某些时候，资产阶级也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上采取了一些正确的阶级行动，那么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所秉持的却是“虚假意识”。马克思在讨论资产阶级实践时就说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99]
那么农民本身又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检视一下他们的社会存在。就在前文所引的段落之前，马克思曾说：“农民和手工业者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虽然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但是，他们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00]在另一段话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解释了这种状况：“第一，信用的一般规律并不适用于农民，因为这个规律要以生产者是资本家为前提。”[101]接下来，他继续对农民的状况加以详尽的阐述。我仅仅引用一些最重要的句子：
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却又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很有限，还没有展开它的全部特性的地方才会发生；因为这些现象正好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农业不属于或尚未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属于一种由已经消亡的社会形式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因此，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点，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的货币价格的依赖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所产生的缺点是一回事。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
[102]
特鲁赫泽斯的奸诈使他从已成定局的覆灭中挣脱出来。假如他不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绝大部分都已经士气低落的农民，以及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首领，他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早就遭到至少由25000—30000人组成的四个纵队兵力的包围，而且无疑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他的敌人目光短浅，而这一点在农民群众身上一直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就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需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从敌人手中逃脱。[110]
用最近的例子来说，人们也许会想起斯坦博利斯基领导下的运动。[111]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这个例子中，农民很显然没有能力领导整场运动；而另一方面，正是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说明了农民如何可以，且必须由无产阶级指明他们自己的道路。
人们不会说无产阶级从来不会犯错，我也承认这一点。然而，无产阶级在客观上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达到真正的阶级意识，而不再仅仅是工团层面的意识，而农民阶级必须被领导。不言而喻，这种领导不是强行进行的，因此，在社会存在的转变和农民的意识之间发生了持续的互动。然而，在总体发展中，其中的辩证矛盾是在无产阶级（或党）中变为有意识的。无产阶级是农民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中介，此种进一步的发展既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符合，也与农民的意识之发展相符合，同时也不会被农民的意识局限。下文所引的论述非常符合农民阶级的状况：“群众就会受完全不同的力量驱使，去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样，理论对群众的运动说来就只意味着一种纯粹偶然的内容，一种使群众能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必然的或偶然的行动、而不保证这种意识的产生与行动本身有真正和必然联系的形式。”[112]鲁达什同志认为他从这些话中看出了我的唯心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13]他因此忘记了，对辩证法而言，“偶然性”从来不意味着某种在因果关系中没有必要性的东西。相反，偶然性是某种特定的因果规定所产生的表象。如果鲁达什对黑格尔不熟悉，那么或许从恩格斯那里，他可以了解到，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114]（还可参见马克思于1871年4月17日致库格曼博士的信[115]）。与农民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意识是由无产阶级建立的，是由无产阶级向农民传递的，是由无产阶级在他们身上激活的，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否则他们自己只能自发地、偶然地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没有从其社会存在中必然产生的意识。只是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拥有阶级意识的意义上，这不是阶级意识。因此，共产党与农民的发展发生关联的时刻不一定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时刻。恰恰相反，年轻的共产党（例如，专政时期的匈牙利党）常常会犯的教条主义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将现代管理下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所具有的客观经济优势作为其出发点。而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只有经过长期的革命教育，才能使农民知晓大规模的组织具有何种经济上的增益（对农民来说！）。[116]同时，我们教条地忽视了农民意识发展的具体形式和具体的中介形式。列宁同志敏锐地反复提请我们注意这一点：“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117]然而，如果这种“完全正确”的策略[118]被用在无产阶级那里，那就无异于向存在于广大工人群体中的工团主义倾向让步，就会鼓励其意识水平的下降，列宁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方法论意义上，认识到这种差异意味着：认识到无产阶级之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相较于农民之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存在结构上的差别。而我们的理论要以一种具体且辩证的方式来处理不同阶级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意识，要秉持一种历史的辩证性，而不是采用一种形式化的社会学方法或形式化的心理学方法。
我希望，说了这么多，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我对“赋予”一词的使用。我不会赘述一些复杂的细节，也不会深入鲁达什尾巴主义的附属内容。他很清楚，我已经和我自己的过去完全决裂，不仅在社会关系上完全决裂，更在哲学思想上完全决裂。在我看来，我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所写的著作在各个方面都是错误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在1918年后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选择的文章也是对早先著作的批判）。鲁达什也十分清楚，我从来不相信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意识，他也明了我对马克思·阿德勒的批判[119]等。如果知道了种种这些，他依然坚持对我的敌对立场，那么这就只能是因为他在这场论战中真实的关注点之所在：他想通过尾巴主义来掩盖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党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对我发起长篇大论的批评时几乎触及了一切可能触及的东西——除了那些《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真正关键性的论文（如《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
[1] 德波林写道：“作为真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与恩格斯的伙伴形成鲜明对立。他们反对‘幼稚的’唯物主义，而是主张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试图援引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教益被恩格斯误解。这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厚此薄彼’的做法必须被坚决反对。马克思从未试图论证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同一。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只有黑格尔主义者，如卢卡奇和他的追随者会作出这样的断言，但这完全和马克思主义不沾边。列宁非常正确地对这种立场予以拒斥。当时提出这种立场的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Bogdanov），他和卢卡奇颇有共同之处。关于存在与知识，列宁写道：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英译者注
[2] 参见Arbeiterliteratur,X,S.629.——原注
[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9页。
[4] Arbeiterliteratur,X,S.639.——原注 卢卡奇的意思是，由于德波林严格区分主体和客体，否认客观事物受主观性因素影响，因而当他看到卢卡奇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同一与相互作用时，他认为卢卡奇夸大了主观性因素的作用，甚至将客观化的事物变得“观念化”了。但卢卡奇恰恰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和相互作用发生在现实性的过程（而非观念）之中，因而卢卡奇认为德波林将自己的观点扭曲成了相反的含义。同时，在卢卡奇看来，带有“主观性”的阶级斗争正是推动“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而德波林在罗列主体—客体互动的形式时既没有列出阶级斗争，又将“社会”放在了“主体”一侧，这种理论设定既忽视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又忽视了社会之内的历史进程的客观性。
[5] 参见Arbeiterliteratur,X,S.639。——原注
[6] Arbeiterliteratur,X,S.678.——原注
[7] Arbeiterliteratur,X,S.685usw.——原注
[8]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页。
[9] 鲁达什一度是匈牙利革命政权中的极左派，在1920年对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鲁达什持有一种相当激进的观点，即认为匈牙利革命的失败缘于共产党没有坚定地站在群众一侧开展斗争。此处卢卡奇所说的“年轻幼稚病”“主观主义阶段”指的就是鲁达什在这一阶段所作的思考。
[10] 红军收复索尔诺克发生在5月，此处卢卡奇的记忆可能并不准确。实际上，在8月1日，罗马尼亚军队已经进逼到布达佩斯城外40千米处。
[11]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页。
[12]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7页。译文有改动
[1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9页。
[14] 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9—113页。简言之，鲁达什认为卢卡奇主张观念性的因素（即是否能把握总体性）构成了决定阶级斗争的关键，但卢卡奇认为这一解读是断章取义的，因为能否把握总体性本身由一系列物质性的因素所影响。
[15] 参见Arbeiterliteratur,XII,S.1077-1078。——原注
鲁达什写道：“事实上，即便是卢卡奇所钟爱且对他至关重要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也被想象成了一个‘时刻’。但是，如果这真的取决于时刻，那么人们对革命的命运甚至是人类的命运都会感到相当绝望。因为某些时刻可能会被正确地把握，但大多数时刻肯定会被错过！如果我们不再有一个能够正确地对这些时刻加以评估的列宁，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革命注定要失败，与此同时，人类可能也注定要因此灭亡。这是多么悲惨的前景啊！这种建立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刻之上的理论，一方面与那些强调伟大人物之作用的理论极其相似，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有着相似之处。整个资产阶级都希望，随着列宁的逝世，俄国革命这座宏伟大厦会轰然倒塌。但这没有发生，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资产阶级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即使是最划时代的人物，也发挥不了资产阶级所赋予他们的巨大作用。而‘时刻’的作用也不可能超过那些伟大人物。在整个社会革命的时代，现代经济强大的生产力推动着革命的爆发，而且其作用日渐增强，即使是最重要的‘时刻’也不足以‘决定’阶级斗争的结果。”——英译者注
[16] 卢卡奇没有在此指明鲁达什究竟违背了哪一条原则，根据后文，卢卡奇对鲁达什的反驳集中于他的观念与列宁关于革命的“决定性时刻”的论述相悖，违背了列宁所说的“起义是一门艺术”这一原则。
[17]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 XII, S.1082。——原注
[18] 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3—344、407—408页。
[19] 在文章中，列宁认为，如果能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成立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并使其得以巩固，那么这将“保证（这种可能性极大）俄国整个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极大的可能性大踏步前进”。为此，可以与孟什维克妥协。卢卡奇的意思似是，一旦这“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错过，那么纵然与孟什维克妥协，也无法达到本应具有的效果，因而妥协成为多余的。（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132页。）
[20]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
[21]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1页。
[22] 卢卡奇在前文中详细论述了鲁达什如何因为将观念领域的主客对立带入实践而陷入宿命论，但对费希特的情况并未详加讨论。可以理解为：在现实的、实践的领域，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可能发生；而费希特的“行动的哲学”将此种能动的作用赋予观念，令观念性的因素具有了能动性和主体性（而非现实的主体），将其视为“设定”其他存在的前提，并由此成为唯心主义者。
[23] 参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或《给同志们的信》两篇文章，载《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4]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25]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5页。
[26] 1923年10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计划下，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魏玛共和国所面对的国家危机，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发动起义，但被镇压。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系德国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1923年起义期间担任符腾堡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长，被认为需要为起义失败负主要责任。
[27]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
[28] 此处卢卡奇指的是《议会主义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Parliamentarianism）一文，英文版见于《策略与伦理》（Tactics and Ethics）文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对卢卡奇予以点名批评。
[29]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
[30]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 XII, S.1085。——原注
[31] 鲁达什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卢卡奇，“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鲁达什补充道，“而且不是在意识中，或仅依赖于‘自觉’的意志”。然后他继续引用列宁的话，“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伟大的创举》，载《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英译者注
[32]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3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26页。译文有改动。
[34]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页。
[35]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326页。
[36] Arbeiterliteratur,X,S.696—697.——原注
[37] 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初也包含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其后续发展中，才开始专门指代主张非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此处需要注意， 鲁达什应当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
[38] Arbeiterliteratur,XII,S.1086.——原注
[39] 简言之，鲁达什认为，由于卢卡奇强调成熟的阶级意识所具有的重要性，因而导致的结论是，为将阶级意识提升至成熟，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接受教育，且必须基于教育才能进行其他更具实践性的革命活动，而卢卡奇认为令阶级意识得以提升的方式不止于此。
[40] zugerechnete有“推算、推定”的含义，而das„zugerechnete“Klassenbewuβtsein指的是与客观的阶级地位相匹配的意识，它区别于作为个体的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所具有的意识。此处参照中文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翻译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是“客观”的阶级地位“赋予”了无产阶级此种意识，而此种意识可以从无产阶级的客观地位中被“推定”出来。在卢卡奇后文提及的法学语境中，或许“推定”一词更加常用，但考虑到已有的中文翻译，译者依然沿用“赋予”一词。
[41]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 X, S.670ff。——原注 鲁达什写道：“顾名思义，未知的东西是从已知的东西中‘推定’出来的。‘推定’这个说法来自数学，其含义也非常简单。假定在两列数字x和y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使得x的某个值对应于y的某个值，那么x和y就可以从彼此的值中被‘推定’出来。众所周知，当x和y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时就是这种情况，如：
f（x）=y
如果我已知道x的各种取值，如令x取值1、2、3，那么可从这些x值推定出y值。这种数学运算并不总是简单的，但此处无关难易，我们只是为了澄清这个概念。在每个与推定相关的运算中，必须有已知的（x）和未知的（y），并且后者必须能从前者中‘推定’出来。当然，在数学中，x和y之间的关系并非某种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函数关系。因果关系在数学中是没有意义的。无论x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种转变都会带来y的转变，而不必说y转变的原因是x。但是现在，在哲学家李凯尔特和社会学家韦伯那里，他们不仅把这个数学上的‘推定’概念挪用到了哲学和社会学中，而且还把数学逻辑也一起拿走了，其目的正是要在社会表象的世界中完全消除因果关系，或至少将因果关系降到第二性（也就是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历史领域，因果关系也变成了一种函数关系。他们用‘推定问题’来否认具体的因果关系，否认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因果性的方式服从于规律。如此一来，他们令历史成为历史哲学，即历史的形而上学。而社会学原本是一门探究社会事件的发生所遵循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它被降格为一门否认社会事件的发生遵循任何规律的学科。他们接受了数学上的‘归因’概念，就好像这是上帝赐予的一样。而这一概念在数学中的特点正在于：其中不同变量之间可以相互‘推定’，彼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对于那些否认社会表象服从于规律的人来说，因果关系的概念恰恰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Arbeiterliteratur, X, S.670-671.）——英译者注
[42] 罗马法中对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
[43] 德尔布吕克曾采取类似于卢卡奇所提及的方式对战役的得失予以评点，而梅林曾对德尔布吕克的著作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新世纪里资产阶级德国的历史编纂学产生的最重要著作”，因而卢卡奇有此发言。
[44] 查尔斯·丹尼斯·索特·布尔巴基（Charles Denis Sauter Bourbaki，1816—1897）是普法战争中的法军指挥官。恩格斯曾在“战争短评（三十五）”和“布尔巴基的覆灭”中对布尔巴基所指挥的战斗予以评价。
[45] 六月起义系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工人因不满资产阶级政权而发起的起义运动，最终被镇压。
[46] 此处不经讨论就被否决的是“189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瓦伊斯为时任内政部长，“唤来赤色幽灵”指的是当时的形势风起云涌：“只要那个叫作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200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48] Arbeiterliteratur, X, S.695-696,——原注
[49] Arbeiterliteratur, X, S.695-696,——原注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8页。
[51]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X,S.693。——原注
[52] 参见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15—416页。
[53] 即前文中鲁达什所说的，对自身所属阶级抱有敌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那种工人。
[54] Lenin, Sinoviev, Gegen den Strom.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4-1916,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1, S.157.《反潮流》文集收录的主要是列宁与季诺维耶夫两人于1914年底至1917年初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以及一篇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上的长文。
[55] Sinoviev, Der Krieg und die Krise des Sozialismus, Wien: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1924, S.546,——原注
[56] 参见 Lenin, Sinoviev, Gegen den Strom.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4–1916,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1, S.405ff。——原注
[57] 列宁的原文为：“例如在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革命的时刻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58]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4页。
[59] Arbeiterliteratur,X,S.690.——原注
[60]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页。
[61]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63] Arbeiterliteratur,X,S.681.——原注
[64] Arbeiterliteratur,X,S.687.——原注
[6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3页。
[66] 参见Arbeiterliteratur,X,S.682。——原注
[67] Arbeiterliteratur,X,S.682-683.——原注
[68] Arbeiterliteratur,X,S.682.——原注
[69]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0页。
[70] 《卢森堡文选》，李宗禹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71]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26页。
[72] Lenin, Sinoviev, Gegen den Strom.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14-1916.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1, S.239.——原注
[73] 《卢森堡文选》，李宗禹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74]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是德裔意大利籍社会学家，其代表作包括《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中的政党社会学》，他的立场偏向于工团主义，认为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政党是不可能实现民主的，因为政党很快会演变成寡头官僚组织。
[75]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 X, S.673-674。——原注
[76] 鲁达什写道：“正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或相互作用）是一种在现实中起作用的自然力量或社会力量。它使得各种现象之间具备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中被给定的也不可改变的，我们的任务只能是从经验中寻找这种关系，而不是根据‘知识的目的’来构建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普遍性，即它不仅仅存在于单一的事实中，而是在一系列的事实之中，都能看到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一般性的规律来表达。如达尔文提出的关于发展和进化的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关于生产过程和社会领域中的政治与精神活动之间的依存规律。因此，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人们都不会发现在李凯尔特学派和韦伯那里出现过的‘推定’问题。在社会事件的复合体中，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从来都没有疑问；在这个复合体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也从来没有疑问。请注意，也许会出现一个问题，即一个特定的具体事实是否应从这个或那个原因中得出。但毋庸置疑的是，事件复合体中的各种联系遵循着由规律所规定的顺序。它们是否以因果关系相连接，或它们以何种方式、何种顺序相连接，这都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各种联系所遵循的顺序是明确固定的。而这一学说是一种经验性的理论，是从经验中构建出来的，它只想表达真实的东西，以及真正在现象中得以呈现的东西。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英译者注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5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79]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XII,S.1070。——原注 鲁达什写道：“羊和人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或者正如法国诗人弗朗西斯·雅姆（他拥有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灵魂）所表达的那样：‘哦，你们这些可怜的驴子，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如果自然规律以辩证的方式作用于羊群，以使得它们具有‘本能’，那么人类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本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明确强调：自然和社会（羊和人）之间不仅没有区别，而且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说得很简洁……”——英译者注
[80]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 X, S.673。——原注
[81]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页。“马尼洛夫精神”来自果戈理《死魂灵》中的地主马尼洛夫，此人成天只是抽烟和漫无边际地幻想。马尼洛夫精神指的是“耽于幻想，无所作为”（《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7页）。
[82]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83]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84]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页。
[85]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86]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
[87] Arbeiterliteratur,X,S.679.——原注
[88] 鲁达什写道：“什么是‘历史形势’？就像其他的‘形势’一样，它的作用独立于人类对它的意识而生效（虽然也会通过人类对它的作用发挥效力）。而谈到对这种作用的‘感觉’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两件事。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说某一事物是客观的，也就是说它会独立于人们对它的理解而发生，而自然会被有思考能力的人把握。如果石头从斜面上自由落体——那么万有引力定律就会被知晓；如果要么坐上王座，要么人头落地——那么关于社会和革命的法则就会被知晓。这种‘知晓’无非就是对这种作用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如前所述——是人们的一种心理过程，他们的思考能力被事件激起。但是，这个心理过程本身只是生理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某种高于或超出生理过程的东西。与此相同，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过程也无非是客观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因此，唯物主义者说，一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对这个历史作用的‘感觉’是没有区别的。但唯心主义者认为它们彼此不同。每一个‘过程’都必须被‘感觉’到，即致力于实现某个目标。世界（自然和社会）不可能没有它所朝向的最终目标；没有目的：那将是‘无法被感觉到’的。换言之，如果我们研究某一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那么在事件的因果关系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存在，那就是这一事件所指向的目标。自然界和社会拥有其所指向的目的，而与之相关的事件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且只有那些有助于完成这一目的的事件才是‘重要的’或‘具有历史意义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就是我们在李凯尔特和韦伯那里了解到的所谓‘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但卢卡奇同志也说：‘阶级意识是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使之成为有意识的。’根据我们上面所探讨的，他要么是认为‘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就是这种价值判断，要么用更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他指的是对社会事件之展开及其服从于社会法则之趋势的认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意识’也说出了更多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讨论。当然总的来说，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简单的事实竟然以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和深具误导性的方式被表述出来。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马克思主义者会偏爱另一种语言。也就是说：生产力所到达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将社会推向特定的方向，这个方向是‘更高’还是‘更低’，是‘进步’还是‘倒退’均视情况而定。而这无非就是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个方向是可以被把握的，可以使之具有意识……但我提出的问题是：‘在哪里可以使之变得具有意识？在谁的身上它会变得具有意识？它又是如何变得具有意识？’
要么它在单个个体（比如说无产者）的身上变得具有意识，要么它在整个阶级中变得具有意识。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吗？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作用。至于为什么没有，以及他们意识到了什么内容。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就等于说，现在在他们的头脑中可以找到与过去不同且具有现实性的心理上的思想、感觉与目标等。它们比过去的那些思想、感觉与目标更好地对应于现实。‘成为有意识的’这句话是否也有其他含义？对于这些新的思想、感觉与目标等，人们可以用‘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这个表述来概括，但这并不改变以下事实：它们需要被人们有意识地经验到，也就是在心理上被经验到。然而，卢卡奇同志又一次采用了他惯用的逻辑步骤。这次的步骤不再是所谓的‘歧义谬误’或‘交换律’，而是简单的矛盾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某种辩证的矛盾。卢卡奇同志在其句子的第一部分否认了他在第二部分所承认的东西，这句话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完全相矛盾。在第一部分中，他声称阶级意识既不是单个人的心理意识，也不是许多人的大众心理意识。现在人们可能认为，他发现了令阶级意识得以存在的‘第三场所’，也许是在某位神祇或诸神的头脑之中，也许是在‘历史夫人’的脑袋里，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里。不，他在随之而来的这个句子的第二部分中承认了在第一部分中被否认的内容。因为他说：‘阶级意识是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使之成为有意识的。’然而。阶级意识只能在人类的头脑（无论是个人心理学的还是大众心理学的）中才能实现。只有在这里，事物才能为人们所意识。卢卡奇这段话的第二部分，即‘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所进一步界定的只是一时的内容。但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层面，在某一时刻，某人具有怎样的意识内容，此种内容是否符合现实，本身是另一个问题。与意识存在于个人心理或大众心理的层面这一问题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内容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它可能表达了‘阶级历史地位’，也可能没有，但容纳这个内容的意识要么是个人心理的，要么是大众心理的！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如果‘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成为‘意识’本身，那么这种意识将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的意识，它与个人的意识不同，并凌驾于个人的意识之上。然后，我们面前就有了一个（隐藏起来的）神！（在哲学上，这个过程可被称为‘实体化’。）卢卡奇同志那‘被赋予的’意识是一种实体化的意识——这与神圣的意识（divine consciousness）如出一辙。”（Arbeiterliteratur,X,S.678-682.）——英译者注
[89]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X,S.679.——原注
[9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5页。在这里，卢卡奇说：“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鲁达什的批判围绕这一论述展开，具体的批判内容可参见前文所引的“英译者注”。
[91] Arbeiterliteratur, XII, S.1081.——原注
[92] Sinoviev,“Proletariat und Bauernschaft", Inprekorr, 1925, V, Nr.5.——原注
[9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20页。译文有改动。
[94] 源自谚语“夜里所有牛都是黑色的”或“夜里所有猫都是灰色的”，指在特定情况下事物的差异性消失。
[95] Arbeiterliteratur,X,S.691. ——原注
[96]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7页。
[97] Inprekorr, V, Nr.77.——原注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8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8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6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7页。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页。
[10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8页。
[105] 关于“互不相容的矛盾”与“辩证性的矛盾”，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阶级意识》一文内提出的论述可供参考。关于前者，卢卡奇认为：“对它们的状况的充分意识应该向它们揭示，面对发展的必然性，它们的特殊追求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它们来讲，意识和利益是处于一种彼此不相容的关系之中。”关于后者，卢卡奇认为：“在别的阶级那儿，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总是阻止着阶级意识的形成，而在资产阶级那儿，这些因素却促使阶级意识的发展，只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一开始起和由于它的本质的原因——会遭受悲剧性的灾难，即在它发展的顶峰会陷入和自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并因而必然要摒弃自身。”（〔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8页。）
[106] 参见Arbeiterliteratur,X,S.691。——原注 鲁达什写道：“让我们听听列宁是如何描述农民的处境及其意识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348、350页。）首先，这里承认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但根据卢卡奇的说法，农民能否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被视为一个阶级是存疑的。不过我只是顺便提醒这一点。其次，如果指的不是农民的阶级意识，那么此处列宁所说的‘特定的阶级心理’（‘迅速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指的是什么。”——英译者注
[107] Arbeiterliteratur,X,S.632.——原注
[108]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7页。
[109]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X,S.1070-1071。——原注
[1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8页。
[111] 卢卡奇指的是保加利亚农民运动领袖亚历山大·斯坦博利斯基（Aleksandar Stamboliyski）。他是保加利亚1919—1923年间的首相，试图建立“农民专政”。在1923年6月，斯坦博利斯基被杀害。——英译者注
[112]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113] 参见 Arbeiterliteratur, IX, S.505-506。——原注 鲁达什引用了卢卡奇的话，“只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步骤成为实际可能：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9页。）鲁达什随后说道：“请原谅我引述了这么长的文段。在这些话中，卢卡奇相当公开地揭示了自己唯心主义者的身份。‘理论’在卢卡奇那里的地位就相当于‘观念’在旧唯心主义者那里的地位。首先，他关于历史进程所作出的全部论述，其出发点始终是理论而非实践。对他而言，理论的实践本质必须从理论而非实践中提取（我顺便提一下：如果理论的实践本质必须从理论中提取，而不是通过理论来发展，那么这就会产生矛盾）。起决定作用的是理论对客体的关系，而不是相反的关系。（我们将看到卢卡奇同志完全否定了实践。按照所有真正的唯心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卢卡奇只是把实践融入理论，甚至融入思想之中。）理论是群众背后的动力，与其他因素‘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群众会‘受到与理论完全不同的力量的控制’并‘朝着与理论不同的目标行动’，那也就是说，驱动他们的社会规律仅仅是‘必然的或偶然的’，那么理论就不是以‘真正必然的’方式与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其次，意识是历史进程走向其适当目的的决定性步骤，理论的历史功能在于使历史朝着其正确目的迈出的一步成为一种实践的可能性。”——英译者注
[1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页。
[115] 在致库格曼博士的信中，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页。）
[116] 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执政期间（即卢卡奇所说的“专政时期”），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即是1919年4月3日通过的土地国有化法令。根据这一法令，面积超过100霍尔德的土地一律没收充公。但从大地主处没收的土地没有被分配给农民，而是交给农业合作社。而由于没有直接从苏维埃政权手中分得土地，广大农民深感失望。这一法令一度引起列宁的批评：“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在这些大地产中，一定会找出而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从前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8页。）同时，在后续协约国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以及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颠覆中，许多小农站在了与苏维埃政权对立的一方，这也被广泛认为是土地政策带来的后果。
[117]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页。
[118] 即前文所说的，向农民的“意识”妥协这一策略。对农民可以“妥协”，但不能对无产阶级中存在不完善之处的自发意识妥协。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可以达到真正的阶级意识，妥协会造成其意识水平的下降，而农民本就无此可能。
[119] 参见 Wjesttrak der Sozialistischen Akademie, 1923, Pamphlet 3; Inprekorr, IV, Nr.148。——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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