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卡尔·考茨基 ->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第十章 机器和大工业
第一节 机器的发展
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引起了手工业劳动的改变。但这种劳动分工并没有完全取消手工业劳动。小手工业者的手工技艺，整个地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因此，局部工人（即使是片面训练的工人）对企业老板有一定的独立性。工人很难一下子被替换掉，他的工作对整个企业的生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从制钉业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工人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好处。他们用一切办法使手工工场保持小手工业生产的这种性质，尽量保持手工业的一些习惯，例如学徒制度等。
这种趋向现在还可以在许多生产部门中看到，这些生产部门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这也就是工会运动所以获得许多成就的秘密。
但是，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却成为灾难。
马克思说：“所以，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始终可以听到关于工人纪律不好的怨声。即使我们没有当时作家的话可以引证，那末，从16世纪起，一直到大工业时期为止，资本并没有能够把手工工场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占为己有，各种工场手工业的寿命都很短，随着工人的移居外国或从外国移入，而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这些事实比整个图书馆的数据还能证明问题”。[1]1770年曾有一个无名作家发出哀鸣，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写道；“工人决不应该认为可以对自己的上级闹独立性……无论如何要把秩序建立起来。”
秩序也真的建立起来了。工场手工业本身也就为这种秩序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它根据等级原则设立了作坊，生产比较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工场手工业实行劳动分工的这个结果，反过来又产生了机器”[2]。机器给手工业劳动方式以致命的打击。
机器与手工业者的工具有什么区别呢？劳动工具是怎样变为机器的呢？机器就是一种机械装置，它一旦相应地运转起来，“就能够用自己的工具，象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一样，完成各种操作”[3]。这里的原动力是人还是其他机器，丝毫也不会改变事物的实质。
必须牢牢地把握这一点，否则就会得出一种错误的看法，似乎机器所以不同于工具，是因为它并不是用人力发动的，而是用某种自然力，例如畜力、水力、风力等发动的。这种原动力的应用，要比机器生产早得多；只要提一下牛或马拉犁的例子，就可以了。大家知道，牲畜、风、水等在上古时期就被人用作原动力，用来转运磨盘、进行抽水等，但当时一点儿也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
即使象17世纪末发明的蒸汽机，仍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只是在第一架十分重要的“工作机”——纺绩机制造成功以后，才发生了工业革命。
有人说蒸汽机的发明是由于偶然一次观看沸水锅引起的。再也没有比这种传说更庸俗的了。蒸汽的机械力，希腊人大概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了，但他们并不能利用这种力量，他们把这种力量用作各种机械游戏。
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智力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和紧张地进行活动的产物。只有在工场手工业创造了必要的技术前提，特别是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技术熟练的机械工人以后，才能够发明蒸汽机。其次，只有在需要刺激起对新的原动力的兴趣以后，才能够发明机器。[4]在工作机制造成功的时候，这些条件都已具备。
工作机靠原动力才能发动起来。这种原动力要具有比过去原动力更大的能力，要更经常地发生作用。人是一种很不完备的工具，他不能不断地和完全相同地完成动作，此外，他发挥出来的机械力不大。马的机械力比人大，但它太贵，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够在工厂中加以使用，此外它有一个很坏的缺点，它有怪脾气。风力很不固定，不能控制。水力也是如此，它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不能满足新的要求。水力不能随便加大，在某些时期完全不能使用，最主要的，它固定在一个地方。
詹姆斯·瓦特经过长期努力，发明了自己的第二台蒸汽机，所谓复式蒸汽机，在自己朋友马太·波尔顿的“很大的”工业企业中得到了实现自己计划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设备和货币资金”。只是在这以后，才第一次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在消费煤和水的时候，能够产生原动力，它的能力又可以完全由人支配。这种原动机是能够移动的，并且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工具，它是城市性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农村性的，所以能够使生产集中于城市，不象水车那样分散于农村。这种原动机在技术应用上是万能的，在地址的选择上很少受地方条件的限制”[5]。显然，改进了的原动力也对工作机起影响，推动它进一步发展。
“任何很发达的机器（entwickelte Maschinerie），都是由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动力机、传力机、工具机（即工作机）——组成的”。[6]发动机是整个机器的动力，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传力机是由飞轮、轴、齿轮、滑轮、杆、传动皮带和各种传力装置和附具组成的，它调节运动，在需要的地方改变运动的形式，比方说，把直线运动变为圆周运动，把运动分配和转移到各台工作机上面去。“机器的这两个部分，专门使工作机运转起来，使工作机抓住劳动对象，根据规定目的改变劳动对象。”[7]
我们知道，18世纪的工业革命正是从工作机开始的。即使到现在，工作机仍然是把现有的小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变为机器生产的一个起点。工作机首先是过去手工工具的经过一定改变的机械形式，比方说，织布机就是如此；工作机“铁爪”所控制住的附件也都是我们熟悉的东西，例如；纺纱机上的纱锭，织袜机上的编针，切割机上的切刀等。但是，同一工作机同时能够运转的工具数目，“一开始就不象手工工具那样受到生理器官的限制”[8]。
砚在，一台动力机能够通过适当地安装传力机的办法，同时发动一系列的工作机。由此可见，各台工作机现在降到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的地位。
在有些场合下，整个产品是由同一工作机（例如，织布机）生产出来的。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企业中，即在工厂中，我们始终可以见到一种简单协作，也就是说，好几台相同的工作机（暂且把工人撇开不谈）。同时地和共同地在一个工作场所进行工作。这是机械的统一。同一动力机，以同一撞击，以同一方式使这些工作机发动起来。这些工作机只不过是同一动力机的一些装置罢了。
在另一些场合下，劳动工具要经过一系列的按一定顺序排列的相互联系的操作过程，这些操作过程是由一连串的、各不相同的、互为补充的工作机完成的。这是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的协作形式。但这是局部工作机的综合。正是在这种场合下，真正的机器体系才头一次取得了各台独立机器的地位。每台局部机器把原材料供给下一台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制度要求各个工种之间规定一定的人数比例，与此相同，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台局部机器之间的不变的制约关系，使这些机器在台数上、尺寸上、运转速度上具有某种固定的比例关系。
工作机体系所完成的总的操作过程愈加连续不断，也就是说，原材料从第一阶段送达最后阶段的工作愈加连续不断，而原材料的递送工作愈少地靠手工，愈多地用机器本身来完成，则工作机体系也就愈完善。如果机器对原材料加工的一切动作，不需用人力，而只要有人看管一下，这就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有一种纺纱机。只要断了一根线，就会自动地停下来。可见，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也能够经常地在细小的工作上求得改进。
马克思说道；“现代的造纸厂是说明连续生产和自动化原理的一个例子”[9]。
瓦特所以能够发明蒸汽机，过去别人所以能够在机器方面有所创造发明，只不过是因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已经培养了技巧高明的大量机械工人（即手工工场的局部工人以及独立手工业者），他们善于制造各种机器。机器最初是在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中制造的。
起先，机器只有靠工人的个人技巧和个人能力才存在下去。这些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是很难划分开来的。当时，机器不仅太贵（这始终是资本家首先认识到的情况），而且由于这些工人增加不多，致使机器的进一步推广使用以及大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要知道，工人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获得技巧，所以工人人数只能逐渐增加。
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在技术上与自己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发生矛盾。对机器作出任何改进或加大机器尺寸，机器摆脱原始手工业方式，采用更适用的但更难以加工的材料（例如，用铸铁代替木料）——这一切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即使手工工场中的劳动分工制度，也无法克服这些困难。
“例如，最新的印刷机，最新的蒸汽织布机，最新的梳整机，都是工场手工业无法供给的”
[10]。
大工业由于生产速度很快，必须迅速地得到原材料的供应，迅速地把自己的产品大量在市场上抛售出去。大工业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吸取和抛掉大量工人。这样，造船业就实行革命，帆船就被汽船代替，乡村道路被铁路代替，信差被电报代替。
“但是，大量铁器现在必须锻炼、锻接、截断、穿孔、熔铸，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极其巨大的机器，这种机器是工场手工业所无法制造的”
[11]。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就是要具备一种动力机，它能够把不论多大的能力发挥出来，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这种动力机就是蒸汽机。但是，机器各部分所需要的严格的几何形状（例如直线、平面、圆形、圆柱形、圆锥形、球形），也必须用机器来生产。这个问题，在19世纪头10年里，已经由于亨利·毛兹利发明S1ide rest（刀架）而解决了。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化机械。发明人原来想把它用在车床上，后来加以修改后，就在其他工作母机上面应用了。过去，工人必须用手控制住切削工具的刀口，把刀口对准和卡在劳动材料（例如，铁块）上面，这样来制造出一定的几何形状。现在，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的工具，而是人的手。发明了刀架以后，机器各部分的几何形状就能够‘容易地、精确地、迅速地生产出来了。最熟练工人的任何经验，也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12]”
[13]。
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分工主要地还是主观的。局部过程是根据工人的个人特点划分的。但是，在机器生产中，大工业已经掌握了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工人碰到的是现成的生产机体，所以他本身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种生产机体。协作生产，单干工人被社会化工人所排挤，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成为“劳动手段本身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性了”[14]。
第二节 机器价值转给产品
象任何工具一样，机器属于不变资本之列。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只不过把自己的价值转移给产品。在具体场合下，机器把它本身由于磨损而丧失的价值，转移给产品。
机器始终是完完全全地参与劳动过程的，但仅仅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参与价值形成过程。工具的情形也完全如此。但是，原始总价值和转给产品的部分价值之间的差额，在使用机器时要比在使用工具时大得多。首先，机器的使用时效要比工具长，因为机器是用比较结实的材料制造的。其次，机器是根据严格的科学规律使用的，所以在机器各个组成部分的磨损以及各种辅助材料——机器油、燃料煤等——的消费方面，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节约。最后，机器生产规模要比使用简单工具时无可比拟地大得多。
假定机器价值和机器每天转给产品的部分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这部分价值每天使产品价值增加的程度也就决定于产品数额。“布莱克朋的倍恩斯在1875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计算例子——‘每匹实际机械马力[15]可以推动450个自动棉纺机纱锭及其准备装置，或推动200个精纺机纱锭或推动15台可以织40寸布的织布机及其引线器、刷浆器等’”[16]。
此外，一匹蒸汽马力的每天费用和由一匹蒸汽马力推动的机器的磨损金额，在第一种场合下分摊在450个棉纺机纱锭的每天产品上面，在第二种场合下分摊在200个精纺机纱锭的每天产品上面，在第三种场合下分摊在15台织布机的每天产品上面。因此，转给1磅纱或1尺布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价值。
假定工作机的作用范围不变，即工作机的工具数目不变，或者工作机的能力不变（例如，就汽锤来说），产品数量也就取决于机器的运转速度。
假定机器把价值转给产品的比例关系不变，这部分价值的数量也就取决于机器本身的价值量。机器本身所物化的劳动愈少，则它转给产品的价值也就愈少。如果机器生产斯花费的劳动，等于由于使用机器而节省下来的劳动，那末，事实上这是劳动的简单变位，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机器的生产率是根据它节约多少人类劳动力来测算的。所以，一般说来，与小手工业产品或工场手工业产品相比较，在机器产品中，劳动工具转给的一部分价值相对地（即对整个产品的价值总量来说）是增加了，但绝对地是减少了，这种情况与机器生产的原则丝毫也不矛盾。
从降低产品价值的角度来看，机器使用的界限就是机器本身生产所花费的劳动必须比由于使用机器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少。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资本所偿付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劳动的报酬，而仅仅是它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来说，机器使用的界限，取决于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在劳动力整个活动时间节省下来的总价值之间的差额。
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低于劳动力的价值，有时高于劳动力的价值。此外，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工业部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界限，取决于机器的价格和机器所排挤掉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只有这个差额对资本家才有意义，只有这个差额才由于强制性的竞争规律的作用，对资本家施加压力。因此，有时某一国家认为有利可图的机器，在另一国家并没有得到采用。北美洲发明了碎石机，但在旧大陆上并没有得到采用，因为做这种工作的无产者的劳动报酬极其微薄，以致采用碎石机，只会使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增加。
低工资是采用机器的直接障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低工资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只有在消灭了劳资对立的社会里，机器才能找到充分发展的宽广道路。
第三节 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机器使体力成为多余的了。在这个限度内，机器是使用没有体力的或者身体发育不够的和四肢软弱无力的工人的一种手段……这样，这种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强有力的手段，立刻变成一种不分男女老幼，把工人家庭一切成员都归资本直接支配，从而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手段。”
[17]工厂里的强制劳动不仅侵犯了孩童爱好游戏的权利，而且还排挤了自由的家务劳动，这种家务劳动原来是工人家庭本身需要的。“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成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标语！”
[18]
过去，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为了维持成年工人本人和他所赡养的家庭一切成员的生活而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工人的妻女也被抛到劳动市场上去，他们也有可能挣钱过活，所以男工的劳动力的价值开始分摊在全家人口身上。劳动力价值的这种变化，极其迅速地引起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相应的变化。后来，不再是一个父亲去工作了，全家男女老少渐渐都迫于维持本人生活，出去赚工资了，这样就使资本不仅得到劳动，而且还得到剩余劳动。由此可见，机器不仅增加了供剥削的材料，而且还提高了剥削程度。
当然，这并不排斥工人全家收入在名义上有某些提高的可能性。如果说，现在不是一个父亲出去工作，父亲、母亲和两个孩童都去工作了，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全家的工资进款将比过去一个父亲的工资多。但生活费用也提高了。机器使工厂能够更多地节约资金，但它危害了工人的家务管理。工厂女工不可能同时兼任家庭主妇。生活上的节俭省用和精打细算，现在成为不可能的了。
过去，工人出卖的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人能够自由支配的（至少在形式上如此）自己的劳动力。现在，他成为一个奴隶主，把妻女都卖给工厂。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利赛人大声疾呼，高喊“残酷无情”，那末，他是忘了这正是他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他自己从中取利，并且在“劳动自由”的漂亮口号下企图使这种事情万古长存。英国工厂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到的胜利果实。举出这一伟大事实，就足以反驳关于工人家长“残酷无情”的一切胡说。
马克思举了许多事实，证明工厂劳动对女工和童工起了很坏的影响。我们介绍读者阅读这些材料，在这里再从辛格尔所著“波希米亚东北工厂区社会调查”（1885年莱比锡版）一书中引用一个最新的例子。根据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就完全没有大工业的国家——例如挪威——和工业高度发展但在该书出版时还没有实施劳动保护法律的国家——例如布希米亚东北区，比较一下儿童的平均死亡率。
在挪威，从1866年到1874年，在每10,000个安全生产的新生婴孩中，不到1岁死亡的有1,063个。但是，在下列工业发达区，在每10,000个安全生产的新生婴孩中，不到1岁死亡的数字如下：
上爱尔巴…………3,026 托洛切诺……………3,475
加布伦兹…………3,104 来亨堡及其郊区……3,805
勃拉诺……………3,236 弗利特莱……………4,130 |
可见，工厂区的乳婴死亡率，比“文化”落后的挪威，高2—3倍。决不能象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说工厂区的死亡率较高是由于人口繁殖率过强所造成的。恰恰相反，工厂区的出生率是很低的。在辛格尔调查的一些工厂区里，平均每1,000人每年生35个婴孩，而在德国为42个婴孩，在奥地利全国为40多个婴孩。
未成年的孩童变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简单机器，这不仅在身体上和道德上摧残了他们，而且还引起了“智力的衰退，这种智力的衰退和天生的愚昧无知，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天生的愚昧无知使智力保留童贞般的纯洁性，并且没有对它的发展能力和原有丰饶状态加以破坏”。[19]
此外，由于机器把妇女和孩童吸引到工人队伍里来，产生了“良好”的后果，也就是说，男工在工场手工业中对资本专制的反抗终于被粉碎了。
资本家在采用机器时，究竟抱有怎样的目的？他难道想要减轻工人的劳动负担？决不是这样。资本家使用机器，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降低商品的价值，缩短工人为了再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而工作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他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工作的劳动时间。
我们知道，机器把自己价值转给一定产品的部分愈小，则机器的生产率也就愈大。机器生产的产量愈多，则机器把自己价值转给一定产品的部分也就愈小。反过来说，机器有效使用时间愈长，则机器生产的产量也就愈多。资本家的机器的“工作时间”在8小时工作制条件下继续15年，还是在16小时工作制条件下继续7 1/2年，难道对资本家是无关紧要的吗？从算术上看，使用机器的时间，在两种场合下是相等的。但资本家不这样考虑问题。
资本家这样盘算。首先，在7 1/2年的16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机器转给全部产品的价值，并不比在15年的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大。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机器本身价值的再生产，要比后一种情况下快1倍。这样，资本家就能够在7 1/2年的时间内得到象在15年的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一样多的剩余价值，更不必说由于延长劳动日而得到的其他好处了。
其次，资本家的机器不仅在运转时会磨损，即使在停工不开时，也要由于自然力量的影响而磨损。它一旦停工不开，就会生锈。这种磨损是一种净亏损，只有通过缩短机器停工时间的办法；才能把这种亏损减少。
再次，现在的技术不断革新，所以资本家每天应当估计到他的机器将由于价值更低的和技术更新的其他机器的出现而大大贬值。因此，资本家捞回机器的价值愈快，则这种贬值损失的危险性也就愈小。
顺便再说一下，在某一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的时候，这种危险性最大。这时，新的方法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所以资本家要求延长劳动目的愿望也就特别强烈。
我们的资本家还继续打如意算盘；他的机器、厂房等是一笔好几万马克的资本。当机器停工不开的时候，他投在机器、厂房等上面的全部资本，都不能给他带来利润。因此，机器转得愈快，则不仅投在机器上面的价值，而且投在建筑物等上面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都将增加得愈顺利。
除了资本家的上述考虑以外，还必须指出资本家的这样一个动机，这个动机资本家本人以及为他利益辩护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很好地意识到，但这个动机却是强而有力的。资本家购买机器，是为了节省工资（可变资本），是为了工人以后能够在1小时内生产出象过去在3—4小时内一样多的商品。
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能够减少必要劳动，增加剩余劳动，也就是说，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只有靠减少某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机器才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机器生产把过去的一部分可变资本（即一部分变为活劳动的资本）变为机器，即变为不变资本。
但是，我们知道，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剩余价值率；第二，雇佣工人人数。资本主义大工业采用机器的目的，在于减少第二个因素，而增加第一个因素。由此可见，采用机器的目的在于生产剩余价值。但这里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强迫资本不仅去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强迫资本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日，用这种办法来弥补由于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而造成的损失。
这样，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就为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日提供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此外，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提供了无限制地延长劳动日的可能性。因为机器能够不间断地运转，所以资本要求延长劳动日的愿望，仅仅受到机器的附属品——工人——的体力消耗和反抗的限制。资本镇压工人这种反抗，有两个办法；第一，吸取比较顺从的和不会反抗的女工和童工参加生产，第二，由于机器把工人抛到街头，造成了“剩余”劳动人口。
由此可见，机器粉碎了限制劳动日长度的一切道德界限和体力界限。机器原是“一种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但现在“却变成一种无所不能的手段，它把工人和他家属的一生时间都变为能够为资本增加价值的劳动时间”[20]。
马克思在叙述上述现象时，是用下面一段话来结束的：“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雅里斯多德曾经梦想说：‘如果每个工具在被命令时，或者在自己发动时，能够象德多鲁斯[21]的发明一样会自己转动，或者象黑伏士都斯[22]的三脚鼎一样会自动去做神圣工作，如果织布工的梭子会自己织布，那末，师傅就不需要徒弟，奴隶主也就不需要奴隶了’。西瑟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斯在歌颂水力磨谷机（这是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的发明时，也把它称为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恢复者！‘异教徒！咳，这些异教徒！’他们象聪明的巴斯夏[23]和比他更早的更聪明的麦克洛克[24]一样，一点儿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比方说，他们就不知道机器是一种延长劳动日的无所不能的手段。他们狡辩说，一些人当奴隶，是另一些人充分发展他们人性的手段。但是，要他们为大众奴隶制度说教，叫一些粗野无礼的不学无术的暴发户去做‘eminent spinners’（“闻名全国的纺纱业老板”）、‘extensive sausage makers’（“手面阔绰的香肠业老板”）和‘influential shoe black dealers’（“有钱有势的鞋油商”），他们还缺少这种基督教的灵感”[25]。
机器生产愈向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习惯于使用机器的熟练工人的特殊阶级愈向前发展，则劳动的速度及紧张程度，即劳动强度当然也就愈大。但是，只有在劳动日长度还没有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劳动强度才能够提高。其次，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只有在劳动日相应地缩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提高劳动强度。如果问题是日以继夜的单调工作，那末，老天爷会庄严地命令说；到此为止，不得前进！
在英国工厂工业的最初发展阶段上，延长劳动日和加强工厂劳动强度，是齐头并进的。后来，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劳动日开始由法律加以限制，这样资本就失去了用第一种办法——即延长劳动日办法——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任何可能性。从这时起，资本就尽力加紧发展机器生产的制度，在生产过程中厉行节约，用这种办法来获得预期的结果。
以前，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一般说来，是采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在花费同样的劳动的条件下，生产更多的产品。现在，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就得采用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量的办法，以便得到更多的劳动产品。缩短劳动日，给工人带来了提高劳动力紧张程度的结果，带来了必须“更加精密地填满劳动时间一切空隙，使劳动紧凑起来”[26]的后果。工人在10小时工作制条件下，比过去12小时工作制条件下，每小时要支出更多的劳动。现在，资本每小时要榨取更多的劳动。
我们已经知道，达到上述目的有两个办法：1．在劳动过程中厉行节约；2．加紧发展机器生产。在第一种场合下，资本通过劳动报酬制度（特别是计件工资制度，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使工人在比较短的劳动时间内比过去付出更多的劳动力。资本力求加强劳动的协调一致、千篇一律、有条不紊和紧凑不懈。
即使在资本不能采取第二种手段，即不能用加快机器运转速度（这要求付出体力）或者扩大机器使用范围（这只要求监督）的办法，榨取更多的劳动的场合下，资本也能够在加强劳动强度方面获得成就（虽然上面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种种疑虑，曾经否认这种可能性）。
几乎在英国每次缩短劳动日的时候，工厂老板都会说，他们企业里监工制度本来就很好，工人注意力本来就很集中，因此要想靠进一步拧紧螺旋办法获得任何显著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每次在缩短劳动日以后，这些工厂老板就会发现，虽然劳动工具保持不变，但他们的工人在较短时间内不仅完成了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做的工作，有时甚至比过去工作得更多。机器改进，也是如此。工厂老板不止一次地说，这在很长时期内将是可能达到的最大界限，但每次这个界限不久就被打破了。
在劳动日缩短以后，工人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以致连英国工厂视察官虽然“完全有权对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良好影响赞美不绝”[27]，但在60年代里也开始承认，由于劳动日的缩短，工人劳动强度已经提高到足以破坏工人健康的程度。
谁认为劳动日的法律限制会协调劳资关系，谁就会感到疑惑不解。
马克思说：“既然法律已经永远禁止资本不再有可能延长劳动日，资本就想用系统地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把机器的每次改进变为一种加紧压榨劳动力的手段，这种趋势不久将使我们回到必须再次缩短劳动日的转折点。这一点是不应该有丝毫怀疑的”[28]。
在已经实行10小时标准劳动日制度的地方，由于工厂老板采取了上述种种办法，所以有必要在最近时期内实行8小时工作制。
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反对限制劳动日，而是主张限制劳动日。象任何真正的社会改革一样，这次改革的作用将不限于它的直接影响范围，它将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不会使社会停滞不前。
第四节 机器成为工人的“教育者”
我们前面所谈的采用机器的后果，主要是经济性质的。现在，我们将考察机器生产对工人所起的直接的精神影响。
如果我们把实行机器生产的现代生产企业和工场手工业或小手工业企业比较一下，那末，我们立刻会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和小手工业中，是工人在使工具为他自己服务。但在工厂里，工人自己却在为机器服务。工人是不依他为转移的死的机械的“活的附属品”。
安德烈·乌尔博士这位“哲学家”，或象马克思所称呼的“自动化工厂的抒情诗人”，把现代工厂描写成为“一台有许许多多死的机械和有头脑的机械组成的庞大的自动化机器。这些机械协调地和不断地工作，生产共同的对象，这些机械都隶属于一个会自己运转的原动力的下面”[29]。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谈到“蒸汽的仁爱作用”。站在这种“仁爱作用”后面的，当然是蒸汽的主人——资本家，而资本家仅仅是对自己才是仁爱的。
在每个工厂里，除了操纵工作机的许多工人以及许多辅助工人以外，我们还看到一些不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务是看管机器和保持机器的良好状态。这部分工作人员，有的受过科学的教育（工程师），有的受过手工业的教育（机械工、木工等），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这里不预备谈到他们。此外，我们也不准备涉及辅助工人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很简单，很容易被机器所代替（在工厂法规定不得雇用童工——报酬最低的辅助工人——的地方，情形就是如此），或者有可能很快地换用从事这种工作的其他工人。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名符其实的工厂工人，即操纵工作机的工人。
象工人过去使用的工具（缝针、纺锭、钻凿）一样，工人使用这些工具的特殊技能，现在也专归机器掌握。现在要求工人掌握的技巧，只有一个方面——使自己的动作适合于机器的单调的不断的运转。这种技巧在年轻时期最容易获得。因此，工人必须很早就进工厂工作，工厂老板早就不限于依靠过去操纵机器的工人阶层；他始终能够在青年工人中间找到替工，很快地吸取他们参加工作。
蒲鲁东在所著“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怨为机器是“……工业的天才对分割成一片一片的杀害人的劳动的抗议”，是“工人的复原……”。[30]虽然机器生产事实上把劳动分工的旧制度及其技术前提都抛掉了，但劳动分工制度在工厂里仍然继续存在，而且采取了更加可耻的形式。当然，工人一生并不是使用一种局部工具。但是，为了加强剥削，资本家滥用机器，把工人从襁褓时期起就变为局部机器的一个部分，这样工人依附于整个工厂——换句话说，依附于资本家——的奴役状态，也就最终地被肯定下来。
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精神内容，它取得了纯粹的机械性质，破坏了工人的神经，从工人身上榨尽一切精力。工人的专门技能，象一个可怜的小零件一样，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在体现于机器体系中的大量社会劳动面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工人必须不由自主地服从机器的自动运转，服从工厂老板所规定的严格纪律。
不论社会组织采取怎样的形式，大规模的共同劳动以及劳动工具（特别是机器）的共同使用，始终要求对劳动过程实行管理，使劳动过程不依赖于每个劳动参加者的个人愿望。如果我们不想拒绝机器生产的种种好处，、那末，实行一种强迫每人必须遵守的纪律，是不可避免的。但纪律有各种各样的。
在人人必须遵守纪律的自由社会里，纪律对任何人都不是一种压迫。但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强制执行纪律，这就是奴隶制度。在这种场合下，纪律所以被当作一种沉重的负担，极不自愿地承受下来，仅仅是因为任何反抗都将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资本家必须进行残酷的斗争，然后才能够击破工人反对机器硬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劳动的抗拒。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产业哲学”一书中，乌尔说：在比阿克莱特更早的时期，瓦特就发明了“织布手指”，但主要的困难与其说是在于发明自动化机械，不如说是在于发明和贯彻一种适合于自动化制度需要的纪律法典！“尊贵的”理发师阿克莱特完成了这种“赫克利斯”[31]的伟续，应该把象征胜利的桂叶花圈戴在他的头上！
纪律法典，说得普通些，现在资本家规定的厂内规则，是与资产者所热爱的宪法“分杖”制度，或者与资产者更热爱的代表制度，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它是企业老板对自己工人的极权统治的表现。
马克思说：“驱策奴隶的皮鞭，为监工的罚金簿所代替了。当然，一切处分都归结为罚金和工资扣款。由于工厂‘列寇古斯’[32]的立法才能，结果违反法律，将比遵守法律，对‘列寇古斯’更加有利。”[33]。
工人的顽强反抗，也就这样被摧残下去了。工人的身体被不断的单调的体力工作弄成残废，由于空气不好和工作时震耳欲聋的噪昔而疲惫不堪。这就是机器所起的高尚的教育影响！
我们刚才谈到工人对采用机器的反抗。但是，工人怨为机器对自己自由给以致命打击，这是一种本能的感觉。最初，工人是把机器当作排挤人类劳动的手段而加以反对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第一次发明成功的织带机，据说在16世纪中叶曾经被但泽市当局禁止过。后来，这种织带机在巴伐利亚和科伦两地也被禁止。1685年帝国颁布特别法律，禁止在德国各地采用织带机。英国工人反对采用机器的暴动，一直到19世纪仍旧此起彼伏。在其他国家里，工人也掀起过这种暴动。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里，德国在1848年都发生这种暴动。
当然，对于破坏近代伟大成就的这种野蛮斗争方式，假仁假义地表示愤慨，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实上，机器在每个地方首先是作为工人的仇敌出现的，它首先是要把工人排挤掉。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作坊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协作，主要是表现了优点——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机器是直接作为工人的竞争对手出现的。对被机器排挤掉的工人来说，即使他们的痛苦是“暂时”的，或者机器只是逐步地掌握整个生产领域，但这并不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这仅仅减少了机器的破坏作用的规模和猛烈程度。马克思回答说；“这一种安慰被另一种安慰取消掉了”[34]。
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在与它展开竞争的工人阶层中间，引起了长期的贫困。在这种转变很快结束的地方，机器的影响是普遍的和尖锐的。
“英国手工棉织业者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最后到1838年才完全绝迹。在世界史上，没有比这种情景再悲惨的了。许多手工棉织业者饿死了，还有许多人长时期来每天只用2½便士养活全家的。另一方面，英国的棉织机器在印度产生了猛烈的影响。1834—1835年，印度总督在自己的报告中说：‘这种惨状在商业史上空前未有。手工棉织业者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无疑地，既然这些手工棉织业者只活了‘短暂’的一生，所以机器带给他们的也仅仅是‘短暂的不便’。”
[35]
我们最好不再多谈机器是工人的竞争对手的问题，回过来，考察一下机器是工人的“教育者”的问题。
在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朋友看来，工人阶级很明显地倾向于许多“缺点”，例如，顽固不化、懒惰成性、好酒成癖。他们认为，与机器相比较，这些缺点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敌人。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的专制统治，或者对工资和劳动时间等表示不满的时候，在他们敢于罢工，起来造反的时候，机器是资本用来反对工人的最有力的手段。
马克思说；“可以写出整本历史书，指出1830年以来的一切发明所以成功，仅仅是为了使资本得到一种镇压工人反抗的武器。”[36]
但是，因为科学发现的每次应用于工业，即0L器的每次改进，都表示一种应有的进步，所以，似乎工人故意要犯上述缺点，为的是不由自主地推动这一进步。看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切归根到底都会好转，连工人的缺点也不例外。
第五节 机器和劳动市场
机器排挤工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会使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世上最好制度的人感到不愉快。因此，许多人再三努力，设法把这一不愉快的事实掩盖起来。
比方说，有许多经济学家硬说，任何机器在把工人排挤掉的时候，必然会腾出一部分资本，以便使这些工人重新有工作可做。他们认为，这部分资本就是工人没有失业时可能消费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由于工人被解雇而被腾了出来，所以似乎必须使这些工人有新的工作可做，以便将把这些生活资料消费掉。
但是，工人买来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对他事实上不是资本，只是普通的商品。对他说来，只有他在出卖自己劳动力时换回的货币，才是资本。这些货币在采用机器时，根本不会被腾出来。恰恰相反，这些货币被用来购买机器，也就是说，被积压起来。
在采用机器时，用来雇用被机器排挤掉的工人的全部可变资本，并不是都腾了出来，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转为不变资本。所以，在垫支资本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新机器的采用意味着不变资本的增加和可变资本的减少。
现在举例说明一下。
假定资本家有一笔200,000马克的资本，其中100,000马克是可变资本。他雇用了500个工人。现在，他开始采用机器，不需要500个工人，只要200个工人，就可以生产出象过去一样多的产品。机器价值50,000马克。
过去，资本家使用100,000马克的不变资本和100,000马克的可变资本。现在，他使用150,000马克的不变资本和40,000马克的可变资本。这样，只是10,000马克腾了出来。如果这笔资本的使用条件和其他资本相同，那末，它并不能雇用300个工人，只能够雇用不到10个工人。事实上，在这笔10,000马克的数字中，大约有8,000马克应该用来购置机器等，只有2,000马克留作可变资本。
由此可见，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资本腾了出来。
有人说，机器在腾出工人的同时，也腾出了相应的资本。马克思证明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这些人把这种没有根据的话硬加在马克思身上，这是削弱上述使他们不愉快的结论的唯一手法。
譬如说，有一篇文章的作者“科学地”证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马克思）说
机器完全排挤了劳动。但机器有可能成为增加劳动总额的原因，事实上往往也成为这种原因。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象各种社会主义书刊所常常绝对地肯定的那样，说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另一地方腾出了劳动，因而使劳动过剩。由于生产力的普遍增长，以及随这而来的消费能力的提高，生产规模是很容易扩大的”
[37]。
事实上，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想说过上面这些硬加在他头上的话。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认为“机器完全排挤了劳动”；恰恰相反，他比过去任何人更系统地和清楚地叙述了机器所以“有可能成为增加劳动总额的原因，事实上往往也成为这种原因”的客观条件。而这丝毫也不与机器排挤工人的原理相矛盾。
马克思认为，机器减少工人就业人数，是针对全部资本垫支总数说的。他认为，随着机器的改进，可变资本会相对地减少，不变资本会相对地增加。如果资本垫支总数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39]，那末，虽然采用丁新机器，机器数量有了增加，质量有了改进，但可变资本和某一工业部门中的工人就业人数也会增加。如果在这种场合下工人就业人数没有减少，这并不是由于机器腾出了资本所造成的，而是新的追加资本流入的结果。因此，机器使工人失业的趋势，只是缓和了，暂时地被克服下去，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被消灭掉。一旦新的追加资本的流入速度变慢，跌到某种水平下面，这一趋势就会重新显出自己的作用，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就会变为绝对减少。
为了叙述清楚起见，我们再来谈前面举过的例子。资本共计200,000马克，其中100,000马克是可变资本，雇用了500个工人。在采用了新机器以后，不变资本增加到158,000马克，可变资本减少到42,000马克，而工人就业人数减少到210人。如果企业这时投入了400,000马克的新资本，生产规模相应地扩大了，那末，工人就业人数就会增加到630人，即比过去多130人。但是，如果没有采用机器，那末，追加资本会使工人人数增加2倍，即从500人增加到1，500人。
如果说，机器在机器生产部门中始终会引起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有时是绝对减少，那末，在与上述部门有联系的其他部门中，工人人数便会有所增加。
机器引起了新工种——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出现。
在某一工业部门中采用机器，就会引起该部门总产量的增加。
产量增加反过来又会要求原材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引起从事这种原材料生产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假定说，采用了一种能够纺1,000尺棉纱的机器，这台机器需要较少的工人，但生产速度象过去纺100尺棉纱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人人数就会减少，但在植棉场工人人数却会增加。英国纺纱机器的普遍采用，曾经是美国黑奴增加的主要原因。
如果棉纱跌价了，那末，织布工（我们假定他仍旧是手工业者）就可以不增加自己在原材料方面的开支而扩大自己的生产。他的收入就会增加，纺纱手工业就会吸收愈来愈多的外人参加。
“只要机器征服了劳动对象在最后制成以前必须经过的某一准备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需用这种机器产品的小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部门中，对劳动和劳动材料的需要就会一起增加”
[40]
除了这些因素使劳动需要量由于采用机器而有所增加以外，马克思还提出另外一个因素，即：出现了新的劳动部门，例如，瓦斯厂、铁路事业等。
不必提某些教授的科学著作，只要把他们硬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话，与马克思“资本论”的上述结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先生的著作究竟有多少价值！
当然，马克思研究机器生产怎样引起劳动需要量的增加，并不是为了掩盖工厂制度给工人带来的种种苦难。工厂破坏了工人的家庭生活，夺取了工人的青春，加重了工人的劳动负担，使劳动失去任何意义，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工人，使他成为资本家手中的百顺百依的工具。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认为，如果证明了工厂雇佣工人会随着机器生产的扩大而有所增加，也就等于是歌颂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制度。似乎雇佣工人的增加并不是贫困现象的增加！事实上，随着劳动苦难的增长，失业苦难也在增长。
可变资本可能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而有了绝对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是必然的现象。在大工业的不同部门中，往往在不变资本增加的同时，可变资本绝对地减少了，工人就业人数绝对地减少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事实材料，见本书第三篇的“人口过剩”一章。
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谈到由于大工业与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竞争而引起的国内外的失业贫困现象。我们记得，上一章谈到19世纪初英国和印度棉织手工业者的处境，几十万棉织手工业者饿死，而英国工厂织布工在这时期只增加几千人。
庸俗经济学家企图欺骗工人，叫他们相信机器给被辞退的工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庸俗经济学家只看到这几千个新工人，却故意对几十万流浪街头的棉织手工业者避而不谈。
即使在某一工业部门辞退工人的同时，另一工业部门增加了对劳动的需要，这对失业工人来说，也只是一种廉价的安慰。一个工人终身在某一工业部门中工作，难道能够明天立刻转业改行吗？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比关系的不断改变，即不变资本的不断扩大而可变资本的不断缩小，引起了劳动市场的不稳定。此外，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在劳动市场上开始出现另外一种特殊的相反的趋势，与前一种趋势交织一起。
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一旦机器制造业、煤铁采掘业、运输业等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显出自己能够按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扩展，只受到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限制。因此，资本家经常狂热地追求新的市场，以便为自己的工厂产品找到新的原料和新的购买者。在销售的每次大大扩展以后，必然是生产的疯狂扩展，直到市场充斥产品时为止，接着萧条时期就来临了。
“大工业的历史就是一系列不断的适度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萧条”
[41]。
这个变动是与技术进步引起的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往往是绝对减少），交织一起的。有时，这两种趋势的作用是相互对立的。比方说，在繁荣时期，就是如此；这时，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不让工人过份“娇养习惯”。有时，这两种趋势的作用是一致的。在危机时期，就是如此；这时，一方面工人普遍失业，一方面资本家展开疯狂的竞争，拼命想压低价格。压低价格，有两个办法；1．采用新的能够节省劳动的机器；2．延长劳动日和减少工资。但无论如何，倒霉的始终是工人。
第六节 机器成为革命因素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情况告诉某一社会调和主义者，问他是否还相信这是最好制度，那末，他通常会拒绝直接答复而只说：“我们仍然生活在过渡状态中。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种种好处，还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它的发展仍然受到中世纪残余的限制。但是，应该把工厂工人的处境和家庭工业或手工业工人比较一下，我们就将发现前者要比后者生活好得多。因此，大工业使工人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不是变坏。”这就是调和主义者的说法。
毫无疑问，比实行大生产的有关工业部门相比较，苟延残喘的家庭工业，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使自己工人的生活条件要比工厂工人更坏。但这是不是证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优越性呢？当然不是。在实行工厂制度的有关工业部门中，工厂制度不仅使工厂工人的状况趋于恶化，而且使留在工厂外面工作的工人的状况也趋于恶化，而且比工厂工人恶化得更快。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进步”，无非是它使工厂工人受到种种迫害，使家庭工业、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受到两倍和三倍的迫害。
“现代工场手工业对未成年的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比真正的工厂，更加公然无耻。这是因为工厂制度的技术基础——用机器代替体力劳动，减轻劳动负担——在工场手工业中是几乎完全不存在的；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娇弱的童工，毫无人道地处于各种毒物的影响下。而在所谓家庭工业中，剥削比工场手工业更加无耻，原因是；由于劳动者分散，他们的反抗力量减弱了；在雇主和劳动者之间，插进一系列的掠夺成性的寄生者；家庭工业到处要与本部门的机器工业，或至少要与工场手工业竞争；贫困从劳动者那里夺取了最必要的劳动条件——工作场所、光线、通风设备等；职业愈来愈不稳定了；最后，大工业和农业制造的‘过剩’人口，都把家庭工业当作最后的避难所，所以劳动者的彼此竞争当然达到了顶点。机器生产第一次有系统地节约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毫不留情地浪费劳动力，危害正常的劳动条件。现在，某一工业部门中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综合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愈不发达，则生产资料节约的对抗性和残忍性也就暴露得愈明显”
[42]。
童工检查委员会委员淮特说；“其中较小的数字还不到一个孩童放在长、宽、高各为3呎的木箱里所占的空间的一半”[43]。
但是，不论人们能够怎样刻苦耐劳，生活终究有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限度。当工人生活下降到这个限度的时候，家庭工业就将由于机器的采用而敲起自己迅速崩溃的丧钟。家庭工业工人只能另外寻找工作，否则就将比过去更快地饿死。在奄奄一息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由于工厂法的实施而加快了。一旦家庭工业受到法律限制，它就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基础。只有无限制地过份地剥削女工和童工的劳动力，家庭工业才能继续存在一个时期。
如果说，机器在它所掌握的一切工业部门中起了革新作用，那末，机器在农业方面起了更大的革新作用。在农业中，机器通常使工人不仅相对地过剩，而且绝对地过剩。只有在采用机器时迅速增加耕地面积（例如，在美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相反的现象。
在农业机器化的地方，农民面临与奄奄一息的家庭手工业同样的命运。旧社会的最牢固的基础，与农民一起被消灭掉了。农村中“剩余”下来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纷纷流入城市。大城市大大地扩大开来，农村就显得人口不足。大量人口集中于城市，引起了产业工人的体质变弱。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农业工人追求知识的兴趣减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被破坏了，他们反抗资本的力量被瓦解了，随着大城市的成长，农村地力严重地被浪费掉，因为生活资料从土地中吸收得来的各种成分不再返回到土地里面去。这些成分变为粪便和废物，在城市里传布疾病，并没有被拿来施肥。
随着在农业中采用最新的农艺方法，从土壤中尽量获得农产品的手段增加了。从土壤中取得的东西愈来愈多，但还给土壤的东西却意来愈少。因此，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一方面对工人劳动力的无情剥削加强了，同时对地力的恣意掠夺也加强了。土地荒废了，劳动者在体质上和精神上都日益衰退。
可是，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同时，更高形式的新文化的萌芽也成长起来，获得了为自己开辟宽广道路的动力。马克思在贫困中不仅看到了贫困，而且也看到了隐藏在贫困深处的美好未来的萌芽。他没有谴责工厂制度，没有控诉工厂制度，而是要了解工厂制度。他并不说教，而是研究。他本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在他以前破天荒第一次看到现代工厂制度的革命作用的先辈人物——罗伯特·欧文。
大工业造成了过去任何生产方式闻所未闻的惊人贫困现象。但是，现在群众贫困现象，并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贫困的无底坑，并没有看到整个社会徐徐地沉陷下去，象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社会那样。
现代生产方式更象是一个激水漩涡，它把社会各个阶层都卷到里面来，使他们交织一起，不断地处于运动中。旧的生产关系瓦解了。同时，旧的成见也破产了。新的生产关系虽然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但还没有稳定下来。相反地，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地处于变动中。一个发明、一种劳动方法，为新的发明和新的劳动方法历代替。整批整批的资本和劳动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流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个国家。
生产关系的任何稳定性都消失了，而对这种稳定性的任何信心也一起消失了。保守因素被粉碎了。农民被迫流入大城市。在大城市里，现在集中了历史的动力，农民不仅不削弱这种动力，而且使它更加加强。妇女和孩童纷纷进入工厂。资产阶级家庭的保守因素被破坏了。勤劳起家的主妇变为仅求糊口的雇佣工人。
我们看到了旧制度的完全崩溃，但这里已经出现新制度的萌芽。
由于劳动时间很长，劳动千篇一律，所以青年工人大大退化了。这样，一切工业国家就不得不宣布某种形式的初级教育是进厂工作的必要条件。从这时起，才发现工人子弟学习不仅不比富人子弟坏，甚至学习成绩更好、更自觉。
某一工厂视察官说道：“问题很简单。他们（指工人子弟——译注）虽然只是半天到校，但始终精神饱满，几乎时时准备学习和甘愿学习。半工半读制度，使工作和学习交错地成为一种休息和精神调剂，因此比连续不断地工作或连续不断地学习，对孩童更为适宜”[44]。马克思补充说道：“象欧文所已经详细说明的那样，在工厂制度中有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每个达到一定年龄的孩童，都应该把生产劳动和智育及体育训练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一种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而且还是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45]。
除了教育革命以外，还必须谈到另外一种革命。在小手工业时期，社会劳动精细地分为各种行业和工种，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每个企业内部也有劳动分工，这种情况给劳动者带来很大的不良后果。生产条件发展得很慢，有时完全停滞不前。因此，每人一生始终固定完成某一局部操作，在这方面获得非凡的熟练技巧。但片面性使他成为残废，他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和古代理想的美丽。
在实行机器生产的工业部门里，机器使工人不再有必要长期努力学习，以便掌握某种专门技术。另一方面，机器又使工人不可能终身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因为机器使生产条件不断地革新，强迫工人脱离某一劳动部门，进入另一劳动部门。
几十万无产者形成失业后备军，渴求找到任何工作，这种经常的变动现在带来多大痛苦！雇佣工人适应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能力，现在是多么低下！他的身体和精神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被毁坏了。他缺少现代大生产中的各种机械和操作过程的知识。最后，他失去了使自己适应于各种操作的灵活性。如果大工业的工人一生有时并不必固定完成某种局部操作，那末，他终究要整月整年、日以继夜地从事这项操作，仅仅有时由于失业和挨饿才中断下来。
如果各种局部操作每天甚至每小时都调换来做，郝末工作起来就不会使人感到疲倦，变成迟钝，反而会使人兴奋起来，精神焕发。如果败坏人心的失业现象不再存在，技术革命不再损害工人利益，事情会有多大的变化呀！
这种转变需要有许多先决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教育。工人阶级应该获得关于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的科学知识，应该获得使用各种各样生产工具的实际技能。职业学校以及其他类似的机构，现在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但十分不够。
“虽然工厂法是从资本手里第一次争取到的初步胜利，它只不过把初级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但无疑地，在工人阶毅不可避免地夺得政权以后，技术教育（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在工人学铰里将取得应有的地位”
[46]。
马克思说道；“饥寒交迫、道德堕落的父母，只知道尽可能榨取子女的劳动。无怪乎子女一旦长成就把他们看成一钱不值，撇开他们不管了”
[47]。“但是，不是家长权力的滥用，使资本有可能对未成年的劳动力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剥削；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破坏了家庭权力的经济基础，导致家长权力的滥用。不论资本主义制度下旧家庭的瓦解是多么可怕和丑恶，大工业既然使妇女、青少年和男女孩童在生产过程中，在家庭的范围外，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较高形式，打下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日耳曼基督教的家庭形式绝对化，把古罗马、古希腊或东方家庭形式绝对化，是错误的。但这些家庭形式，一个紧接着一个，形成整个一系列的厉史发展过程。很明显，一个由男女老幼组成的综合生产集体，在自发的粗野的资本主义形式下（这里的劳动者是为生产过程而存在的，不是生产过程为劳动者而存在的），是腐化和奴役的有毒的源泉，但在相应的条件下，必然会变成人道主义的源泉”
[48]。
[1]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4—445页。
[2] 同上，第445页。
[3] 同上，第450页。
[4] 对“什么是发明？”这个问题，歌德很巧妙地回答道：这是“未知数的完成”。
[5] 原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阪社1953年版，第454页。
[6] 同上，第448页。
[7] 同上，第449页。
[8] 同上，第450页。
[9]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9页。
[10]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1页。
[11]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3页。
[12] “各国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239页。马克思从这本著作中引用了关于slide rest这样一段话：“这种车床附具看起来很简单，并不怎样重要，但我们相信，如果说它对改进和推广使用机器所起的影响，不亚于瓦特对蒸汽机所作的改进，也没有什么夸大的地方。（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4页脚注）。
[13]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953年版，第463—464页。
[14]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5页。
[15] “资本论”第3版和第4版的校订者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一个注解：“1匹马力等于每分钟33,000呎磅的力，也就是说，每分钟把33,000磅重的东西举起1呎的力，或把1磅重的东西举起33,000呎的力。这里说的马力就是这种马力”（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9页）。
[16]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8—469页。
[17]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7页。
[18] 同上。
[19]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84页。
[20]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4页。
[21] 希腊神话里的机械师、建筑师和雕刻家。他建立了克里特岛上的迷宫。他用白腊制成翅膀，飞越大海。——译者注
[22] 希腊神话里的火神，铁器业的保护神。——译者注
[23]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1801—1850），主张“劳资利益”调和。——译者注
[24]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1784—1864），把利润说成是生产工具“劳动”的结果，把地租说成是土地“劳动”的结果。——译者注
[25]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4—495页。
[26]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7页。
[27]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06页。
[28] 同上，第506页。
[29] “产业哲学”。引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09页。
[30] 译文参看；“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9页。
[31] 希腊神话里的英雄。——译者注
[32] 希腊神话里的斯巴达立法者。——译者注
[33]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15页。
[34]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24页。
[35]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24—525页。
[36]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30页。
[37] 列尔教授的文章，载“国民经济季报”，第23期，第114页。
[38]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1892年斯图加特版，第258页。
[39] 当然，生产的增长会要求销售市场的相应的扩大。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研究这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40]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40—541页。
[41]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52页。
[42]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63—564页。
[43] 同上，第572页。
[44]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0页。
[45] 同上，第591页。
[46]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7页。
[47] 同上，第573页。
[48] 译文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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