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民主化的进程（1971）
第二部分 唯一的抉择：斯大林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
第四章 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理论和历史假设
［第93页］如果我们已经拒绝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替代品，这可能首先是出于实际政治上的考虑。一项当代的经验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每一次用资产阶级的变体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杀戮（很有可能也是对民主本身的杀戮）。如果我们现在企图发现真正的政治替代品，我们就必须用截然相反的方法论步骤来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不可能在武断命令的意义上提出社会主义（或者与其本质相关的当代流行观点）是民主的极端对立面。相反，我们必须首先努力理解当前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去理解其当前的具体存在。当我们达到这种理解以后，我们将努力更准确地阐述民主化问题。
现有社会主义的实际社会存在起源于斯大林时期危机期间就已经出现的各种制度、趋势、理论、战术的综合体。该危机在第20次代表大会（1956年）被第一次赋予理论——实践的表述，并且，其各种后果也植根于这次代表大会。如果我们不从支撑这个重建的实际意图和结构开始，那么要理解始于第20次党代会的改革的理论一实践工作及其价值与方向是不可能的。
简单讨论一下斯大林时代自身的特点也是不可或缺的。第20次代表大会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描述为一场“个人崇拜。一些有洞察力的批评家马上提出反对这个描述性的短语及其社会内容所暗示的社会主义危机的本质。首先，正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拒绝把斯大林的个人特点看作社会主义发展中这一深刻危机的最终原因。他要求对整个斯大林时期进行深刻、彻底的经济与社会历史分析。他坚持认为：没有这种彻底的研究，就不可能［第94页］明确地用马列主义思想来阐述斯大林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的积极和消极贡献。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分析还没有被进行到底。
在读者面前的这份简短、仓促、高度概括的草稿不足以满足这些严格的要求，不能满足对斯大林时期进行权威的科学分析的合理需要。但是，陶里亚蒂的呼吁并非想要做一个详细的学术评估。他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中这个关键的、决定命运的时代的统治原则的解释，以便于重建的正确计划能够让病人治愈残疾，回到健康生活。
如果想要满足里亚蒂的合理要求，人们就必须从头开始。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这一世界的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经典体现”。按照马克思的预测，这种革命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而且，马克思设想这场无产阶级革命自身的性质将成为文明世界其余部分的典范。即使我们忽略革命的经典模式的次要特征，涉及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经济上并由此而在社会方面不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从不怀疑俄国的革命是不正常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言不完全一致的。当列宁开始在他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The Infantile Disorder of Communism）中谈到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他正确地强调了它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并没忘记马上补充道：“要是夸大了这个真理，说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很大的错误。而且，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的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1]
通过这段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列宁的意思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个发生成功革命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越高，社会主义被确立的具体基础就会越直接、越充分。相反，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许多问题必须被列入议事日程中。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期间已经得到解决。这里的问题——并且在经济现实中两个问题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是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第95页］一方面，在规模生产的决定性部门中存在大工业发展的定性以及定量的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业或者农业劳动人口适当分布的问题。资源合理分配的意图是获得平衡的经济增长；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联与进一步发展能够支持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1917年，没有人对俄罗斯帝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解决了工农业的关系产生疑问，俄罗斯帝国的资本主义仍然不发达并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这些结论，难道这不就证明伟大的十月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王朝是一个错误吗？正如社会民主理论从一开始就一直想要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不。伟大的历史性决策、革命的转折点决不会如同一项学术研究一样以纯理论的方式出现。它们是选项的答案，其中，那些被鼓动的、关注日常生活以及重大政治问题的人民在催促着各党派及其领导者。在1917年，采取决策的条件首先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的。战争制造了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时刻，各种马克思主义党派都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克服这场危机。第二国际决议都声明反对战争。但很少有例外，欧洲社会主义党派中大多数的行为都巧妙地支持那场帝国主义战争。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情形。相反，继续战争成为多数俄国党派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者。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与数百万民众要求马上结束战争的火热愿望是一致的。这个尽快结束消耗人口的战争问题，由于当时情势的紧迫而成为十月具体选择的决定性问题。为了立即结束战争，有必要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希特勒掌权前的魏玛共和国的全部历史说明了把革命决策推迟到不可避免的军事崩溃之后产生的社会后果。）
同样道理，在十月，俄国国内的政治抉择也被清晰地划分开来。在1917年，贯穿19世纪俄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达到其爆发的顶点。这场危机关系到清算盛行的封建残余，即在19世纪晚期农民被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剥削的现象。在1917年的过程中，尽管有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民主政权”的激烈抵抗，持续增加的农民暴动和自发的土地再分配以不间断的形式向前进行。［第96页］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灭亡，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十月，两个问题汇合起来：一个是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另一个是关于农民问题。两者都与俄罗斯社会的维持相关，并为社会暴动提供了机会。两者都不具有直接的社会主义特征，但在当时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使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满意。有鉴于此，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泛意义而言，1917年10月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统治阶级不能够再以旧方式管理，被压迫被剥刖的群众拒绝以旧的方式生活（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定义）。由于这些原因，除非把社会背景考虑进去，否则1917年的决策就无法讨论。
毫无疑问，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非经典的决策在政治上是合理的。然而，这场政治革命最大的有效性也没有克服真正的经济问题。几年后，这种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将证明其自身是俄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中心问题。首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为生存抗击德国帝国主义，再后来抗击各种干涉的军队。在此过程中，苏维埃无产阶级展示了一种力量，群众的决心和一种优越的政治军事领导能力。这个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英雄时代提高并加深了其吸引力；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全世界最广大的人民树立了榜样。直到内战胜利结束后，社会主义过渡的非经典形式自身固有的经济问题才变成苏联生活的焦点。
当列宁在理论上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时，他并没忘记强调，他们处理的是全新的问题。“马克思甚至没有考虑为此写一个字”，他在1922年说到。[2]问题似乎都是纯经济的，并且列宁反复提到由此产生的实际后果。然而，他非常关注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被内战遗留的经济形势所破坏。他说：“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兴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是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的生产、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同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
［第97页］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目标表明，列宁以一种实践直觉的方式掌握了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尽管他从没有用普遍理论的形式阐述这个问题。在早期社会形态中，一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在一种内在决定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主义转变的第一个伟大范例作为目的论导向的、有意识的（事实上经常是错误的意识）个人实践成为事实。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其专注于对劳动阶级的控制成为社会意识必然的后果，它们将社会看作一个由经济上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整体。由于上述原因，劳动阶级被号召从被控制者转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计划者。具体社会结构的转变应该是无产阶级意识和社会存在的结果。意识必须成为社会的指导性终极目的，从计划其经济运行到把社会主义看作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列宁正确地觉察到在1917年，被破坏的城乡关系由于上述原因而被引入一个人类社会活动的新时期，它始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或传统的半封建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这个新时代需要给人类进步下一个新的定义。现在不再有可能使历史被盲目的决定主义力量所统治，但是有必要让客观经济力量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导。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断言：“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凭借人类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决定来控制人类发展。意识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可教育性。人类的这种自我教育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世界历史性的术语表达，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的自我教育——是社会主义民主。人的类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据此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所有继承者中唯有列宁将其描述为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问题，并使之成为他的目的性行动的基础。事实上教育者——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层——自身必须受教育是一个评论：一方面，每种乌托邦主义都意味着合理的说服就像发动机，推动人类发展到绝对和谐生存的未来国家；在另一方面，它也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否定，它只是把每个结果作为生产发展的自发的、必要的产品。对马克思来说，经济世界（必然王国），永远不是人类存在的自我创造的唯一基础。马克思把人类自觉的自我创造描述为“自由王国"。［第98页］他把“自由王国”的本质内容进一步定义为“人类力量的发展，作为自身的目的是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同时，他明确指出这种实践活动必须与单纯的经济有质的区别。这种人类目的论的意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新产生的经济矛盾。人类发展，对马克思而言，是决定论和目的论之间一种辩证的相互联系。“而只有当‘必然王国’成为其基础，这种辩证的生活实践才能开花结果。”[4]
1917年革命的非经典特征首先取决于这个事实：社会主义从一个发展阶段开始其发展，在此阶段中，现存的生产和分配水平还不足以作为“自由王国”的具体准备的基础。因此，必须引进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这种经济的不发达被超越。此一经济向更高水平加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必须成为受意识指引的社会生活中令人关注的当务之急。列宁清楚地理解高水平的工业发展是社会主义成长的经济前提。正如我们所表明的，他认识到工业基础的重要性。此时他暗示，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将接替苏联的角色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而出现。
在历史上，直至此时，没有一个人，甚至列宁也不能从理论上阐述这样一个非经典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的关键问题。从我们现在的角度，这些问题的理论概括可以用以下方法来陈述：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形态下，被号召来克服工业不发达的单纯经济实践，与意欲创造民主的无产阶级行动及制度等理想的社会主义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对列宁来说非常清楚，他从来不忽视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发现的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给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答。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本体论的重要性，因为它显示出自由王国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的必然王国。它还表明自由王国只能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个定义表达出“上层建筑”对“基础”的社会依赖以及这两个社会范畴之间质的不同。“自由王国”这个术语已经暗示出比阶级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及其功能更多的内容，这个本体论的跳跃从事实上宜称，［第99页］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实践的基础必须由自觉目的论所指导，该目的论能够创造一个人类普遍相互依赖的社会。
社会主义（以及更高程度上的共产主义）是经济基础，其中社会整体被置于自觉目的论的指导之下，并因此日益脱离其资本主义性质。虽然社会主义受到指向最终人性目的的人类意识的指导，但它依然是一个依据因果法则运行的社会整体。毫无疑问，社会因果律的统治使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更加复杂。废除资本主义体制并非总是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恩格斯在涉及合资股份公司时已经察觉到这一点，并且列宁懂得资本主义垄断是社会主义财产的过渡性结构。尽管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这些问题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不会模糊任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运动中内在的本质变化。在社会主义人性的成长中，本质上的改变在于经济发展从此以后将由普遍的目的论来管理。这种目的论，不是定义为因果性的客观法则，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发展中的类的自我决定的人类主体意识设计。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本人事实上把这类因果性的客观法则描述为必然王国在社会本体论上是正确的。因为经济总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过程，其中个体的人类存在最终仍然是再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人类智力是被指向客观可能性的最大化利用。在“必然王国”中，没有为了把人的类存在自身当作目的服务的那些活动的位置。“必然王国”的继续存在丝毫不削弱生产方式社会化的事实并具有跃升为本体论的性质。首先，对个体或群体不再有可能利用经济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其次，作为这点的直接后果，将经济发展的客观选择置于人类的自觉设计和人性目标的掌控之中的可能性就会产生。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情况下，这些生产资料附属于类的更高目标充其量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
列宁对主客观力量之间的联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并且他还是人类自我决定论的倡导者。他希望把主客现力量和创造性的知识置于即将来临的自由王国的服务中。他认识到俄国不发达的问题，把灾难性质假定为一战和内战的后果，在纯经济背景下不能够克服。［第100页］他把经济问题归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能够支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试验。我们提到他觉察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破裂是过渡危机的主要危险，我们继续从这个确定的原则出发。按照列宁的观点，进入社会主义的本体论跳跃由一个社会的和具有社会意识的工、农业劳动人口所组成的联盟组成，该联盟为了提高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和经验达到有意义的合作的类生活。
列宁的计划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在实践上可行，在今天是次要的。人们不应该忘记当新经济政策实施时他的致命性疾病会使他日益不适合执行正常的管理活动。这些年里他大部分的理论工作由改革社会主义实验的蓝图组成。关于他的主张的空想性质，列宁本人并没有幻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越来越不能够追求他们真正的实际具体的执行力，或者用实践力量加在一个人身上的自我批评的方法控制他们。他把这些思想仅仅看作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现实中最内在趋势的理论设计，并且把这些概念看作生产阶级的未来社会主义存在的探索性计划。事实证明，他经济设计中的临时性特征——后来在苏联发展的集中计划制度——仍然在新经济政策时代思想中扮演着高度附属的角色。他后来常被人们引用的论述——苏维埃加上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不应该被当作他对这种未来社会定义的陈述。然而，他想要实现其具体计划的方法展示出一种特殊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依然具有其理论意义。列宁赞成自觉的投入到现实。通过这项试验，通过人类理性的反思特征，人类意识到他们有在理论中把握社会的能力。列宁经常引用拿破仑一世的话：“人从事活动并指导活动。”我们相信列宁的方法论对于经济计划的许多幻想仍然形成一种健全的抗衡，这些幻想由于其抽象的必然性经常是建立在错误推论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能被轻松地操纵，这些关于集中化计划的幻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意义完全无关。
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看到了混淆集中计划与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党内和国内苏维埃生活日益增长的官僚化是他整个患病期间最关注的。任何仔细研究过他1917年以前著作的人都能轻松地了解到，对他来说，［第101页］无产阶级在从日常生活到重大政治决策领域的自我活动，代表了劳动人民为实施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的重要征状。然而，列宁不仅容忍而且甚至有时还帮助了更强大的官僚主义发展。这是内战期间的情况，当时需婴克服许多紧迫的困难，首先是军事上如此。但是由于实际上的成功，这种官僚组织也渗透到了民政部门。内战胜利结束以后，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这种官僚主义，向正常的社会生活回妇。这种趋势十分清楚地表现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工会国有化计划以便于他们的组织潜能能够被利用于提高生产利益中。对托洛茨基而言，因为他不相信无产阶级有任何警惕工人国家的需要，这一计划看起来具有不容置疑的可行性。
列宁从另一方面强调说，事实上，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正因如此，他将自己的观点总结如下：“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5]任何熟悉列宁生命最后几年的著作与书信的人都知道他坚决顽强地在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官僚化作斗争。他甚至想要从党内排除其它方面令人尊重的同事（比如奥尔忠尼启则），因为他们通过后退到内战以前的某些程序的方法来损坏无产阶级民主原则。
在大众参与问题上，列宁早就坚持了理论上正确的立场，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他对政治问题的重要论述中，他谈到了“国家的消亡”。当“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实行这种强制的特殊机构”，国家就只能消亡。[6]列宁一如既往、全神贯注地对待他面前的具体任务。这意味着他没有着手于马克思的“自由王国”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而是专心关注于“国家的消亡”。但是，如果人们以纯粹的方法论去理解的话，他的立场涉及到国家问题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是，即使在这里，他也把日常个人生存的整体考虑进去，［第102页］他远不是试图把某种“公民特征”强加于社会主义民主理想之上。
在《国家与革命）的前几部分，在涉及政治问题的其它方面，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社会主义民主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延伸。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对立物。最重要的是，民主不应该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是整个社会自身进步的积极成份。民主不应该再是以许多物质障碍为基础，例如，城邦中的民主，而是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社会本体存在。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是渗透进人类存在的整体，并实现其作为所有人的活动和参与结果的社会本质，分布范围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在剧烈的革命时代，这种活动和参与带着爆炸性的冲动，由底层到顶层再由顶层到底层周而复始地循环。我们应该回忆俄国苏维埃生活中涉及国内外事务的伟大决策性问题，激动了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在“巩固”期间的这种剧变中，比如，秘密外交或军备秘密的必要性必须向国内舆论隐瞒。
我们将在随后不同的背景下再次读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怎样才能渗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使之活跃起来，并具备参与的性质。列宁把习惯作为“国家消亡”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使人民能够在没有权力、没有力量、没有屈服下把其同伴组织起来进行合作。习惯肯定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学范畴，它在每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中一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习惯与行为有关，但是它对人本身已经习惯的对象完全漠视。但是列宁的寓意超越了这种抽象社会学的普遍性。通过习惯，他指的是社会目的论的过程，在其中国家与社会机构的所有行为都被用来让人民习惯于适应行为的合作模式。当然，这种目的论的因素存在于每一个社会。整个阶级社会的法律结构都是必要的，以便于全体成员自觉按照规定方式去形成习惯。然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已经叙述过阶级社会的法权怎样尽可能限制他人行为而非自己，因为这些权利依然隶属于每个个人的“经济自我主义”。对这种行为方式的习惯必然加强普通人的自我主义以及他的同伴只不过是他自己存在与实践的障碍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也知道，资产阶级法律在社会主义期间仍然运行着，虽然不是没有某些修改。［第103页］为了鼓励所有人们使自己习惯于一种新的改革了的社会，发动一场实际情况的突然转变是有必要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变革，而是从开始阶段就必须使日常物质存在与活动革命化。《共产党宣言》把资产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区别开来，根据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过去统治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统治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人类实践的充分原因总是被降低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决定论的自我运动。在共产主义社会，有可能为未来社会提出一种自觉的目的论设计，并把这种设计用于实际生活的改变。
从一开始，列宁的习惯学说的内部辩证学的本质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人类控制过去的能力。因为这个原因，他对朝着人类自我决定发展的每个社会推动力都深感兴趣并支持。他反对资产阶级趋势的激烈斗争是基于对官僚控制的低效率的高度批评的观察；还基于他的如下洞见：通过其自身内部的程序化，官僚主义的每种形式在自身内部都隐藏着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使过去优于现在的统治得到强化。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列宁把所谓的“共产党员礼拜六”（Communist Saturday）[7]的出现看作通过社会人的自发的自我行动而超越过去的统治的愿望表达。这一类的自觉行动能够充当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自由王国”的准备，虽然其征途漫漫而且充满了矛盾和暂时性的障碍。社会主义经济是这一类的自我决定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以及其相应内容的必要出发点。然而，这一类的自我活动的创造不是产生于过去的经济条件的决定性的结果，而是现在统治过去的最初征服的目的论的结果。列宁将共产党员礼拜六的社会本质用下列术语进行描述：“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8]很显然，“共产党员礼拜六”和其它类似的社会表现被官僚计划所规定后，就必然立即失去其共产主义特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社会表现一旦就成为机械的，只不过是官僚统治下生产线上的齿轮而已。
并非偶然，列宁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引起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热情和批判。［第104页］然而，在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是明显的。列宁带着伟大的激情作出反应并揭示出他政治主张的人道主义基础。尽管他有针对苏维埃经济不发达等缺陷的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但他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承诺与信仰，而且他把社会民主视为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或缺的核心。无论如何，列宁对民主化的承诺是很明显的，即使他的民主信念并不总是被正确地理解，但由于其人的类存在的社会人类起源论的宗旨，在俄国之外也有很大影响。请允许我呼吁读者关注我的文章《共产党的道德使命》，它阐述了列宁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准确观点，尽管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被唯心主义偏见所感染。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总是强调他与社会民主党庸俗理论的差异。社会民主党认为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也得消亡，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再与民主问题相干的社会形式。不幸的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最深刻的民主社会主义信念在今天被忘记了。（当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去证明：斯大林主义对民主的歪曲始于列宁，列宁在这个遗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斯大林主义的保守的官僚原则与反对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冷战具有共同的目标：尽可能把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追溯以至回到列宁。）唯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原则的批评才能够说明斯大林与列宁之间真正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断裂。关于围绕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过渡期的伟大战略问题，这样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将表明斯大林歪曲了列宁的传统。当1917年回到俄国以后，列宁批评了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因为他们误解了革命。不久之后，在工会问题上，斯大林代表了托洛茨基而非列宁的思想路线。
既然我们谈到连续性问题的讨论，确定曾影响列宁以及他所继续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很有指导性的。我们引用“习惯”这一术语的时候，读者肯定十分明白列宁并没有把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人类协作与合作的激进的新规则看作是一种新理论发展的开始阶段，相反，他把它们看作是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却只能在社会主义中才能取得其社会普遍性的基本原则。这表明把列宁与马克思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与斯大林及其它追随者分别开来的方法论：［第105页］在伟大的革命性过渡和大变动中具体历史性趋势的连续性与其必要的激进的结构改变之间的有机联系。列宁也同意这一点，拒绝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取决于历史上进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原则。根据乌托邦理论，激进的新事物通过理性而在世界上产生。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激进的新事物是在社会历史性发展中特定的社会接合点的革命性改变的结果。在人类认识的最深处，历史上没有新的东西存在。从发展的观点看，历史的跨越发生在特定时刻，但是这些结构性改变通过社会普遍化仅仅把已有的人类社会存在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列宁在对习惯以及马克思主义一般方法论的评论中描述了进化与革命的有机联系。列宁对这种方法论提出了以下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9]
至少纲领性地强调一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并不是不合适的。列宁关于连续性与断裂性的思想帮助我们评价某些当代趋势。一方面，历史只给我们在旧与新之间、停滞与激进的新的革命的出现之间提供了选择的观点（列宁的观察反对这类理论，例如19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革命性解释以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激进断裂性的观点与艺术未来派概念相差不远）。在另一方面，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实施一种连续的广泛的盲目崇拜。这些继承者们今天自夸地认为他们已经与过去的“个人崇拜”分道扬镳。他们相信（或至少认为）斯大林时期（我们将随后探讨这些）的现存的、具体的成就排斥了与其方法的一种激进的断裂。这种完全进化与连续的立场恰如完全革命与断裂的立场一样是深刻地非历史性、非马克思主义的。
很不幸，我们的评论是非常粗糙的；为了对此下个结论，重要的是指出列宁并没有把一个一贯正确的公式传承下去，用来系统解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相关问题，他也没有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继承到这样绝对可靠的公式。如果列宁健在更长一段时间，他会怎样指导这个过渡时期呢？设想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第106页］对由于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本质而产生的大量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否存在任何客观可能性的辩论也是无用的。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努力证明在当时激发列宁的政治实践的最重要的原则与方法论基础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够致力于给出那整个时期详细的历史（理所当然，这将会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今天最迫切需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列宁的后继者们是怎样激进地与这种方法论原则决以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众多歪曲。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但对列宁和马克思的继承在苏联遗失了，即使在绝大多数最重要的政治家都深信他们在应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历史形势的1920一1930年代的俄国期间。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创造了一种幻想，即他们使列宁意图的最深处永久化了，但是这种信念也是错误的。
[1] Lenin，W.I.Der linke Radikalismus.die Kinderkhrankheit im Kommunismus(Left-Wing Communism:An infantile Disorder),in LW.Bd.31.S. 5.
[2] Lenin,Politischer Bericht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PR(B)(Political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27.Marz1922. in LW Bd.33,S.256.
[3] Ebd.
[4] Marx,Das Kapital(Capital),Bd.Ⅲ,in MEW Bd.25,S.828.
[5] Lenin,über Gewerkschaften,die gegenwä rtige Lage and die Fehler Trotskis (Concerning the Labor Unions,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rrors of Trostsky).in LW Bd.32,S.7.
[6] Lenin,Staat und Revolution(State and Revolution),in LW .Bd.25,S.467
[7] 是苏俄时的一种群众运动，就是号召共产党员在周六进行义务劳动，后来也包括了共青团员，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非直接影响到中国苏区的“共产党礼拜六”运动—译注
[8] Lenin,Referatüber die Subbotniks(Concerning the Subbotniks),in LW Bd.30,S.308.
[9] Lenin,über pro;etarische Kltur(On Proletarian Culture),in LW Bd.31,S.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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