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共产党情报局与1948年
坚定地说“不行”
如果观察一下南苏两党关系发展的全部过程，从南人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及日丹诺夫在耶累尼亚古拉会议上开始玩弄的阴谋，直到与斯大林的冲突达到高潮，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斯大林的脑子里有一个如何搞掉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自主和独立的计划。甚至在他让步的时候，他也决不宽恕。1941年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问题上发生过冲突；在南人解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问题上发生过非常尖锐的冲突，这次会议是在莫斯科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莫斯科对此作出了十分尖锐的予以否定的反应；在专家和合营公司问题上发生过冲突，说实在的，这次冲突是顺顺当当地解决的，因为斯大林认为要揭开反对南斯拉夫之战为时尚早，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南斯拉夫的要求；最后，还发生过斯大林与我们的其它一系列类似的冲突，因为别人是没有胆量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所有这一切，在斯大林看来是眼中钉，肉中刺，为发动最后的攻势，他足足做了四年的准备。
1948年3月底的一天，莫斯科的一位特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军官来到铁托那里，交给铁托一封封得严严实实的信。信是写给铁托和我的，当时的抬头还用“致铁托和卡德尔同志”。说实在的，这封信还是用比较客气的语调写的，但信中却罗列了我们在内外政策中的所谓错误，以及表达了苏联领导对此感到的严重忧虑。①
在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认为这些非难是诽谤并决定予以驳斥。在与斯大林的冲突展开的这一阶段里，唯有斯雷滕·茹约维奇持相反的意见，他建议我们承认斯大林指责我们所犯下的错误。同时，茹约维奇竭力想证明我们确实是犯了这些错误。然而，他成了只身一人，后来和他结伙的赫布兰在这时还保持沉默，因为他很可能在等待着事态的结果，或者是莫斯科给了他这样的指示。政治局的其他所有成员都坚决支持铁托，即支持他提出的驳斥这封信的建议。
铁托对莫斯科的这第一封信写了复信，并向政治局全体成员征求意见。我们每个人都补充了一些东西或者删去了一些东西，但主要内容还是铁托原来的复信。②
①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48年3月27日的第一封信。信的开头写着：“致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参看本页附件，第272页。
② 南共中央1948年4月13日对莫斯科第一封信的复信，是由铁托和卡德尔签名的。
不久，莫斯科接着又发来了第二封信。①信还是写给铁托和卡德尔的，但是我记得，已不带“同志”了。信写得很粗鲁，咄咄逼人，而且把第一封信里提出的非难扩大到一切可能的领域。信的结尾要求我们承认错误并加以纠正，说为了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必须选出更好的领导，知道怎样去领导党的领导。
我们对这封信还是坚定地回答说“不行”。我们同时指责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情况不够了解，因为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写出这些明显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来的。②
对于我们的复信，莫斯科紧接着又来了第三封信，这封信的抬头已不再是写给铁托和卡德尔的，而是写给铁托和赫布兰的了。③由此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赫布兰应该接替铁托。同时这也是在提醒南共政治局，谁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未来的头面人物。在这前不久，赫布兰曾给政治局写过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立场，尖刻地批评了我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当然，都是根据斯大林的信写的。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未来首脑的某种学术论文。
① 莫斯科1948年5月4日的这封信抬头写着：“致铁托同志、卡德尔同志和南共中央委员会。”见附件第272页。
② 南共中央1948年5月17日对第二封信的复信，是由铁托和卡德尔签名的。
③ 莫斯科1948年5月22日的第三封信的抬头写着：“致南共中央委员会。”见附件第272页
第三封信还同时通知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日程是南斯拉夫问题。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这次会议，同时又指责我们不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整个争端，说我们不敢公开斯大林的信，因为公开了的话，人民会马上消灭我们，等等。事实则相反，是斯大林，而不是我们，派特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送来了盖着九个印章的信。然而，面对这种挑战，我们决定向全体公众公布全部信件。信公布了，当然，引起了同斯大林的预料截然相反的反应。①
①联共（布）中央的几封信，情报局1948年6月28日的决议，南共中央的复信和南共中央6月29日就情报局决议发表的声明，一起发表在南斯拉夫1948年6月30日的日报上。见附件第272页。
他以为，只要提一下他的名字，一切就会畅行无阻，但是他忘了，他只在苏联造成了这种状况，在苏联境外并不是这样。忠实于自己的独立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本能地感到，这些信件对他们的独立来说是致命的危险。因此，出现了反对斯大林和反对苏联政府的强烈反应，而我们的党则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这期间我们拘捕了赫布兰和茹约维奇，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所持的立场，而是由于我们担心苏联会把他们弄过境搞到罗马尼亚去，让他们出现在情报局会议上。说实在的，对我们，对我们的党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也不会是什么灾难，但却会给我们增加很大的困难。此外，他们已开始采取公开的政治行动和破坏党的团结的行动，这是我们必须阻止的。
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我们不仅动员了军队，而且还动员了大部分人民。沿着与东欧国家接壤的所有边界，我们都挖了战壕，筑起了工事。国家用一切手段筑起了防御工事。如果重新出现类似事件，我们还得照此行事。我们毫不留情地对待国内的共产党情报局特务。但是我们又不能有别的做法，否则我们就将直接为斯大林打开大门。
斯大林组织了一场持久的名副其实的斗争。我们每天都有个把共产党员、军官、机关干部、外交官、大使等等逃走。说实在的，这些逃跑的人总的来说为数不多，但是这种情况却不断制造了不安定的气氛。我当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①清早，我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看看桌子上的文件，看能否了解到，是否又有哪个外交官从国内或从国外逃跑了。值得庆幸的是，不论是外交机构还是国家行政机构和军队，都表现得坚定不移。斯大林分子只勾引去了一小部分军官，并且这些人逃到另一边去，完全是出于野心，而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信念。
① 1948年8月31日。
然而，最困难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从十六岁起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毫无保留地相信苏联和斯大林。1934年我作为流亡者第一次来到苏联时，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是一个从许多训练班和学校毕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相信的东西不是一种简单的信念，而是一种理论信仰。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对我们来说从来都是一种榜样和支柱。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是与这个国家和与它的领导人斯大林发生了冲突，不仅如此，而且还互相指责对方犯有各种各样变节行为。①
① 当时，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给我们党，给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扣了这样一些帽子，例如“铁托法西斯集团”；“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受雇的杀人凶手和间谍”；“资产阶级复辟的间谍集团”；“有法西斯意识形态、奉行法西斯对内政策和卖国的对外政策的铁托集团”，等等。
这些帽子首先出现在情报局的第二个决议里，这个决议是1949年11月在匈牙利作出的，题目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凶手和间谍手中》。
开始时我们还希望在这场斗争中至少会有几个别的国家的共产党帮我们说话。然而，它们竟一个接一个地屈服于斯大林的独裁。例如，我们指望过阿尔巴尼亚，但是阿尔巴尼亚却参加了第一批起来反对我们的行列。我们指望过匈牙利，因为我们与匈牙利有着很好的关系，但是拉科西却在给我们的复信中说：“不是每一只公鸡都能在它的垃圾堆里充当主人的。”接着，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全世界各国的党也都跟着过去了。只有一些小组试图帮助我们，它们意识到这场斗争意味着什么，于是脱离了上述共产党。但是这只不过是无人听见的荒漠孤声。
开始时，季米特洛夫在这场运动中显得是有保留意见的。在冲突刚开始的时候，他途经贝尔格莱德，甚至对吉拉斯说：“坚持下去！”然而，在返回索非亚之后，他也很快屈服了，并开始发表讲话反对我们。
西方的立场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末日到了，它绝对不可能顶住斯大林的压力；而另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少数，他们相信南斯拉夫能在这场反抗中顶住并取得胜利，并开始以扩大贸易等形式给了我们初步的经济和物质援助。还有第三部分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人之间安排好了的，目的是为了较容易对西方施加影响。
斗争从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逐渐地，但却非常快地关闭了边界；撕毁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所有经济协定；中断了铁路和邮政联系；在边界的另一面拉起了高高的铁丝网，筑起了了望台；沿铁丝网重新翻耕土地，以便发现可能偷越国境的人的踪迹，等等。简言之，从匈牙利西部地区一直到保加利亚南部，以及沿阿尔巴尼亚边界，我国与这些邻国的各种联系都中断了，好象我们都不存在了一样。所剩下的一切就只有不断发生的边界事件、冲突、打死人、打伤人等等了。
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的边界上部署防御以外，还在其它各个方面展开活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开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的渠道。因为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后，我们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或几乎完全被封锁了。我们与西方的经济合作相对地很少，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与东方又一夜之间停止了一切经济联系，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全部援助来源均告中断。
向西方开放的过程进展缓慢，但是毕竟在进行。最初我们的过渡性政策也妨碍了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想立刻就对苏联“全线反击”，我们不想为武装干涉南斯拉夫提供借口。我记得，1948年我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上发言时，仿佛南苏关系中没发生任何变化一样，尽管当时同苏联的冲突已达到顶点。①
① 指1948年9月21日到12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
然而，有意思的是卡德尔1948年10月4日写给铁托的信。信中描述了我国代表团成员在关于南共与情报局的冲突的谈话中所看到的气氛和情绪。卡德尔写道：
“在围绕我们与情报局的争执的某些比较重要的问题方面没有什么新闻。就我们与各种左派知识分子的接触而言，可以说，这一争执现在变得比过去更不能令人相信了。从站在情报局立场上的那些人那里所能听到的通常回答是，我们错了，因为我们促成了整个争吵的发生。然而，相信指责本身的只是少数人。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消逝，对我们提出的指责将越来越表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和虚假的……
看来，正直的人们头脑中的每天的事实，在日益打破充满各种诽谤的情报局决议的断言。维尔凡曾同一些美国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谈过话。他们说，他们之所以站在情报局的立场上，只是出于遵守国际纪律和担心国际反帝运动的命运，因为如果事实表明我们是对的，联共（布）中央的威信就会动摇，他们认为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同时，他们谴责情报局对我们采取这种做法。这些人说，我们的事件对国际工人运动之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他们说，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态度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令人忧虑的现象＇了，他们把这种态度叫作“毛主义”。
在巴黎这里，人们进一步得到这样的印象：联共（布）中央与我们的冲突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它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场危机的第一个征兆，这场危机将必然促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自治——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我们自己也属于其中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主要体现者的信任，可以说一夜之间破灭了。我经历了一场内心的痛苦的危机，几个月后才恢复过来。这并不是在对整个这件事作出选择上出现了动摇。对这个选择的决定，我第一天就作出了。因为真理始终是我的指导原则，而斯大林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如此露骨的谎言和诽谤，以至于如果你支持这种谎言和诽谤的话，那你就使自己沦于卑鄙无耻之徒的境地。
这一内心的危机在下述问题上确实有它自己的真正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所有这些事情？它们是怎样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这些骇人听闻的变化的原因在哪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怎样？怎样做才能使我们自己避免犯这样一些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和走上歧途？
我记得，我有时在我的房间里几小时地踱步，在唱机放送的贝多芬交响乐和其他类似音乐的伴随下思考这些问题。我想的是将来，而不是过去。在到那时为止我的一生当中，我进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训练班和学校，也花了不少时间来自学。我回忆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中所有能找到的、提醒社会主义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的观点。我们在青年时代读到这个问题时，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决不会发生的。而现在，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论点却偏偏被我们亲身证实了。当然，政治局的每个委员都以类似的方式在思考。我们经常到铁托那里聚会或者互相谈论。我和基德里奇讨论得特别多，他当时正领导着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最困难的部门-经济。尽管他夜以继日地做着经济工作，但还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我们的其他所有的讨论。
对我们大家来说，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天真，我们并没有以为社会主义没有矛盾，因为我们自己早在以前就曾与斯大林发生过冲突。然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至少是我，都没有能想到，冲突竟能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采取如此骇人听闻的形式。
因此，在经过这些长时间的共同讨论以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这个问题上起着主要作用的，并且将来也会起这种作用或更坏的作用的，是两个因素，两个原因：第一，共产党的变态，变得与国家机器，甚至与警察机器等同。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家的原则变成了一个人独裁或者围绕他的机关的独裁的原则。
我们认为，第二个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群众脱离政权，而且是脱离了所有的执政形式，甚至连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最初形式所赋予工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工人变成了国家的某种雇佣工人。
此外，第三个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十月革命是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的。这个国家不仅经济落后，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落后，他们仍处于旧俄罗斯的精神状态的影响之下，或者说，大部分人都受到这种精神状态的影响。
我们明白，我们必须集中解决我国社会中首先与前两个因素有关的那些问题。自治的思想就这样再次活跃起来。这并不困难，也不是新的，因为这种思想早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就产生了，也就是说，人民解放斗争时期的所有人民政权，实际上都是自治。战后我们也一再警告，党不能丢掉与群众的联系。铁托对这个问题讲过多次，而我本人，正如我已说过的，也曾就这个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民群众的力量》。①
① 见附件第285页。
全党都朝着这一方向，我们很重视发展人民解放阵线，竭力不失去任何一个爱国者-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同盟者，我们努力在工厂里创造尽可能民主的气氛等等。然而，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首先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做法的影响下，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也日益扎下根。此外，官僚主义在我们这里之所以滋长，还因为有一个客观因素，这就是经济困难极大，人们所必需的各类用品到处都极度缺乏，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我们所拥有的不多的物资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但是，尽管有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可以说，在人民解放斗争中产生的自治，在战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停滞不前，这一点恰恰是斯大林攻击我们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战后我们这里还自发地产生了实行自治的一些新形式。在我们被东方完全封锁，与西方保持的经济合作极为有限-这种合作同样差不多等于是封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工人讲了全部真实情况，还讲了我们必须自力更生，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们说：你们生产出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工人非常明白当时的形势，自觉地在各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恢复了我们极其需要的东西，并建设了一批新项目，同时我们与西方的经济合作逐步得到了改善，这有助于我们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要是没有我国劳动者当时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努力，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我们已经达到的那种发展速度。
我记得，1948年我就写过关于我国工厂里自发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认为我们必须研究这些自发的现象。当然，这是工人的自由集会，没有组织，也没有某些专门的权利，仅仅是讨论劳动、生产等方面出现的紧迫问题。但是，我可以说，这些工人委员会是自动地产生的，用了这个名称或者另一个名称，并且真正给我们指出了我们必须走的道路和方向。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问题，就是：党与国家，甚至与国家的资本以及通过国家的资本与国家和专家治国主义的行政机关等同起来，还是党仍然是已成为国内统治力量、从而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的统治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党必须率领工人阶级，而不是统治工人阶级。自治的工人阶级必须对国家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所有杠杆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党必须成为这样一个因素：它将把针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敌人的那些行动和斗争的知识、理论、经验和方法带到工人阶级这种活动中去。我们明白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想避免我们在与斯大林的冲突中所遇到的那种变态，这又是唯一一条可行的道路。
这便是我们从所有那些长期的讨论中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这些讨论逐渐获得了有组织的形式了。我要说，这也是我们内部危机的终结，因为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了，我国社会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将为什么而奋斗。铁托始终关注着这一过程和这些讨论，并直接参与讨论。南斯拉夫在发展中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我们全国遭受了那种激烈的攻击以后，这个新阶段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
1949年春天，我们南共政治局的几名委员到斯普利特去探望铁托，他正在那儿休息。我们建议铁托把自治定为社会制度，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章程的某些部分加以修改，党的名称本身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在第一个问题上，即自治问题上，铁托不仅同意建议，而且还认为，自治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自治是他在实践中极为关注的。同时，他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之前工人所提出的一个老的口号：“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他对这些问题考虑得非常多，并提出了一整套组织形式和措施来着手实现这一建议。
我们决定起草工人委员会法，作为整个自治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将逐步得到发展，因为一夜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改革的。
至于另一个建议-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铁托在斯普利特开始时有某些保留意见。他列举的理由是我们党的名称有本身的传统，而首先是存在这样的危险：经过改名，党在社会上的作用可能削弱。然而，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这项建议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通过了。①铁托之所以接受了关于我党改名的建议，首先是因为要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可以说从外部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党（这个党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了如此激烈的攻击）。
1950年通过了工人委员会法，铁托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历史性讲话，这个讲话今天仍然是发展工人自治的基础。1953年我们通过了宪法性法律，即新宪法，这部宪法固然还不很完善，并包含一部分旧宪法的内容，但是，这部宪法已把自治带进了社会体制的基本社会关系中，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改变了国家和专家治国主义行政机关和工人的作用。这就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为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
①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52年11月2日至8日在萨格勒布召开。
② 参看本页的附件，见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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