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得到承认而斗争
盟国对我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政策
最初，当我们来到维斯时，我们并不打算在这个岛上长期呆下去。我们打算尽早回到大陆去。但是当时新南斯拉夫的未来的问题，尽快地争取西方国家承认它以及巩固全国委员会的地位的问题，已经作为十分重要和现实的问题提了出来。当然，我们以前，特别是从1943年以来就重视这个问题。然而，现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与盟国的联系以前首先是政治性的，因此也是正式的。虽说例如苏联政府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谈到承认新南斯拉夫政府，即承认全国委员会，但是它做得好象它是承认似的。
然而，西方盟国的情况不同。诚然，他们给了我们或多或少慷慨大方的援助-武器、食品和其他装备，但是只在军事代表机构一级，即联络官和他们的军事总部一级保持同我们的所有联系。我们当然很关心在全国委员会和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联系。我们还在亚伊采时，在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始举行之前，就曾打算把我们的官方代表-但是还只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洛拉·里巴尔①和弗拉特科·韦莱比特②派到伦敦去。表面上，他们那时只代表我们的军队，但是英国政府同意，这可以成为建立正式联系的开始，即两国政府建立正式关系的开始。然而，对于建立这样的关系，英国政府当时就已多少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条件：在新南斯拉夫政府即全国委员会和国王以及国王的伦敦政府③之间建立起相应的从属关系，即南全解委员会承认自己臣服于国王和国王的政府。这一要求事实上只是英国一方面对我们，另一方面对国王和伦敦王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一个发展阶段。
① 伊沃·洛拉·里巴尔（1916-1943)，南著名青年领导人，1936年加入南共，1937年任南共青团中央书记，1940年10月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1941年为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任南共中央负责未解放区事务的书记，1943年11月27日牺牲，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译者注
②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1907-☐）1943年任南人民解放军派驻开罗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团长，后任最高统帅部驻伦敦使团团长。解放后，任联邦政府旅游业委员会主席，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弗拉特科是弗拉迪米尔的昵称。——译者注
③ 这是指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南斯拉夫1941年被占领后，该政府最初设在开罗，后来设在伦敦。在文件和书刊中，这个政府还叫做：“设在国外的南斯拉夫政府”、“流亡的王国政府”、“伦敦王国政府”、“伦敦政府”，等等。
西方国家政府对我们，即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对国王、伦敦王国政府和切特尼克①的这种政策和关系的发展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丘吉尔和英国政府1941年时的基本立场和他们对切特尼克的主要要求是：消灭南斯拉夫境内的游击队，即解除他们的武装，使游击队从属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也就是说不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得到发展，从而确保切特尼克和他们的盟友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当时英国的联络官多少是偶然地同我们建立了接触，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们游击队几乎遍布南斯拉夫全境，而他们很难到达切特尼克那里。在这种接触中，他们答应向我们提供援助，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得完全服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最高指挥部，我们得把自己的部队同他的队伍合并。
①“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的意思，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南王室利用，变成了反动组织。二次大战时站在德意占领者一边，反对南共领导的武装，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译者注
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极其复杂和困难，因为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不断地要求我们无论如何同切特尼克达成协议，建立由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共同的军队。尽管我们向斯大林提供了十分具体的材料，说明切特尼克在向我们发动进攻，他们在勾结德国人，他还是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显然，跟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不相信我们的材料。然而，主要原因不在这里。我认为，斯大林奉行这样的政策，是想要在战后时期在巴尔干同西方列强达成妥协，尽管这是有损于我们的革命的。显然，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他甚至在1945年还要求我们承认彼得二世国王。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关于对西方列强以及对它们的政策的态度的看法，同苏联的看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清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巴尔干奉行反共政策，它们一直在设法采取某种方式把我们排挤出政治舞台。同样，我们也明白，斯大林不可能把南斯拉夫问题看成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联系整个事态，在反希特勒联盟内部关系范围内来看待的。因此，我们是准备谅解他的，我们把他的要求看成是某种策略行动，连他自已也不当真相信的一种策略行动。因此我们没有作出反应就接受了他的这些要求，同时按照南斯拉夫国内具体形势的要求奉行自己的政策。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我们一再设法-当然，如果是取决于我们的话-竭尽所能来既满足西方国家政府的要求，又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换言之，我们向切特尼克提议共同作战，当然我们不同意切特尼克有什么最高指挥权，而是经常商量合作。我们走得很远，甚至冒了风险，让铁托前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尽管当时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保证，可确保他从那里回来。①此外，我们还承担义务，向切特尼克提供大批武器，即提供我们设在乌日采的兵工厂生产的几千枝步枪，并且我们马上就给了。但是这一切的效果很差，为时也很短。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表面上同铁托达成了协议，协议只生效了几天时间。原来，铁托从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回来不久，切特尼克就突然在整个乌日采及其四周地区向我们发动进攻，试图解除我们的武装和消灭我们。游击队没有料到他们会有这一手，甚至连猜想都没有猜想过。
① 铁托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一次会见于1941年9月19日在塞尔维亚西部米奥尼察（瓦列沃附近的一个小镇）附近的斯特鲁加尼克村里举行。会见时，德·米哈伊洛维奇表示赞成相互容让，但是他拒绝让切特尼克的队伍参加反占领者的斗争，理由是进行这样的斗争的条件还不存在，说“等到局势比较有利时”，他的部队再参加同占领者的斗争。
铁托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次会见于1941年10月27日在苏沃博尔山区的拉夫纳戈拉附近的布拉伊齐村举行。在这次会见时，铁托提出了十二点建议。（见附件第177页）。德·米哈伊洛维奇对于以下各点均予拒绝：保证各族人民团结和解放斗争统一，即共同对敌人展开作战，共同指挥，供应武器和粮食，禁止强迫动员，承认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有权处理临时政权的各项事务。
1941年7月人民解放游击队瓦列沃支队的代表，1941年8月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的代表，曾同切特尼克，同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的代表，就反对占领者的共同斗争问题进行过最初的几次会谈。
但是切特尼克在作战中运气欠佳。他们的军队是由基本上组织不善的部队，动摇的并非彻底觉悟的农民组成的，他们不准备替他们很了解的南斯拉夫旧军队的军官们去卖命送死。然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却是由有觉悟的工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最觉悟的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一天之内就粉碎了切特尼克的攻势，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使他们再也没有象在乌日采那样集中过。切特尼克在乌日采对游击队发动的这第一次攻势就这样彻底地失败了。从那时起，切特尼克和德国人就开始公开勾结。以前就存在的彼此容让这时就变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协议了。
切特尼克在乌日采的失败，当然使西方国家政府不好受。尽管它们确知切特尼克同德国人勾结，因为它们掌握关于这一勾结的确切而具体的材料，西方国家政府还是在切特尼克的指挥部派驻自己的代表-联络官，并且不改变自己的政策。显然，西方国家政府当时认为，切特尼克勾结占领者反对共产党人不会损害他们在巴尔干的利益，也就是说认为这种勾结所造成的损害比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的扩展所造成的损害要小些。看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同样的想法。
耐人寻味的是，甚至在伦敦和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对游击队的攻势之后，斯大林还坚持要我们同切特尼克合作。
1941年全年和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政府把切特尼克当成自己在南斯拉夫的盟友，一再要求他们把粉碎人民解放军，也就是阻挠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正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抱有这样的目的，战争开始时切特尼克同占领者的勾结并没有使它们“感到震惊”。相反，在这同一个时期，世界报界，首先是西方的报界把人民解放军对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占领者进行的一切战斗，取得的一切胜利，全归之于切特尼克，说成是切特尼克的胜利。只有少数个人，而且主要是到了1942年，才得到真实的情报，了解到同德国人作战的是游击队，而不是切特尼克。西方最反动的人士这么做实际上是试图为自己那种明显反共的政策求得广泛的政治支持，而这种政策同西方国家政府战时的真正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但是，到了1942年下半年，局势表明这一反共主张，即消灭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切特尼克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日益消退，而游击队则相反，政治影响日益迅速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在加强。南斯拉夫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在人民政权机关的领导下，而切特尼克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保护下困守自己的营地。此外，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真正的、确实的情报，了解到是谁在南斯拉夫同德国人作战，而谁又在同他们勾结。
就这样出现了一种政策主张，我可以把它称做中立的政策，或者表面中立的政策。西方国家政府开始也要求同游击队保持接触，当然，它们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同切特尼克的联系。①显然，这是后面的一种主张的雏型。这一主张目的在于在战争结束阶段迫使游击队同战前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旧政治结构妥协，从而让旧的统治阶级事实上即使不能保证享有充分的权力，也至少在新政府中享有相当的影响，不让共产党人充分地掌权。为了奉行这样的政策，丘吉尔当然需要同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首先是同铁托建立起特殊的接触。于是丘吉尔开始向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向各“共和国”的总司令部派遣正式军事代表团，即军事联络使团，甚至把自己的儿子派来②。这些使团，诚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受权代表政府讲话，只是代表自己的军事指挥部，首先是开罗的指挥部。但是同时，它们十分关心我们的政治目的和意图，关心力量对比以及各种力量在国内的影响。
① 1943年初，开罗的盟军指挥部作出决定，今后将只向塞尔维 亚派遣驻切特尼克的军事使团，而同时向南斯拉夫西部地区，首先是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派遣专门的使团，目的在于“同游击队保持试验性接触”。参看第45页脚注①、②和第46页脚注①、②。
② 丘吉尔首相的儿子鲁道夫·丘吉尔作为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使团的成员，于1944年1月抵达南斯拉夫，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
我要说，当丘吉尔明白，游击队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不可能命令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干任何事情，而只能与它会谈、谈判的时候，西方国家政府对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关系就进入了第三阶段。迪金①后来告诉我，丘吉尔有一天派他去彼得二世国王那里，开诚布公地告诉他，除非接受南人解委员会1943年第二次会议宣言所包含的提法，否则他没有别的任何可能返回南斯拉夫，君主制的问题，也就是维持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制的问题，将在战争结束后由人民按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彼得二世国王回国的唯一的，而且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是达成以下意义上的协议：伦敦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建立联合政府。
① F·V·迪金少校是斯图尔特上尉死后派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英国军事使团的团长，该使团于1943年5月27至28日的那个夜晚降落在杜尔米托尔山区扎布利亚克附近的解放区。从官方来说，迪金是英军中东总司令部派驻我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在这个使团里跟迪金少校在一起的还有F·V·斯图尔特上尉、两名无线电报务员和南斯拉夫裔的加拿大人伊万·斯塔尔切维奇。斯图尔特上尉几天之后在德军第五次攻势中牺牲。参看第45页脚注②。
丘吉尔很可能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宣言中的那个提法意味着南斯拉夫君主制的最终消灭，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同彼得国王一起找出某种解决办法。在这件事情上，很可能斯大林的态度也怂恿了他。斯大林从另一方面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同彼得国王和伦敦流亡政府签订任何协议，哪怕是临时的协议。斯大林在施加压力这件事情上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又有几分是为了报答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西方盟友，这一点现在很难说。我相信，他是考虑过在他看来是很现实的罗马尼亚的那种解决办法。①然而，他不明白，南斯拉夫的局势跟罗马尼亚的局势完全不同。
① 1944年夏天，红军打进罗马尼亚。安东内斯库的法西斯政府被推翻，8月23日，米哈伊洛国王接管国内政权。罗马尼亚于8月25日向德国宣战，尔后于9月12日在莫斯科同苏联订立停战协定。到1945年3月，更换了两届政府，3月组成了人民民主阵线政府，1946年11月，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成的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得令人信服的多数。1947年底（12月30日），米哈伊洛国王让位，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参看辞书局编纂的《百科全书》第六卷，萨格勒布1962年版，第534页），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有兴趣于找到某种折衷办法，至少在表面上满足西方国家的要求，如果不是在内容上满足这些要求的话。我们的印象是，当时丘吉尔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从上面提到的丘吉尔同迪金的谈话中可以猜到这一点。
我觉得，正是在这个时候，对游击队，即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的第三种主张形成了，主要有如下内容：
—— 第一，找到一种方式，使伦敦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联合起来，在铁托领导下也罢；
—— 第二，游击队应当承认彼得国王，直到人民通过民主的途径，对南斯拉夫将成为共和国还是实行君主制作出决定为止；
—— 第三，西方列强的作战战略，将是从意大利出发，经由所谓的卢布尔雅那大门①，进一步指向北方，即经由斯洛文尼亚，指向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
① 卢布尔雅那大门-地理战略概念，指的里雅斯特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地区。占据经由波斯托伊纳高原的通道以及（的里雅斯特-卢布尔雅那方向的）克里姆山-洛加特茨-多洛米蒂一线，就可以进入卢布尔雅那盆地，从那里出发又可走向以下方向：卢布尔雅那-诺沃梅斯托-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特罗亚奈-策列-奥地利；卢布尔雅那-特罗亚奈-马里博尔-匈牙利；卢布尔雅那-克拉尼-柳贝利-奥地利。
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丘吉尔手上只有两张王牌：第一，斯大林在对伦敦流亡政府和国王的处置问题上支持他，但是并不支持他通过卢布尔雅那大门。出于苏联显而易见的军事和政治战略的需要和利益，斯大林决不愿意把这一通道让给西方列强。而当时，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丘吉尔的第二张王牌是，斯大林对奥地利比较起来不那么关心。因此斯大林毫不阻难地允许西方列强的部队穿过特尔比扎和科鲁什卡进入奥地利。今天很难说清楚，斯大林，即苏联为什么对奥地利战后的命运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最为可能的是，斯大林当时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东德的，当然，也是针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因此，他把奥地利留给了西方盟国，免得把关系搞得过份紧张。事实上，斯大林后来对斯洛文尼亚的科鲁什卡采取的态度表明，他从来没有把奥地利视为苏联“轨道”的一部分。或许正因为如此，新南斯拉夫在盟国各次部长级会议以及巴黎和会上，在涉及科鲁什卡问题的时候，得到苏联的支持最少。
当亚历山大元帅①同我军最高统帅铁托一起视察我军前线时，他再一次试图把所谓卢布尔雅那大门的问题提上议程。表面上，铁托和亚历山大会谈的主要题目是盟国政府在我军极其需要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方面提供援助的问题。南斯拉夫军队当时已经扼守一条绵亘的战线。从匈牙利一直通到亚得里亚海。然而，铁托当时坚决地说“不行”，这使得以为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就有可能让旧南斯拉夫反动的政治和军事势力上台的一切幻想全告破灭。而尝试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会在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强国之间造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这无论如何是丘吉尔不能允许的。但是这一政策的实质还是没有改变。
① 哈罗德·亚历山大（1891-1969)，英国陆军元帅和国防大臣。1944年11月，任中东盟军司令。1945年2月，曾访问贝尔格莱德，以确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同意大利北部的盟军协同作战事宜。当时，他曾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铁托一起巡视了斯雷姆前线。
我本人确信，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支持，更多的是一种考虑到南斯拉夫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手腕，而在当时，以及后来在围绕伦敦王国政府和我们的革命政府达成协议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对我们并没有直接的损害。对丘吉尔的这种支持，同时也反映了斯大林和丘吉尔已就在南斯拉夫“对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了协议，这是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达成的，而在1945年初的雅尔达会议上得到了确认。①
当时南斯拉夫的全部政权 事实上都 掌握在我们手中，因而所有这样的和类似的协议都是可笑的。因此1944年底②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话时，我没有对这样的协议提什么抗议。我觉得，超越时间和空间，根据两国政府、两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前的、多次发生的冲突，苏联政府也必然清楚，革命的南斯拉夫是不会怎么理会这样的协议的。我们当时事实上已经是一支完全独立的革命力量，如果我们有时接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者苏联政府就这个或那个政治问题提出的一些建议，这不是反映了我们屈从于苏联政府，而是反映了在一些问题上立场相似或相近，反映了南斯拉夫对于在未来的和会上取得苏联的支持的极大依附感。如果说存在误会和争论的话，而这在战前和战时都是有的，这些误会和争论主要涉及相互间的关系和对邻国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容我下面再予详述。
① 参看第48页脚注。
② 1944年11月22日。
然而，当时苏联极大地帮助了新南斯拉夫在欧洲站住脚，帮助了它得到反希特勒联盟的盟国的承认，没有这种支持，我们在和会上取得的所有结果都会无可比拟地逊色。对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实际上，在争取国际上承认南斯拉夫和签订和约的斗争中，我们唯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盟友。当然，也有若干例外的情况。
可见，我要说，丘吉尔，也就是盟国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整个政策和关系从1941年起，直到战争结束，大致是在这一范围内演变的。下面，我将比较详细地来探讨这一政策的各个阶段。
为使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得到承认而斗争
在希特勒进攻南斯拉夫之初，就出现了切特尼克。他们所反映的是旧南斯拉夫君主主义大塞尔维亚上层集团的意志。他们的政策是：在森林里坐等，最低限度地动员农民，只动员为保护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么些农民，等待盟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使他们能够冲出森林，把自己说成是南斯拉夫和彼得二世国王的军队。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利卡的塞尔维亚人民受到乌斯塔什①的血腥恐怖和杀戮，他们自发的起义开始时推动了切特尼克的出现。严酷的恐怖使得塞尔维亚人民不得不采取自发的武装行动，为求生存而奋斗。共产党当时就参加了这些自发的起义，一再设法使起义尽量严密地组织起来。
① 乌斯塔什，又译乌斯塔沙，是宣扬极端沙文主义，带有法西斯性质的反动民族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为安特·帕韦利奇，其纲领是把克罗地亚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斯雷姆组成一个独立国，消灭塞尔维亚居民。第二次大战爆发后，乌斯塔什投靠德意法西斯，与南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为敌，并在德国支持下宣布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译者注
但是一俟反对德国人的武装行动中出现了以共产党为首的人民解放运动，局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切特尼克不再能在德国人的默许下在森林里坐等，对于德国人来说，切特尼克这种隐蔽藏身的做法是帮了忙，因为切特尼克这样的政策事实上阻挠了发动居民和他们对德国人的抵抗。他们突然面临一个难题：要么同德国人作战，这如果不意味着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正式的合作，也至少是事实上的合作，或者要么勾结德国人。切特尼克所代表的阶层和政治势力的阶级利益事先就已作出了回答。他们抓紧时间；他们开始公开地勾结德国人。他们对乌日采游击队的进攻本应意味着最终消灭人民解放运动的开始，但是在进攻失利之后，他们立即同德国人接触，如果说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接触的话。①
① 参看第177页为本页收录的附件。
可见，切特尼克扮演这样的角色，即公开勾结占领者，从一开始起就反映了他们的政策：他们是间谍、“别动队”、刽子手和凶手，他们恐吓和杀戮对他们持保留态度而未必是游击队的和平居民。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西方列强政府把自己的联络官派到这样的切特尼克那里，好象派到自己的盟友那里似的。这一事实本身如果不说明别的，至少说明，在西方各国政府看来，当时消灭人民解放运动和共产党在南斯拉夫的影响，比同德国人作战更为重要。
差不多在这时，英国派驻切特尼克司令部，即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联络官赫德森①来到我们这里，来到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②。可以说，他完全是偶然地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们用潜水艇把他送到黑山沿海某地，以为切特尼克会在那里迎接他。显然，切特尼克通过吹嘘自己的作战和胜利的报告欺骗了盟国，也欺骗了全世界。赫德森走过一大片地区，从黑山沿岸，经由桑贾克和塞尔维亚，直到乌日采的最高统帅部。因此，他很容易看到并使自己认识清，切特尼克到底算是什么样的力量，因为在整个此行途中，他哪里也没有遇到切特尼克，而是到处都是游击队。
① 杜安·赫德森是英国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团长，他是派驻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是在1941年9月20日在滨海佩特罗瓦茨登岸的。跟赫德森一起的有王国军队两名少校扎哈里耶·奥斯托伊奇和米尔科·拉拉托维奇，他们后来成了切特尼克的指挥官，还有无线电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他在这批人抵达乌日采之后投向游击队，在1944年德军空降袭击德尔瓦尔时牺牲。洛夫钦游击队接待了赫德森，他经由游击队所控制的地区抵达乌日采，抵达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他于1941年10月25日跟德·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接上头。
② 南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6月2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议上组成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1941年9月26日在斯托利察举行的会议决定，总司令部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从1942年1月起，最高统帅部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最高统帅部。而从1942年11月起，改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1945年3月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改组为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部。
我们在最高统帅部接待了他，当然是得体地接待了他，使他能够同他希望谈话的所有的人谈了话。当然，最重要和时间最长的谈话是同铁托进行的，他还同我们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而且不仅同共产党人谈话，还同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成员谈话。通过这些谈话，赫德森对于国内和前线的状况，特别是在游击队、切特尼克和占领者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还向他解释了解放区政权的自治民主性质，寄希望于他多多少少向伦敦转达一些情况。我们特别揭露了伦敦王国政府的无线电广播把人民解放军同德国人的全部作战和胜利归功于切特尼克。他可以亲眼目睹，乌日采是由游击队，而不是象整个西方报界所报道的那样是由切特尼克解放的。他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然而，他未能同我们就人民解放军领导和英国政府之间建立合作事宜进行政治性讨论，因为要知道，他来南斯拉夫是负有具体的任务的：同切特尼克商谈合作，以便消灭人民解放运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他是个军人，他执行他受领的命令，完成军人的任务。
然而，根据某些材料说，他向自己的指挥部提交的报告是相当具体的。这只是证明，西方国家政府当时就很了解在南斯拉夫参加反占领者战争的武装力量的真实状况，它们的关系的性质，它们的实力和活动，特别是很清楚地了解了切特尼克同德国人的勾结，而且我还确信，正是这些报告使得切特尼克同德国人的勾结合法化了，这不仅是符合切特尼克最高指挥部的心愿的，而且也是在伦敦的王国政府的压力下进行的，伦敦政府知悉了这些报告和西方国家政府了解到的情况，即不得到德国人的直接支持，不同德国人勾结，切特尼克是没有能力来消灭人民解放运动的，从而名副其实地一片惊慌。诚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武断的看法，并没有足够明确的证据和扎实的根据。当时，对于西方国家政府来说，阻挠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左翼革命运动，免得以后在他们同苏联处理关系时给他们制造严重“困难”，这要比切特尼克采取一些小的游击队行动重要得多，这些行动当时是切特尼克唯一能采取的行动，当然，条件是他们真的愿意同德国人作战。
因此，西方后来一再想证明，西方国家政府之所以支持切特尼克，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切特尼克同德国人勾结，这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也是可笑的。诚然，丘吉尔后来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大大改变了自己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态度的这种改变不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而是在借以同这个运动以及同这个运动所产生的政权建立接触的方法方面。然而，我所谈到的事件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发生的，当时西方国家政府确信，有可能消灭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如果不是靠切特尼克本身的力量，那么在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乌斯塔什的援助下是有可能办到的。这种局面，我们是完全意识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估计到，争取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被承认为反希特勒联盟的一部分的斗争，尤其是争取新南斯拉夫得到承认的斗争，将是格外艰巨的。我们确信，光靠宣传和提供情报是打赢不了这场战斗的，尽管我们并不低估这些手段，但是首先要靠壮大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扩大解放区，在反对占领者和国内各民族卖国贼的各条战线上尽可能广泛地展开活动。
对于我上面所说的情况的一个雄辩的证明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赫德森对他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状况作了报告之后，西方国家政府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军事使团派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和切特尼克的其他形形色色的司令部①，但却连一个联络官也不打算向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派出。换言之，当时，西方国家政府决定加强对正同游击队作战的切特尼克的全面援助，而不是加强真正同德国人和南斯拉夫国土上的别的占领者作战的武装力量。
① 英国人鉴于失去了同赫德森使团的直接联系-这部分地是由于赫德森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之间关系紧张所致-遂于1941年底决定向切特尼克派遣若干个军事使团。
这些使团中的一个是由特伦斯·艾瑟顿少校率领的。他们于1942年2月4日乘潜艇在滨海佩特罗瓦茨登陆。为了去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跟赫德森一样，他们穿越了游击队占据的地区，从海岸一直走到福查。艾瑟顿，跟赫德森一样，受到铁托的接见。为了向他证明，切特尼克同占领者勾结，从最高统帅部又把他送到罗加蒂察附近的前线。在前往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途中，艾瑟顿于1942年4月被切特尼克打死。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迪金在自己的《博约夫纳山》一书的第203页上援引了切特尼克的指挥官奥斯托伊奇致德·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封电报，奥斯托伊奇在这封电报里提醒他说，艾瑟顿“比赫德森还坏。他从自己的指挥部得到指示，要竭尽全力把水搅混并支持反对占领者的斗争”。
在乘同一艘潜艇抵达的第二个使团中有 南斯拉夫王国 军队中尉斯塔尼斯拉夫·拉波特茨，他于1942年1月27日在姆列特登陆，任务是同达尔马提亚的切特尼克建立联系。拉波特茨除同达尔马提亚的切特尼克联系外，还同萨格勒布的斯特皮纳茨和德拉扎驻斯洛文尼亚的全权代表K·诺瓦克接触，而在离开南斯拉夫前往伊斯坦布尔时，在贝尔格莱德同德拉扎的代表有过接触。
第三个使团是在1942年2月5日乘飞机前往罗曼尼亚的，但是在降落时被义勇军所俘虏。
在派遣了这几个使团之后，英国人在1942年底（12月25日）派遣了一个以S·W·贝利为首的新的军事使团，他是在科拉辛附近德·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不远处降落的。1943年9月23日，英国人又派遣了一个以阿姆斯特朗将军为首的级别很高的使团，也是派往德·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的。这个使团在切梅尔诺降落。
此外，1943年内，英国人还向塞尔维亚境内切特尼克的各个军派遣了好几个军事使团。
美国人也向切特尼克派遣了自己的特别使团，不过时间稍晚些。以沃尔特·曼斯菲尔德中尉为首的第一个使团于1943年8月18日抵达。1943年9月23日，同英国阿姆斯特朗将军一起抵达的，还有美国的艾伯特·塞茨中校。
赫德森当然不进行任何范围比较广泛的讨论，他也不敢谈西方国家军队同人民解放军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合作，因为他领受的是完全相反的指示。他只是不断地重申，伦敦政府是“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国王是“南斯拉夫的合法国王”，因此所有武装力量都必须服从于最高统帅-彼得国王以及伦敦政府，而这个政府在国内的代表就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因此，从一开始起只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让我们服从南斯拉夫这些反动的政治力量和其他力量的军事指挥部，但是正是这些力量使南斯拉夫陷于大战前夕所处的地位；西方的这种要求同时又意味着要我们放弃人民解放武装斗争。当然，赫德森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建议”，使我们感到好笑，因为我们得到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得到军队的支持，我们的军队不仅组织良好，而且决心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赫德森要求我们同意他经过我们的解放区同切特尼克建立接触。这一点，我们当然没有禁止他，他不久就到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
然而，西方指挥部同切特尼克司令部的大多数联络官都得经过解放区，即经过游击队控制下的地区。我们不阻难他们前往他们的政府派他们前往的地方。但是切特尼克杀害了他们中的一位①，并偷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藏在腰带中一个小口袋中的个人备用的黄金。切特尼克在外国报刊上立即掀起一场疯狂的运动，硬说这个英国军官是游击队杀害的，目的在于根据这一谎言，让西方世界相信，游击队作为共产党人杀害前来南斯拉夫同切特尼克一起与德国人作战的西方军官。但是，当时关于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的报道已经在世界舆论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此外，众所周知，在发生这次事件之前，盟国有不少军官没有遇到任何阻难，经由游击队地区，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前往切特尼克的司令部。
① 指的是英国艾瑟顿少校。
当时，在这些问题上，在西方盟国对切特尼克，或者对人民解放运动的态度上，铁托奉行十分英明的政策，尽管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在游击队前线的战士的全家往往遭到屠杀，切特尼克公开勾结德国人，从而实际上-尽管就形式而言是间接的-盟国军官也在勾结德国人，这使得许多游击队员义愤填膺，反对同切特尼克联络的盟国军官，我们不得不一再向我们的战士们解释，铁托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考虑的是新南斯拉夫未来的利益。此外，我们还向战士们指出这样一个他们自己也看到并意识到的事实：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在人民解放运动方面，这几个西方军官决不可能改变实际状况：最后，西方的这些联络点至少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可把一部分真相传回去，而这归根结蒂会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和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主要头目丘吉尔改变自己的政策。
在这样的局势下，对于我们来说，莫斯科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支柱。苏联的新闻机构和苏联外交机构支持我们的论点，从而间接地对世界舆论施加了压力。对于我们来说，“自由南斯拉夫电台”①具有格外的价值，它虽说是以南斯拉夫的语言进行广播的，还是间接地促进了把我们斗争的真相扩散到其他语言地区去。尤其是因为领导“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并在其中工作的有象维尔科·弗拉霍维奇②和久罗·萨拉伊③这样一些人，他们努力使这家无线电台的广播，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摆脱苏联的外交。因为当我们从南斯拉夫揭露那些把游击队的胜利和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战斗都归功于切特尼克的谎言时，苏联的外交是支持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断言切特尼克勾结德国人，特别是在涉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的时候，苏联的外交是极其谨慎的。苏联政府当时继续奉行要我们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的政策；对于国内外熟悉真实情况的人来说，这一要求不仅是荒唐的，而且也是可笑的。因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他所谓的南斯拉夫军队在祖国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游击队和人民解放运动，而不是同德国人作战。在铁托和莫斯科之间，就这个问题交换过一系列很令人不愉快的电报，彼此有所指责。维尔科·弗拉霍维奇和久罗·萨拉伊当然努力给国内人民解放运动的军政领导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因此他们往往在“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节目中自行广播一些消息揭露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切特尼克扮演的角色的真相，这使他们两人常常处境很不愉快。
①“自由南斯拉夫”电台于1941年11月11日在苏联的乌法建立。它在共产国际的无线电台系统中广播消息。从1942年4月起到1945年1月停止工作时为止，该台一直设在莫斯科。该台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广播消息，而从1944年年中起，还用马其顿语广播。从1943年起，用多种语言为被占领的欧洲各国人民广播消息。从1942年4月起，该台同最高统帅部有直接定期的无线电联系，稍后，同斯洛文尼亚总司令部也建立了这样的联系。电台编辑部在准备广播节目时参考各通讯社的消息，盟国报刊上的消息和新闻以及其他的来源。从1943年11月起，一部分节目是根据南通社的消息播发的，而从1944年起，“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节目的材料全部由南通社提供。
② 维尔科·弗拉霍维奇（1914-1975),1933年参加南共青团，1935年加入南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9年任南共青团中央驻少共国际代表，1942年起任少共国际书记，直至1943年少共国际解散。1941-1943年为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设在苏联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负责人。战后曾任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副外长、《战斗报》主编。在南共联盟七大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执委，八大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书记，九大当选为南共联盟主席团成员，后为南共联盟主席团执行局成员。——译者注
③ 久罗·萨拉伊（1889-1957),1919年加入南共，从事工会运动。三十年代任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死前任南工会中央理 事会主席，南共联盟中央执委。——译者注
这个问题始终贯穿我们同莫斯科的全部关系，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也是如此。如果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同莫斯科的合作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友好和真诚的，我们从苏联得到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方面的援助为数也是不小的。当然，苏联政府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是考虑到自己同盟国的关系中的全盘利益的。因此，苏联是向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派驻军事联络使团①的最后一个盟国，是向南斯拉夫提供武器的最后一个盟国，就不是偶然的了。当然，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感到痛心，但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举动看成是苏联在自己对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西方盟国政策中不得不采取的做法。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某些情况下是极其谨慎的，他对于自己的实际力量没有充分的把握，是决不轻易下决心采取某个冒风险的行动的。因此，他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政府的政策是尽量不去创造条件和机会，避免同西方列强发生冲突。既然我们了解这种情况，我们也就相机行事。我们常常默认从莫斯科得到的某些论点，但是具体到国内，我们就按别的方式行事。
① 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最高统帅部同莫斯科一直保持无线电联系。然而，表面上这是同共产国际联系，而不是同苏联政府联系。苏联政府向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派有自己的大使，同时南斯拉夫王国在古比雪夫派有大使。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决定，苏联政府向南斯拉夫派遣自己的军事使团。以科尔涅耶夫将军为首的这个使团通过英国的渠道，绕道开罗和德黑兰，于1944年2月23日抵达南斯拉夫。科尔涅耶夫将军与戈尔什科夫将军和另外几名军官乘滑翔机在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降落。
在苏联使团抵达后，最高统帅部立即决定向莫斯科派遣自己的使团，该使团称为：“全国委员会军事使团”，参加这一使团的有密洛凡·吉拉斯＊、韦利米尔·德尔齐奇、韦利米尔·斯托伊尼奇等人。最高统帅部使团经由开罗和德黑兰于1944年4月12日抵达莫斯科。
密洛凡·吉拉斯（1912-☐），南政论家、文学家，1935-1954年间为南共中央委员，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南共六大后，特别是1953年以后，陷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1954年1月，南共中央全会斥其为修正主义分子，免去其党内外职务，后曾两次被判刑。吉拉斯曾被误译为德热拉斯。——译者注
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新南斯拉夫的独立奠定基础
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做法和反应也过份谨慎。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我们准备在亚伊采召开的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反应上。关于这次会议，我们事先没有报告莫斯科，因为我们确信斯大林是会反对召开这次会议的。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西方国家政府对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反应，因为他几乎确有把握地以为会发生比实际情况尖锐得多的冲突。
因此，我们在几天之内收到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是莫洛托夫发来的，大意是说，我们在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给苏联背后捅了一刀。我们本来就估计到斯大林会作出尖锐的反应，不过还是没有料到他作出了这样的反应。但是几乎在同时，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收到了丘吉尔发来的一封长电报。他当然不赞成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各项决议，但是他并不拒绝在这一基础上会谈。换言之，他显然认为，这些决议中有些东西可以成为实现他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最终主张的出发点。在我看来，他所指的就是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宣言中的一个提法，即南斯拉夫是保持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制的问题，要到战后由人民按照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才予最终解决。
丘吉尔是现实主义者，他当时已经明白，要强行对付人民解放军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阵线，已经办不到，在他看来，这个提法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来挽救尚能挽救的东西。我们在起草这一决议时，也考虑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因此，没有发生“悲观派”预料会出现的情况，即丘吉尔通过对南人解委员会的决议作出尖锐的反应而在反希特勒联盟中制造新的严重冲突。发生的却是“乐观派”原先预料的情况：丘吉尔考虑到对力量对比进行现实的估量，考虑到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实力，试图通过运用政治手段和施加压力来打进南斯拉夫。他这一政策即这一政治策略中的主要王牌，是国际对新南斯拉夫的承认，以及战后在和会上马上就会出现的一系列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不仅是指南斯拉夫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中的问题，而且也是指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中的问题。
丘吉尔对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相对平静的反应以及很大一部分世界报刊对这些决议作出的十分积极的评价，这两点肯定是产生了影响，起了作用，使得我们因这些决议而同苏联政府猛然发生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下去了。我要说，在此之后，我们相互间政治上的信任甚至还得到了加强（我们两党相互关系中从前的一些现象一度破坏过这种信任）。两国政府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也加强了。从我们方面来说，我愿特别强调，我们对于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信任大大加强了。当然，有些因素没有发生变化，尽管是掩盖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在列强全球政治中不过是“零钱”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谈到。
然而，如果我们把一切积极的东西，共同的利益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放在天平的一端，把由于政治上的误会而使我们分开的东西放在另一端，我们要说，积极的方面还是要比消极的方面重得多。这一事实是我们抵制西方国家政府的图谋的重要支柱，西方国家政府想迫使我们承认伦敦政府，或者至少同这个政府和彼得国王达成实质性妥协，对于我们来说，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此外，几乎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苏联给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大大增加，这种援助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曾大大落后于西方盟国给我们的援助。我们的军队用从苏联和西方盟国那里得到的武器装备起来，充分现代化了，成了从匈牙利直到亚得里亚海的东方战场上的一个独立、强大和平等的军事伙伴。
当然，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必须接受某种妥协。尤其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受到双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压力。当然，这两种压力也有差别。我们觉得斯大林的压力更多的是各大强国全球考虑范围内的一种策略。然而，在同西方盟国的关系中，则涉及我国民族生存的实质性问题，涉及能否消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领土一百年来被瓜分和分割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我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一些决定性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接受妥协这个主张，但是又明确地规定这一妥协的终极界限，不让压力使我们沦于依附各大强国的地位。我们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的政治影响占压倒的优势。除了通过有形的攻击，即通过外来的武装进攻，谁都不可能改变我们这样的地位，不可能把我们排挤到政治事件的外围。因此，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能够承受某些冒很大风险的妥协。
是独立自主地对涉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我国革命的命运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还是承认依附于苏联或西方国家政府的立场和意见，在要作出这样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是毫不动摇的。决心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始终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要对本国人民负责，然后在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利益的范围内对他们负责。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党要在一切必要的情报和磋商的基础上确定这些共同的利益真正地体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有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些人试图把本国的利益当成共同的利益，不论是当成民主的利益，还是当成社会主义的利益，或是人民解放的利益和类似的利益。
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谈得详细一点，是因为我在下面要谈到的各种关系的发展，首先是关于同伦敦的王国政府，同反希特勒同盟的西方成员国政府以及同苏联政府的协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我愿对当时为了让我们同伦敦的王国政府和彼得国王达成协议而向我们施加的压力，如果不是从数量上，至少也是从质量上加以区别，这是指，要让旧南斯拉夫的反动势力至少得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实力和政治活动可能性，以便他们能够逐步地重新获得他们战前所拥有的国内政治和军事地位中的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当斯大林说服我们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时，他的主要论点大致如下：彼得国王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妨碍？你们掌握着大权，他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此外，你们低估了君主制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君主制的政治影响还很强。我同意，不能让旧资产阶级和它的军界人士占据关键性的掌权职位。你们表面上让国王回去，让一部分老政治家在国内占据不那么重要的地位，时间一到，你们很容易把国王和这些大臣排除掉。
1944年底，我同舒巴希奇一起访问了莫斯科，我在同斯大林谈话时，他坦率和明白地向我谈到上面这一番话。我回答他说，首先有两个理由使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首先，我们的全体人民会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这样的行动，甚至会认为是背叛，从而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队伍里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第二，从伦敦的王国政府作为妥协的基础而提出的要求来看，正如我们的人民所说，“他们并不傻”，完全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以为它会满足于扮演注定要失败的那种角色，那是幻想。我代表南共中央-中央授权我这么做-向斯大林表示，我们将确实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求得某种妥协，而且我们这么做，不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觉得我们对保持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负有责任。
铁托在我的访问之前两、三个月曾访问了斯大林①，从他对访问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铁托对斯大林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斯大林没有被说服。
① 铁托于1944年9月21日从维斯机场出发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同斯大林就两国军队在南斯拉夫部分领土上共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
我们当时没有听他的话，这一点无疑是他对我们总是不信任，对南斯拉夫感到不满的根源之一。1948年及以后，我们同斯大林的关系最终发生了危机，这一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是否同意进行谈判？是否下决心寻求达成某种协议，特别是就伦敦政府和斯大林最坚持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彼得二世国王的命运问题达成协议？当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此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了-但是只在一定的程度上，并不过份-各大强国的利益的，尽管我们并不打算为了各大强国的利益和它们间的相互协议而牺牲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和谈，即五强部长会议，要由他们为和会拟订出一个条约文稿以及筹备会议本身。
在西方，我们为赢得政治上的承认可以说是“结下了仇”的，我已经谈到一系列的误会和冲突，还发生了我没有谈到的，其重要性决不稍次的另一些误会和冲突。我们使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这并非是我们所愿意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指望在涉及南斯拉夫的生存和独立的重大问题上以及在和会的决议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得到东方的支持。然而，在我们当时已经感觉到苏联政府和我国革命政府的立场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那些问题上，我们拿不准东方是否一定给予支援。因此当时我们实际上可以指望和依靠的只有两个“盟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坚强团结以及世界大部分民主舆论的支持。
同陶里亚蒂谈话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为了争取世界民主舆论的支持，我们曾尝试把洛拉·里巴尔派到伦敦去，后来又曾尝试把弗拉特科·韦莱比特作为我们的正式军事代表派驻开罗的盟军指挥部，并向我们认为在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斗争中有可能取得一些支持的世界各地，派去我们其他一系列军事代表和文职人员代表①。
① 伊沃·洛拉·里巴尔曾被确定为我们派驻设在开罗的盟军地中海指挥部第一个军事使团的团长。他在动身前往开罗时，于1943年11月27日在格拉莫奇波列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两名英国军官。在洛拉·里巴尔牺牲之后，弗拉特科·韦莱比特被任命为团长，他于11月30日，也是从格拉莫奇波列出发，前往开罗。该使团在开罗的两周逗留期间，在同盟军指挥部的谈判中没有取得特别的成果，就回到了南斯拉夫。
在同英国政府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后，他们同意把我们的军事使团当作最高统帅部派驻地中海盟军总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的司令部的常驻使团。于是该使团前往威尔逊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阿尔及尔。使团同威尔逊将军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顺利的解决，我们要求归还（交回）当时在马耳他和亚历山大港的南斯拉夫海军，以及要求盟国增加对我军的援助。威尔逊提出了盟军可能在达尔马提亚登陆的问题，对此弗拉特科·韦莱比特代表最高统帅部回答说，我们有足够的军队，无需盟军在我国登陆，需要的是增加武器和装备方面的援助。
我们的这个使团在阿尔及尔同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有过接触。
在去了阿尔及尔之后，弗·韦莱比特和德·沃格尔尼克被任命为全国委员会派驻伦敦的舒巴希奇政府的代表。
除了这个使团外，还向巴里派遣了由米伦蒂耶，波波维奇率领的全国委员会使团。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还同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并设法得到它们的支持。我要说，总的来说，我们也得到了这些共产党的支持，尽管有些共产党在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国内的盟友和他们的立场，因此未能突出地给予支持，而不得不考虑自己在本国的盟友的立场。
我于1944年底经由巴里前往罗马，同陶里亚蒂会晤①。会晤是严格保密的，就我所知，当时没有一个情报机构发现这次会晤。英国驻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军事使团成员迪金教授战后对我说，当时我使他们很头痛，因为我突然从巴里消失，他们闹不清楚我在哪里。当我今天回顾整个这一行动时，我觉得这一行动完全不必要，甚至有点可笑。但是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避免不了这种当时习以为常的做法。
① 1944年10月16日或17日。
我同陶里亚蒂的谈话主要只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我向他通报了南斯拉夫的局势，特别是谈到西方和东方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与伦敦的王国政府达成协议。我还向他通报，丘吉尔保证组成以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王国新政府，它几乎连一个大臣也没有，只是为了使这个政府能同我们达成协议。我还向他通报了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态度。陶里亚蒂不愿多谈这些问题，不愿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他表明态度。我们只是希望向他通报情况。
同陶里亚蒂的谈话中的另一个题目是意大利国内局势的发展，即它国内局势发展的前景。在这方面，他的方针是完全清楚的。他认为，当时意大利奉行采取武装行动的任何方针势必会以危险的冒险告终，在这种冒险活动中，意大利工人阶级会遭到失败，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他所阐述的正是今天被称为“历史性妥协”的论点，尽管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他认为，共产党只有同其他力量，不仅同社会主义力量，而且同其他民主的社会力量在一起来维护民主制度和扩大这一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巩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国内真正的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其他一切问题都应当留待未来去解决，未来将根据未来的事态发展所创造的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今天回想起陶里亚蒂这些话时，我可以说，事实上是他第一个明确地用一清二楚的措辞陈述了后来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个称呼的那些论点。
当然，对于陶里亚蒂的讲话，我没有插话，我只把它看成是向我们党通报。我们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党，行将在国内接管全部政权，是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唯一的党。我们这样的地位当然是一个原因，使我们不能够与意大利同志们始终求得彻底的谅解。然而，我们彼此间没有吵过架，尤其是因为陶里亚蒂在自己的这番讲话中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鉴于西方国家在意大利集中了军事力量，不可能出现一支主观力量来权威性地宣布：革命行动在哪里结束，而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又在哪里开始。这次谈话是我难于忘怀的，我向铁托和我们其他领导同志报告了同陶里亚蒂谈话的经过，谈话也给他们留下强烈的印象。
我们不完全相信没有可能比较成功地利用北意大利游击队的武装力量，至少是用来向西方盟国施加压力，来加强和巩固意大利共产党在新意大利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地位。但是，一直到在波兰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①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干预，也不打算干预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因为意大利共产党是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活动的。而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是在日丹诺夫直接授意下才干预的。
在同别国共产党、其他进步和民主的政党建立接触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决不是要以某种方式来干预这些政党和运动的内政，因为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已经看清楚了这样的干预所能带来的损害。我们进行这些接触的主要目的确实只在于对这些党和其他民主政治力量施加影响，使它们在我们争取新南斯拉夫获得承认和独立的斗争中，在我们就行将举行的和会提出的要求上，最大可能地支持我们。
① 官方称为若干国家共产党情报局，又称共产党情报局。见第116页脚注③。
军事使团以及与盟国的合作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人民解放军同英军某些指挥部和最高指挥部，以及通过它们，同英国政府的直接和正式的联系，开始得比较早，也就是开始于铁托和丘吉尔之间举行会晤①之前。丘吉尔对于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与英国军队和其他盟军之间派遣军事使团和合作看成是英国政府和南斯拉夫革命政府之间政治合作的一种形式这件事，是十分敏感的。当然，他反对这样的合作，首先是由于他考虑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和彼得国王，尽管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丘吉尔事实上亲自掌握通过军事使团保持的所有这些联系，身为英国首相，亲自就这些联系作出决定，后来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以这种方式来区分合作的形式，完全是形式主义，正如斯大林一再试图把自己担任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同苏联国家元首的职务分开一样。
① 托和丘吉尔的会晤于1944年8月12日在那不勒斯举行。
当丘吉尔最终明白，他必须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谈判时，他决定同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建立直接的正式联系。开罗的盟军指挥部组织了派往游击队地区的好几个小组，以及某种先遣队。①
根据开罗的盟军指挥部收到的这些小组的报告，英国向南斯拉夫派遣了第一个军事使团，任务是同人民解放军建立直接的联系。②克罗地亚总司令部接待了琼斯，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同他进行多次谈话，巴卡里奇当时是克罗地亚总司令部政委。琼斯向他通报了自己受权的内容和范围，当然，这没有超出他所得到的指示。
① 第一个这样的小组是由克罗地亚裔的加拿大人组成的，是在不让伦敦的王国政府知悉的情况下被派到南斯拉夫来的。这个小组于1943年4月20日至21日的那个夜晚在解放区降落。这个小组的一部分人在东波斯尼亚的舍科维奇降落，另一部分在利卡的德雷日尼察附近的茨尔纳茨波列降落。当时在这一地区工作的阿尔索·.约万诺维奇＊和洛拉·里巴尔向最高统帅部和铁托报告了他们的到来。铁托回答，让他们仔细查核一下，他们是否是“真诚地、善意地愿把我们当作盟友进行合作，还是又是一些偶然闯入我方的“德拉扎分子””。（见《人民解放斗争文件集》，第2卷第9册第162页）。
＊阿尔索·约万诺维奇，战时曾任南游击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解放后任南人民军总参谋长。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宣布开除南共后，他拥护情报局决议，阴谋逃往国外组织流亡政府，在南罗边境被击毙。——译者注
② 这个使团于1943年5月18日至19日之间的那个夜晚在克罗地亚总司令部附近的利卡解放区降落。参加这个使团的有威廉·琼斯少校和安东尼·亨特上尉。在琼斯于1943年5月27日至28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抵达之后不久，以迪金少校为首的英国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军事使团就抵达了。在迪金抵达之后，1943年7月和8月，英国向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人民解放军各个指挥部分别派遣了六个使团。
此外，通过巴卡里奇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琼斯安排了①派驻最高统帅部的盟军主要代表菲茨罗伊·麦克莱恩②抵达的事宜。随同麦克莱恩一起前来以及在他之后前来的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其他一些联络官，先是来到最高统帅部，随后是来到南斯拉夫各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和其他司令部。
① 事实上，正如卡德尔所叙述的那样，迪金使团降落后，克罗地亚总司令部起了中间人的作用，迪金使团后来又安排了麦克莱恩使团的到来。
②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于1943年9月17日在姆尔科尼奇一格拉德附近的解放区降落。过了一段时间，他前往开罗汇报，在那里他受到丘吉尔首相的接见，丘吉尔当时开完德黑兰会议途经开罗。麦克莱恩于1944年1月重新返回南斯拉夫，与他一起前来的有鲁道夫·丘吉尔（丘吉尔首相的儿子）。
几周以后，派驻最高统帅部的苏联军事使团也降落了，随后，跟英美使团一样，派驻南斯拉夫其他各司令部的苏联军事使团也相继抵达。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降落到我们解放区的这一批身穿不同制服，为数颇多的不同的军人，当然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就个人而言也是形形色色的。我要说，从意识形态和军事的角度而言，苏联军官具有无可比拟的有利条件，与我们的游击队员和我军部队指挥员建立起直接和友好的联系。然而，西方盟国在武器和装备方面提供的具体援助要慷慨些，而且来得也要早一些①，这使得这些使团和我军得以建立起得体的，特别是彼此十分容让的关系，尽管我们与西方国家政府存在深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差异。因此至少就我所记得，在我们的军人和西方国家军事使团的军官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比较重大的冲突。当然，在各级，从游击队的连队一直到最高统帅部，政治性的讨论、争吵和纠纷则有的是，在游击队的文艺演出和游击队的剧院里，对西方，特别是对于西方列强怎么也不愿开辟“第二战场”进行了大量的意识形态性的和政治性的讽刺。②但是这一切与其说是粗暴的政治冲突的形式，不如说是对西方列强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形式。
①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1943年10月15日至1945年5月这段时期内，从西方盟国得到：388门火炮，2,660门迫击炮，107辆坦克，13,447挺轻机枪以及137,000支步枪；而在1944至1945年期间，从苏联得到：895门火炮，3,364门迫击炮，65辆坦克，68,000挺轻机枪和重机枪以及96,000支步枪。（见《军事百科全书》，第4卷，第139页。）
② 英美军队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这一战役开辟了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早在1942年春天就开始了。而在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根据所宣布的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决定在1944年内开辟第二战场。这次战役中的盟军最高统帅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当然，我们十分坦率地向西方强国代表谈了自己的意见，不仅谈到第二战场，而且也谈及他们在武器和装备方面支持和援助人民解放军的可能性。我们的要求是客气的，因为我们无法强迫他们提供武器，对这一切，我们也得到了客气的回答。同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当时苏联大大增加了对我们军队的武器和装备方面的援助。我们以前对于他们在提供援助方面落后一事，不仅看成是我们在物质方面同苏联的合作不够，而且看成是一个反面的政治因素，因为我们的游击队员曾经以为，同苏军领导机关建立直接的联系，就意味着苏联的军事仓库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就这样，在进行了所有这一切谈话、讨论和争吵之后，我们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铁托经常援引的一句古老的民间谚语：“凡事要靠自己。”因为我们不能不把西方经常拖延运送武器-东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同我前面谈到的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莫斯科会议上以及稍后在雅尔达会议上按“对半开”的原则划分在南斯拉夫的势力范围，即使不是从官方被接受和承认，起码也是被默认了。①
① 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的莫斯科会议是于1944年10月9日至17日举行的，而雅尔达会议则是在1945年2月4日至12日举行的。正是在莫斯科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划分巴尔干的利益范围达成了协议。关于这件事，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
丘吉尔从莫斯科回去后，1944年10月27日在下院说，他同斯大林“就棘手的巴尔干问题达成了圆满的协议”。丘吉尔当时说，“我们就所有这些国家，即就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分别地以及就所有这些国家整个地达成了很好的工作协议，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敌人，以便确保战后的协议，如果可能的话。”
莫斯科《真理报》1944年10月21日发表文章说，“苏联和英国一致同意在南斯拉夫奉行共同的政策”。
西方国家政府当时向人民解放军提供多少武器，要解开这个谜，下面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占据关键的位置：提供武器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游击队和切特尼克之间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他们的武器援助始终保持这样一个水平，那就是，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使嘴巴正好在水线之上”。当然，苏联方面并没有同样的利益，并不抱有同样的意图，也不奉行这样的政策。但是存在一个对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实行“对半开”的协议，斯大林无论如何想在西方盟国面前显得是一个忠诚的伙伴，以便在其他某个问题上可以同样要求别人对他显示忠诚。
鉴于盟国的使团前来时其受权事先就受到限制，即只负有解决向人民解放军提供武器、装备和食品方面的援助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问题是同西方国家军事使团以及同苏联使团的一切谈话和谈判的中心话题，在苏联方面不那么存在善意或者恶意的问题，更多的是存在某种依存性，即某种估计，看苏联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用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支持南斯拉夫，而同时又不会大大削弱反希特勒联盟内部的团结。
在战争的结束阶段，我军从苏联政府得到的武器和装备方面的援助，无论就其质量还是数量而言，都是十分重大的。很难设想，没有这一援助，我军能完成它所完成的任务，从斯雷姆战场起一直进军到的里雅斯特和科鲁什卡。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南斯拉夫的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因此，事实上，南斯拉夫不断地受到两种政策的压力：西方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要为在伦敦的王国政府和国内的南斯拉夫革命政府之间达成某种不论是什么样的协议创造条件；以及苏联的政策，其主要担心是我们对待西方列强过份独立，致使西方列强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同苏联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考虑到震撼反希特勒联盟的矛盾，今天是不难理解各大强国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的。但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的这种状况却使南斯拉夫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
当两支军队在索查河和的里雅斯特相遇时，产生了极其紧张、极其危险的局势。我军先于西方国家的军队到达索查河。我们当时的考虑是，炸毁索查河上的桥梁，固守河岸，或许是英明的。然而，丘吉尔以前对于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全部观点，他和亚历山大在敞开所谓卢布尔雅那大门方面的言论等等，而特别是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政府对于索查河和的里雅斯特问题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表明站在我们一边或站在英国一边，这种种情况使我们进退两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指望得到苏联的坚决支持，而考虑到以前的协议，我们在琢磨，即便得到了支持，这种援助会走多远，也就是说这种支持会有多强大，多坚决。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丘吉尔在索查河上挑起冲突，并使之扩大，从而提出敞开卢布尔雅那大门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可能性是完全现实的。
当然，对于丘吉尔来说，从政治角度来看，采取这样的行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十拿九稳，在当时，正当苏军向中欧和德国挺进的时候，不论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什么样的援助，都不会越过保持反希特勒力量的基本团结的界线。在这样的形势下，既然我们不想冒十分巨大的风险，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决定接管的里雅斯特和其他新解放区的政权，一直到蒙法尔科内（特尔日奇）地区，因此我们未能阻止盟军越过索查河。稍后，丘吉尔给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来了一份粗暴的最后通牒①，它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丘吉尔要求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仅从的里雅斯特地区，而且从他自己确定的从普拉到索查河这个广阔的地区撤退。对于这份最后通牒，苏联政府保持缄默，我们别无他途，只好接受，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①关于这份最后通牒以及随之而来的事件，卡德尔曾在电视台的《我们这五十年》这个节目里说过：“1945年5月，英美给了我们一份最后通牒……我们明白，他们不只是为了的里雅斯特而威胁我们，这种威胁还意味着对南斯拉夫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性。”
与1945年的的里雅斯特危机有关的事件的简要经过如下：
——1945年5月1日，南斯拉夫军队解放的里雅斯特、戈里察和特尔日奇。同一天，意大利政府照会盟国，要求对尤利亚地区享有行政管辖权。亚历山大元帅声称，南斯拉夫政府企图通过占领的里雅斯特“使国际大家庭面临既成事实”。5月2日，南斯拉夫军队在索查河与盟军会师。部分盟军开进的里雅斯特。
——5月12日，杜鲁门给斯大林一份照会，就“铁托在尤利亚地区的行动”表示不安。丘吉尔同意杜鲁门的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准备考虑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促使铁托撤退”。丘吉尔在致亚历山大的信中说：“你可以指靠有关的全部18个师。”
——5月15日，英国和美国政府给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一份最后通牒式照会，要求南斯拉夫军队在48小时以内撤退到摩根一线以东。5月16日，杜鲁门声称：“应当等待关于我们致贝尔格莱德的信件的消息，然后再决定，如果我们的军队遭到攻击，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兵力。”
——5月19日，铁托向南通社发表谈话，说“南斯拉夫准备在作为盟国的南斯拉夫不受侮辱和不失体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和达成谅解”，而民主联邦南斯拉夫政府的声明说，“南斯拉夫军队有权留在自己解放的国土上”。
——5月21日，杜鲁门就此发表声明，说“我们应当拒绝铁托的回答，并立即加强我们的军队，以免南斯拉夫人对我们的意图产生怀疑”。
——5月22日，卡德尔从贝尔格莱德写信到萨格勒布给铁托，谈到与西方盟国关系紧张，西方盟国在准备撤退它们的大使馆和军事使团成员以及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气氛等情况。他向铁托报告了他所提出的谈判建议。同一天，我们第4集团军与英军在戈里察（即奥地利的克拉根福-译者注）以东发生了武装冲突。
——5月23日，经铁托同意，卡德尔打电报给第4集团军司令部：“坚守阵地……同时避开一切挑衅。”
——5月27日，铁托在卢布尔雅那发表讲话，说“我国各族人民想在各个方面保持独立，为什么就说他们有罪呢？为什么要对这种独立加以限制或者提出异议呢？我们不想依附于任何人……对于这个南斯拉夫，休想从中谋利，休想做交易。”几天之后，苏联大使萨奇科夫就铁托的讲话在贝尔格莱德向卡德尔提出了尖锐的抗议。
——5月28日，卡德尔写信向铁托报告，对于南斯拉夫的照会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局势趋于平静。
——6月2日，英美两国政府在致民主联邦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中要求南斯拉夫军队从的里雅斯特地区和斯洛文尼亚部分沿海地区（摩根线）撤退。
——6月9日，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就尤利亚地区的占领和临时行政管辖权以及南斯拉夫军队撤至摩根线以东一线签署了条约，6月12日，南斯拉夫政府就签署这一条约一事发表声明。同一天，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发表谈话说：“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人民在欧洲第一个放弃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6月20日，签订德温协定，补充解决了与6月9日协定有关的某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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