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意译文引自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纪念》（《纪念<共产党宣言>》）一文。）
[2] “与生产工具的一定阶段相适应并建立其上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一定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存在的整个方式。但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迟早会使生产工具发生彻底改变，这种改变使技术原来阶段建立其上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变得不可容忍。于是通过社会革命把过时的经济形式如以摧毁，而代之以与生产设备的新阶段相适应的更高的经济形式。”
柯罗齐补充说，《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和第14章）和别处固然强调了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援引了技术史，可是根本没有把“技术工具”变成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和特别突出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那段表述里下列词语倒是有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经济条件”等等，这些当然是肯定经济发展取决于物质条件，不过它可从来没有把这些条件仅仅归结为“技术工具的变化”。柯罗齐还说，实践哲学的创始人从来不打算研究经济生活的最终原因。“他的哲学并非那么廉价的。他决不会无缘无故‘卖弄’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又去追求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