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到理解到感受以及反过来从感受到理解到认识也成立

　　普通人能“感受”，但并不总能认识或理解；知识分子能“认识”，但并不总能理解，尤其是并不总能感受。因此出现了两种极端：一方面是书生意气和市侩习气，另一方面是盲目的狂热和宗派主义。这倒不是因为书生不会感情激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感情用事的书生意气，其可笑和危险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狂热的宗派主义和蛊惑。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认识可以不必理解，甚至可以不必去感受，不必充满激情（不仅对认识本身，而且也包括对认识的对象），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只要能有别于平民百姓、显得与众不同，就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而且还不是十足的书呆子），就是说，对人民的基本感情不去感受，不求理解，既不打算从一定的历史形势出发加以理解并为之辩护，也不准备把它们同历史的规律以及经过科学地系统地阐述的更高的世界观（即认识）辩证地联系起来。没有这种感情，没有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之间的这种感情联系，就不能搞政治—历史。而缺少这种联系，知识分子同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就是或等于是一种十足官僚主义的正式的等级关系；知识分子就成了特权阶级或教士（所谓组织集中制）。
　　如果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由组织聚合力规定的，通过这种聚合，感受—激情变成理解并进而变成认识（不是机械地而是生动活泼地），那样，只有那样，这种关系才有代表性。只有那样，才能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dirigenti）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个人交流，共有共享的生活才得以实现，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创造“历史联合体”。
　　德·曼只是“研究”民众情感：他并不想以民众情感为自己感受，而是要指引它们净化现代文明。他本着研究民俗学的学者立场，唯恐现代精神会毁灭他所研究的对象。不过他的著作学究式地反映出一种现实的需要，因为他是根据民众感情的客观表现去认识和研究民众情感，而没有把它看作是历史运动内部某种无足轻重可以忽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