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准备惩罚南斯拉夫
1947年与斯大林谈话
这次①谈话与1944年秋天那次谈话迥然不同。斯大林客气地接待了我，谈话是友好的，没有使人感到任何局促。我们谈了我按照铁托和我党政治局的指示提上议程的所有问题，尽管我向斯大林提出的这些问题是非常敏感的。
这就是说，我们谈了战后立即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的某些形式，这种经济关系已成为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发生冲突和某些动感情的事情的根源。确切地说，战后我们同苏联一起建立了几个联合经济企业，所谓的合营公司。在这些合营公司中只有两个公司，即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②多少在营业。
① 1947年4月19日。
② 这是指南苏民航公司--尤斯塔和南苏航运股份公司-尤斯帕德，这两家公司是在1947年2月4日建立的。
尽管战后我们与苏联就建立开采石油、煤、铅和锌以及黑色冶金等合营公司进行过谈判，但除上述两家公司外，没有建立其他公司。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摩擦，但是，在我们分析了实际状况，分析了在同斯大林谈话时应当开诚布公提出的最严重的问题和误会何在时，我们决定，建议让这两家公司继续营业。然而，在其他所有联合企业和合办事业中，苏联专家，即居领导地位的苏联人独揽大权，而我们的人甚至连认真查阅这些公司的账目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审查这些公司的技术和经济方针了。于是，在这些公司中的苏联成员和我们的人之间，乃至与南斯拉夫政府的负责官员之间便经常发生争吵。尤其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公司里有优秀的专家和干部，说实在的，尽管他们经常受到排挤，但是，他们毕竟知道，这些公司在朝哪个方向走，究竟在干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我们不仅被排挤到一边，处于依赖苏联伙伴的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受到剥削。
在南共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详细地分析了上述情况，并得出结论：我们向苏联政府，向斯大林建议，全部解散这些合营公司，我在上面提到的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除外。我去见斯大林，就负有这项任务。
鉴于上次我同斯大林谈话的经验，我得承认，我料到这次谈话将是棘手的，而且是非常折磨人的。我事先构想了作这次谈话的整个战略，以便在我提出南斯拉夫的建议时，使斯大林尽量少感到意外。可是，事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斯大林不仅接见我时客气，友好，而且在开始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是如此。
谈话之初，我的举止就好比一只围着一碗热粥转的猫，不知如何是好。我尚未提出解散这些合营公司的最后建议，斯大林就打断我的话说：“铁托和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件事上是正确的。对我们来说，合营公司不仅不必要，而且经常只会成为绊脚石。南斯拉夫不是罗马尼亚，我们与罗马尼亚开办了一系列合营公司。罗马尼亚没有参加反希特勒联盟，而南斯拉夫曾是我们的盟国。因此，最好是解散这些公司。”
斯大林的建议使我感到意外，原因有二。第一，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也没有提出其他任何批评意见。第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事先已知道我来莫斯科的真实原因。换句话说，我想到，在南斯拉夫虽然有某个身居非常负责岗位的人在向苏联政府报告南斯拉夫政府以及南共政治局的工作情况，这种想法后来果真得到了证实。不过，当时关于第二点，我没有去多想。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接受了我们解散合营公司的建议。
为了表明我们的善意，我对斯大林说，我们的意思不是要解散所有的公司。我还说，我们认为，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可以继续营业，不过应当重新对这两家公司的状况进行分析。对此斯大林回答说，他认为，这两家公司也应当解散。对于他的这一建议，我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答复，而只是补充说，既然我们已决定解散一些公司，最好是对整个问题加以通盘研究。斯大林重申，他主张把这两个公司也解散。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方面在具体会谈如何解散合营公司时却再也不提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了。我们也不再坚持这一点，所以这两家公司又办了一年，直到1948年与斯大林发生冲突时才停办。①
①关于停业清理尤斯塔公司和尤斯帕德公司的议定书于1949年8月31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
我在同斯大林谈话中只是顺便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的地位和行为问题。我说，我们的专家和苏联专家之间发生了摩擦和误会，我们认为，双方应当采取某种措施，以消除这些分歧。唯有对于我的这一建议，斯大林有点生气地回答说：
“专家们到那里去，就是要别人听他们的，而不是干坐在你们那里。”
我向他解释，对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异议，但是，就是在这方面我们那里的情况跟苏联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此外，我们也有相当多的高度熟练的专家，因此，我们觉得，苏联专家和我们的专家在解决各种问题时相互间得多商量，多交换意见。我们对苏联专家的作用感到十分满意，并对苏联政府派出专家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我们已得益匪浅。因此，这一点没有争议，问题只是我们的专家和苏联专家相互合作中存在某些误会。
我不记得斯大林对这一点还说了些什么，如果他说了什么的话。不管怎么说，对这个问题未作进一步的具体阐述，他便很快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谈话的第二部分涉及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南斯拉夫的情况。①整个这次谈话是本着格外友好的精神进行的。最后，斯大林建议我在莫斯科再延长几天访问，因为他这几天没有空，他邀请我过几天吃晚饭。我对他说，遗憾的是，我在莫斯科的停留不能超过原计划，因为在南斯拉夫我还有一些必须做的刻不容缓的工作。
① 参加爱德华·卡德尔1947年4月19日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话的，苏联方面还有莫洛托夫，而南斯拉夫方面有斯塔诺耶·西米奇和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就这次谈话作了专门记录。
根据记录，除了卡德尔所谈的问题外，还谈到：铁托的健康，南斯拉夫的工业发展，特别是钢和石油的生产，军事工业，南斯拉夫海军的发展，签订一项新贸易条约的某些问题以及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
关于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斯大林一度问道：“……南斯拉夫有多少马其顿人？”卡德尔回答说：“大约150万人。”斯大林感到有点意外，他问道：“在南斯拉夫境内难道真有150万马其顿人？”卡德尔回答说：“真有。”斯大林说：“这是个很大的数字。马其顿人讲什么语言？”卡德尔回答说：“马其顿人有自己的语言。”斯大林问：“他们有用本民族文字出版的文艺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吗？”卡德尔回答说：“有用马其顿文出版的民间诗歌和文学作品。现在出版马其顿文的报纸、杂志以及小部头著作。他们的语言正在完善过程中。”斯大林说：“看来，马其顿人接受了希腊人的文化。”卡德尔说：“有这样的迹象。”斯大林问：“在与保加利亚人的关系上你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吗？”卡德尔回答说：“是的，我们想在和约批准后与他们缔结类似我们与阿尔巴尼亚缔结的那种条约。”斯大林说：“那好。”卡德尔说：“我们与保加利亚同志在马其顿问题上有一些小小的争执。”波波维奇说：“他们把关于马其顿人的一条文字从宪法里删掉了。”莫洛托夫笑着说：“是的，他们在这方面过分谨慎。”
此后，又谈到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南斯拉夫的宗教问题，反动势力的活动，马切克和格罗尔等等。
我讲过这番话之后，发现坐在我对面的莫洛托夫露出十分吃惊的神态。显然，他吃惊的是，我竟然拒绝同斯大林共进晚餐。他这副神态，使我马上感到后悔莫及，我不该不同意斯大林的建议，但是，既然话已出口，我就不再想改变已说出的话。我得承认，我之所以回避这顿晚餐，还因为我知道，斯大林喜欢把客人灌醉，而我不愿处于这样的境地。
关于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的期间，我们与保加利亚人就建立保南联邦的问题反复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关于建立联邦的主张，是1944年秋天铁托与斯大林初次见面时，斯大林亲自向铁托提出的。然而，正式会谈是在新的一年，1945年才开始的。我作为南斯拉夫政府的代表，被派往索非亚，与保加利亚人讨论这个问题。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直接参加了讨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建立联邦的谈判。在卡德尔于1944年12月22日至24日去索非亚会谈前，双方已交换了几个条约草案。在索非亚会谈时，特·科斯托夫另外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联邦的条约草案，作为对卡德尔提出的草案的反建议，该草案是以在此期间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为依据的。
卡德尔在1944年12月23日自索非亚写给铁托的一封长信中说，保加利亚的建议实际上是要签订“某个互助条约”，而签订这个条约，只会使南斯拉夫承认保加利亚为盟国，“鉴于保加利亚是战败国，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就会贬低南斯拉夫作为战胜国的作用”，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这也是不符合南斯拉夫的利益的。卡德尔得出结论说：“一句话，这项协定的内容 非常 不具体，因此，从该协定到实现联合，还很遥远。这样的协定会使保加利亚人得益，而在对外政策上给我们造成损失。”
本来应当在1945年新年前夕签订建立联邦的条约。然而，在卡德尔在索非亚进行会谈之后，条约没有签成。双方后来还提出过几个关于建立联邦的条约草案，但是，基本问题并未解决（是建立两国的联邦，还是建立有七个成员国的联邦，马其顿问题等等）。
1945年1月中，莫洛托夫从莫斯科来电，要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各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而事先已宣布的保加利亚代表团来贝尔格莱德签订条约的行期则予推迟。在此期间，莫沙·皮雅杰和维尔科·弗拉霍维奇在索非亚进行会谈。1945年1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南斯拉夫代表团由莫沙·皮雅杰率领）认为：时机尚不宜建立联邦，因此不签订关于建立联邦的条约，而是起草一个关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的条约草案。
1945年2月间，卡德尔与保加利亚代表还进行了几次会晤和会谈。2月中，保加利亚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向卡德尔通报了英国就联邦问题提出的抗议书。
应苏联政府的要求，建立联邦的谈判中断了。1948年2月才恢复谈判，在莫斯科举行三方会谈，爱德华·卡德尔也参加了会谈（这是卡德尔与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谈）。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巴尔干和欧洲几国联邦的讲话为斯大林提供了举行这次莫斯科会谈（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会谈）的直接理由。季米特洛夫1948年1月18日访问罗马尼亚时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这一想法。他当时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希腊……”的人民“在时机成熟时将解决建立联邦的问题……而用不着询问帝国主义者，也用不着顾及他们的反应”。
莫斯科《真理报》首先发表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讲话，然后于1月28日作了“批判性的说明”，说“这些国家不需要不大可靠的，人为制造的联邦”。季米特洛夫本人于1948年2月2日在保加利亚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真理报》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对于防止可能出现的和有害的想入非非，是及时的，有益的和宝贵的”。
建立南保联邦的问题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之后便完全放弃了。
我们接受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主张，尽管并不高兴。但是1944年保加利亚刚解放不久，国内局势尚激烈动荡不定，我们估计，这样的联邦不可能对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和国家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相反，我们估计，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对保加利亚的影响肯定会更大。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谨慎行事。我们的打算是，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逐步地建立联邦。
可是，在索非亚我碰到了两种观点，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原来以为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的威望很高，决不会有人对他们所主张建立的联邦提出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意见。然而，当我阐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及其建议后，当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书记特拉伊乔·科斯托夫非常坚决地反对这一立场和这样的建议，后来，在斯大林搞的众所周知的审讯案时期，他被绞死，罪名恰恰是所谓想同南斯拉夫建立联邦，从而想使保加利亚隶属于南斯拉夫。特拉伊乔·科斯托夫谈到保加利亚国家的长期传统以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在结构和精神方面逐渐形成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建立这样的联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我得说，这些论点，我们南斯拉夫人私下也是意识到的。尽管我们同特拉伊乔·科斯托夫的关系，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在一系列有关相互关系的其他问题上，从来都不好，尽管我们向来认为科斯托夫是南斯拉夫的敌人，但是，当时他的观点并未使我失望，而是，我首先想说，这些观点使我高兴万分。
但是，契尔文科夫却以同样坚定的态度维护相反的观点。他极其坚决地主张建立联邦，甚至坚持应当尽快进行，说什么任何拖延都会是有害的，等等。后来正是契尔文科夫说了决定性的话，以假罪名把特拉伊乔·科斯托夫绞死，说他企图与南斯拉夫建立联邦，来使保加利亚隶属于南斯拉夫。
参加会谈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其中有科拉罗夫以及保加利亚其他一些著名老共产党员，虽然原则上赞成建立联邦，但是大有保留，因此非常清楚，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解决，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原则上赞成建立联邦，只是由于莫斯科是主张建立联邦的。会谈结束时双方得出结论：目前尚需一段时期不采取任何明确的立场，而是进一步会谈，即继续会谈。
就我所记得，在我进行的这次会谈后不久，莫沙·皮雅杰也在索非亚就同一问题进行过会谈，无论是正式地谈，还是他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时与对方谈，总之是谈了。然而，结果都一样，稍后，我又去了保加利亚。那次我们的立场有些接近了，但是，仍旧限于原则协议，限于我们在建立联邦的过程中将采用的某些方法的范围内。
然而，在我从保加利亚返回后不久，莫斯科就来了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我们停止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一切会谈，因为，据说这样的解决办法，西方国家政府不会接受，我们建立这样的联邦只会使国际关系复杂化。建立南保联邦的第一阶段会谈就这样结束了。我必须说，我们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快。
与此相反，斯大林却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次竟对吉拉斯说，我们应当与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吉拉斯回答他说：阿尔巴尼亚人对自己的独立非常敏感，我们不想在这方面对他们施加任何压力。对此，斯大林对他说：“没关系，应当吞并阿尔巴尼亚。”吉拉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打算，相反，如果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将支持阿尔巴尼亚。1948年2月，我去见斯大林，他又主张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当时他的说法又同他对吉拉斯讲的话自相矛盾，因为他几次对我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把阿尔巴尼亚包括在这个联邦内。那时我们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还是非常友好的，也许斯大林害怕，吸收阿尔巴尼亚参加南保联邦会加强那些主张独立、既不依附西方又不依附东方的国家的力量。
自然，斯大林也必须考虑国际局势和西方国家政府的态度，西方国家对建立南保联邦无疑是不悦的，尤其是因为当时世界已处于冷战的边缘。我们以前也奇怪：斯大林为什么非要建立南保联邦不可，因为在战争中和战争刚结束时，他在处理凡是可能导致苏联和西方关系激化的事情上，向来是非常谨慎的。显然，他此时十分关心的是，如何调整新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地位，好让这些国家听命于他。而使他感到不安的首先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进行了广泛的人民解放的人民民主革命，自己解放了自己，因而独立和自信的精神异常强烈。
情报局第一次会议
斯大林企图扑灭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精神，使它们屈从于他的政策，他的这一愿望的新的表现和形式就是他建议：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西欧最大的共产党，即当时已有机会进入政府，或者已在政府中的各国共产党的某个共同中心。
于是，我们在1947年秋得到邀请，出席在波兰的耶累尼亚古拉召开的会议。然而，没有通知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和要达到的目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委派吉拉斯和我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率领苏联代表团的是日丹诺夫。苏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我不记得了。①波兰党的代表是哥穆尔卡以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H·明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是斯兰斯基和来自斯洛伐克的一位政治局委员S·巴什托万斯基；匈牙利的代表是法尔卡和J·雷瓦伊；保加利亚的代表是V·契尔 文科夫和V·波普一托莫夫；罗马尼亚的代表是G·乔治乌一德治和安娜·波克；法共的代表是ž·杜克洛和E·法戎，意大利党的代表是L·隆哥和F·雷阿勒。会议议程为两项②：第一，从国内外形势来审查各党的状况；第二，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③
① 除日丹诺夫外，苏共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是格·马林科夫。
② 此处语法不通，疑原文有脱漏，系揣译。——译者注
③ 从会议公报可看出：与会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与会各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情况通报》。
公报接着说：“与会者就各党的通报交换了意见，并决定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以及与会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活动的问题。
……
关于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活动的报告是由V·哥穆尔卡作的。
会议考虑到与会各党之间由于缺乏接触而引起的消极现象，鉴于需要交流经验，就这个问题决定建立情报局。”
会上通过了关于与会各党交流经验和协调活动的特别决议。决议说：
“……尤其是在今天，在战后国际局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各党有必要交流经验和自愿协调行动，因为共产党互不往来会给工人阶级造成损失。
从这一点出发，与会者同意：
1、建立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人）、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联共（布）、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组成的情报局；
2、责成情报局组织交流经验，必要时，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
3、情报局由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即各党中央委员会各派两名代表，各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应由各党中央委员会确定和替换；
4、情报局出版自己的两周一期，以后为每周一期的机关刊物；该刊用法文和俄文出版，可能的话，也用其它文字出版；
5、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市。”
情报局刊物名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在贝尔格莱德出版，一直到1948年7月。
就在通过议程时，哥穆尔卡提出了一个问题：协调指何而言？由此可见，他反对建立任何有组织的共产党国际中心。这也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将就此问题作出决定，即在讨论到这一议程时，我们将作出决定。
我要说，会议有两种工作形式：正式的形式-在会上，和非正式的形式-在会外，特别是苏联代表团会外非常活跃，对一些共产党代表团做工作。每个代表团团长都讲了话，作了报告，阐述了各党的观点，接着讨论报告。但是，在两个报告之间，有许多时间来进行各种事先的会外交谈。
我作了报告，阐明了南共中央政治局的观点和立场。当时，我国革命在国内取得胜利还不久，我们在许多方面尚相当僵化，宗派思想也颇为严重，而且我们觉得，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欧洲工人运动可以比原来更积极些，更革命些。自然，我们表示了对苏联的忠诚和感谢，感谢它在战争期间对我们斗争的援助。同时，报告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独立立场和我们反对建立某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立场，我们希望在我们奉行内外政策时不受约束。
除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三个党外，其他国家共产党也作了类似的报告。以上这三个党的报告着力强调需要同其他民主力量建立联系。特别是意大利党的报告所依据的观念是：任何操之过急的革命行动都是地地道道的冒险主义，势必使工人阶级归于失败。
在休息时，吉拉斯和我与日丹诺夫交谈起来，日丹诺夫问我们对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处境和政策有何看法。我们对他讲了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当时的看法在颇大程度上是持批评态度的。正如一个年轻的革命一样，我们也认为，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任何人也应做得到。因此，在我们看来，意大利党和法国党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即过分片面地强调通过议会道路来解决社会问题。日丹诺夫点点头，没有对我们的看法提出具体意见，可是，事后不久，同一天，或者是第二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建议：由吉拉斯和我在会上公开批评意大利共产党，批评法共，就照我们在私下对他讲的那样讲。这个任务对于我来说十分不愉快，尤其是连我自己对我们的立场是否正确也没有完全把握，除此之外，我们当时已表明了态度：各党的事情应当由各党自己处理。然而，苏联的权威在我们身上的威力仍然很大，吉拉斯和我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在会上批评了这两个党。我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吉拉斯批评法共，主要是指责它们革命的积极性太低。自然，其他所有共产党的代表马上依次表态（这些党与我们一样，很可能事先就被人做了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和哥穆尔卡除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由于自己所处的国内地位，比我们更能理解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处境，而哥穆尔卡则认为，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它自己的事情，不是其他党的事。
隆哥和杜克洛为各自的党的政策辩护，但是态度很不坚定，因为他们显然没有想到他们的政策会遭到这样的攻击。
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关系自那时开始，自然变得十分冷淡，而且逐渐恶化了。我想，这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把我和吉拉斯推进这场讨论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当时已打算借助情报局来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指望由于南共与意共和法共之间关系冷淡而得到意共和法共的支持，这样的事果真发生了，因为仅仅过了四个月，斯大林就开始向南斯拉夫发动攻势。因此，估计斯大林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就考虑过给南斯拉夫以打击，这样的估计不能完全排除。
然而，耶累尼亚古拉会议主要讨论了议程的第二点，即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问题。日丹诺夫建议，为了协调各国共产党的具体行动，建立各国共产党的某个常设委员会，以便定期开会并就采取共同行动取得一致意见。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这决不是建立某个共产国际式的新国际中心，该常设委员会不会有任何决定权，即无权作出各国党都必须执行的决定，但是，它会成为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有益机构。
第一个坚决反对这一建议的是哥穆尔卡。他驳斥了关于建立某个新的共产党中心的任何设想，他说，尽管日丹诺夫同志强调这个委员会没有决定权，但是实践表明，有人乐意而且很容易把这样的机构恰恰变成这样的中心。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哥穆尔卡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同时，如果有必要，各国共产党将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苏联进行磋商。
我们支持哥穆尔卡的意见。我们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共产党国际中心，哪怕是以谘询形式出现的国际中心，因为，任何这样的中心都会限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行动。我们说，各国党可能犯错误，但是，它们自己会纠正。同时，它们肯定也会利用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为了说明这一论断，我又补充说了一些话，与哥穆尔卡讲的话差不多。我说，苏联已拥有强大的实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如果各国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征求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的意见。日丹诺夫的建议也遭到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捷克人的类似反对。假若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支持日丹诺夫的建议。
日丹诺夫发现，他完全处于少数，他的建议没有任何希望为大家所接受。于是他开始往后缩，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这样做时表现得异常固执，尽管大多数与会的共产党显然都不愿建立任何形式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心，哪怕是只具有磋商性质的中心，在这样的压力下，日丹诺夫的建议终于被采纳了：根据需要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党应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要提醒的一点是，对日丹诺夫的建议的抵制相当强烈，以致斯兰斯基中断参加会议，乘专机飞回布拉格，以取得捷克党的领导对最后的，即最温和的建议的赞同。自然，我在同意上述建议之前也向铁托发了电报，向他详细地汇报了真情实况。铁托同意在这样的建议书上签字，即不定期地召开会议，但只是在有必要时才召开。
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情报局后来的活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个机构是专为反对南斯拉夫而建立的，因为情报局后来开的所有会议都用来专门对付南斯拉夫。除了这些会议之外，共产党情报局再也没有开过别的会。
与斯大林最艰巨的一次会晤
耶累尼亚古拉情报局会议向斯大林表明，他用这种办法还不能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听命于他。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反对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认为这有双重危险。第一，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希望独立自主，希望巩固本国的独立，希望根据本国独立的利益奉行自己的政策。第二，他认为这些党的这样一种表现是一种危险，表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将开始奉行越来越与苏联的内外政策不同的政策，苏联将失去对它们的政策的影响。南斯拉夫顽强地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这对于他来说很可能就是一个实例。于是，斯大林便诉诸激烈的手段。
季米特洛夫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把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联邦的设想。
我们南斯拉夫人一开始就反对这种主张。第一，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是不现实的，而且简单地把国家的形成千差万别，历史迥然不同，从而结构、习俗、精神等等也完全不同的几个国家组成联邦，是办不到的。我们确信，这样的联邦很快就会成为内部发生严重的争执和冲突的根源，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第二，我们确信，这样的建议对于斯大林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挑衅，因为情报局第一次会议表明：斯大林最害怕的恰恰是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因此，我们认为，对待所有这样的建议和类似的问题，应当十分审慎。
我们的看法果然没有错。斯大林很快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我们首先收到了一封电报，斯大林严厉地指责季米特洛夫讲的那番话，紧接着又接到第二封电报，斯大林要求召开三个党，即苏共、南共和保共的总书记率领的政治局代表团会议①。这就是说，铁托也得出席这次会议。但是，铁托预感到，斯大林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还搞点什么名堂，而不光是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也就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斯大林除了要保加利亚人去莫斯科外，还要我们去莫斯科，尽管他知道，我们一开始就反对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换句话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莫斯科无所求。因此，铁托拒绝去莫斯科。
① 这次会议于194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
南共政治局确定了代表团，决定我为代表团团长。我们的代表团成员还有巴卡里奇、吉拉斯和弗拉多·波波维奇。保加利亚方面与会的有：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特拉伊乔·科斯托夫等人。同斯大林一起与会的是苏共政治局核心领导。
我预感到，我们此行任务极其艰巨，不过，我未能料到整个这件事结果竟然会是这样。
斯大林粗暴地斥责季米特洛夫，其恶劣的程度是我没有料到的。斯大林说，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是愚蠢的，简直是可笑的：一个老共产党人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个建议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没有苏联参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的联邦。接着他又说：“要是有朝一日建立联邦的话，我想，是会建立的，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联邦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时至今日我也弄不明白：斯大林当时真的是这么想呢？还是在挖苦人？他还指责季米特洛夫，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竟未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
我代表我们代表团简短地讲了讲。我们一开始就反对季米特洛夫的建议，首先，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不现实。为此，我列举了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的几个论点。我不想进行冗长的讨论，因为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愿再去攻击季米特洛夫。
接着便开始了极不愉快的那部分谈话。季米特洛夫尽管在革命斗争中是一位勇敢的人，但是，在斯大林面前，却显得象是一个在老师面前的学生。他连一句话也不敢反驳斯大林。可以说，他作了真心实意的自我批评，他最后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大家都向您学习。”斯大林粗暴地回答他说：“您说什么，老家伙，您还要向我学什么。您就象一个去赶集的老太婆，逢人便唠叨，想到什么就说。”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进行了很长时间，因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都跟着季米特洛夫这么说，他们认为，除了季米特洛夫的自我批评，还得补充点内容。季米特洛夫低头不语，而我不知所措，不知道往哪儿看才好。我想象不到，国际工人运动中竟有这样的事。
接着斯大林换了话题。他说：“不错，联邦我们要建立，但是，季米特洛夫同志，不是您设想的那种联邦，而是另外一种联邦。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个联邦是保加利亚一南斯拉夫联邦，而且要尽快建立。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同时，斯大林看了看我和我们代表团。换句话说，他叫我们来，是要我们首先对他的这一建议表态。斯大林的建议对于我们所有南斯拉夫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关于这样的建议，事先没有向我们打过任何招呼。况且，这已是斯大林的第三个建议，与他在这以前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便尽快作出适当的答复。然而，在我们过去几年有了种种令人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在我们目睹，并经历了这次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们深刻意识到：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是完全依附于斯大林的，当然，我们根本就不愿建立联邦。我们感到，斯大林想把某种特洛伊木马强加于我们，如果他得逞，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人民解放的南斯拉夫的独立将会完蛋。此外，经过几年之后，在我们现在看来，建立这样的联邦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确信，在这样的联邦里，必然会产生导致严重冲突的内部矛盾，而只有靠苏联施加压力，这种冲突才有可能得以平息。因此，我立即作了否定的答复。我本来估计，斯大林会大发雷霆，就象他对待季米特洛夫那样。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很清楚，南斯拉夫是真正独立的国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南斯拉夫，所以他对待我们小心谨慎。显然，他当时对我们代表团怒不可遏，不过，还是强忍住没有发作。
然后，斯大林问保加利亚人对建立联邦有什么想法。季米特洛夫兴高采烈地立即表示赞成，他说，这是巴尔干无产阶级多年的梦想，建立这样的联邦必然会加强巴尔干的社会主义，必然使邻国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保共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以类似的方式表示赞成斯大林的建议。
我再次打断了他们的话，据理力争，我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是各有自己不同的历史的两个国家，因此，无论如何，需要时间为建立联邦创造条件。此外，为了把讨论引向另一个方向，我说，根据保加利亚同志的上述观点，我的理解是：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联邦是两个成员，即保加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和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的联邦。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如果决定同意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是决不会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的。也就是说，假如建立联邦，那么，只能是七个平等成员的联邦，而不能是两个国家的联邦。
保加利亚人变得不安起来，当即开始解释：这么做是完全行不通的，保加利亚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可能同意与南斯拉夫那些过去根本不是国家的各个地区建立联邦。我回答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过去或多或少都建立过国家，即便他们没有建立过国家，他们也肯定不会同意建立只有两个成员的某种联邦。我还说，如果建立这样的联邦，那就与我们早在战争时期，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确立的国内制度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这就会事先使得有关建立联邦的任何讨论无法进行。
斯大林平心静气地听着我们之间的争论，他突然打断了我们的争论，说：“南斯拉夫人是对的。联邦必须是七个成员，而不是两个成员。”斯大林的回答使我感到意外，但又感到不怎么舒服，因为我原以为他会支持保加利亚人，从而便于我们抵制建立联邦的压力。我对他的这一回答沉默不语。但是，保加利亚人也照例默不作声。他们一声不吭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决定。
接着，我继续往下说，我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建立两个成员的联邦，还是建立七个成员的联邦，而在于联邦本身，因此，应当坐下来，就建立联邦的速度、方式和形式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这些问题在准备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时都要加以考虑。我们必须考虑到，应当使我国各族人民满意地接受这样的决定。有鉴于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斯大林厉声地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不行，不能拖延，联邦应当建立，最好明天就建立。”
当然，我对此无法再作出任何回答和提出论据，而只是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代表团没有受权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因为代表团没有得到通知说这次会议要谈这个问题。代表团将把会议情况报告我们的政治局，然后由政治局就南斯拉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作出最后决定。”
斯大林当时气极了，不过他再也不谈联邦了，而是批评起我们的对外政策来了。首先他猛烈地攻击我们在采取对外政策行动时不与苏联磋商，对此我回答说，凡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都与他们磋商了，我想不起有哪一个问题没有通报苏联。接着，斯大林首先尖锐地指责我们，说什么我们想派我军的一个师到阿尔巴尼亚去。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阿尔巴尼亚人一度-不管有无道理-感到受到希腊人的威胁，因此向我们求援。我们答应他们，如果有必要，我们将派我军的一个师去帮助他们。这一点，我们的确没有告诉苏联，因为我们相信，阿尔巴尼亚人肯定会告诉苏联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也这么做了。然而，莫斯科当时就马上进行了干预，反对采取任何这样的步骤，所以我们也就撤销了自己的决定。但是，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现在把早已了结的事再次归咎于我们。
斯大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希腊问题。他直言不讳地问我：“难道你们真的认为希腊的起义有可能成功？”我答道，不是我们在组织希腊的起义，而是希腊人自己组织了起义。我们同他们相邻，因此，我们不能回避而不向他们提供每一个革命运动都应当向其他革命运动提供的那种援助。至于说希腊起义能否成功，这取决于各种因素：如果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如果国际局势适合，如果起义得到必要的援助等等。斯大林马上打断我的话：“如果……如果……如果……你们的全部期望的出发点都是“如果＇。以为西方国家会把希腊让给共产党人，那是纯粹的幻想。你们与希腊共产党人一起都耽迷于幻想，而且你们使我们大家都处于政治上困难的地位。”
我对他说：“斯大林同志，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在希腊，在我们的边界上爆发了起义，他们要求我们援助，如果他们把伤员运到我们的边界上等等，我们要不要封锁边界，把这一运动拒之门外？我们该怎么办？”斯大林厉声回答说：“上帝保佑！但愿你们是对的，也许我错了。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上帝保佑，但愿在希腊问题上也是这样。但是，我得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希腊不是中国。”
在斯大林陈述了这样的态度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苏联对希腊起义的援助只是在口头上，而在物资方面的援助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一旦斯大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发生了冲突，他马上可以说一夜之间，就把希腊起义扼杀了，而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顺便补充一点，斯大林经常用“上帝保佑”这句话，不了解他的人，可能还以为他是信教的呢。
我记得，最后斯大林指责我们对他们的顾问态度不好，不给他们正经的事干，我们的人不听他们的，而是自行其是。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不过，很可能同1947年回答的差不多。然而，斯大林直摇头，表示不同意，于是沉默不语了。我们与斯大林的最艰巨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会晤就这样结束了。
当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还在克里姆林宫院子里时，我们都默不作声。我们商定在莫斯科散散步。我们一走出克里姆林宫院墙，相信谁也偷听不到我们的谈话时-至少我们是这样想的-，吉拉斯就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尽快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我回答他说：“恰恰是现在，不能这么干。”因为很清楚，斯大林之所以再次改变了对建立联邦的态度，只是因为他认为，现在他把保加利亚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实际上，他通过使季米特洛夫信誉扫地更加牢固地控制了保加利亚，现在，他可以同身居保加利亚国家最高层的一班教条主义分子一起“推动”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建立联邦，从而挖去欧洲唯一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
说实在的，吉拉斯并不赞成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想法与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一样。但是，他大概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和能力，也不敢想象我们敢于坚决顶住斯大林的压力，如果斯大林坚持要建立联邦的话；其次，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建立这样的联邦随之会产生的种种后果。因为如果建立这样的联邦，就意味着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的和铁托的南斯拉夫就会垮台，南斯拉夫会完全依附于苏联的政策。我们在莫斯科的经历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在克里姆林宫时，季米特洛夫就邀我们下午到他的别墅里去，他的别墅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森林里。季米特洛夫在别墅里招待了我们，没有谈任何政治问题，之后，他邀我们在林间散步。他握着我的手，开始详尽地向我解释，如果我们建立保加利亚一南斯拉夫联邦，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他提出的论点是这样动听，我们都乐意听他的，而他知道我们乐意听他提出的论点。他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加起来有两千多万人。这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用不着看他人的脸色行事。我们会独立自主地执行自己的政策。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去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必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来完全与苏联的一个样。苏联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发展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的社会主义将具有更加民主的形式。我们在巴尔干和世界上都会是活跃的。从前只能设想：将来会产生巴尔干联邦。因此，不要怕联邦。相反，我们将共同建设一种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
季米特洛夫所讲的这一切-独立、自主和走自己的路去建设民主形式的社会主义-以及对苏联的实践和斯大林的虽然隐晦、但却一目了然的保留态度，都是符合我们的观点的。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季米特洛夫的这番解释有几分真意，又有几分是想帮斯大林的忙，因为他猜想到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反对建立保加利亚一南斯拉夫联邦。我认为，第一种成分居多，第二种成分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季米特洛夫是犯了大错了，因为尽管他有这种愿望，当时的保加利亚纯粹是斯大林的代言人，即便季米特洛夫反对，恐怕在这个问题上也抵挡不住。而季米特洛夫在与斯大林会晤时的表现，以及对斯大林的训斥所采取的态度，使我们不相信他顶得住斯大林的压力。因此，无论是我，还是我们参加讨论的其他同志，回答时都很简短，而且不明确。我主要推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表态，我们要把在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报告贝尔格莱德，报告铁托和南共政治局，我们将向他们通报贝尔格莱德作出的决定。不过我还是说，尽管他提出了有力的论据，但是，我认为我们党的政治局在目前情况下不会决定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
在莫斯科我们又呆了一两天。第一，因为我们想观光一下莫斯科；第二，因为我们原来估计还要与莫洛托夫会谈，以及就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与莫洛托夫会谈。第二天夜里，凌晨三点钟，我被叫醒，接到通知说，莫洛托夫叫我去克里姆林宫。我以为我们很可能要谈某些对外政策问题。但是，当我抵达那里后，莫洛托夫把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对我说：“请签字。”我拿起文件，见上面写着：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商定，将就所有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磋商。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我感到，不仅我个人受到凌辱和伤害，而且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也因此而受到凌辱和伤害。同时我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对于这样一个文件，我实际上几乎没有思想准备，就象在斯大林那里讨论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没有思想准备一样。我想站起来，一走了事。但是，我同时又害怕，冲突一下子积得太多，以后难于消除。我还想到国内可能会有意见，国内可能不把整个这一问题看得那么重要，因为确实到那时为止，所有重大问题，我们一直是与苏联磋商的，因此，这样签个字，决不是什么新鲜事，于是最后我决定签字。然而，盛怒之下，我把名字签错了地方，签在了莫洛托夫应当签字的地方。这样一来，整个这份文件暂时就报废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很快又送来了一份。我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第二天，我拜访了负责经济的一位副部长，我记得是帕托利切夫，我又一次感到失望，并再次得到证实：这一切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次会谈降级了，是在苏联政府部门一级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实际上，在我说明我们关于进一步进行经济合作的建议时，这位副部长就断然地拒绝了任何建议，并说这个问题将由更高一级领导作出决定。我们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显然，现在他们从各个方面，从政治上、对外政策上以及经济上，所有的炮口都是针对我们的。
这就是为所谓的“1948年情报局会议”作的准备。我们感到了一股冷风袭来，当然，我们没有料到，仅仅一个月之后这股冷风竟变成了强大的暴风雪。
当然，铁托和南共政治局同意了我们代表团的立场，并通知莫斯科和索非亚：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认为，目前建立联邦为时过早，应当就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并为今后建立联邦创造条件。
敏感的斯大林当然认为，抵制建立联邦，意味着不顺从，是向他挑战。我们料到他会作出某种反应。事实上，也用不着久等他的答复。
一个月以后，1948年3月就来了第一封信，这封信是某种序幕，接着一封封的信便接踵而至，这些信猛烈地批评和攻击铁托，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及其整个政策，这一切以苏南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关于斯大林
上面谈了我与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晤，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从与斯大林几次会晤的角度，谈谈对他的总的看法。我的印象是，斯大林是个有才干，聪明的人。他知道他想干什么，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十月革命之后不久经受的痛苦经历迫使他实行恐怖和暴力，以保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而这种经历变成了他的生活实质。他极为粗暴，专横，同时又灵活善变。他善于迎合与他谈话的人的口味，善于随机应变和适应谈话的目的。1944年秋天，他的那次谈话实际上从头至尾是把注意力放在舒巴希奇和丘吉尔身上的，至于在我们方面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对于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解散合营公司，他接受了，而没有露出任何不安，甚至还予以肯定，表示赞同。那次会谈自始至终是在极为客气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相信，斯大林那时就对我们有一个很坏的印象。
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使整个政策从属于反希特勒同盟内部关系的政策。这一点，我们不能责怪他，因为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关系的。但是，同时，他却以寡廉鲜耻的态度来对待革命运动，准备为维护自己在反希特勒同盟中的利益而轻易地牺牲这些革命运动。对待我们的态度就是如此；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人一起在南斯拉夫全境向我们发动进攻，因此，当时要与他达成合作协议的任何想法都是无稽之谈，正当这时，斯大林却强迫我们与米哈伊洛维奇合作。他对待革命的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他“鼓动”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协议，而当时蒋介石正准备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彻底打垮革命中国的红军。战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尽管并不存在共产国际，但是斯大林却企图使欧洲所有共产党服从于他的政策，特别是使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服从于他的政策。斯大林千方百计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执行他的政策的驯服工具。几乎可以说，他害怕革命，害怕革命运动。在他看来，新条件下的革命思想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他对待任何自主的革命现象都是抱着一种嫉妒的，不信任的态度。
虽然如此，十月革命后，他维护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采用极端粗暴的手段，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创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之一。他的这一切成就都与极端粗暴和专横的手段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到昨天为止还是十分落后的国家里。人们常问：难道在这样的国度里就不可能换一种方式行事，每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总是感到难于回答。无庸置疑，是有可能换一种方式行事的。然而，另一种方式是什么样的，却很难回答。事实是，“另一种方式”没有出现。如果阅读斯大林的反对者的著作，同样看不到出路。
依我看来，斯大林之所以成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斯大林，其原因并不是象某些不了解苏联革命真正进程的人所说的那样在于斯大林的粗暴、狭隘，而是在于他的目标和他的方法，而首先是在于他的目标。斯大林的头脑里没有社会主义-尽管实际上他是真心诚意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他有的则是社会主义帝国。他想统治各国人民，主宰国际工人运动。而方法则继承于世界这一地区的旧时代，这些方法是从旧时代条件下过来的一代人中的大部分人的精神状态的一部分。因此斯大林是不难为他的政策找到市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如何控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使这些国家从属于他自己的政策；第二，尽管不存在共产国际，如何使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从属于他的这一政策。于是便产生了共产党情报局，于是便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并且把这一攻击扩大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斯大林在这些国家获胜了。一度，他也战胜了西欧共产党。这便是从1948年，或者甚至从1947年开始，直到斯大林去世为止持续了多年的专横跋扈的由来，斯大林满以为将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大帝国，他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平起平坐的对话。
然而，斯大林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首先，这一计划遭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成功的抵制。而且，还不止于此。社会主义自治以其全部力量再次出现在议事日程上，社会主义自治作为一种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表面上，斯大林与新中国保持正常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两国之间关系经常是尖锐而紧张的。在一些共产党里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动摇和分裂，这些共产党很难在本国人民面前为斯大林搞的那些诉讼案及其整个恐怖统治辩解。
此外，斯大林是个贪权的人。他把整个制度建立在运用警察和行政当局的力量的基础上。因此，我本人总是有这样的印象：斯大林对权力的这一欲望并非完全出于这种欲望本身，而是出于害怕，担心他所建立的制度作任何变动都可能意味着整个制度崩溃，意味着革命遭殃。
因此，在斯大林去世的当天，他在国际上的威望，他的声誉就开始跌落，这就不是偶然的了。而在他死后仅仅几个月，苏联人民，或者说苏联人民的领导人就把他放在适合于他的地方-置于历史上的暴君之列，这些暴君自以为是在为美好的事业而奋斗，然而给人类带来的害却多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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