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本身原是一种极古老的东西，差不多好像贸易一样古老。我们虽然不能在石器时代找得它的遗迹，但可以说，它大抵比金钱之应用还较古老。社会一旦有了少许家宅，而每个家庭又有了确定的占有品以后，某一个家庭便可以比别的家庭较为富有，有较多的家畜，有较多的土地，有较多的奴隶了。因此，农民在困难时侯自然会向较富裕的邻人借取他的有余的谷或家畜，这个农民在借取这些东西时自然要答应在相当时间以后偿还，并且加上若干分量，或答应做某种工作以为交换——这就是债务人的奴役的起源。这种高利贷交易大可以发现，并且实际上发现于一种只以自然产品为根据而没有金钱（货币）的经济中。大财产的所有权和高利贷自始便彼此密切地联系着了；高利贷资本——即今日之所谓“高级财务”(highfinance)——和大地产又往往有极亲切的关系。罗马的情形也是一样，罗马自有史之初，其大地主就是高利贷者，而平民与贵族间的斗争又不特是地主与农民因为应用国家公地而起的斗争，并且是高利贷者与债务人的斗争。
然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微的，因此它所生产的剩余产品也很稀少，所以剥削者要想获得大宗财富便不能不对民众肆行剥削。当罗马的贵族只利用高利贷来剥削罗马附近四周的农民的时候，他们也许徒然对这些农民肆行压迫，而自己却没有大利。可是罗马的高利贷者的事业是必然随着他们之渐次获得整个世界以为实施范围而获得较满意的发展和较大宗的财富的。
然而这种事情也包括一种分工制在内。由邻人收取高利贷的利息并不费神，贵族大可以一方面收取这种利息，一方面管理他们的地产或管理国家的政务。至于一方面剥削西班牙，叙利亚，高卢，和北非洲，而另一方面又同时驾驭着广大的罗马国家的命运，便很困难了。于是高利贷事业便和政治事业逐渐分化起来。这时除了身为将军或总督，一方面尽力劫掠各州，一方面又不忘谋利的官吏贵族以外，还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高利贷资本家阶级，这些资本家也形成一种特别的社会组织，“武士”阶级。专从事于财务交易的货币资本家阶级的人数愈众，这些交易的种类便愈多。
劫掠各州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招人包收税捐。当时还未有可以担负收税责任的官僚，所以最便利的收税方法就是把某州的收税责任交给某一个罗马的财务家担负，这个财务家要向国家缴纳一笔总额，并且可以尽量谋利。这种流弊百出的税制现在还通行于东方的许多地方中。承税人自然是不以他自己所应得的总额为满足的；因此各属州的居民便为他所极力勒索了。
有些都市或纳贡的帝王是往往不能缴纳罗马所强令它们缴纳的总数的。在这种情形中，罗马的财务家很愿意把金钱借给他们——自然为着利息的缘故。例如，那个有名的共和党徒布鲁特斯（Junius Brutus）曾“因为借款给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国王和萨拉米城(Salamis）的缘故而做过绝好的投机事业。他曾把一宗利息四分八厘的借款借给萨拉米城”（萨微奥里：《古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第42页）。这种利率并不是一种特别高的利率；萨微奥里在他那本书中曾说过有些利息高至七分五厘的都市借款。就冒险特别大的借款而言，其利率且比此更高。例如，拉比鲁斯（Rabirius）的钱庄在凯撒时代曾依据一钱（即百分之百）的利率把它自己和它的朋友的一切资财借给流亡的埃及王托勒密（Ptolmey）。不错，拉比鲁斯这一宗投资事业是一宗很失败的投资事业，因为当托勒密王重复得位的时候，他并没有偿还借款，并且还把这个自命为整个埃及国家的属主的人投入监狱。不过，这个财务家却终于设法逃回罗马，凯撒后来又为非洲战争和他订立各种借款合约而使他获得再度致富的机会。
这些合约是另一种的借款方式。来自各属州而集中于罗马的宝库中的贡品为数极多。可是各种不断的战争也是要费去许多金钱的，这些战争后来便成了各财务家所借以把得自各属州的战利品——不是已为财务家所直接获得，而是已缴纳给国家的战利品——放入他们的无底腰包中的工具。他们把战争用品供给国家——这是一种即在今日也很常见的借款。除此以外，他们更以高利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国家，特别当国家陷于财政困难的时候——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国家能够由各属州掠取的战利品愈多，则各种寄生民众向国家提出的要求便愈苛。国家屡屡要借入大笔的款项，比任何个人的所有都较大笔的款项。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股份公司之形成便很有用处。高利贷不特是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最早的方式，并且是股份公司的最初的作用。
罗马的财务家“创设各种有类于我们的股份银行，有指导员，出纳员，经理员等的公司。创立于萨拉（Sulla）时代的亚细安尼公司(Asiani Company）的资本异常雄厚，它可以把二万塔连，即二千五百万元，借给国家。二十年后，它把这笔借款数目增加到十二万塔连。一般资财较少的人都把他们的资财投入于大公司中，结果——据波里比阿（Polybius）所说（第六章第17节）——便使整个都市（罗马）都参加各种为少许特殊机关所领导的财务事业。最小额的贮蓄都是为税吏所经营的各种企业——招人承办税捐及出租国家土地因而获取大利的企业——的股本。”（萨微奥里：《古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第40——41页。）
这一切我们听来都好像是很亲切的东西。它最少也可以证明，罗马社会在基督教出现之际已进到近代资本主义的门限上了。不过，这种古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结果是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结果完全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所述及的各种方法和那些引起近代资本主义之形成的方法实无二致，就是马克思所特称为“原始积累”的方法：剥削农民、劫掠殖民地、奴隶贸易、商业战争和国债等方法。这些方法在近代中也产生同样的破坏和摧残的结果，正好像在古代一样。可是近代和古代却有一种分别，那就是，古代只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破坏的影响，近代的资本主义则以破坏为手段而以创立新的和较高级的生产方式为目的。近代资本主义所借以发展的方法自然是好像古代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方法那么野蛮和残暴；可是我们最少也可以说，近代资本主义实创造出一种可借以超过这种残暴的，破坏的行动之上的基础，古代资本主义则永未能越出这个限制。
我们在上一章中早已说过为什么这样的各种理由了。近代资本主义所获得的各种积累，利用劫掠和勒索和别种暴烈行动而获得的各种积累，用来消费的只是一小部分，其大部分是拿来作生产新的和较高级的生产工具——因而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之用的。古代资本主义找不到这种工作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它对于生产方式的影响只限于以奴隶劳动代替自由农民，那就是说，它只是使最重要的生产范围在经济上变成落后，只是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只是使社会日趋穷乏。
为罗马的财务家所获得的利润，和为罗马将军及官吏所获得的战利品，如不再拿来另作高利贷事业之用——换言之，就是不再拿来经营新的劫掠事业——则其用途只有两种。其一是用来浪费于娱乐和生产娱乐工具——我们不特要承认各种宫廷大厦是娱乐的工具，并且必要承认各种庙宇也是娱乐的工具。其次，这些利润——除了来自采矿事业的之外——可以用来购买地产，换言之，就是用来剥夺自由农民的土地而以奴隶代替其位置。
因此，劫掠及摧残各属州的工作只足以使罗马的财务家容许社会劳动生产率因为奴隶普遍存在的缘故而迅速降低。近代的资本主义在一方面所引起的破坏每或为别一方面的经济兴隆状态所抵消，古代的资本主义却没有这种能力。并且，各属州的破坏又更加促了罗马的衰落。因此，罗马统治世界的结果便使古代社会的一般贫乏化的进程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以后，发展得非常迅速。
可是，经济破产的征兆一向都为罗马统治的眩人眼目的光荣所掩没。罗马在数十年内便已差不多把数百年直到数千年的勤苦的艺术工作所做成的一切精美物品，由地中海附近的各处文化中心地点，集中起来。罗马的政治破产之变成明显实远比其经济破产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