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筹组临时政府和召开立宪议会
铁托一舒巴希奇协议
但是，与首先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发生所有这些事件的同时，在南斯拉夫政治领导、西方列强和苏联政府之间展开了紧张的政治活动。我已经说过，盟国的那些联络官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受权来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事实上没有转达盟国政府以及我国政府的政治立场。他们是带着与我前面谈到过的主张没有多少区别的精心考虑的基本政治主张来到南斯拉夫的。
换言之，盟国政府始终要求以彼得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为一方、以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为另一方两者之间达成协议。协议的基础则应是承认彼得国王的权力，承认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他们还要求承认伦敦流亡政府为南斯拉夫合法政府。他们并未提出，但却可以从他们的建议中猜到的让步是，由流亡政府的成员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即由南人解委员会提名的人士组成联合政府。在是否让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享有最高指挥权方面，他们也没有把门完全关死。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所有这些建议，从原则上说，整个地来看，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认为这些建议不包含，不提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首先，我们堵死了彼得国王回国和承认流亡政府为目前的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任何可能性。
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谈判的整个过程，我还记忆犹新，不论是与盟国军官们的谈判，还是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首相舒巴希奇的谈判都是如此。因为当琼斯少校作为盟军派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正式代表在利卡降落时，我正在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后来，我几乎一直在最高统帅部，或多或少参加了所有的谈判，有几次谈判还是我主持进行的。在设在解放区，后来设在维斯岛的最高统帅部进行了谈判，与此同时，我们的代表，特别是弗拉特科·韦莱比特还同伦敦的王国政府代表就同一些问题或类似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就紧张程度而言，我们在维斯的时候，谈判达到了高潮。舒巴希奇于1944年6月初抵达维斯，他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未被采纳，因此全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范围的工作小组，其成员有弗拉迪斯拉夫·里布尼卡尔、约西普·斯莫德拉卡和我。这个工作小组起草了一项新的协议草案，后来作了不大的补充和修改，铁托和舒巴希奇于1944年6月16日在维斯签署了这项协议。①
① 通过铁托一舒巴希奇的这个第一个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尽快建立国家统一的代表机构”，“关于解决国家体制的最终决定将在全国解放之后由人民作出”。协议还确定，舒巴希奇政府将发表宣言，宣布承认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三年斗争中所取得的民族民主成果，承认南人解委员会和南全解委员会的临时行政管辖权，而铁托作为南全解委员会主席将发表声明，宣布同舒巴希奇政府合作。
铁托一舒巴希奇的第二个协议（1944年11月1日）规定，为了保持国家的连续性，在未来的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经由人民自由的决定获得最终的治理形式之前，在全世界面前以及在所有对外政策文件中，南斯拉夫继续以原来的形式出现。另外还规定，新政府在组成之后将发表一项宣言，这项宣言根据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将包含并保障民主权利、财产权、各族人民的主权和平等权利，排除一个民族对别的民族的优势地位。协议还规定了未来政府的组成，即规定了政府各部的数目。
在此期间，舒巴希奇本人还曾多次造访铁托，同铁托谈了话。很可能他向铁托提出了在小范围的工作小组中已经提过的同一些建议和同一些论据。然而，他从铁托那里听到了，得到了与在工作小组里一模一样的答复。但是他同铁托的这些谈话对于工作小组工作的进展是很有益的。因为当舒巴希奇确信铁托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革命的南斯拉夫的政治领导是团结的之后，就变得越来越退让了。
开始时，舒巴希奇和与他一起来到维斯的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一再坚持，史蒂文森要参加所有的谈判。我们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我们说，伦敦王国政府和南斯拉夫革命政府之间的谈判完全是南斯拉夫的内政，任何外界力量都不得干预南斯拉夫的内政。就这样，在我们的坚持下，丘吉尔、史蒂文森和舒巴希奇终于作了让步。
谈判开始时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彼得国王，即君主制未来的地位问题。西方国家政府也意识到实际上不存在彼得国王回国的任何可能性，这不只是由于共产党人，而且也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情绪，看来它们最后也认清了，南人解委员会在第二次会议上确定的方案，即彼得国王、君主制的问题留待战后在人民作出民主决定的基础上来解决，对于它们来说，也是最能接受的方案。我们共产党人当时从官方来说既没有表示拥护君主制，也没有表示赞成共和制，尽管谁都明白，我们将为实行共和制而斗争。
第二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建立由流亡政府成员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联合政府，尽管有种种障碍，这还是比较容易解决。我想，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那时就清楚，主要问题将产生于讨论临时联合政府的组成和南人解委员会的组成的时候，根据协议，南人解委员会将予扩大，办法是吸收逃往伦敦的战前政权的代表人物参加。①
① 参看附件第194页。
当时来到维斯的还有伦敦政府的其他几位成员-萨瓦·科萨诺维奇等人。伦敦政府的另一批成员是后来在已经解放的贝尔格莱德同第一批人会合的。在所有这些人中间，萨瓦·科萨诺维奇的立场最明确最正直。实际上，他从会谈一开始起一直到结束，始终支持我们，他事实上不断地同舒巴希奇发生冲突。一个难办的人物是米兰·格罗尔博士。他是法学家，是一个享有巨大声望而又很有主见的人，但却是一名反动的右翼政治家，他与我们几乎可以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的意见都不一致。
谈判在维斯岛继续进行，而结束于解放了的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伦敦王国政府于1944年11月1日签署了第二个协议。这个协议决定，在由人民通过民主的决定解决南斯拉夫成为共和国或者重新实行君主制之前，国王的某些特权暂由专门的摄政委员会，即三名成员组成的王国摄政委员会行使。①
① 彼得国王根据1944年11月1日的协议，于1945年1月29日作出了将国王的权力转交摄政委员会的决定，并于1945年3月2日作出了关于任命摄政委员会成员的决定。
与谈判第一个协议时一样，这一次的谈判开始时是由铁托主持的，他也经常参加，常常同舒巴希奇接触。但是我们的政治领导机构指定我与我们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负责日常的会谈和讨价还价，负责会谈事宜。
关于摄政委员会的组成，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记不起我们方面或者伦敦方面提出的为数众多的摄政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的名字了。我们决意不让摄政委员会成为能够干预政府重大政治决策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让步的。也就是说，我们坚持，摄政委员会首先是一个代表机构，而不是一个制定重大政治决策的机构。我们坚持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有什么样的组成就不那么重要。然而，我们认为，摄政委员会的组成必须是能为我们人民解放区的公众所接受的，要是突然由一个反动的摄政委员会出来领导国家，我们人民解放区的公众会感到极其失望。
谈判很艰苦。最后，我们总算取得了一致意见，总的来说，双方都对作出的决定感到满意。我认为，促使伦敦王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对国王摄政委员会这样的组成表示同意的是他们存有一定的幻想，他们的出发点是，摄政委员会的这些成员过去在政治上同左派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过去也不倾向于共产主义。
成员之一是安特·曼迪奇博士①。他是一名律师，在旧南斯拉夫是主张成立以一个民族为主的政府和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出名的人物，同时，他又是坚定的反共分子。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他对于贝尔格莱德政权感到失望，脱离了政界的活动，但是谁都不能说他对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感。
① 安特·曼迪奇在旧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中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因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他住在当时属于意大利的奥帕蒂亚。在意大利投降之后，才去解放区，在此之前，他参加了奥帕蒂亚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1943年10月，他当选为克罗地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该委员会在普拉什科举行的第二次会议。1943年11月，他作为代表出席了南人解委员会在亚伊采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并被选进南人解委员会主席团。然而，游击队一直都把他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摄政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是杜尚·塞尔奈茨工程师①，他同样曾是反动政治团体的成员，顽固地主张成立以一个民族为主的政府和实行中央集权制，一度曾在亚历山大国王“一月六日专政”时期的政府里任大臣。他曾当了几年的王国“德拉瓦巴昂辖区”的“巴昂”②，而当时对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力量进行了特别残酷的迫害。
① 杜尚·塞尔奈茨是斯洛文尼亚平民党国民议员，从1927年起任建筑大臣。1929年任“德拉瓦巴昂辖区”的“巴昂”，1930-1931年任森林矿产大臣，后为建筑大臣。1941年4月战争爆发后，加入解放阵线，曾为解放阵线最高全体会议的成员。1943年夏天转到解放区。在科切夫耶大会上当选为斯洛文尼亚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南人解委员会会议的代表，于1943年11月30日被任命为南全解委员会财政委员。
②“巴昂”为南历史上某些地区行政长官的称呼，相当于总督或省长。——译者注
这个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是斯尔詹·布迪萨夫列维奇博士①，他是以前的大臣，也是以属于右翼集团和主张成立以一个民族为主的政府的政界集团而闻名。
①斯尔詹·布迪萨夫列维奇是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茨韦特科维奇一马切克政府里，曾担任内务大臣，1941年3月22日辞去这一职务，以使南斯拉夫拖延签署“三国条约”。后来，一直到1942年1月19日，在西莫维奇将军的政府里任内务大臣，以后又在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的政府里任大臣职务，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这一届政府里任国内陆海军大臣职务。
请看，这些人在战争爆发前担任的是些什么样的职务。然而，南斯拉夫被占领后，爱国主义的感情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他们加入到唯一有能力进行反占领者的斗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这一斗争的力量，也就是加入了人民解放运动中来了。前两位（曼迪奇和塞尔奈茨）在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解放阵线。我们之间以前存在过的一些误会被忘却了。尤其是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竟然还有勇气在后来-我想是在1943年-来到游击队的地区。我们一起坐在游击队控制的森林里，开了许多玩笑，谈到在他们两人手中有权的时候，在他们的警察手下，在他们的监狱里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他们当年的一些同僚，这时多数都已侨居国外，或者站在占领者一边，有些人则聚集在舒巴希奇的伦敦政府周围，是无法想象在人民解放斗争的岁月中，这些人的思想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的。我觉得，伦敦的王国政府以及英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对摄政委员会这样的组成表示认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很可能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结果却一无所得。尤其是，我可以说，这几位摄政者与其说当真地看待自己的角色，不如说把这看成是开玩笑，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成员。
例如，安特·曼迪奇博士有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
“你知道，那些捣蛋鬼给我干了些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他，因为我担心当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我说：“他们在我的门上钉了块“国王的雇员”的牌子，而不是钉“国王摄政者”的牌子”，说完了，他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①
围绕临时政府的组成的谈判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进行的。这里的问题并不主要在于人选上，因为很清楚，舒巴希奇将提名自己的大臣参加临时政府，而我们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他们中的任何人。比较艰巨的是围绕如何分配各部的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不过我们终于也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在新的临时政府里②，我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负责立宪议会的部长。
① “雇员”原文为NAMESTENIK，“摄政者”原文为NAMESNIK，很相近。——译者注
② 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7日组成。参看第80页脚注。
所有这些努力和会谈的最后阶段是南人解委员会的扩大。我们就吸收侨居国外的和国内并不拥护人民解放运动的部分人士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以扩大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使南人解委员会在新的大选之前起到议会权力机关的作用。同时还决定尽早着手制订新宪法。
我无须特别强调指出，英国政府，与它在一起的还有美国政府，以及苏联政府，都参与了所有这些谈判的过程，而且不只是在表面上参与。它们的活动首先是着眼于加速所有这些谈判，尽快建立临时联合政府。
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谈话
有一天，大概是在11月份，铁托突然把我叫去，他说：
“你明天就与舒巴希奇一起去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和斯大林会谈。”我感到这完全出乎意料。再说我也没有准备。我身上只有一身从军队里穿来的游击队服装和一双缝补过的笨重的军靴；我没有别的服装，不论是便服还是军服，都没有。我说，我至少得有几天时间，为此行作准备。但是铁托向我解释说，出于他所不了解的原因，斯大林要求刻不容缓地对莫斯科进行这样一次访问，因此邀请铁托和舒巴希奇一起去见他。鉴于铁托在前线的事太多，还要处理国家内部发展的其他种种问题，他不愿作此行，指定由我代替他参加会谈。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凭命运摆布了。就这样，舒巴希奇和我第二天登上一节客厅式车厢，经由罗马尼亚前往苏联。舒巴希奇漂漂亮亮地穿了一身社交场合穿的服装，而我脚蹬一双军靴，身穿一套肮脏的游击队制服。我们走了很长时间，走走停停，因为有大批苏军沿着同一条铁路开往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只是方向相反罢了。
在莫斯科，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无须我说，站在穿戴雅致的舒巴希奇旁边，我是什么滋味。
当时，在我们访问莫斯科期间，临时政府还没有组成，舒巴希奇代表伦敦的王国政府，而我则代表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
斯大林开始时与莫洛托夫以及苏联其他一些官员在一起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是我很快就看清楚，他与舒巴希奇谈话是一种态度，而与我谈话则又是另一种态度。总的来说，我得到的印象是，整个谈话的目的是使舒巴希奇尽可能地喜欢斯大林的观点，以便让他把这些观点转告丘吉尔。
我们首先向斯大林通报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的情况；我们向他解释了双方的态度之后，他很快就转而对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政策进行直接而公开的攻击。开始时他提出了关于彼得国王的问题。他比较客气地，但还是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心胸狭窄，我们是宗派分子，因为我们不同意彼得国王回南斯拉夫。斯大林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们毫不足道。他们在社会上不起任何特别的作用，仅仅充当代表而已。接着他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了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洛的例子，他说，他们同米哈伊洛国王达成了很好的协议。
我回答他说，米哈伊洛国王与彼得国王完全是两码事。米哈伊洛国王只对罗马尼亚在战争中站在希特勒德国和轴心国一边承担部分的责任，而彼得国王则是与切特尼克的活动，切特尼克的暴行，与我国哪一个民族也都不愿意接受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霸权联系在一起的，他要对勾结占领者的行径，要对最恶劣的卖国活动负责。此外，他的回国不会只是某个表面的代表性行动。他的回国同时意味着南斯拉夫绝大多数各族人民四年来流血斗争并牺牲了一百五十多万人所反对的一切行将复辟。如果我们这么做，如果我们允许彼得国王回国，我国各族人民就会把我们看成是欺骗了他们，使他们的期望落空的叛徒。
正如我在同斯大林的所有谈话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我所提出的异议，斯大林变得局促不安，他又对我们提出了多少是相同的批评，只不过形式更尖锐罢了。我想舒巴希奇听到对我们游击队的批评，一定是很高兴的。
斯大林接着转向另一个领域提出批评。他问我，我们有多少游击队，也就是有多少武装的军人，因为当时他们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的、组织良好的军队，这支军队独立地据守着从伏伊伏丁那到达尔马提亚的整个战线。我回答说，我们大约有30万士兵。斯大林挥了挥手，笑了笑，大致说了这么一番话：
“什么30万呀？我知道你们这些游击队的数字。我们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我们问那里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有多少人手执武器，他们回答说，有3,000人，而当我们派军官到那里去领导这些游击队的时候，结果是他们最多才几百人或者还要少一些。”斯大林接着说：“此外，你们的游击队打得不好。他们还没有闻够火药味。看看保加利亚人吧，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军队。”
对于这一点，我回答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保加利亚人无论如何不是榜样，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们是斯雷姆一伏伊伏丁那战线上的主要包袱。至于说南斯拉夫的游击队，我说，他们四年来有足够的机会来闻火药味；这支军队是斯大林能够依靠的，它牢牢地据守着自己的阵地。它之所以没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主要是由于它没有相应地武装起来。因此我顺便对他说，铁托请求他根据以前达成的协议提供更多的武器。
斯大林又回到先前的问题，重申关于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达成协议和彼得国王的地位，我们必须考虑到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他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不光是你们自己，因此你们不能象光有你们自己那样行事。”他又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作为解释，他说，他和丘吉尔就西方国家在安排巴尔干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地位方面的影响，也就是就苏联和西方国家政府关心的是哪些国家达成了协议。对于南斯拉夫，他们商定，各方所占的影响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这时他做了一个两个手指交叉的动作。
当然，对于我在这里所援引的每一句话，我无法保证没有差错。因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在1948年至1950年期间部分地“丢失”了，当时我们把档案材料从贝尔格莱德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免毁于可能爆发的战争，因为当时斯大林用战争来威胁我们。但是谈话的实质内容如上所述。
斯大林的所有这些批评，特别是斯大林关于他与丘吉尔就按照“对半开”原则划分在南斯拉夫的影响一事达成协议的话，开始时使我震惊不已。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以免使情况变得更糟。我当然相信斯大林所说的不是指对南斯拉夫国内的情况划分影响，而是指在安排巴尔干国家的国际地位方面划分影响，尽管如此，对于这一切，特别是对于他批评我们对彼得国王和伦敦的王国政府的最初几句话，我觉得那个“对半开”还是不那么干净。我本想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划分影响，不论是对他们的对内政策的影响，还是对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影响，而是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觉得使这场讨论和这个问题激化的任何做法，都只会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因此我只是比较平静地回答说，南斯拉夫准备为了维护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而承受一定的牺牲，它与联盟的其他成员一样，对联盟的团结是关心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限度。我们不能作我国人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让步。
听了我这番话，斯大林挥了挥手，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当然应当听从人民的意见，但是也应当懂得说服人民。如果你们做了努力来说服人民，你们的人民就会理解你们想干什么，就会支持你们。”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舒巴希奇对谈话没有插多少嘴，只是不时说一两句话，支持斯大林的论点。不过，他也没有必要说话，斯大林维护舒巴希奇的论点比舒巴希奇本人做得还要出色。为了最后中断这场令人不愉快的谈话，我说，我没有受权在这里就任何问题进行商谈，我将忠实地向我们的政治领导汇报谈话的情况，特别是斯大林的建议，然后由我们的政治领导来决定，在这些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错了，不过我觉得，斯大林对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一大部分原因在于铁托没有与舒巴希奇一起前来与他会谈。那时他的计划或许会是另一副样子：他会倾全力迫使铁托投降，接受他的要求。当然，铁托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根本就不去莫斯科。
斯大林还指责我们，说什么我们，甚至我们的最高领导人诋毁红军。实际上这指的是，我们最初把与苏军，特别是保加利亚军队的一些军人的行为有关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通报了苏联大使，这些事情影响了红军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所受到的十分殷勤的接待。这里指的是这两支军队在南斯拉夫挺进时奸污妇女。后来，吉拉斯在与苏联某个官员谈话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苏联军人不干这种事，要是有什么地方发生这种事的话，那也是很自然的，军人们也没有给哪个“婆娘”干下什么坏事。我说，这种事对于苏军在南斯拉夫所受到的兴高采烈的接待所造成的影响很坏。此外，我又说，大家都在说，保加利亚军队整卡车整卡车地把缝纫机和其他家具运回国，这不能使人对保加利亚军队产生好感。斯大林突然中断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又回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谈话于是进行得比较平静了。我们简短地谈到战场上的情况，随后斯大林比较仔细地询问了南斯拉夫的局势，包括政权系统的建设。他一再提醒，应当特别重视保卫人民解放运动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特别是保卫铁托和其他领导人。我说，我们自己也十分注意这一点，我们是考虑到这一点的，到目前为止，敌人还没有打进我们哪一个总司令部或者打进政治领导中心。我还告诉他，在这方面，我们还利用别的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知识，我们自己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自己是没有什么好责怪的。我补充了这一番话首先是因为我觉得斯大林的意见是不应当对我们讲的，是一种责难。
整个谈话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或许更长一些。谈话还涉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斯大林几乎完全冲着我讲话，与我辩论，对于舒巴希奇，他只是不时提一两个礼节性问题。舒巴希奇只是当作谈话的见证人坐在那里。
斯大林对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和我军的看法，使我感到极其不满，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完全估计不足的和不公正的，这是我那时从斯大林那里最没有料想到的。因为在欧洲唯有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大大帮助了反希特勒联盟，特别是苏联。
顺便我考虑了，斯大林出于什么、为了什么得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结论，斯大林这样讲话是为了使舒巴希奇和丘吉尔感到满意。不过，我丝毫不喜欢这种背信弃义、这种不忠诚的态度，不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搞政治。当时我并不感到奇怪，斯大林出于什么原因，要采用这样的方法，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连我们也不信任。我可以说，从那时起，以至以后，对我来说，斯大林已经不是以前的斯大林了。
舒巴希奇和我除了与斯大林会晤外，还同莫洛托夫单独会晤。同他的会晤是例行公事式的，因为要讲的一切在与斯大林会晤时都说了，对于我们与斯大林会谈过的问题，莫洛托夫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这次邀请我们去莫斯科，目的显然只在于向丘吉尔表明，斯大林在竭力说服南斯拉夫人，尽可能充分地实现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协议。同时，斯大林心里所想的、所希望达到的恰恰相反；而他在谈话时的粗暴态度，他对人民解放运动及其领导采取贬低的态度所冒的风险是不大的，因为斯大林完全明白，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解放运动不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去牺牲在艰巨的人民解放斗争中用许多最优秀的战士以及全国人民的鲜血换来的一切。正因为如此，在舒巴希奇不在场的时候，斯大林显得是顺便说说的样子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感到那么不安？以后你们想怎么处置这个国王就可以处置他。”我对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一种方式会使我国人民很反感，我们这么做的话，无疑会在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同时又会使反革命的反对立场得到加强。
斯大林十分担心西方国家的军队驻守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他担心地问我，铁托允许西方盟国的一些兵力在杜布罗夫尼克登陆①一事是否属实？我对他说，涉及到的是携带我们从西方国家政府得到的武器登陆的几百人。他平静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他问及铁托，总的来说表示他是关心铁托的，尽管考虑到他在谈话开始时所谈的内容和谈话的方式，看上去并不是这样。
① “经最高统帅部同意，1944年10月底和11月初，英国第43突击队、一个野战炮兵营、一个海军炮兵连和一部分工程兵在杜布罗夫尼克附近的格鲁日登陆。在杜布罗夫尼克开设了一家军医院。英国的所有部队和机关于1945年1月离开南斯拉夫领土。”（见《军事百科全书》，第2卷，第571页。）约西普·斯莫德拉卡在自己的《游击队日记》一书中说：“英国人在杜布罗夫尼克保持5,000名（无所事事的）炮兵，（铁托）元帅只允许他们登陆3,000人”。
斯大林不时转而谈到与谈话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问题。例如，他突然问我：“你是斯洛文尼亚人，不是吗？”
我说是。
斯大林就说：“你们的知识分子很糟糕。”
我对他说，我不能同意这一看法，因为大部分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游击队或者以其他某种方式帮助游击队。例如，我们游击队里有足够的医生，可以满足我们游击队的全部需要。我们有最优秀的画家、作曲家等等，他们都武装了起来，在人民解放军的连队和营里战斗。
斯大林又挥了挥手，大致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是爱国主义战争的状况，如果局势改变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我了解小国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彼此相似，我们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我没有与斯大林进一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但是后来，在战后，我曾多次问自己，多次考虑一个问题：就部分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而言，斯大林或许是对的？
谈话之后，那天晚上，莫洛托夫在“斯皮里多诺夫”宫举行了宴会。这次宴会十分隆重。我在莫斯科逗留和在共产国际学校工作时期所认识的许多人都出席了。①有意思的是，在宴会进行过程中，前红色工会国际主席、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洛佐夫斯基担惊受怕地几乎是跑着走到我身边，对我说：
① 爱德华·卡德尔1934年11月至1936年底曾在莫斯科逗留。他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在共产国际南共部工作。在同一所学校里以及在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里，他讲授过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共产国际史以及南斯拉夫工人运动史。
作为在莫斯科的南共积极分子，他参加了1936年8月的党的会议，这次会议作出决定：南共领导转回国内。根据铁托向南共中央提出的让卡德尔尽早回到国内工作的要求，他于1937年初从莫斯科回到国内。
“我读了你写的《国际局势笔记》。这确实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你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论点。只是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老头子，（斯大林）会对这篇文章说些什么，因为他还始终认为英国是世界帝国主义中心，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而美国只起次要的作用。你却断言，世界帝国主义中心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已不再是世界帝国主义实力的中心。”
我们两人在交谈的时候，马伊斯基大使走到我们身边，他听了一会儿我们的谈话，接着说：“卡德尔同志，你说得对”，并转身走开了。从马伊斯基的这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斯大林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
在我们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在月台上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整个仪式包括检阅仪仗队，乐队奏乐，但是也显得可笑，因为这是为穿戴漂亮的舒巴希奇和身穿游击队制服的我举行的，我穿着这一身制服刚离开森林不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我一回到贝尔格莱德，就做了一套新衣服，定做了一双新皮鞋，以备诸如此类的场合穿用。
我回来后向铁托和其他同志叙述了与斯大林的谈话是一次什么样的谈话，谈话的内容使他们感到伤心，但是也使他们感到不安。事情很清楚，在国内为实现铁托一舒巴希奇协议而进行的斗争将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会得到苏联的巨大援助，而对苏联的援助，我们本来是寄予最大的希望的。
我们分析了斯大林的态度，大家得出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不过是在玩弄手腕而已，不值得为了这件事而专门与他吵架，我们得出结论：就目前而论，我们最好是保持沉默。我们当时认为，斯大林使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手腕同西方列强较量，还是为了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得出这一结论，不仅是根据我同斯大林的这次谈话，也是根据铁托以前与他的谈话。再说，我们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内，发展得比较正常，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给这样的事态制造任何麻烦。
新南斯拉夫的第一部宪法
随后的几个月里，有四大任务压在我身上：第一，有关澄清铁托一舒巴希奇协议的工作；第二，组织国家行政机构；第三，草拟宪法以及第四，为和会，也就是为和谈作准备。根据我们当时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里的内部分工，我还负责贯彻执行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即负责我们的对外政策机关的工作。因此，日常的对外政策事务也使我很忙。鉴于当时的外交部长不是党的领导成员-当时由不是党的领导成员的人担任这样的职务是司空见惯的-铁托曾多次任命我为与外交部长一起到国外进行会谈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①，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谈到。
① 1944年底和1945年初，约西普·斯莫德拉卡博士在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中任外交委员。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于1945年3月7日成立，伊万·舒巴希奇博士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45年10月8日辞去临时政府中的职务为止。在舒巴希奇辞职后，外交部长一职由铁托担任，一直到1946年2月1日，当时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组成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一政府中，斯塔诺耶·西米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西米奇担任外交部长一直到1948年8月31日，这时爱德华·卡德尔当选这一职务。卡德尔担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职务一直到1953年1月14日为止。
当讨论宪法问题提上日程时，在临时政府中，前伦敦王国政府成员和前南全解委员会成员之间就产生了最初的争执。实质上只有两点是有争论的，但这两点却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第一，国王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二世返回南斯拉夫的问题，也就是就实行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我们担心的不是举行这样的公民投票的结果，而是这样的公民投票本身。①我们确信，人民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所笼罩的那种和平气氛和团结气氛不丧失殆尽，也会遭到破坏，而围绕这次公民投票展开斗争的话，在君主制的拥护者-同时意味着反解放运动的拥护者以及占领者和西方列强的其他所有盟友-和共和制的拥护者之间又要展开激烈的冲突。此外，在战争期间，我们一再谈到建立共和国，以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只在妥协上迈出一步，拥护人民解放运动的人就会把我们看成是叛徒。
① 参看本页的附件，见第194页。
第二个有争论的问题，简言之，涉及建立在自治民主的人民委员会基础上的民主人民政权或议会。反对派一再要求解散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一切类似的机构，要求建立多少是老式的国家机构，而这意味着建立以县和县长为整个制度基础的行政机关。只有整个战争时期是在国外度过的人，只有不了解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觉悟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反对派在口头上是接受联邦制的，一部分人多些，一部分人少些，实质上反对派一再试图在各共和国的权利和自主性上尽量缩小联邦制的范围。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有人开始辞职。
率先辞职的是有影响的米兰·格罗尔博士、教授，他的职业是法学家，他以前写过几本法律方面的书。他被公认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尽管塞尔维亚的上层人士并不怎么看重他。他对自己的辞职的解释很简短。他说，他看清楚了，与共产党人是以任何方式都无法合作的，他不相信有任何可能来创造条件，建立他能够与团结在人民解放运动中的力量合作的那样的新社会。据我记得，除了这一番话，他还提出了一些法律上的提法，就这样，他退出了新南斯拉夫政府。我得为他说句好话，他辞职以后，没有在政治上制造什么特别的困难，尽管他在政治上也不是不活跃；但是他是以可以说是“脱离政治生活”的方式离开了。我与他谈过话，想说服他留在政府里，但是这次谈话很不顺当，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伊万·舒巴希奇最后一个辞职，他在伦敦的王国政府里还算是一个人物，如果不算萨瓦·科萨诺维奇的话。舒巴希奇实际上是克罗地亚农民党①的副党魁。战前，他在该党中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一翼，他们在战时也暴露无遗。在旧南斯拉夫投降的时候，舒巴希奇本人曾直接地以及受制于他的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把克罗地亚巴昂辖区拱手交给德国人，不仅把辖区内的全部权力交出去了，而且把塞满几个监狱的被捕者也交出去了，其中有它的政权在战前逮捕的共产党人。②南斯拉夫任何一个所谓的“巴昂辖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都没有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更多了一个理由，使我们竭力反对同舒巴希奇的伦敦政府达成协议。
① 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中是克罗地亚最强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团结了中农和富裕农民，而从二十年代中起，资产阶级阶层接管了该党的领导，只不过表面上还保留了一块农民政治团体的招牌。该党的领导人在争取上台的斗争中玩弄策略手腕，常常改变自己的政治方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克罗地亚农民党内出现了两派：法兰克派和亲西方派，前者主张克罗地亚追随罗马和柏林，后者主张在南斯拉夫的范围内来解决所谓的“克罗地亚问题”，这一派的领导人是伊·舒巴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农民党中的亲西方的那部分人亡命国外，而以弗拉特科·马切克为首的法兰克派，或者叫亲德派，则给予乌斯塔什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以道义上的支持，并向它提供干部。（参看《政治百科全书》，贝尔格莱德当代行政出版社，1975年版，第318-319页。）
② 这里指的是博日达尔·阿吉亚、奥格宁·普里察和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伊，他们是在1941年3月30日至31日的那个夜晚被捕的，十天以后被转交给乌斯塔什。乌斯塔什于1941年7月9日把他们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分子一起枪杀于萨格勒布的马克西米尔森林中。
舒巴希奇在向铁托提出辞职时，列举了使他不能留在这一职位上的各种可能的理由；他说，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同时他一直强调，他是尊重铁托的。但是铁托没有能够说服他继续留在政府里，就让我再试试，看能不能说服舒巴希奇。
我到舒巴希奇家里拜访他。我向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当我们同意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同意，首先是为了在国内保持和平、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维持新的局面。的确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实行议会制，但是事实是，革命新政府也为市民反对派敞开了大门，当然是以它自身的制度所允许的方式敞开的，并使南斯拉夫得以和平地进一步发展。现在，在人民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重要的不再是讨论由多数派或少数派来掌握政权，因为政权是在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群众的手中，而是讨论使市民少数派也能得到体现，哪怕只是作为少数派也罢。这样一来，那些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左派的公民也有条件，保证能过上公民的平等生活。”
但是说什么也无济于事。舒巴希奇最后伤心地哭得象个小孩子。他对我说，作为个人，他尊重我，但是他既不能接受我的理由，也不能接受人民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方针，因此他必须辞职。他哭着把手伸给我，然后上楼了。
短命的混合临时政府事实上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了，它是根据铁托一舒巴希奇协议建立和组成的，随着临时政府的完蛋，产生于这一协议的其他一切困难也不再存在了。
在旧伦敦王国政府中，只留下了萨瓦·科萨诺维奇、瓦萨·丘布里洛维奇和塞尔维亚的几个农民政治家，他们在新政府中也没有呆几年。唯有萨瓦·科萨诺维奇一直到去世都表现得正直而积极。
临时政府①在这样一种“残缺不全的组成”下，继续制订宪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在临时政府里担任副总理兼负责立宪议会事务的部长。资产阶级反对派离开政府之后，工作要容易做得多。我们遇到一些反对，但是不是很强大。
① 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从1945年3月7日组成起一直工作到同年11月30日，在此期间格罗尔、舒巴希奇、舒德伊等人提出了辞职。鉴于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和进行立宪议会的选举，因此，在立宪议会于1945年11月30日通过了关于宣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以后，铁托作为临时政府总理遂提出临时政府辞职。然而，立宪议会没有接受所提出的辞职，以此表示对以铁托为首的政府的信任和赞赏。以铁托为首的政府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工作到1946年1月底。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46年2月1日选出了新政府。在这一届政府里，爱德华·卡德尔仍任副总理，同时兼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监督委员会主席以及立法和人民政权组织委员会主席。
当然，在制订宪法的同时，需要在全国组织并更好地协调国家行政机关系统，因为在解放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自治形式的人民政权。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差别，但是对于制度和政权机关的运转而言，还是需要协调某些事情，尽管我们并不坚持要使制度划一化，而是相反。但是在国内事态发展的影响下，尤其是在苏联制度的影响下，在我们的区和其他地区的人民政权机关中也开始产生政权的某些官僚主义形式。我们一直坚决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在游击队的人民政权的自治传统和现在在新的革命条件下产生和组织起来的政权之间保持尽可能牢固的联系。我记得，正是在那时，在反对这些官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我写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篇文章①，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国家要同在基层按照自治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保持这种自治的联系。当然，用的词不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词，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① 这篇文章第一次刊登在1945年5月13日的《战斗报》上。参看第285页附件。
人民解放斗争中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可靠的向导，不仅是在组织行政管理机构方面，而且在宪法的基本条文方面，都是向导。诚然，这不是制订我们宪法的唯一源泉。另一个源泉是苏联的宪法和苏联的制度。
苏联制度的这一影响，当然是很强大的。十月革命及其整个进一步发展的传统，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而展开的斗争，以及我们当时所处的国际局势，这些都是因素，促使我们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就形式而言，是苏联宪法的翻版。但是我说就形式而言，因为它的内容与苏联宪法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尽管采用了这样的法律形式，我们的宪法在若干地方，有若干提法还是贯穿了人民解放斗争的经验。我们是战后称为民主人民国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是偶然的。
这里我不对我们第一部宪法进行详细的分析，但是严谨的分析家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宪法和当时的苏联宪法之间存在整整一系列实质性的区别。正是这一事实，还有我们的实践-如果不是所有的事情，至少也是许多事情-是朝着宪法业已确定的方向发展的这一事实，是促使斯大林攻击南斯拉夫的因素之一。从战争结束起，他就对我们国内的事态发展不满意。有些武断的批评家指责我们，说我们的制度是斯大林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果真如此，完全接受苏联宪法的思想和内容，我们是沿着苏联制度发展的道路而发展的话，斯大林就不会对我们不满。
全国隆重地庆祝了宪法的制订，首先是庆祝宣告共和国成立。多少世纪以来受各种压迫制度统治的各族人民自由了，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武器求得了解放。选举产生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在这一届政府中我仍任副总理，兼任监督委员会主席。
这时经济问题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我并不想说，以前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我是想说，在存在一大堆别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的时候，是不可能也来很好地解决经济问题的。
仅仅由于我们的干部当时自觉地严守纪律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们才得以在战争结束以后的短时间内就恢复了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此外，又采取和彻底贯彻执行全面国有化这样的社会经济措施。
我们决定实行全面国有化，而这意味着国有化所涉及的是42个经济部门的全部私营企业以及以前留下的，即在实行没收财产和国家暂行管制之后留下的全部银行。①
① 参看本页的附件，第198页。
我们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来准备实行国有化，因为这项工作特别复杂。需要为大批企业，为当时所有的企业造一张一览表。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有大批人参加，尽管作了这样长时间的准备，但是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发挥了高度自觉的纪律性和责任感，使得企业将被没收的那些人对于这些准备工作一无所知。在实行国有化的那天早晨，当国有化委员会来到企业时，厂主们连拿走打字机的时间都没有。
整个这一行动当然必须高度集中地进行，是由一个由我担任主席的中央的委员会负责的。我们试图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尽可能人道地实行国有化，也就是说国有化不是无偿的，而是有补偿的。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所确定的这种补偿不可能符合被国有化的财产的实际经济价值，这也是事实。
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国有化，我们设法雇用以前的厂主，担任他们有相应技术的工作。①
① 参看本页和前一页的附件，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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