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八章 共产党人的活动
剥夺和组织工作
世界大战使工人阶级无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后退了一步。它几乎使每一阶层的人民都残暴起来，它把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放到运动的最前列，终于大大地增加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因此它带来的不是从容的思索和考虑，而是绝望。战部发展了军事的思想方法，从而也助长了工人阶级中的原始思想。那种思想方法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暴露出来的思想十分接近，因为他们认为单纯的权力是世界史上的决定因素，仿佛你只要拥有必要的势力和带有莽撞的作风，就无往而不利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经常抨击和反对这种想法。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里有三章专门讨论“暴力论”。[1]这个理论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只要这个理论以革命的形式出现，恩格斯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抨击。他不像今天有很多人主张的那样，认为只要一个运动是革命无产阶级运动，就决不应当揭露它的种种错误，理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十分明显，我们不应当过分苛刻地批评革命中的错误和缺点。最困难的历史情况就是革命的历史情况，因为你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全盘观察的崭新的局势。假如一个观察者本身处在安全的地位，或者从远处进行考察，却过分严厉地谴责那些置身在斗争的中心并担负斗争的一切责任和危险的人们所犯的错误，那就是最廉价的伪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错误不是起因于可以想象得到的对于情况的了解不实或了解不足，而是起因于本来对事物基本上抱有不正确的看法，那就绝对有必要来谴责那些错误。只有纠正这种看法才能避免错误；如果我们把那些错误轻易放过而不加批判，甚或为了假想的革命利益而为之辩护和加以颂扬，它们就只会使未来的每一个革命运动遭受损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让自己受到妨碍而不通过他们“火爆的脾气”对革命作这种必要的批评，这可以从恩格斯于一八七三年秋在《来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获得证明。在西班牙共和国于当年七月五日宣布成立后爆发的起义，除了少数的例外，实际上早在一月二十六H就遭到了挫折，虽然迦太基人把起义延长到一八七四年一月八日。因此，甚至在起义被彻底镇压下去以前，恩格斯就发表了一篇十分尖锐的批评文章，反对“这种绝对丢脸的起义……它应当成为世界其余部分的前车之鉴”。
恩格斯的这个批评用《巴枯宁派的活动》这一标题以连载的文章的形式发表（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五日《人民国家报》），一八九四年重刊于《人民国家国际》杂志（柏林“前进”版）。
我们奉劝所有热衷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们读一读这篇文章。这是因为，既然西班牙革命的形势有许多地方同今天的公社的形势相类似，那篇文章就在很多方面预先提到了布尔什维主义。恩格斯首先谈起西班牙的国际成员大部分属于巴枯宁同盟这一事实，然后接着说：
“一八七三年二月，当共和国宣布成立时，西班牙同盟派处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地位。西班牙是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根本谈不上立刻实行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在可能实行这一点以前，西班牙必须在发展道路上经历若干准备阶段，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共和国让全国人民有机会在尽可能短暂的时期内经历这些准备阶段，尽快地排除那些障碍。但是这个机会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实际参加政治活动才能加以利用。”（第17-18页）
但是，那就意味着要参加议会的选举并积极参加仪会的活动。可是巴枯宁派却要想一下子求得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就西班牙当时的形势而论，议会民主虽然在使无产阶级获得发展和变成成熟方面是个必要的手段，却根本无法用来达到上述的那种目的。参加“任何种类的选举在他们看来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那时他们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竞选运动呢？作为“一下子彻底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没有被发现。巴枯宁派宣布了总罢工，并把西班牙划分成无数的小的区域；此外在一开始就把整个运动分裂为一系列局部的运动，并宣布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结果不仅是运动的瓦解、西班牙国际的毁灭，而且也是“巴枯宁派至今所宣扬的原则的破产”（第32页），因为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逐一放弃那些原则。
今天在俄国的情况是否有什么不同呢？固然，在俄国工人阶级中爆发现在这次革命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像在俄国这样获得普遍的承认。
俄国社会主义者在几十年的期间自愿地做了必须做的事情，并从他们土地问题的落后性中看出某种好处。他们认为农业共产主义关于土地的措施使他们特别容易建立并建成现代社会主义。由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领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功绩是：争取承认这个看法；鉴于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一般社会的不发达状态，经过长期的令人厌倦的斗争终于能使不可避免的革命从一开头就只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即使无产阶级被要求在革命中间起一种突出的作用。只要革命不使那把立即解放的问题列为纲领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只要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小一定的高级阶层明白宣布信仰社会主义，上述的看法就能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胜利。俄国人民只知道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根本不管他们所想望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办到或是否与社会有利；当革命推动了真正广大的俄国人民时，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便落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马克思主义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群众心理学支配着他们，而他们也毫无节制地对它入了迷。无疑地，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已经变成俄国的统治者。所有这一切将会和必然导致什么结果，那完全是另-个问题。他仍由于把群众的盲目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就放弃了他们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顺利地扶摇直上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由于他们具有科学知识，由于马克思的名字深入人心，他们认为采用了马克思的一个口号、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就算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希望用这几个字眼来推卸他们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种种罪责。
这场革命是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而发生的。士兵们厌倦战争，不愿意再打仗。布尔什维克使自己成为不愿继续作战的心理的最不可轻视的代表人物。他们坚决主张用一切办法瓦解军队，根本不问这种做法是否帮助了德国的军事独裁政府。如果说这个军事独裁政府没有获胜，结果发生了德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当然是并不对此负责的。
军队的彻底崩溃给了下层阶级以完全的自由。农民立刻坚持要没收地产，把它分割成私有财产。当时不能不把这些大的庄园移交给农民，但是问题本来可以解决得比较圆满，使得这些庄园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好处不致丧失。不过那样就需要时间，而且农民也不愿等待。
布尔什维克在乡间制造混乱，听任每一个村落自由行动，从而把农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因此这些庄园被十分幼稚地破坏了，技术丧失了，许多生产资料损毁了。另一方面，农民完全让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已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的城市里采取自由行动，作为报答；所以工人阶级仅仅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指挥，不去考虑实际的局势。
这时无产阶级正在挨饿。它觉得自己遭受压抑和剥削，所以它越来越热烈地要求立即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为了要满足它的愿望，就没有时间来研究或思考了。受到了几下沉重的打击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整个大厦变成一片瓦砾。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所有权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问题。它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用一种国家的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制的形式来改造社会上的财产。它也要求用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方式，把管理工作和诸如此类的一切职能组织在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之内。在这两种改造中间，有关所有制的改造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事情比剥夺一个资本家更容易的了。那单纯是一个暴力问题，并不和任何社会理论有必然的联系。早在有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以前，即在单纯的商业和金融资本的时期，我们就看到通过封建贵族和君主，并且事实上还通过人民本身，发生没收商人、银行家和放债人的财产的相类行动。在中世纪，不仅犹太人往往被没收财产；而且，即使人们对宗教十分虔诚，一个教堂的或某一个教团的财产也有时会被充公。例如，法国的菲力普四世在十四世纪初期没收了非常富有的圣堂武士团的财产。早在有近代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以前，许多善良的、天真的人们就往往把劫富济贫的侠盗有作是人类的保护者。实行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容易的。这是同俄国无产阶级的不发达状态相一致的，所以巴枯宁在一八六四年、即在战争和巴黎公社之前不久，在其致当时俄国青年的宣言中指出了俄国盗魁斯青卡·拉辛所走的道路。拉辛在一六六七年组织了一伙盗贼，他同他们在俄国南部一起生活了整整四年，及后为政府击败，延颈就戮。
组织工作不像剥夺那么容易。一个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它的运筹调度的中枢在于资本家本人或他的代表。如果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就必须建立某种组织形式，可以在没有资本家主持的情况下，即使不更好地也至少同样有效地发生作用。达就不像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所采取的办法那样简单5因为它要求有一整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条件，要求有一个不但关于生产而且关于原料进出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组织方法。除此以外，它还要求有一个不但了解自己对邻人和同志的义务、而且了解自己对整个社会的义务的无产阶级；其次，这个无产阶级通过长年累月的集体组织生活，已经习惯于自觉自愿的纪律和自我管理；最后，这个无产阶级有很强的理解力，善于辨别可能办到的事和不可能办到的事，辨别品德高尚的受过科学教育的领袖和没有心肝的无知偶像。只要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就不能有效地和一劳永逸地取消资本主义。即使在这些条件已有充分高度发展的那些地区和那些工业部门，也必须预先对实际情况进行慎重的研究，才能制定社会主义的组织方法。因为新的组织暂时所采取的形式，对于一切工业部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来说，未必就是最好的形式。它们不是“现成的鸟托邦”或永恒的“理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要想获得成效，就必须根据当时具体的条件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加以修改。
但是，如果不希望在至今所存在的生产状态之后紧跟着发生混乱和绝对停顿的现象，那就必须使社会化的两个因素、即剥夺和改组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可以把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剥夺，因为他们不打算建立某种新的生产秩序。靠这种简单的手段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群众是性急的。他们不愿等待。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以后，便把社会化的方法一分为二。他仍把它的两个因素互相分开，虽然它们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他仍起先从模仿斯青卡·拉辛的有效的方法入手，后来才竭力从事于组织工作，使其尽量能发挥作用。这两件密切相关的只能同时配合进行的事情被割裂开来了。列宁本人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其所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中就承认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企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统计和监督。”
[2]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我们组织的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民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太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统计和监督一般都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
[3]
俄国的工厂大部分是大企业，因此在废除资本主义以后似乎首先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企业收归国有。在生产组合中，工人的工资取决于他的工作和他的伙伴。这种工资的尺度由运往市场的产品的数量所决定。生产组合本身必须照应原料的买进和卖出。在国有化工厂中，工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向资本家领取工资，而是向国家领取工资。他们的工资的最高额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生产活动的程度，还毋宁说是取决于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的强弱。国家政权也必须照应原料的买进和卖出。需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具有高度理智的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认识到社会的繁荣、因而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在这些条件下使生产富有成果并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且，只有采取一些除工人、国家管理和消费者之外能对单独企业和整个工业部，凹发生必要影响的必不可少的组织措施，只有建立工作的奖励制度以代替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活动能力，才能希望这种工人阶级踏踏实实地进行生产。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工人阶级不但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也缺少必要的理智和纪律。因为战争及其后果已使无产阶级中最无知和最落后的部分兴奋到了最疯狂的地步，情况就显得格外突出。可以肯定，俄国的工人已经从他的农村公社获得了高度的团结一致的观念；但是他的势力范围像村社本身一样是很有限的，因为它事实上只限于他自己的同志们的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比较扩大一些的社会上的团结一致，对他来说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布尔什维主义者引以为憾的，正就是从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不幸的后果。托洛茨基在其所著《工作、纪律和秩序可以挽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的第17页上说：
“革命在最受压迫和蹂躏的人们的心中唤起了人格感，因而它在这种感觉觉醒之初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人格的一些基本本能的这种觉醒，往往表现出一种浓厚的自利自私的性质，或者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即自我中心的性质。它力图为自己获得一切可能获致的东西。它只想到它自己，根本不愿重视整个阶级的观点。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特别在全国下层群众的较广范围内以及在早期军队中和工人阶级某些成员中所看到的各种各类扰乱秩序的叫嚷以及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贪婪的倾向的泛滥。”
这些性质和巴黎公社中表现的性质截然不同，因为那里人们都满足于最微薄的工资，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可是在俄国的情况下，在被没收充公的企业中，生产所采取的方式是很清楚的。工资尽量提得很高，因而只存在着一种劳力的节省。为了实行方便起见，通过协议规定的工作被取消了。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像彼得堡波契洛夫工厂的那种情形。那家工厂在向国家领取九千六百万卢布津贴的期间，总共生产了价值五千万卢布的产品。只是由于漫无限制地使用纸币，才得以避免似乎无法避免的破产。如果说在那些工厂里确是作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显然就是工人们已从讨厌的、肮脏的和费劲的劳动中抽身出来。鉴于这种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确立和保证这种劳动，就成为引起一切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注意的问题。傅立叶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雇用那些喜欢在泥坑里打滚的“拣垃圾的”青年来做肮脏工作。但是这种滑稽的解决办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又可以收效的唯一解决办法，是依靠技术科学来消灭在本质上令人生厌的、有损健康的工作中一切有害的和讨厌的成分。如果这一点不能办到，那么除掉利用某些特权、即或者特别提高工资或者特别缩短工时来使这部分的劳动具有吸引力以外，没有其他的途径。
布尔什维克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根本与社会主义的原则不符，而只是迎合了异常兴奋的劳动大众的群众心理。换句话说，他们推行了强迫劳动，但这种强迫劳动并不是为那些至今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规定的。为什么要对他们实行强迫劳动呢？在新的局势的影响下，许多工厂或者由于原料缺乏或者由于运输困难，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宣告关门，因此失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噢，不是的！强迫劳动只加在以他们不工作、即他们是资产阶级为借口而已经剥夺了一切权利的那些人身上。苏维埃共和国不是建立正式的普遍民主制度，而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有那些工作的人才应该享受政治权利；只有他们才应该吃饱穿暖，并受到国家保护。懒汉应当被剥夺一切权利。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一点小小错误的伟大社会主义的想法。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已经将近有两年只投工人们的票了。但是直到这一天为止，“一个工人的性格是什么？”这个闷葫芦还没有打开。我们从不同的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不同的回答。起初，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不外是大工厂的工资劳动者的代表机构。它们以这个名义形成了对革命来说非常重要的明确的但有限的组织。“苏维埃的观念”便开始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来代替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虽然如此，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建立仅以大工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为限，它的基础就很不稳固了。但是，当他们走出这个范围，并且还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变得十分为难了。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界线永远无法划分得很准确。在这种努力中，总会发生一些专断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苏维埃的观念特别容易变成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而很少有功于建立并建成一个有系统的、鲜明的国家制度。
例如，就受过教育的阶级（知识界）来说，便完全要靠苏维埃当局来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算作属于中产阶级。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他们的选举权以及他们是否应从事强迫劳动。
在苏维埃共和国，资产阶级不仅必须遭受被无偿地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痛苦，也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他们同时还是压迫的受害人，只有他们才要从事强迫劳动！在俄国，只有他们被迫工作，而同时又因他们不工作被剥夺了选举权！不仅如此，在苏维埃俄罗斯，一个人被划分为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不是根据他当时从事的职业，而是根据革命以前他所担负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人种，他们的特性是不能根除的。正如一个黑鬼始终是个黑鬼，一个黄种人始终是个黄种人，不论他容貌如何或穿什么服装一样；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也始终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他变成一个乞丐或靠他的劳动生活。而他又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
资产阶级被迫工作，但他们却无权选择最适合于他们的能力的为他们所熟悉的工作。相反地，他们不得不从事那种最肮号最讨厌的劳动。他们所得的酬报，不是数量有所增加的口粮配给，而是几乎不足以疗饥的最低的定量。他们的食物定量只抵到士兵和受雇于苏维埃共和国所经营的工厂中的工人的定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后者可以得到一磅面包，前者就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磅；如果后者可以得到十六磅马铃薯，前者只能领到四磅。从所有这些事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想把无产阶级放在较高水平以努力达到一个“耕的较高的生活方式”的迹象，而只是无产阶级以最原始的形式渴望复仇的表现。无产阶级能够践踏那些由于自己的命运而曾经处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的、现在在教育程度和衣着居住条件方面还比他们自身优越的人们，并且想用这个办法来获得幸福。
在解放作为革命动力的这种“意志”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在某些事情上所实行的放任自流，甚至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原来的希望。因此，比如说，过去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变成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牛马这一想法，使得以前受雇于这种资本家的工人们发布了摩尔齐洛夫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如下布告：
“苏维埃兹责成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同志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命令，
征发资产阶级和金融家阶级的
已婚和未婚妇女六十名，并送往兵营；供驻扎在布里安茨区摩尔齐洛夫卡城的炮兵师之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4]
无产阶级的发展
甚至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完全听从采取这种形式的群众心理，那是很自然的事。在他们剥夺了资产阶级，说他们“像空气一般自由”，并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神圣的实体”之后，他们企图教导一些改进这个“神圣的实体”的必要的方法，而事实上这种教育工作本来是应当作为一切社会化和没收财产的行动的先决条件的。
“前一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托洛茨基说，“我们缺乏必要的组织、必要的纪律和必要的历史教育。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它丝毫也没有妨碍我们力求全神贯注地为我们自己取得政权。我们那时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学习并安排一切事情的。”
[5]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统计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
[6]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条件，就是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于人民的内心已经开始表现出促进人生的‘动力’和首创精神，这个事业现在正在突飞猛进。”
[7]
最后，阶级斗争从民主制度吸收它的最好的特色；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政党都是向全社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每一个政党当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辩护；但它不得不指出这些利益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利益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这样，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要比狭隘的乡村教会政策和党同伐异的职业政治来得优越。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由于参与政治而大大地扩展了眼界。如果像苏维埃共和国那样把民主政治束之高阁，一味推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种剥夺每一个“资产者”的权利并取消出版自由的独裁政治，那么，所有这些教育人民的可能性就会真正遭到损害。工资收入者的具体利益这样就同一般社会利益分开，同时工人本身也不能独立研讨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斗争中产生的种种论证。因为这种研讨已由一个神气活现的当局替他指派好了，这个当局竭力想不让他知道各种可能使他怀疑苏维埃制度的神圣性的思想和感情。十分自然，这正是为了真理而应该发生的事情。一家资产阶级的报刊拥有它的一切庞大的、强有力的机器，不应当让可怜的、无知的人民受这种报刊的欺骗和毒害。可是在今天的俄国，这种使资产阶级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占据优势的强有力的机器在哪里呢？撇开这一切不谈，布尔什维克用以奴役报刊的严酷手段，不仅针对着资产阶级报纸，而且针对着并不效忠于现行政治制度的全部的报刊。
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个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可是，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压制而又只有某种倾向的报刊才有权利发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谎言。这样，报利就简直有了撒谎的护身符，这种情况还鼓励了那些喜欢骗人的家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权者的地位越是不稳，他们就越害怕真理。关于报导的真实性并不会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强。相反地，它还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响。讲到概念和观念的真实性，我们必须用彼拉多[8]的话来问：“究竟实情如何？”世间没有绝对真理这样的东西。只存在着一种认识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以及人们求知的可能性处处都受到损害，如果一派利用它的权力来垄断它自己的概念，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并竭力压制其他任何的见解的话。不容怀疑，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想主义者十分真诚地相信：他们完全掌握了真理，只是刚愎自用的偏执性格才使别人抱有不同的想法。但我们必须同样认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那些人也是真心诚意的。人民群众中间的文化和教育的高涨肯定是在它的制度下受到了刺激。
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当然还不同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前者并不希望在达尘世上来改善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他仍只希望保证他们的灵魂能够享受来世的幸福。苏维埃人则相信他们能够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方法从各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仍正在大大地降低人民群众的身分。此外，群众中间的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和高标准的“道德”，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种道德不仅在有关团结一致、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强烈的社会本能和感惜中表现出来，而且在这些感惜从个人同志们的狭隘的范围扩大到一般人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曾经看到巴黎公社的无产者中间有力地显现出这种道德。而在那些主要构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间则根本缺少这种道德。
可是这种“道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建立起来，所以托洛茨基说：“同志们，我们有责任宣传、支持、发展和建立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那是我党在其一切活动部门中最高尚、最重要的任务。”[9]
然而，托洛茨基是否真正相信你能花一夜工夫就把道德建立起来呢？那只能慢慢地加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的鼓励却是刻不容缓的。如果共产党人的道德在开始社会化以前没有形成，那么在剥夺资本以后再来加以发展，就未免太迟了。它该怎样发展呢？应该用宣传的办法。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从道德的训诫中产生出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马克思主义者拿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训诫上面，他们就只是表明他们已经怎样深深地陷进了死胡同里。可是事实上这种新的道德不但应该加以宣传，而且还应该加以支持。但仍旧要问，该怎样支持呢？“道德”是我们的生活和活动的产物。它从生活和活动取得它的养料和形式。斗争的无产阶级所发展的较高的道德依靠两个因素。无产阶级是社会上最穷苦、最薄弱的成员，因而它只有通过最亲密的合作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个人的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被认为是最高尚的品质；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中，个人不择手段地损害群众的利益以发财致富。可是，如果团结一致的强烈感情仅限于一个力求牺牲社会的其余成员以取得利益的狭小的圈子，如贵族、官僚或一个笊官团，甚至这种感情也会产生直接反社会的效果。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精神提高到社会道德的水平的途径，是把这种精神扩大到全人类。团结一致精神的扩大是从这样一种自觉中产生的，即：无产阶级如果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多年以前，青年的恩格斯便希望从人们对于这一事实的了解上找到提高无产阶级道德的最大的功力。他在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
[10]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的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
[11]的重演。”
[12]
“群众已经毫无困难地了解了布尔什维主义叫人不必斗争的消极纲领。布尔什维主义不再承认任何义务。你只要占据、攫取和剥夺你所能够弄到手的东西就行了；或者像列宁十分令人奇怪地说明的，你应当窃取曾经被窃取的东西。”
[13]
“法庭是教育人民遵守纪律的工具。群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决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暴力就能收效的，只有从各方面普遍地进行全民的组织工作，加强纪律，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在任何有关的事业部门或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提交法庭，严厉惩办。”
[14]
独裁
看来好像列宁本人也并不希望靠他自己的法庭来获得任何鼓励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对这种法庭提出他的要求以后，又立刻要求“给与一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力”。“任何大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在共同工作的人们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随着音乐指挥者的灵巧的指挥一样。如果没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这种服从可以通过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15]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始终假定，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是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本人在我们刚才引述的那本书的开头说道：
“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主要是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合作下，才能顺利实现。”在他指出了社会主义不能依靠少数人而只能依靠人民大多数、不能专门依靠而只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大多数才能完成之后，在他承认这几点而违反自己的意志为民主制度作了辩护之后，他接着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然而，看来它的胜利是必须通过法庭和工厂首脑的独裁来保障的。
“革命刚刚粉碎了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使群众不再受束缚和鞭笞。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16]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老，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必须有国家，也就是承认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采用强迫手段。”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民主制度本身也并不排斥某种程度的强迫；但它所承认的唯一的一种强迫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大多数工人对少数资本家的强迫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迫；但是在列宁本人提到的革命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已经粉碎了它的枷锁以后，情况就不是如此。这里是个别少数人对工人群众所实行的强迫的问题。列宁不想指出这种形式的强迫是与民主制度绝不兼容的。他反而竭力想用一种魔术来使它们不发生矛盾，企图指出：既然广大群众必须对个别资本家实行强迫，以便实现社会主义，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同民主制度相一致，那么，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而可能采用的各种强迫形式就都是同民主制度相一致的，即使那些形式代表着一些个人的支配群众的绝对权力。他说道：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那也许是这样；不过它只是表明，苏维埃民主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构来主张任何形式的专断统治，只要他们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就行了。如果要使一个企业里的工人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领导，那个领导就不应当由工人们选举产生，而只应该由某一个地位比他们高的权力加以委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的代表苏维埃就不应当有所主张。而且，任命这些独裁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就得具有独裁的权力；因此那些苏维埃就会变成徒有其名的组织，而由它们所代表的群众也将丧失一切实际的权力。一个缺少“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工人阶级本身是没有能力选择它自己的独裁者的，但它却必须靠他被提升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如果他要求它作出那种需要“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行为，它必须屈从他的意志。这是工人阶级断然做不到的，正如闵肖森[17]不能用他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沼中救拔出来一样。哪里能够找到这些具有必要的精神力量以及高人一等的智力的独裁者呢？每一种专断的统治形式都带有掌权者本身贪污腐化的种子，不管那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还是一个小的派系。只有异乎寻常的性格才能始终避免有害的影响。我们是否要假定俄国的独裁者们是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人物呢？列宁断定他们是要经过审慎的选择的。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只有这种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的。”
[18]
他们一直从事剥夺资本的工作，现今正在着手进行组织工作，在此以后，他们才觉得他们还必须首先开始学习——甚至学习怎样正确地选择国家经济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
贪污腐化
什么样的成分正在暗中钻进那新的制度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复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干些糊涂事，空忙一阵，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倶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19]
毫无疑问，每一个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受到这种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德国也不能不感到这一点；但俄国苏维埃制度除此以外还表现了某些特有的性质。首先，我们的革新家决不像俄国的那样“还不老练”。那是不可避免的。在以前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所有努力向上的人都没有机会扩大眼界，更不必说参加国家和社会的行政管理工作，参加各种形式的高级组织和行政活动了。
革命者、特别是其中最急躁和最激烈的分子，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于警察和秘密阴谋的斗争上面。当他们突然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他们还不老练。但是这种缺乏经验的情况代表一个特征，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尚未成熟，不宜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负有指引道路责任的革新家越是缺少经验，就越是不能由无知的、没有修养的群众来实行社会主义。这进一步证明了，群众及其领导人的民主教育和训练，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不可能从专制制度一步跳进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苏维埃制度和早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区别还在于：苏维埃制度已经废除了揭露野心家、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的最好手段，即出版自由。这些讨厌的分子因而可以不受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一切批评。他们只须应付无知的工人和士兵，以及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于是他们就一帆风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当然已经开始在学习怎样区别小麦和麸皮，怎样辨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骗子与坏蛋。但是在他们“学会”这一点以前，由于俄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状态，生产早已发生问题，甚至有完全趋于停顿的危险。他们把阻止这种奇灾大祸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领导人员的独裁上面，但他们必须在无法作适当选择的情况下给予这些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因此这种从一开头就容易受到很多批评的独裁只会起有害的作用。正如他们首先滥行剥夺资本，然后才开始进行组织工作一样；他们现在指派独裁者，以后才想法学会正确选择那些独裁者的方法。只要他们不联系实际情况而贸然开始推行社会主义，这种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维埃制度之所以面临危险，还不仅是由于它无法正确地加以审查和判断的“野心家和骗子”的入侵。它还面临着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危险，因为它疏远那些具有最高尚的品德并在学问上居于最杰出的人们之列的人员。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合作，社会主义在目前的生产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社会主义还处在宣传阶段，只要社会主义还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前途的任务和义务的问题，社会主义就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分子——无论这些人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受过多方面的教育的人们，还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刻苦自学的人们。但它只是需要他们来实行和推广它的理论。这里不是量的问题而单纯是质的问题。
可是现在，当我们处在必须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的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可靠的有本事的人员的帮助，就不能存在，同样地，由工人阶级所控制的社会生产和国家制度也同样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没有这种帮助或反对这种帮助，任何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实际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发展和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是否抱有誓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热诚是无关紧要的。顶顶必要的是，他们至少有一大部分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可能的并且是有好处的，因此如果有人希望合作，就不必牺牲这份知识力量。假如说在体力劳动方面采取任何种类的强迫劳动不可能改进生产，则在脑力工作方面情况就更其如此。
消除知识界对于实际推行社会主义的疑虑，知识分子愿意在必要的权力产生时共同合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可以获得进步（即使不是宜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时机）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其他必要条件越·是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重要意义就越是明显；所以，有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这一认识之后，没有偏见的知识阶级就会相信社会主义是十分合理的。
布尔什维克起初并没有认识到知识阶级的重要性。既然在开头的时候他们所起的作用只是增加士兵、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盲目热情，广大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头就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敌意，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识到俄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宜实行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立即社会化的方针。他们并没有多费心思去考虑“知识分子”会受到什么待遇。比如说，一个属于这个阶级的人会从工人想要单独掌管的工厂里排除出去。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因为工人苏维埃的权威方面只把选举权给予体力劳动者。只要他有财产，他便遭到剥夺，并丧失了他的过优雅生活的一切手段。他甚至后来被判定要从事强迫劳动，死于饥饿。
布尔什维克起初认为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专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沙皇制度就认为一位将军即使没有取得任何特殊的资格或受过任何特殊的教育，也能充任国家的每一种职位。除了其他许多观念以外，苏维埃共和国也从沙皇制度承接了这个观念；不过他们把无产阶级代替了将军罢了。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论家把这个办法称为“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行动”。如果我们说它是“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半瓶酷的知识”，可能更恰当些。
苏维埃共和国听任自己受单纯本能的指导，而不去认真地深入研究实际的情况，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因此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孩子掉进井里去之后，他们所发现的必要措施是把井掩盖起来，于是他们就想这样做了。他们曾力图使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前一个时期那样从事强迫劳动，而确实去做一些他们所了解的并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因此为政府服务的知识阶级便不再算作资产阶级，也不再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和虐待。他们由于从事“生产性的”和“有益的”工作而在“积极和工作的”人们的圈子里出头露面。他们可以不受剥夺，并且领取适当的薪金。既然迫使这些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的是对于虐待的恐惧，而不是心悦诚服的觉悟，他们的工作事实上既不是很有生产性的又不是很有用的，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比如说，托洛茨基在前面引述过的《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中便对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说：
“反对（知识分子的）捣蛋的斗争的第一个时期是无情地摧毁捣蛋者的组织。那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现在，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有所保证的时期，这个反对捣蛋者的斗争就必须采取把昨天的捣蛋者变成公务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形式，如果新政权有此需要的话。”
所以，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公务员和社会化的领导人员的“必要的因而是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无情地把他们踏在脚底下。他自己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
“我们已经摧毁了以前的各种各样捣蛋的行为，并且用一把铁箒扫除了旧的官吏。代替这些旧官吏的人们在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看来都决不是头等的人才。一方面，已经出缺的职位由各党各派的同志们充任，他们做过大大小小的艰苦工作，在革命中间受过锻炼。他们成为最优秀的人员、战士、可敬的人们、不求私利的人们。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一批找财路的人们，他们在旧政权底下一向是社会上的失意者，可以说是无业游民。因此，当我们有必要一下子吸收成千成万刚经过审查的工作人员时，难免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能够钻进新政权里来。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今在各个不同岗位和机关工作的许多社会主义同志们，并没有表明自己经常能够组织创造性的、精力旺盛的劳动。我们可以看一看行政机关的这种同志们、特别是十月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的这种同志们的态度，他们每天做四、五个钟头工作，并且工作也不很紧张；而我们的整个形势却要求人们以高度的责任感而不是出于畏惧心理来从事最奋发的劳动。”
如果争取知识阶级的政策不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觉悟，而只是通过既从前面又从后面拳打脚踢的办法，上述情况就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的、虽然决不是适当的后果。
所策划的另一种手段是增加积极的工作人员的物质供应。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减低了国家公务人员的报酬，规定最高薪给为六千法郎。苏维埃共和国也想这样办；可是这个办法行不通，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采用旧的方法。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说：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
[20]
当公社已经成立，当工业在公社领导下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的路线向前发展而不是变成有可能实现的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维持这种把工资固定在六千法郎的制度，那是值得怀疑的。四月二日公布的法令表现了那时巴黎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它也证明了公社成员的廉洁无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财政部长茹尔德的著名的例子。可是，由苏俄的繁荣而强大的私营工业所产生的竞争，不可能促使技术最熟练的“专家”的工资得到提高；因为这种工业不是受到剥夺和摧残，便是使私方厂主丧失其一切价值。高工资只能有一个目的。人们指望用它来克服知识分子中间最能干的一部分人内心隐藏着的不肯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务的心理，同时引起他们对新政权发生兴趣。
既然提高人民的觉悟的办法不发生效力，既然饥饿的輙挞得不到任何可惊的效果，剩下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收买人民，即供给他们至少相当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享受的那种物质待遇。我们现在看到，将要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生产的领导人的是些什么成分。一方面是少数老的密谋起义者、心地纯洁的可敬的战士，但在业务上只是并不老练的革新家；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违反自己的信仰，或者作为力求适应新政权的单纯的谋职者，正如他们遇有机会也会适应其他任何政权一样；或者为恐惧、饥饿和惩罚所逼，勉强为政府服务；或者甘心受高工资收买。像托洛茨基所承认的，他们决不是头等人物。而且，即使他们有点学识，也并不属于知识分子中最出色、最优秀的一类。在他们中间，既有坚强性格又有业务知识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现在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独裁的权力已经被交托在这些人的手里。这是工人们必须顺从地承认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会使最好的人受到腐蚀。在这方面，权力还往往交给那些从一开头就贪污腐化的人们。
在普遍困苦和普遍剥夺声中，他们把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聚集在自己的手里。当然，商品生产在进行着，并且也非进行不可；因为被当作民营事业的农业活动事实上代表着商品生产，影响着全部的生活。由于这个缘故，农村可供出卖的剩余农产品越来越少。苏维埃共和国把一个村庄的全部权力交给贫农，这些人只有很少一点土地，生产不出剩余的粮食。于是就必须无偿地征发富裕农民的一切剩余商品，交由国家粮仓支配。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只能成功，一次，因为到了第二年，富裕农民就会打好算盘，将产量限制在他们所需要的范围之内。这样，农业的报酬就会受到限制。而且，不论农民生产多少剩余产品，他们都把它隐藏起来，只偷偷地把它卖给投机商人。
与此同时，工业也趋于停顿。因此政府的开支就只能靠发行新纸币来弥补。于是，正像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也正像在目前的德国一样（虽然没有那么严重），投机商人、奸商和走私者的活动十分猖獗。从前他们是被送上断头台的。今天的方式是把他们枪毙。但终于逃不出失败的命运。唯一的结果是：在目前，正如在一七九三年一样，骗子手们由此而获得的资本的不可靠性以及新的独裁者所需索的贿赂的数量都有所增长，因为，如果有个冒失鬼偶然落进那些独裁者的罗网，他们就可以拿到贿赂。即使是这种钱财，又成为聚敛新的财产的新的基础。
如果有人想进一步了解俄国新官僚政治的这种贿赂风气，他应当读一读加弗隆斯基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消极因素》。在这本书的第五十八页及以后几页里，充满着有关贿赂和贪污的记载。
该怎样压抑工人群众要对之俯首帖耳地屈从的这些新的“独裁者”呢？像在“启发”群众的道德的努力中一样，苏俄政府不知道除用法庭来恫吓以外，还有其他“启发”它的领导人的道德的办法。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组织者们的独裁应当凌驾在无产阶级的独裁之上，那么法庭的独裁又将凌驾在无产阶级的组织者们的独裁之上。
苏俄已经组成了一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以反对反革命和投机活动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它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们那里来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它们欢迎的人们；也就是说，可以枪毙它们所捉到的一切投机商和奸商，以及他们在苏维埃公务人员中的同谋犯。它们的手段并不到此为止，而是连累到每一个胆敢批评它们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这个集合名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可是非常不幸，这种即决裁判手续没有效果。
这些非常委员会是革命清洗工作的最后希望，当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真诚战士知道这些委员会本身也是贪污腐化的时候，他们往往万分愤慨。加弗隆斯基在他那本书的第六十一页上引述了非常委员会周报的下列呼声：
“四面八方传来消息，不但是庸碌之辈，而且还有真正的罪犯，正在想方设法钻进委员会里来，特别是钻进各个地区的委员会里来。”加弗隆斯基还在第六十二页上提到一些人，这些人已经表明，那种钻进去的企图不仅见诸行动，而且多半获得成功。所以革命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劳动意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的一篇文章里说：
“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各个地方苏维埃已经千真万确地处在特殊和非常苏维埃的恐怖统治之下。当然，选拔工作是做过的。在各个苏维埃里，还留有一批比较正派的人员，但在各个非常委员会里，却是一伙伙准备干各种抢劫勾当的匪徒。因此，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用社会主义来革新人类的纲领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两三个心地纯洁的人士在日益严重的无知、贪污和自暴自弃的泥淖中挣扎着，这种泥淖越来越扩大，最后非使他们陷进深处并惨遭没顶不可。”
布尔什维主义的改变
西方的许多革命家扬扬得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还大权在握，并且，甚至在我撰写这几行文章的时候（一九一九年五月），它显然从表面上看来还是完整的，但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批评家在它统治之初便预言它不久必将崩溃。如果布尔什维克严格按照他们的纲领办事，这种崩溃早就实际发生了，他们由于接二连三地抛弃了他们的纲领的某些部分，才能勉强维持下来，因此他们最后实现的事情与原定的目标完全相反。例如，为了攫取政权，他们一古脑儿抛弃了自己的民主原则。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走民主原则的道路。他们已经作为一些个人而站稳脚跟；但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原则，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俄国获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则已经遭到了一次失败。我们只须看一看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发展起来的、一经应用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就必然如此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
让我们现在扼要地叙述一下发展的情形。我们在今天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看到一种建立在无限私有制和最充分的生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农民。这些农民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同城市的各项工业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既然这些工业不能为鄙野的乡村生产剩余的商品，自愿地和完全合法地把农产品运进城市的现象就越来越受到妨碍。为了补偿起见，已经采用了征发、即无偿地掠夺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借助于非法的走私，这种行动终于把过去一个时期城市所积累的工业产品一扫而空。
在破坏了大的庄园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农民不再有什么帮助了。事实上，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好感不久便变成了对于城市工人的憎恨，因为那些工人并不工作，不能提供农业所需的商品；他们也憎恨执政的有力人物，因为这些人派遣军队到农村去征发物资；他们也瞧不起城市的投机商和走私者，因为这些人竭力用种种骗人的交易方法把各种各类剩余的商品奇货可居地兜隹给农民。
除掉在全国各处可以看到的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的情形而外，在各个城市里已经产生了一种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的形式；不过它力图废除阶级的差别。它从侮辱和摧残上层阶级入手，因此它事实上有最后变成一种新的阶级社会的危险。它实际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最下层的一级包括资产阶级、资本家、中小阶级以及所谓的知识分子，如果后者表示任何反对的话。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丧失了一切谋生的手段，常常不得不去干那种最讨厌的强迫劳动，而他们所得的酬报则是完全可以称为最恶劣的饥饿口粮、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挨饿口粮的那种食物配给。这种类似地狱的奴役状态只能同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最可怕的极端行动相比拟。而这种局势的产生乃是布尔什维克的最有代表性的别出心裁的行动。它代表着他们走向解放人类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在这最低阶级之上的是以领取工资的工人为代表的中间阶级。这个阶级享有政治权利。根据宪法的明文规定，只有它才享有在城市投票选举的权利；并且它也享有占版方面的充分自由，以及将其成员组成联合团体的权利。这个阶级的成员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职业，凭自己所选择的工作取得十分优厚的报酬。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过去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过不多久，事情越来越明显：由于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水平很低，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业完全丧失其作用的危险。因此，为了拯救工业，不得不形成一个新的官吏阶级，并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权力。这个新的阶级逐渐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把工人们的自由变成纯粹虚假的自由。自然，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工人本身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变得格外强烈，因为由于工业和运输方面的普遍衰落以及乡村对城市的日益疏远，粮食问题越来越无法解决，即使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他们也同样受到影响。所以工人一批接一批地对于布尔什维克丧失了热情。可是工人们的反对始终是没有组织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队伍来反对具有更高度的组织的官僚政治。工人们无法同他们抗衡。
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独裁权力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独裁权力，这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是：以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由他们任命的人员以及一种硬性规定的新式官僚系统的成员。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在共产主义老的理想家和战士的领导下组成的。
旧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独裁已经以一种新的但据我们看来决不是有所改进的形式复活了；除这种专制独裁以外，还正在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是应该对真正的犯罪行为负责的，并且事实上比旧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水平要低得多。现在不再存在的只是旧式的封建庄园制。废除俄国封建庄园制的条件早已成熟了，但废除资本主义的条件却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复活，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比旧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现在私人资本主义已经带有走私、谋取暴利、银钱投机等最恶劣、最腐朽的形式，以代替较高的生产形式。工业资本主义现在已经从私人的体系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从前，政府的官僚和私人资本的官僚即使不是直接对立，也往往是互相挑剔的。结果，工人有时可以利用一方，有时可以利用另一方。可是现在政府和资本家的官僚体系已经合并成一个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最后结果。它代表着俄国历史上有过的一切专制形式中最暴虐的形式。为“剥夺剥夺者”这一运动服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以专制统治代替了民主政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统治。于是后者的这种统治终于能够使工人的民主完全成为一纸具文，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迫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在经济上处于从属的地位。
而且，这种自由的丧失并不因繁荣的增加而得到补偿。当然，新的经济独裁所起的作用，比在此以前的势必导致急剧崩溃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来得好些。这个结局只是被独裁的统治推迟了，因为从经济上看，这种新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发生作用的。
这个新组织的作用之如何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可以从交通人民委员克拉辛先生最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下列呼声中得到证实。他的声明如下：
（1）现有的铁道管理制度连同五年战争所造成的其他客观困难已使交通运输事业彻底破产，无论何种运输都有完全陷于停顿的危险。
（2）它的崩溃不仅是由于错误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也不仅是由于工作人员能力的减低，而且还由于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经常改变。
（3）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恢复运输系统，至少使最低限额的口粮配给和工业的需要与要求得到满足。这项任务只有依靠十分果断地结合和调动铁道系统所能聚集的一切力量这一办法才能担当起来。
（4）这个工作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进行，否则我们将眼看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
（5）集体管理事实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必须建立个人负责管理的原则和提高责任感，以代替集体管理的形式。每一个人，从勤杂人员到管理部的成员为止，必须正确无误地、毫无偏差地执行对他的全部指示。一切的改革必须停止进行，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维持旧的人员，不予变动；在中心及其一切分支部门的原有技术设备必须加以恢复和维持原状。
（6）有必要实行计件工资制。
在苏俄的一切政府官吏中，克拉辛表现了用一种由经验得来的英明的科学方法进行组织工作的杰出才干。铁路工人看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精华。早在沙皇统治时代，它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常表现巨大智慧的良好组织。可是尽管有这一切，目前的情况却是如此！
这个声明清楚地表明了，那种贫困的状况并不像一般人所主张的那样应该单纯由战争的后果负责。战争的后果不过是加剧了紧张的程度罢了。看来要葬送革命的一切成就的，是现存关系的不成熟状态。为了拯救革命，似乎绝对有必要抛弃改革，恢复旧的局面，把旧的机构放在原来的地位——换句话说，要取消铁道系统的革命，以便拯救革命的人们。十分自然，这个法令也像过去其他任何法令一样，将很少能够改变执行法令的人员。
像旧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经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旧的资本主义并不单纯产生这些掘墓人；它还给与这些人以力量和生产能力，使他们把新的生命注入垂死的躯体。
在俄国目前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只会危害现有的生产力。它的“掘墓人”将无法创造某种较高的生活方式，而不得不重新开始过那正在出现的野蛮的生活方式。这种制度用训练有素的盲目服从的军队这类强有力的暴力手段来加以维持，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并且甚至在作这个决定时，他们的希望自身得救的原则也不得不遭到失败。他们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们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他们作为通过士兵代表苏维埃以瓦解军队的先驱而获得政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一起，那些可以随意任命军官以及仅仅服从自己所愿服从的人们的士兵代表苏维埃构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策。他们打算用这个方法掌握一切权力。可是在采取了这一步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布尔什维克遇到公开的反对时，他们立刻需要一支军队来进行斗争：一支愿意服从任何命令的军队，而不是一支正在瓦解的或者各个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作战行动的军队。起初，热情似乎顺利地代替了单纯的盲目服从；但是，当工人的热情开始衰退，当志愿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当个别的几师军队开始不受节制时，该怎么办呢？在工业方面，经营管理的民主制要求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一定程度的成熟发展。从本质上说，民主制度应当出现在一支需要加以充分发展使之具有高度战斗力的军队之中。战争历来总是民主制的坟墓；即使是内战，如果它继续进行了一个时期，也总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必然要对内战负责，并且也必然要对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废除负责。由于制造种种困难来阻挠新的选举，由于排除了一切可能出现的反对力量，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已把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变成名存实亡的组织。可是它已经剥夺了这些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一切最重要的职能，甚至剥夺了他们的选举自己的军官的权利。像旧时代一样，军官现在是由政府任命；同时因为志愿参军的人数不足，他们已经采用了义务兵役制，像布尔什维主义存在以前的时代那样。这就形成了人民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的另一根源。许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它也使得军队的扩充成为当务之急。成群结队地开小差的事情相当流行，对他们惩罚的办法是大批判处死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以一个在俄国亲眼目覩的人的观察为依据的十分同情布尔什维主义的报道。这篇题目叫做《共产主义的原则及其应用》的文章在末尾有这样一段话：“红军是协约国造成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已经一再宣布它的反黩武主义的态度。爱好和平的人们今天厌恶战争，正如他们在昨天和过去的任何时期都厌恶战争一样。他们正在竭力反对征兵一一红军中开小差的事件像从前沙皇军队中一样多。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团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因为一切有关的人员都已逃走了。”
红军的这种态度十分稀奇古怪地表达了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热诚。即使我们只是限于说明事实，没有给与这些事实以辩解的基础，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出，在军事方面，旧的沙皇制度的种种情形已经恢复，不过所表现的形式比以前格外恶劣罢了；因为这种新式的赎武主义无疑地正在比旧的发挥出大得多的活动能力，虽然它宣布了反麒武主义的纪律。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共和国变成拿破仑帝国铺平道路的情形正在重演。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最后决不会成为俄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由于领导了法国的胜利旗帜席卷欧洲整个大陆，获得了法国人民的拥戴。表明革命的原则是征服欧洲，这使有些人感到满意。因为当时法国军队正在掠夺整个欧洲，他们的战利品正在使法国富裕起来，也许还有许多人格外感到满意。但俄国现在是采取守势。可以遏制入侵军队的同样的运输困难，使得俄国不能让它自己的军队顺利地通过边境。列宁也未尝不想把他的革命的旗帜胜利地插遍欧洲，可是没有这样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续武主义不会使俄国富裕起来。它只会变成贫困的新的根源。目前，俄国的工业就其已经开工的部分来说，是为了军队而不是为了任何生产的目的工作的。事实上，俄国的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已经变成一种“兵营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在经济上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失败最后归结为军事的崩溃，那只会把真相掩盖起来。任何世界革命和任何外援都不能挽救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经济上的失败。和共产主义相反，欧洲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即：它力求使社会主义某一方法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灾难不致引起整个社会主义的灾难；而且，它力图在这些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划清界线，使群众了解这种区别。如果一家激进社会党的报刊向群众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使他们相信现在的这种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它公然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万能旗帜下大模大样地活动因而便是确实在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家报刊真正认为自己是在通过这种行动为社会革命的利益服务，那么它一定是没有懂得什么叫社会革命的利益。
恐怖
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发展，当然并不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愿而发生的。恰恰相反，它实际上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并且他们也想尽一切办法要阻止它的发展。但结果他们还是不得不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从一开头就竭力避免的那种办法，即求助于不是极轻微的批评所能影响的少数独裁者的专横势力。恐怖统治这样就成为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的结果。这是它想避免它自己的方法所产生的后果的孤注一掷的努力。
在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负有责任的一些现象中，从废除一切形式的出版自由开始到实行大批处死的办法为止的恐怖主义，当然是最触目惊心的和令人厌恶的一种。它是引起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深恶痛绝的原因。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他们的悲惨的命运而不是错误——如果在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如此巨大的历史变动中可以允许我们谈到错误或过失的话。无论如何，任何错误或过失归根到柢只能是属于个人的。不管是谁，如果他要讨论罪责的问题，就必须着手考察个别人的向某些道德律的挑战行为；因为“意志”一词按照最严格的意义来理解，只能是个别人的意志。一个群众、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事实上并不会表示任何意愿。它缺少表达意愿的必要的能力。因此它是不会犯罪的。一群人或一个组织能够采取共同的行动。然而，每一个实际有关的人的动机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在确定罪责的问题上，成为决定因素的是动机。
布尔什维克的动机当然是最好的。从他们开始掌握无上的权力起，他们就看起来充满着人类的理想，而那些理想是起源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种种条件的。他们的第一道法令是有关废除死刑的法令；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的罪责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恰恰在他们公布这项法令的时候，他们的罪愆就暴露出来了，那时他们为了取得政权，决定牺牲他们长年累月以百折不回的决心加以争取的民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们的罪愆也在这种时候暴露出来，邢时他们像一八七三年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一样，不顾俄国的落后状态，宣布“立即彻底地解放工人阶级”；并且，既然民主制度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就抱着上述的目的，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他们自己的独裁统治。这里就是可以寻找他们的罪愆的地方。从他们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起，他们便不能不采用恐怖手段。不用暴力而建立一个和平的但又是真正的独裁统治的想法，乃是一种幻想。
恐怖主义的工具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二者都开展了同所谓军事讨伐毫不相干的可怕工作，受害的人数不可胜计。遭到非常委员会荼毒的人究有多少，恐怕永远不容易肯定。无论如何，他们的总数一定有好几千人。最低的估计数字是六千；有些人估计要加一倍，另一些人认为要加两倍；而远超过这些数目的，是那些已经被囚禁起来的或者虐待和拷打致死的无数的人们。
为布尔什维主义申辩的人们在辩护时指出，他们的反对者，即芬兰的白卫军、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沙皇反革命的陆海军将领的行为也未必高明。可是，指出别人也在偷窃，难道就能为盗窃的行为辩解吗？无论如何，假如这些其他的人为了要维持他们的权力而蓄意草菅人命的话，他们并不违反自己的原则；但布尔什维克则多半可以肯定是违反自己的原则的。因为他们这样做便背弃了他们自己所公开宣布的有关人类生命尊严的原则，而他们正是利用这种原则才能取得政权并使自己的行动具有理论根据的。我们所有的人事实上都同样反对这些贵族和将军，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他们视人命如草芥，把它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吗？也许有人认为所抱的目的使情况有所不同；认为较高的目的可以使不正当的手段也成为正当的手段，而在单纯追求权力的人的方面，则由于其目的不纯，手段也就变成可耻的和不正当的了。但是正当的目的并不能够证明任何的手段都是无可指摘的，而只能肯定那种与目的相一致的手段。同目的相反的手段并不会由于目的正当而变成正当的手段。如果人们牺牲那种给与生命以内容和意义的东西，他们便很难保卫自己的生命；同样地，如果人们放弃原则，他们便很难谈得上保卫自己的原则。良好的意图可能会原谅那些求助于错误手段的人们；但是这些手段却始终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手段越是错误，它们可能造成的损害愈大。
可是，甚至布尔什维克的目的也决不是无可反对的。它的当前的企图是要保存它所建立的政权的赎武的官僚机构；但多半可以断定的是，只有反对那种在官僚机构内部所表现出来的贪污腐化现象，他们才能保存那个机构。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真理报》上，杜克尔斯基教授坚决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机关应当清洗所有那些与共产主义共命运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罪恶目的才利用共产主义的坏蛋和野心家。列宁于是答复说：
“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临时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盗’。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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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报刊所行使的在各方面不受拘束和妨碍的监督，才能打击那些必然紧抓住任何拥有无限权力而随意自由行动的政府不放的坏蛋和野心家。事实上，这些寄生虫往往是在缺少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更加猖撅起来的。
现今的俄国报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坏蛋和野心家盘踞的政府机关手里。在目前的情况下，列宁有什么把握不让这些坏蛋和野心家设法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从而推波助澜，使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遭到枪杀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最专制的权力的，正就是这些被设立起来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它们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也就是说，它们大部分是在确实有利于贪污腐化现象的情况下活动的。
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法庭拥有甚至在那个时候前所未闻的专断权力。顾全被告权利的保证达到最低限度。然而，那时的法庭还至少是公开发挥作用的，所以人们可以对它的活动实行某种监督。可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非常委员会却采取秘密审议的办法，被告的合法权利是没有丝毫保障的。被告并非绝对需要受审，更不必说是传讯他的证人了。只要有人告发，只要有一点嫌疑，就足以使他脑袋搬家。
这个祸害波及的范围很广，以致大有非废除不可之势。因此当局作出决定，规定这些委员会非经审讯不得再行执行死刑。可是，虐政是独裁统治的基本要素，如果不同时废除独裁，就不可能废除虐政。因此，这项法令由于规定一个例外，即如遇“明显反革命阴谋”时得容许就地正法，便自行宣告无效。这样自然就为各种专断的处决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即使这项决定能在适当范围内获得遵守，它也只会保护盗贼和坏蛋而不会保护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因为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出现，政府机关才需要清洗的。这样的清洗工作如果不是对付反革命，又是对付什么的呢？稍微有一点不满的表示，就会像任何坏事那样受到严厉的对待。任何的反措施都不会使这种威胁烟消云散，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是真诚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们同样发生兴趣的。他们在挑剔苏维埃制度方面携手合作。因此根本诊不到有什么修正。例如，就在最近，“全俄肃反非常委员会”作了如下的宣告：
“最近爆发的一系列叛乱证明了，克拉斯诺夫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左翼孟什维克分子所获得的荣誉，并没有使他们停止活动。他们一心想要暗中伤害我们的军队（布里安斯克、萨马拉和斯摩棱斯克），破坏我们的工业（彼得格勒和土拉），并通过铁路罢工来破坏我们的交通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全俄非常委员会’兹宣布：以后将不再区别克拉斯诺夫军队中的自卫军和属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分子的自卫军。非常委员会将以同样严厉的手段来惩罚任何一方。我们所逮捕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将被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他们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这两派的态度。”——全俄非常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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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
列宁的政府面临着另一个热月九日的危险，但危险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产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一个政府如果抱有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目标，可能以两种方式垮台。如果它坚持自己的纲领，它会终于被人推翻，连同那个纲领一起冰消反解。但如果它把自己的纲领作相应的修改，最后完全加以放弃，它就可以保全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事情的本身来说，都将导致失败。可是，对于那些有关人士而言，他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还是要像在敌人的忿怒下被打倒的偶像那样听凭别人摆布，乃是有很大区别的。
罗伯斯比尔在热月九日垮台了，但并非所有的雅各宾派都遭到他同样的命运。由于能够明智地适应环境，他们有很多人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拿破仑本人原先也是属于恐怖分子一伙的，并且还是罗伯斯比尔的弟弟的一个朋友。他们的姊妹后来说波拿巴是一个共和党人。我甚至还可以说他那时是站在‘山岳派’一边的。他对我哥哥的赞美，他同我弟弟的友谊，也许还有他对我的不幸遭遇所表示的同情，使我能向执政府领取三千六百法郎的津贴。”[23]
可是不仅仅是个人。整个的党派也能改变自己的性质，从而可以不仅平安无事地、而且威信更高地从一个脆弱的地位上摆脱出来。俄国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也并不是不可能同样改变布尔什维克的性质，保全他们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他们已经在改变了。作为讲究实际的彻底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统治的过程中已经显著地表现出他们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们本来是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国民议会的热心宣传者。可是当国民议会对他们有所妨碍时，他们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宫了。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可是他们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当以前俄国的国家生活中正在抛弃民主原则时，他们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热心拥护者，但他们现在却正在利用个人的独裁日益压制这种民主。他们以前废除了计件工资制，现在却正在恢复这种制度。在他们执政之初，他们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粉碎那个代表旧政府的权力手段的官僚机构；但他们却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官僚统治来代替旧的。他们曾经依靠瓦解军队的纪律并最后瓦解军队本身的办法取得了政权。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的军队。他们本来力求把各个阶级置于同一水平，相反地，他们却已经一手制造了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已经造成了一个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特权阶级的地位；他们又使另一个阶级出现在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级领取高薪，享受种种非一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权。他们本来希望在农村中利用给与最贫苦的农民以政治权利的办法来使有产农民丧失活动能力。现在他们却已经给与这些有产农民以某种程度的选举代表的权利。他们最初无情地剥夺资本，目前却正在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交给美国资本家，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并在各方面同外国资本妥协。法国从军记者吕多维克·挪多最近在《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他同列宁的谈话，后者除抒述了其他的意见以外，还这样地说明了他对资本的友好态度：
“我们很愿意提出：我们一定承认我们的外债并支付利息；由于我们缺乏其他的支付手段，这种付款将采取交付小麦、石油和其他各种原料的形式，一旦我们俄国的工作充分开展起来，这些东西无疑是有大量剩余的。我们也已经决定想根据我们的合同——当然这类合同必须首先得到外交上的批准——给与协约国的公民以开发森林和矿山的权利，这自然要看对方是否承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基础的情况而定。我们知道，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正在竭力争取这种权利。”
访问录并不是绝对可以凭信的文件，可是我们上文谈起的对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看法，也由研究俄国问题的其他负责的记者所证实。布尔什维克看来对于实际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因为，如果他们准备把俄国的一部分租给外国资本家八十年，那个纲领就要推迟到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立即解放俄国无产阶级的手段来说，现在已经失败了。现今有待揭晓的问题是：是否列宁的政府会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破产，从而力求维持它的地位；还是一股反革命的势力将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并用一种十分残暴的方式来宣布它的破产。我们自己倒是情愿看到前一种的局面，即布尔什维主义会再度自觉地把自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基础上，相信各个自然发展阶段是不能越过的。这将是痛苦最少，同时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也最有好处。可是，十分不幸，世界历史的进程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因袭的罪恶一向在于通过一种政体、即独裁来扼杀民主，而独裁如果不代表一个人的或紧密勾结的一小撮人的无限的专制权力，便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像对待战争一样来对待独裁。德国有些人受到俄国方法的影响，正在玩弄独裁的计划，而不去细心深究它必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些人应当牢牢记住上面那句话。如果掌握了国家政权，要开始实行独裁，就像发动一次战争那么容易。但是一经采取了这种步骤，无论哪一种都很难随意加以阻止。你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不是取得胜利，便是以惨败收场。俄国现在亟需外国资本，但是，除非它主张召开国民议会和赞成出版自由，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马上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的。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们都是民主主义的理想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几百万金来接济沙皇政府，但他们不大相信现在的革命政府有经营业务的能力。当它不准报刊发表批评意见，并且显然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拥护时，他们对它的政体产生了怀疑。苏维埃政府是否会想法保护出版自由和召开国民议会呢？某些布尔什维克说过，他们既不怕出版自由，也不怕国民议会。那末为什么他们不扶植它们呢？为什么他们轻视这样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如果用之得当，必将有助于大大地增加他们的精神力量以及别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呢？在前面提到的布哈林所著《共产党人的纲领》一书的序言中有下列这段话：
“考茨基和他的一伙人想要强加在一次革命上面的条件似乎是：革命当然有权向资产阶级发号施令，但同时它要保证给与资产阶级以种种便利，不论是通过出版自由还是通过国民议会，来宣扬它的怨言。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如果不理会正义是否在他的一边，而只是盘算他是否能对他正在寻找的某一个人提出谴责，那么他的这种卓越的建议在抽象地加以考虑的时候也许是很可以实行而不至损害革命的。但是革命意味着一场内战，那些必须用大炮和机枪进行战斗的阶级很容易抛弃这种荷马式的论争。革命从来不同它的敌人一起讨论问题。它消灭他们，反革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双方都完全能够承受这样的指责：它们漠视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规定。”
这种为屠杀作辩护和怎样对待反革命的言论，同作者在前几页关于革命的见解相比较，就显得格外高不可攀了：
“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第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结果只会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一个为劳动群众谋福利的制度。这个过程在每一个国家至少要花一代的时间。这个时期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继续粉碎资本家阶级而另一方面又能自动援助其他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时期”（第18页）。
这就是说，革命和内战具有同样的意义，它等于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彼此毫不饶恕，一方总想打倒另一方，即使这还不能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因为这个愉快的过程必须“至少继续一代”。这种用机枪和毒气弹进行的带有严重毁灭性的内战，比从前三十年战争对国家所造成的破坏一定还要惨重；它使人民十成中死去一成，使他们的蛮横心理发展成为最疯狂的残暴行为，并彻底堵塞一切生产的来源一一这种战争事实上就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所代表的较高生活方式的道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卓越的想法，当然不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而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在他看来，暴动和革命是同义词，如果这种革命采取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内战的形式，他就确实会丧失他的健康和生命。但有一件事是肯定正确的。只存在着两种可能——不是民主便是内战。谁要是抛弃民主，谁就必须准备内战，反过来也是这样。他只能避开独裁，因为在独裁制度下，他必须对付那些完全绝望和冷淡的人民，并且独裁制度本来就是缺乏那种可以用来建造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基础的。
因为我们只有在民主和内战之间作出抉择，我自己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主义看来不可能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如果大部分人拒绝社会主义，那么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就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却论证说，社会主义只有用少数人强迫多数人的办法才能推行，而这一点只有通过独裁和内战才能办到。布尔什维主义自感在人民中间占据少数，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它如此顽固地拒绝民主制度，尽管它相信民主制度不会“损害革命”。如果它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它就毋需丢弃民主，即使它确实以为动用大炮和机枪的战斗是革命斗争的唯一形式。而且，如果它有一个革命的国民议会作为后盾，这个斗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来说就比较容易进行，正像一七九三年革命的巴黎人所做过的那样。可是这样一个国民议会是不会支持它的。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处在可以左右工人、士兵和一大部分农民的高峰；然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敢要求实行普选。他们不是解散国民议会并进行新的选举，而是单纯地把它打碎了事。从那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呼声与日俱增。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徒对于各种非官方的报刊所表现的越来越胆小害怕的心情，以及把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排斥于苏维埃范围之外的做法，表明了向恐怖统治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推翻独裁制度而逐渐恢复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所有这种努力至今都很快地成了泡影。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准备尽可能地向官僚主义、赎武主义和资本主义让步；而在他们看来，如果向民主制度让步，那就等于自杀。可是事实上却只有这样做才能结束内战，才有可能领导俄国重新走上导向某种较高生活方式的繁荣富强的道路。如果没有民主，俄国就会四分五裂；可是通过民主，无产阶级也会彻底崩溃。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断定的。它未必一定是另一个热月九日，但我耽心它会和热月九日没有多大出入。
世界革命的前途
布尔什维克自己对于他们最后的胜利似乎没有很大信心。然而他们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件事情上面。因为如果俄罗斯不再是革命的选民，那么世界革命就一定是拯救俄罗斯人民的救世主。但是这个世界革命究竟是什么呢？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以及阶级斗争的格外激烈，因此社会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能够唤起全世界的人民，随着它的发展而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布尔什维克所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过程，即一切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否则苏维埃共和国就不再能够拯救革命。而且，这将意味着到处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剥夺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的权利。这将意味着共产党的专政，从而使全世界普遍燃起内战的火焰，至少在未来的一个世代中不会熄灭。
人们正在进行紧张的宣传来要求达到这样的结果。引起一场像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决不是他们能够办到的。但是如果他们得心应手，当然也能对西欧发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危害到另一种意义下的世界革命。因为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传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掀起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头就是党派纷争的产物，并且经过一番同本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才取得了政权，因此竭力利用那种变成兄弟阋墙的内战来在俄国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作为取得绝对统治权的最后手段，它还力图分裂至今保持团结一致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只要它们证明并不具有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多数。第三国际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们希望用这个手段来实行世界革命。可是，这并不是一时的任性或单纯的恶意的结果，而是从布尔什维主义自身的本质中产生的。那种本质同西欧已经为之完成开拓工作的较高的生活方式是水火不兼容的。
在西欧，民主不像在俄国那样是明日黄花。它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排除了重重困难而向前发展；它是旷续几百年的斗争的结果。它已经被吸收到群众的血肉中去。因此，要剥夺任何社会的一切政治权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法国，农民是一股十分小心地照顾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谁也不敢加以嘲弄的势力。而且，法国、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惯于进行斗争的阶级。俄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当然不及西欧的无产阶级；但资产阶级本身在帝俄时代还格外软弱得无可比拟。在俄国，正如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军事独裁政府当政的国家一样，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又盲目地相信自己可以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于是就出现了今天的自由主义所处的不幸状态。国家政权的垮台，军事“保护墙”的坍倒，国家的一切权力之落入无产阶级手中，所有这些使得一向不惯于从事积极政治斗争的资产阶级惊惶失措，终于完全瓦解，拱手把地盘让给它的敌手。
在西欧，由于持续了几百年的阶级斗争，下层阶级不仅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上层阶级。这些上层阶级已经逐渐尊重无产阶级；并且它们已经掌握了在适当时刻实行让步以应付任何攻击的方法，从而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盎格鲁一萨克逊族的国家，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必须不用任何强大的常备军而过着独立的生活。它在同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相处的过程中已经知道怎样来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它在面临任何危险的时候是不会轻易逃走的。在这次战争中获胜的，正是这些国家。
这次战争没有使这些国家的军队崩溃，像同盟国和俄国那样。在东欧，在军队瓦解的时候，始终是士兵代表了反叛的力量，不管那些士兵原来出生于哪一个阶级。但是这股促成革命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起一种使薄弱的革命因素过早地掌握政权的作用，从而使他们面临一些他们无力解决的问题。战胜的国家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在那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在民主制度下变得十分强大，可以压倒其他的政党时，它才会为自己取得国家政权。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它没有丝毫理由要放弃民主；因为正是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中最高和最优秀的一层是决不会愿意接受独裁来代替民主的。他们知道，所谓独裁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裁。可以肯定，在目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声势很大；但他们之所以奋然而起，只是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反对他们本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挤垮外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罢了。
还有许多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对俄国是合适的；但他们不打算介绍这些方法，原封不动地在法国搬用。然而，即使在这里，布朗基主义的暴动传统和蒲鲁东主义的反议会制度传统也没有完全根绝。这两股敌对的力量通过它们在工团主义中某种奇怪的溶合，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们可能会给布尔什维主义提供某种基础。但是要说它们能够掌握法国的无产阶级、甚或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乃是绝对办不到的。当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面临着大规模的决定性斗争，而这些斗争只有通过紧密的团结和合作才能取得胜利时，它的发展就会以分裂告终。因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宣传决不可能促进正在酝酿中的世界革命。它所能够尽力做到的，是危害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由于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已经危及德国的革命。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在一切成员所抱定的共同的、单一的社会方向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等到它把追随教权党的天主教工人争取过来以后，就将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如果它占有了多数，争取民主的斗争、即争取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斗争就会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获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就可以立刻在财富方面收获到由它的活动争取得来的最丰盛的果实；那个财富是德国资本主义增殖和积累起来的，可以用来迅速地改善人民群众的一般生活状况。世界大战把这个财富一扫而空。战后的德国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不管生产资料归谁掌握，根本不可能为群众创造较好的生活状况了。可是，由于军队的溃败和解体，这次世界大战也已经使得社会民主党依靠政敌的破产而不是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虽然在这个时候，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分裂，它本身已经削弱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想要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它就绝对有必要重新统一起来。人们本来可以认为，既然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分裂的根源、即对于战争的态度现在已经消失，目前的要求可以格外迅速地实现了。
可是，十分不幸，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在德国社会主义队伍中间打进了一个新的楔子；那个宣传要求我党放弃不可缺少的民主主张，建立工人代表会议的独裁制度作为一种政权形式。为了不致被人误解，布尔什维克不再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了。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其目的显然是想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规定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年底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在几个月以后出版了《新莱茵报》作为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同革命以前存在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另一个政党、即共产党人的政党相呼应，德国已经产生了独裁和民主的对立。这种对立引起了那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在政治上的变化多端和分裂，并在独立党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而且，它终于在一部分右翼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一种反响来反对这些倾向，但是这种反响的火力偏高，没有射中目标，并且造成了倾向资产阶级政党的趋势，而右翼社会主义者由于战争政策的结果，已经和资产阶级政党有很多共同之处。
十一月九日的革命打破了同资产阶级的这种联合，产生了同独立党人的谅解。可惜这只是暂时的。在德国，要想推行一种包括全部帝国在内的真正的、永久的和有效的独裁形式，同在西欧一样不可能。人民已经大有进步，不会听任建立这种制度。无产阶级的个别党派想要采取独裁的一切企图只会获得暂时的成功。那些企图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加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并为反革命的军事独裁铺平道路。但是反革命的军事独裁也决不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和绝对的政权。在德国，要继续实行违反工人利益的统治是不可能的。
诺斯克的警卫队在柏林所表现的极端行动，在慕尼黑爆发的可怕的狂暴，并不足以证明政府的独裁权力。这种行动倒是表明了政府对待那些人的态度是软弱无能的。那些人由政府召来，肯定能够不受任何惩罚地作出可怕的报复行动，但他们本身是没有能力支配政府的。
无论左派或右派的这种争取独裁的努力，不会导致真正的独裁，而只会导致混乱和彻底的毁灭；当一切生产都将停顿、一切食物商品都将消耗净尽时，它不会给与我们较高的生活方式，而只会使我们产生残忍的心理。甚至在它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所有想要采用独裁制的企图，只会增加用以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残酷与横暴的程度，以及增加受害者的人数，作为那种努力的一个结果。这种做法将使人们完全不可能从事任何积极的建设。诺斯克的统治和苏维埃的独裁都可以这么说。
目前，有人正在替某种形式的独裁作宣传，说它只会是暂时性的，无论如何不会采用暴力等等。这是一切可能的幻想当中最糟糕的一种。在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阶级都已充分理解到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任何政党只有利用专制手段才能行使独裁。不管他们的见解多么和平，也不管他们只把独裁当作为积极工作取得必要力量的手段的决心多大，不久就会发现，在他们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种种独裁的方法都会被束之高阁，所剩下的不过是虐政而已。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避免虐政、促成某种平稳的积极建设的唯一手段。但是在目前，民主制度已经在理论上被社会主义政党的左派所压倒，并在实践上被右派所压倒。国民议会本身决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如果没有由平等的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现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帝国团结一致的唯一制度，不是通过工人代表会议，也不是通过一个独裁的政府，而只有通过一个由帝国各部分的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才能产生。现在的组织当然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谁选举了其中的多数的呢？这是积极的民众，也就是当工人代表会议在一个体系中被建立起来以后要去选举工人代表会议的那些人。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那组织机构中的选票还不到国民议会总票数的十分之一。工人阶级代表着全国总票数的十分之九。
只要工人代表会议包括各大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者，它们的面貌就和国民议会迥然不同。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可以对进步的政策起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一切国有化的努力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可是它们仅仅凭这种身分是不能够很好地代替国民议会的。因为，这种工人代表会议的制度越是扩展到大工业的全部领域，它越是把全体的工人群众包括在内，中央委员会在其组织上就愈加近似国民议会，但它没有给与它的多数以国民议会的多数由于公开宣称自己是全国人民的多数而拥有的那种权力。
有一种说法认为议会制和民主制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这种说法最近也出现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讨论中。没有一种说法比这更错误的了。议会制和民主制的形式按照它们所代表的人们的性质，可以有绝对不同的内容。如果在一个议会里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那么议会制就会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这些政党不起作用，它们的议会制也将是不起作用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一旦出现在议会里，整个的局势就根本改变了。现在有人说，即使实行最自由的和完全秘密的投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也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资本家统治着报刊并收买工人。但是，如果资本家真正能够这样地收买工人，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的革命之后，他们也就同样可以影响那些有权选举工人代表会议的人了。另一种说法是：即使实行彻底的秘密投票，即使在群众中获得多数工资收入者的支持，由于资本家能够对无产阶级运用财政权力，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在任何议会中获得多数。这种说法等于是把无产阶级看作一帮软弱而胆小的无知之徒，并宣告无产阶级事业的破产。因为，如果无产阶级具有这种可怜的不健康的素质，那么，无论世界上有任何制度可以不顾无产阶级在精神和智力上的无能而被煞费心机地用来保证胜利，它对无产阶级也是毫无助益的。
如果今天德国的国民议会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它已经在工人阶级和独立党人中间造成对于国民议会的某种不信任，并且在选举当中还损害了独立党人的利益。其他的工人阶级成员、即正要同资产阶级集团决裂的天主教徒也因而遭到削弱，听凭资产阶级的领导。
完全可以肯定，德国在目前的国民议会的领导下是决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如果反对现有的国民议会的斗争变成反对民主、反对普选、反对国民议会本身的组织的斗争，那就非但不会促进、反而只会阻碍德国的恢复过程。因为这样就会造成一座障壁，使人们不能把斗争集中到可以进行改革、即选举国民议会这一点上，而在新的国民议会中，无产阶级的代表将组成多数，准备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努力从事全国的国有化的工作。他们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实行现在还不过刚刚开端的德国的民主化的工作。必须成为任何可能当政的纯社会主义政府的纲领的，正是这种议会政治而不是独裁政治。这样，它也就能够获得天主教工人、甚至一切资产阶级派系的拥戴，如果他们能从这个纲领中看到有办法使共和国避免一场由于互争雄长的政党的独裁倾向而已经发生的内战的话。假如共产党人说，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法，那幺我们的答复是：民主的代替物、即独裁本身只会导致一场革命，导致过去时代所特有的暴力方法。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选制度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只是传入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以人口调查为依据的选举权，而不是平等的选举权。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斗争，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平等的普选权——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实，可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朋友们似乎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选制是把阶级斗争从交手仗变为运用理智的战斗的方法，在这种战斗中，一个阶级只有和它的对手处于同样的知识和道德的水平上，才能取得胜利。民主制度是赖以实现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主义所说的文明人的权利。独裁制度只会导致一向被称为亚洲式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可是这个称谓并不公道，因为亚洲诞生了孔子和佛陀。称之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或许更确切一些。
德国工人阶级没有从他们自己的胜利中得到什么收获，没有懂得怎样利用民主制度作为解放自己的适当的工具，其所以如此，世界大战的可怕后果自然负有较大的责任，但除此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是由于他们用无益的冒险行动浪费了无产阶级的实力。
民主制度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远为美好的前景。这些地区、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族国家，战后在经济上不像其他地区那样虚弱。无产阶级的每一种进步的形式和每一次权力的获得，必然会直接带来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也一定会采取比战前更加强烈的形式。
战争和战后的胜利所引起的爱国热情横溢的时期正在很快地成为过去。变化已经开始，等到和约签订以后还将以越来越高的速度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和约给战败国增加了多么沉重的负担，既然现在到处的注意力都将从对外问题转到国内政策的问题，战胜国的人民所蒙受的牺牲也是会同样被感觉到的。
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的对抗经常会随着觉悟程度的提高而带有越来越坚强的形式。德国的、尤其是俄国的革命在这方面起了诱发的作用。不管你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有何种看法，一个大国的无产阶级政府已经不但掌握政权而且还能在可以设想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将近两年，这一事实自然滋长了各国无产阶级中间的权力感。因此，对于世界革命来说，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比他们通过特派人员和宣传人员作出了大得多的工作，因为那些人员应该负责的，是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损害而不是革命的成就。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被发动起来了，它的国际压力很大，足以使得将来一切的经济进步沿着社会主义的而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
因此，在这方面，世界大战已使这个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结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开端。显然，我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世界一步跳进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不是一架可以按照预先画好的图样装配起来的、一经开动就能正常运转的机器。相反地，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合作的过程，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一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那个过程在这些规律的范围内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也能比较充分地发展起来，其结果是我们在目前无法逆料的。
我们现在没有“可以根据民众的决定来实行的现成的乌托邦”。现今所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标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开端的力量的解放。如果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正在全世界发生而愿意称之为世界革命，那么我们肯定是面临着一场世界革命。它的进程不会按照独裁的路线，也不会利用大炮和机枪，也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而只会通过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实现那些有待无产阶级努力完成的较高的生活方式。
[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2—190页。
[2]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5页。
[3]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9—230页。
[4] 纳特·文希-马列叶夫博士编：《布尔什维克在干些什么？》，洛桑1919年版，第10页。
[5] 托洛茨基：《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17页。
[6]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5页。
[7] 同上书，第235-236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稍有窜改。——译者〕
[8] 审判耶稣的总督，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译者
[9] 托洛茨基：《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21页。
[10] 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预料革命即将爆发，但它是于一八四八年在大陆上而不是在英国来到的，并且革命本身也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原编者
[11] 热月九日是罗伯斯比尔被推翻和巴黎的恐怖统治崩溃的那一天。
[1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6—587页。
[13] 加弗隆斯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消极因素》，柏林1919年版，第39页。
[14] 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4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稍有窜改。——译者〕。
[15] 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247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16] 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笫247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17] 德国作家鲁道尔夫·拉斯普所撰荒诞不经的故事中的人物。——译者
[18]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0—241页。
[19]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0页。
[20]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7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21] 《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页。——译者
[22] 摘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1919年3月1日第59号。
[23] 罗斯：《拿破仑一世》，1916年版，第一卷，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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