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性和实践哲学

　　《读本》提出的论点是，“内在性”和“内在的”这两个词在实践哲学中固然被使用，不过显而易见，纯粹是比喻的用法。说得好。但，是否说明一下，内在性和内在的这两个词的“比喻用法”究竟是什么含义？为什么这两个词继续被使用而没有被取代？是否仅仅出于对创造新词的反感？一般说来，当一种新概念取代先前的概念后，先前的语言还继续被使用，不过完全是比喻的用法。总起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地打比喻的过程，语义学史乃是文化史的一个方面；语言既是一种活的事物，又是陈列生活和文明的化石的博物馆。当我使用“天灾”这个同的时候，谁也不会指责我相信占星术，当我说“天哪！”，谁也不会认为我是异教神灵的崇拜者。不过这些词语却证明现代文明是从异教信仰和占星术发展而来的。“内在性”一词在实践哲学中有一个十分确切的含义，这个涵义包藏在比喻里，需要把这个含义发掘出来明确地加以说明。这种说明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实践哲学是内在性哲学的继续，但扬弃了它的全部形而上学结构，并把它带到了具体的历史基础上。所谓比喻的用法只是指旧的内在性已被超越——虽被超越，但仍被认为是思想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新的用法是由此脱胎而来的。还有一点，内在性的新概念是否彻底的新？比方说在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里^[1]似乎就有这种新概念的线索。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对布鲁诺并不陌生，他们读过他的著作，他们在这些书上所作的眉批依然保存着。此外，布鲁诺对德国古典哲学（等）也并非毫无影响。所以，在哲学史上有好多问题得探索。
　　语言与比喻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且语言总是在打比喻。尽管我们不可十分露骨地说，在谈话中凡是提到什么事物或物质和感性对象（或抽象概念）都是在打比喻，以免过分扩大比喻的概念；却可以说，就被使用的词语在文明的先前各个时期所具有过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内涵而论，现行的语言是在打比喻。一篇研究语义学的论文（例如米歇尔·布莱埃尔的论文^[2]）可以对一组组词语的语义变化提供一个历史地批判地追本溯源的目录。如果不考虑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如果对语言现象缺乏批判的历史的概念，就有可能在科学和实践的领域造成许多谬误：
　　1．美学性的谬误，今天正在不断地纠正这种谬误，然而在过去却是一种流行观点，这种观点是，某些相对应的词语本身就是“美的”，因为它们是比喻的具体化：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不断造出一些巧妙的说法，用以分辨天知道有多少抽象的艺术价值和要素。把语言学家在词源学或语义学研究中获得某种成果时欣然欲狂的纯粹咬文嚼字的“乐趣”同艺术享受本身混为一谈。朱利奥·伯托尼的《语言与诗歌》一文就是这种变态的最新实例。
　　2．实践性谬误，它是一种要使语言定型化和通用化的空想，然而拥护者很多。
　　3．生造新词的武断倾向，这种倾向的根源来自帕雷托及实用主义者所提出的“语言是谬误的渊薮”的问题。帕雷托和实用主义者都声称已经创造了一种新世界观，或至少是革新了某门科学并赋予新的意义，或至少对某些词语赋予了新的细微差别，或已经创造了新概念。后来他们发觉，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是，传统的词语，特别是那些老百姓和受过教育的阶级甚至语言学专家们都使用的词语，尽管内涵变了，却仍然包含着原来的意思。于是他们对此做出反应。帕雷托创造了他自己的“词典”，以表明他致力于创造他自己的“纯粹”语言或“数学”语言。实用主义者则编出一套抽象的理论，说语言是谬误的渊薮（见普雷佐里尼的那本薄薄的书）。但有没有可能把语言的比喻意义和引伸意义剔除出去呢？不可能。语言是随着整个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通过新的阶级获得文化以及通过一种民族语言对别的民族语言占支配地位等等而变化的，它只不过是以比喻的形式吸收先前文明和文化的词语罢了。今天，谁也不会认为“天灾” 这个词同 “占星术”**有联系，也不可能对使用这个词的人的意思发生误解。同样，就是无神论者也可以说“丟脸”*，而决无被误认为相信宿命论之虞（如此等等）。^[3]“比喻”意义是随着新文化的传播而传播的，而新文化也创造崭新的新词，或吸收其他语言的词作为外来语，赋予确切的含义，从而使这些词失去原有的范围广泛的含义。这样看来，实践哲学对“内在性”这个词所赋予的新的“比喻”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还是头一次听说，第一次了解和使用哩。

* 原文是disaster。
** 原文是astrology

^[1] 柯罗齐认为，布鲁诺的思想，以及16世纪一些非正统哲学家和泰莱修斯和康帕奈拉等人的思想，包含着“现代的”反先验论思想形态的萌芽，此说一出，唯心主义评论家竞相响应，就连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示支持，不过是有保留的支持。

^[2] 指米·布莱埃尔的《论语义学》，这部著作的第1版于1897年在巴黎出版。英译本《语文学，语义科学研究》于1900年在伦敦出版。

^[3] 从字面上讲，"dis-grace"的意思是失去神的恩典，所以从逻辑上讲，包含着宿命论的观念。同样，"dis-aster"是指某种不祥的星象。在现代英语中这两个词都已失去其原来的含义。但正如葛兰西在另一条札记（手稿第159页）中所指出的那样，系统地创造新词以避免在术语使用上可能产生的混淆，此事由来已久，而且有着种种有趣的掌故。在这条札记中葛兰西还提到了皮埃特罗·乔尔丹尼在事隔多年以后回忆他在1805 年跟拿破仑的一次谈话，据称拿破仑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凡是科学上的重大新发现，一定得给它创造一个崭新的名词，这样做，就能使新概念显得确切而突出。如果只是沿用旧名词添加新意，那么不管你怎么使劲强调，说这个名词原先所表示的概念跟最近新加上去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在人们的头脑里仍不免会产生某种联想，认为这新旧两种概念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和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