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895）
第二章 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的异教共产主义
一 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
我们在本篇的开头已经指出，中世纪的城市建设事业最初是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发展起来的，中世纪的共产主义活动最初也是在那些地区出现的。不仅如此，正是在那些地区，还萌发了早期的异教活动，即最初的宗教改革运动。
德国的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一种愚蠢的论点，他们声称，必须具有一种内心的热忱、一种笃实虔诚的宗教感情，才会产生改革教会的强烈愿望，而这种热忱和宗教感情只有在日耳曼民族那里才能发现。可是我们看到，宗教改革运动很久以前就在意大利展开了，而那时德国境内还根本没有萌生宗教改革的思想。
宗教改革运动最初正是在罗马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首善之区开展起来的。罗马在中世纪是“欧洲的心脏”，其性质同大革命[1]以后至1870—1871年战争[2]这段历史时期的巴黎相似，但就地位来说，当年的罗马要远远地超过后来的巴黎。那时，罗马是统摄一切教会事务的中枢（在中世纪，教会事务充斥着一切生活领域），任何教会事务都在罗马最后裁定；不仅如此，罗马还是艺术和科学的中心，是裁决一切争端，包括世俗社会争端的最高机构所在地；——最后，不要忘了，罗马还是人们穷奢极侈、寻欢作乐的花花世界。那些感到心情抑郁、在故乡无法享受自身权利的人，那些希望获得高深的学问、想要领略典雅艺术的人，那些坐在家中百无聊赖、而又拥有大量金钱的人，都怀着虔敬的心情纷纷前往罗马。这些人云集罗马，尽管动机千差万别，所得的结果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他们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他们最后都会把金钱挥霍得干干净净——而且，他们往往还会去借用别人的钱财。
早在中世纪，罗马就同今天一样成了一座旅游城市，它依靠外地的游客来维持生存、求得发展，这种状况在当时表现得比现在还要明显。历届教皇给自己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促进罗马旅游业的发展。
在中世纪，人们还没有想到用举办博览会的方法来吸引游客。不过，教皇们在那时却发明了另一种同样奏效的方法，那就是举行大赦年（或称神圣年）的庆祝活动。谁要是在规定的某一年到罗马去朝圣，他的全部罪孽都会得到赦免。这一招果然行之有效。正象成千上万的人在1889年和1900年打着求知的幌子前往巴黎，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寻欢作乐一样，在中世纪，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神圣年前往罗马，他们在那里纵情享乐，干尽了当时人所共知的各种罪恶勾当，而一旦启程还乡，却可以比初来罗马时显得更加清白。教皇卜尼法八世宣布1300年为第一个大赦年。要统计这一年象潮水一般涌向罗马的人数，“是颇为困难的事情，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结果；精明的僧侣们深知，一旦开了先例，人们便会竞相效尤，所以，他们可能对当时的实际人数进行了夸张。不过，有一位亲自参加了庆典的颇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断定，在那段时间，罗马城里到处游客如云，其数量从未少于二十万人。另据一位亲历其事的人估计，这一年前往罗马的游客累计约有二百万人。每个游客只要略微捐赠一点钱财，就能使财富堆积如山，足以同帝王的库藏媲美。在圣彼得大教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两名神甫手执齿耙，把流水一般倾注在圣坛上的成堆的金银扒搂进去，根本顾不得细数。那时适逢天下太平，民丰物阜；退一步讲，即使食品匮乏，客店和寓所的租金昂贵到极点，在卜尼法的政策推动下，在罗马人招徕顾客、以图渔利的贪欲驱使下，人们也会想方设法储备数量充足的面包、美酒和鱼肉。”（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德译本由施鲍尔谢尔翻译，1837年莱比锡版，第2573页。）
按照最初的规定，“神圣年”每隔百年才庆祝一次。可是，买卖既然如此兴隆，教皇和罗马人就势必要求经常举行这种活动。于是，每两次大赦年的间隔就越来越短，先是改为五十年一次，然后改为三十三年一次，最后又缩短到每二十五年庆祝一次。
上面讲的还仅仅是当时引诱游客、攫取钱财的种种手段中的一个例子。其实，在罗马教皇发明大赦年的花招之前，这座中世纪的“不朽之城”早就已经在衰替的境况中重新堀起了；它比中世纪的其他城市更早地树立了威势，更早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不过，在其他各个城市得到验证的一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罗马，那就是：这座城市的生活越是富裕，实力越是雄厚，城里居民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就越是增强。同其他城市的居民一样，罗马人也力图挣脱统治者的控制而求得独立，他们所要摆脱的对象有时是教皇，有时是皇帝，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中世纪的罗马近似于1789—1871 年这段历史时期的巴黎，这绝不仅仅因为罗马是欧洲的心脏，而且也因为它同巴黎一样，是当时革命的中心。
在12世纪，明谷的圣伯尔纳德[3]被奋起反抗的民众吓得胆战心惊，他曾经这样大声疾呼：
“谁还不了解罗马人那种放肆和乖张的特征？这些民众从来都不安分守己，生来就喜欢犯上作乱。他们性情粗野，桀骜不驯，目无尊长只是因为力量太弱，他们才没有起来造反。当他们许下诺言，表示要尽心效力的时候，实际上却在竭力篡权；当他们立下誓言，保证要忠贞不二的时候，实际上却在等待时机，准备发动暴乱；如果当局对他们不予理睬，将他们拒于门外，他们就会狂呼乱叫，以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擅长于惹是生非，而对于行善之道却一窍不通。他们的行为惹得人神共愤；他们丧心病狂地亵渎上帝，在自己内部勾心斗角，而对邻人又嫉妒怨恨，因此，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们表示友爱。他们希望别人对他们望而生畏，而他们自己却时刻提心吊胆，过着卑怯的生活。他们不甘心听命于人，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进行统治。对于上司，他们心怀异志，对于同自己地位相当的人，他们无法和睦相处，对于向他们行善的人，他们以怨报德。无论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还是拒绝别人的要求，他们都同样表现得那样恬不知耻。”
[4]
这种呵斥之声，听起来同资产者在1871年辱骂巴黎人的语言何其相似！
正当教皇们在基督教世界的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在罗马本地却威风扫地。“教皇们以开除教籍为手段，对诸侯和民众进行威吓，他们踌躇满志，以为自己权力无边，对西方世界的教会实行着统治。然而正是这些教皇，在罗马却很难找到一处安定的立足之地。恰恰在他们自己的这座城市、在他们主管的这片教区，他们最难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本地居民的诅咒声中，他们常常象逃亡者一样辗转流徙于四面八方。”[5]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些称雄世界的统治者在本城居民面前是何等软弱无力；他可以逼迫德皇亨利四世前往卡诺莎请罪，但对罗马人却无计可施。[6]这是一个彰明较著、家喻户晓的事例，但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孤证。这位教皇感到自己在罗马没有安全的保障，只好出走，情愿在异乡流离转徙，最后死于萨莱诺[7]。
只是到了15世纪，当诸侯的专制政权在各地纷纷崛起的时候，教皇们才控制住自己统治下的那些叛逆的臣民。（在庇护九世于1848年逃离罗马之前，[8]）犹金四世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受到罗马人起义的威胁而被迫逃亡的教皇（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1433年）。
当时，民众希望按照《福音书》的要求，迫使僧侣重新去过清贫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把教会搜括来的、堆积在罗马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显然，对于如此不甘屈服、如此敌视教会的民众来说，产生这样的愿望是十分自然的。还有一个事实也不难理解，那就是：通过若干年来反抗教皇控制的活动，民众已经认识到，究竟应当从哪里着手，才能找到维持生存的不竭的源泉。
因此，毫不奇怪，人们正是在罗马首先发难，力图对教会进行认真的改革（这一历史事件早在12世纪中叶就已发生）；而这种尝试性的行动是同布雷西亚[9]的阿尔诺德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阿尔诺德是阿伯拉尔[10]的弟子，他十分坚决地反对教会神职人员占据世俗财产，同后来所有宗教改革家一样，他也以原始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依据。可是，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按照他的观点，教会的财产不应当分配给民众，而应当归世俗当权者所有。
阿尔诺德曾在巴黎学习阿伯拉尔讲授的课程，由于“散佈异端邪说”，被驱逐出法国，此后便逃往瑞士。1145年，他前往罗马，受到当时正在采取反抗行动的民主派的保护，于是，他便为民主派效力。
可是，不到十年时间，这场运动就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因为罗马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不该跟别人一起用过于暴烈的行动去反对教皇，对于他们来说，那样做实际上等于亲手宰杀为自己下金蛋的母鸡。的确，罗马之所以能增强实力、积累财富，并不是依靠本地的工业或商业，而是依靠教皇对基督教世界的盘剥。同古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罗马人也是依靠对世界各地的剥削来维持生存的，只是剥削的方式与先前不同罢了。1154年，罗马人同教皇缔结了和约，并将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驱逐出境。后来，阿尔诺德落在声名赫赫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手中，又被这位皇帝引渡给教皇麾下的刽子手，于是，刽子手们立即将他处以火刑，烧死了这位名闻遐迩的异教徒。
二 韦尔多派
相比之下，在意大利北方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在法兰西南部地区，异教活动的基础更加深厚。在中世纪的西欧，商业和城市工业正是在那些地方率先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论及意大利南方的情况，囲为从中世纪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那个地区隶属于西欧，不如说它隶属于东方世界。那里的文化没有多少基督教—日耳曼的特色，相反却具有比较鲜明的拜占庭—萨拉逊的风格。在意大利北方和法兰西南部地区，最早出现了市民阶级。那里不仅最先发展了满足当地需求的手工业，而且紧接着又建立了早期的大工业和出口工业，因而也就出现了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雏形。
这些城市的财富早就使教皇馋涎欲滴。然而，也正是这些财富，使上述城市在较短的时间内具备了争取独立的实力，它们往往就是依靠这种实力，赢得了独立的地位，摆脱了教皇所加的桎梏。
不过，在意大利北方的城市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客观情况，促使这些城市采取拥护教皇的立场。当时，对意大利城市的财富垂涎三尺的不仅有教皇，而且还有教皇在搜刮意大利财富过程中的竞争者——德国皇帝。这些皇帝在经济落后的德国所能捞取的油水越少，就越是贪婪地渴望在富庶的意大利城市敲骨吸髓，残民自肥。不管他们在德国境内是多么软弱，只要他们对意大利发动掠夺性的战争，他们总是能招募到大批人马。这种战争就是所谓“挺进罗马的远征”，我们的民族历史学家曾用他们所擅长的各种唯心主义法术，给这种远征罩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
由此看来，意大利北方的城市需要同时对付两个互相争斗的剥削者。只要这些城市的实力还不是十分强大，还不足以抵御这两个剥削者以维护自身的独立，它们就总是被迫同其中的一个剥削者结盟，以便摆脱另一个剥削者的侵扰。
这些城市面临的问题是，究竟哪一个剥削者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是教皇，还是德国皇帝？教皇兵力单薄，但距这些城市较近，而且，教皇在每个城市都拥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因为那里有他属下的僧侣；德国皇帝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一般同这些城市距离较远。当时，每一个城市都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换自己的立场，时而拥护教皇，时而拥护皇帝。它们今天同皇帝结成联盟，明天就可以向皇帝及其盟友发动进攻，反之亦然。在每一个城市内部，都存在着一个拥护皇帝的派别和一个拥护教皇的派别，前者从13世纪以来被称作“保皇党”，后者则被称作“教皇党”。看来，在这些城市中，是拥护皇帝，还是拥护教皇，这一矛盾成了各个阶级和各个党派之间一切矛盾的焦点；这是因为，如果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受到了皇帝的拉拢，或者得到了皇帝的庇护，那么，毫无疑问，同他们敌对的那个政党就必然会投入教皇的怀抱。
单是这一个因素，就决定了意大利北方城市往往具有十分鲜明的拥护教皇的倾向，在那里，这种倾向从未消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意大利北部地区是人们前往罗马朝圣的必经之地，而且，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就连那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也喜欢取道意大利北部地区。无论是前往罗马的朝圣者队伍，还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队伍，都大大地推动了意大利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而这两支朝圣者队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教皇统治着整个基督教世界。过了不久，教皇在欧洲的剥削事业又给意大利北方城市带来了新的利益。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早期的汇兑业和银行业，意大利北方的商人成了最早为教皇效力的银行家。教皇搜刮来的钱财全部汇集到了这些商人的手中；商人们为教皇管理钱财，同时自己也从中渔利。在他们手中，这些钱财成了雄厚的资本，即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他们可以把这些钱财借贷给各国的君主、城市、封建主和寺院，也可以用这些钱财来经营商业，从事投机活动。
这样，教皇的剥削事业就成了意大利北方经济蓬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因此，意大利北方的城市居民同罗马人一样，也感到教皇的统治地位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常常象罗马人那样奋起反抗教皇的统治，因为他们只想利用教皇，而不愿意受教皇的剥削。可是，他们也同罗马人一样，注意把自己的反抗行动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使教皇的剥削机构不致于因此而遭到摧毁，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利用这个剥削机构来获取利益。
所以，意大利北方同罗马一样，虽然早就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早就爆发了异教反抗教皇统治的斗争，但不管在哪一座城市，都没有发生过彻底的宗教改革。在那些地区，人们早在德国宗教改革以前就很快地摆脱了天主教教义的束缚，取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可是，要想摈弃教皇的统治，却缺乏经济上的先决条件。
由于上述原因，那种真正的反抗运动，那种不仅把矛头指向个别的压迫现象，而且也指向教皇的整个统治制度的反抗运动，就不是发生在意大利北方，而是发生在法兰西南部地区，这是因为，法兰西南部地区在经济上同意大利北方一样发达，但在利害关系方面却同教皇的权力地位毫无瓜葛。
施洛塞尔[11]在谈到“阿尔比战争爆发前的法国南方”时这样写道：
“那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它位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之间。在那里，保存着大量的罗马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遗迹。自从马赛城建立以后，希腊罗马文化一直在那里如繁花盛开，在整个古代历史时期从未凋残。到了中世纪，各门科学、各种观赏艺术和实用艺术、以及市民生活中的各种设施，首先是在那里以独特的风格得到发展。那里是罗马诗艺、拉丁语诗艺、西班牙诗艺和阿拉伯诗艺的荟萃之地，通过各种诗艺的融合，那里产生了一种博采众长而又别具一格的诗歌艺术。众所周知，在那片土地上，最适于创造所谓陶情冶性的艺术，最适合妇女们在爱情、歌咏、情操和才藻方面比试高低。那里同荷马时代的希腊一样，每逢节庆和盛宴，必定有诗人吟咏酬唱。那里还造就了专门赞颂勇敢、讴歌爱情的歌手，这些歌手就地搜集吟唱的素材。最后还应当指出，但丁和彼特拉克
[12]在脱颖而出，一跃而为本民族的杰出人才之前，正是在法国南方的源泉中汲取了营养。在各门科学中，那里的医学尤称发达；如果撇开萨莱诺
[13]不谈，那么法国南方的医学堪称一枝独秀。此外，犹太人也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学术机构。……法国南方城市早就已经享有自由，并且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那时，欧洲其他各国的人还根本不知自由和独立为何物。图卢兹是一位实力雄厚的伯爵的居住地，然而就是在那里，一切行政事务也是由独立的市参议会和自由的市民委员会负责处理；在穆瓦萨克，邦君甚至首先必须进行庄严的宣誓，保证尊重这座城市的权利，然后才能指望自己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上述种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正是在法国南方，人们首先对教会的堕落普遍表示不满；为什么正是在那里，人们普遍地要求对教会的礼仪实行改革，并要求把福音书译成本国语言；为什么人们会基于上述原因而同教会进行一场惨烈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不仅毁灭了那个地区的自由，不仅使欧洲首屈一指的繁华胜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娈得荒凉沉寂，使法国君主把自己的统治势力扩展到地中海之滨，而且，这场战争还使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各地应运而生。”
[14]
早在12世纪初，法国南方的异教运动就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教皇加里都斯二世不得不在1119年召开图卢兹宗教会议以采取对策。可是，在整个12世纪，异教运动的浪潮却越来越汹涌澎湃，其基础也越来越深厚牢固。
同历次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一样，这一次运动也把各种不同的阶级卷了进来，这些阶级的利益和目标十分悬殊，只有一根纽带把它们维系在一起，那就是对罗马教廷剥削活动的憎恨。可是，所有这些阶级都力图通过同一途径达到他们那些互相歧异的目标，这条途径就是向原始基督教回归之路。当然，对于这条途径，每一个异端教派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在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时候，各个派别当然都竭力求同存异；在投入战斗的时候，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意识到相互之间还存在什么差异。此外，我们应当看到，当时各个派别并没有固定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转换，它们的名称也在发生相应的变易。最后，我们还应当看到，当时的历史文献比任何时代都更显得残缺不全（迄今为止，这类历史文献几乎一直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因为这些文献总是着重记载当时参加斗争的各个党派的种种幻想和论据，而不大注意记述这些党派产生的真实背景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真正目标）。如果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就会认识到：对于法国南方异教徒的奋斗目标，人们往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不足为怪的事情。有些人断言，那些人——即所谓异端分子[15]（“异教徒”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全都鼓吹了共产共妻的思想；而另一些人则走向相反的极端，声称在异教徒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倾向。前一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而后一种观点在我们看来也没有根据。例如在韦尔多派那里，就明明存在着清晰的共产主义印痕。
关于这个教派的缔造者，人们一般都认为是比埃尔·韦尔多。但也有人认为，早在韦尔多以前，这个教派就已经存在了。[16]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年代先后的问题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肯定的史实是，韦尔多是里昂的一位富商，他目睹周围的广大群众过着贫困的生活，便为自己的富有而感到羞耻，于是，他把所有的家产部分给了穷人（此事大约发生于1170年），并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批象他那样甘愿清贫度日，并悉心为忍受贫穷困苦的人效力的伙伴。如果说，韦尔多不是这个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教派的缔造者，那么，至少应当肯定，他为这个教派的组织和发展工作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正是他首先使这个教派变成了公开的组织。这个教派的成员被人称作“卑贱者”或“里昂穷人”，他们大都是手工业者，其中多半是织工。
1145年，教皇犹金三世派遣一名特使前往法国南方，因为在那里，异教运动到处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圣伯尔纳德同这位特使结伴前往，以便去抨击那些“摩尼教徒”，亦即异端分子。“由于这些摩尼教徒在图卢兹一带的织工中势力最强，而当地的方言土语又把织工称作‘阿里安’（Arriens），于是，人们便把这个教派命名为‘阿里安派’；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北方，在那个世纪，人们习惯于把当地的异端分子称作‘狄克斯朗德派’（Tixerands，原意为‘织工’）。”（F·多林格尔：《中世纪初期诺斯替—摩尼教派的历史》，第91页；还可参看第131页。1890年慕尼黑版。）
1250年左右，罗马的一位宗教裁判官在一本题为《里昂的异教徒》的小册子里记述了韦尔多派的情况（这位宗教裁判官被人称作“冒名的莱纳”，因为他的小册子最初是假借1259年去世的宗教裁判官莱纳·萨柯尼的名义发表的，后来，人们对莱纳的作者身份发生了怀疑）。为了表示对韦尔多派的蔑视，这位宗教裁判官在书中强调指出，韦尔多派的牧师都是手工业者，即鞋匠和织工。其他一些著作也往往把织工说成是韦尔多派的成员（参看路·克勒尔：《宗教改革和早期的改良派》，第18、33、120页）。
韦尔多派一开始并没有表示要同教会分道扬镀。当里昂的大主教下令禁止他们传教时，他们还曾恳求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允许他们从事传教活动。可是，教皇不可能对他们表示宽容，因为他们的教义过于危险；而且，他们还拒绝象后来的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那样为教廷奔走效劳，这就使教皇更加无法容忍了。由于这些原因，卢西乌斯三世便在1184年下令将他们革出教会。从那时起，韦尔多派就同教皇属下的教会彻底决裂了。
最初，韦尔多派的共产主义具有十分明显的僧侣特色。他们要求实行共产主义，但在他们中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上升到实行财产公有的神圣境界；况且，在他们那里，财产公有的观念还同鄙弃婚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韦尔多派只要求“尽善尽美者”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可能还要求这些“尽善尽美者”奉行独身主义，至少在这些人中间，独身主义是受到赞许的，而结婚成家的人则要遭到蔑视。至于韦尔多派中的“弟子”，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结婚，也可以添置世俗产业。因此，“弟子”必须赡养那些超脱尘俗的“尽善尽美者”。韦尔多派的这种共产主义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回忆起了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联想起托钵僧的共产主义。同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一样，韦尔多派也主张实行男女平等。他们认为，妇女完全可以同男子一样从事布道活动。这也是他们所坚持的一种离经叛道的观点，为此，教皇曾对他们进行谴责。男子和妇女一起云游四方，在各地传布教义，这种做法引起了善男信女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奉行独身主义，也未必能够保持纯洁的贞操。
值得注意的是，韦尔多派除了坚持上述观点之外，还主张废除兵役制和宣誓仪式，他们还积极采取行动，以提高平民教育的水平。我们在上文曾援引过那位“冒名的莱纳”写的小册子，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不管男女老幼，所有的人都参加教育和学习活动，从不间断。工人们在白天需要干活，就把教育或学习活动安排在晚间；因为他们用许多时间去学习，所以就很少进行析祷了。在教学和授课时，他们没有书本。……凡接受过七天教育的人，即可向一名弟子传授自己的知识。”[17]
如果韦尔多派当初同教皇言归于好，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教团；那样一来，他们所奉行的那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就会同所有僧侣教团的共产主义一样，变成产生剥削现象的一个根源。可是，由于他们一直都是一个受迫害的教派，因此，掺杂在他们的共产主义中的那种具有贵族色彩和剥削性质的成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韦尔多派的共产主义是从下层民众阶级中汲取力量的，而这种共产主义所包含的具有贵族色彩和剥削性质的成份却同下层民众阶级的民主倾向格格不入。所以，韦尔多派或迟或早总要面临这样一种抉择：要么把自己奉行的共产主义发展成一种民主的共产主义，要么就彻底拋弃共产主义的主张。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随着传播这种教义的阶级的变换，韦尔多派所作的抉择也在发生变化。当农民和市民占优势的时候，韦尔多派就变成了一个市民的、新教的教派，当无产阶级分子占主导地位的时候，韦尔多派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
韦尔多派的活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南方。在意大利北方和法国的许多地区，甚至在德国和波希米亚境内，都有韦尔多派的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韦尔多派的教士（即所谓“巴尔本”）长年累月地在各地奔走联络，这是他们的职责。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指出，中世纪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互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时，这种联系在韦尔多派中间已经广泛地建立起来。“老一辈的韦尔多派教士就象使徒那样四处奔走，几乎从不停歇。他们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拜访本派的组织，看望本派的教友（他们可以根据特殊的标志来辨认教友的住宅，这类标志都设在房门或屋顶上）。他们的旅程甚至常常延伸到遥远的国度，例如德国和波希米亚。……波希米亚的韦尔多派同法国和皮埃蒙特地区的教友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结成了亲如手足、志同道合的共同体。他们互相资助钱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埃蒙特谷地的布道者常常到波希米亚去寻访自己的教友兄弟，波希米亚的教友也常派遣自已的子弟前往皮埃蒙特谷地，去学习神职人员的必修课程。”[18]
法国南方的异教运动日益高涨，以致对教皇的统治构成了威胁。这时，教皇便求助于法国北方的强盗骑士和其他匪徒：他把这些骑士和匪徒组织起来，编成所谓十字军，嗾使他们去进攻异教徒居住的富庶的城市和乡村，使这些城乡地区遭到了极其残酷的蹂躏和洗劫。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法国南方人民一直进行着反抗。阿尔比战争于1208年爆发，一直持续到这一世纪的三十年代 （阿尔比城是异教徒聚居的中心城市之一；阿尔比战争即因该城而得名）。“叛逆者”最后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从中渔利的并不是教皇，而是法国王室。正是法国王室强占了那片残破衰飒的土地，从而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奠定了基础。1245年，安茹的查理占领 了普罗旺斯；1249年，“神圣的”路易吞并了伯爵领地图卢兹。但丁在《神曲·炼狱篇》第二十歌中，借法国卡佩王族的缔造者雨果·卡佩之口这样说道：
“只要普罗旺斯的巨大妆奁
还没有蒙受我家族的羞耻，
他们没有多大权势，可也没有作恶。
然后他们用武力和奸诈
开始他们的掠夺。”
过了不久，教皇就感到法国王室比阿尔比派的异端分子更加可憎，因为法国王室的实力已经变得十分雄厚，它甚至要把教皇变成自己的工具和俘虏。
然而，不管阿尔比战争给教皇带来的实际利益是多么少，这场战争毕竟摧毁了13世纪初叶异教运动的可靠的根据地。韦尔多派当然也同样遭到了打击。在大城市，他们只能结成秘密团体，零零星星地分散在各处坚持活动。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些偏僻的谷地，这样，运动本身自然就带上了农民的色彩。在那些地区，韦尔多派具有纯粹小农的民主主义特征；直到今天，这个教派在萨瓦和皮埃蒙特的一些山谷地带依然保持着旧时的风貌。
三 使徒兄弟会
在异教运动普遍遭到镇压的冋时，异教共产主义也遭到了镇压。看来，人们如果想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愿望，似乎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了，那就是充当僧侣，并対敎皇采取拥护的立场。可是，我们在前面谈到法兰西斯派教团时已经看到，托钵教团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掩护并培养了一些人，这些人很容易走上叛逆的道路，起来反抗那些从事剥削活动的富裕的教会。在那些狂热的信徒中间，有一批同情无产阶级的分子，教皇的猜忌和迫害往往使他们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就消极无为，要么就奋起反抗。如果形势有利，他们就会掀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北方出现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异教共产主义派别。这个派别就是使徒兄弟会，亦称贱民派。
当时在意大利，人们常常把下层民众阶级的运动称作贱民运动。早在11世纪，米兰、布雷西亚、克雷莫纳和皮亚琴察地区就出现了贱民。“贱民”一词最初源于方言词语“pates”，本意是“破旧的麻布”、“褴褛的衣衫”，所谓贱民，就是指捡破烂的人。直到18世纪，米兰还有贱民区或贱民街，那是拾荒者居住的地方。
1058年，米兰爆发了贱民运动。在早期的贱民运动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次。这场运动是由下层民众阶级开展起来的，人们在运动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富裕的教士和城市的贵族。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城市民主运动发生的时间很早。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那就是人们在运动中竭力寻求并获得了罗马教廷的支持。米兰的教士拥有大量财富，在这方面，他们足以同罗马教会相颉颃，因此，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而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米兰民主派和罗马教廷的共同敌人。最后，米兰的民主派和罗马教廷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米兰的教士不得不向罗马拱手称臣，而在米兰境内，市民统治也取代了贵族教士的统治。
历史学家通常把米兰的贱民运动称作无产阶级运动。可是，我们认为，在11世纪中叶，米兰的无产阶级绝不可能拥有那样雄厚的实力，以至在当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米兰的贱民运动说到底无非是一场反对世族统治的市民运动。
在12世纪的意大利，人们把韦尔多派以及其他一些异端教派称作“贱民派”。到了 13世纪，“贱民派”这个名称就逐渐被“使徒兄弟会”取代了。
使徒兄弟会是哲拉德·塞加烈里创立的一个教派。塞加烈里出生于帕尔马附近的一个名叫阿尔察诺的村庄。他曾申请加入法兰西斯派教团，但遭到了拒绝。此后，他便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并于1260年左右独自创立了一个教派。不久，他就在下层民众中争取到了大批的信徒，尤其在伦巴第，他的信徒为数甚多。
“他们按照早期基督徒的方式，彼此之间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任何人都不准拥有私人房屋，不准储备隔夜之粮，也不准占有任何用于享乐消遣的物品。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便向别人乞讨食物，他们从不选择乞求的对象，从不提出特殊的要求，也从不对别人施舍的食物进行挑剔。富人在加入他们的组织时，必须舍弃自己占有的财产，把这些财产交给兄弟们共同使用。”
[19]在他们当中，婚姻是被禁止的。“兄弟们到各处奔走，去劝人忏悔的时候，有权象使徒那样带着姐妹结伴同行。不过，他们不能娶这些姐妹为妻，而只能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助手。他们虽然与自己身边的女友同床共寝，但总是把这些女友称作基督教同宗姐妹，矢口否认同她们之间有夫妻关系或其他不贞不洁的关系。”
[20]
这些新的使徒一开始显得十分谨慎。他们竭力避免向教会公开宣战，只是在夜晚举行的秘密集会上宣讲新的福音。使徒们被派往各个国家，无论在西班牙、法兰西，还是在德国，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使徒人数极多，1287年的维尔茨堡宗教会议便颁布了一道反对使徒的特别法令（皇帝鲁道夫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禁止人们向使徒们提供住所和饮食。
在意大利，人们早就开始注意这些共产主义信徒的动向了。1280年，帕尔马地区的主教获得有关这些人的情报之后，便逮捕了塞加烈里。教皇洪诺留四世下令对此案进行审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使徒兄弟会并不是十分危险的组织，它仅仅是两个享有特权的托钵教团（即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的竞争者。1286年，使徒兄弟会被教皇取缔，但塞加烈里被宣告无罪释放，当然，他随即就遭到驱逐，离开了帕尔马。
当局这次把塞加烈里驱逐出境，也同驱逐其他人一样，本来是要消除祸患，可是结果反而使祸患蔓延开来。塞加烈里被驱逐后，便在整个意大利北方积极活动，到处传播他的教义。使徒兄弟会没有向罗马教廷屈服，他们的组织也没有解散。当局的迫害虽然比以前更加残酷，但这种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正是在这种迫害之下，使徒兄弟会同教会彻底决裂了。
塞加烈里于1294年再次被捕，1296年（一说1300年左右）被处以火刑。可是，运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塞加烈里死后，一位更加勇敢、更加坚定的鼓动家和实干家继承了他的事业，这个人就是多里奇诺。13世纪下半叶，多里奇诺出生于韦尔切利附近的普拉托。他的父亲名叫尤利乌斯，是一个牧师，可能出身于诺瓦拉城的名门世家——托尔涅利家族。尤利乌斯牧师是一个隐修士，但并不是孑然一身的孤独者。他同多里奇诺的母亲住在一起，并同她缔结了姻缘。儿子降生后，他并不感到羞惭；他悉心培养孩子，把他送到韦尔切利去学习，希望他日后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年轻的多里奇诺由于一时糊涂，偷了老师的一些钱，事后，尽管人们没有追究，但他还是逃到了异乡。他来到特里延特，进了当地的一所法兰西斯派修道院，在那里充当见习修士。
他在这所修道院究竟生活了多长时间，目前还不清楚，他的整个生平事业年谱至今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早在修道院生活期间，就已经熟悉使徒兄弟会的教义，因为这种教义同小兄弟会（即具有叛逆精神的法兰西斯派）的教义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法兰西斯派修道院里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多里奇诺怀着满腔热忱，孜孜不倦地钻研使徒兄弟会的教义，不久以后，他就成了弘扬这种教义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大约在1291年，他参加了使徒兄弟会。
他越来越无法忍受修道院的生活。还没有等到见习期结束，他就离开了修道院。不久，他结识了特伦克的玛格丽特。当时，玛格丽特还在一所圣卡塔琳娜修道院里生活。所有的文献都赞誉玛格丽特和多里奇诺具有一种刚健的美，一种同卓越的睿智、忘我的热忱、勇敢的精神和坚毅的品格融合在一起的美。毫不奇怪，他们俩自然是倾心相爱，一往情深。多里奇诺为了能在玛格丽特近旁生活，便前往她所在的修道院，在那里充当仆役。在他的劝导下，玛格丽特接受了他的思想，最后同他一起逃出了修道院。从那时起，他们就为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直至离开人世为止。据他们的敌人说，他们已经结了婚，只是没有履行法律手续罢了，而据多里奇诺本人说，他们俩从来都只是象兄妹那样相处。如果真的是保持兄妹关系，那当然比较符合使徒兄弟会的教义；但如果结为伉俪，倒更加合乎人的天性。
这对情侣逃到了伦巴弟。在那里，多里奇诺很快就成了地位仅次于塞加烈里的领袖。塞加烈里死后，多里奇诺便成了整个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当局日益加紧迫害，使多里奇诺无法在意大利站稳脚跟。他受到了追捕，不得不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最后，终于在达尔马提亚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在那里，他给留在意大利的兄弟们写了许多信，于是，这些书信便象传单一样，在兄弟们中间广为流传。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修道院院长、菲奥利的约阿希姆（见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他的教义同塞加烈里的教义一样，也对多里奇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过，约阿希姆把社会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并把第三阶段、亦即最高阶段设想成普遍实行僧侣制度的阶段，而多里奇诺却摒弃了这种观点。在14世纪初，人们对托钵教团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深知不可能依靠这种组织形式来实现财产公有。诚然，多里奇诺也赞扬圣法兰西斯和圣多米尼克为贫民事业作出的贡献，赞扬他们循循善诱地启迪弟子们热爱穷苦人和卑贱者，蔑视金钱和权贵。可是，他同时也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圣法兰西斯和圣多米尼克的努方是徒劳无功的。他说，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修房造屋，用以储存那些乞讨来的财物，这样一来，他们就陷入了使整个教会腐败堕落的泥潭。他认为，要想扫除腐败堕落现象，就必须彻底革除僧侣制度，把早期使徒兄弟组织的体制重新普遍地建立起来。
可是，这个任务应当由谁来完成呢？共产主义者能独自担当这个重任吗？尽管共产主义者在当时是那样热中于神秘主义的幻想，是那样坚信奇迹必然发生，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力量是根本不足以完成上述任务的。
同修道院院长约阿希姆的弟子们一样，多里奇诺一开始也希望有一位国君出来充当救世主。当初，约阿希姆的弟子们曾指望霍亨斯陶芬王朝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扮演这种角色，而现在，多里奇诺则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弗里德里希，即阿拉贡国王彼得三世的儿子身上。他声称，这位国君将夺得教皇的宝座，把教皇及其属下的红衣主教、主教、神甫、僧侣和修女统统置于死地；到那时，只有加入使徒兄弟组织的人才有权利生存，也只有他们才能看到即将在人间出现的辉煌壮丽的图景。
多里奇诺援引犹太先知的预言和《约翰启示录》的内容作为自己的论据。可是，他并不象某些昏聩糊涂的狂热分子那样，以为只要有了这些论据就万事大吉了。他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阿拉贡王国与法国南部地区毗邻。当法国南部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反抗罗马教廷统治的时候，阿拉贡王国也由于类似的原因而采取相同的立场。在阿尔比战争中，阿拉贡王国站在异端教派一边。一开始，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还曾试图进行调解，到了后来，这位国王就干脆公开地用武力去支援阿尔比派了。他同阿尔比派一起抗击十字军，最后在同十字军交战时阵亡（1213年死于米雷战役）。彼得二世的儿子雅科布一世继续派兵支援阿尔比派。后来，当罗马教廷沦为法国的工具之后，雅科布一世的儿子彼得三世又同教廷发生了争端。“西西里晚祷”事件[21]发生以后，法国人被赶出西西里，彼得三世占领了这个地区。这时，教皇马丁宣布褫夺国王彼得三世在他的国家拥有的权力，并把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授予法国国王的兄弟——瓦卢瓦的查理。彼得三世同教皇和法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285年，彼得三世的次子雅科布二世继承父业，掌握了西西里的统治权。后来，由于雅科布二世的长兄阿尔丰斯三世逝世，雅科布二世便登上了阿拉贡王国的王位，这样一来，西西里的统治权就落到了他的弟弟弗里德里希二世手中（1294年）。
就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开始执掌西西里大权的时候，卜尼法八世也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是历史上最卑鄙、最贪婪、最凶狠的教皇之一。自此以后，这两个统治者就互相对抗，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激烈斗争。由此可见，多里奇诺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寄予的希望并不是虚无缥渺的梦想，他是在充分研究了阿拉贡王室的历史传统、仔细分析了西西里统治者的现实情况以后，才提出这种希望的。多里奇诺的错误仅仅在于，他对统治者在斗争中发出的豪言壮语过于轻信；他把统治者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当成了原则之争，把他们为抢夺战利品而进行的斗争看成了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这是多里奇诺的幻想，也是后来许多非常开明的思想家所产生的幻想。
多里奇诺在1300年写的第一封书信中曾经作出预言，说弗里德里希二世必将在1303年战胜卜尼法八世。到了 1303年，卜尼法八世果然殒命，但并非死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之手。原来，这位教皇同罗马的豪门巨室——科隆纳家族发生了冲突，同时也同在贪婪、阴鸷、凶狠方面与他不相上下的法国菲力浦四世发生了冲突；正是在这场冲突中，卜尼法八世丧了性命。[22]
可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导致教廷的覆灭；它仅仅促使人们去选择一位愿意和解的教皇。这位教皇就是本尼狄克十一世，正是他同菲力浦缔结了和约。
多里奇诺所期待的巨变没有发生，于是，他又发出了两封信（后一封信已经遗失）。在1303年12月写的前一封信中，他宣称：正象他所预言的那样，在1303年，“那位煊赫一时的君王”（指卜尼法八世）已经遭到“灭顶之灾”；在新的一年里，新的教皇将同他的红衣主教们一起，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击毙；而到1305年，全部下层僧侣都将遭到灭亡的命运。
同上一次的预言相比，这一次预言就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事实是，本尼狄克十一世同法国达成和解之后，又于1304年同西西里国王缔结了和约。这样一来，这位国王就再也不可能成为多里奇诺的盟友了。
在上述那封信写成以后不久（也可能是在起草那封信之前），多里奇诺回到了意大利。[23]他离开了安全的藏身之地，率领一支武装队伍奔袭皮埃蒙特地区，接着便开始了反对教会、国家和社会的公开斗争——这是西方爆发的第一次共产主义的武装起义。
事实证明，对于弗里德里希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可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们却找到了另一些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拥有革命的力量，同与教皇勾心斗角的君主迥然不同。这些支持者就是农民群众。正是由于农民群众的参加，起义者才有可能把斗争坚持到1307年。同时也正是这个原因，使这场旨在按照原始基督教精神重建社会的起义发展成了农民战争。
四 农民战争的经济根源
农民战争在中世纪的最后数百年间屡见不鲜。那时仿佛到处都堆满了火药，只要有一个火星，就会引起爆炸。
为了说明这种形势，必须回顾一下城市的发展给农民的状况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城市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工业品开辟了市场，而且为农产品提供了市场。城市越是繁荣兴盛，市民——即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越是不可能自行生产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和原料，而只能从城市周围的大大小小的农业经营者手中购进剩余产品。那时，农业经营者除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之外，还生产剩余产品；市民在购买这些产品时，或者向他们出售自产的和进口的工业品，或者向他们支付货币。这样，农民手中就有了货币。结果，人们就势必争取把农民承担的实物租税和徭役变成货币租税。地主当然是十分希望发生这种变化的，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产生对货币的需求。农民也同样希望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可以使他们成为自由人，从而有可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这两个阶级努力的目标是如此一致，它们之间当然就十分和谐、毫无芥蒂了。事实却根本不是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实行实物贡赋制度的时候，地主们要求提高贡赋数额的欲望还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地主及其仆从本身所需要的实物毕竟有限，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欲望也有一定的限度。而一旦涉及到金钱，他们的贪求就没有止境了，因为无论有多少金钱，也无法填满他们的欲壑。于是，从这时起，地主就更加穷凶极恶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同时，农民也日益坚决地进行反抗。当农民无法销售自己剩余的实物产品时，他们还没有感到缴纳这些产品是一种巨大的牺牲。而在销售实物产品的市场出现之后，农民就会感到，向地主缴纳剩余的实物产品，或交付销售这些产品所得的钱款，就等于舍弃自己对生活的享受；况且，这种享受不久就变成了需要。
除了这个矛盾之外，还有另一个矛盾。在城市得到发展以前，农民不可能找到一个避难之地，以逃避压迫者所施加的迫害。而现在，城市给农民提供了这样的藏身之所，许多农民都利用了这种便利条件。还有一些富裕的农民则利用地主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还清了债务，彻底卸掉了自己身上的负担。这样一来，承担徭役义务的人就大量减少，封建庄园的生产经营也就因此而经常蒙受损失。所以，当农民在城市的影响下越来越积极地进行努力，以期抛却或卸掉自己承受的负担时，地主也在不断地加紧努力，以求更加牢固地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庄园内，并且进一步加重他们的徭役负担。
此外还有第三个矛盾。由于农产品有了价值，出产农产品的土地也就有了价值，而且，这里所说的土地还不仅仅是已经开垦的农田。以前，在人口十分稀少的时候，土地曾被看成是取之不尽的资源，无论是农民，还是拥有隶农的实力雄厚的地主，抑或是某个僧侣集团——总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想开垦土地，都可以从马尔克公社或邦君那里如数获得他所需要的土地。而当城市赢得了权力和威望之后，那样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人们虽然还远远没有把全部可以开垦的土地变成农田，但人口确实已经相当稠密，以至再也没有人把土地看成是取之不尽的资源了。对土地的占有开始成为一种特权，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特权，以至不久以后，人们就为争夺这种权利而展开最激烈的斗争。一方面，各个马尔克公社都变成了封闭性的组织，它们宣布马尔克境内的全部土地都是当时组成公社的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由这些家庭共同使用。这样，在城市得到发展以后，农村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被排除在马尔克公社之外的低人一等的村民阶层。
另一方面，在马尔克内部，那些权势赫赫的地主们又竭力强占马尔克公社的地产，并把这些地产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他们做出慈悲为怀的姿态，把一些土地的使用权恩赐给马尔克公社社员。
经济越是向前发展，上述各种矛盾就越是尖锐，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就越是加深，双方也就越是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般只在某个地区的范围内发生。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冲突也会波及各省，席卷各国，发展成名副其实的战争，即农民战争。
在这些斗争中，双方互有胜负。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农民的状况在13、14世纪（在意大利要更早一些）是不断得到改善的，尽管他们有时也遭到一些失败。
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它说明，当被剥削阶级的状况得到改善的时候，这个阶级同剥削阶级的矛盾却可能更加尖锐。当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卫道士（坦率地说，他们是一些粉饰太平的人）力图向工人们证明：工人的状况已经得到好转，因此整个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场运动之所以会发生，仅仅是因为人们产生了某种误解。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加荒唐可笑的了。即使这些卫道士们对“正在高涨的无产阶级运动”所作的描述完全符合事实，这些描述本身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班老爷现在也许已经知道，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即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贫困的产物，而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现在，就连最善于粉饰太平的沃尔弗[24]或布伦坦诺[25]也不会宣称阶级斗争的势头正在减弱、阶级矛盾正在趋于缓和了。
从上文介绍的事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农民状况得到改善的部分原因了。那时，城市向农民提供了援助，而农民也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援助。逃亡的农民可以在城市里找到避难之所，这样，那些严刑峻法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就没有多少威力了。地主为了保存他们的劳动力，就不得不同意提高农民的待遇，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此外，地主在经济上的困难处境，也常常是农民状况得到改善的一个原因。在12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它不仅能够抵御来犯的敌人，而且还能向东方人发动进攻，这些东方人也是基督教世界的仇敌，他们创造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已经使基督教军事集团和僧侣集团产生了掠夺的欲望。十字军东征之初，各国穷兵黩武、贪婪成性的封建主都踊跃参加。可是，他们怀着十分美妙的幻想开始行动，最后却以可悲的结局而告终，他们的收获根本弥补不了为这一行动而作出的牺牲。在这方面，十字军东征同现代殖民政策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这两者也有一点区别，而正是这种区别，使十字军东征远比现代殖民政策显得高明。今天，由于“国家观念”的发展，殖民政策所造成的牺牲必须由国家承担，也就是说，必须由纳税者即人民群众承担；而殖民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却归某些冒险家和商人所有。
可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情况却迥然不同，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封建主为发财致富而远征东方，他们所需的费用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自己承担；如果远征遭到失败，承担风险的也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国家。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十字军东征使许多城市（特别是意大利城市）变得富裕起来，但也使欧洲的许多贵族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同时，十字军东征还使其余的贵族渴望获得在较高的文明状态下制成的产品；而在欧洲，要想得到这样的产品，就必须付出大笔金钱。所以，毫不奇怪，贵族们对金钱的需求就日益迫切。这种需求促使他们加紧榨取农民的血汗，同时也常常使地主们负债累累。为了得到金钱，地主们心甘情愿地同意：只要农民缴付一笔钱，即可解除他们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高级贵族遭受的损失还比较小，而低级贵族在当时则迅速地败落下去，几乎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
最后，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当时人口在不断增加，而马尔克公社的封闭政策以及地主对马尔克公社土地的兼并措施却使农民很难在一个新的地方安家落户。于是，居民中的过剩人口就被迫在农业以外的领域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他们大都靠从事城市手工业或靠服兵役来求得生存。那时充当雇佣兵的除了经济上遭到破产的低级贵族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身强力壮的农村青年。这些青年在家中没有工作可做，便去投靠封建主，因为封建主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并答应分给他们丰富的战利品，此外，他们还到富裕的城市去服役，到诸侯的麾下去当兵，或在某些经常获胜的将领那里参军入伍，因为这些将领已经开始把当兵服役变成了一种职业，并把自己统率的士卒变成了雇佣兵。
早在13世纪，意大利就出现了雇佣军。西斯蒙第认为，在当时的城市党派斗争中，大批的人遭到流放和驱逐，这些人可能就成了最早的一批雇佣兵（参看西蒙德·德·西斯蒙第：《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1826年巴黎版，第3卷第260页）。
于是，在那个时代，除了封建军事集团控制的军队，即骑兵部队、骑士队伍之外，又出现了一支由应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军队。而这样一来，步兵在军事上就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
不过，这些应征入伍的农民一般并不是无产者，而是农家子弟。他们在服役期满，获得了足够的钱财之后，便重返故乡，在家里参加劳动，或者自立门户，独自生活。他们把武器、装备连同参战期间掌握的军事技能一并带回了家乡。他们拥有热那亚和英国的弩弓、瑞士的长矛、波希米亚的流星锤和两节棍，这些武器的威力常常使14、15世纪的骑士为之胆寒。[26]在那个时代，武器的威力无疑也是提高农民地位的因素之一。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城市建设事业首先是在意大利发展起来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各种矛盾也首先是在意大利出现的。我们在上文已经对这些矛盾进行了分析。
那时，意大利还出现过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地主不在自己占有的庄园里生活。这一现象使上述各种矛盾变得格外尖锐。
在古代，意大利的大地主多半是在城市里生活（他们在这方面同希腊的大地主一样）。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从未中断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传统，它们从一开始就希望乡村贵族到城里来居住。当这些城市拥有了强大的实力，掌握了对农村的统治权以后，它们便强迫乡村贵族在城里建立官邸，以取代设在乡间的官邸。有些城市在制服了贵族之后，甚至强迫他们去从事某个城市职业。当时在意大利推行的这种迫使贵族迁居城市的政策，同17、18世纪的法国国王强迫本国贵族离开城堡、移居宫廷的做法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一旦采取了这类措施，贵族的独立性就丧失殆尽，同时，贵族的力量就可以被用来为法国宫廷和意大利城市增添光彩、树立威望。可是这样一来，意大利农民的境遇就变得同革命以前人们在法国的境遇相差无几了。
一般说来，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那里的剥削活动就不会象双方分住两个地方时那样残忍。双方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不仅可以建立某种融洽的联系，而且还能产生共同的利害关系，而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又可以消弭某些矛盾。地主如果在乡村同他属下的农民比邻而居，他对自己周围的环境状况就不会漠不关心；这种环境是使他心情愉悦，还是使他烦恼郁悒，是疾病蔓延，对他和他的家庭形成威胁，还是处处生机蓬勃，有益于人的健康，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
而在城里生活的地主就不会去关心和理解他属下的那些农民；他所关注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地产带来的纯收入。只要能从他的土地上获得同以前—样多的纯收入，他就心满意足，即便那些土地变得使人无法居住、成为一片荒野，他也可以安之若素。罗马近郊的荒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它告诉人们，这种经济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那片荒原在15世纪还是精耕细作的农田，还遍布着数不胜数的村庄。而今天，那里却成了荒凉凄迷的沼泽，只有水牛在那里生活、疟疾在那里滋蔓。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除了地主不在自己占有的庄园里生活这一现象之外，还出现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城市生活使贵族们很快就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感情的熏染。因此毫不奇怪，同其他各地相比，意大利的农业最早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在那里，凡是没有争得完全独立的土地所有权的农民，都变成了佃农或短工，他们对于自己耕种的土地没有半点权利，而在当时能够争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是为数极少的。
五 多里奇诺起义
当多里奇诺在意大利举事的时候，上文描述的种种情况早已出现，文中介绍的各种矛盾也已经产生。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多里奇诺一举起反抗的大旗，就得到大批群众的响应。
我们不清楚多里奇诺和他的同志们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争取农民的支持，还是在形势的推动下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的。不过，不管他们这样做是否出于自觉，只要他们决定舍弃僧侣式的宣传方式而踏上武装起义的征途，客观形势的发展逻辑就必然迫使他们去争取农民的支持。因为在当时，单靠共产主义信徒的力量还不可能进行一场暴力革命的尝试；而除了这些共产主义的信徒之外，对现实最为不满而又最富于反抗精神的民众阶层就是农民。
可是，使徒兄弟会一旦开始依靠农民的力量，他们就再也不可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了。他们的命运中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形势和命运迫使他们向前迈出了一步，只有这一步，才使他们有可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也正是这一步，从一开始就注定他们的一切成果都将付之东流，并决定了他们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只要稍加说明，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使徒兄弟会成员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决心冲破几个教区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攻占罗马，并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整个社会。而农民却不是共产主义者，至少不是使徒兄弟会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者。诚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也主张财产公有，即主张牧场和森林的公有，可是，他们绝不会赞成在消费资料方面实行共产主义，也绝不会赞成把自己的家产全部贡献出来，变为公有财产。共产主义者要彻底变革整个社会，不达到这个目的决不罢休，而农民只要地主作出一些小小的让步（例如蠲免某些负担，让出某些有争议的土地），就心满意足了。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农民的目光极其短浅，他们只看到本地的一点利益。在当时的历次农民起义中，只要各个地区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不足以克服这种狭隘的地方观念，农民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使起义屡遭失败。那时，每个地区总是单独举行起义，又单独去缔结和约，从不为其他地区着想。这样一来，处于分散状态的农民就很容易被兵力集中的敌人所击败。
多里奇诺起义的历史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过，如果我们运用类比的方法，把这次起义同其他一些类似的起义作一番比较，那些看来无法理解的问题就可以理解了。
多里奇诺最初在皮埃蒙特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活动，接着便从那里出发，向平原地区挺进，并袭击了韦尔切利附近的加蒂纳拉要塞。当时，投靠多里奇诺的人除了兄弟会的成员以及一些铤而走险的分子和被解雇的雇佣兵之外，主要是大批的农民。不久，多里奇诺就集结了五千名战士，这在当时已经是一支阵容强大的军队了。在这支队伍中，不仅有男子，而且有妇女，她们在玛格丽特的率领下投入战斗，一个个勇猛如狮。
“妇女姐妹们在这场英堆的事业中勇敢善战，丝毫不比男子逊色。她们身穿男子的服装，加入战士的行列，同男子一样英勇无畏地进行殊死的战斗。”（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283页。）
这个地区的剥削者将他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抛到了九霄云外，韦尔切利和诺瓦拉的主教同当地的贵族和城市一齐武装了一支军队，用来对付起义者。可是一经交战，这支剥削者的军队就被打得一败涂地，剥削者躲在城里，感到惶惶不安。
这时，多里奇诺的实力又进一步得到迅猛的发展，他的对手们再也不敢在公开的战场上同他交锋了。可是，这位刚毅果决、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并没有利用这个时机继续挥师进击，以便把起义的烈火燃遍四面八方，相反，他却滞留在起义的策源地塞西亚谷地，仅仅满足于洗劫和捣毁一些寺院、庄园和城镇。
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在历次农民战争中，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对于把这场斗争继续向其他地区推进，塞西亚谷地的农民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同周围地区的农民一样，只要剥削阶级稍许向他们作出一些让步，他们就甘愿放弃斗争。当时，这个地区的剥削阶级很可能已经采取了一些让步措施，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已经使他们心惊胆战，他们曾设下钓饵，企图诱使多里奇诺上钩；他们不仅答应彻底免除对多里奇诺的一切刑罚，而且声称要授予他韦尔切利地区雇佣兵队长的官衔。可是，多里奇诺以鄙夷不屑的态度拒绝了这些建议。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断，剥削阶级当时可能向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而这正是农民举行起义的目的所在。这一点目前虽无确证，但我们只有依据这种推断，才能解释多里奇诺为什么会滞留原地，无所作为；为什么正当他的敌人集结兵力的时候，农民们却开始离开他的队伍。
这场共产主义的起义只是一次地方性的起义，但它的敌人却十分清楚，起义的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地区的范围。因此，当时的国际强权势力——罗马教廷便出面进行干预，并组织十字军对起义者进行征讨。这样一来，起义者就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厄运。他们再也无法立足于平原地区，于是便向山区撤退，并以那里为根据地，同十字军展开一场游击战争。在这场斗争中，多里奇诺施展了杰出的指挥才能，他的同志们也发扬了英勇无畏的精神，从而建树了令人惊叹的殊勋。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多里奇诺的一支部队正在进行洗劫，这时，特里韦罗地区的二百名市民企图向他们发动进攻，可是结果却被这支部队中的三十名妇女打得落荒而逃（参看克罗内：《多里奇诺修士和贱民派。皮埃蒙特宗教战争史话》，第80页）。这些遭在国攻的起义者还屡次在公开的战斗中击溃自己的对手，并且经常采用伏击和奇袭的方式重创敌军。可是尽管如此，敌人仍在步步进逼，使共产主义的信徒们陷入了铁壁一般的包围之中；与此同时，这些共产主义的信徒日益丧失了农民的援助，农民开始对他们产生怨恨情绪，因为这场战争给农村造成了破坏，带来了苦难。
尽管如此，贱民派（这是使徒兄弟会的别称）仍然坚守阵地，使最后的决战一直延缓到1307年才爆发。而在这场决战中，起义者仅仅是由于缺衣少食、物资匮乏才遭到失败。当时，十字军已经放弃用武力来征服起义者的打算，他们只指望用断绝粮草的办法迫使起义者投降（这一情况发生于1306年冬至1307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局首先迫使位于这座山（贱民派就据守在这座山上。此山据说就是蒙特切贝罗山，一说是蒙特卢贝罗山）附近的城市和村镇的全体市民和居民统统撤离自己的住所，这样，异教徒们就再也无法在这些地方抓到俘虏、搞到粮食了。接着，主教（即韦尔切利的莱纳里，他是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者）下达命令，让四面八方前来助战的大批人员在使徒兄弟会成员最有可能发起冲击、也最容易突碇封锁的地方构筑了五座防御工事或堡垒。所有这些堡垒均派有重兵把守。其他一切经过询问和探勘而查明的关隘、道路和入山的小径，均层层设防，严加戒备，凡是能运送武器、干粮或其他物资上山的通道都被堵得严严实实，根本无隙可乘。”（引自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287页。）
当局釆取这种方法，最后终于摧残了起义者的战斗力。
十字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起义者忍饥挨饿、缺少一切必要物资的缘故。但丁在他的《神曲》中也曾暗示过这一点。他在诗中把自己游历地狱的时间定在1300年，因而不可能把贱民派起义当成过去的历史事件来加以描述。在地狱深渊的一个断层上，一些生前曾经拨弄是非、制造分裂的人正在受到惩罚，诗人在那里同谟罕默德不期而遇。谟罕默德对他说：
“那么，好吧，或许不久就将看到‘太阳’的你，请你对多里奇诺修士说：假使他不急于要跟我到这下面来，那就应当多多储备粮食，免得受到雪灾，而让诺瓦拉人取得胜利，不然，诺瓦拉人是不能轻易取胜的。”
[27]
确实，雪灾使围困起义者的敌军——即“诺瓦拉人”——赢得了胜利，“不然，诺瓦拉人是不能轻易取胜的。”被围困的起义者在严寒和饥饿的折磨下耗尽了体力。一些人由于缺衣少食、疾病流行已经丧身；起义者在极度囚难的情况下，只能靠吞食死者的血肉来充饥。“最后，使徒兄弟会的成员一个个形容枯槁，看上去已经不象活人，倒象是行将腐败的死尸。”（莫斯海姆语）
他们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他们仍然坚持抵抗。那些包围起义者的兵痞虽然居于优势，但对这些英勇的战士仍然十分畏惧。后来，一些投敌分子向他们透露实情，说被围困的起义者由于身体虚弱，已经没有力量再拿起武器，直到这时，兵痞们才壮起胆子，向被包围的阵地发起进攻。
敌军于1307年3月27日发动进攻。“这是一场屠杀，而不是什 么战斗。”被围困的起义者拒不乞降，他们振奋精神，使出最后一点力气进行拼死的搏斗，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虚弱得无法站立，因此，他们的抵抗也就只能成为敌人进行怵目惊心的血腥屠杀的借口。坚持战斗到底的一千九百名战士几乎全部惨遭杀害，少数人得以脱逃，只有几个人被生俘，其中就有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主教事先特地下了命令，不准他的部下杀死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在战场上猝然结束了这两个人的生命，这种惩罚对于他们俩来说实在是太轻了。
所有拥护教皇的人无不欢呼雀跃，庆贺他们终于扑灭了这场危险的烈火。从表面上来看，这场起义纯粹是一次地方性的起义，可是罗马教廷却比塞西亚谷地的农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场起义的国际影响。因此，主教莱纳里在攻克贱民派的堡垒之后，立即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将领去向教皇克雷芒五世报捷。教皇闻讯之后如获至宝，迅即在他当时下榻的普瓦捷[28]传令将刚刚获悉的消息记录成文，转告法国国王菲力浦(美男子)[29]；教皇可能还向其他君主报告了这消息。
不过有一个方面，旗开得胜的教会却始终未能奏捷。过去，他们常常通过严刑拷打迫使异教徒放弃自己的异端邪说，而这一次，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残暴的法官动用了种种酷刑，但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面对刑罚，毫不动摇；玛格丽特这个恪守信念的女性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她那位意志坚强的难友也从未表示过悲戚和哀怨。无论是凌迟、车裂，还是钳夹、刀戳，都无法胁迫他们开口表示悔改或乞求宽恕。”[30]
他们被判处火刑，这是当时对异教徒惯用的刑。1307年6月2日，多里奇诺在韦尔切利就义。当局下令将玛格丽特押往刑场，让她在一旁目睹行刑的情景。即便在这样一个令人心悸的时刻，这位英勇的女性也还是不屈不挠。“当局再一次劝他们俩表示悔改，但依旧是徒劳无功。接着，为了使临刑者的心灵受到更残酷的折磨，士兵们将玛格丽特押上一座高台，这座高台正对着用来烧死多里奇诺的那个烈焰腾腾的柴堆；当多里奇诺在临死前痛苦挣扎时，士兵们便对玛格丽特进行百般嘲弄，并施用种种酷刑。”
玛格丽特后来在比耶拉被烧死。尽管当局对贱民派的血腥镇压使下层民众受到了震慑，民众眼看这位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无私无畏的先驱者惨遭杀害，还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奋起反抗，“要不是当局动用武力进行弹压，他们就捣毁了法庭：为了发泄满腔的义愤，平民们挥动复仇的双手，差点没把一个出身于贵族的无耻之徒撕成碎片，因为这个家伙曾经放肆地对临刑前的玛格丽特进行嘲弄，并打了她一记耳光。”
中世纪社会中的第一次共产主义起义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起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正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前进。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业绩并没有从此湮灭。不管胜利者们（他们是唯一给我们留下有关这场运动的记载的人）如何用捏造事实、恶语中伤的手法极力给战败者抹黑，他们都无法彻底斩断人们对这些战败者英勇献身精神的追怀。甚至就在胜利者所作的那些曲暗的描写中，也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精神闪烁的光芒。近代研究这场运动的历史学家曾以惋惜的口吻指出：“在多里奇诺的纲领中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思想，甚至还有公妻制的思想，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克罗内语）但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不对这些战败者的英勇献身精神加以肯定，甚至表示钦敬。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在各种民歌和传说中，人们还久久地追怀贱民派和农民为反抗教会和贵族的剥削而进行的这场斗争，这些民歌和传说在皮埃蒙特山谷地区特别流行，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也广为传播。1372年，格列高利十一世还发布了一道训谕，禁止人们在西西里把小兄弟会和多里奇诺派成员的骨灰和遗体当作圣人遗骸来供奉。这个教派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在法国南方，它还拥有众多的信徒，为此，1368年在拉图尔召开的一次教会会议曾专门颁发了一项法令来对付这个教派，这项法令规定：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这个教派的成员，都必须将他们逮捕，并送交各地主教进行惩罚和制裁。
可是，这个教派再也不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在意大利，异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从14世纪起，统治阶级的利益已经同维护罗马教廷统治的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当时的意大利已经十分巩固，专制警察国家的雏形已经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由处于社会暈底层的弱小的民众阶级开展的共产主义异教运动当然就无法产生较大的影响了。
但在意大利境外的地区，使徒兄弟会残存的一部分力量却很快就同一些与他们志同道合的教派联合起来。在这些教派中，最重要的就是韦尔多派和伯格德派。
[1] 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2] 指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译者注
[3] 圣伯尔纳德（1090—1153），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创始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吹者。——译者注
[4] 转引自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551页。吉本认为：“在这种刻毒的描绘中，已经看不到半点基督徒的仁爱。”
[5] 吉泽布莱希特：《德国君主时代的历史》第3卷，第550页。
[6] 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于1075年发布《教皇敕令》二十七条，宣布教皇权力高于一切，因而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冲突。1076年，格列高利七世乘德意志政局不稳，宣布驱逐亨利四世出教，挑动德意志诸侯和主教们叛离亨利四世。1077年初，亨利四世亲自到意大利卡诺莎教皇所住的城堡门外，赤足披毡，在雪地里哀求三天，才得到赦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译者注
[7] 意大利南部城市。——译者注
[8] 在欧洲1848年革命期间，当马志尼号召意大利各地群众反抗奥地利侵略，建立罗马共和国时，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年在位）被迫离开罗马，逃往加埃塔。——译者注
[9] 意大利北部城市，在米兰以东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谷地南端。——译者注
[10] 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 1079—1142年）是法兰西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译者注
[11]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洛塞尔（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徳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海德堡学派领袖。——译者注
[12]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诗人。——译者注
[13] 意大利南部城市。——译者注
[14] 引自《世界史》，184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7卷第251、252页。
[15] 关于“异端分子”（Katharer） 一词的语源，至今尚无定论。这个词可能来源于希腊语。在希腊语中，“Katharos”一词的含义是“纯洁”，因此，“Katharer”或许是指“纯洁的人”，与“Puritaner”（清教徒）一词语义相近。不过很难设想，早在12世纪希腊文就已经如此广泛地流行于法国南部地区。另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词是由德语中的“Katze”（猫）或“Kater”（雄猫）一词衍变而成的；这倒是一种绝顶聪明的解释。雅科布·格莱持尔和哥特弗里德·亨森这两位“博学多才的”耶穌会士就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把那些信奉异端邪说的人称作“雄猫”，是因为他们象雄猫一样总是在夜晚聚会。另一位学者则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那些信奉异端邪说的人，是因为他门崇拜一种形状如猫的魔鬼，并去亲吻这种魔鬼的臀部（见阿拉努斯：《抨击韦尔多派》第1卷，第4页）。 以上材料均转引自莫斯海姆：《试对异端教派史进行公正全面的评述》，1746年黑尔姆施泰特版，第363页及以下各页。
[16] 参看F·本徳尔：《韦尔多派的历史》，1850年乌尔姆版。
[17] 转引自阿·穆斯顿写的《韦尔多派的历史》（1834年巴黎版），第189页；并请参看该书第449页。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表明，韦尔多派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
[18] 引自本德尔：《韦尔多派的历史》，第46、116页。
[19] 见莫斯海姆：《异端教派史》，第224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莫斯海姆在史学领域重新发现了使徒兄弟会。他撰写了三卷《异端教派史》，以周详细致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触记述了使徒兄弟会的情况。他写道：“可以说，正是我使这个不同寻常的帮派（在这里，‘帮派，一词没有轻蔑的意味，它的含义相当于‘教派，一词〉死而复苏，重见天日。我的这点小小的荣誉大概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见该书第92页）
[20] 同上书，第226页。
[21] 即1282年3月30日举行复活节晚祷时在巴勒摩发生的反对法国侵略者的人民起义。——译者注
[22] 卜尼法八世的下场是一个鲜明生动的例证，它说明，尽管中世纪弥漫着虔诚的空气，19世纪洋溢着唯物主义精神，但罗马的教皇们在中世纪却远不象在19世纪那样安全。当时，菲力浦四世派遣威廉·诺加雷携带巨款前往意大利。诺加雷在意大利同科隆纳家族进行了秘密策划，尔后便在阿那尼对卜尼法八世发动突然袭击。他们高呼“打倒教皇”的口号，逮捕了卜尼法八世。这位教皇感到怒不可遏，加上后来又受到了虐待，这就更使他恐火中烧，暴跳如雷。这时发生了一场暴动，总算使卜尼法八世得到了解救。为了免遭科隆纳家族的袭击，卜尼法八世只好去投靠奥尔西尼家族。可是在那里，他也同样遭到了囚禁。在这期间，教皇得了癣狂症，最后被折磨致死。伏尔泰说得很对：“在意大利，几乎所有妄图橫行霸道的教皇都有过这样的遭遇。这些教皇可以给一个个王国的君主授权，而他们在自己的王国境内却总是命运多舛。”（《通史短论》第61章）
所以，20世纪的教皇崇拜者们实在没有理由对中世纪的状况恋恋不舍；而当今那些仇视僧侣的人们也大可不必因为采取了一点大胆的行动而自命不凡。
[23] 莫斯海姆指出，多里奇诺离开达尔马提亚的时闾是在1304年初，即在上述那封信写成之后。而多里奇诺传记的作者克罗内却认为，起义者奔袭皮埃蒙特的时间为1303年底（参看《多里奇诺修士和贱民派。皮埃蒙待宗教战争史话》，第39页）。我们认为，说多里奇诺自愿把起义的时间定在初冬时节，从而准备进行一场冬季战役，这种论断看来很难成立，因为皮埃蒙特地区冬天极其寒冷。不过，如果说客观情况迫使多里奇诺作出了这一决定，这倒是可能的，因为密谋着究竟在什么时候发难，并不总是取决于他们的意愿。多里奇诺曾经答应他的战友们在1303年起事。如果他的计划在当时已有泄露的危险，或者，如果战友们当时已经在对他进行催促，多里奇诺就可能在形势的压力下，被迫选定一个不太适宜的时间采取行动。迄今为止，各种文献对于同多里奇诺有关的历史事件的记载，在年代顺序方面简直混乱不堪。
[24] 尤利乌斯·沃尔弗（Julius Wolf 1862—193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25] 路德维希·约瑟夫·布伦坦诰（Ludwig Joseph Brentano 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6] 有关瑞士人在那个时代采用的战术，可参看K·贝尔克利的《文克里德正传》，1886年苏黎世版。
[27] 引自《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八歌。第八圈：第九断层。散播不和者》。
[28] 法国城市，维埃纳省首府。-—译者注
[29] 即菲力浦四世（1268—1314），法国国王，1285—1314年在位——译者注
[30] 克罗内：《多里奇诺修士和贱民派。皮埃蒙特宗教战争史话》，第91页。下面的引文都是摘自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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