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德华·卡德尔 -> 卡德尔回忆录 1944-1957
自治
（第153页的附件）
1978年9月20日，爱德华·卡德尔在口授完回忆录后，在与同事们谈到还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时，他说，有关自治的部分还应该“扩大，即应当详细地阐述有关自治的思想，因为现在正在研究自治的思想是从谁的头脑中产生的，实际上，这种思想早在革命时期就产生了”。
爱德华·卡德尔接着在谈到1945年以来南斯拉夫自治的形式和发展情况时说：“诚然，自治在当时还只是一种论点，但是，它已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并采用各种名称，正因为这样，我们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并经常受到他的压力。”
他接着又强调说：“应该按照年代和形式，发展地阐述争取自治的斗争，这就是要说明，无论在工厂和工会还是在党内，自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方面我们同教条主义的和国家集权主义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要说明我们本来就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情报局等等。我们还必须懂得，自治在当时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民主的形式”。
编辑部认为，如果从卡德尔发表的著作中寻找对上述问题的答案的话，将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这些建议和要求。因此，编辑部决定在本附件中摘录卡德尔1945年以后写的有关自治的学术论文、专题论文、报告、文章和其他著作。
在本附件的第一部分中按时间顺序摘录了卡德尔从1945年至1949年期间的著作，而在后一部分中摘录了他以后的著作。
卡德尔在战争期间就在自己的十来篇著作中谈到了自治，诚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自治，而在战后时期几乎没有一篇著作不谈到自治。
“……我们（解放后）在大部分地区遇到的是残存的国家机器，它曾为各种反人民政权效劳，而在战争时期又为占领者效劳。这一国家机器，无论是就其具体人员组成而言，还是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都已不再符合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基本民主阶层的民主政权的条件和性质了。应该打碎这一国家机器，并用战争期间在解放区产生的新的形式来替代它，这些形式是在斗争中产生的，经受住了人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已表明是最适宜的和最好的形式，最符合人民群众的民主愿望。在这方面，我国的恢复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恢复有根本区别，那些国家保留了旧的国家机器，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更换了旧国家机器中的人员。
不言而喻，在整顿内部方面的这种特殊道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更大的责任。那些旁观者甚至可能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加剧我们在赶走占领者后遇到的混乱状况。然而，这是整顿内部最好的道路，它不是意味着复旧（复旧将是消极的“整顿”，实际上将是民主在我国的失败），而是意味着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南斯拉夫人民群众正是为争取这种民主多少年来一直在进行斗争。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广泛地参加国家的恢复和国家机器的建设，人民群众广泛地参加政权。这个国家机器的一切组织，这一过程的一切形式，必须保证使人民的基本阶层、即劳动群众能尽量广泛地参加……
人民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群众无穷创造力的深刻信念的基础上的。这一信念也教育了人民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正因为如此，说服一向是人民解放运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的基本方法。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认为，自下而上发扬群众的主动精神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情况再次表明这一信念是有道理的。真正人民民主的领导、坚强的组织以及能保证和鼓励群众最广泛地参加的这种组织形式（无论是在斗争中还是在政权建设中），正是这些因素首先不仅使基本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且也使他们的无穷创造力得到体现。这一事实赋予人民解放运动以前进的动力和鼓舞，使它在强大得多的敌人面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今后，这一事实也将是尽快地和尽可能高质量地从事恢复和建设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因此，很明显，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不仅应该抛弃旧的国家机器以实现“正常化”，而且应该从人员组成和组织形式上改变这一国家机器，使它确实成为人民群众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民主工具。
……
……我们的积极分子今天应该努力使劳动群众懂得自己的努力和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还要懂得自己的利益和作为自己工具的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重要的是，同时应该经常指出今后发展的前景。因为只有在我国人民群众看不到发展前景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成为人民的敌人的俘虏，才可能成为蛊惑人心者的俘虏。蛊惑人心者企图利用当前的经济困难来鼓动群众反对新南斯拉夫的民主政权。反之，如果群众看到了明天的前景，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忍受今天的许多困难和今天的许多牺牲。
不言而喻，不能光靠言辞、鼓动和宣传向群众展示前景。我们今天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不论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临时性的、初步的和细小的，都必然带有民主的、人民的烙印，这是新南斯拉夫作为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的国家，一句话，作为基本人民群众的国家的特点。
……
……我们现在建立的国家机器，就其形式而言，应该适应基本人民群众政权的民主性质。自然，这种建设是在不断地反对国家机器中旧的残余和官吏习气的斗争中进行的。应该充分地保证我们的国家机器具有民主性，而且不是口头上的民主，而是实际上的民主。这就是说，人民的命运不再由县官来决定，而是由自下而上产生的人民民主代表机构来决定，这种代表机构既建立又监督自己的执行机构。我们的政权是统一的。它是新式的自治，而不是旧意义上的自治。旧意义上的自治是指某些机构只获得部分权力，在这部分权力范围内这些机构或多或少是自主的。我们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国家共同利益的范围内拥有充分的权力。人民解放委员会既以自己的名义又以人民政权高级机关的名义，在联邦或全国性的法律和法令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这样，我们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直接进行领导，同时执行和监督人民政权的所有高级机关的决定和措施。无疑，这是最民主的权力机关形式。对我们来说，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向人民让步，而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
……
过去使我们的斗争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取得这么多的胜利的，首先是人民群众自愿的广泛参加，是他们自下而上的创造性主动精神。干部是从下边成长起来的，工作方法是接近老百姓的。这就是说，决定直接来自人民。因此，这些决定得到群众每日每时最积极的支持。这就是真正民主的实质，这种民主应该使每个公民能够以各种形式参加国家的管理。当然，现在这种形式在最高领导中比过去来得复杂。任务更多而且更加重大，不可能总是用简单的手段或方法来解决。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政权机关，特别是地方政权机关，今天仍然有无数可能性来使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然而，我们的某些干部今天已经忘记了这些事实。他们认为，不这样也能搞工作。这种人总是用下命令、开条子的方式解决日常问题，或者把工作交给旧职员办。在没有监督和领导不善的情况下，旧职员会带来旧习气和旧作风。应该指出，官僚主义的霉菌已开始侵入我们的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者认为，现在战争结束了，再也不需要有牺牲精神的战士了，再也不需要那种为了共同利益而忘记个人利益的人了，一句话，再也不需要站在人民解放斗争前列的人了。官僚主义的污垢在某些地方已经遮住了为人民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人民战士的形象。
加入这种官僚主义者行列的还有那些梦想复旧、梦想过去和渴望“安宁”的人。所谓“安宁”是指人民群众不“干预”国家事务、不存在老百姓的监督。他们希望“正常化＇，希望守“秩序”，而他们所谓的秩序就是复旧。
人民看到了这种错误，但是他们相信，这只是某些人引起的暂时现象。我国群众的这种高度觉悟往往战胜官僚主义的霉菌。人民群众的意志冲破了官僚主义的压制-如果存在这种压制的话-和庸人的担心。这是新南斯拉夫最强大的力量，是克服一切困难的保证。但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认为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办好，那我们就会成为自满的空谈者。有害的现象会妨碍迅速的建设，会使群众迷失方向，使他们的认识变得模糊。因此，应该不断地和坚决地同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那些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人或许认为现在再也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再也不需要他们参加建设了，是这样吗？实际上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今天在我国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场战争，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战争，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战争。消除被占领的后果、克服在恢复和建设中的巨大困难的战争正在继续，反对企图以新形式出现的国内敌人残余的战争正在继续……他们害怕群众，害怕群众的积极性。群众的积极性触及他们的痛处。他们也要到官僚主义者那里去寻求藏身之地。正因为如此，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也是捍卫人民解放斗争成果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有一部分责任也落到了我们（积极分子）身上。难道能够容许官僚主义和其他类似现象来削弱、贬低和玷污我国人民、我国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事业的伟大意义吗……
既然如此，就应该宣布与所有这些弱点展开激烈的斗争。应该重申：自我批评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我们必须最严格地对待自己，如果需要的话，还必须严厉地对待自己。我们自己的觉悟和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必须成为我们积极分子开展活动的真正指南。执行真正的人民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蛊惑人心地仅仅重复人民群众中出现的一切。真正民主的领导，在体现人民普遍利益的同时，必须依靠进步的理论，经常给人民群众指出前进的道路。我们的政策在各方面都必须是有原则的，这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看不到前途。但是，在实现这一路线时，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相适应，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既不冒进，也不掉队。这两种错误都会使我们脱离人民群众，而这意味着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
一方面，我们继承了旧的国家机器，并且-在人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参加了我们新的国家机器的建设。这样做就带来了官僚主义。不言而喻，即使旧职员对新南斯拉夫采取最积极的态度，即使他们真诚地全力赞成新的现实，他们也还是按照旧的习惯、按照惰性工作。
另一方面，某些干部存在着坐在办公室里进行领导的倾向。他们被埋在无数的日常事务中，以致同基层丧失了任何联系。实际上，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不同基层保持活生生的联系，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成绩。只靠纸上的决定和命令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当然，另一个极端也是不正确的。我们某些地方的领导人经常到处跑，到处谈话，而忘记了应该组织起坚强的领导中心。应该把我们每个县和每个州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建成组织严密的领导中心，他们每日每时都能给基层以各种帮助；但在同时，我们的积极分子不要变成官吏，而应该继续是人民的领导者，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他们的真正的代表，理解并想着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同时又经常考虑到全国的需要和利益。
纸上谈兵，压制自下而上的健康的批评和倡议，干巴巴的一般性的宣传鼓动，对人采取不正确的、往往是冷冰冰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是我们某些积极分子身上存在的现象。应该一开始就给这些现象以沉重的打击，以免使这些现象变成严重的危险……”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人民群众的力量》（1945年5月撰写的文章），见《新南斯拉夫的道路（1941年-1945年）》，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46年版，第127-128页、129页、136页、139页、145-146页、147-148页、149-150页。
“.·····现在应该用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实践来证明，工人阶级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劳动群众不仅能够掌握政权，而且能够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经济，并为每个公民创造应有的生活条件。现在，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外国都出现了卑鄙的怀疑论者和敌人，他们认为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足以证明，如果认为工人和农民能够管理国家，尤其是管理国家复杂的经济机器，那是可笑的……
……
……工人必须充分认识到，今天工厂是他们的，即是全体人民的财产，最自觉地工作和最自觉地对待人民的财产，是尽快地改善我国劳动群众经济地位的先决条件……”①
“列宁的关于人民群众最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的原则，是我国人民政权的基本原则之一。所有的人民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都要依靠各种人民团体，依靠帮助地方政权机构工作的专门的公民集体。必须定期召开选民大会，选民大会通过提出批评、各种建议和动员公民在某些管理部门进行合作，来帮助人民委员会。”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庆祝五一节》（1946年4月25日撰写的一篇文章），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33-34页、35-36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南共为新南斯拉夫而斗争》（1947年9月），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164页。
“采用官僚主义方法的领导人的特点是，不相信劳动群众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不愿意吸引或者不善于吸引劳动群众参加制定和贯彻某些措施。我们同工厂、机关和农业方面的工人和职员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和专业问题太少了。我们的领导人与工人和农民商量得太少了，而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长期劳动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许多领导人轻视说服和解释的力量，他们更多地相信死板的文件或命令的力量……
我们的人应该懂得工人积极参加研究生产问题或者农民积极参加研究农业问题的必要性……”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我国经济建设的弱点和缺点》（摘自1948年4月25日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上的讲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245页。
“……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工作实践已多次向我们证明-不容许下边发扬任何主动精神的死板的官僚主义领导所造成的后果，要比那些由下而上广泛地发扬主动精神的地方难免出现的某些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
……
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通过工会，工人群众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对经济的管理。
……
工会还应该为使企业正确地工作而斗争，为消除一切阻碍生产进程和妨碍完成计划的缺点而斗争。诚然，工会不能直接地干涉对企业工作负有责任的企业管理机构的事务，但是，工会有责任向这个管理机构指出妨碍生产的各种缺点，并帮助它克服这些缺点。工会还应该·为改进生产过程的安排而倡议召开生产会议和组织工人开展全面的活动。
……
特别在制定计划方面，我们的工会和企业管理机构仍然没有广泛地开展合作。在企业内部，应该给工人参与制订本单位具体计划的可能性，以便使他们能够在提合理化措施和制订响应计划等方面发挥主动性。”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党为新南斯拉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摘自1948年7月26日在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291页、317页、318页、321页。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无论怎样完善的官僚机构，无论领导它的是多么天才的领导人，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从千百万群众的主动精神中产生出来，同时要有无产阶级政党、即最进步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通过任何别的道路，而只能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来实现，这是指人民群众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行自治，是指越来越多地吸收他们参加国家机器——从最低一级的机关到最高一级的机关——的工作，是指越来越多地参加每个企业、每个机关的直接的管理。
……
……社会主义民主越是在实际上具备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即社会主义国家越是更多地消除资本主义残余和过去残存的消极因素，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会越来越成为全民的民主，就会越来越勇敢地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治，直到它变成全体人民的真正自由，从而使它作为国家的形式而实际上消亡为止。
……
然而，如果认为自治原则只适用于诸如人民委员会这样的政权机构，那就错了。不，我们必须在所有地方、在我国社会生活的每个组织单位，都越来越多地发展这一原则。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在机关里，在群众的主动精神能对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作出贡献的一切地方，我们都应该发展自治的因素……
……劳动者能够并且应该以其他方式来参加国家的管理。正如我们这里所做的那样，劳动者通过各种委员会，通过人民委员会，通过农村的积极分子小组、人民监察机构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形式，参加国家的管理。应该经常开展和推广所有这些活动。
在我们的许多工厂里，譬如，在富有主动性的和聪明的经理认识到他的成绩取决于工人的努力和主动性的地方，开始自发地发展了人民自治和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的又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经理同最优秀的工人就企业管理的一切问题经常进行协商。通过这种自发的协商，职工同经理一起参加工厂的管理，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具体建议。应该更充分地发展这种尚未推广的自发的形式，把它变成工人在管理我们企业方面直接合作的经常性形式。劳动者参与管理国家的这种形式和类似形式，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这些形式确实是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产者直接参与管理经济的原则。我们这里之所以能采取这样的形式，是因为我们的工人阶级有高度的觉悟，并且与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我国人民民主的这种形式，不仅应该向广度发展，而且也应该向深度发展，即更高级的经济管理机关也要吸引工人一生产者投身于直接的合作。
……
应该加强个人的责任，但是不仅在一个方面。领导者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既应该向上级领导负责，也应该向他在领导一定的企业和机关时所代表的人们负责。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对个人责任原则的官僚主义歪曲，这表现在想取消自下而上的对领导人的监督。如果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就会助长官僚主义，并阻挠广泛地发扬群众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会是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官僚主义行政领导方式。
正因为如此，我在前面讲过的工人委员会对进一步完善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方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①
“自治并不是南斯拉夫的理论和实践的“发明”，一些人把这归功于我们，而另外一些人则归罪于我们，两者都是不公正的。自治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的思想一样久远，特别是与国际工人运动、与它的阶级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一样久远。自治是人永恒地向往自由和自由的创造，向往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向往更美好的生活的结果。在世界上，在工人阶级、进步人士和进步运动争取劳动自由和做人自由的斗争中，在迄今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自治的思想和愿望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摘自1949年5月28日在国民议会上讨论人民委员会法时的讲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第1卷，第430页、432页、448-449页、452-45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年-1976年）》文件选编的序言，南斯拉夫经济评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版，第9页。
“自治不是我们的某种特殊的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创造。它一向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存在于巴黎公社，存在于列宁的苏维埃，存在于象我国革命这样的群众的一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而它的某些形式和因素也存在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迄今采用过渡形式的发展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治形式的发展遇到障碍，在某些地方还会长期遇到障碍。这一事实使下面这种倾向成为可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所必需的特殊的国家所有制垄断变成了技术官僚结构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某种垄断……
……我们的社会主义自治不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实践隔离的任何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以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正在经历或者必须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不是由于南斯拉夫的特殊环境和特殊需要才产生的某种特殊性，而是我们称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高级形式过渡的那个历史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①
①摘自对《劳动报》的谈话，1974年4月30日、5月1日和2日合刊。
“……自治在我国的出现，与希腊和拉丁的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与斯拉夫人的合作社和斯拉夫人的博爱精神以及其他任何东西也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向往美好的生活、创造、自由、进步、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永恒愿望有关系。自治作为一种倾向出现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中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自治是一个只有在深刻的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才能体现的社会改革的过程。而我国革命正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如何，自治出现在我们这里，是与我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和特殊条件密切相关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密切相关的……”①
“……每一个真正的群众革命，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自治形式。我国革命正是这样。游击队的产生，就是群众的自治的革命意志的体现。在这个自治的革命行动中，又产生了人民的政权机关。同样，在解放区对经济资源的管理也是实行自治的。因此，自治不是在革命以后才产生的，而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人民解放斗争中和在人民政权的最初的革命文件中产生的。”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不仅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民主关系，而且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经济关系》（1965年3月1日与《自治报》编辑部成员的谈话），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2年版，第8卷，第27页。
② 摘自对《劳动报》的谈话，1974年4月30日、5月1日和2日合刊。
“在南斯拉夫，自治是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一开始它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因素和形式。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它在解放区得到了发展。由于这一解放区无论在面积方面还是在相互联系方面经常发生变化，因而没有条件建立某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国家制度，更没有条件对劳动、经济、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解放运动的各个部分和解放区各个地区的全体人员的主动精神、自我组织和自我负责的精神。这样，在希特勒的欧洲王国中，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群众性的人民解放运动机构在解放区掌握了社会和政治权力，工人们接管了工厂和作坊，以各种自发的和有组织的形式保证使这些工厂开工，对这些工厂进行管理并使之发挥作用。”①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政权不可能成为管理一切社会事务的某种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而是劳动人民自己在各种形式的人民解放委员会中组织起来，这些委员会各自负责本地区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生活的起码条件。而解放区的工厂由工人们自己管理。由于旧南斯拉夫落后，特别是在解放区，管理工厂的情况并不多，但已足以说明，在这里不仅出现了自治的思想，而且出现了自治的初步实践。”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年-1976年）》文件选编的序言，第1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和不结盟》，见《社会主义》杂志1978年第12期，第14页。
“……我们过去和现在通过自治制度和在这一制度基础上建立的代表制所发展的一切，其核心和萌芽产生于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我国现在的代表制的萌芽。因为南斯拉夫新政权的整个体制就是在地方、村、乡、区、县、专区和州等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委员会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基层选出来的代表团，而不是政治上层的某种联盟的代表机构……”①
“……如果不进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人民民主革命，如果这些群众没有发扬自由的主动精神，在南斯拉夫战后发展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自治民主关系很可能就产生不了……”②
“战后-在当时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下，即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方面也出现了某种摇摆……然而，人民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觉悟十分强有力，以致简直不可能把在其他国家和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某种生活方式强加给新南斯拉夫。因此，1948年我们同斯大林发生冲突后，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产生的那个自治的萌芽马上就开始成长为完整的社会机体。”③
① 就战时在乌日采出版的《战斗报》35周年向《战斗报》发表的谈话，刊登在1976年11月29日、12月1日和2日合刊。
②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第二版增订本，共产主义者出版中心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7页。
③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和不结盟》，见《社会主义》杂志1978年第12期第14页。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自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排挤，并且被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管理形式所代替。无疑，这种现象部分地反映了在群众民主地参加劳动管理、生产资料管理和社会管理形式方面出现的某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摇摆，这种摇摆是在南斯拉夫革命所处的新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观点的巨大影响下产生的。但是，这种现象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原因和我国在战后遇到的客观困难所造成的，这些客观原因和客观困难特别要求集中力量。换句话说，客观上不可能保留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产生的那种自治形式，而新的形式在这种形势下又难以显现。然而，在我国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尤其是在当时我国的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自治的因素依然强有力地存在着……
……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暂时的动摇以及缺乏经验和知识，但是，自治逐渐地扩展到了社会劳动、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也越来越适应和从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治形式。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组织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发生变化：它越来越成为自治制度的民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劳动和自治相脱离的政治结构。”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见《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年-1976年）》文件选编的序言，第15页。
“……我们的自治不是从1950年的自治法才开始的。①在1950年，自治是正式在法律上被确认为我国社会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主要形式。自治起源于我国的革命，并且可以说从我国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中。自治最初是以工人参加生产委员会的形式和其他类似的方式，首先是通过工会的作用出现的。1948年底，尤其是在1949年，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开始成形，因此，就在这一年开始自发地产生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
① 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1950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
……正如当代的每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我国革命也经历了革命的国家集权主义时期，即经历了以国家组织和国家强制为革命的决定性武器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时期。有些人把我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时期称为斯大林主义制度时期，这证明他们不懂得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尤其是不懂得我国革命的规律。当然，作为这一时期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的斯大林主义，对我国工人运动和我国革命进程也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然而，革命的国家集权主义是我国革命的产物，也是我国革命的需要。因为我国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经济状况、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类似情况，要求集中一切社会力量和资金，来克服最初的困难和奠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在我国社会的物质发展的这样奠定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地实行管理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新的、民主的形式……
……对于我国社会和我国革命的发展的特点来说，在这一发展中是否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国家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专家治国论的倾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社会自身找到了力量，来通过争取确立劳动者在联合劳动中实行自治的斗争来反对上述倾向……”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自治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1971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4年版，第9卷，第247-248页，250页。
“从原则上讲，即使在战后年代，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论点，即无论在社会主义劳动中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方面，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以相应的民主的和自治的形式尽可能直接地体现出来。实际上，这种关系的最初形式在战后最初几年一直是存在的。但是，一方面，应该考虑到我国恢复时期所面临的特别困难的局面，这种局面要求高度节约和相互支援，同时要求对人力物力进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固有的那种技术官僚主义的压力在增长。这两者促使自治的萌芽在其发展中受到阻碍，并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种情况之所以特别可能出现，是因为当时斯大林主义对我国的整个社会意识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其实，斯大林主义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最彻底地付诸实施的技术官僚主义垄断的意识形态。
与斯大林的冲突为我国革命中出现的自治的和民主的形式重新“恢复了名誉”。对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几乎是全面的经济封锁，造成了特别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其他困难，这些困难使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发挥巨大的自治的主动精神成了客观需要。当时我国工人对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政策的支持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在我们工厂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自治的主动精神。不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思想前提如何，也不管我们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实践如何，这一事实本身就预示着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自治意义上继续发展的道路……
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工厂中采取的政治行动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初步行动。1949年，在我们的劳动组织中就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或者类似的组织。但是，据我回忆，关于系统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治形式的原则性决定，是在1949年春或者1949年初夏我们与铁托同志一起在斯普利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出的。我们分析了基本上是非常积极的到那时为止的经验。铁托同志对自治的要求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根据这些经验，并在铁托同志的鼓励下，我们当时决定，应该准备为社会生产资料的整个管理实行自治改革采取全面的行动。
但是，当时我们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有困难，同时也是由于我国社会中已相当官僚化的生产技术机构在有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进行抵制。因此，需要由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机构和联邦政府更坚决地同这种抵制作斗争。为此发布了第一个有关这一问题的正式的国家文件，该文件是由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鲍里斯·基德里奇和工会主席久罗·萨拉伊签署的。①据我回忆，在草拟这个文件时，我们就已研究了用法律来调节所有这些关系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当时认为，这样做还为时太早，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取得进一步的经验。因此，关于自治的第一项法律是稍晚一些时候才制定的。”②
① 指1949年12月23日发布的关于国营经济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及其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首先在215个企业中（试验性地）成立了自治机构（工人委员会），接着，在半年时间内很快就有大约800个企业成立了自治机构。
② 摘自对《劳动报》的谈话，1974年4月30日、5月1日和2日合刊。
“……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我国革命以及对我国后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强大的。但事实毕竟是，南斯拉夫整个战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前和人民解放斗争期间的实践，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地和日益明显地同斯大林主义分道扬镳并寻求自己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正是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清楚，在斯大林进行干涉后不久，也就是在1949年，无论在我国劳动组织的实践中，还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队伍中及其领导机关中，就出现了要实行工人自治的明确方针，而工人自治刚迈出头几步就开始对国家所有制关系制度进行了实质性的进步的改革。实际上，当我们在寻找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的原因时，我们不仅在斯大林的制度中找到了原因，而且也在我国自己的最初实践中，即在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所有制垄断和政治专横这些现象中找到了原因。斯大林的干涉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这种干涉大大削弱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和我国国家机关中上述这种倾向的体现者及其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辩护士的政治力量。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事件的过程，事情就变得比较清楚了：象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文件所规定的那样，要求切断党的机关同国家机关以及同经济管理机关融为一体的过程的含义，并不是要使国家政权和经济管理职能“摆脱＇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影响，然而今天在我们的出版物上却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看法。相反，这一要求的历史性含义在于，恰好是要共产党摆脱在国家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中产生的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论的压力；是要共产党巩固自己同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的联系，从而使它变得更有能力，更加自由地反映他们的利益，并代表这一利益，首先是按民主的方式把基本群众组织起来，对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施加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影响。”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二版增订本，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19页至20页。
“……我们不能赞成在我们有些地方出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只是充当物的管理者，即只是通过良好的专家治国论式的管理、国家的控制和检查的手段，以及通过对劳动人民的物质进步的合理的关心，来为发展生产和发展经济而斗争。实际上，这是国家集权主义的家长式统治的某种心理状态。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表明，这种国家集权主义的家长式统治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进步的充分的和持久的力量，尽管在其最初的国家集权主义所有制阶段能够起非常进步的作用。
……
当然，在经济生活中从原则上抛弃一定的国家强制的手段，即使在自治的条件下，也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和具有破坏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必要的和重要的因素和支柱。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自治的条件下，这种在经济关系和经营中实行的强制只有当它是支持联合劳动者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产生的利益的时候，才能产生积极的成果
……
我们决定实行社会自治，是因为我们希望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的逻辑开辟道路，这种逻辑不同于用行政方法和专家治国论方法管理经济的逻辑。我们希望为这种逻辑开辟道路，这种逻辑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即在一个更高级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使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条件、劳动手段和劳动成果重新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的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和地位本身变成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样就使自治不仅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和体现者，成为按照现代社会的性质本身只能集中地实现的一系列经济职能民主集中化的出发点，而且使自治也成为决定整个民主政治制度形式的因素……
……
在社会自治的范围内稳定经济关系和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大障碍之一，无疑是在扩大再生产的制度中最长久地保留了行政管理经济的旧制度的一系列因素。这首先是指，用税收方式提取积累；对投资基金的管理具有国家垄断性质；主观主义的标准和政治愿望对分配这些基金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前两种因素又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实现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现行办法，尽管比以前通过预算为投资拨款的制度有许多优越性，仍然经常地和越来越多地落后于在社会自治基础上发展经济关系的基本解决办法。
诚然，扩大再生产制度是朝着资金分散管理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无论在积累集中的规模方面，还是在作出投资决定和支配整个扩大再生产资金方面，政治管理机关依然保留了决定性的作用。无疑，主要的缺点在于：由于通过税收和类似办法大大加重了劳动组织收入的负担，使劳动人民和集体在扩大再生产领域中的活动余地变得很小。实际上，这正是在社会劳动的最重要的领域中缩小了他们对劳动条件和他们自觉地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斗争施加影响的可能性。”①
“……我们经常左右为难，不知怎么才好：是赞成某种国家集权主义的家长式统治，即争取建立一个能够人道地关心“愚蠢＇的良民的好政府呢，还是争取实行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治，即争取建立劳动者可以自己关心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物质条件的民主形式。当然，我讲“自己”，并不是指孤立的人，而是指在社会劳动条件下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人，就是说，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人。”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任务》，1964年12月7日在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8年版，第7卷，第459、461、473-474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克服剩余劳动国家集权主义的异化-巩固自治的根本条件》（摘自1966年3月11日在南共联盟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1972年版，第8卷，第232页。
“我们的劳动人民那时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联盟，明确地和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自己不帮助自己，如果我们不自力更生，那就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了；如果我们的劳动人民不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就没有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于是，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工厂归工人-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开始变成现实。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南斯拉夫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有力地推动和支持了这样一种事态发展。然而，抵制是很强大的。我记得，当时我们不仅与共产党队伍以外的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而且与共产党人，甚至与工厂、共和国和联邦的国家机关、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工会等部门中担任领导职务、但却不理解我国革命的这个新阶段的许多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因此，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我们的政府必须明确地和坚决地作出决定，迅速地确认自治，以便为自治的发展和使自治逐步变成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开辟道路，以便使自治获得自己体制上的基础。作为上述努力的结果，首先是政府和工会共同制订了文件，为组织工人委员会发出了具体的指示，然后是通过了全面推行工人自治法。”①
① 摘自爱德华·卡德尔1970年9月19日在“锡萨克”钢铁厂工人委员会庆祝自治2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刊登在1970年9月20日的《政治报》上。
“在发展社会主义关系方面继续前进的必要性，不仅来源于我们发展经济的需要和我国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尽管旧制度曾经是必要的，但它同时又包含着官僚化的经常性危险，包含着排斥和限制劳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危险，包含着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的危险，这两种现象只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不同表现而已。总而言之，旧制度包含着保留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的危险。
在我们这里，这些倾向既没有压倒，也没有严重地威胁到发展社会主义的路线。但是，可能产生上述倾向的制度开始越来越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不仅出现了政治上的要求，而且也出现了直接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要求建立一种能使劳动人民自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也就是说，建立一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民主联合的生产者的自治制度。
自从制定1946年宪法以后，我国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群众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并且开始逐步摆脱许多旧习惯。不仅如此，在我国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在国家管理机关在经济领域内也是以行政事务机构的身份管理共同关心的事务的时候，“共同利益”这个概念对于劳动群众来说几乎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不同时也是经济概念。然而，每个劳动者参加管理工厂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实践，开始使我们的劳动者懂得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与整个社会大家庭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成就是多么紧密地联系着的。我们社会主义生产中的这种觉悟，不仅有力地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而且也促使他们抵制官僚主义性质的进一步干预。
这就是说，这个现象也说明，所谓国家管理机关对社会主义成份的行政领导制度，不仅越来越没有必要，而且越来越有害。以铁托同志为首的我国社会主义大家庭从所有这些过程中得出了结论，并且在发展社会主义自治方面向前迈大步，与此同时，在限制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和作用方面也是向前迈大步。
……
……宪法性法律①保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掌权的政治制度，保护劳动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作出的努力。社会主义性质在宪法性法律中比在以往的宪法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是生产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今天无疑占有支配地位，而在1946年制订宪法时这一成份刚刚开始发展。
……
① 指1953年1月13日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以及联邦政权机关的宪法性法律。
宪法性法律……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体现者。然而，宪法性法律不是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在管理机构中的地位来保证这种领导作用-归根结蒂，正如我们在斯大林主义中所看到的，这将使先锋队自身官僚化，使它同国家管理机构融为一体，最终还将使国家管理机构脱离工人阶级-而是通过劳动者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中的自治，通过工人群众借助其自治经济机构对国民收入的使用和分配进行直接监督，来保证这种领导作用的。
在这方面，联邦国民议会和各共和国议会中的生产者院是一个全新的宪法机构。这种新的代表机构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能反映经济组织及其劳动集体的最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该机构中工人阶级的代表不是按照人口比例、而是按照工人阶级的实际社会作用产生的。
……
……宪法性法律把社会自治，即把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通过自己的自治机构来管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企业、组织和机构这样一种权利，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联邦政权机构》（摘自1953年1月12日关于宪法性 法律草案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2卷，第251-252页、255-256页、257页、260页。
“我们的工人委员会现在已经有了四年的经验。①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已经可以对它的成功或失败、对它的合理性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作出完全肯定的结论。
① 在颁布关于由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法律（1950年6月27日）以后，立即举行了工人委员会的选举。有156,166名工人和职员被选进6,319个工人委员会，有43,351名工人和职员被选进了7,136个管理委员会。
我认为，今天在我们国家里，甚至在国外，没有人会在认真分析这些经验后，还想否认工人委员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已无可争议地得到积极确认的事实。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各种积极成果说明，这一确认是极其成功、有力和丰富的。今天我们已可以断言，工人委员会不仅是我国的发展所特有的，而且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
……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委员会不仅摆脱了资本家，而且还在自觉的和自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即确实是充分地和直接地把这个机关变成了自己的工具。工人委员会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就在于此。
我们的工人委员会由于具有这种性质，已经成为抵御反社会主义倾向-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还是从旧社会残余中产生的那些倾向-最强大的屏障。自从我们有了工人委员会，有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者院以及公社的初步萌芽以后，我们的制度开始在政治上大大地加强了，而革命的国家强制措施开始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工人委员会和公社中已找到了这样一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仅符合现阶段的发展需要，而且使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今后能相当自由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通过工人委员会和公社，我们的劳动者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社会平等，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管理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将逐步认识到自己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当然，第一，是在他的国家、即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劳动赋予他的物质可能性的范围内，第二，要根据劳动人民的整个大家庭的集体利益，而在确定集体利益时，劳动者也是直接参加的。”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四年经验》（1954年8月为《劳动报》撰写的文章，刊登在第13期至16期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0年版，第4卷，第185页、187-188页。
“……发展社会自治的方针是我国一切民主趋势的出发点。社会自治日益扩大，社会自治在解决社会管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的权限日益扩大，从实质上说，这是一个扩大作为直接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是一个日益广泛地吸收个人直接参加社会管理的过程，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逐渐减少国家强制措施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自治或者机关中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实质上也是自治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一切只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而已。今天还属于“社会管理”方面的许多东西-因为特殊的过渡条件要求这样做-明天就可能成为完全属于社会自治方面的东西。”①
“……实际上，社会自治的实质并不是把职能“转交＇给劳动组织和有关的自治机构，而是通过它体现和保证解放了的生产者和其他工人在管理社会劳动资料、分配收入和处理劳动组织的其他共同事务方面的新的地位和作用。”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摘自1957年4月25日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版，第5卷，第262-263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新宪法》（摘自1962年9月20日在联邦国民议会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作的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化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65年版，第6卷，第108-109页。
“……我们可以把我国自治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自治主要地或者基本上局限于简单再生产领域，即局限于生产和现在劳动的领域。劳动组织的收入主要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摘自1971年5月5日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南斯拉夫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4年版，第9卷，第254页。
“在自治发展的第一阶段，1950年关于由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以及1953年的宪法性法律，对这一阶段作了比较完整的规范性的规定。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料的折旧和扩大再生产资金的积累，都由联邦法律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和安排。开始时，这两种资金都象从前一样汇集到了联邦的国家基金中去。这意味着自治的经济基础十分狭窄，甚至连直接生产过程也只是部分地受到自治者的监督。自治仍然更多地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关系形式，而不是自治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形式。此外，通过行政手段把资金集中起来的做法还从经济上削弱了现有生产组织的简单再生产，因为这些资金流入了用作新投资的国家基金。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现有生产能力无法进行投资的问题。
为加强自治的经济基础而迈出的最初几步是由对折旧制度实行逐步的权力下放而开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劳动组织的压力下进行的。这就使劳动组织至少取得了某种物质基础，以便在直接生产领域内，以及在有限的程度上也在扩大再生产领域内，采取自治的主动行动。然而，扩大再生产的绝大部分和决定性部分仍继续保留在国家所有制关系的范围内。诚然，通过建立社会投资基金，在这方面也开始逐步实行权力下放，但是这一过程完全是在联邦-共和国-区这三级之间进行的。”①
“……自从1963年颁布宪法以来，尤其是1965年实行改革以来，为自治而斗争的重点扩大到了社会再生产、劳动和产品交换的整个领域，即扩大到了社会资本的所有方面。诚然，我们还不能断言，在实现建设和稳定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这一决定性的历史性任务方面，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走得很远，我们在各方面都已找到了真正的解决办法。但是，尽管迄今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初步的和很有限的，这些成果毕竟肯定了我们的发展完整的社会自治制度的方针：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即从劳动单位到大型的和复合的一体化整体，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从利益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到公社、共和国和联邦，从公社的在自治劳动中采取的直接民主的基本形式到共和国或省和联邦的议会。”②
① 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二版增订本，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28-29页。
②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摘自1971年5月5日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南斯拉夫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贝尔格莱德出版社1974年版，第9卷，第254页。
“……1963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把工人的自治权利扩大到支配剩余劳动的领域，也就是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劳动组织在支配收入方面必须是独立的。这样，在自治地支配收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套关系就开始发展为从事联合劳动的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形式。然而，同时又从这样的一种立场出发：这种收入、尤其是个人收入的形成和数额，要由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加以调节，其办法是建立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将保证使经营条件和获取收入的条件尽量趋于一致，并进而保证在按照劳动成果获取个人收入方面拥有尽量多的自由。也就是说，这种主张的出发点是，社会将抽取劳动组织不是因其集体的劳动，而是因市场上比较有利的地位而获得的那部分收入（超额利润、地租等），从而使经营条件趋于一致。曾经认为，这样将使所有的劳动组织都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按照劳动获取收入，也就是将使通过市场分配社会收入的办法对各个劳动组织获取的收入、尤其是对各个工人的个人收入的自发影响越来越小。”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二版增订本，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6年版，第29页。
“在1971年修改宪法的范围内，所谓“工人修正案＇（第21、22、23修正案）构成了单独的一套改革。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和革命的修正案的基础上，原则上保证了从事联合劳动的工人掌握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这些修正案以直接可以实施的宪法准则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从事自治联合劳动的工人，在相互依赖和相互负责的关系中，最直接地管理和支配通过自己的劳动（现在劳动和过去劳动）所取得的全部收入，管理扩大再生产资金，而不管这种资金周转和集中的形式如何。工人们只有依靠这样的经济地位才能保证自己在政权制度中起支配作用。为了使工人们更直接地与他们的劳动成果、收入、剩余劳动联系在一起，采取了联合劳动自治组织的新形式，首先是把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作为工人们上述一切权利和相互义务的体现者。
1974年通过了新宪法，从而完成了南斯拉夫社会在社会主义自治基础上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宪法是从人，从人的真正利益和需要出发的，是从人与人之间在其权利和相互义务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出发的，而不是从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出发的。实际上，国家只是，或者至少应该只是，自己管理自己并管理社会的人们这样形成的相互关系的反映和体现。由此出发，宪法规定，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按自治方式支配公有制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金的基础上-要通过这样的内部经济关系来组织和调节，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及其直接的和长期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利益始终是这个过程的起点、目的和终点。
在政治制度方面，为了解决如何把自治的生产关系变成政治权力的源泉和基础这一问题，宪法规定实行代表制，即自治共同体的代表团的制度，并把它作为议会制度组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源泉，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宪法比以前更透彻地确定了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意识的其他创造性力量的地位和作用。
……
无疑，联合劳动法是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通过以后制订的最重要的法律。这项法律从实质上，在法律上和组织上，详尽地阐明了宪法原则，并在制度上确定了法律手段和其他的社会手段和机制，这些手段和机制应该保证富有成效地和始终不渝地实施宪法，保证迅速地和始终不渝地实现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所确定的关于建设自治联合劳动制度的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方针。
……
总的看来，这项法律所规定的一切解决办法和体制是相互联系的和统一的，应该成为在联合劳动中进一步实行改革的自治实践的基础和支柱。从思想和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联合劳动法是一部关于联合劳动的特殊法典，它是工人阶级在掌握社会再生产的全部资料和要素方面、在行使政权职能和管理其他社会事务方面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的可靠的支柱和武器。
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进一步巩固工人和全体劳动者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在发展整个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方面采取的重要步骤。
……
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我们的社会获得了自己的牢固得多的社会经济内容和结构，这种社会经济内容和结构是从具体地确定的和巩固的社会主义自治生产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无论在原则性的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意义上，或者在职能和组织方面，这种关系正在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有可能并保证使我们的社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固有的客观内部规律的基础上，自由地、自主地和自治地发展。……”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第二版增订本，共产主义者出版中心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0-11页、12-13-14页。
“……按自治方式联合劳动是社会劳动联合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工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实现自己在联合劳动中和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工人的个人地位是这样来决定的：他们自由地、直接地和平等地管理自己的劳动和整个社会劳动，但是这种管理是在客观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民主地负责和声援、自治地作出决定和各族人民平等的关系中进行的。这就是说，工人之间的联系是自治的和民主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工人不是“孤立的人”，这就是说，他不是由于从事劳动，由于支配资金和劳动成果而与其他人隔绝，而是处在相互依赖和对其他工人的同等权利互相负责的关系之中。这正是形成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即自由的生产者共同体的条件。
……
工人和劳动者民主地和自治地对收入和整个社会再生产作出决定，是社会主义自治联合劳动的重要特点，是每个工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工人在与其他工人相互依赖和相互负责的关系中平等地实现的……
同时，联合劳动中的自治，也是在社会中、即在从区到联邦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中实行自治的基础，也是劳动者和公民实现管理社会和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基础……
现在，联合劳动中的自治与代表制一起，正在成为自治和自治利益对国家权力制度施加决定性影响、即在从区到联邦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中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真正的物质基础。同样，自治也正在成为使工人发展为既为其个人劳动和切身利益、又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而使用整个社会资料的创造性人物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①
① 爱德华·卡德尔：《自由的联合劳动-在布里俄尼的讨论》，工人出版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12-13页、17页、18页、314-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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