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和谈
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还为在和谈中维护我们的利益进行了斗争。从1945年起，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和我国政府任命我担任参加所有这些谈判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团长，因此我事实上了解当时在这一领域内发生的全部情况。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谈判，各大强国早就彼此就部长理事会的组成达成了协议，而事先没有同其他国家商量。①根据这一协议，只有这几个国家有权作出决定，而参战的其他各国，即反希特勒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只有权向部长理事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而尤其可笑的是，没有就这件事展开任何讨论。我们象被告似的只能谈谈我们的想法，然后他们以怜悯的态度让我们走开，仅仅由理事会主席说一声“感谢提供了有益的情报”而已。
① 由美利坚合众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外长组成的五大国部长理事会是在1945年7月17日至25日和7月28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组成的。在这次会议上，五大国商定由该理事会起草对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的和约的草案（建议）以及起草对德和约。这些草案应成为国际和会全会讨论的基础。
在和会之前-至于对奥国家条约，则还包括和会之后-五大国召开了专门的部长会议，我要重申的是，实际上是由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在会议上就每一个问题进行无止境的冗长的讨论，寻求达成协议。五位部长象某种元老院高高在上，他们耐心地听取我们的论据，但是很少尊重我们的论据。即便他们考虑我们的论据，例如考虑了我国提出的论据，他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提出了论据，也不是根据我们的论据，而是在苏联代表团的压力下和坚持下才这么做的，苏联代表团维护了我们的某些利益和要求。我们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又掌握着强有力的论据，但是这些论据没有帮我们多少忙。看来，西方强国有一个事先详细拟订好的和约方案，要做的只是把这个方案与苏联的立场相协调而已。
说句老实话，尽管在谈判中有人采取这种傲慢的态度，应当说我们当时并不反对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谈判。象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西方强国的其他盟国，甚至美国和英国本身，倒是十分坚决地反对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谈判的。①
① 有21国，反希特勒联盟的成员国有权参加和会。正如卡德尔在电视台的《我们这五十年》节目里所说的，会议“本应只具有谘询性质”。换言之，除了五大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其他盟国只能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带到这次会议上来，和约的最后文本则只由五大国来确定和通过。会议的其他参与者只消在条约上签字就行。随着会议日益临近开幕，西方大国要求改变波茨坦协定，即它们建议，在和会上通过多数票来作出决定。
实际上，是斯大林把这样一种关系与和谈的办法强加于人的。他完全意识到，如果照多数决定的办法做的话，西方国家就会总是能就每一项决议取得多数，而苏联总是败北。我们确信，那样的话，我们也会随同苏联败北，而且很可能的是，我们所丧失的东西会比苏联多得多。因此我们也表示赞成斯大林所要求的那种做决定的办法，指望能得到苏联的充分支持，除在若干问题上外，我们也确实得到了苏联的支持。
令人感兴趣的是，澳大利亚和其他几个国家拼命吹捧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斗争，他们说，南斯拉夫居然不在和会实际作决定的国家之列，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令人无法理解。然而，在会上，澳大利亚代表团可以说在所有的问题上，从头到尾始终反对我们。坐在会场上的我们南斯拉夫人听着澳大利亚人对我们的赞扬，是感到特别心满意足和欢欣鼓舞的。后来我们才明白，这纯粹是一种计谋，其唯一的目的是支持西方国家为争取在和会上通过多数票作决定而采取的行动。
对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和约
五大国部长理事会第一个也是最长的一个会议是就对意和约草案召开的。①当然，在对意和约问题上，我们有极大的极重要的利益，我们坚决地为自己的权利和要求进行了斗争。德加斯帕里向我们作答，他口袋里显然已经装着各种保证，因此他的发言是经过推敲的，他对我们的态度甚至是十分平和客气。
① 参看附件第255页。
接着是五国部长对匈和约会议。会议的程序与对意和约会议时一样。格罗·埃诺发言维护匈牙利的利益。在会议期间，我曾多次亲自与他晤谈。我们曾设法在会议之前协调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在会上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尖锐的争论，特别是没有发生象在对意和会上发生的那样的尖锐争论。在对意和会上，我们曾有过十分尖锐的冲突，我得说，这些冲突首先是我挑起的。在对匈和约问题上，主要涉及赔偿和让一部分匈牙利人从南斯拉夫迁走的问题。我们要求从伏伊伏丁那迁走一部分匈牙利人首先是为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使德国人迁走的工作合法化。我们实际上只要求尽可能少的匈牙利人，仅仅要求40,000人迁走，但是即便是这么些人，也没有人迁走。
匈牙利的赔偿为数不大，但是我得说，匈牙利人非常自觉地偿付了。
第三个会议是对保和会①，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是我国代表团的团长。由于我们当时正就与保加利亚组成联邦一事进行谈判，而与保加利亚人的关系当时看来又是最密切最友好，我们在会上对于保加利亚赔偿一事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记不得对保和约里包含我们别的什么要求。
① 参看附件第255页。
在部长理事会的各次会议上，在1945年的伦敦会议上，1946年的巴黎会议上和194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以及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全体会议上，我同好几个国家的外长，特别是同五大国的外长进行了会谈。①例如，我一抵达伦敦（1945年9年17日）参加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我就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接着我拜会了参加理事会工作的其他国家的部长：比多、贝尔纳斯、贝文等人。
在巴黎举行的历次部长会议上以及在和会期间，我又同这些部长们举行了会谈。②
① 和会（全体会议）于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在巴黎举行，涉及所有的和约，这些和约的草案是由部长理事会在会前准备的。
1946年11月4日至12月15日在纽约举行了部长理事会会议，会议接受了巴黎和会提出的和约并决定开始草拟对奥和约。
1947年2月10日，所有的和约都在巴黎签署。
② 在巴黎，卡德尔于5月3日与贝文进行了会谈，于5月5日与贝尔纳斯和比多进行了会谈，于6月10日与莫洛托夫，7月2日和3日与贝尔纳斯和贝文进行了会谈。
例如，在和会期间，有一次我拜会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他代表美国政府用特别粗鲁的语言提出抗议，说我们的空军人员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以及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当时我们同国内的联系很糟糕，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我对他说，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我国政府肯定是感到遗憾的，但是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不应该使他向我抗议时采取那样的态度。我解释说，关于这件事，我还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我确信，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或者由于美国飞行员飞入南斯拉夫领空过深而造成这一不幸事件的。对于我的回答，他表示不满意，他用更尖锐的形式提出抗议，同时威胁说，美国政府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①
在与比多会谈之后②，我与当时的法国总统进行了会谈。③
① 这是指1946年8月9日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有一架美国飞机在南斯拉夫领空被迫降，另一架被击落。被击落的飞机上的飞行员都死去了。
② 于1946年5月8日。
③ 于1946年5月9月。
戴高乐在那几天曾接见过我。他态度十分亲切，他开始对我们的人民解放斗争大加赞扬，但是没有提到铁托的名字。这样一种态度典型地反映了他个人的虚荣心，因为他无法忍受抵抗运动中有别的什么人与他平起平坐或者比他更出名。然而，他还是承认，他领导的运动和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是欧洲唯一的两个对反希特勒力量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抵抗运动。
我当然对他所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同时提到法南两国友好的传统，接着我开始谈到和会。这时，戴高乐的脖子都似乎变长了；他一声不响地听着我讲，不插话，也不进行任何的争论。然而，等我讲完了话，他说，在许多问题上我很可能是对的，但是法国政府并不完全同意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他将按照自己的看法采取自己的立场。同时，他又说，他将最大限度地考虑南斯拉夫的利益，并将在这一意义上设法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
情况也果真如此，在西方国家政府总的采取消极态度的情况下，我要说，法国的态度比较起来是最积极的。但是连法国政府也拒绝了我们在和谈中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要求。然而，归根结蒂，正是法国的建议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中是比较最缓和的一个建议，也正是法国的建议最后被接受了。事实上，这是西方国家政府为与苏联达成妥协而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法国提出了自己的多少显得灵活的建议，在西方国家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在对意和约问题上，这在西方的建议中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建议了-如果能够谈到“最好的”这样的字样的话-不过，距离我国各族人民的权利，首先是斯洛文尼亚人民和克罗地亚人民以及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的权利还很远。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了最不利的条件，美国又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威尔逊线。①
①参看本页附件，第255页。
莫洛托夫和苏联代表团
我每天都同莫洛托夫合作，商谈会议议程上某天的所有问题。我每天到莫洛托夫那里按照俄国人的习惯进“早餐”，按照我们的习惯则应是进午餐。由于每天这是在部长们开会之后，莫洛托夫在进“午餐”时，及时地把有关我们的问题告诉我，因此我每天马上就获知五国部长开会的情况。如果无法再坚持以前提出的论点的话，我们就商量作出妥协和让步。我认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理应感谢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这一有力的援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苏联代表团始终都站在同一立场上，也就是说苏联代表团并不始终接受和反映我们的立场。在我们看来，有时候是不必要地或者至少是过快地，或者是没有让对方作出让步就妥协了。我特别记得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我们设法得到的里雅斯特没有成功之后，我们与苏联代表团商定，苏联代表团同意组成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但是戈里察①归属南斯拉夫。当我第二天象往常那样去莫洛托夫那里进“早餐”时，他兴奋地接待了我，并说：“我们得手了。”我问：“我们得手了什么？”他回答说：“的里雅斯特将成为自由区，西方国家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由的里雅斯特四周的部分领土组成的里雅斯特自由区。”
① 即意大利东北与的里雅斯特接界的戈里齐亚。——译者注
我问道：“戈里察如何处置？”他露出一副感到奇怪的表情，回答我说：“戈里察怎么啦？戈里察归意大利。”
我当然激动起来，我指责莫洛托夫，我说一天以前我们还曾商定，只有在戈里察归南斯拉夫这个条件下，我们才同意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关于这一点，他回答我说：“你们干吗这么坚持要这个小城市？它对于你们也好，对于意大利也好，都没有多大重要性。主要的问题是的里雅斯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东西了。”
我当然极其不满意，因为我本来以为能够取得另一种的、更为有利的结果。几天以后，当与意大利的谈判基本告一段落时，英国外交官、外交副大臣尼尔·弗雷德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当我向他提到戈里察时，他笑着说，他们与我们的建议是一样的，即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而把戈里察让给南斯拉夫，但是莫洛托夫没有坚持这一点，因此戈里察就成了意大利的了。
诚然，我说不上尼尔对我讲的话是真情还是一种阴谋，但是我更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认为，莫洛托夫只要再坚持几天，坚持要求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做到这一点是有可能的。
在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这个问题上，莫洛托夫和我发生了另一次严重的冲突。我们要求从米列起一直往南的海岸以及的里雅斯特以西的一部分海岸。实际上，我们对于得到的里雅斯特以西的海岸不抱多大希望，因为西方几个强国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坚决的。在这方面它们不大可能让步。但是从的里雅斯特往南，是有机会把较大一部分海岸划归南斯拉夫的。我们当时认为这是有可能办到的，我们对莫洛托夫施加了压力，让他坚持争取比较有利的解决办法。老实说，莫洛托夫开始时提出了我们对南部海岸和西部海岸的要求，并为我们的要求辩护，但是在讨论中他很快就作了让步，同意了法国提出的边界线。
当然，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问题会这么快就处置掉了。当我来到莫洛托夫那里，当他把这样的处置告诉了我时，我简直感到不知所措。我尽我所能责难莫洛托夫；我还对他谈到，这样一来，一个小国人民，斯洛文尼亚人民，由于这个新条约又同自己的海洋分开了，根据凡尔赛公约划定的边界，他们在整个这一地区本来就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濒临亚得里亚海，而他们原本是在亚得里亚海海岸生活的。
对于我这一番话，莫洛托夫大为恼火，他对我说：“难道你们认为每一个县都要有自己的海？”
类似的冲突还有几次，但是不是这么尖锐，也不具有这样的实质性意义。撇开这些不谈，我得重申，合作是正常地进行的，苏联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然而，在进行迅速的妥协和让步的那些问题上，显然是与整个和约问题有关的，而不仅仅与对意、对德和对其他某一个国家的和约有关，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各大强国相互间的妥协和彼此间的交易。
在莫洛托夫那里进“早餐”时的谈话是很发人兴味的，因为我们常常在那时讨论并不直接关系到和谈的问题，而是讨论与社会主义和世界局势有关的问题。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葛罗米柯三人组成苏联代表团的核心。莫洛托夫是代表团无可争议的团长，至少我的印象是这样，有时候他对代表团的成员很粗暴，不论牵涉到的是谁。在他严厉地呵斥别人的时候，有几次我在场，这种场面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撇开这一点不谈，莫洛托夫是一个聪明人，是听取对话者的意见的。例如，我与他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几件事之外。
维辛斯基喜欢卖弄小聪明。他维护的是最保守的教条主义论点。我记得有一次他对什么是当代的苏维埃政权，什么是苏维埃统治形式的实质作了解释。他力图证明，这实际上是某种柏拉图的贤人统治、哲人统治，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领导政治和社会实践。
对于他这番话，莫洛托夫厉声呵斥，在此以前我很少听到他这样讲话。他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你说些什么？哪来的贤人统治和哲人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的统治，而不是什么贤人和哲人的统治。根据你的理论，苏维埃政权很快就会与工人阶级发生冲突。”
他的这番话表明，莫洛托夫尽管是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者，还是同十月革命的基本论点联系在一起，而维辛斯基则代表最官僚化、最专断的官僚阶层。
我们还就另外两个问题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第一，我有一次提到，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更多地考虑到一些殖民地、半附属于人的小国，说实在的，它们表面上依附于人，是美国在联合国的表决机器的成员，但是它们还是追求独立和加速经济的发展。我说，我认为在政治上不一定把当代世界只分成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小国人民和半殖民地国家奉行相应的政策，有可能分离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这样的观点，莫洛托夫丝毫不理解，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就更谈不上了。莫洛托夫对我说，如果我认为通过奉行某种政策，就有可能粉碎美国在联合国的表决大军，那是幻想。我为自己辩护说，问题恰好不在于粉碎美国的表决大军，而是使各国人民能够独立地表明立场，如果这样的立场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我的理论完全没有成功。
第二个十分“热闹”的话题是集体化。南斯拉夫共产党当时采取的态度是，不在集体化的基础上，不通过集体化来发展农业，而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来发展农业，让农民自由地组织进最合他们心意的那一类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里由他们自己进行管理。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他们来说，集体化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他们指责我们说，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南斯拉夫助长资本主义，同时我们的农业生产将经常会落后。我回答说，我们的实践表明情况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样板，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就继续奉行这样的政策。
我们讨论过的这样一些和类似的问题，有相当多，因为开了几次部长级会议，还有巴黎和会，加起来整整六个月时间，足够我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这种讨论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尖锐的，不过我还得说，这种讨论是同志式的和彼此友好的。当时丝毫看不出后来在1948年以后以及1948年前夕所出现的那种众所周知的辱骂。
对奥国家条约
五大国部长理事会于1947年3月10日至1947年4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也就是说，在巴黎和会之后，举行了讨论对奥国家条约会议。西方国家政府终于使人接受了举行这个会议的决定。①奥地利没有参加希特勒联盟，因此各大强国没有与它签署和约，而是签署国家条约，不过这个条约还是包含和约的某些成分。
① 参看附件第255页。
在这次会议上我仍然担任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只是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授权我，在与斯大林谈话时澄清一下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某些问题，首先是经济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详细述及。
英国方面出席的是外交大臣贝文，美国方面是马歇尔，苏联方面是莫洛托夫，当然还有中国的外长，他与其说是参与决定，不如说是到到场罢了。当然，这还是蒋介石时代的中国。
这次会议从一开始起就明显地对我们不利。我事先拜会了各国部长，包括中国部长，他还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向他们详细地解释了我们在科鲁什卡问题上的立场。然而，我的意见到处都没被听取。说句老实话，中国外长倒是客气地面带笑容对我们的立场表示赞许，但是在部长会议上表决时却与西方国家政府一样地投票。莫洛托夫为我们的论点和要求辩护了，但是并不很坚决，为时也不长。
在参加这次会议期间，我一到莫斯科就会见了斯大林。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鉴于与斯大林的谈话气氛很好，我就乘机向他谈了谈判对奥国家条约的情况，向他提出了科鲁什卡问题，并请求他们给予充分支持。斯大林听我讲，不发表意见，点了点头，最后说：“你们的要求肯定是正当的，我们要支持你们的要求。”他接着转身对莫洛托夫说：“维亚切斯拉夫①，你尽你所能支持南斯拉夫人。”对于这件事，他再也没有讲话。
我的印象是，苏联政府支持南斯拉夫的兴趣在科鲁什卡问题上远不如在和约上，例如对意和约的其他任何问题上对南斯拉夫的支持。看来，科鲁什卡是各大强国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问题，而西方国家政府从一开始起在围绕科鲁什卡的所有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在对奥国家条约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同一天或者第二天，我单独会见了莫洛托夫。②我向他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提出了论据。我觉得他是很有兴趣地听我讲话的。他问到许多细节，因此我的印象是，他将在会上对西方国家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至少使南斯拉夫政府的某些主要要求得到满足。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寄很大的希望，不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允诺还是使我感到鼓舞。
① 莫洛托夫的名字。——译者注
② 卡德尔于1947年4月2日抵达莫斯科，参加讨论对奥国家条约的部长理事会会议。同一天就与莫洛托夫进行了谈话，在场的有南斯拉夫当时的外交部长斯塔诺耶·西米奇。
4月17日，卡德尔在部长理事会会上发了言，4月19日与斯大林进行了谈话。部长理事会会议于4月24日结束，4月25日，卡德尔再次与莫洛托夫进行了谈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于1947年4月30日返回贝尔格莱德。
我还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贝文的态度明显地冷淡，是排斥性的，他毫不客气地公开地对我说，英国政府持不同的态度，从整个来说，英国政府无法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只能接受其中的某些要求。他还具体地说，英国政府始终为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现在仍将致力于在对奥国家条约中使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得到保障。
马歇尔显得友好、客气。他甚至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然而，他只限于说，美国政府研究过整个这个问题，他将考虑我们在五国部长会议上提出的论据，但是眼下他对于美国的态度无法再说什么。他唯一特别强调的是，美国政府反对改变南斯拉夫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就我所记得，英、美两位部长都提起了1920年的公民投票，那次公民投票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意志。①
① 根据1919年签署的对奥和约条款，在斯洛文尼亚科鲁什卡（所谓的A公民投票区）的部分领土上（于1920年10月10日）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个地区的归宿。众所周知，公民投票的结果有利于奥地利，即投票赞成把这一部分科鲁什卡归并南斯拉夫的有15,279名选民（占全部票数的40.1%)，赞成归并奥地利的为25,025名选民（占59%）。对于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因为大多数选民宁愿选择进步的奥地利共和国，而不愿选择落后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
爱德华·卡德尔1939年在他所写的《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发展》一书中，分析过科鲁什卡问题。他强调指出奥地利当时是一个比较进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有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而南斯拉夫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它的政治制度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也都不能为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未来揭示比较有利的前景。他强调指出，投票赞成归并南斯拉夫的是民族意识压倒其他利益的那些人。据爱德华·卡德尔认为，公民投票的失败，并不表明斯洛文尼亚人民缺少民族觉悟，而是反映了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政策的失败。
当然，我还拜会了中国外长，我还同比多进行了谈话。
所有这些会前的谈话都清楚地表明，会议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寄于苏联政府的。据我后来获悉，莫洛托夫在会上确实为我们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从而使有关少数民族以及其他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写进了条约。至于我们其他一些最重要的要求，莫洛托夫比较快就作了让步，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因此会议的结果比我原来料想的要糟。此外，这一结果证明，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尤其是在对南斯拉夫具有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是不那么真正感兴趣的，尽管无视苏联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提供的支持也是不正确的。然而，苏联作为一个大的强国，出于他们的全球战略，显然把对我们可能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某些这样的问题看成是比较次要的问题。
不过，在和会上，我们只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当然，战时曾同希特勒合作，维护自己的某些特殊利益而置我们的要求于不顾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例外。至于说到这一点，我们自己把要求局限于最必要的，即把要求限于最低限度。我们基本上，在多数重大问题上得到了支持。莫洛托夫常常长时间地坚持我们的要求。达成了一系列比较令人满意的妥协。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苏联这样的帮助，南斯拉夫是不会达成它所达成的那样的和约的。
为了使这样的战争永不重演
巴黎和会是进行各式各样的交易，进行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的一个机会。例如，有一天卡尔达里斯来拜会我，他当时是希腊政府首相或者是外交大臣。他没有迟疑，一开始就立即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建议：由南斯拉夫和希腊来瓜分阿尔巴尼亚。据他认为，阿尔巴尼亚根本不算什么国家，而是各大国出于它们相互关系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他甚至是慷慨的，他提出给我们的那部分阿尔巴尼亚领土比他要求给希腊的那一部分还要大。①
① 卡尔达里斯当时是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是参加会谈的希腊代表团团长。
据另外的说法，卡尔达里斯是向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莫沙·皮雅杰和阿莱什·贝勃勒提出这一建议的，而他们又向卡德尔汇报了此事。莫沙·皮雅杰曾就卡尔达里斯提出瓜分阿尔巴尼亚的建议一事写信给和会主席并公开抨击了卡尔达里斯。（参看《莫沙·皮雅杰言论文章选集，1941-1947年》，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8年版，第445-446页。）
这一建议本身可以说使我震惊不已。我无法设想竟然有人当真在策划有关阿尔巴尼亚的这样的计划。我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我说，我们来参加和会不是来作这样的交易的，我们要求的只是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阿尔巴尼亚人民有权享有独立，我们准备支持他们的独立，我们将反对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任何企图。换言之，我对他说，我们不仅不准备参与瓜分阿尔巴尼亚的讨价还价，而且我们将维护它的完整。谈话结束时，卡尔达里斯大致说了这样一番话：“悉听尊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尽管阿尔巴尼亚人现在装做是你们的朋友，可是他们在历史上出卖过所有的人，最后也会出卖你们的。”我回答说，这是阿尔巴尼亚的反动当局干的，而不是阿尔巴尼亚人干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现在有一个不同的政府了，不能说这个政府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后来并没有完全证实我对于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这番断言，但是我们在阿尔巴尼亚保持完整问题上的态度始终如一，不论阿尔巴尼亚政府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就这样，在已经形成集团的情况下，和会实际上变成了一出喜剧，发表了足够的议论，进行了不少的讨价还价，会议结束时，真正的和约会是什么样的，这一点谁都不知道。
如果要我从我所叙述的和谈的情况中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一个不公正的和平强加于南斯拉夫的头上。
我谈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在经过了那么许多年之后，重新提出当时对新南斯拉夫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些问题上的争论。我谈到所有这些事实，仅仅是作为不应忘记的历史事实而已。今天我们必须相信，这样的战争再也不会重演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其他争端，不会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各国人民的和平积极共处和合作，即通过各国人民间的关系的普遍民主化来解决。各国人民间的关系的普遍民主化定将废除他们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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