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

—般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

　　首先要谈的一点意见是:标题与书的内容不符。^[1]“实践哲学的理论”应该意味着对统称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哲学概念进行合乎逻辑的、有条理的系统论述（其中有不少概念是谬误的，是从其他来源产生的，应予批判消除）。开头几章应当论述下列问题：何谓哲学？在哪种意义上可以把某种世界观称作哲学？人们对哲学一向抱什么看法？实践哲学是否更新了这种看法？“思辨哲学”的含义是什么？实践哲学到底能不能有思辨形式？意识形态、世界观及哲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或应该是什么关系？传统哲学对这种关系抱什么看法？等等。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实践哲学的“理论”。
　　《通俗读本》里有这样一个前提：真正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哲学纯粹是一种“社会学”；这个前提或者暗含在阐述里，或者随随便便在别处公开提出来，可就是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由加以说明和证实。这个论断的实际含义是什么？要是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实践哲学的理论就会是哲学唯物主义咯。既然如此，说实践哲学是一种社会学，这又是什么意思？这种社会学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是政治学和历史编纂学？或是，对政治艺术的纯粹经验的观察以反对历史研究的外部准则作系统的汇集并按一定的格式分类编排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书中是找不到的。而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算得上是一种理论。这样看来，总标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同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读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证明。副标题倒是比较确切的，只要对“社会学”这个术语的含义严加限定的话。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由什么是“社会学”引起的。难道社会学不就是企图产生一种所谓的精确（即实证主义的）的社会现象学，即政治和历史的科学——或者叫做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难道社会学没有试图搞出点跟实践哲学相仿佛的名堂吗？^[2]然而我们必须搞清楚：实践哲学是以格言和实践标淮的形式产生的，这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它的创始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对其他问题特別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对经济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但在这些实践标准和格言中暗含着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即一种哲学。
　　社会学一直致力于按照以前制定的哲学体系，即进化论的实证主义体系的形式，创造历史政治科学的方法，这种体系，社会学起过反作用，但只是在局部问题上的反作用。因而它就独树一帜，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力图根据仿照向然科学模式建立的淮则，对历史政治事实提供一套系统的叙述和分类，力图总结出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从而“以一斑窥全豹”、做出“屡试不爽”的预言。社会学的基础是庸俗进化论，所以社会学无法认识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可是这种转化打乱了庸俗进化论者所理解的一切进化形态和一切一致性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学归根到底都必须先有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作为前提，而它只是这种哲学和世界观的一个附属部分。也不应该把各种形态的社会学的特殊的内在“逻辑”同总的理论即哲学混为一谈，因为这只能使其本身具有一种形式上的一贯性。当然，这不等于说，探索一致性的“规律”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研究，或一篇关于政治艺术的直接观察的论文毫无意义。不过应该是啥说啥，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类论文的本来面目。
　　所有这些都是“理论问题”，至于《读本》作者所认为的那些则并非“理论”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都直接属于政治思想体系的范围（把思想体系看作是哲学与日常实践之间的中间状态），仅仅是毫无联系的、偶然的个别历史政治现象的反映。作者一开始就谈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可能建立实践哲学的社会学并主张这种哲学只能通过具体的历史著作反映出来，这样，作者就面临着一个理论问题。这一极为重要的反对论点，决非光凭作者的三寸不烂之舌所能解决。实践哲学固然要靠对过去的历史的具体研究以及创造新历史的当前活动来实现，但关于历史和政治还是可以提出某种理论，因为，即使事实从来不重演，总是随着历史运动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也可以从概念中推导出理论来。要不然，我们就根本闹不清什么是运动或什么叫辩证法，从而陷入一种新的唯名论里。*

*这是因为作者没有确切地提出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使作者可以不进一步提什么是宗教的问题，可以不对过去的种种哲学做出现实的历史的评价，而把这一切统统作为胡说八道而一笔勾销。

　　把实践哲学归结为一种社会学，是恩格斯已经批判过的一种堕落倾向的具体表现（见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致两名大学生的信^[3]），它把世界观归结为一套机械的公式，仿佛凭借这套公式就可以把握住全部历史。这对那班头脑灵活善于舞文弄墨的“袖珍天才”们倒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实践哲学所依据的经验是无法用公式来表达的；只有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历史进行研究，才能产生作为确定具体史实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文献学”^[4]才能产生被认为是研究历史的一般方法论的哲学。《读本》第1章相当概括地提到的那些作者之所以认为不可能建立实践哲学的社会学，而相反地主张这种哲学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著述之中（这今论断过于冒失，当然不足为训，而且大有难以理解的新唯名论和哲学怀疑论的味道），其道理大概就在于此。
　　不承认可以建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即研究历史和政治的科学，不承认社会学可以是实践哲学的别称，这不等于说，对于扩大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领域的实践观察，不可能做出经验的汇集。如果说文献学从方法论上表现了确定具体事实的独特性和不重复性具有重大意义，可是却不能排除在政治领域里，采用促进了各种自然科学发展的统计规律或大数法规律分离出某种较为一般的“趋向律”也有其实用价值。但是，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仍然（或至少被认为仍然）基本上抱消极态度时，才能在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方面采用统计规律，这一点，一直没有被严格强调。另外，假如把统计规律，推广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中，用以制定未来的远景计划和行动纲领，就可能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统计学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充其量只是出现错误或舍本逐末，这些毛病，通过进一步研究，不难纠正，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个别科学家出点洋相而已。可是在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领域里却可以产生真正灾难性的后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事实上，在政治领域里，把统计规律当作必然性起作用的基本规律，不仅在科学上造成谬误，而且会在行动上导致错误的实践。更有甚者，它助长智力上的怠惰，使政治纲领流于浅薄。必须指出，政治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唤起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大数法规律。既然如此，又怎能把这种规律看成是一种社会学的规律呢？要是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出于计划经济即有指导的经济的需要，也势必要打破机械意义上的统计规律，也就是把无数任意的个别行动凑合而成的统计资料。这类计划性固然应建立在统计资料的基础上，但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人的自觉性取代了自然主义的“自发性”。而政治团体（党派）取代个别的个人和个别的（或照米歇尔的说法，叫具有非凡魅力的^[5]）领袖人物，则是导政推翻政治艺术方面的自然主义旧结构的进一步因素。随着群众政党的发展以及它们同群众本身的（经济——生产）生活的组织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民心的过程便不再是机械的和偶然的（那是受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而形成的），而变成自觉的和必须的了。领袖们对民心所向的了解和判断，不再取决于根据统计规律而形成的预感，以及凭这种预感而产生的思想和语言的力量。（这固然不失为合乎理智的方法，只是往往靠不住。）相反，只有集体组织，通过“积极自觉的共同参与”、通过“同情心理”、通过对具体情况的亲身体验，通过堪称“活的文献学”的体系，才能了解和批判民心之所向。这样，就形成了广大群众、党及领导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样联合起来的复杂集体就可以像“集体的人”那样行动。
　　亨利·德·曼的书，如果说它还有点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完全在于他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各个集团和个人的真实感情，而不是去了解按照社会学规律假设的那些情况。但德·曼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发现，也没有找到什么独创性的原理，足以超越实践哲学或从科学上证明实践哲学是无益的，错误的。他把政治艺术方面人所共知的、早就使用的、但大概尚未得到充分说明和发展的经验主义标淮，抬上了科学原理的宝座；但他始终未能给自己的标准规定确切的界限，只是提出一种新的统计规律就算完事，不过用了另外一个名称：社会数学和外部分类的新方法，殊不知这乃是一种新的抽象的社会学。
　　附注一：所谓的社会学规律虽被设想为因果律（如此这般的事实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如此这般的规律之故，等等），其实并无因果意义：几乎尽是些翻来覆去不合逻辑的推论。这些所谓的规律往往只是所观察的事实本身的拷贝，只是根据一套抽象概括的刻板程序，对某件事实或一系列事实描述一番，然后从中抽出某种相似关系，贴上规律的标签，于是就认为该规律具有因果意义。试问，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新颖之处？唯一独出心裁之处就是给一系列事实按上了一套新名词，可是贴标签不等于创新。（在米歇尔的论文里^[6]可以发现一整套类似的同义重复的概括，其中最后的也是最出名的一条便是所谓“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再越雷池一步，就滑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的光怪陆离之境，因为这些抽象的规律同柏拉图所主张的作为宇宙万物之本的纯粹观念何其相似乃尔！

^[1] 标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葛兰西在后文紧接着指出，只有副标题还比较贴切地说明布哈林这一著作的内容，不过那也“只有在对‘社会学’这个术语的含义严加限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说。必须指出，葛兰西本人在什么是社会学的概念上，也有点儿摇摆不定。他批评的主要对象似乎是在社会科学中所运用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这些学说的“唯物主义”形式在布哈林《读本》中的反映。

^[2] 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的看法与其说是针对经验主义（这是他经常批判的对象），不如说是针对以马克斯·维贝尔以及帕雷托和米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观点，他们力图在“社会学”的大题目下（这是奥古斯特·孔德首先提出来的）建立一门关于人和社会的包罗万象的理论。

^[3] 弗·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和致海因茨·施塔尔根堡的信（1894年1月25月），这两封信分别于1895年10月1日及15日在《社会主义大学生》杂志上公开发表。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两封信实际上是为了纠正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错误作法，葛兰西也就是要批判这种错误作法。

^[4] 葛兰西在这里使用“文献学”这个词，一方面是按其通常意义，即指对语言和历史文献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柯罗齐根据维科的著述所恢复的意义，维科把知识分为两类：作为探索真理的科学的哲学及作为考证事实的文献学（Philology）。

^[5] 所谓“非凡魅力”，是指领袖人物尽管没有法制上的权威而依然受到拥护的才能，这个概念其实不是米歇尔提出来的，而是马克斯·维贝尔提出来的，而维贝尔也是从法学家兼教会史学家鲁道夫·索姆那里吸收过来的。

^[6] 详细情况见《政治党派》一书（德文原著书名为：《党派社会学》，1911年出版。从意大利文转译的英译本于1915年刊行）。罗伯特·米歇尔（1876—1936），是一位（最初）具有社会民主倾向的德国社会学家，最初移居瑞上士后来转到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他取得意大利国籍。米歇尔以其“寡头政治的铁的法则”而出名，他同莫斯卡和帕雷托都是政治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创始人。尽管葛兰西对米歇尔的方法很明显地表示蔑视，而且也讨厌他的政治学，但还是有人说，米歇尔和杰出人物统治论对葛兰西本人关于非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理论有某些间接的影响。（参阅G·加利的《葛兰西与杰出人物统治论》一文，收入《葛兰西与当代文化》第2卷，第201—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