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社会革命（1902）
2．演进与革命
社会改良很可能同统治阶级的利益颇为一致，并且肯定会让统治阶级在社会上的权力地位暂时不受触犯，甚至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得到加强。反之，社会革命则一开始就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毫不调和，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要消灭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总要辱骂和谴责革命。统治阶级一旦认为其地位受到威胁，还要用社会改良的思想来对抗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们往往把社会改革吹嘘得上了天，却总是不安心把这些改革在地球上的人间付诸实现。
为了反对革命，可以从各个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中找出各种论据。当基督教义还在人们的思想中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就把革命谴责为罪孽深重地反抗了上帝所委任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从新约全书中为此找出足够的证据。因为新约全书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产生的，那时对当权的统治者进行的任何反抗都毫无成功的希望，一切独立的政治生活已全被禁止。革命阶级当然就从旧约全书中找出证据来回答他们，因为旧约全书中曾经保留了很多原始的农民民主精神。
神学的思想方法终于被法学的思想方法替代之后，有人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用暴力来破坏现存的法律制度。但是，既然任何人都无权违反法律，那么革命权就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似乎革命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法的了。但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却用他们所力求实行的法律，作为永恒的理性法和自然法，也就是以不可转让的人权来对抗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切现存的法律。这样一来，重新争取人权（人权显然只能因违法而丧失）就简直不可能是一种违法行动，即使人权是通过革命而获得的。
神学的词句今日已不再起作用了，在革命的人民阶层中间尤其不起作用。有关历史上的法律的援引，也丧失了效力。由革命产生的今日的法律和政府毕竟还是为时不久的事物，以至有人不承认其合法性。不但法国的政府，就连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保加利亚的、英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王朝也都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萨克森这三邦的国王，巴登和黑森这两邦的大公爵，不仅在保持爵位称号方面，而且在获得大片领地方面，都要归功于革命的暴发户拿破仑的保护。霍亨索伦王室是在一些王座的废墟上建立其现在地位的，甚至哈布斯堡王室都要向匈牙利革命屈服。1852年被判以模拟像处绞刑的叛国犯安德拉西①，不是于1867年成了奥皇的大臣而又不背叛1848年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思想么。
资产阶级曾亲自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历史上的法律的历次突破，因此在它一旦成了统治阶级之后，就不再能以法律的名义来谴责革命，尽管它千方百计地要使资产阶级的法律在哲学上找到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互相一致的依据。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找谴责革命的更有效的论据，他们在新的、与资产阶级一同兴起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中找到了这种论据。例如，认为自然界是以突然的大跃进方式向前发展的所谓灾难改造论[1]，在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情况下，就总能在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居主导地位。当资产阶级不再革命时，灾难改造论就被另一种认为发展是产生于不知不觉的点滴积累的观点所代替，即把发展看成是由竞争中无数极微小的进步和适应积聚而成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按其本性来说是容易接受灾变思想的，而保守的资产阶级则认为灾变思想缺乏理性和不自然。
当然不能武断地说，自然科学家的每个新理论都是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所决定的。也有另一种情况，例如灾难改造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恰恰是非常反动，而绝不倾向于革命的。但是，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受着自已所处身于其中的阶级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并且把其中某些思想带到他的科学观点中去。关于达尔文，我们肯定知道，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假设是颇受汤姆·罗勃特·马尔萨斯这个坚决反对革命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影响的。来伊尔[2]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发源于英国，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总善于及时摧折革命初露的锋芒，以致英国的历史上二百五十年来只出现过一些革命的萌芽。
一种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决不能用它所引起的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来衡量，但它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后果却要取决于各阶级对它的喜恶。新的发展论之所以很快被广大人民群众欣然接受（他们绝没有可能性去检验它），那是由于它符合了人民群众迫切的需要。它对革命阶层来说之所以十分有价值，就在于它比灾难改造论更彻底得多地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必要承认世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用造物行为来渐渐造成的；同时，它又把一切革命或一切灾变宣布为不自然，即违反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从而使资产阶级非常满意。今天，只要用科学来反对革命，就得用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因为进化论既把自然界说成是没有任何跳跃的，那么要在社会关系中达到任何突然改变也都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通过最微小的变化或改进（在社会中称为社会改良）的积累，才能取得进步。从这个观点来看，革命是不科学的概念；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对它只能耸耸肩头，不屑为之。
对这种观点可以这样来回答：不加区别地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混为一谈，是行不通的。当然，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对自然界的观点会不自觉地影响对社会的观点，但这恰恰不是什么有益的事。我们决不应该故意助长这种把一个领域的规律直接移用到另一个领域中去的作法，倒是应该加以制止。诚然，一个领领域里的观察方法和认识上的每一进步确实可以并且定会促进另一领域里的方法和认识，但同样确实的是：每一领域总得服从它那不能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独特规律。
应该把无生命的自然界和有生命的自然界严格地区别开。任何人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单凭外表上的相似，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仅仅适用于某一领域的规律移用到其他领域，譬如应用化学上化合物的规律来解快两性生殖和遗传问题。但是，如果把自然界的规律直接应用到社会中去，譬如援引生存斗争的规律来宣布竞争的天然必要性，或从自然界的进化规律推论出社会革命应受谴责，甚或推论出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那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回答：即使自然科学中旧的灾难改造论已一去不复返了，但那种认为只有通过最微小的不可觉察的变化的积聚才能产生进化的新的理论却越来越发生了矛盾。它助长了把进化论简直降低到极端清静无为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倾向，而另一方面客观事实又证明灾变在自然界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见诸来伊尔的地质进化论，而且也见诸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于是出现了一种把旧的灾难改造论同新的进化论二者兼收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里可以找到的那种二者得兼的情况极为相似。就像马克思主义把缓慢的经济发展同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较迅速变革区别开来那样，某些新近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理论除了承认有微小的和极微小的变化的积聚以外，也承认有从积聚的变化中产生出突然的重大变化一一灾变。
这方面值得重视的一个事例，就是得甫里斯[3]在自然科学研究者汉堡代表大会上所介绍的他的观察。他发现植物和动物的种类虽是长期保持不变的，有些种类如果衰老了而且又不能适应在此期间内发生了变化的生存条件，就会衰亡而灭种，但另一些种类则较为幸运地（照他自己的说法）有所突破，产生了一些新的生存形式，其中有的站住了脚并且繁殖下去；有的不能适应生存条件，也会衰亡而灭种。
我并不打算从这些新的观察中得出对革命有利的结论，否则我也会陷入同那些从进化论中推论出革命应受谴责的人所犯的错误相同的错误。但上述观察至少证明：自然科学研究者本身对于灾变在地球发展中和有机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因此，要从任何一种科学假设里就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盲目地推断出结论，就是错误的了。
但是，如果有人尽管如此仍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通俗例子来回答他。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分娩过程，它显而易见地证明自然界也有跳跃。分娩就是一次跳跃的行动，因为分娩时胎儿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人。胎儿原是母亲机体的一部分，与母体有共同的血液循环，由母体供给营养，而且胎儿也不会呼吸。但是一旦成了独立的人，则有自己的血液循环，能呼吸和叫喊，并能自己取得营养，而且通过肠道来排泄。
但是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这种过程的跳跃性。如果更仔细加以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分娩时的跳跃式变化局限于功能方面。器官原是缓慢地发展着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那种突然产生新功能的跳跃。如果在达到这个发展程度之前就出现跳跃，那么其结果不是器官新功能的开始，而是一切功能统统终止，新的生机就死亡了。另一方面，器官在母体内的缓慢发育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绝不能不通过分娩这一革命行动就直接开始其新功能。器官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分娩的革命行动就一定不可避免。
在人类社会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革命在人类社会中也是缓慢的、逐渐发展（演进）的结果。在这里，以缓慢的速度发展着的，也是社会的器官（即机构），而能够突然一下子发生革命变化的，则是社会的功能。铁路事业的发展就是缓慢的。可是另一方面，可以一下子把一条铁路从一个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使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企业，变成一个以社会主义方式来经营的、专门为公众谋福利的企业。正如在分娩时婴儿的全部功能一一血液循环，呼吸，消化一一都同时发生革命那样，铁路的全部功能也将在实现上述变革时一下子发生革命，因为这些功能互相都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不能把这些功能分阶段地相继实行国有化，譬如今天使司机和司炉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几年之后使养路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再过几年又使出纳和会计人员的功能实行国有化等等。这个道理在铁路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如把铁路的各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那样，把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部的各种功能分阶段实行社会化也是同样荒谬的。一个部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器官（机构）必须协同合作，其一部分机构的功能在其他各机构的功能不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改变的。想由社会民主党逐步掌握某一部的各个部门的想法，其荒诞的程度无异于企图把分娩行动分成相继好几个月的若干分娩行动，其中每一行动都把某一特定的器官从胎儿状态变为独立孩童状态，而仍旧把这个小孩联在母体的脐带上，直到他学会走路和讲话为止。
既然一条铁路或一个部不能逐渐地，而是只能一下子在其所有的机构中都同时把资本主义功能改变为社会主义功能，把它们从资本的机构改变为工人阶级的机构，那么这毕竟只有在社会的全部机构的发展都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才有可能办到；这时，在社会中当然不能像在生母有机体内那样，科学地确定什么时候达到了必要的成熟程度。
但另一方面，分娩并不意味着人体器官发育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发育时期的开始。孩子这时就进入了形成新器官的过程，同时现有的器官将朝着特殊的方向进一步完善，比如口里长牙，眼睛学看，手学握，腿学走，嘴学说话等等。同样，一场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结束，而只是新的社会发展的开始。社会革命能一下子把一个工厂从资本家所有转变为社会所有，但是却只能逐步地在缓慢而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使这个工厂由一个单调乏味而令人生厌的强制劳动的场所，变成一个人们乐于积极工作的有吸引力的场所。社会革命也能一下子使现存的农业大企业变成社会财产。至于还盛行着农业小企业的地方，就必须在那里首先建立起社会性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机构，不过只有通过缓慢的发展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到，分娩与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是相当不少的。但这只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应当用自然现象来论证社会革命是不必要、不合理和不自然的事。正如我们前面已谈到的那样，我们无权直接从自然界的事例中得出社会事例的结论。用这样的对比方法不可能走得更远，而只能得出结论说：正如一切动物必须经历一次突变（产仔或啄破蛋壳）来达到其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也只有通过突变才能进入其更高的发展阶段。
[1] Katastrophentheorie——灾难改造论，或译灾变论，为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所创，认为自从地球产生以来，自然灾难曾使生物界经历了十次至十五次改造时期。——译者
[2] 来伊尔（Sir 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有人称他为近代地质学之父。——译者
[3] 得甫里斯（Hugo de Vries，1848—1935）荷兰生物学家，主张突变说，认为新种的发生是由于偶然变异，此说与自然淘汰说相对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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