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以及共产党情报局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第139页至第142页的附件）

　　在《回忆》中的第139页至第142页，卡德尔多次提到应该扼要地追述一下来自莫斯科的第一封信和其他几封信的内容，然后再扼要地追述一下南共中央复信的内容、情报局两个决议的内容，并列举当时给我国领导人和我们党扣的帽子。除此之外，卡德尔还作了如下提醒：
　　“请找出刊有共产党情报局的所有决议以及我们所作的答复的小册子，并根据它纠正我写的文章，我的文章肯定有多处错误，因为我已记不清事件的确切过程。”
　　根据这一要求，编辑部就卡德尔在《回忆》中所讲的事件、事实和文件的内容，撰写了这个篇幅较长的附件。他作的提醒是对的，因为某些事实确有出入。尽管如此，编辑部没有对文章本身作任何修改，而是在脚注中指出了这些事实，并在这个附件中较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全部过程。

　　在联共（布）中央写第一封信以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中已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同斯大林就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问题进行会谈时（1948年2月10日）就有所表现。2月底，苏联外贸部长助理通知说，南斯拉夫不要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预定的关于延长贸易协定的谈判。
　　3月1日，南共中央举行会议，日程是：关于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五年计划；军队和军事工业问题；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同南苏关系有关。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苏联关于合营公司的政策和做法受到了批评。会议认为，苏联在以经济谈判为条件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
　　关于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在爱德华·卡德尔作了关于在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后，特别是在铁托讲话以后，会议认为联邦问题还不成熟。中央委员会没有同意保加利亚对皮林马其顿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与以前的会谈不相符合。
　　苏联政府（1948年3月18日）决定撤回所有的军事顾问和教官，理由是他们“受到了不友好的待遇”；它又决定撤回文职专家（3月19日），理由是他们看不到机密情报。1948年3月20日，铁托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驳斥了撤回军事顾问的理由。他就此写道：“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坦率地说明问题所在，希望它向我们指出它认为不符合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一切。我们认为，事态的这种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害的，影响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一切障碍迟早必须消除。”
　　在联共（布）中央的第一封信（1948年3月27日）中，对撤回苏联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所作的“解释”是，所谓“苏联军事顾问受到了侮辱，苏联军队的名誉遭到诋毁”，而文职专家“受到了南斯拉夫保安机构的控制和监视。”
　　这封信还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使我们感到不安。这种不寻常的印象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作为执政党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没有完全公开，仍然处于半公开状态。党的机构的决议一般不在报上发表。对党的会议也不公开报道。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生活中感觉不到党内民主。党中央的多数委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定的。在党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引人注目的是，党内主管干部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长，换句话说，党的干部被置于国家安全部长的监视之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应该控制全国所有的国家机关，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部，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因为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控制着党。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主动性为什么没有达到必要的水平。
　　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尔什维克的。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农村和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正在迅速增长，但党的领导却没有采取措施来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南斯拉夫共产党受到了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的蒙蔽，而这种理论是从伯恩施坦、福尔马、布哈林那里抄袭来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看作是全国的主要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殊的纲领，不能与非党群众融为一体。在南斯拉夫却相反，人民阵线被看作是主要的领导力量，而且力图使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没有与人民阵线的纲领不同的另一个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别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它的纲领。
　　事实表明，在南斯拉夫，人们认为党的这种不寻常的理论是一种新的理论。说实在的，这里没有任何新东西。还在40年前的俄国，就有一部分孟什维克建议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化在非党的工人群众组织中，并且用后者取代前者；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则建议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溶化在非党的工农劳动群众组织中，并且用后者取代前者。众所周知，列宁当时把这些孟什维克看作是恶毒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主义者。”①

　　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1948年-1968年）》，第七种力量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8年版，第190-191页。

　　南共中央的第一封复信（1948年4月13日）是在4月12日和13日举行的南共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在这个很长很详细的答复（信件）中谈到：“说我们党内没有批评的自由是不对的。我们党内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党的日常会议上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因此，这种不真实的情况是一些人捏造出来的，并且把它作为情报向联共（布）中央提供的。
　　说在南共内感觉不到阶级斗争的政策，资本主义因素正在农村和城市加强，等等，这种情报是完全不确实的。这样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全世界都知道，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南斯拉夫这样进行了这么根本性的和彻底的社会变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同我们争辩的事实。因此，不可理解的是，怎么能把我们党与伯恩施坦、福尔马、布哈林和腐朽的机会主义相提并论呢？我们不能对这种谬误和对我们党的这种侮辱不闻不问。
　　信中还谈到了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援引了报告中的一小段话，并同孟什维克40年前涣散社会民主党的企图进行对比。
　　第一，那是在40年前沙皇的统治下，而今天我们在南斯拉夫掌握着政权，即南共在政权中起着领导作用。综观社会发展的进程，为了比较容易地达到既定目标，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组织形式，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群众的形式。
　　第二，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与其他某些把每个想入党的人都吸收到自己队伍里来的共产党相比，从质量上说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就其组织性和活动而言还要好些。不是任何人都能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尽管今天它已拥有大约700万名成员。
　　第三，南共在人民阵线中拥有完全可靠的领导权，因为南共是人民阵线的核心。因此根本不象信中所说的那样存在着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的任何危险。南共通过人民阵线逐步地实现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人民阵线自愿接受的，并把它视为自己的纲领。这就是铁托说南共没有别的纲领的依据。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竟然这样来谈论我们。我们要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在某些国家，某些共产党不仅改变了工作形式，而且改变了党的名称，譬如在保加利亚和波兰就是这样，而且这并不是没有征得联共（布）同意的。在这些国家，党走这种道路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在我们这里，南共内部有坚强的组织，在它周围与人民阵线的数百万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这样的南共领导的联合阵线已表明是最正确的。可是却没有指责其他这些党将溶化在群众中，虽然这些党采取了适合本国新条件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
　　那末，为什么要对我们无可辩驳的和早已人所共知的事实提出异议呢？我们深信，我们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说明南共是强有力的，坚如磐石的，是能够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能够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的。”①

　　① 同上，第181-182页。

　　题为《致铁托同志、卡德尔同志和南共中央》的联共（布）中央的第二封信（1948年5月4日），非常广泛地重复、扩大和加剧了以前对南共提出的指责。对南共中央复信中提出的所有论据都加以拒绝。指责铁托和卡德尔通过自己的信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使冲突更加尖锐化，而且把这封信的语气说成是“太自命不凡”，是“赤裸裸地否认事实的幼稚方法”；再次强调“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令人不安”，说“南共领导人狂妄自大，他们对待自己的错误采取不正确的态度。”
　　信中特别广泛地谈到了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提到了铁托1945年5月在卢布尔雅那的讲话。企图借此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中间，特别是在铁托和卡德尔之间挑拨离间。这个讲话的部分内容被说成是反苏的，接着声称：“南斯拉夫的整个立场是这样的：看不到苏联对外政策和英美对外政策是有区别的，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英美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认为南斯拉夫应对苏联奉行和对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同样的政策。”
　　在信的末尾，南斯拉夫关于进行双边会谈的建议被拒绝了，说参加情报局的9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了解苏南分歧问题，这个问题将在情报局下次会议上讨论。
　　1948年5月9日，南共中央举行会议，通过了简短的对联共（布）中央第二封信的复信。复信说，南共不同意在情报局讨论，因为这将是不平等的讨论，原因是其他党已经公开表态。南共中央的这封复信于1948年5月17日发出。
　　由苏斯洛夫签署的联共（布）中央5月19日的信件要求南共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会议。第二天，即5月20日，南共中央立即举行会议，并一致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会上指出，他们“想把我们推向托洛茨基主义”，将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日子将很不好过”。在这次会议上，除对苏联的邀请作出答复外，还讨论了筹备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问题。
　　联共（布）中央5月22日的第三封信，对南共中央5月17日和20日的信件作了答复，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通过这两封信在加深自己的原则性错误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在谈到南斯拉夫认为行将在情报局会议上进行的讨论的条件是不平等的这一点时，信件说“这是毫无道理的”，并提到1947年9月在波兰召开的情报局第一次会议，说什么当时正是南斯拉夫同志利用权利“批评了法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的错误，而且并不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平等原则。”①

　　① 见第108-109页。

　　信中接着坚持这样的论点：“每个共产党有义务向情报局汇报，每个共产党有权批评其他任何共产党”。南斯拉夫的立场被说成是要求特权和取消“情报局内的既定规程”。信件接着说，“南共中央政治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非常无知”，“南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铁托同志，应该明白，他们通过近来在日常实践中贯彻执行的反苏和反俄政策，完全破坏了苏共和苏联政府对他们的信任”。
　　信中接着说，如果铁托和卡德尔最终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那末，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情报局说不出什么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们这样做就是默认他们是错误的，就是害怕站在各兄弟共产党面前。而且，南共中央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走上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中分裂出去的道路，并正在准备使自己的党和南斯拉夫人民背叛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阵线。由于情报局是统一阵线的党的基础，这种政策必然会导致背叛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并转变到敌视工人阶级事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去。
　　不管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情报局会议，联共（布）中央坚持要在情报局的下一次会议上讨论南共情况问题。”①

　　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1948年-1968年）》，第七种力量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8年版，第209页。

　　6月20日，南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致情报局会议”的声明。声明说，南共中央原则上准备参加情报局的工作，但不能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不同意这次会议的议程。南共中央认为，对待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争端的态度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因为联共（布）中央的第一封信就进行指责，而且这种指责是以片面的情报为依据的。此外，联共（布）在上述信件中谴责了南共，并拒绝了南共中央提出的论据。因此，南共中央再次建议举行双边谈判，并呼吁情报局成员党取消讨论南共情况问题的议程。
　　然而，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会议无视南共中央的这个声明，通过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1948年6月28日），决议说，情报局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一致通过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南共领导“近来在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正确的路线”。因此，情报局赞同联共（布）中央揭露南共领导的不正确政策的行动，并指出，南共领导在执行敌视苏联和联共（布）的政策，采取“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立场，从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武库中借来反对苏联的诽谤宣传。情报局还谴责南共领导有民族主义。
　　情报局的这个决议认为，在对内政策方面，南共领导放弃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农村执行不正确的政策，走上了民粹主义富农党的道路，断言“农民是南斯拉夫国家最坚实的基础”，还“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重犯俄国孟什维克的错误，在党内建立将导致取消党的官僚主义制度。情报局认为，逮捕茹约维奇和赫布兰是个“可耻的事实”，然后断言，“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联共（布）中央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面前无能为力，他们走上了直接欺骗自己的党和人民的道路，向南斯拉夫共产党隐瞒对中央不正确政策的批评，还向党和人民隐瞒惩治茹约维奇和赫布兰同志的真正原因”。决议还指出，南共中央近来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左的法律措施”，企图用冒险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消灭富农阶级；这些法令是蛊惑人心的和无法实现的，是不能容忍的政治赌博。
　　情报局最后认为，民族主义分子在南共内占了上风，“南共领导丧失了南共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这将“使南斯拉夫堕落为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南斯拉夫丧失独立，使南斯拉夫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因此，“情报局并不怀疑在南共内部有足够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主义传统、忠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的健康力量”，并号召这些健康力量“迫使今天的领导人公开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正这些错误”，或者“撤换这些领导人，并推选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新的国际主义的领导机构。情报局相信南斯拉夫共产党将能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
　　由于情报局没有提供决议的文本，南共中央委员会是通过南通社获得这一文本的。1948年6月30日，中央委员会公布了这个决议文本以及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以前交换的信件。同时还公布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所发表的声明。
　　这个声明是南共中央在1948年6月2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声明扼要地叙述了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的来往信件。声明在谈到情报局决议时说，这个决议是以不确切的和没有根据的断言为基础的，它企图破坏南共。声明指出，说南共领导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在农村执行错误的政策，把南共变成富农党，党内没有民主，使党溶化在人民阵线中，南共不公开活动以及国家安全机关控制着党等等断言，都是不正确的。声明对所有这一切都举出了相应的事实。
　　对新南斯拉夫最严重的诽谤是断言“南斯拉夫领导人准备向帝国主义者让步，并拿南斯拉夫的独立同帝国主义者讨价还价”。声明接着指出，南共中央并不认为今后有义务对侮辱南斯拉夫人民的行为保持沉默，并不认为它拒绝讨论它未犯的错误就是破坏共产主义阵线的团结。“这个阵线的团结并不是以承认臆想的和编造的错误与诽谤为基础的，而是以一个党的政策是否真正是国际主义的这个事实为基础的。然而，人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情报局已经破坏了它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各党自愿地接受结论。然而，情报局不仅强迫南共领导人承认他们没有犯过的错误，而且号召南共党员在党内造反”。声明最后指出，联共（布）中央对南斯拉夫的指控将被敌人的宣传所利用，南共中央“号召党员加强团结，为实现党的路线和进一步巩固党的团结而斗争，号召团结在人民阵线中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更顽强地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继续工作。这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上述指控毫无道理的唯一的途径和方式。”①
　　1949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在匈牙利作出了又一个决议，即关于南斯拉夫的第二个决议，标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这个决议除了按照标题的精神罗列各种帽子以外，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内容。②
　　1956年4月18日，情报局解散了。关于解散情报局的公报说，情报局建立于1947年，它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在消除共产党之间的分离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论就其组成而言，还是就其工作内容而言，再也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条件了”。

　　① 同上，第217-222页。
　　② 见第144页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