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民主化的进程（1971）
第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第77页］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展示了民主的希腊与资产阶级形式的矛盾的经济基础。与那些流行的当代理论相比，社会结构并非静止不变，并因此而与某些历史准则相反；社会结构是发展每个社会形式的内在品质和首要的动力基础。我们已经看到，在城邦民主中配给制所有者（allotment owner）的平等是怎样被生产力必然的经济发展所破坏。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资产阶级社会的动态发展趋势所揭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性与国家理想性之间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把这一社会形态的每个部分隶属于其自身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动力特征。与该时期所有公正准确的观察者一样，马克思把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真正的上层建筑的影响描述如下：“资产阶级对待这种制度机构的行为恰如犹太人对待法律的方式，他尽可能地经常在每个个案中回避它们，但是他却想要其他成员都遵守它们。”[1]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是不值得奇怪的。在每一种社会形式中，国家都充当着消除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武器。当城邦公民阶级通过买空赤贫者阶级的财产而瓦解配给制社区时，无论最初的企图如何，他们引发了城邦民主的毁灭。诚如马克思和其他人所认识到的，即使这类活动破坏了政治民主，它无意中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催生了与展开着的经济基础相一致的后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本体论的基础上，民主国家必须保持其理想特征，但是，民主国家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并且越来越适应其成员的经济需要。事实上，该国家是由有影响力的群体操纵的，［第78页］这些有影响力群体的思想被看作总的社会准则，它并不改变资本主义国家适应能力的总体原则。我们的研究将只考虑那些拥有能够引起经济基础变革的足够力量的社会运动，而且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处于这样一个动态的决定关系，它能形成国家的形式。那些希望跟随变革中的社会运动而不是把它们偶像化的人们，决不会忘记此类群众运动只不过是一种个人与公众行为之间特定类型的综合而已。马克思对从个体行为的角度对群众运动描述有一个深度的社会本体论理由：把群众运动偶像化是建立在歪曲人的类存在（直接个体：他与同类的关系）的企图之上的。
尽管从正式的逻辑或认识论角度看来是有矛盾的，但是，上层建筑的理想性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法，因而历史的成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唯物主义与自我主义趋势的彻底胜利。在这些条件下，抽象的法律形式主义繁荣昌盛并受到最高尊敬并非偶然。再回到我们的基本问题上来，当下政府的政治形式的最先进的理想性成为彻底战胜利己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利益的最恰当的工具也并非巧合。这个过程披着公众利益的理想化标识的外衣。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自身与社会真实生活分别开来。议会主义，这种政治理想性的关键而且典型的实现，随着它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组织内自我利益合理性证明的最合适的工具，它也越来越被确立为人民主权的完美机制。议会主义通过伪装成“无限自由”和“平等”的术语而做到这一点。或许“伪装”这个术语并不完全正确，它不仅仅是已被确立的自由与平等的“伪装”，而且更确切的是其经济本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真实观念。
自从17―18世纪的大革命以来的政治生活，总是被对议会主义的纯粹形式（例如普遍而且平等的选举权）及其全权的立法与官僚控制的探求而驱动。这些斗争中有一些不需要冗长地讨论，譬如那些反对封建阶层残余的斗争都已属于过去，至少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论是如此。专注于这个事实似乎更为重要，在大革命意义上，在创造民主的尝试中的决定性步骤必须被理解为为了作为民主的矫正者的“纯粹”议会制群众运动的结果。平民的激进式民主，在英国革命时期服役于克伦威尔大军中的群众，［第79页］以及巴黎地区的平民革命者们，使议会处于压力之下。他们必须解散并屠杀他们，以便于创立各种能够表达劳动人口的真正利益的机构。首先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然后是路易斯·菲利浦政府，再随后的第三共和国都能够排除此类“未被授权”的干涉，以确保议会按照主要资本主义群体的利益来定义自由与平等。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危急时刻——提及德雷弗斯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平民民主干涉的可能性在政治的视野中出现了，尽管以一种被削弱的形式。在民主平民主义和议会制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比在19世纪的政治理论中证明了自己。没有必要再强调议会制自由主义几乎没有挑战性的胜利。
［第80页］
[1] Marx， Engels， Die Deutche Ideologie(The German Ideology)，in MEW Bd.3.S.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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