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战后初期国家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83和84页的附件）
卡德尔在口授自己的回忆录，谈到有关1948年国有化问题时，特别提到，需要列举确定为国有化最低标准的生产能力的资料。接着，他又口授说：“请阐述1945年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包括一切困难和问题-废墟，西方的封锁，东方的有限援助，等等。”编辑部在本附件中列举了有关国有化的资料和其他事实，以及其他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措施和这一时期国内的整个经济形势。
除了口授在录音带上的这些意见以外，爱德华·卡德尔在与同事的多次交谈中，特别是在1978年9月20日，曾提醒说，在确定《回忆》的最后文本时，特别重要的是，通过解放后的政治事件和南斯拉夫所处的整个社会形势这个棱镜，比较详尽地和比较透彻地阐述经济部分。他强调首先要阐述1948年和1949年初的情况。他说，这里必须仔细地和透彻地阐述征购问题，征购有时是粗暴的。但目的是使我们能拯救国家免遭饥荒。然后必须阐述我们在农民劳动合作社问题上的考虑和摇摆，即在苏联模式的压力下成立合作社和后来又解散合作社的情况。此外，还必须介绍和阐述解放后人民政权采取的其他革命措施-土地改革、国有化等。
他在这次谈话中接着说：“应该按年代来说明战后初期南斯拉夫发展的各个阶段；美国提供了多少经济援助，是什么样的援助。这一援助肯定是有益的，对我国的恢复曾有很大贡献，然而，对于克服当时的一切困难来说，我国人民的斗争、劳动和努力毕竟是决定性的。与此相关，还应该说明在情报局时期我们从美国购买武器的情况，我们必须到可以买到武器的地方去购买武器，这对当时加强我国军队是个宝贵的援助，但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是建立自己的武器装备，即依靠自己的力量。应该提供有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材料，介绍国家的物质状况-国家在战争中受到巨大损失，经济遭到破坏-并用以说明国家本已处于困境而斯大林还骑在脖子上。实际上，对回忆录的这一部分要好好加工，以便能清楚地看出我们为渡过国家当时所陷入的危机作出了多大的努力。”
接收时的状况和战争的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斯拉夫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不发达而且规模很小。按经济发达程度而言，南斯拉夫在欧洲是倒数第几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约为112美元。从1926年至1939年期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2.1%，比人口增长率（1.5%）略高一点。当时，南斯拉夫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高的人口增长率之一。①投资总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这样的条件是不可能改变国家的不利的经济结构的。
据1931年普查，总人口的76.6％都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农业的技术装备很差。1939年只有2,500台拖拉机。在1930年至1939年期间，小麦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11.4公担，玉米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16.4公担。②
在1929年至1939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8％。某些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1939年，整个南斯拉夫工业只有30万工人，即平均每100人中只有两名工人。③1938年，工业和采矿业在国家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占18％左右。④外国资本在工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它控制了77.9％的采掘工业；60.3％的电力工业；90.9％的冶金工业；55.8％的金属加工工业；55.8％的褐煤生产；73.6％的化学工业；76.1％的食糖生产；全部铝矾土、铜矿和铅锌矿的生产以及黄铁矿和火柴的生产；92.5％的棉纱生产。在全国的资本总额中，外国资本约占49.5％。⑤
①《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联邦统计局贝尔格莱德1975年版，第11页。
②《南斯拉夫（1945年-1964年）》，统计资料，联邦统计局贝尔格莱德1965年版，第100页。
③《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62-63页。
④《新南斯拉夫10年》，合作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5年版，第156页。
⑤ 材料引自：鲍里斯·基德里奇的选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3卷，第353页；塞尔吉耶·迪米特里耶维奇的《旧南斯拉夫经济中的外国资本》，新文学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58年版，第207、208和210页。
当时居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在1939年，职工人数约占总人口的6％。平均每人消耗电力5.1度。每450人才有1台收音机。每3,236人有一名医生，每500人有1张病床。平均每人消费纺织品12.5平方米，工业制鞋半双。①
在1937年，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如下：资本家占有46%，各阶层劳动人民占有38%（工人和职员占有14％，农民占有19%，手工业者及其他阶层占有5%)，国家占有16%（通过垄断和税收制度）。②
①《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92和102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58页。
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按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数量来算，南斯拉夫在同盟国中占第三位，仅次于苏联和波兰。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同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及其盟国作战的欧洲战场上总共牺牲了2,700万人（据1945年底在巴黎举行的同盟国赔款会议上提供的材料），其中南斯拉夫牺牲了1,706,000人，占全国人口的10.8％。在同敌人及其仆从的武装斗争中牺牲了305,000名战士。除战争的直接后果外，因遭受占领者的恐怖统治而不能正常生活的约有160万人（战俘、被关进集中营者、被强迫迁移者、从事临时劳役者、被强制动员者），占全国人口的10.2％。①
据估计，南斯拉夫国家财富受到的直接损失（按1938年的价格计算）价值91亿美元，占参加战争的18个同盟国损失总额的17％。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物质损失相当于美国损失的7.2倍，希腊的3.6倍，英国的2.4倍，荷兰的2倍，等等。②
①《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27-28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赔款委员会的材料证明在赔款方面对南斯拉夫是不公正的》，见选集第8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95页。
在南斯拉夫被占领后，它就受到系统的掠夺和经济奴役。人民的财产被宣布为战利品，被拿走，被抢走。战争的破坏使经济部门、公共事业和公民财产都蒙受损失。
农业-战前国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遭受的损失特别惨重。289,000个农户及其全部农机具完全被破坏。43,000幢住房和农用建筑物被焚烧、毁坏或破坏。①五分之一的住房被烧毁、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使330万人无家可归。战前果树总数的24.2％和葡萄园的38％均被毁坏，56％的农机具被毁坏或被拿走，190万车皮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被掠夺，与战前相比，马减少了61.6%，牛减少了55.6%，猪减少了58.7%，绵羊减少了63.3％。295,555公顷森林遭到破坏，185,000公顷喀斯特森林变成了荒山。全部库存的木材被掠夺，还被砍伐了4,870万立方米木材。
①《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28页。
工业也受到很大损失。57.2％的化学工业、53.4％的纺织工业、49.8％的五金工业、30.2％的电力工业、22％的食品工业和17.5％的建筑工业都被毁坏了。在工业的固定资产中，36.5％的价值被毁坏。223座矿山被毁坏或遭到破坏。交通事业特别遭受了破坏。52％的普轨铁路和33％的窄轨铁路受到破坏，58％的机车和57％的车厢被毁坏。旧南斯拉夫拥有的13座铁路大桥全部被毁，55.3％的木桥被破坏，有28,380公里公路被毁坏或者受到破坏，61.5％的远洋轮船和66.7％的近海轮船被击沉或被拖走，103个港口受到严重破坏，所有的造船厂都被毁坏或受到严重破坏。①三分之二的电话交换台和63％的电线杆都被毁坏。
学校、医院、科研机关、社会福利机关和文化历史古迹也受到很大损失。储备的全部铸币、外汇、珍宝和贵金属（10多吨黄金和82吨白银）都被抢走。②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194页。
②《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11-12页。
国家恢复的条件和成果
在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复杂的任务。必须在最短期间把被战争破坏和洗劫一空的国家恢复起来，为人们保证起码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食物、衣服、靴鞋、住房等），并为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和消灭资本主义关系而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社会经济前提。所有这些目标又必须在十分不利的国际条件下来实现：西方实行经济封锁，东欧各国提供的援助有限，同它们的贸易条件也不利。
尽管困难很多，但是国家恢复得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来得快，而且几乎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虽然拥有的物质手段很少，但不到两年时间就消除了战争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对迅速而有效的恢复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弥补了最起码的物质资料和财政费用的不足。
“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可以说在武装斗争一结束就迸发了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直接反映出劳动人民自觉地体会到，他们确实是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和自己的未来而工作。这直接反映出劳动群众体会到，我们的人民政权就是自己的政权，就是劳动人民的政权。这直接反映出劳动群众体会到，人民政权的最后胜利开创了消灭人剥削人的进程。如果劳动群众没有这样的体会，那么谁都无法劝说他们或者迫使他们创造出这种劳动英雄主义的奇迹。”①
这样才有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战争结束一年半以后，就使经济活动达到战前水平，有些行业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根据公布的统计材料，在1946年底，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生产的79%，农业达到69%，林业达到87%，而建筑业超过了1939年生产水平20％。1946年的整个经济活动（按社会产值计算）相当于1939年水平的72％。1946年的工业产值比1939年低五分之一，到1947年就比1939年超过了近20％。②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47-348页。
②《南斯拉夫-解放和战胜法西斯30年（1945年-1975年）》，第12和52页。
早在1944年，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经济委员部就发出指示，开始国家的恢复工作。①在国家的恢复工作中吸取了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整顿和组织解放区生活的经验。1945年初，尽管全国各地尚未全部解放，就开始了恢复工作。千百万劳动人民，社会各个阶层，所有能劳动的男女老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几乎只靠自己的双手，积极参加了清理废墟和恢复经济设施的义务劳动。1946年竞赛活动在全国各地发展成为许多有组织的义务劳动。在人民阵线中，青年是解放初期义务劳动的主要力量和担当者。
① 1944年12月14日，在解放了的贝尔格莱德成立了南全解委员会的经济委员部，作为南全解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其任务是领导经济和协调各级经济委员部的工作。参加经济委员会的有当时的工商、财政、农业、粮食、林业、矿业、交通和建筑业的委员以及国防委员部的一名代表，而经济委员会主席由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任命。作为经济委员会的机构，成立了国家经济恢复委员会，它在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南全解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即后来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委员会，发展成了政府的主要经济机构，它执行日常的经济政策，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条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职能一直履行到1953年1月14日颁布宪法性法律为止，那时成立了国民经济事务国务部。
一些最大的工程几乎照例都是青年建设的。1946年有62,268名青年参加修建布尔奇科一巴诺维奇铁路。1947年有217,234名义务劳动队员（其中包括5,683名外国人）参加了沙马茨一萨拉热窝铁路的建设，他们铺设了302公里铁轨，开凿了长达1,534米的弗兰杜克隧道。贝尔格莱德郊区热莱兹尼克的“伊沃·洛拉·里巴尔”机床厂是由15,566名青年在1947年兴建的。同年还有27,700名青年参加修建尼克希奇一铁托格勒铁路。1948年，有210,206名青年参加联邦级义务劳动（“马弗罗沃”水电站、泽尼察钢铁厂等）。同年4月1日开始建设从萨格勒布到贝尔格莱德的“团结友爱”公路，长达382公里。这条公路修建了三年，于1950年7月15日竣工，参加建设的共有32万名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青年和1,200名来自32个国家的外国青年。1948年还有502,709名青年参加了地方性的义务劳动。①
①《青年义务劳动30年》，青春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104-106页。
人民解放军，即南斯拉夫军队的指战员对国家的恢复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例如，南斯拉夫军队的7万名指战员参加了公路建设。首先着手恢复交通，特别是恢复和修筑铁路、公路和桥梁，因为这是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条件。被破坏的矿山和一切比较重要的工业设施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在为人民保证起码的居住条件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新的人民政权在恢复国家生产能力的同时，还为整顿秩序和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有组织的社会福利措施和其他措施，例如，安置了236,000名战争孤儿，遣返了335,000名俘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把粮食从产粮区经过敌占区运送给利卡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老百姓，等等。
随着国家生产能力的恢复，社会事业和服务行业也恢复了，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为整顿秩序、为使这些机构能正常活动而创造条件。实行了教育制度的彻底民主化，学校与教会分开。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还开办了新的学校和院系。通过所谓识字班在居民中开展了广泛的扫盲活动。各种各样的文化创作活动极其迅速地开展了起来。1947年底约有3,000个业余文艺团体和小组在开展活动。到1947年底，经过修复旧的设施和建设新的设施，开办了2,216个文化宫和1,000所人民大学。①
在1947年，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和少数农民劳动合作社，在国家的大力物质支援下，开始加强合作社之家的建设。这项活动非常重要，因为合作社之家成了当地农村文化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在有些地方，建设合作社之家，已成为在政治上动员农民拥护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纲领的一种形式，成为同反动政治势力的影响作斗争的一种形式。②
① 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和切多米尔·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版，第1卷，第52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经济建设的弱点和缺点》，摘自1948年4月25日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上的讲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241-242页。
人民广泛地参加国家的恢复工作，是人民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自治性质和民主性质的反映和继续。换句话说，正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样，这里也充分发扬了群众自下而上的自治的主动精神。这对恢复工作取得成果和开始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国家的恢复时期，南斯拉夫获得了以下的外国援助。苏联在贝尔格莱德解放后提供了5万吨谷物。美国军人救济当地居民组织（AML）根据1945年1月19日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在贝尔格莱德达成的协议，提供了12万吨物资，价值1,030万美元，这些物资主要分配给了沿海解放区的居民。
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1946年3月24日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签订了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到1946年底无偿地向南斯拉夫提供250万吨物资，价值42,500万美元。这批援助物资从1945年6月开始运来，其中包括食品、牲畜、卡车、拖拉机、机车、机器、零件、药品和医疗器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向南斯拉夫派来了医疗小组和技术专家小组。
然而，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签订这项协定谈判了很久，而且一点也不顺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为签订协定提出了条件，要求由他们自己通过派到南斯拉夫来的机构分配这些救济物资，因为他们认为南斯拉夫还没有可以分配食品和其他救济物资的相应组织。南斯拉夫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从而制止了外国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谈判毕竟圆满地结束了，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后来察看了救济物资的分配情况，终于相信，分配工作是有组织地进行的，那些需要救济的人都得到了救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仅仅是给我们受到破坏的国家的初步救济，是擦在占领者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创伤上的药膏，而不是可以恢复健康的药品。这一救济使我们比较容易地克服了战后头两、三年的困境，使我们能养活老百姓，因为当时经济已被破坏，我们原有的一点工厂被毁坏了，大部分机器也被运走了，农业情况也是如此……”①
①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见《铁托选集》，光明出版社萨拉热窝1977年版，第1卷，第196页。
与饥荒和普遍匮乏作斗争
解放初期，由于战争的洗劫和破坏，我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重，它最突出地表现在：为满足人们、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和军队的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粮食和日用品普遍匮乏，开始恢复和兴建的工厂所需的原料和再生产材料也普遍匮乏。市场一片混乱，黑市和食品的投机活动达到了危险的程度。1945年6月份的生活费用与5月份相比，在贝尔格莱德上涨了11.07%，在诺维萨德上涨了32.4%，在卢布尔雅那上涨了25.04%，在斯科普里上涨了11.45％。①
如果把1939年的平均生活水平作为指数100，那么南斯拉夫战后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发展情况如下：1945年为55，就是说，尽管获得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仍比战前几乎下降一半；1946年为80;1947年为87。
在城市居民食品中消费的主要农产品的指数如下：1939年为100;1945年为60;1946年为71;1947年为71。衣服的指数：1939年为100;1945年为20;1946年为67；1947年为79。
上述指数最清楚地表明，敌人的占领对南斯拉夫居民生活水平的打击有多大。1945年的生活水平总指数比战前（1939年）下降了一半。1945年衣服和靴鞋的总指数相当于战前的20％略高一点。从上述指数还可以看出，尽管困难重重，新南斯拉夫还是逐年地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平，至少是提高了百分之几。②
① 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时期的政治法律情况》，社会科学研究所贝尔格莱德1964年版，第34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论联系价格》，见选集第3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285-287页。
在如此困难的经济条件下，人民政权担负了保证和组织居民的粮食供应的责任。一解放，立即颁布了关于制止投机倒把和经济怠工、调节国内商品流通、对商品进行计划分配和消费等条例，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供应方面的长期干预。
为了供给城市人口和军队所需的粮食，为了供给工业所需的农业原料，1945年秋天实行了农产品义务征购制。同时，对拥有的几乎全部农产品和工业品也实行了严格的计划分配的配给制。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放任自流会导致产品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合理，会在农村和部分尚未国有化的城市零售网中使资本主义倾向得以发展。全部配给商品，经过严格登记和检查后，通过各种票证分配给工人、职员和一些贫苦农民（不发达地区）。战争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在供应方面有优先权。按时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方面享有优先权。农民按照低于自由定价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国家，可以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网系统中按照较低的统一价格购买工业品。这就是所谓征购中的联系价格。这种制度是由如下的需要决定的：要使落后的和小私有者的农业能保证生产和交售尽量多的粮食，同时又要对混乱的市场实行有力的控制。此外，还要通过义务征购得到大农业生产者的尽量多的商品粮。因此，联系价格政策也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个工具。尽管联系价格制度也是使积累从农业流入工业的一种形式，但战后时期价格的剪刀差毕竟缩小了，对农民有利。①
① 1948年初与1939年相比，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小了12%（鲍里斯·基德里奇：《论联系价格》，第291页）。
接着，为了搞好对居民的供应，还实行了所谓商品限额制。对于那些数量较多、不凭票证也能买到的工农业产品实行商品限额制。为了避免投机倒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确定了各地区的商品限额。
卡德尔在谈到义务征购是政府和社会为避免国内出现饥荒而采取的措施、行动和作出的努力时说：“……1946年，我们全国只能消费5万吨糖……肉类情况更糟，面包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们生活在饥荒的边缘。仅仅是由于实行了纪律严明的征购政策，实行了对粮食投机活动采取严厉措施的政策，我们才避免了真正的饥荒。有时我们只有几天的粮食库存。可以说，我们时刻都在关切地注视着每一艘从世界各地装载着粮食和食品驶向南斯拉夫的轮船。食品运输中的任何一点耽搁都使我们陷入严重的危机。同样，国内征购工作中的任何延误也使我们陷入极大的危机。因此，为征购而斗争就是同饥荒作斗争，同时也是为保住革命而斗争。这也是为反对人剥削人而斗争，因为谁要是能把食品藏起来并拿到黑市上出售，谁就可以获得极高的价格。当然，征购工作也有一些缺点。但这是次要现象，任何这样的社会危机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当时搞征购工作的人是在投机活动和利己主义的任何增长都意味着广大群众挨饿的时刻，为公正地分配粮食而进行英勇的斗争。正因为我们成功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在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后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不得不更严厉地执行这一政策，基德里奇有一次才能这样说：“我们曾经处于饥荒的边缘，但是，我们毕竟没有挨饿＇。”①
所以，农产品义务征购制，作为一种政策和措施，是迫不得已的，这是我国粮食问题和反饥荒斗争日益尖锐的反映，而并不象反对派当时所解释的那样是针对农民的利益的。关于这一点，1947年8月19日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的集会上说：“……事实是，我国人民的敌人现在同过去一样，仍然首先指望用各种谣言和诽谤来欺骗我们的一部分农民。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利用了征购这件事。必须指出，征购一部分我们的农产品，决不仅仅对国家有利，也不仅仅是由于暂时经济困难-今天全欧洲都碰到这样的困难-而不得不采取的某种偶然的措施。当然，这些具体的经济困难更特别要求我们在征购方面充分实现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计划。
然而，情况并不仅仅如此。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征购，也是符合农民本身的利益的。只有当国家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象掌握全部工业品一样地掌握一定数量的农产品，我们才能保证市场上物价稳定，才能消灭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农民才能按照限定的价格获得工业品，而工人和职员才能按限定的价格获得农产品。”②
① 引自爱德华·卡德尔在卢布尔雅那电视台举办的《我们这50年》的第五次节目中的讲话，1971年5月26日和6月2日。
② 爱德华·卡德尔：《论五年计划，兼论我们的困难和敌人》，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96页。
1951年上半年，在为实行社会主义自治、使市场规律较自由地发挥作用和实行新的计划制度而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同时，也着手取消一解放就实行的对农产品的义务征购。首先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豆、菜豆、和干草的征购，接着取消了油脂和粮食的征购，最后在1953年1月初放弃了羊毛的征购，从而为农产品比较自由的市场创造了条件。1949年由于实行自治，也取消了食品和工业品的配给制。
新政权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措施
战后需要采取革命措施，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其形式是，一方面有强大的国营成分，即全民成分；另一方面有以私有资料从事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营成分，尤其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等部门。
“不言而喻，战争期间不可能在经济领域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方面实行比较重大的变革。我们党在这方面一直坚决同任何冒进作斗争，因为冒进可能缩小人民解放起义的群众基础。然而，重要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推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由工人阶级无可争议地领导的人民政权-在战争期间就解决了。所以，解放后巩固人民解放战争成果、巩固新的人民政权和准备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时间才可能如此之短。”①
1945年2月13日卡德尔在贝尔格莱德电台广播时说：
“.·····虽然在经济生活中-除了对人民的敌人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措施，但是显而易见，我们在经济领域中也永远不会复旧了。如果我们复旧，就会出现政权掌握在民主力量手里，而经济阵地却控制在反动派手里这样一种状况。自然，这样的状况不可能维持多久。在这种局面下，就会十分尖锐地出现“谁战胜谁”的问题。或者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力量联盟-如果只是依靠政治阵地的话-将遭到反动派在经济方面的全面抵抗，而反动派迟早将在政治上削弱它，使它丧失政权；或者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力量联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经济阵地，即依靠强大的国营经济成分，以便能对经济的发展施加影响。”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摘自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292-29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论后方在当前的主要任务》，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46年版，第117页。
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谈到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措施和条件时说：
“……战后决定我们在国内的地位的条件如下：
1、人民政权已在全国巩固，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正在政权中无可争议地起着领导作用。
2、在人民阵线内形成了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巩固的联盟，这一联盟在各方面决定着人民阵线的政治发展。
3、共产党和铁托同志过去和现在都得到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充分信任。
4、人民政权依靠经济中强大的国营成分。国营成分是在战争中和战后初期通过没收卖国资本家的大部分财产并将此财产暂归国家管制而建立起来的。
5、多数劳动群众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的革命意愿。
然而，资本主义成分还很强大，它妨碍着人民政权为恢复国家所作的努力。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政权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能把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的党在确定自己在这方面的策略时，还不得不考虑到下列因素：
1、我国在战争中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和洗劫，这表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不得不忍受的惊人的物资匮乏。因此，首要任务是早日把国家恢复起来，把全部生产能力开动起来，以便为我国经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
2、反动资产阶级，虽然在国内已被揭露，却仍得到国际反动派的支持。不要忘记，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政府里还有舒巴希奇和格罗尔，我们还曾为争取国际上承认新南斯拉夫和巩固其国际地位而斗争。
当时如果急于采取过早的措施，实际上就会意味着阻挠国内的经济改造，并使新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恶化。所以，战后头两年是恢复和为我国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作准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提出了下列主要任务：
1、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以便尽快地完成国家的恢复工作。
2、剥夺占领者的帮凶们的财产，以便巩固作为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国营经济成分。
3、实行土地改革，以便消灭封建残余，削弱和限制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并巩固工农联盟。
4、国家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限制和排挤资本主义因素。
所有这些任务必须与同时揭露外国反动派在我国的代理人联系起来，与政治上击溃反动派及其在人民阵线中的代理人联系起来。所有这些任务必须与为了反对占领者的帮凶、反对投机倒把分子和发战争财者、反对大剥削者而采取的措施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人利用一切投机倒把的鬼蜮伎俩使劳动群众本来已很困难的处境更加恶化了。但同时必须在国内加强法制，人民民主的革命法制。”①
为了实现这些革命的目标，新政权使用了由人民解放斗争的性质、即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手段-没收，土地改革，国有化，国家管制以及其他剥夺形式。
根据南人解委员会主席团1944年11月21日通过的关于把敌人财产收归国有的决定，没收了德意志帝国及其公民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全部财产，没收了日耳曼族人的财产（但在占领期间未持敌对态度和已参加人民解放斗争者除外），也没收了战犯、占领者的帮凶、卖国贼和在经济上与占领者勾结的人的全部财产。没收是在战争结束前所采取的剥夺剥夺者的特殊形式。1945年底，整个工业的55％已掌握在国家手中。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3-295页。
② 这一百分比中包括按照剥夺国难财条例而纳入国营成分的一小部分工业和在旧南斯拉夫时就掌握在国家手里的那部分工业。
除没收外，按照1945年颁布的剥夺国难财法，剥夺了那些在整个战争期间利用特殊情况和人民贫困而大发国难财的人的财产。
1946年5月制订了一项法律，对业主已不在或已失踪的财产、最通常是为占领者效劳的外国资本家的财产实行国家管制。根据国家管制条例，国家手里又掌握了整个工业的27％。
基德里奇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谈到这些措施时说：
“所以，没收一方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广泛地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经济独立、为实现其革命变革-把曾经是帝国主义地盘的、半殖民地的旧南斯拉夫转变为在经济上也真正享有主权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在进行没收的同时，又对外国的财产实行了国家管制。被管制的企业不仅由国家来管理，而且照例还保证把这些企业创造的积累纳入国库。后来对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只不过是履行手续而已。”①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49-350页。
革命的全民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广泛性，要求而且促成了在解放后立即开始恢复农业生产，并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对农村进行改造。民主联邦 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在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即1945年8月23日，通过了土地改革和移民法。
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耕者有其田”-这一原则后来为1946年颁布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认-它通过地方土改委员会的活动得到了彻底、公开和民主的贯彻。大地产和土地关系中的封建残余被消灭了。土地改革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户的地产被限制为总面积不超过45公顷，而耕地面积不超过20-35公顷。法律上不允许任何私有地产超过这个最高限额。非农业劳动者超过3公顷的土地均予没收。根据这一法律没收的土地总额为1,566,000公顷，其中一半以上（797,000公顷，即51%）分给了农民。179,961户只有少量土地的贫农、70,701户无地农民和65,753户移民分得了土地。上述土地总额的其余部分分配如下：国营农场获得288,000公顷；占18.3%；国家机关获得20,357公顷，占1.3%；国营企业获得4万公顷，占2.5%；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获得40,700公顷，占2.6%，国营林场获得38万公顷，占24.3％。①
还在土地改革法通过以前就已开始移民垦殖。战后在伏伊伏丁那有7万块荒芜的地产。移民垦殖工作是这样进行的，除土地外，移民还无偿地获得住房、农具和其他劳动工具，因此他们可以立即开始耕种土地。
仅用一年时间就坚决地、有组织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从而加强了革命政权和农村劳动群众的团结。这一措施和后来在农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其他措施②铲除了农村半封建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老根，从而开始了对农村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用地主的土地组成了公有的地产，为发展农业的公有成分创造了条件。
①《南斯拉夫（1945年-1964年）》，统计资料，第109页。
②“彻底免除农民债务法
第1条
凡1936年9月26日颁布的关于免除农民债务法令所涉及的农民债务，其数额在依照该法令减免后按债务人计算不超过5,000旧南斯拉夫第纳尔者，全部取消。
第2条
1）凡1936年9月26日颁布的关于免除农民债务法令所涉及的农民债务，如属下列情况者，则不论其数额多少，一律全部取消：
1、若债务人积极参加了人民解放斗争，或者
2、若债务人或其家庭成员：
甲）死于人民解放斗争，或者
乙）从敌人进攻之日起至1941年4月18日，作为南斯拉夫军队的战士或作为公民死于战争，或者
丙）死于占领者或本国帮凶的法西斯恐怖统治，或者
丁）死于敌人的俘虏营。
2）第1款第2点所说的家庭成员是指债务人的配偶、双亲、子孙、条件是1941年4月6日前与债务人生活在一个家庭中。
3）南斯拉夫军队的证件或有关人民政权的证明信可以用作债务人具备第一款条件的证明。
第3条
1）凡不属本法律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农民，若因战争或敌人占领而遭受了使他无力偿还债务的损失，而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人民解放斗争者，其债务也全部取消。
2）凡不属本法律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农民，若因战争或敌人占领而遭受了一定损失，但尚能偿还部分债务，而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人民解放斗争者，其债务可免除一部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公报》，贝尔格莱德1945年版，第89页）
人民政权的所有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都遭到了各种反对派的抵制。有些政界人士断言，象土地改革这样的重大决策是不能所谓草率从事的，把土地分成小块将给农业生产能力带来巨大损失。天主教会本来就是土地的最大占有者之一，它把土地改革“革出教门”，宣布土地改革是暴力的和非法的，因为据说土改妨碍了教会的活动。此外，按天主教会解释，只有梵蒂冈才有权对教会的地产作出决定。东正教会也持类似的态度。①
根据1946年12月5日颁布的国有化法，所有具有全国意义或共和国意义的企业全被收归国有。②在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工业和采矿业的各个部门、建筑设计、银行保险、温泉和医疗用泉、批发商业、陆运、空运、海运和江河湖泊的交通运输等42个经济部门的全部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收归国有的范围包括企业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全部产权，特别是专利、许可证、开业许可证、地役权、采矿权、样品、商标、模型等等。只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批准在已收归国有的经济部门中开设新的私营企业。
① 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和切多米尔·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第58-59页。
② 在颁布国有化法前，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和各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主席团曾发布命令，宣布哪些企业具有全国意义或共和国意义。
反对派这次又进行了抵制，并千方百计企图阻挠国有化的贯彻执行，抵制的形式之一是散布失败主义和对自身力量的怀疑。
1946年12月5日，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国有化法时，回答某些议员关于所谓草率从事的指责时说：
“当政府起草这一法律并要求紧急通过这一法律时，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和可以预料的那样，政府是希望制止一切可能出现的投机活动和其他有害活动。如果把法律长期耽搁在议会中，就众所周知的事情进行长时间的实际上是毫无必要的讨论，这种活动就可能发生。国民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如果议会对这一法律连续讨论好几天，并容许在这段时间内-即在法律尚未通过之前-让人民的财产被弄出企业，各种投机倒把分子在国内外玩弄各种花招和进行有害活动，那么议会就没有维护好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们想切实有效地实行国有化而不打乱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如果我们希望实行国有化而不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任何危害，那就必须决心采取这样果断而紧急的行动。
我想向本届议会再说明一个事实。政府不仅把这一法律草案提交了国民议会，而且已准备好了一整套组织机构。这套组织机构今天已在等着接管这些工厂，已准备好制止任何人想破坏按照这一法律将成为国有即人民所有的财产的任何行动。就是说，这项法律并不是‘草率地’制订的……
……
当我国劳动人民投入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的斗争时，他们不仅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而且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好的条件。为这样的目标而斗争，同时就意味着准备实行国有化。
当我们在南斯拉夫建立人民政权时，当第一批人民解放委员会在人民解放斗争中诞生时，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不同于旧政权的政权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即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同时就意味着为实行国有化而斗争。
当我们为劳动人民的福利而斗争时，当我们提出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项主要目标和要求就是要国家不断地致力于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时，我们就认为必须一劳永逸地消灭人压迫人。而消灭人压迫人，也就意味着要使生产资料国有化。
归根结蒂，当我们谈到我国的独立时，当我们说我国再也不能充当帝国主义势力之间讨价还价的零钱、不能成为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范围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我们的经济独立。而考虑经济独立，也就意味着要为实现我国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斗争。
……这项法律不是我们在解放后的今年才考虑的。我国最优秀的人士以及全世界最先进的人士考虑这项法律已经好几十年了。一切为人类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人们都考虑过这项法律……”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要求紧急通过国有化法》，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63-66页。
卡德尔在谈到1946年12月实行的国有化时还说：
“……国有化的组织准备和贯彻执行都搞得很好，任何消极怠工和任何破坏活动都未能得逞。全国所有的企业都是在同一天、几乎是在同一小时接管的，而这些企业的生产丝毫没有停顿。我国劳动群众欢迎国有化，把它看作是在争取社会主义、消灭人剥削人、为我国劳动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斗争中前进了一大步。这次国有化百分之百地消灭了具有联邦意义和共和国意义的工业、银行、交通和批发商业中的私有成分，而地方工业的70％也转入了国家的手中。”①
1945年和1946年期间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取消了私人银行制度，使国家能把整个信贷系统几乎都控制在自己手里。采取了由国家控制外贸的措施，实际上意味着由国家来垄断对外贸易。还采取了一系列大大限制资本主义因素的其他措施，如：货币改革，有力地打击了大量货币的持有者、战争时期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一切资本主义分子；用各种措施限制对不动产（土地）的私有权，直至事先未经国家机关许可不得买卖不动产；以累进税为基础的税收制度。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6-297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5-296页。
1948年4月28日颁布了对私营企业国有化法的修改补充法，从而扩大了1946年国有化的范围。手工作坊和小手工业企业仍属私人所有，但已纳入计划经济制度，并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雇用工人的可能性也受到限制。
卡德尔在谈到1948年实行的国有化时说：
“为了保证充分利用国家的全部生产能力，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因素阻挠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引起计划经济的混乱，就必须把私营工业的国有化进行到底。现在有人指责我们说，这一措施采取得太仓促，而且是在受到了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增长的批评的影响下采取的。当然，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许多县级领导人可以作证，他们在去年年底就已接受了为这次国有化作好准备的任务。这项法律本来准备在1月份提交国民议会，只是由于议会推迟到4月份开会，这项法律才没有在1月份提出。
第二个国有化法完成了我国工业国有化的工作，其经济意义特别表现在首先加强了我们的地方经济。这第二次国有化也使生产一刻都没有受到损失。这些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分在组织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步。”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9页。
这些革命变革的意义和阶级实质也可以从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即从这一分配的比例的变化中看出。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阶层占的比例提高了11％，即从1937年的38％提高到1947年的49%，而且这是在物资极度匮乏、为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又要作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实现的。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提高得最多，即从1937年的14％提高到1947年的25%，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从1937年的16％提高到1947年的36％。加上工人阶级增加的百分比（11%)，总共是31％。资本所有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已从1937年的46％下降到1947年的15%，或者，如果只算他们的净收入，下降到8％。①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59页。
新的人民政权在战争结束前和解放初期为剥夺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而采取的一切革命措施的成果是：“人民政权掌握了经济命脉，为进一步与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人民政权牢固地掌握了这些经济命脉，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样才能在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基础上，在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为发动广泛的社会主义攻势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12月份进行的国有化使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成分。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更认真、更周密地开展我国经济的计划工作，更扎实地建立处理日常经济事务的领导机构。
这是着手制订五年计划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不为我国的工业化、电气化和提高农业生产作出最大努力，也就是说不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最大努力，就不可能使我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在铁托同志领导下于1946年制订的、从1947年开始执行的五年计划，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第296-297页。
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
1947年4月，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7年-195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五年计划是以法律的形式通过的，以便强调计划的强制性。这个计划的目标和社会经济实质是：
“甲）巩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性和加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防御力量；
乙）消除旧南斯拉夫半殖民地历史的后果，首先是消除我们祖国自然资源非常富饶和技术落后之间的矛盾；
丙）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发达的工农业国家；
丁）为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现代化的技术条件和手段。”①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354页。
计划的一项特殊任务是消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等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
五年计划规定，与1939年相比，社会产值增长80%；国民收入增长93%（从1939年的1,320亿增至1951年的2,550亿）；投资增长248%；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增长85％。
国营工业的发展在计划中占优先地位。国营工业产值应比1939年增长394%，从而使1951年工业生产在总产值中占的比例上升到65％。在工业中应保证加速基础部门的发展。计划规定，煤炭生产增长172%，石油生产增长达450倍，铁矿砂增长154%，生铁从1939年的101,000吨增加到1951年的55万吨，钢增长223%，等等。
对各个不发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视。与1939年相比，工业产值在马其顿应增长达26。3倍，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应增长达10.5倍。对这些共和国的投资也应大幅度增加，与1939年相比，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应增长达7.2倍，在马其顿应增长达8倍，在黑山应增长达7.8倍。①
①《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7年-195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见《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1947年第36期。
反对派对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都在政治上拚命抵制。一些人认为，计划完全不切实际，其唯一目的是充当宣传手段。另一些人看到了新政权拥有的实际可能和力量以及它所得到的支持，就力图诋毁这一计划，断言计划的实现就意味着全国挨饿。正如卡德尔当时所说的那样，应当果断地行动而又坚信胜利。卡德尔强调指出：“……我们毋庸讳言……实现我们的五年计划是要认真作出努力的。然而，我们并不是初次走这条路。在人民解放斗争时期，各种公开的敌人和所谓的朋友也曾对我们说过，要等待，不要拿起武器，否则牺牲太大，简言之，象我们这样的小国人民要想拿起武器反对象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庞然大物，那等于是自杀。当时我们没有听从他们，今天大家都已明白，我们没有听从他们是做对了。今天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为赢得胜利和获得自由而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非常清楚的是，如果我们当时“等待”了，如果我们选择了表面上比较轻松的道路，即顺从占领者和消极等待同盟国胜利的道路，那么，南斯拉夫劳动人民今天就不可能掌握政权，斯洛文尼亚人民也不可能有本民族的自由的共和国。所以，敌人的各种代理人和那些尚未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落后分子现在向我们提出的这类建议也阻挡不了我们。因为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这将意味着使自己注定贫困下去，使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使南斯拉夫注定永远成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即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落后的“农业附庸＇。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再也不愿意勉强度日，因此我们这些计划都着眼于未来。我们的五年计划，尽管其规模很大，但并不象敌人的种种谣言所说的那样，打算降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要充分提高生活水平。诚然，特别是在我们五年计划的头二、三年，生活水平将提高得慢一些，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能更快地进入每一个劳动者都不必为自己的明天担忧的时代。最后，五年计划的实现意味着为我国人民开辟新的历史时代。”①
为实现五年计划而斗争，被认为是人民解放斗争的继续。此外，这也证明新政权已把国家的经济生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众所周知，我们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通过制订五年计划第一次正式指出了这一事实。”②“五年计划对我国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它不仅是个经济计划。它的实现同时意味着在我国土地上最后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即人剥削人制度的残存的老根。”③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五年计划，兼论我们的困难和敌人》，第87-88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1947年6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向文学家们作的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见选集第3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219页。
③ 爱德华·卡德尔：《论五年计划，兼论我们的困难和敌人》，第80页。
南共的所有组织和领导机构、工会、青年和人民阵线的一切组织都直接投身于实现五年计划的目标和任务。绝大多数人自觉遵守纪律，有觉悟以及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怀有强烈责任感、人民群众发挥出革命热情和创造力，以及在国家恢复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这使得全部生产潜力和人力都能为实现五年计划而充分动员起来。
南斯拉夫没有足够的为完成五年计划全部目标和任务所需要的资金和干部。从西方国家既得不到贷款，也得不到干部。在这样的情况下，与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投资贷款协定，并就建设一些关键项目所必需的设备签订了合同。计划的主要项目是以东欧国家的设备和贷款为基础的。在1948年5月以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南斯拉夫外贸总额的51％。①在此期间，南斯拉夫从东欧国家进口了它所需要的86％的焦炭、62％的石油和54％的钢材，等等。
①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见《铁托选集》，光明出版社萨拉热窝1977年版，第1卷，第198页。
1947年的计划任务完成了101.7%，而1948年完成了100.8％。①例如，1948年，工业和采矿业生产已完成了计划于1951年底完成的产值的70.5%，虽然在1948年初以前，整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投资总额只完成了12.5％。1948年底，工业完成了年度计划的102%，采矿业完成了92%，电力完成了103％。在具有联邦意义的企业中，黑色冶金部门完成了1948年年度计划的104%，有色冶金部门完成了104%，五金工业部门完成了80%，电力工业完成了108%，非金属工业完成了73%，等等。②
①《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百科全书编辑部贝尔格莱德1972年版，第4卷，第90页。
② 鲍里斯·基德里奇：《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上答国民议员问，谈194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49年的任务》，见选集第3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07-418页。
东方1948年的经济封锁。实现五年计划的最大困难是在1948年情报局决议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即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而造成的。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商定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6.3％左右，与苏联商定的675,000万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0.6％。由于东欧国家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42,900万美元。
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同时要求增加国防开支。在1948年至1952年期间增加的国防开支为140,800万美元。例如，在情报局决议前，即在1946年和1947年，军费平均每年为31,000万美元，1948年国防开支增加到43,800万美元，1949年增加到52,800万美元，后来几年中平均每年为66,500万美元。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和军事压力，那么1946年-1952年期间，这笔开支可能只需217,400万美元。但却花费了358,100万美元。①国防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的增长情况如下：1949年-10.2%;1950年-12.3%;1951年-14.5%；1952年--21.5%;1953年--17.2％。②
如果除了直接受到的损失和增加了的国防开支以外，再考虑到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那么这些意外的开支共达271,700万美元。③这就大大影响了完成五年计划的进度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压缩计划投资的规模，严格地把投资 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动力和国防。此外，计划任务还不得不延长一年完成。④
①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198-20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1954年10月8日在奥斯陆向挪威工人党积极分子作的报告《南斯拉夫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民主》，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卷，第207页。
③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207页。
④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1950年12月30日通过了关于延长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7年-195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的法律。
与东欧国家的贸易情况，使得那些依靠从这些国家进口动力燃料、原料和再生产材料的生产部门不得不减产或者完全停产，从而使得国家现有的生产能力也有一部分不能使用。这在很长时期内使居民的生活水平直接受到了威胁，因为个人消费品的生产下降了。居民的个人消费在1952年下降到战后的最低水平，即这一年比1948年降低14％。①这个材料证明，这方面的情况是多么严重。从1957年起，个人消费才开始有较大的增长。然而，这是使国家摆脱继承下来的落后状况的唯一解决办法，不仅如此，这也是捍卫经过艰苦斗争才赢得的自由和独立的唯一解决办法。这一方针得到了劳动人民和公民们的支持。
①《军事百科全书》，第4卷，第90页。
实现1949年的计划是实现整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问题。尽管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仍必须把已经顺利地开始的国家工业化继续进行下去。计划规定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得不放慢。1949年1月17日，卡德尔在塞尔维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入我们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为什么说是我们五年计划的决定性的一年呢？
首先是因为完成今年的计划同时也能使我们的五年计划基本上得到保证。今年我们将在奠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重工业--方面完成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将克服摆在我们工业化道路上的最大困难。
其次，今年我们将作出巨大努力，进一步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首先是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事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营农场和经济农场网等等。整个这一活动同时必须与克服粮食困难的决定性斗争结合起来，去年粮食困难是十分严重的。
最后，今年我们必须克服根据情报局决议开展的反对我国的运动所造成的巨大困难。
……
我们在争取实现1949年计划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将最终揭下这一运动披上的一切伪装、一切掩盖其真正实质的外衣，而使整个运动的实质，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什么关系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1949年的计划是规模宏大的，但又是现实的，完全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存在着不仅完成计划而且超额完成计划的一切主观和客观条件。但是，正如以往一样，这次斗争的胜利也取决于我们是否善于动员我党的全部力量来克服所出现的种种缺点，而且要我们一出现缺点就能迅速克服，最后，也取决于我们能否保持和加强我党与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全面的密切的联系。归根结蒂，成绩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和自觉地完成任务……
……
最后，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一刻也不应忘记，在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斗争中，胜利的命运归根结蒂要由劳动群众来决定，正是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这项工作中，劳动群众的觉悟越高，积极性就越大。所以既要发挥人民阵线、工会联合会、人民青年联盟和劳动人民的其他组织的积极性，又要全面地开展一个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人民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运动。①如果党与有觉悟的劳动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劳动群众又懂得应该做些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任务完成不了。”②
经济援助和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执行五年计划的后半期，必须通过与西方国家和美国签订新的贸易和贷款协定来改变南斯拉夫的对外贸易和整个国际经济合作的方针。③必须为原来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产品-烟草、葡萄酒、麻、铁矿砂等——找到新的市场。1949年南斯拉夫向东欧国家的出口总额比1948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而1950年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几乎中断了。
① 仅在1949年，人民阵线就有1,011,353名成员参加了义务劳动。
② 爱德华·卡德尔：《决定性的一年》，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355-357和359页。
③ 1949年4月美国外交部批准向南斯拉夫出售10套石油钻探设备；同年7月同意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2,000万美元贷款；8月份同意出售钢铁厂的设备，南斯拉夫获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300万美元；10月份南斯拉夫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了270万美元贷款，并获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600万美元。
政治关系以及战后初期与西方的贸易已下降到最低限度这个事实，使得与西欧国家和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合作发生了困难。其中有些国家把解决债务-债权关系和赔偿这些国家被收归国有的财产作为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从1948年到1951年底，南斯拉夫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某些西方国家获得了26,720万美元贷款。其中15,810万美元用于投资。在此期间，我国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援外合作社、红十字会等组织获得的援助（不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达28,660万美元。根据1951年4月美、英、法三国专家举行的所谓伦敦会议的决定和同年7月提出的布莱德备忘录，美、英、法三国于1951年中开始提供经济援助。在此基础上提供的援助总额为49,290万美元，其中美国提供了40,690万美元。从1950年到1952年11月初，“为了维持我国的防御力量”，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又获得了24,120万美元。①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为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所花费的本国资金比从外国获得的用于同一目的的资金大约多3倍。
①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205-206页；布兰科·佩特拉诺维奇和切多米尔·什特尔巴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史》，第118页。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的军事援助协定于1951年11月14日签署，并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1952年1月9日通过决议加以批准。①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协定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原定美国给南斯拉夫74,650万美元军事援助（按美国援助目录价值计算），到1959年8月25日实现了92.7%。
虽然按照上述协定规定，军事援助计划将在28年内结束，但在南斯拉夫倡议下，1959年8月25日签订了关于结束军事援助的协定，从而中断了军事援助计划。
考虑到1948年后增加的国防开支，外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虽然为数很大，但在当时显然未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
由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和增加军费所造成的支出，绝大部分即80％是用本国的资金和靠自己的力量来补偿的。同时，投资总额仍达28,115,000万旧第纳尔（按较低的统一价格计算），或者，按当时的汇率（1美元等于50旧第纳尔）计算，是562,300万美元，其中外国资金占2.8％。②当然，外国援助的意义要超出其数额。因为新项目的建设是以进口优质劳动资料和再生产材料为基础的。美国是最大的援助者，其援助仅占南斯拉夫国民收入的4%，③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整个援助的多少是相对而言的。
①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1952年2月15日出版的《公报》。
②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205和207页。
③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共产主义者联盟根据国际形势和南斯拉夫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而提出的任务》，见《铁托选集》，光明出版社萨拉热窝1977年版，第1卷，第280页。
由此看来，考虑到南斯拉夫当时所处的形势和条件，外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在我国最需要的时候得到的。然而，即使在那时候，也象平常一样，新南斯拉夫发展的战略和基本方针仍然是自力更生。
五年计划的成绩。从1948年到1952年期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6.4％。这一增长率主要是靠劳动资料生产的增长（19.3%）和再生产材料生产的增长（6.6%）来实现的。在此期间，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慢得多，年增长率为1.8％。①如果知道1951年和1952年的工业生产曾有所下降，如果再考虑到工业化计划的关键性项目是在1953年以后才建成的这一事实，那么上述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可以算是迅速的了。
随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工业和采矿业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已由1938年的18％上升到1952年的44.8％。②
①《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经济发展（1947年-1977年）》，统计资料，联邦统计局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11页。
②《新南斯拉夫10年》，第156页。
农业方面的计划任务没有全部完成，即粮食生产的计划任务没有完成，首先是由于1950年和1952年两年大旱。
鉴于已经建立的经济结构，执行计划的总成绩是不可能仅仅用关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的数字来全面地和现实地阐明的，因为在冶金、动力和机器制造等部门建成的巨大生产能力要在晚些时候才能发挥其初步效用。
公有成分中职工人数的显著增加无疑也是执行计划的成果之一。据1945年人口普查，战争刚结束时，南斯拉夫共有461,000名职工。1946年职工人数增加到721,000人，1947年增加到1,167,000人，1952年则增加到1,734,000人。①
①《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经济发展（1947年-1977年）》，统计资料，第15页和100页；《南斯拉夫（1945年-1964年）》，统计资料，第142、144和145页。
此外，自从国家开始恢复和建设以来，尤其是在完成计划任务的过程中，在企业中产生和发展了某些形式的工人自治，尽管名称各有不同。随着新南斯拉夫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工人阶级通过工人们有组织地或自发地建立的机构对于决策、首先是物质生产方面的决策所施加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1950年，工人委员会在法律上被确立为整个自治制度的基础。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南共即南共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谈到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时说：
“五年计划的执行和推迟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今年，如果不算军事工业，我们建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能力的101%，如果加上军事工业，我们建成了108%；第二，必须强调指出，在下列部门建成的生产能力仍然落后于计划：电力生产、非金属生产、电机工业、建筑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和橡胶工业；第三，在关键性的基本建设全部完成后，如果不算军事工业，我们建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将达五年计划的122%，如果加上军事工业，则为133%；第四，在关键性的基本建设完成后，电力生产、建筑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和橡胶工业的生产能力仍然落后于计划（这种在关键性基本建设完成后仍然落后于计划的状况，是由于对五年计划的结构作了一些修改而造成的。主要是由于上述困难，部分地也是由于在五年计划中犯了初学者的错误，我们不得不作出这些修改）；第五，已经建成的生产能力中约有30％现在尚未利用，目前的生产约为五年计划的70%，这首先是由于对外收支逆差所造成的。而对外收支逆差本身又是因为这样的事实造成的：在最重要的部门中，我们在完成关键性的基本建设方面仍然落后于计划，首先是因为我们为了从国外购买设备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和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在施工方面我们多少能如期完成任务。”①
①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第208-209页。
关于合作化运动和个人劳动的地位
在1946年宪法制订之前，尤其是在该宪法通过之后，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为了给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关系创造条件，为了消灭农业中的半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以保护中农和小农的社会经济地位，新的人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样，为了尽快地消除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倾向，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组织来支援和保护手工业劳动者，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①
① 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已没收了与占领者勾结的小业主的手工作坊，并把所有较大的、技术设备较好的、其规模和劳动方式已超出手工业范围的作坊都收归国有。
1946年的宪法保障了私有财产权和私人在经济方面的主动精神，但此权利不得用来损害社会。新人民政权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奉行的政策的社会经济实质是，取消对别人劳动的剥削，取消靠剥削别人劳动生活，而不是取消个人用自己的、即私有的资料从事个体的劳动。
1946年3月22日，卡德尔在国民议会中说：
“我国经济中还存在着私有成分。当然，私有成分今后将继续存在下去，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显而易见，在存在着人民政权的国家里，在劳动群众对国家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里，不能让私有成分完全放任自流地发展，不能让它仅仅按照个人利益来确定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存在着国家对整个经济的监督，这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另一个重要的新因素……
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的监督实际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监督。在不限制个人主动精神的情况下，国家对经济的监督将确定私人利益和全民利益的关系，并通过这种方式使私人经济成分也能有计划地参与社会为发展国家经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而作出的努力。”①
卡德尔在1947年12月2日强调指出，我们需要手工业，“……正如手工业一样，可以从事个体劳动，提高质量和专门技能，培养干部等等。当然，必须反对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争取手工业与国营成分有计划地合作，建立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将能阻止在手工业中进行剥削的组织系统……”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17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我国地方经济和市政建设的任务》，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222页。
为了增加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对农业的发展和提高以及对农村关系的改造特别重视。根据1945年颁布的国营农场法，建立了联邦的和共和国的农场，其任务是促进农业生产（培育良种、种畜和树苗，起示范作用，为科研服务，实际培训农业专家，等等）。根据1945年7月颁布的国营农机机构组织法，成立了国营农机机构，在一些地区还成立了机器拖拉机站。①
① 撤消机器拖拉机站后，农业机器分给了农民劳动合作社（1950年5月24日颁布了关于把拖拉机和农机具分给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法令）。
1946年制订了合作社基本法，这是在农业以及手工业和商业中开展合作化运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按照这一法律，“合作社是劳动人民自愿组成的经济组织，其目的是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共同劳动，把农业活动和手工业活动联合起来并加以发展，发扬城乡广大群众在组织商品的生产、供应和分配方面的主动精神”。
该法律规定合作社有以下几个主要类型：农业劳动者供销合作社，职工消费合作社，农业劳动者生产和加工合作社，手工业者生产和加工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保健合作社和农民劳动合作社。
合作社事业具有悠久的传统，因而能为我国农民所了解和接受。所以到1946年底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已有1,816,000名社员，包括930万农村消费者。1947年底这些合作社已有大约220万名社员，包括1,000多万消费者。①
在农业方面成立和发展多种类型的合作社，包括农民劳动合作社在内，除其他原因外，是由当时农村中社会主义国营成分很不发达所决定的。例如，按1949年的计划，个体农业生产者应生产农业总产值的91.4％。②
合作社的基本形式是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1945年有5,447个，共1,225,575名社员；1946年有8,011个，共1,807,798名社员；1947年有6,632个，共2,545,408名社员；1948年有8,622个，共3,127,464名社员；1949年有9,060个，共3,460,728名社员；1950年有8,004个，共3,540,399名社员。③
① 爱德华·卡德尔：《我国经济建设的弱点和缺点》，第242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我们农村政策的任务》，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卷，第366页。
③《农业百科全书》，第3卷，第553页。
1947年9月，卡德尔在表示赞成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并解释其性质和作用时写道：
“……在我国农村发展统一类型的基层农业劳动者合作社肯定是最正确和最有利的，因为这种合作社可以把农村中各种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可以把今天的供销、信用和加工生产合作社的作用以及与合作社的一般经济地理条件有关的其他一切合作经济活动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统一类型的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在我国已得到了
顺利的发展。其优越性特别表现在，可以在农业采用各种先进措施和技术的同时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①
在手工业部门也实行了合作社的组织原则。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得到国家支援的特种工匠工场、带学徒的手工业作坊等。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为了开展生产活动，1947年底和1948年还建立了合作社经济农场，在租赁的土地上或者从全民经济农场中获得的土地上组织生产。参加合作社经济农场的农民仍然是土地的主人，他可以因此得到某种租金。1948年就已成立了大约2,500个合作社经济农场。后来，由于缺乏组织现代化生产的资金，也由于改组为农民劳动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农场的数量减少了，到1952年只剩下918个，到五十年代中期又开始增加。②建立合作社经济农场的意义和目的是组织大规模、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以便多打粮食，并给个体农民作出具体的榜样。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计划经济中的农业劳动者合作事业》，第135页。
② 韦利米尔·瓦西奇：《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现代行政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0年版，第289页。
这就是说，在保持小私有制关系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参加合作社经济农场的农民已不再仅仅是个体经济的主人了；他只有一只脚站在自己的个体经济上，而另一只脚已跨进了社会主义经济。”①
农民劳动合作社也是对农业和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形式。早在战争快结束时，就开始成立这样的合作社。在1948年以前，成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进程是逐渐发展的；1948年以后直到1951年，这种合作社的数量突然增多。1945年成立了31个农民劳动合作社。1946年有751个合作社，共75,186名社员和121,518公顷土地。1947年底有779个这种合作社，共40,590户，174,518名社员和210,986公顷土地。在以后几年中，直到1950年底，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增加：1948年有1,318个，1950年共有6,964个。从1951年起，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数量开始减少，到1953年减少到1,165个。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我们农村政策的任务》，第380页。
②《农业百科全书》，第3卷，第552页。
在1947年9月，即在只有几百个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时候，卡德尔写道：
“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好心人，他们认为，用一般的行政措施、法令和简单的命令就可以使农民小私有生产者服从计划了。当然，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说：‘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经济方面对中农采取暴力。’（《列宁全集》，第3版，第24卷，第168页）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用我们农民的双手，按照他们的意志和依靠他们自觉的努力来完成对我国农业的改造。在这样的条件下，行政措施当然只能起辅助作用，而决不能成为决定性的手段。列宁在反对对小私有农业实行行政强制的倾向时指出：
‘这里没有上层可以拆去，而留下整个基础和整个结构。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上层，即资本家。’（《列宁全集》，第3版，第24卷，第168页）
因此，不是要在改造我国农业方面采取行政措施，而是要为我国中小农业生产者寻求这样的经济组织、即合作社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将通过中小农业生产者自己的经验和新的认识，逐步把他们从比较落后、比较简单的农业生产合作形式引导到越来越先进的形式。
……
……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使我们的劳动农民能够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从农业中获得这样的收入，这种收入不仅能保证他自己享有一个人应有的文化生活，而且能使农户和整个农业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劳动农民面前展示美好的前景。这就是说，发展我们的农业，使它与工业化相适应，不仅是提高我国劳动农民生活水平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其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我们是否可以说劳动合作社今天是我国广大劳动农民改造我国农业的出发点呢？我认为我们不能这样说。尽管我们的劳动合作社正在顺利发展，尽管合作社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但是，这种合作社仍然只是我国农民中最先进分子的活动，而没有成为我国大多数农民所能接受和欢迎的事情。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今天只有劳动合作社才是改造我国农业的决定性手段，那就弄错了。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劳动合作社当前的作用，我们就会犯宗派主义的大错误，我们就会冒进，走到我国农民的觉悟跟不上我们的地方，我们就会脱离农民群众。
目前我们要前进一大步-然而，这一步将为我国农民所理解，因而将能吸引全体农民群众而不仅吸引最进步的农民-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手段是简单得多的合作化形式。以后，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觉悟的不断提高，随着采用较好的耕作方式和农业技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国农民将会自觉地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形式。”①
在1948年和以后几年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成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运动。然而，在那些不具备发展合作社的客观条件②和主观条件的地方也成立了这种合作社，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些合作社发生危机，后来果真发生了危机。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计划经济中的农业劳动者合作事业》，第123-125页，128-129页。
② 例如，当时全国只有4,500台拖拉机。
在1949年1月28日举行的南共二中全会上讨论和确定有关发展农业合作社政策的任务时，卡德尔作了题为《我们农村政策的任务》的报告。后来他在讨论中谈到农民劳动合作社时说：
“我们的个体农民是和自己的土地紧密相联的。今天，当他们受到强烈震动，当他们犹豫不决，当他们日夜讨论要不要加入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时候，他们是很不轻松的。要他们把自己的七、八公顷土地一夜之间交给劳动合作社，并声明加入合作社，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这是十分艰难的一步。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些工作，使这些中农能比较轻松地加入合作社。同志们，在我们的头脑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头脑里，没有我们必须遵循的、要我们一定走这样的和那样的道路的教条……我们必须避免苏联实践中出现过的、从个体到集体的急转弯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过渡时期，这些过渡形式，在我们这里可以放宽些，农民的这种过渡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为什么我们怕给尚未下定决心加入劳动合作社的中农一些让步呢？”①
① 引自尚未公开发表的爱德华·卡德尔在上述南共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在这以前，在1948年举行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卡德尔也曾谈到农民劳动合作社，他说：“……一些同志倾向于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需要任何低级合作社，而是干脆要强行推广劳动合作社。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要忘记，目前劳动合作社是由农村中最进步、最有觉悟的人创办的，它远远没有成为普遍的农民运动。这种状况还要延续很久，直到我们的农民开上拖拉机为止。因此，尽管劳动合作社极其重要，尽管应该大力支援它，但是，我国最广大的劳动农民群众今天愿意接受的那些农业劳动者合作事业的低级形式，在今天毕竟是主要的。”①
爱德华·卡德尔认为，成立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整个运动并没有收到理想的经济效果。②“然而，事实仍然是，由于开展了这个运动，也由于在改组劳动合作社时采取了措施，终于在我国农村彻底铲除了资本主义的老根。”③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争取新南斯拉夫而斗争》，第303页。
② 从1951年起，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数量显著下降：1952年有4,679个；1953年有1,223个；1954年有896个；1964年有16个；1966年有7个。（《农业百科全书》，第8卷，第552-553页）
③ 爱德华·卡德尔：《农村社会主义政策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19页。
在1950年过渡到社会主义自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目的是为加速农业的物质发展以及为农村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社会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1953年1月1日彻底取消了对全部农产品的义务征购；同年3月30日制订了关于农民劳动合作社产权关系和改组农民劳动合作社的法令；1954年1月26日制订了关于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的法令；1954年3月15日制订了土地和房屋流通法；同年5月27日制订了全民所有的土地法；1954年底制订了一项关于税收的法令，把地产收入作为征收农业所得税的基础。
这些措施和其他措施以及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使我们能在五十年代后半期（1956年）确定对农村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整的战略。这一战略是以如下的进程为基础的：在公有成分的农业组织（农工联合体等等）中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采用现代化工艺，并通过个体生产者与公有成分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协作和合作来实现个体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社会的这种方针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并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对发展手工业，即发展用个人所有的资料进行的个体劳动，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卡德尔在1954年5月7日说：
“我们的方针不能是消灭一切现有的私营手工业。实际上，那会是反社会主义的措施。我们的方针是阻止在手工业中剥削别人的劳动力，而不应该阻止手工业者用自己的资料和自己的工具，在不剥削别人劳动力的情况下从事个体劳动。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用现代化技术来装备公有的现代化的手工业工场和企业，使它们能代替私营手工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限制使用别人的劳动力的措施才不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经济损失。”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在斯普利特举行的城市常设代表会议全会上的发言：《公社制度建设中的几项任务》，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卷，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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