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对外政策舞台上的斗争
我们的对外政策主张——不结盟
1949年期间，我们巩固了我们的外交机构。这一机构中有几个人跑到苏联方面去了，有几个人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开除了，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不够可靠。换句话说，形势要求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外交机构。在外交机构的国内外一些关键岗位上，我们都委派了可靠而能干的干部，他们大多数是战前或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及国际组织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
当然，我们首先要开展反对苏联压力的斗争。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谴责苏联的反南政策，如何维护自己，而且还有我们将来的对外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在众多的细节问题上继续追随苏联的政策了，这不仅涉及南斯拉夫对世界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全世界的其它关系。
在这方面，1948年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一年。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形成我们在新条件下的新的对外政策主张，尤其是当时我们还有其它许多问题要处理。此外，我们在发展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始终是十分小心的，因为我们不想做任何能使苏联以为我们似乎已经背离了他们的立场、以及我们正准备转向北大西洋公约的事情，他们本来就已经在这样指责我们了。
但是不管策略如何（实质上这种策略在当时是正确的），我还是为我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于194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感到羞愧。我只字未提与苏联的冲突，尽管这是在一个国际组织中解决点问题的第一个机会，而苏联代表团的所作所为就象南斯拉夫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似的，因而连与他们的冲突也不存在一样。然而，这也是一个时机，我们可以在国际上试图向苏联证实，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和苏联是没有区别的。
后来，在1949年举行联合国大会下一次会议以前，我们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①当时我直接批评了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并对这一攻击作了相应的必要的评述。我批评存在着集团和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的争斗，我主张和平共处，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也是各国人民之间的积极合作。我还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当时莫沙·皮雅杰往纽约给我发了如下一封信：
① 联合国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49年9月20日到12月10日在纽约举行。卡德尔9月26日在一般性辩论中发了言。参看本页附件，见第327页。
“亲爱的贝夫茨，①
首先，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建议和投票表示热烈的祝贺。
第二，为你的发言向你表示格外的祝贺。
自从听不到列宁的声音以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未听到过如此高水平的讲话。
再一次向所有人表示祝贺。
自豪地举起我们美好的旗帜！
你的扬科大叔
1949年10月10日”
说实在的，莫沙·皮雅杰总是有点夸大，这一点也表现在这件事情上，但是他的这种激动心情无疑也反映了我国人民所感到的满意，因为我们在对外政策上也开始转入直接回击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独立的攻击了。
① 贝夫茨是爱德华·卡德尔在党内的名字。——译者注
同时在国内，我们不仅就所有国内社会问题，而且也就对外政策，与苏联和苏联报纸展开了尖锐的论战。我们摒弃了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部分还存在的一切防御的方法，并用我们的进攻来回答他们对我们的攻击。当然，这种论战在许多方面是浮浅的和不现实的，但是它只是反击了苏联报刊和苏联的言论对我们的诽谤和无耻攻击。例如，在我与苏联的攻击进行的论战中有过一些讲话和文章，这些东西今天我是不会去写的，但是与他们指责我们和污蔑我们的那些东西相比，我的那些攻击简直是太客气了。①
① 参看第144页脚注①
在采取这一行动的同时，我们还在西方国家积极地开展工作。那里的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正如我已说过的，多数西方国家政府认为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也就是说，斯大林将把我们消灭掉，或者我们将向他投降。但是一、二年内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评价就开始改变了，西方也表现出越来越愿意与我们合作。因为西方无疑地对南斯拉夫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是深为关心的，他们甚至指望随着时间的消逝，南斯拉夫有可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9年，或1950年，有一次我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一道乘英国轮船“伊丽莎白女王”号旅行。贝文在和会上凌辱过我，当时对我的态度是那样粗暴；现在他却请我共进午餐，与那时相比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当然，我明白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样，但是我们在这一时期也需要与西方国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因为斯大林还在以采取断然措施相威胁。与贝文的谈话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进行的，即英国政府将考虑与南斯拉夫加快经济合作的方式。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经济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在华盛顿，我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场的有他当时的助手杜勒斯。他们两人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并答应，美利坚合众国将考虑帮助南斯拉夫摆脱当时的经济困难。欧洲一些小国，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比利时等，表示特别愿与我们合作。说实在的，与它们的经济往来的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它们的政治影响对我们却十分有益。逐渐地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定，这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这一援助使我们首先得以摆脱东方的经济封锁的后果。同时，我们的军队也武装起来了，如果斯大林决定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的话，我们的军队就会是一颗坚果；说实在的，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不可能那么干。
然而，随着美利坚合众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的日益加强，南斯拉夫又开始受到直接的和间接的压力，要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既出于原则性的理由也出于实际的理由，我们对所有这些建议都坚决予以拒绝。我们说，我们主张解散集团，我们反对把世界划分为集团，此外，我们的社会政策目标也不相同。有一个时候这种压力特别强硬，连我们这里也有个别人倾向于加入北约组织，因为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威胁性。我们非常坚决地抵制了这种压力和企图，而他们也慢慢地软下来了。
我们建议签订巴尔干公约，它同北约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在其他巴尔干国家履行北约组织的义务的时候，南斯拉夫不对他们承担任何义务。在这些国家在巴尔干公约内部承担的义务方面，北约也不对巴尔干国家负有任何义务。这样的公约并不很重要，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不是没有政治意义和影响的。①
① 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于1954年8月9日在布莱德签署了巴尔干公约。
与西欧国家的经济交流以及美国的经济援助，使我们得以加速经济的发展，而且已经是在自治的基础上这么做。
说实在的，当时的自治在工厂和机关里，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关系，还不如说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形式，而社会资本还始终部分地掌握在国家手里，部分地掌握在企业的管理中心手里。然而，当我们在以后的几年中深入实行工人自治并把它首先贯彻到社会经济领域的时候，就是说，当工人即便还没有完全掌握社会资本，但是至少能监督社会资本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更快了。我们可以说，从1954年到1959年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速度有了一个真正的跃进。同样我们还可以说，在五十年代的前半期，南斯拉夫在各个方面都坚决实行自力更生，加强了自己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并且越来越不受东方的经济封锁的伤害。东方压力的作用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越来越失去意义。
贝尔格莱德宣言
这个时候，斯大林死了。①苏联出现的变化也影响了我们。苏联领导向我党和我国建议关系正常化。提出这一建议的借口是，我们已经把密洛凡·吉拉斯从南共政治局开除了，尽管他在与斯大林的冲突中并没有起很大作用。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一点。这个建议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非常合乎心意，因为它巩固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此外，我们还估计到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将得到逐步发展，再说，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项建议，它实际上是对巴尔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贡献。
苏联国家和党的代表团前来贝尔格莱德，成员有：N·S·赫鲁晓夫，N⋅A⋅·布尔加宁，A·I·米高扬，D·T·谢皮洛夫，A·A·葛罗米柯。②
① 1953年3月5日。
② 苏联国家和党的代表团于1955年5月26日到6月2日访问了南斯拉夫。
苏联代表团承认了1948年的错误，虽然很不干脆，
但毕竟是承认了。他们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即加到了斯大林的一长串错误的单子上。那时他们就已经开始把这些错误都归咎于他了。
但是他们也要求我们作各种让步和自我批评。他们还要求我们承认过去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批评，此外还要我对在奥斯陆作的题为《南斯拉夫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民主》①的报告作自我批评。当然，我们对这两点都坚决予以拒绝。我们明确告诉他们，我们同意与苏联各方面的关系正常化，但是，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一概不否定，我们对他们也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他们象这次会晤开始时所作的那样宣布，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错误的。此外，我们还说，我们认为苏南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决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了。
会谈结束时，铁托和赫鲁晓夫在宣言上签了字。②这个宣言的文稿主要是由维尔科·弗拉霍维奇、莫沙·皮雅杰和我密切配合铁托起草的。我们党的政治局仔细地研究了宣言，因而它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乃至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真正的大宪章。我们知道苏联代表团是带来了准备好的宣言文稿的。当我们交换了准备好的宣言草案时，事实表明两个草案之间竟有极大的不同，致使赫鲁晓夫很快就收回了他们的草案，而同意以我们的草案为基础来起草宣言。我们在与苏联代表团讨论时，态度非常坚定，毫不让步，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并在上面签字的宣言，不仅涉及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苏联代表团的处境是，他们愿在很多方面让步，甚至在他们并不真正相信的方面也让步。以后，除了我们在各种联合声明中提到贝尔格莱德宣言外，苏联就再也不大愿意谈及它了。
① 指1954年10月8日给挪威工人党积极分子作的报告（见爱德华·卡德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4卷，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60年版，第193-236页）。
② 南苏政府宣言，即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宣言，是1955年6月2日由铁托和布尔加宁签字的。第二年，即1956年，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其中有爱德华·卡德尔）于6月1日到23日在莫斯科正式访问期间签署了莫斯科声明（6月20日），铁托和赫鲁晓夫在上面签了字。
然而，除了讨论宣言以外，还进行了一些私下和半私下性质的讨论。这种讨论在那时就已经引起了我们的不安。我们得到的一个印象是，作为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报答，苏联代表团期待着我们迟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代表团全体成员，特别是赫鲁晓夫向我们一再申明，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精神，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并且既然我们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我们就必须也准备解决党的关系以及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问题。他们说：“每个“连队”必须有自己的连长。要是没有连长，也就不成其为连队。应该以苏联为首，组织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
然而，我们当时已经坚定不移地站在不结盟政策的立场上了。我们拒绝了任何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心、阵营、“连队”等诸如此类的想法。我们说，我们完全根据宣言制定的原则来考虑与苏联的合作。
就这样，苏联代表团对贝尔格莱德的访问表面上以达成圆满的协议而告结束，但实际上，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实质性分歧。赫鲁晓夫从未放弃过南斯拉夫迟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和放弃不结盟政策的想法。他的理想无疑是，南斯拉夫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华沙条约的支配之下。
天晓得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原因，赫鲁晓夫认为我是最反对南斯拉夫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是不结盟政策的最起劲的鼓吹者。而实际上，我们整个领导都是如此，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不过，赫鲁晓夫依然不断冲着我来，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企图在我们的领导里制造分裂。说实在的，他并没有得逞，但是他仍然继续奉行他的全盘政策。
然而，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是顽固不化地死盯着他所想获得的东西。他先试探一下，如果未得逞，便缩回去，暂时接受多少能够保持正常合作的政策。因此，尽管围绕着南斯拉夫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一事搞得很紧张，但是，一直到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以前，我们互相之间相对来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关于这两个事件本身我就不想说了，因为有关这两个事件已经讲得很多，写得也不少了。应该讲一讲的或许就是纳吉·伊姆雷的命运问题了。他要求在我国大使馆避难。在我国领导对这个要求最后表态之前，纳吉·伊姆雷已来到我国大使馆，我们的大使接待了他，也就是说同意他避难。坦率地说，我们的这个决定使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当时确信，在匈牙利，军队是说了算的，他们不会在外交避难惯例面前让步。卡达尔·亚诺什很可能想阻止血腥的较量，所以建议把纳吉·伊姆雷扣押在罗马尼亚。但是，根据种种情况来判断，卡达尔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建议。①
不过，我们在匈牙利和纳吉·伊姆雷问题上与苏联政府的争执比较快地解决了。我们再也不能做更多的事了，再说，继续与苏联争吵也没有什么益处。同样，无论是由于争执本身的性质，还是由于要继续与南斯拉夫发展关系，苏联领导也没有什么兴趣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与南斯拉夫争论下去了。
① 根据匈牙利1958年6月16日发表的公报，纳吉·伊姆雷及其政府几个成员均被判处死刑。
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
经过几个月时间进行多少是正常的合作和保持友好之后，关系又重新冷却下来，这一次是非常严重的了。苏联领导决定，要大张旗鼓地来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苏联共产党领导想用这个机会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①当然，他们也邀请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对这一想法有很多疑问，所以我们在莫斯科问及，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什么。他们回答我们说，实际上这只是对行动的形式和经验进行磋商，如果说要起草和通过什么公开文件的话，那么文件是谈和平和共处的。
①指1957年11月16日到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上通过了《和平宣言》，64个党签了字。我党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
然而，在11月14日到16日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有12个党的代表签字的宣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没有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然而，我们在10月份得到了与这一立场完全相反的文件草案。文件主要是强调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相互声援，强调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也参加阵营。除此之外，宣言里还有一系列我们不能接受的观点。实际上，宣言否定了不结盟政策，如果我们接受了宣言，那么我们就是自绝于不结盟运动。
但是，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是极其强大的。预备会议是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事情很快就清楚了，预备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向我们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要粉碎我们的抵制。当然，进入阵营还意味着加入华沙条约。除此之外，文件中又重新强调了那种陈旧的公式：“以苏联为首……。”而有关国际关系的政治论点则是根据苏联当时的国家政策的方针制定的。
斗争极为艰苦。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斯大林喜欢把自己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把他要见的人召到他那里，不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好意。赫鲁晓夫则与斯大林截然不同。就行为方式而言，他是一个民主派，我要说他是一个来自民间的人；但是就他的言行而言，他是个粗鲁的人，不拘任何礼节，不注意在某些场合里的举止。因此，与他的谈话不仅仅是一本正经地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这样的谈话为数最少-而且还在会议以外，首先以半私下的方式进行。比如，我们坐下吃饭，突然赫鲁晓夫来了，坐在我边上，开始解释为什么南斯拉夫一定要接受宣言。当然，我回答了他。讨论越是激烈，赫鲁晓夫也越是蛮硬，最后也不排除用拳头敲桌子来“充实”自己的论据。要是他看到毫无结果，便起身走了。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两次会议间歇期间，我们代表团成员在走廊里散步，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是赫鲁晓夫走来了。他与我们在一起，又开始解释他和其他人曾经给我们解释过无数次的那一套来了。当然，这次谈话也是以赫鲁晓夫生气地离去而告终的。
我们并不是以被动的态度来对待宣言的。我们提出过对宣言作重大修改的一系列建议，以便创造让我们也能在宣言上签字的条件。但是，对这些建议我们并未得到答复。他们只告诉我们，不管南斯拉夫签字与否，宣言都将通过并予发表。这倒是符合我们的心意的。
看来，苏联领导人在与我们进行了这些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认为，对我们施加压力再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应该寻求某种出路来摆脱这种局面，不堵塞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今后的合作。
其实，在所有这些讨论中，赫鲁晓夫主要的证据是美国援助的小麦和武器。他无数次地对我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不反对你们拿美国人的小麦。然而，你们必须承认，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和你们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你们为的是要得到美国的小麦和武器。”我也同样无数次地回答他，“要是我们从这样的论点出发，那我们将永远不会达成谅解。除了确定某些历史事件以外，美国的援助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我国政策的主要宗旨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过去的事情重演。所以我们的整个政策旨在维护我们的独立，以及自主地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对内对外政策。简言之，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想依赖任何人。这不是什么策略，而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长期的和根本的战略。至于美国的援助，我们自己也乐意摆脱它，我们也将摆脱它。”我还顺便告诉赫鲁晓夫，最近几天，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不要美国的军事援助。当我说到这点的时候，赫鲁晓夫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好象从所有这一切看出我们又在玩弄什么新花样了。至于农业，我补充说，最近我们在这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而今后这笔资金将会更大，这样我们估计，几年之内我们就将消灭小麦的缺额，我们将拥有足够的本国小麦。
最艰苦最折磨人的是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晤。①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参加了这次会晤。赫鲁晓夫要求我们谈谈我们最终的想法。我们谈了。内容同以前在布加勒斯特和在莫斯科的会谈中说的一样。
他们的答复格外尖锐，并变成了粗暴的压力，气氛自始至终十分紧张。赫鲁晓夫责备我们，说我们找一些原则性借口来为接受美国援助辩护；说我们不奉行阶级政策，而是周旋于两个集团之间；说不需要我们在不结盟国家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在那里的作用更大；说没有阵营便没有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又是个“连队”，它必须有自己的连长；说我们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精神；说我们违背了布加勒斯特协议等等。在提及布加勒斯特协议时，他指的并不是起草莫斯科世界会议文件的最近那次会议，而是指以前也是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我党领导和苏共领导的一次会晤，②此次会晤也是在赫鲁晓夫的强大压力下以某种妥协而告终的。
① 南共联盟代表团有爱德华·卡德尔、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维尔科·弗拉霍维奇和乌格列沙·达尼洛维奇。代表团于1957年11月5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中还包括驻苏联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② 这里指的是以铁托和赫鲁晓夫为首的两党领导人1957年8月1日至2日在布加勒斯特的斯纳戈夫举行的两天会晤。爱德华·卡德尔也参加了南斯拉夫代表团。
我们不想使这一争吵更趋尖锐化，尽管它有时竟成了人身侮辱和指责。这样，在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攻击我，并通过我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他攻击的方式使维尔科·弗拉霍维奇无法忍受，便插进我们的谈话，用一些粗鲁的语言非常坚决地驳斥了赫鲁晓夫，特别是驳斥了他说我们“周旋于”两个阵营之间的这种论调。当时赫鲁晓夫无言以对，因为在这以前，他显然以为我是反苏的主要煽动者，而现在连在我们中间以最心平气和和最客气而出名的维尔科·弗拉霍维奇也向他进攻了。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心平气和地和简单扼要地讲明了我们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并说明这里涉及的是政策，而不是策略，所以无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会背离我们的政策。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奉行的是同样的政策，如果有谁改变了对布加勒斯特协议的态度的话，那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我们还谈到，我们认为把世界划分成集团是人类的很大不幸，它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主张解散集团，主张裁军，主张取缔作为政治的手段的战争，主张各国人民实行积极和平共处，主张各国人民有权为自己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等等。这都是一些众所周知的论点，我们曾无数次地提出过，把这叫作策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强调指出，我们不知道通过这样的策略能得到什么。南斯拉夫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援助，并不是因为美国奉行这样的有原则的政策，美国离这样的政策十分遥远，而是因为，鉴于当时冷战的状况和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但是应当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我们，而是在1948年攻击南斯拉夫的那些人。南斯拉夫将以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独立。对这一切，赫鲁晓夫只是简单地说，他将建议布尔加宁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在某次会议上布尔加宁把铁托叫作列宁主义者，同时他赫鲁晓夫也将批评自己，因为他受了南斯拉夫人的骗。
我们告诉赫鲁晓夫，这种宣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签署，但是我们将予发表，我们将指出其中积极的地方，余下的由我国人民自己去作出判断。
为了使这次世界性会议不至于以彻底决裂而告终，一些代表团建议发表一个共同的和平呼吁，这个呼吁是我们能够接受和签署的。在这以后，俄国人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较客气，因此，与赫鲁晓夫的那些不愉快的旧的争执也随之停止了。
在会上的会晤以及与毛泽东的谈话
当时，在进行与会议有关的全部活动的同时，一些党相互间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我们也同很多共产党进行了接触，其中多数党，尤其是非欧洲国家的党，支持苏联僵硬的立场，有些党则持批评态度，甚至拒绝签署联合宣言的某些部分。①
① 卡德尔在这句话后面曾注上：“你们查一下，是不是意大利共产党？”
关于这一点，卡德尔在1957年12月7日召开的南共联盟中央会议上以南共联盟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通过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宣言的会议，是在我们没有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也没有参加。苏联同志对我们说，中国人也建议把会议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听说，意大利人，甚至法国人自己也反对参加会议。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中只有他们两家单独参加是不合适的。据说他们的论点是，要么所有的党都参加，要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这种看法肯定是有它自己的逻辑的。
.……
围绕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公报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本来应该在公报里写上这样一个提法，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致支持这个宣言。陶里亚蒂表示反对。他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全会上对此作出决定。其他一些党表示同意这一点。”
对我个人来说，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书记苏蒂斯曼的会晤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但是宗派情绪极其严重。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一切可能性来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联系，但是它却因为自己的政策而疏远了群众。我提醒他说，印度尼西亚的现状有可能轻易地发生消极和极为反动的意义上的变化，这将会使党作出很大牺牲；但是也有积极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党将得到劳动群众一切必要的支持。我请他注意我们的经验和成绩。但是这次谈话就象聋子对话一样，他听不进去。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对我党和我们的观点持极端的保留态度，我们冷淡地分了手。遗憾的是，虽然我不想当一个不祥的预言家，但是我还是不幸而言中了。因为没过多久，印度尼西亚就朝着消极的方向发生了转折。
庆祝活动结束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午宴。我想那是格奥尔基大厅。午宴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手持酒杯，挨个走向每个代表团，向代表团团长祝酒。就这样，他也来到我们身边。他向我祝酒时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
毛泽东还在当时就通过这一番话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在我们到他那里去时，他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会上大约还讲了下面这样一番话，我在这里甚至还稍稍缓和了他的措词：
“有些党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出异议。但是每个活的东西都得有个头。连蛇都有头。如果没有个人的领导，那么有集体的领导同样也是好的。我国民间有句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虽然，毛泽东可能首先想以此来批评我们对苏共领导作用的态度，但是看起来，苏联领导人也以某种方式感到受到了打击。赫鲁晓夫低着头，满脸通红，米高扬却站起身来，气呼呼地在赫鲁晓夫身后走来走去。
我们请求毛泽东接见并与他谈话，他立刻接见了我们。谈话时间很长，我估计可能有两小时左右。首先他由于我们对苏联的政策而责备我们。他说，“奉行与苏联争吵的政策，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很多方面也不同意宣言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为什么要在那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制造麻烦呢？你们经常断言，你们不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为什么不承认？事实上，我们也不承认这种作用，但是我们的政策仍然是宣布承认。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而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
他接着说，“另外，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
接着我们转到中国的国内问题。毛泽东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自由地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不是一潭死水。必须要有领导来指引，但是人民也必须要有直接的可能性来直接地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作出反应。”然而，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发挥这个思想。当中国开始所谓的文化革命时，我想起了他的这些思想。那时我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文化革命是作为人民运动，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辩证法”自上而下地发动的。
我和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没有回答这些论点，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些论点是不现实的和勉强的。但是我们向他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我们关于苏联领导作用的问题的立场与他们的立场区别在哪里；尽管我们的立场与中国目前的和战后的立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不一样的。
接着毛泽东讲了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他奇怪地表现出既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同时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说，他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穿着问题。”他还列举了很多数字，说明要在很长时间里实现这些方面的目标，以致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而这些数字和这些年限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不可变更的。例如，他说，“在200年内，或者，也许在40年内。”又例如，他说：“俄国人想在某年（我记不得是指哪一年）在小麦产量上赶上美国人；我们将在几十年内赶上英国，而你们则在12年内赶上意大利。”
对此，我回答说，我们相信我们将在2至3年内满足本国对小麦的需要，这对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至于同意大利竞赛，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①
① 据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我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说，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南斯拉夫有某些理由不在宣言上签字，即有某些理由不承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他补充说，中国也认为，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但是“连蛇都有个头，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有个头呢？”他接着说，南共联盟代表团不在宣言上签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进口小麦。并说，10年以后，南斯拉夫可能会同意某个宣言，并在上面签字。从这些说法来看，毛泽东并不是以责备或不同意南共联盟代表团观点的方式说这些话的，后来在同代表团的谈话中他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在与毛泽东会唔时，卡德尔解释了我们不在宣言上签字的原因，他说问题不在于小麦，而在于我们对一些基本的原则立场有异议，因此毛说，他们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国家以至苏共的领导作用。但是，由于“俄国人现在喜欢，而对我们也无害”，因此他们不反对这一点。接着卡德尔解释说，进口小麦对南斯拉夫来说是个战略性问题，是同它的独立紧密相连的。他强调，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我国在几年之内摆脱小麦和其它主要食品的进口。在这方面，毛完全赞同这一解释。卡德尔接着还谈到南斯拉夫的发展成就，并列举了我国的钢产量数字。毛对南斯拉夫生产钢的材料很惊讶，便说：“如果俄国人的钢产量赶上美国，中国人赶上英国，南斯拉夫人赶上意大利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同我国代表团会晤时，毛还谈到向苏联订货和中国供应方面的困难，以及原子能问题。谈话结束时，他说他要回中国了，但很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有意思的是，当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卡德尔在传给南共联盟代表团成员的一张字条上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在听毛泽东谈所有这些论点时，我从中所看到的只是哲学，而且是忍耐的哲学，自力更生方针的哲学，尤其是当我们完全明白，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特别是粮食供应方面的援助，不可能全部满足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的巨大需要时，就更是如此了。为了生存，中国需要自己的内部哲学，许多人认为这一哲学不仅不现实，而且是可笑的。但是它却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生活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
最后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对外政策。毛泽东向我们阐述了他的众所周知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他讲到，战争中可能牺牲5亿中国人，但还会剩下3亿；大多数国家将坐在山上观看老虎和社会主义斗，等等。在这方面，尽管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苏联，但是却很清楚，毛泽东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打仗，并认为这是唯一能导致中国人民强大和进步的政策。
世界关系的新结构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这样终于形成了，我谈的那些事件也确实为此做好了准备。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