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问题和内容问题

　　说知识分子是凝固了的社会集团（也就是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历史上不间断的继续，因而独立于集团斗争^[1]，而不是每个统治社会集团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范畴的辩证过程的反映），这种观点的特征之一恰好在于：在思想体系上通过概念名称上的一致把自身同先前的知识分子范畴联系在一起。每个新的社会组织（社会形态）都创造新的上层建筑，代表和体现这种上层建筑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只能被认为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形势的产物，而不是先前的知识界的继续。如果“新”知识分子自认为是先前的“知识界”的直接继续，那么他们根本就不是新的（即他们并不依附于在组织上代表历史新形势的新社会集团），而是那个已被历史淘汰了的社会集团的抱残守阙的余孽。（也就是说，新的历史形势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创造新的上层建筑的阶段，而继续生存在旧历史的过时的外壳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要牢牢记住，不论新的历史形势所带来的变化有多大，总不能使语言彻底改变，至少在语言的外表形式上。但语言的内容却一定会改变，即使很难确切地察觉直接意义上的改变。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在新社会集团的各阶层中存在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中有些阶层，在思想体系上，仍然沉浸在先前历史形势的文化之中，有时还包括刚刚被超越的文化。某个阶段，尽管其中有些阶层还抱着托勒密的世界观，照样可以代表某种很先进的历史形势。这些阶层尽管在思想体系上是落后的（或至少他们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还是单纯的缺乏联系的），但在实际上，即从经济和政治作用来看，却是很先进的。如果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明确提出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即，使文化与实践领域相适应的话，那么“凝固的”知识分子就是保守反动的。因为，新的社会集团至少感觉到自身已从原有的集团中分离出来而且迥然有别，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根本不认识这种差别，只认为他们自身同过去之间可以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这当然不等于说，过去的遗产应该全盘否定。它们在总体上所具有的“有用的价值”是应该加以吸收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的。但我们应怎样来区别有用的价值和应该彻底拋弃的暂时性的哲学价值呢？往往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接受了属于某一过去思想派别的暂时性的哲学价值，就否认另一思想派别的有用价值，因为后者同前者相抵触；即使这种有用价值对反映新历史形势的文化内容可能是有用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唯物主义”一词是连同其过去内容被接受的，而“内在性”一词则因它曾经包含过某种过去历史形势的文化内容而被抛弃。难以用确切的措词表达概念内容，把名称问题同实质问题混为一谈或者反过来相混淆，这些都是对哲学一知半解、把握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缺乏历史感的典型表现，换句话说，这是拘泥于形式逻辑的抽象体系的，反辩证法的和教条主义的观念的典型表现。
　　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唯物主义”一词，不能仅从哲学术语的角度去理解，而且应从它在由于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崛起和势不可挡的发展而产生的辩证中所获得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当时，凡是在思想领域中排斥先验论的哲学理论都一律被称为唯物主义。因而，不但泛神论和内在论，一切受政治上的唯实论鼓舞的求实态度——即凡是反对政治上某些最糟糕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例如对马志尼学说的普及宣传^[2]总是带着“使命”呀“理想”呀之类空洞模糊和感情色彩的抽象口号），都被称为唯物主义。直到今天，在天主教的论战中，唯物主义这个词还是经常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唯物主义是与严格意义上的唯灵论即宗教意义上的唯灵论相对立的，因而可以把黑格尔主义和一般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感觉论和法国启蒙运动哲学，统统归诸于唯物主义这个总标题之下。同样，在常识的术语中，唯物主义可以包括以人间生活而非天堂生活为主旨的一切事物。超越中世纪生产领域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都是“唯物主义”，因为看来它就是“目的本身”，为经济而经济，为活动而活动，正如今天在一般欧洲人心目中，美国是“唯物主义”的，原因是机器的使用和公司厂商的规模超出了一般欧洲人认为“合适”的限——即不致损害“精神”需要的限度。由此看来，当初封建文化在论战中用以反击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如今却被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用来一方面反对比欧洲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另一方面反对从属社会集团的实践活动，（对于这些从属社会集团来说，从一开始到他们能够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整个历史时期里，活动只能基本上是经济的，或至少以经济的和组织结构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唯物主义观念的痕迹依然残存在语言中。在德文和俄文里，“精神的”*这个词也作“教士的”**“教士所特有的”解。有不少论述实践哲学的作者正是把宗教、有神论等看作承认“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要害问題，由此可见上述唯物主义观念是多么流行。

*德文japidick，
**供文

　　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理由，应该从下列事实中去寻找：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一种主要处于批判，和论战状态的哲学，然而人们却需要一种完全定型的体系。完全定型的体系总是个别的哲学家的成果，在他们的体系里，除了历史地有关的组成部分，即与当时生活条件相适应的部分而外，总是存在着一个抽象的组成部分，而就其依附于先前的哲学，以及出于体系结构上的需要或出于作者独特的风格而具有故弄玄虚的外表而论，这种组成部分也的确是“非历史的”。所以，某个时代的哲学不可能只有一个自成体系的流派或个别体系，而是所有个别哲学和哲学流派加上科学观点、宗教及常识等之总和，这样一种体系，能不能人为地创造？如果能，是由个别人还是由集团来创造？唯一可能的是批判活动，尤其是指批判地提出并解决那些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问题。必须加以阐述和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哲学不可能同任何过去的体系恰好相合，不管这种体系采用什么名称。术语相同不等于概念相同。
　　关于这个问题，兰格的《唯物主义史》^[3]是本值得一读的书。这部著作尽管有可能或多或少地被个别唯物主义哲学家后来的研究所超越，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在文化上的重大意义还和原来一样。有好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都参阅这本书，从中获得他们的先驱者的知识以及唯物主义的根本概念。简而言之，可以说情况如下：首先，教条主义地设定一个前提，即传统唯物主义只要稍加修正（用“辩证法”来修正，因而这种辩证法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一章，而不是作为它自己的逻辑即一种认识论而被吸收的）就直接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然后研究兰格书里所介绍的传统唯物主义，于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概念就被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此，可以说，这套贴着历史唯物主义标签的概念中的主要部分，其创始人和源泉不是别人，正是兰格。正因为如此，研究这本书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和批判意义，兰格是一位认真的敏锐的历史学家，他对唯物主义观念有十分精确、鲜明和有限度的定义。因而，使某些人（例如普列汉诺夫）大为吃惊甚至震怒的是，他既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把费尔巴哈的哲学^[4]看作是唯物主义的，所以就愈发值得研究了。在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出名词术语固然是约定俗成的，但只要一忘记必须经常回到文化源泉，以辨别概念的确切意义，就会造成错误和偏差，在这方面术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同一顶帽子底下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脑袋。再有，大家知道，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观念称为唯物主义的，当他论述法国唯物主义时给予了批判，还强调说要作更详尽的批判^[5]。所以他从来不提“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把它称作“合理的”，以同“神秘的”相对立，赋予“合理的”这个词以十分明确的意义。*^[6]

*关于这个问题，值得再看看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文章。

^[1] 阶级斗争的委婉说法，（为了对付检查制度）。关于下文紧接着所说的：统治的社会集团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参看《知识分子的形成》一文，第5—14页。

^[2] 事实上，马志尼学说本身就是极其模糊和毫无内容的，更不必说它的通俗解说了。马志尼虽然积极参加了1849年的罗马共和国（为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译者），却始终未能，尤其是在1860—1878年这样关键性的年代。对教会和教皇的地位提出一种明确的政策，而他所提出的“上帝与人民”的口号却为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和新天主教的感伤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借口（1850年以后马志尼的影响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不在直接的政治方面）。马志尼主义代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浪漫爱国主义激情的衰退，与此同时则有“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之崛兴。

^[3]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兰格∶《唯物主义史及目前对其重要性的批判》，第二次修订版，1873—1875年。

^[4]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明并加以批评的那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因为它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同人的主观的独立领域之间的基本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

^[5] 大概指《神圣家族》（第4章第3节）论述法国唯物主义的那一节，可是马克思在这一节里根本没有像葛兰西所设想的那样，对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大加批判。

^[6] 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他在《跋》中写道，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因此，合理的辩证法特别是针对黑格尔所发展的辩证方法而言的，但这不等于说，它应当从“唯心主义的”变成“唯物主义的”，那是费尔巴哈的观点，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