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七章 文明对于人类风俗习惯的影响
残暴与人道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在以后的几次革命中没有再度出现；从一八三〇至一八七一年，革命的战士们即使受到恐怖统治所树立的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却力求尽可能合乎人道——同他们的敌人在此前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以及一八七一年五月所表现的最触目惊心的残暴行为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在整个十九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生一种逐渐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情况。现在，在二十世纪之初，革命已经在俄国和德国爆发，并且已经恣意地实行那种类似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杀戮。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倒退的现象呢？按照一般的看法，人道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假定人天然是一个邪恶的冷酷的生物。他具有猛兽的本能，常常准备去袭击他的邻人，压迫他、折磨他和杀害他。我们还相信，只有经过长期的教育与训练、即文明的进步，人才获得社会的感情，一种互助、仁爱以及憎恨残暴与屠杀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表达出来，它用“人道”一词来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品质，把它们同我们斥之为兽性的（起源于“野兽”一词）和残忍的（起源于“畜生”一词）其他特征区别开来。我们有许多人种学家也抱有洛姆布罗索[1]及此学派所采取的观点，认为重新回到人类的动物先驱的感官生活乃是他们叫做返祖现象的严重罪行。而且，即使是残忍的猛兽也照例不残害同类；我们没有理由来假定人类真正生来就是具有强烈的嗜血本能的猛兽。我们不知道人类的动物先驱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但我们必须假定，在今天的动物中间，类人猿是最接近人类的。像这些动物一样，人类的祖先显然靠植物性的食物为生，偶尔补充一些小动物、毛虫、蠕虫、爬虫甚或小鸟；但他从来不为了贪图口福而杀害一个哺乳动物。任何的类人猿都不做这样的事情。
首先，类人猿决不对它自己的同类进行任何凶残的战争。从最初起它就并不具备为进行这种战争所必需的器官。个别的类人猿可能会抢夺卤获物或为了争夺配偶而发生格斗并受到轻伤，但这种扭打结果并不是致命的。
就人来说，一旦他的技术知识给他提供了用具以补天然器官的不足，即给他提供了贝壳和刀剑的工具与武器，上述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这样，他便获得了一个猛兽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他身上的发展又使他具有猛兽的一切本能和机能。这时他能够杀死较大的动物并撕裂它们。植物性的食物因而对他丧失了重要的意义。打猎和流血变成他的日常的事情。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死亡。然而，民族与民族间的屠杀、即战争却不能单纯用武器的发明来解释。战争的先决条件是教养上的进一步发展，即人们分别聚集为紧密的社会。
这一点至今很少被讨论过，并且我自己也一向谈得很不够，所以在这里不妨作一些说明，虽然这样做会离题较远。毫无疑问，人起源于爱群居的动物，但他和它们不同的是他组成紧密的社会。爱群居的动物惯常过一种内部缺少团结的合群生活。这些同样的个体动物根据生活的条件、食物的供应情况、敌人的数目等等，有时组成庞大的群体。在另一个时候，它们又分成许去小的甚至只是分成若干对，直到某种比较有利的机会又把它们聚成巨大的集体为止。一个个体可以非常容易地从一群转到另一群。对于人来说，这是极端困难的。在这里讨论这种改变的原因，也许离题太远，但不妨作如下的简短的说明。
动物的互通消息的方法依靠它们本能地发出的自然的响声，以及包含在姿势和模仿中的交谈方法，但这种方式它们毋需彼此学习，而是生来就具有的。因此群体中的每一个分子可以用这个方法同样清楚地表达它自己的意见，并且可以为其他所有的分子所了解。
除对工具的使用以外，使人类与动物有别的是发言淸晰的语言。人类所用的工具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由他自己制作的，并且必须从邻人那里学会制造工具的方法；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相互了解的媒介，这种媒介也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他的同类在环境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并且他自己非向他们学习不可。这种沟通消息的媒介不是一开始就由全社会所共有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的。通过这种运用语言的方法，社会的团结变得更加巩固和密切，因为依靠这种方法，对于劳动的了解和协作变得比较容易和多样化。由于这些不同，人类的一些部族和群体从一开始就互相分离。因此每一个人不得不同他已经熟习其语言的那个特定的部族或群体生活在一起。他无法同其他的部族和群体沟通思想和感情。当他处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感到不惯和不舒服。除此以外，还产生另一种因素。语言让一些个人彼此建立关系。它也让人们把自己对于过去的回忆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它形成一个保守的因素。即使是充分发达的动物也无法辨别同类的其他动物，因此它很容易忘记它的父母和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但人类却能终身保持这些关系。他甚至能够辨别和记得他的双亲的父母、他自己的儿女的儿女，以及他的兄弟姐妹的儿女等等。
一般人认为：家族是由自然所规定的，“血统的声音”就是这一事实的明证。事实上，所创造的是“语言的声音”。如果没有某种关系的标志，任何家族都不能作为一个永久的组织存在下来。在动物方面，一旦幼小的动物羽毛丰满并且已经开始过独立的生活，“血统的声音”就嘎然而止了。这一事实使得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听起来格外可笑，他们企图不但把家族的关系而且甚至把民族的关系解释为“血统的声音”的结果；例如，当日耳曼血统的奥地利人倾向于同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联合起来的冲动被说成是这种“声音”的不可思议的规律的例子时，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住在奥地利的非日耳曼血统的居民、特别是捷克人，比直接同德意志帝国有关的人来得多。
由于形成了家属，由于积累了比占有者寿命更长的以工具、武器和各种用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财产，一个家庭的亲密的性质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在他死了以后，所有这类私有财产都归那些曾经和他十分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承受，从而成为直到他死亡为止始终维持这种关系的坚强理由。直系亲属的亲密程度又因另一种类的财产、即由于全家共同占有的土地而更加有所保证。甚至动物也都愿意住在它们曾在那里长大的、可以说是感到很自在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它们熟悉食物的每一个来源、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危险的地点。然而，这种地方的范围并不是划得很窄的，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如果在附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或由于某种危险，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大他的活动范围，直到他搬进他比较中意的另一个地区为止。可是在那里，他是迟早要隶属另一个部族的。
在比较亲密的人类社会中，这一点就有所不同。无论是谁，只要他来到另一个地区，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群他无法了解的人们中间。原始时代的人并不利用搬到人口稀少的新的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办法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适应只有在一个较高的文化状态中才能找到，即使那种文化状态还是不完备的。另一方面，原始的人群聚在一起，力求扩大其活动范围而不利于邻近其他的人群。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旦军队的技术有了十分高度的发展，便产生了战争和同类相残。由此我们也看到，我们称之为“残忍”的品性并不是由于人类的动物先驱的结果，而是人类的发展的产物。道德的本能本身，休戚相关的感情，对于别人的同情心，急难相助的心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改变着它们的性质。在社会动物方面，这些本能是由同类的一切个别的分子所共有的。
但是，在人类方面，这些本能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最接近的圈子的成员。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凡是在这圈子以外的人都是漠不关心的对象。他对他们没有同情心，并且往往是直接敌对的。随着相互沟通的发展，我们“个人”自己感到是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的范围也扩大了。今天我们仿佛正在回到人类发展的起点；我们的社会和道德感情的范围又在开始扩展到同类的一切个人，换句话说，扩展到全人类。但是，一般说来，这还多半是我们正在十分缓慢地争取的一个理想。同时，由于分工和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联系，经济的发展促使国家内部建立了一些单独的、界限分明的社会，而国家本身又接着被分裂成各种各样的集团。这些集团也就变成多少有些独立的组织，例如贵族、家族、教会团体、宗派、行会等等。这些组织各自发展它们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这种理想只对每f个具体组织的成员发生影响。甚至这些不同的组织可以互相倾轧。它们对于自己的狭隘集团的成员能够牢固地团结一致并表示同情，同时对其他集团却根本缺少仁爱。每一个个人可以属于若干具有不同的并且往往是对立的利益和道德原则的社会组织。社会内部的矛盾越是尖锐，个人与个人的对立就越是严重。南方各国的封建贵族的太太们在她们同类的其他一切人看来是非常娇媚和可爱的，并且是充满着慷慨和同情的；但她们却残忍地折磨她们的奴隶。分明是同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可以关怀得无微不至，然而在他的业务关系上却成为最无情的敲诈者和最冷酷的监工。
文化不一定同时有助于使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通情达理。另一方面，如果作相反的假定，把原始的自然状态当作黄金时代的义皇盛世，认为我们一直是从那个盛世逐渐衰退下来，那也是荒谬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人类发展史上看出两种互不兼容的倾向，根据当时的条件，不是这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便是那一种倾向占据优势。
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不断改进杀人武器以及增加人类的敌对势力。它助长国内的对立，即发生于人口过多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之间的对立；此外还有穷人与富人的对立，独占自然财富的人们与被迫留在贫瘠沙漠中的人们的对立。而且，它引起工业发达地区与工业落后地区的对立。最后，在各国本身中间产生人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剥削和奴役形式，从而引起了仇恨与残暴。
一种相反的倾向是随着农业的开始而产生的。在早期的生产方法中，狩猎和畜牧占主要地位。畜牧和狩猎都需要武艺，并使流血成为维持生活的手段和防御猛兽的手段，因为那些猛兽在文明初期威胁着牲畜的安全。另一方面，农业却并不一定要用武器。农夫往往看到野兽对他们很有帮助，因为它们袭击其他想来糟蹋农作物的猛兽；而猎人所看重的保护野生鸟兽的措施是不受农夫欢迎的。在农业方面更加突出的情况是，技工和聪明的工人利用多余的武器作为生产资料。制造这种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原料以及学习使用武器的过程，在这些与猎人和牲畜饲养者抱有不同见解的人看来，是他们想尽量减少的一种经济上的浪费。因此农民、技工和知识分子的本性变得越来越平和；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农民和技工还需要用体力来进行他们的工作。这种体力很受他们重视，并且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甚至在游戏中、特别是在含有比赛性质的竞技中，非常受到欢迎。知识分子却不需要其他的力量。他把别人用以使肌肉发达的时间用在获得知识或锻炼他的脑力上面。无论是谁，只要他企图用智力的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来进行文字的论战，就会立刻暴露他的低劣。这种论战决不可以因为德国学生界往往采取粗暴和恫吓的方式就加以否定。德国学生界的粗暴态度是逐渐导致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斗争所特有的横蛮作风的结果。
古代世界的僧侣阶级以及基督教的精神领袖们一般是反对流血和暴力行动的，至少在他们不属于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时是如此。对于十八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当知识分子本身变成了剥削者时，他们就并不总能表明同样旳和平倾向。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的情况就同农民、技工和无产者一样。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不是被当作达到别人的目的的手段，而是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或者是达到全社会目的的手段；然而却不是被当作达到其他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康德的伦理学恰好符合这个观点。不过在演德看来，伦理学并不单纯是特定阶级或时代的道德律，而是全能的上帝本身都受其支配的一种超越现象世界的永久的道德律，因为甚至在上帝看来，也是不准把人当作单纯的手段来使用的。（为什么呢？）[2]
不论迖种态度如何产生，其结果总是成了对于人格以及对于人生和人类幸福的尊严的莫大尊敬。可是，这些热爱和平的倾向在农业和村社生活的初期已经开始显出不利，因为各国的和平的阶级是最缺少防御的。他们受到武装集团的剥削，这些集团曾经作为一个好战的贵族社会对他们逞尽威风，这时又专门从事于狩猎、战争和杀戮，像以前猎人和畜牧者所做的那样。所以，他们在对自己的心怀敌意的同胞的态度上，把猛兽的方法和本能提升为一种原则。
于是，残暴和人道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两个特征。这些特征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按照不断改变的条件而占据优势。在古代罗马，全部人口都卷入征服的政策。罗马人由于他们在军事上占优越地位，终于能够使地中海的一切国家都成为他们的附庸。全部人口靠剥削这些国家过活。他们对战争非常热心，赞成最残酷的战争行为；由于战争的胜利给罗马人带来大批廉价的奴隶，因此在竞技场中使用奴隶并使他们在决斗中互相残杀以取悦观众，就成为他们的主要娱乐之一。单纯供懒惰的上等和下等民众消遣的格斗和杀人，标志着最下流的残酷行为的极限；然而这一类的事实却代表着高度文明阶段而不是野蛮状态的古罗马城。这些以人命为儿戏的格斗，直到罗马国家由于住在边境的蛮族入侵而从高度的“文化”下降时，方才告一段落。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好战的贵族以外，还出现了具有两种不同倾向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是个剥削者，因此他把自己依靠对其剥削而生活的人当作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达到那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态度中，已经潜伏着冷酷和残暴的萌芽，至于这些萌芽发展到怎样的地步，那就完全要看当时的环境而定。殖民地政策应对最残忍的和最可怕的暴行负责。另一方面，在商业垄断时期，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发生了对立。商业资本在这时期显出是好战的和肆无忌惮的。它屠杀和掠夺了印度的人民。它进行了对黑人的奴役，迫使它的各国政府发动凶恶的、消耗性的商业战争。反之，工业资本却必须支付大部分的战争费用，从而遭到严重妨碍。因此，它是同这种方法直接对立的，并且事实上也是义愤填膺地反对了迖种方法。人类的同情心显露出来了，它对虐待西印度群岛黑奴的暴行表示愤慨，但始终容忍着以不足维持温饱的工资迫使英国的白人工作过劳的残酷折磨的现象。不过在这个时期，连无产阶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始终一贯的、统一的倾向。我们已经知道，生活环境曾迫使无产阶级把人生看作是神圣的东西。既然它不仅是一个剥削的而冃.歩宁说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它深受漠视人生的痛苦；所以以古代罗马为例，战争除使无产阶级担负军费以外，还使它承担许多重荷与危险；而胜利和由战争得来的战利品则归统治阶级独享。所有这些引起无产阶级厌恶一切杀戮和各种暴行。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是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早在近代工业生产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而获得发展以前就在群众中间出现了。封建制度对农民课以苛重的赋税，所以农业受到不利的影响，生产量急剧下降。
结果是，农业不得不逐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而那些仍旧留在农业岗位上的人的劳动负担不断增加。那时多余的劳动力很少有机会受雇于工业生产，因为工业本身受到行会的限制。所以无数的失业群众、即挨饥受饿和绝望的无产阶级充斥全国；由于他们本身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便求助于各种寄生性的糊口之道，从求乞和偸窃直到明目张胆的抢劫。这些人生活极端贫困，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并为社会所不齿，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充满着对于整个社会的疯狂仇恨；这种仇恨增加着，因为那些当权的人无法并且也不愿采取有助于社会改革的措施，而是一味采用恐怖手段。他们不得不恐吓挨饿的人们，使他们不再求乞、偸窃、欺骗、卖淫和抢劫是这些不幸的人们就受到最可怕的惩罚。“一场反对流浪的真正残酷的战争，”马克思在其《资本论》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这本书里他举了有关这种立法的许多例子。[3]其结果是同任何恐怖时代所产生的结果一样。它既然不能改变社会产品所由产生的基础，就只会减低社会产品。罪犯的人数没有减少，尽管他们有多少人被押送到木帆船上去从事苦役，或者有多少人被处绞刑和遭受毒打。因为那些苟延残喘的人除继续行骗外，没有其他谋生的办法。于是就产生了同警察的不断冲突。唯一显著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日趋败坏，而执行重典的恐怖与残酷的行为格外助长了无产阶级的仇恨和忿怒，以及对于残暴的渴望。当然，首先只是无产阶级的作奸犯科的一部分人才有这样的情况。这部分人那时为数很多，同工人无产阶级的分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友谊的联系（正如同中小阶级和农民的下层有着相类的关系一样，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一只脚站在有害影响的泥沼中的），因此连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方法也受他们的影响。结果，在法国革命爆发时，只有知识分子以及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中小阶级富裕部分和资本家与工业家的那些阶层才对人道表示同情。在无产阶级本身以及与共关系最密切的那些阶层中，由这种残暴立法所产生的粗暴和残酷的倾向，一旦在国家政权最后垮台时就往往清楚地暴露出来，而这种倾向以前是受国家政权的压制，完全处于潜伏状态的。
杀戮和恐怖手段
如果考虑到统治阶级如何对待群众中最穷苦的分子，那么对于革命分子在能够自由行动时往往立即使斗争具有疯狂和残酷的性质，从而把伟大的革命变成特别凶残的革命这一点，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然而，如果把各种革命的屠杀列在同一个项目之下，那是错误的。我们还必须把那些变得凶残的人们在斗争和失望所引起的忿怒支配下或由于无名的恐惧而容易造成的过激行动，同那由预先安排的训练制度所产生的过激行动区别开来；后者以策划周到的立法形式依靠当局人物而被采纳到国家制度中去，以便压制那些统治者认为是危险的分子。
我们看到在革命开始时就有从人民方面自发地产生的暴行；但恐怖时代是从一七九三年夏季吉伦特派被逮捕和被处死刑时开始的。早在攻打巴士底狱那一天，当驻军投降时，人民就表现了他们的残忍。有些人被杀死了，其他一些人被砍了脑袋；人们把那些脑袋挑在枪尖上耀武扬威地四处走动。这种用枪尖挑着人头的示成游行，在革命过程中往往是司空见惯的。当革命变成了革命方面同欧洲各君主的战争时，对于流血和残暴的渴望增加了。当普鲁士军队逼近巴黎，普军总司令布伦斯威克公爵住其宣言中以屠城来威胁巴黎时，关于全国贵族阴谋支持外敌的谣言甚嚣尘上。于是巴黎人怒不可遏地纷纷起来，想要消灭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这一行动发生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这场使三千人丧失性命的屠杀是大革命恐怖的高峰。.一伙伙的刽子手对于流血着了迷。他们并不以杀戮为满足。他们真正是以狂喜的心情泡在血泊之中。
德·拉姆巴尔公主的全部罪行不过在于她是王后的朋友，但她不但遭到杀害，而且被剖腹掏心。人们把她的头挑在枪尖上，带到被囚的王后的窗子跟前。王后看到这种恐怖的景象，立刻晕过去了。
连宽赦的行动也带有残酷的形式。德·索姆布鲁伊夫人在九月屠杀期间同她的父亲囚禁在一起，她的遭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站在她父亲旁边的某一位德·圣马尔先生被劈开了脑壳。她的父亲就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她拼命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他，斗争了半天，终于在受伤三处以后使那些人受到感动。
“其中有一个人拿来一只酒杯，把那被杀害的德·圣马尔先生头上流出来的血倒进杯里，再搀进酒和火药，然后宣布，如果她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干杯，她就可以拯救她的父亲。她泰然自若地一飮而尽，于是立刻就被这同样几个人带了出去。”
[4]
①这个报道见古斯塔夫·兰多瓦编《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二卷，第176页。此书在最近的德国革命之前的夏季写成。在注明日期为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序言里最后有这样的话：“深切了解法国革命的精神和悲剧，在我们当前的严重时代是会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料到，在这“严重的时代”、革命的悲剧马上就要在他本人的身上实现了。
毫无疑问，愤怒的和孤注一掷的群众在革命时期的残暴是可怕的。但是，即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这种心理的改变，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一点单单归咎于革命。这种心理的改变是高级当局长年累月对待人民的结果。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一七五七年，一个名叫达米昂的人想要谋杀路易十五。他用一柄证明完全不能致人于死命的小刀行刺。但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是可怕的。达米昂的右手被砍了下来，当着他的面被烧掉。人们砍伤了他的手臂、腿和胸部，把滚油和溶解的铅注进这些伤口。然后他们把他的四肢各缚在一匹马上，驱策那些马朝不同的方向奔去，因此他的整个身体确实被分成了好几块。这个不光彩的酷刑是完全公开执行的，其目的是要对群众造成一种印象。唉，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印象啊。
迖种残暴的行为一直继续到革命时期。只有革命才彻底扫除了这种暴行。可是，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三日，高尔蒂埃·德·皮奥扎还从凡尔赛作了如下的报道：
“上星期二，在晌午时分，凡尔赛的人民终于阻止了一个罪犯的死刑的执行；他由于犯了杀父罪，本来是判决要缚在刑车上活活烧死的。”
[5]
“由那些执掌较高权力的人所犯的这些暴行先于群众所犯的暴行，群众从事的杀戮得不到公认的革命领袖的赞许。事实上，他们是极力反对这种行为的。一向被人十分错误地归罪于那些领袖的九月屠杀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对他们有何指责，那也充其量只是说他们没有能够抑制群众的愤怒。这种愤怒是非常厉害的，是可怕的和使人胆战心惊的，因此谁也不敢拿性命当儿戏，变成这种愤怒的牺牲品，连吉伦特派也不例外。公社的委员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力图拯救那些侍奉王后的贵妇人；他们每次都获得成功，只有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德-拉姆巴尔公主不在此例。”
[6]
罗伯斯比尔就是对九月屠杀深威愤慨的人中之一。他痛苦地喊道，“流血，经常不断地流血。这些可耻的人最后一定要把革命葬送在血泊中了”[7]。
连马拉都在这种屠杀的而前感到战栗。“一个足以表明马拉本人的特征的事实，据我所了解还没有被任何历史家提到的是：他公开地不赞成九月屠杀，或者至少是对那种屠杀深感遗憾——这同一个马拉在他于八月十九日发表的言论中还曾赞许过屠杀，并在九月二日想要把屠杀的好处扩展到法国全境哩。”[8]
不消说，在马拉的方面，使他不赞成九月屠杀的，与其说是对于人道的重视，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罗伯斯比尔属于根本反对任何流血的知识分子。这可以从一七九一年五月十七日制宪会议对于新刑法的讨论中获得证明。在讨论新刑法的会议上，当有关死刑的条文被提出考虑时，罗伯斯比尔是同那些最激烈地反对这种刑罚的人们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理由是：死刑并不能防止犯罪，而只会使民众更加残忍，更加倾向于作出暴行。他的努力落了空。死刑仍旧保留下来。只是规定不得采用最可怕的执行死刑的方式。但斩首是保留下来了。这项决定构成了若干少有的原因之一，使得马拉表示赞成国民议会而反对罗伯斯比尔。两年之后，罗伯斯比尔站到马拉一边，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对死刑的意见。从此以后，这个刑罚就成为他的主要的政治武器，甚至用来对付他的政治上的朋友。
我们已经竭力主张，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恐怖主义的方法这一事实，不应该同一个愤激的群众的过火行动混为一谈。因为这些过火行动起源于民众的没有教养的和粗野的分子中间，而恐怖统治是由那些充满着最高尚的情感的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士所支持的。这种恐怖统治是当时存在着的条件的结果，它的根源和自发性的暴行不同。自发性的暴行是由旧制度对于贫苦群众的残酷立法造成的；而恐怖统治则是雅各宾派由于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任务而不得不实行的。那时，雅各宾派正处于由雕敝的群众的不幸所引起的、只是到了他们当政时才达到顶点的战争期间最可怕的环境之中。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保全资产阶级社会和私有财产，同时还要消除人民的痛苦。其结果是，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险恶的境地，只有使用他们自己所不赞成的并且深知其无益的手段，才能从那种境地摆脱出来。正是群众的这种困苦，使得旧制度着手制定它的残酷的法律，求助于恐怖主义。事实上，也就是这种普遍的困苦引起了新制度的同样残酷的法律和恐怖主义。唯一的区别是：古代的国家力图用杀头和虐待穷人的办法来统治可怜的民众；而新的国家则力求用砍富人及其奴仆的头——没有虐待——的办法来减轻群众的困苦。但是后者正像前者一样，并没有达到目的。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还有所不同。旧制度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恐怖统治之是否摧毁无产阶级。恐怖主义的失败当然是一个不愉快的事实，但它对旧的国.家没有构成严重的危险，因为旧的国家想要压制的阶级、即流氓无产阶级根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占据上风，并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完全不值得重视的因素。反之，新的制度在它的恐怖手段失败时，便立刻宣告破产并趋于崩溃。因为它想压制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宜于执掌无上权力的阶级；并且从经济上考虑，它在当时也是不可缺少的。对这个资产阶级的镇压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困苦，连那些本来应当从恐怖时代获得利益的人也同样遭到这种厄运。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使旧的“恐怖统治”与新的不同。就前者而论，那是完全符合于支配这个时代的集团的伦理的。他们并不一定由于实施恐怖手段而不忠实于自己。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正当的手段。可是，新的恐怖时代是与实行恐怖手段的这个阶级的伦理背道而驰的。因此，从最初起，恐怖主义者就受到良心的谴责，虽然他们企图用种种诡辩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它却破坏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削弱了他们的威信，加剧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动荡和磨擦，甚至使他们的许多成员腐化堕落。即使在来世也没有绝对的“道德”，即使一定时代、一定国家或一定阶级的道德是相对的东西，伦理还仍旧是最牢固的社会维系，以及在人生的一切问题和冲突中的最坚强的支柱。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对自己不忠实，或者违反公认为构成良心的无上命令的那些伦理原则了。恐怖统治在遇到有力的抵抗时所以会彻底崩溃，大部分应该说是这一切的结果。残存的恐怖主义者曾经多么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看法啊！在拿破仑看来，合法的君主主义者是一种比旧的共和主义者大得多的危险。这证明了后者的“道德”在恐怖时代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害。
十九世纪行为的倾向仁义
法国大革命属于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时代，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流血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结果，他们不是谴责了革命，便是颂扬了杀戮。事实上，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本身消除了某些使革命具有如此残暴性质的最重要的特征，为将来几次革命的比较温和的形式铺平了道路。它所以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它排除了封建主义，鼓励了能使无产阶级群众从单纯的流浪者变成工资收入者的工业资本，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发动了一个迟早要以民主政治获得胜利而告结束的运动。最后，由于研究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结果，产生了一个使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特定时机能够采取某种实际行动而其目标又在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内的理论；因此它没有理由要陷入一条只会导致恐怖统治的死胡同里去。通过革命，农民获得了解放，成为他自己的土地的主人。结果，土地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产生了农民也分润其利的较大的报酬；所以曾经放弃农业工作的过剩的劳工的总数就有了减少。另一方面，也有一大批人离开土地而涌进城市去寻找职业。一切旧的行会的限制已经打破；手工业可以不受妨碍地自行发展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这种劳工受到新兴的工业资本的不利影响；但随着工业资本的迅速增加，连这种资本也有助于扩大对劳工的大量需求。工业无产阶级这时成了一个具有特殊阶级觉悟的特殊的阶级，它变得越来越显著，同流氓无产阶级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资本的统治下，同盛行手工劳动的时期的独立劳动者的地位相比，工业无产阶级的地位当然已经恶化。另一方面，与流氓无产阶级相比，资本也肯定是改善了劳工的地位。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会斗争的；而工业无产阶级依靠它的阶级斗争和组织，却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具备了理智和道德上的一种了不起的动力。在最初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遭到资本的可怕的抑制。在它的居住条件上，在它的生活的贫乏和动荡上，在它的愚昧无知上，它同流氓无产阶级并没有多大距离。的确，由于生活的单调，由于排斥一切行动自由的工厂纪律的不断压迫，由于对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剥削，它在许多方面还不如流氓无产阶级。
因此，工人无产阶级里就没有流氓无产阶级中比较强有力的分子的那种胆量。这样它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但它并不因此摆脱它的粗暴。在这种情况下，要存有解放的念头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很长的时间以后，人们由于进行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希望从那似乎要使他陷入的看起来是绝望的泥沼中脱身出来。这个过程越是继续下去，由于当时的环境而显现出来的富有人性的倾向也愈能发展和成长。有利于这些倾向的事实是：由于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甚至为反对无产阶级而制定的刑法也开始丧失它们以前所具有的残酷的性质。
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我们已经讲到的结果，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已经显出是一个充满着使人赋有人性的最大的力量的阶级，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所发生的运动中；他们愈来愈脱离了那种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先驱的特征的、连恩格斯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工厂工人中间看到的残忍的野蛮行为。与此同时，导致恐怖统治的种种原因消失了。在这恐怖统治瓦解以后，比较有远见的同情无产阶级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恐怖统治并不能够导致任何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解放。他们得出结论，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采用共产的办法才能达到。但是他们在资本家中间找不到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无产阶级中间也找不到精神条件；并且他们看不到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正在起着产生这些条件的作用。因此，他们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企图找到一个在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手段以后似乎就能立即实行的计划或公式。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思想，不是向某一位仁慈的百万富翁而是仿照第一巴黎公社的榜样向政治上的垄断求得权力，每一个这种企图当由政府中的少数人实行时，就必然会导致与第一巴黎公社的统治相同的恐怖统治。无论如何，这种企图至少是合理的。它并不想要避免资产阶级社会的后果而又保全这个社会，而是企图利用摧毁其基础的办法来消除那些后果。不过，只要缺少那种唯一能够扫除他们想要加以摧毁的基础的社会条件，在企图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甚至这种努力也一定是徒劳无功的。这将意味着少数人企图以不可能办到的、或至少是毫无效果的、甚至是违反对方利益的事情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只有借助于最后必须用屠杀来实行恐怖统治的暴力手段，那种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这种努力失败了，不仅因为当时的工人群众还不过是在逐渐抱有社会的观念，而且因为无产阶级已有好几十年没有保持它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共同占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第二巴黎公社确实给与无产阶级以支配巴黎的权力，但它并没有获得支配法国的权力；并且即使在巴黎，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多数派。事实上，这些社会主义者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们是非常慎重和谦逊的。在巴黎公社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群众所接受时，他们才找到了一个比较坚强的基础。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使其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学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历史唯物论。他们具体地阐述了关于历史的纯粹自然发展的思想，按照他们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受经济关系的发展支配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造成那种终于使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条件；但他仍同样承认，只要转变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想用第二种的生产方式来代替第一种的任何努力都是劳而无功的。
因此，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再是找到一个可以提出并在一切条件下采用社会主义的全面社会化的计划或公式。他们必须研究经济情况，并且作为自己的研究的结果，阐明对一般社会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同时为推行那个步骤而努力奋斗。换句话说，那些社会主义者从此以后并不仅仅关心于推行社会主义了。当社会主义还无法推行时，他们就不得不关心资本主义工业的条件，并要求那些条件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点决不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所能立刻理解的。事实上，甚至在国际工人协会，社会主义者们在几年之后还瞧不起自由贸易和罢工这类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影响工资制度。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工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以及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经济问题与矛盾的重要意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无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立刻加以推行和实现的东西了。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地方，它也只能推行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实行的某种性质的社会主义，而其所采取的形式也必须符合那些具体的条件。根据这种看法，社会主义就不能通过政变来推行。它势必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社会主义者永远被要求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只从事于在当时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可以办到的事情。因此，如果每一件事都经过适当的考虑才见诸行动，社会主义者就不可能在所进行的工作方面遭到失败或陷于绝望的境地，而绝望的境地是会迫使他们违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并借助于恐怖手段的。
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领导了社会主义运动以后，甚至到世界大战开始时为止，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每一个行动上一直能够避免犯严重的错误，而利用恐怖手段来实行任何计划这一想法，已经完全从它的纲领中取消了。很多事情对这种结果作出了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最有力量的社会学说的同时，民主制度已经在西欧扎了根，并且由于它在那里斗争的结果，已经开始构成政治生活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但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得到提高和巩固，而且对于经济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的认识也有所增长。一切异想天开的冒险行动被消除了，而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的内战也是如此。一九〇二年我在拙著《社会革命》这本小册子（第六章民主制度）中写道：
“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因为民主制度使较高形式的革命斗争成为可能，它也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一种制度。这个斗争将不再像一七八九年或一八四八年那样由无组织的群众进行的斗争，那时他们没有受任何政治教育，不了解进行斗争的各个方面的力量对比，不能比较深入地弄清楚斗争的目的和解决斗争的手段。它将不再是一个由那些轻信各种谣言的、受各种偶然的事故支配的群众所进行的斗争。它将是一个由有组织的进步群众所进行的斗争。这些群众意志坚定，善于思考，既不乘一时的高兴而人云亦云，也不对任何不利的局势惊慌失措，更不由于失败而垂头丧气。另一方面，选举和竞选的方法使人们有可能估量自己和他们的敌人的实力。它们有助于清楚地了解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而且，它们可以防止过分急躁的行动和避免挫折。它们也甚至有助于使对手自己认识到他的地位的脆弱，并且往往可以使他自愿放弃他的地位，如果放弃与否对他来说也许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整个的斗争就变得不像从前那样残酷无情，如果它不依靠没有把握的机会的话。”
由于所有这些条件合并发生的作用，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水平之高于流氓无产阶级，以及由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那时就有可能把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在其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表示的悲观的忧虑抛开。他说：
“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一七九三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令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
[9]
必须说明的是：只有当一次革命在恩格斯所预料的时候爆发，他的忧虑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甚至在四十年代，尽管不发达民族的群众、特别是爱尔兰人已经从事工业，他的忧虑还是多少有些夸大。但是恩格斯本人希望，如果革命不会马上到来，无产阶级就有时间发展自己，接受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从而使革命采取某种比较温和的形式。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恩格斯所预料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到来，但并没有发生在英国。在革命爆发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经济、文化和精神力量也有了增长。
在欧洲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情况改变得很快。早在一八七二年，即巴黎公社之后的一年，马克思表示希望在美国、英国和荷兰这样一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将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无产阶级的兴盛已经带来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凡是对问题了解得深刻的人没有谁会认为像德国、奥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可以单靠武力加以推翻。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不大想到用真刀真枪实行屠杀，而是越来越想到唯一最宜于无产阶级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即拒绝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罢工。当时看得很清楚，德国和俄国的旧制度的人们将力求借用武力来粉碎任何想要推翻他们的企图。但是，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居然像十八世纪末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重又借助于杀戮、报复和残酷性，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种行动使得整个的发展颠倒过来了。
恩格斯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相信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断地减少残暴，同他的看法相反，近来在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由科学发展为行动》一书中讨论了另一种见解，这个见解也出现在布哈林写的《共产党人的纲领》（祖里克，一九一八年）一书的序言里。那篇文章中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资本主义越是发达，它的没有防御的斗争就愈加不顾一切，因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愈加惨烈，胜利的工人阶级用以践踏失败的资本家的手段就愈加残酷。”（第19页）
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完全相反的。因为它把近十八个月来布尔什维克普遍推行的做法规定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就格外错误了。它是错误的，因为它把这些做法说成是资本家们没有防御的战争的卤莽和残暴的结果。关于所有这种残暴，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找不到什么迹象；在最近的布达佩斯更其如此。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变得极端惨烈，却完全是事实。其所以有这种情况，依我这种“顽固的老朽”或“愚蠢的老朽”（布哈林，同上书，第22页）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残暴，因为在卷入世界大战的各国，资本主义的残暴是像在上次革命开始时的德国一样明显的。
战争的影响
在至今有案可蒂的提高人性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向残暴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世界大战；但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人性的一般趋势的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由法国革命本身暴露出来的。那就是革命政权认为必要的普遍兵役制，目的在于调动优势兵力和不断补充缺员来对抗那些联合起来进行干涉的君主的职业军队。当法国又已抛弃这个制度时，这些君主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加以采用，并在事实上加以维持和扩大。那就是普鲁士这一个边疆地位最为不利的在欧洲强国中最近崛起的和最小的国家；它的生存要求建立一支按人口比例来说远较任何其他国家为大的军队。撇开这个事实不谈，旧的普鲁士由于种种纯属自然的原因，被认为是大国中间的一个晚子和最穷的国家。所以，如果它真正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他的一切考虑就非顾全军队不可。结果，自从它崭露头角，列为强国之一的日子起，它就是一个最杰出的军国主义国家。美国大使盖拉德在其论述德国的著作[10]中作了几点说明，这些说明非常清楚地揭露了普鲁士的军事职业。
由于实行普遍兵役制和主张一般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在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之间在西方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高峰。结果，欧洲大陆其余的国家也不得不实行普遍兵役制，并且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铁路系统成了战争行动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有的陆军强国都企图不遗余力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有必要不断增加武装力量——换句话说，越来越严格地实行普遍兵役制。于是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光荣的成绩：全部男性人口，除非患有残病或体格不合条件，都被迫参军！但参军意味着使自己习惯于杀人并在杀人的行动上进行竞争。它表明人类的感情和文化的削弱，以及残暴的养成。在十八世纪，当只有人数不多的职业军队（国民军）的时候，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道德上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可是，由于实行了普遍兵役制，人民在十九世纪的期间变得越来越残忍，特别是在普鲁士。
十九世纪的提高人性的努力因此就完全徒劳无功，并且还受到十分不幸的影响。这种提高人性的努力在知识分子中间本来是宣扬得最响亮的。他们…直在很长的时期内免服兵役，甚至在实行强迫征募而不是志愿投军的办法时也是如此。在征兵制度下，首先受到影响的，只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各劳动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免服兵役的。另一方面，普遍兵役制却终于使他们不能成为例外。当时需要有指挥预备军的军官。不过在此以前，正如在以后一样，受过教育的人在兵役方面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个地位没有把他排斥于军队之外，而是使他在军队本身之内享有某些特权，成为限期一年的志愿军和后备军官。结果，知识阶级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上受到军事力量的影响，并且事实上这种影响比其他阶级所受的同样的影响格外来得深刻。因为兵役使他们占据特权地位，同时还在他们的心中养成了对于军队生活的某种兴趣。此外，设置职业军官的制度也加强了军队的吸引力。在那些把服兵役当作终身职业的人看来，这并不单纯是一种暂时的活动形式，他们必须在一切战争策略上采取主动，使他们的团队在阵容和作战能力上胜过其他的团队，因而他们养成了黩武主义的特性，其程度比那些仅服短期兵役、甚或被迫这样做的普通人为深。
因此，知识阶级比其余的人口更深刻地受到黩武主义的影响。而且，专门职业带来一种倾向，往往用一种绝对的过激的方法——这种方法毕竟是同极反动的思想方法十分吻合的来阐释一切观念和概念，而那些通过实际的经验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障碍的人们却没有那么趋于极端。知识阶级中希望成为预备军官并以职业军官为模仿对象的人们，很容易地适应了缤武主义带头提倡了由普遍兵役制所产生的立刻感染到全体人民的粗暴和暴戾。甚至在这方面，普鲁士也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头；因为它首先推行了为期一年的义勇军和预备军官的制度，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高地把预备军官提升到一个令人垂涎的特权地位。然而，尽管存在着普遍兵役制，无产阶级的提高人性的倾向却由于它的阶级地位的关系比顒武主义的残暴影响更为强烈。就知识阶级、特别是普鲁士的知识阶级来说，曾竭力抑制这些倾向，从而大大地助长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酷烈程度。
这里关于知识分子所说的话可以特别适用于资本家，因为他们的人道本能由于他们的地位关系，从一开头就碰到一些比它们更强的敌对力量。所以，当战争爆发并在实际上把全部健康的男子拖在它的后面达四年之久的时候，赎武主义的粗暴倾向便陷入残忍的深处，缺少人类的感觉和感情。连无产阶级也不再能够不受它的影响。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了炉武主义，当它重返家园时在各方面都变得残忍了。由于养成战争的习惯，从前线回来的人往往抱着这样的心情和感情，甚至在承平时期和在自己人中间都动辄用暴行和流血来坚持他的要求和利益。遂可以说是成了内战的一个因素；它还进一步促使群众成为纯粹的生番。尽管如此，许多比较成熟的人一旦摆脱了战争的影响，却非常容易恢复他们在承平时间所养成的思想方法和感情状态。但是以青年而论，情况就坏得多；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教育和指导，已经无力抵抗四年战争期间盛行的残暴影响，因而也就已经获得了他们终生所不能完全磨灭的印象。
除此以外，在无产阶级的状况中还有一个异常深刻的变化在起著作用。战争已经十分严重地影响了中小阶级，赢得了他们队伍中的许多成员并迫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而且，至今对无产阶级一切阶级斗争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的这些分子，一直没有接触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时所获得的组织纪律和组织能力。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不辞劳瘁地启发和组织群众；甚至在至今已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内部，也已经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同所有工人的情况一样“战争时期熟练工人由于死亡或由于受伤和患病比在承平时期减少很多。
同时，对于新的一代简直没有什么准备。没有时间或力量来教育青年，并且也缺乏为从事这种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当时兴起了仅给熟练工人提供狭小活动范围的单调得多的军需工业，以代替存在于承平时期的各类工业；每一工人只需学习使用一点机器，这种机器那怕是最不熟练的徒工也是能够同样操纵的。结果，曾对德国工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熟练工人在战争期间人数大为减少；代樗他们的是一批突然产生的在人数上增长得很快的不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有过完美的组织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一切劳动阶级具有最淸晰的看法。不熟练工人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他们是无知的、漠不关心的。他们的冷淡态度任战争期间肯定是有了转变。因为这个巨大的事件及其可怕的后果惊醒了每一个人，连人民中间观念最模糊的人也不例外，并且使他们极度激动。可是，与此同时，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无知的和缺乏修养的不熟练工人相比，以及同那些被迫落入无产阶级的中小阶级相比，根据社会主义学说教育起来的熟练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因此受有较高教育和具有较高技能而一直领导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就逐渐丧失他们的领导权，代之而出现的是无知的盲目热情。这种情况格外容易发生。因为战争带来了最严重的经济混乱、大量的失业、物价的高涨和日用必需品的匮乏。所以绝望的群众变求最剧烈的改变；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他仍确实没有考虑过的较高形式的新社会，而是在于立刻摆脱他们的可怕的困境。在无产阶级看来，改变它的不幸的处境始终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原因说明了，由于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大量的经济和历史知识，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从来就觉得很难在工人阶级中间生根。群众在本能上所愿意接受的，不是一种导向发展道路的学说，而是一种能够提供一个公式或计划，使他们在实行之后无论如何都可以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中摆脱出来的学说。对于一个无产者说来，要承认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肯定地并不希望他处于单纯的消极等待的状态，而是激励他继续努力进行阶级斗争，但又使他的最后解放要取决于一种必须首先加以发现和创造的发展方式，那在他这方面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忍从。在战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无产者的处境不论如何艰难，他的状况还能让他勉强生活下去，因此社会的刻不容缓的改变对他来说并不是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至少在那些构成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核心的熟练工人看来是如此。今天，这些工人在一切政治和经济斗争中的地位被不熟练的工人所代替了，而不熟练工人的绝望境遇已使他们达到无法等待的地步。事实上，当战争的结束终于把政治权力放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又何必等待呢？
战争不仅已使工人阶级中最坚定的分子加入阶级斗争的最前列；同时由于军队的崩溃，特别是在欧洲经济上最厚实的那些地区，战争也已经在各个城市中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与此相比，像在俄国可以找到的那种不识字的农民则还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真正独立的政治权力。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它为自己所争取到的权力，不论使它居于显著地位的形势是怎样的形势。由于他们本国的落后状态，如果要求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作这样的放弃，那是愚蠢的。但是，一个由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会使胜利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当前各种问题适应于现成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而不会不假深思地力图在俄国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立即采取全面国有化的政策。
究竟这样一个政党能否领导群众，肯定是一个疑问。在讲究实际的政治家看来，比较重要的是在当时实行统治，而不是抱着正当的终极目的冒经济上失败的危险。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愿处于在目前会引起民怨的地位，因为一个超过现实可能性的政策之必然归于失败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希望避免失败，希望他的理想不致连带受到损害。实际政治与理论政治之间、拉萨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旧的对立，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又发生了。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库格曼的信（我把它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的《社会主义者》刊物上）里说，由于一八四九——一八五九年的反动，德国工人竟堕落到“对迖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括的救主表示欢迎”[11]。这种“手段”和这种“救主”是不合马克思的脾胃的。可是，正如在拉萨尔的那个时期一样，俄国第二次革命的时期即使具有截然不同的理由，也证明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极端不利的。俄国工人阶级中那些根据马克思的方针培养出来的人们已经死亡，或者被突然觉醒的落后群众扫除掉了。当初占据上风的是以布朗基、魏特林或巴枯宁为代表的前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这些就是首先在俄国、以后在邻近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所面临的状况。因此，难怪革命只是重新唤醒了原始的思想方法，并让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残忍的、凶恶的斗争方式显露出来，而这些方式我们是有理由相信本来已经被无产阶级的理智和道德的进步克服了的。
[1] 契扎雷·洛姆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医师和犯罪学家，曾任都灵犯罪人类学教授。他认为一个犯罪者代表一种不同的人类类型，在身心方面具有明确的缺陷，并认为一个犯罪者乃是遗传、返祖现象和堕落的产物。——译者
[2] 参阅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二版、第五节“上帝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准绳的存在”。
[3] 普及版，第闪4页及以下。
[4] 这个报道见古斯塔夫·兰多瓦编《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二卷，第176页。此书在最近的德国革命之前的夏季写成。在注明日期为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序言里最后有这样的话：“深切了解法国革命的精神和悲剧，在我们当前的严重时代是会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料到，在这“严重的时代”、革命的悲剧马上就要在他本人的身上实现了。
[5] 兰多瓦：《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一卷，第315页。
[6] 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5页。
[7] 路易·勃朗：《法国革命》，第二卷，第207页。
[8] 让·若累斯：《国民议会》，第一卷，第75页。
[9]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5页。
[10] 盖拉德：《我在德国的四年》，伦敦1917年版，第447页。
[11]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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