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把自己所征服的一切地方的反抗势力完全消灭，使它们完全没有独立性，因而破坏了它们的政治生活。这个伟大帝国的整个政策完全为罗马一个都市所操纵。在那个都市中变成为政治生活的负责者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只顾及积聚利息的财务家；那些耽于娱乐，鄙夷一切日常劳动、一切费力事情，甚至连政治和战争也置之不顾的贵族；和那些以善沽政权谋生的流氓无产者。
例如，斯韦托尼阿斯（Suetonius）在所著《凯撒传》中，曾论及凯撒在内战终止后博施的情形说：
“他除了把十穆的谷和十磅油赐给各人以外，还遵守他旧日的信约再赐他们每人以三百昔司脱塞，另加一百昔司脱塞，当作欠款的利息（换言之，就是赐他们每人以二十元——他们在当时的每天生活费只须三分。考茨基注）他又替他们（指租房舍居住的住客，考茨基注）支付年租，代支的数目，在罗马直至每家二千昔司脱塞（100元）为止，在意大利则直至五百昔司脱塞（25元）为止。此外，他又赐宴（赐宴给二十万人，考茨基注）和布施肉食；打胜了西班牙之后，他又两度把早餐赐给民众，因为他觉得第一次的早餐的肴馔大少，不足以表示他的慷慨之意；因此，他便在五日后再筹备一次佳肴满席的早餐盛会。”（第28章）
他又供给种种宏伟到从所未闻的娱乐。有一个戏剧演员拉比里阿斯（Decimus labirius)，只出台一次，便得到五十万昔司脱塞，即25,000元！斯韦托尼阿斯论及亚古士督说：
“他住往把赠品赐给人民，赠品之多少随时而异，有时每人四百昔司脱塞（20元），有时三百昔司脱塞（15元），有时只250昔司脱塞（12元）。他是连小孩子们也顾及的，虽然在别些布施中，得受恩惠者只以年在十一岁以上的为限。同样，在荒年中，他往往把谷类分配给全国人民，只取回很低的价格，并且把金钱加倍赐给各人。”(Octavius，第14章）
一个这样把自己出卖，把自己的贪婪性组成一种制度而公开地摆列出来的无产阶级自然是完全失掉了它的政治独立性。它此时只不过是为那个出得价钱最高的人所利用的一种工具。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由是便变成少许强盗——积有最大宗的胜利品和获得财务家的最大宗的信用借款的强盗——间的一种竞争。
这种因素又为雇兵制度，使军队渐渐变成共和国的主人的制度，所大大侧重。雇兵制度扩张以后，罗马公民的尚武勇气便日渐衰落——说得较正确一点，就是，这种勇气日渐衰落以后，雇兵制度的实用便增加起来。人民中一切可以担任军事劳役的都尽在军队中；军队以外的人口渐渐失却它的斗争能力和斗争精神。
有两种因素特别足以使军队渐渐愈加变成任何可以答应给它以充分的薪金和战利品的将军的走狗，使它渐渐愈加不为各种政治原则所控制。第一种因素就是，军队中的非罗马人，属土人民甚至外国人民的数目之日渐增加；这些分子并没有公民的权利，因此对于政治生活便绝对不能参与。第二种因素就是溺爱快乐，女性化的贵族之日渐不愿从事于军事劳役。这个阶级旧日原是供给军官的阶级，这些军官现在却逐渐让位于受雇军官了；受雇军官在经济上并不能独立，好像贵族那样，他们对于罗马的党派的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其实就是各贵族派系间的斗争——是绝不关心的。
军队中的非罗马人的数目愈加众多，贵族军官愈加为受雇军官所替代，则罗马的军队便愈加有把自己卖给能出最高价钱的买主而立他为罗马的统治者之势。
这种情形就是专制政治的基础，这种情形使罗马的最大富翁可以把整个共和国全盘收买，把政权买为己有，这种办法又转而变成一种足以鼓舞一个已经操纵着军权的成功的将军的动机，而使他力求变成罗马的最富有的人——想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剥夺敌人的财产，没收他们的所有品。
共和国最后那一百年的政治生活，分析到底，不过是一种内战的生活——“内战”，这个名词是很不对的，因为当时的公民和这些战争并没有丝毫的关系。它们不是公民的战争，而是各政治家之间的战争，这些政治家同时是贪婪的财务家又是显赫的将军，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劫掠，直至亚古士督终于能够压服一切竞争而建树其永久的独裁政治为止。
就某种程度而言，凯撒在亚古士督以前早已达到这个目的了。凯撒是一个负债深重的贵族冒险者，他曾勾结两个最富有的罗马财务家，庞培（Pompey)和革拉苏（Crassus)，阴谋夺取国家政权之法。莫悟生在论及革拉苏时说：“他的财产是以他在革命期内所购买的土地为基础的；但他对于致富之道是无所不用的：他在京都中经营各种伟大而又有智慧的建筑工作；他在罗马城内和罗马城外都以银行家的姿态直接经营银行事业或借助于朋友而间接经营银行事业；他把金钱借给元老院中的同僚，也会为他们经营各种公共事业，或贿赂司法官吏，或经营一切其它的必要事业。他并不留心选择谋利的方法。……如果有一张遗嘱里面写着他的名字，则纵使那只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伪做文件，他也会毫不踌躇地去承受遗产的。”①
但是凯撒也不见得较好；没有一种谋利的手段是被他认为卑劣的。斯韦托尼阿斯在他所著《凯撒传》中曾这样论及那个后来为莫悟生所颂扬的凯撒：
“他无论是站在将军的地位或站在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都无时不表示其自私自利的性质。因为，根据几种史料所载，他在西班牙当总督的时候，曾接受过我们的同盟者的金钱；他向他们讨取金钱以为偿债之用，又曾在琉息退尼亚（Lusitania）中劫掠过好几个都市，他的借口是它们表示敌意，但其实它们并没有违抗他的命令并且是大开城门以欢迎他的。他在高卢劫掠过各种积存许多贵重礼物的庙宇和圣殿；他之破坏各种都市，大半是为着想劫掠它们的财产，而不是因为它们有违法的行动。因此，他便获得很多黄金，使他要在意大利和属州中减价求售，把每镑的价格减到三千昔司脱塞（150元）②。他在总执政任期内，曾在卡匹托庙中窃去三千磅黄金，而放下同一重量的镀金的铜以为替代。他曾把盟约和王国出卖以求利；例如，他曾为自己和庞培向托勒密（埃及王）索取一笔几达六千塔连（7,500,000元）的款项。后来，他又利用最残酷的勒索方法和劫掠庙宇的方法以偿还各种内战、各种胜利和各种宴会所用掉的极浩繁的欠款。”(《凯撒传》，第54章）
凯撒之所以向高卢进攻——高卢一直到此时还未受过罗马的压迫，因此也未为它所劫掠——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谋利。他在那个国家中获得很丰富的战利品，由是他便能自立，而与他所一向共同管理政事的同事庞培脱离关系。第三个同事，革拉苏，早已因为侵掠帕提亚（Parthia）的缘故而死于亚洲了。据阿比安（Appian）说，他在这一回的战争中“不特希望获得盛名，并且希望获得大宗的金钱”①——正好像凯撒成功地施于高卢的方法那样。
革拉苏死后，凯撒的障碍便只有庞培了；庞培的左右都是仍在政治上活动的残余贵族。凯撒逐个地把他们牺牲于各种也很有利的战役中。
“据说他在庆祝成功的巡游中（在内战终止以后）曾陈列六万塔连的银，和共重2414磅的2822个金制冠冕。他一获得胜利以后，便马上把这些宝贵物品拿来满足他的军队的要求，把五千德拉马（希腊币名，总数在1,000元以上）给每一个兵士，还没有经过委任的军官取得的数目倍之，较高的军官的数目又倍之，这样便远超过他原来所答应的数目之上。”②我们在上文已转引斯韦托尼阿斯的话说过凯撒所赐给罗马的无产者的赠品了。
自此以后，便没有人敢公开否认凯撒的至尊权威了，共和党人也只能以暗杀手段表示他们的抗议。凯撒的承继者，安东尼（Antony)和亚古士督，更把他们完全消灭。
于是罗马帝国便变了一个人——凯撒或国王——的所有品。一切政治生活完全停息。这幅属土的管理变成了它的主人的私事。它自然也好像一切别的所有品一样，是往往引起纷争的；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的强盗，换言之就是成功的将军，往往向实在的属主进攻，实在的属主往往为卫队所杀死，卫队之所以把他杀死是因为想把王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的缘故。可是这实是一种财务交易而不是一种政治行动，这种财务交易并不见得比当时的别的交易更坏。政治生活已完全停止了；不久之后，我们便看见人们——其始是较下层的阶级，其后便连较上层的阶级也是一样——不特对于国家漠不关心，并且痛恨国家和它的在位者：法官、税吏、军队和国王本身。这时的国王实际上已不复保障任何国民了，甚至有产阶级也为他们所加害了。各有产阶级为避免这种灾害起见，纷纷投身于野蛮部落之中。自从凯撒获得胜利以后，罗马帝国中仍然保留着政治生活的遗迹的地方为数很少，而稍后这些遗迹也为凯撒的承继者所清除了。把积极的政治生活保存得最长久的就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最大都市。把罗马帝国中的政治自由的这一个最后的根据地推倒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经过一度长期而又顽强的围城战争以后，耶路撒冷终于在公元七○年被洗劫，而使犹太民族陷于无家可归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