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民主化的进程（1971）

第三章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

　　［第81页］具体评论议会主义与平民民主干涉的比较不是我们的任务。这里讨论的只与基本趋势有关，马克思在《伟大的法国革命》中已经为其找到了说明。这些趋势后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了无限的统治。今天，人们习惯于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内部力量毫无争议的胜利。很显然，资本主义在其从开始到今天的进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质的变化，在其政治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中，修正带来了巨变。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并没有实质的改变。相反，有必要指出，在其进化过程中，其生命的内在性质，其本质的基本特征，以更加集中的方式，在其充满幻想的革命性开端中起着超出人们想象的作用。
　　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对自由概念的操纵的讨论必须以明确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特质的内容和形式为基础。一位具有抽象思想观念的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的确会在心中浮现出以前的或乌托邦式的自由的错觉。如果他的努力想要具有任何真正的实际意义的话，他们就必须涉及作为统治的相应形式的基础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对于那些试图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当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他们想要表明从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到卢梭，从克伦威尔到罗伯斯庇尔的一种持续性延伸。然而，现实证明，只有如尼克松或斯特劳斯所定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在目前社会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随后我们将会回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选择的必然结果上。然而，我们发现，有必要简明地指出现在有别于一种令人向往和迷恋的过去的绝对存在的优先性。［第82页］
　　作为数百年发展的顶点的当代资本主义，在建立一个霸权的帝国主义社会操纵技巧的支持下，是一种被策划并规定好的社会形态。我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令人尊敬的当代研究者们的标准，不把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之类的术语加上引号就是完整性的一个重大缺陷。然而，所有当代社会科学都对19世纪普遍排斥，因为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当代社会科学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并且拥有共同目的，即表明现在优于且在质上不同于先前的时代。这就是术语“多元化”社会如何与术语“极权主义”相抗衡，如何努力制造并在全世界广泛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精神遗产的论点。消费和服务业的日益资本化以及作为商品购买者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都被用来证明无产阶级能够脱离革命性而且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事实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被证明不正确，而是仅仅证明相对剩余价值形式取代了绝对剩余价值形式。马克思不仅预测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技术层面上，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超过了绝对剩余价值，而且该过程自身在资本主义范畴下仅靠生产的形式上的假定就被确定了。因此，先前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所有痕迹在当代工业社会中都消失了，部分是由于事实上社会民主派常常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以便于成为权势集团的成员。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实践在这些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在后面加以讨论。无论如何，今天的工会几乎普遍性地站在社会民主党派的左边。此外，偶尔的大罢工揭示出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被完全放弃。虽然迄今存在的殖民地的解放被解释为旧的殖民剥削与压迫的各种痕迹消失的证据，其实在美国的每一种新政策，尽管对殖民主义公开驳斥，本质上都不过是戴上新技术手段面具的旧政策的延续而已。步沃伦·哈斯丁斯（Waren Hastings）、德国帝国主义等的基本传统之后尘，不仅仅是由经济军事手段支持的第三世界最反动阶级的主宰，而且不发达地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每一次改革努力都被暴力镇压了。这些通过外国干涉所产生的统治形式被资本主义宣传机器打上“自由”标签的事实，不能掩盖西方帝国主义的连续性，这些从圣多明各、印尼及越南的事例中可以看出。
　　我们试图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经济趋势及其人类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后果。［第83页］就此而言，我们用类存在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原理是在与此前社会相比较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造成的更为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获得新形式作为证据。马克思强调人类的类生活与他的自然生活处于相互矛盾之中。为了理解这个命题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涉及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概念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那些问题。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章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坚持认为“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类本质与社会关系的真正整体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人类存在起源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他被迫“撇开历史的进程”，并且把一种被理想化、孤立化的人类个体视为当然。由此他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仅仅是一个‘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费尔巴哈的类理念缺乏真正的社会一人的内容，并且作为非常纯粹的逻辑一认识论范畴，它不得不保持抽象与“无声”。马克思表述这一点是通过仅仅认识到费尔巴哈的“类”与有机自然的领域相关，在这里它可以被看成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他真正的类特性都发生于一个历史过程中，这就正确地克服了这种无声性。
　　马克思可以使自己满足于这种箴言式的比较，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尽力把类有在解释为由社会学的条件塑造而成的，它不再是抽象的，因而不再是无声的。甚至我们曾作为出发点的论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类生活与其物质存在相矛盾，就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并因此是社会历史性的个体与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这种论点处于又一种高度重要的焦点位置：“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2]很显然，个体与类之间此种作为结果的统一性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在自然主义的生命范畴停止存在之前，这个过程需要克服和超越许多障碍。这些自然主义的障碍阻止了这种人与类之间统一性的兴起与具体发展。［第84页］社会必须彻底社会化其自身；阻止社会化生活的物质障碍必须被击退。为了实现人的类存在，人就必须超越作为其起源的动物生活。资本主义在经济范围里实施这个过程并通过经济达到社会的整体性。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目的论的假定，导致社会化人类出现的历史运动是因果性的必然。虽然在资本主义中，真正社会化的人出现了（也在其自身的人的类存在的发展），它同时又是一个通过内部不可解决的矛盾才能保持发展的社会。在此一社会中，人本身由于经济需求而不能够使自己上升到真正的类存在，即本质性的人类存在。我们强调上述把人的类生活从每个个体的物质生活中分离的矛盾也将其与整个社会分离了。人的类存在的进步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其中这些社会矛盾部分被消灭了，并且整个社会经济过程被类的普遍性所取代。“社会”是指由人类所创造的人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它之前从未达到过的今天资本主义实践与技术实现的巅峰。同时，资本主义又是矛盾的，因为那些客观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物质依赖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并不能够创造出人与人之间完整的关系，而是恰恰相反，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个人自由作为社会的前提和产物“使每个人在他人身上找到的不是自己自由的扩大，而是自己自由的限制。自由的人权不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的权利，限制的权利使自己受到了限制”。^[3]
　　用“限制”这个词来概括人类活动的相互阻碍是一种温和保守的描述，霍布斯宁愿把这种状况粗野地描述为“人对人是狼”。绝非偶然的是迪·萨德（de Sade）侯爵近来总被引用作为这种向“个人权利”转变的主要理论家。对迪·萨德而言，仅从生理官能意义上讲的性是一个关键点。对于迪·萨德的理论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性行为不是两个人合作的行为，也非共同生活之事。在他的作品中，男人不把女性看作人类，而是仅仅作为对象。虽然这有些夸张，其内在的真实性在康德的婚姻定义中被再次挑明。他将迪·萨德愤世嫉俗的自我主义翻译成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语言，译成商品交换的语言。康德说：“婚姻是两个异性之间为了终生独享其性器官的契约。”^[4]
　　［第85页］财产范畴同时兼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它决定着个体与社会，包含着社会的前提与结果。在这点上，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5]认为在经济与人类领域中非常普遍的这些资本主义范畴在19世纪末将会消失是荒诞可笑的。恰恰相反，这些范畴在20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中达到了顶蜂。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已提出了这种异化形式的最初理论。并非偶然的是，当代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异化在19世纪时依然隐藏于经济生产力问题的后面，在我们这个时代则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与人类问题。马克思已经指出：这种异化的普遍性使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无法挣脱。但是只有在今天，这些资本主义的社会后果才作为普遍的人类利害关系问题而被认知。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决定人类生存的各种方式的发现，仍然是在广度和深度上控制着人类生活整体的本质。今天的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超越，而是一种高潮、一种扩散、一种迄今为止存在本质的深化。
　　如何从我们关于民主化问题的观点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表面上，它是其完美体现和普遍传播。然而，其持续巩固与传播的新的社会内容是什么？表面上，直接力量来自于对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的巧妙操纵。借助于肆无忌惮的有说服力的传媒，广告已经成为政治“启蒙”的模特儿。（希特勒在看到把一个好的肥皂广告作为所有政治宣传的光辉范例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了。）希特勒与资本主义广告的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地区别。希特勒的政治宜传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几乎无必要谈及内容和论点的性质）。在冷战时代战胜希特勒以后的政治生活中，“退却”的政治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反对极权主义（它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武器。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些希特勒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武器的内在不稳定性和自相矛盾。我们通过把这种尝试称为去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第86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种意识形态都是作为解决社会经济冲突的手段，并且由于每个阶级社会都必然产生这类冲突，没有这些社会经济冲突在永久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表现自己，它就不能够起作用。甚至在其根本性的自我否定的情况下去意识形态化也有一个具体的意义：市场需要被确认为普遍模式。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都能有所作为，如在大选中投票等等。同样道理，他被迫借助于广告宣传去“自由地”购买如其所述最适合自己消费需求的商品。当提及市场时，我们给“自由”这个术语加上引号，被操纵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其中消费必须发展的声誉使得“自由”这个概念充满了问题，巧妙的操纵由以下事实构成：某种商品的获得是以诱使买方相信他们的购买出于自由选择甚至是个性表达的方式暗示他们。
　　该操纵原理可被轻松地改写为公共生活中公民参与的理想，资本主义的动力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必须把人与人的关系转变成为他们自身的社会制度。作为这一改变的结果，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成了主导性的社会风气。与上述讨论相一致，马克思把关于个人实践的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效果表述如下：“资产阶级对待这种制度机构的行为恰如犹太人对待法律的方式，他尽可能地经常在每个个案中回避它们，但是他却想要其他成员都遵守它们。”这种自私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中必然会普遍化，这样，公民的理想世界在实践中最终变成了资产阶级自我主义的纯粹工具。很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非每个利己行为都会得到公众认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带来了大规模的改变，其范围从简单禁止某种资产阶级行为方式到策略上的接受、口头上的宽容或者对个体违法具体形式的制裁。这种变异的规模反映出一整套复杂的致力于普遍化的力量。我们是否在这里探讨立法还是仅谈管理趋势，即对法律的诠释，对于基本事实本身只具有相对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的唯物主义渗透进入自由与平等的理想领域的普遍性。
　　对这种具体而且极其细腻的渗透过程提出一个详细的分析并不是我们的目的。重要的仅仅是指出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形式从未被怀疑和争论过，相反，这些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导向的利己主义利益的纯粹工具（以美国各州宪法自治的名义捍卫对“有色”人种隔离的合法性等等）。［第87页］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与平等绝不会消失，而是其日益空洞的形式被装进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利益和内容。自由与其最初实质的理想或幻想联系越少，对自由的空洞偶像的赞颂就越多。庞大的院外活动的利益对日常生活控制得越多，对这个作为媒介以及加冕时刻的任何宜传性陈述的偶像所付出的贡品就越多。去意识形态化作为意识形态实际的替代品以及对于已经成为空壳的自由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化，构成一种真实的并因此而理智的矛盾。然而，去意识形态化和对自由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运用的互补原则，虽然它们不仅仅是在这种抽象理智的形式中。
　　对自由的盲目崇拜需要社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贯彻落实，以便不会使其从意识形态方面有效和社会方面可信的位置沉沦为空洞的词汇买卖。中情局是一个帮助最重要的垄断集团取得目标和重大利益的实施机构。正是中情局最终代表美国充当了自由的捍卫者——从南美洲到越南。正是该组织保障了垄断者的宣传活动在国内的胜利。主要范例就是肯尼迪或马丁·路德·金遭到的暗杀，这两宗案例的真相仍然悬而未决。在第一起案例中，甚至司法询问也没能得出任何明确结论，肯尼迪谋杀事件的真实过程依然没有澄清。然而推理能力未被操纵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情况不可能按照沃伦报告所描述的那样发生。另外，在这些案例中潜在日击者的死亡率远远超过美国的平均死亡率这个事实要想保密也是不可能的。这类秘密在“自由世界”中与舆论无限的权力似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某种程度上，自由的與论与未调查出的秘密之间的区别是以暴力手段设立的，通过尖锐的生死危险来威胁企图将赤裸裸的事实公布于民意的每一个人。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工具劝说大众接受保守秘密是合法的。当地下组织的“伟人们”出现在畅销书中或成功的电影中时，同样的保守秘密包围着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任何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被选举的公共团体的权力持续衰落——对比之下，其军事和文职官僚们是在“官方秘密”下工作的。
　　把法国革命时期的民主团体的关系与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军队中的事件作比较的话，［第88页］他就得到一幅信息丰富的社会转型图像，其结果在此时就是中情局。这并非真正的新现象，它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必然的过程的激进地实现而已。
　　在这里需要稍微提到一个事实：在美国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危机的征兆。目前，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反抗的运动都还极不发达。毫不奇怪，在一个社会当内部矛盾开始产生时，一个反对派便以理论批评的方式产生了。在这个初期阶段，一个反抗运动不能够使自身自觉，去概括出一种可供选择的远景。因此，在美国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智慧而轻蔑地责怪持不同政见者是非理性的。甚至连路德分子们也只不过提出了暴力抗议的否定意见，但他们不愧为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驱。凡是轻蔑地拒绝考虑在美国的反现行体制运动的人，应该记住路德分子们和历史上出现的其它范例。当今时代是一个操纵的时代，它已经被评定为历史的高潮与完善。然而，由于其在解决越南问题或者黑人地位问题方面的失败而无力去提出恰当的答案，这一缺乏自我意识的原因必须被揭示出来。
　　即便仅仅是匆匆一瞥，我们必须要看到资本主义系统性的危机，因为目前整个对民主的讨论都指向一个理论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像那个世界中许多人所认为的，真的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真正选择吗？当社会主义系统性危机也出现时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我们的答案是明确的、果断的：不，永远不是。这个答案更深层原因的一小部分在后面的章节里几乎没有说明，其中，斯大林时代的问题及其后果将被讨论。我们将提出一个简单的、直接的政治主张如下：如果一个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引入社会危机的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一个人不必成为先知，也可以高度的概率预测未来。不久以后，中情局将会使他的国家变成另外一个希腊。仅有真诚的意图还不够，在社会主义世界里，许多意识形态上忠诚的人们在寻求打破斯大林主义僵局的出路时必须不仅依靠诚实的信仰。没有人怀疑他们意图的纯洁性。这些东欧改革者们，他们的支持者、同情者们，尽管有真诚的信仰，但还是遭到了可以预想的失败，并且只能够提出把腐败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危机的选择。我们在这里猜想他们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这不会有什么客观的结果，我们仅仅需要回到历史事实上。［第89页］50年前谁会怀疑英国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法国的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满腔热情，甚至是左派民主主义者的良好愿望？然而，在1919年，他们组织干涉主义军队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他们还解散了社会民主政府，这是他们自己建议的（其领导人也是热情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并由此为霍尔蒂政权奠定了基础。仅有良好的愿望还不够，而是你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1947一1948年的希腊内战期间并没有外来干涉的军队，但是背景深处站立着中情局和希腊政府中被其直接或间接操纵着的官员们。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也不能够预测，但是有一条社会必然性的总线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确定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危机期间，把资产阶级民主看作是可能的选择暗示着希腊式的结果。
　　［第90页］
　　［第91页］
　　［第92页］

^[1] Marx，Thesen liber Bernbach(These on Feuerbach)， in MEW Bd.3,S.6.

^[2]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 1844 (The Economic-philosophicManuscripts of 1844),in MEW EBI，S.538.

^[3] Marx，Zur Judenfrage (On the Jewish Question).S.364

^[4] Kant，Immanual，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in Werke in 12 Bänden， hg.v.W.Weischedel，Bd.8，Frankfurt/Main 1968,S.390.

^[5] Marx.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Jahr 1844(The Economic-philosophicManuscripts of 1844)，S.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