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切勿过于重视历史中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有史的时代，地理因素——环境、土地的外形、气候——都全般同样地作用于大多数国家之中，这种因素在历史开始以前已经呈现，而且对于历史也确实发生一种有力的影响。但是影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之地理因素，常常要依该国的专门技巧及社会情形所达到的程度来决定。举例来说，假如英吉利没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质、丰富的煤铁及海岛孤立的情况，则英国断不能在十八九世纪的世界中达到优越的位置。但煤铁一日不像在蒸汽时代占着工业上的重要地位，则这种地下自然宝藏的价值是很微少的。而且在到美洲及印度的航程还未发现以前，在西班牙、法兰西、德意志等国还未成为高级文化国家以前；当这些国家仍留存着单纯野蛮的生活，而欧洲的商业仍以地中海为集合的中心，船只之推进还用桨橹的时候，英国的海岛孤立的位置则仍是一种独立于欧洲文化以外的，仍旧留存在一个柔弱和野蛮的情境之内的因素。
所以，同一国家的性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形之下，其结果是很不同的；即使国家的性质还未为生产方式之转变而变形，而它的影响并不一定是相同的。我们屡屡所见着的，就是一切经济条件的总结果，才是决定的因素。
所以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并不是绝对地为巴力斯坦的性质及境遇所限定，而实是在某几种社会条件下的巴力斯坦的性质及境遇所限定。
巴力斯坦的特殊位置，是在其边境上有各种敌对的民族互相集居，互相残杀。它的所在地，一方面是亚拉伯沙漠生活的终结及叙利亚士地耕植的开始，他方面，则有存在于我们文化的开始时代，而且还统治着那个时代的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互相冲突。这两大帝国，一个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一个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及泰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后者的中心是在巴比伦和尼尼微（Nineveh）。
最后，巴力斯坦便成为最重要的商业通道。它一方面统辖着埃及与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运输，而他方面又统辖着腓尼基(Phoenician）和亚拉伯的商业。
我们现在先考虑前一种因素的结果。巴力斯坦是一个丰富的国家；它的丰饶固然不是非常的，但它若和邻近的荒凉、贫瘠和沙漠般的土地相较，则的确是特殊丰富的了。它的居民总以为巴力斯坦是充满着牛乳和蜂蜜的土地。
希伯来（Hebrew）民族的源始是游浪的牧畜民族。他们和巴力斯坦的居民、迦南民族（Canaanites）常常冲突。他们把迦南都市逐个地征服并统治着征服的都市。于是这些希伯来民族便逐渐定居下来。然而他们由不绝的战争而得来的土地，也要用不绝的战争才可以保持得住，因为别些流浪的民族也正在他们的后面蜂拥而来，这就是以东族（Edomites）、摩押族（Moabites）、阿扪族（Ammonites)等，他们同样地渴求占有这一带丰饶的土地。
在这一带征服的土地上，希伯来族还依旧长久保持着牧畜的生活，虽然他们现在已有了确定的居宅。不过他们逐渐习得了原始住在该地的居民所实用的农耕知识，谷物和葡萄之种植，橄榄和无花果树之栽培，他们又和迦南族土人杂婚。然而他们总长久地保存着他们以前所具有的亚拉伯游牧生活的特性。
沙漠中的游牧生活，特别不适宜于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亚拉伯游牧生活，还可以活泼地表现出阿伯剌罕、以撒、雅各布(Abraham，Isaae，Jacob，这是希伯来民族的三个始祖。——译注）时代的古以色列民族传说所述的情形。同样的活动和忧患之永久的重演，同样的要求和观念，经过千年又千年，世纪又世纪，最终便产生了一种固执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之深远的根源，与其说在于农耕时代，毋宁说在于游牧的生活。它特别趋向于保存古代的习惯和制度，虽然这些后来都经过巨大的变迁之修改。我们大概可以想及当时以色列农民的家庭中，炉灶既未有一定的位置，也未有宗教的意义，这些事实就是这种游牧民族所表现的习尚。韦尔荷生（Wellhausen）说道：“从这一点看来，以色列民族和亚拉伯民族相同，而和希腊民族异致，虽然从别种日常生活的事物上，他们二者非常接近，但希伯来民族是没有‘炉灶，这一个字的，至于‘阿丝弗得’(ashphot）一词，也只有‘废物堆’(garbage-heap）的意义而已。这和印度欧洲民族的炉灶是大有分别的；希伯来民族没有永久不灭的火炉，但他们有一种常明灯以替代之。”①
在以色列族所保存着的他们以前的亚拉伯时代的习惯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他们特别嗜好和偏爱商品贸易这一种事实罢。
我们在上面研究罗马社会的时候，已经指出民族与民族间通商的发展，比之个人与个人间通商的发展要早得多。最先经营贸易的大概就是旷野间的游荡牧人。他们为获得生存的缘故，逼着要度浪游的生活，居无定所，从这一个牧场移到别一个牧场。他们本国缺乏物料的情形必然使他们最早感觉有向他们所屡到的较为丰富的各邻国换取各种产品的必要。他们大抵把自己的畜群、谷类、油类、枣子、木器、石器、铜器和铁器等互相交换。畜群本是他们所丰富出产的。然而因为他们住居之流动性，所以他们不独为他们的消费而获得远方的产品，而且还为别个民族而交换得最必需的和最易运输的东西；换一句说，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保留这种产品供他们自己应用及消费，而实在于利用更进一步的交易手续使它们流通起来。所以他们便成为最初的商人。道路和航业一天不能好好地发展，则这种游浪式的商业方法便必然地占有势力，而且从事于这种职业的人获得了丰厚的财富。后来，海航商业增进了，永久而实用的道路建设了，于是游牧者的商业便必然地减退，而游牧者的商业又只限于旷野中的产品，并且逐渐成为贫乏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实是印度航线发明以后，亚洲古代文化便大大地衰落的一部分的原因。亚拉伯之所以逐渐贫困，也因为同一的原因；它的游牧民族，当腓尼基最为繁富之时，曾向腓尼基各个都市作最有利的贸易。他们把自己畜草的高价羊毛，供给于腓尼基人的织机上，而生产贩卖于西方的出口货物；他们又把南方的产品、富有而丰饶的亚拉伯的产品，如乳香、香料、黄金和宝石运给他们，更且，他们从与亚拉伯一水之隔的爱西屋皮亚（Ethiopia）运入象牙和黑檀等宝贵的物品。印度的贸易，大部分也要经过亚拉伯，经过它的对着波斯海股和印度洋的各个口岸，商人们把一切用船只由马拉巴尔（Malabar）和锡兰（Ceylon）运来的商品加以起运，而后从陆路经过沙漠运到巴力斯坦和腓尼基去。
凡为这种商运所经过的各个部落都变得富有起来，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作商运者而获利，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向过境的商品征收赋税。
海伦说道：“在这些民族中，富有的部落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在亚拉伯游牧民族中间，最先利用商运旅行队以获大利者是中部的部落，他们常常旅行到该国的北部边境，邻近腓尼基的地方。亚拉伯中部的商运队，装载着香料、香油和没药从亚拉伯到埃及去。约瑟（Joseph)所卖给的主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商运队了（见“创世纪”，第三七章，第二八节）。以色列民族从这些民族中所夺获的黄金战利品（基甸抵抗亚拉伯中部民族侵入迦南所获得的）非常多，而这种金属在他们那里也非常普遍，他们不特把它用为自己之装饰，就是他们牲畜之项饰也是黄金的哩。”例如“士师记”(Judges，为基督教“旧约圣经”之一卷）第八章说：“基甸奋然而起，杀戮了西巴（Zebah）和撒慕拿(Zalmunna)，夺去他们牲畜颈土的装饰品。……基甸向他们说道，我所要求于你们的，就是你们要把每个人的耳环送给我（因为他们都是以实玛利族Ishmaelites，所以他们都有耳环）。……这样，他所获得的耳环的总重量便达一千七百色克尔①黄金；此外还有米甸（Midian）诸王的饰品、耳环、紫色的衣袍和他们牲畜颈项上的金环链。”
海伦于是讨论以东族，继续说道：“希腊人把一切在拿巴底亚拉伯（Nabataean Arabs）族名义下浪游于北亚拉伯的游牧部落加以分类。带奥多刺斯（Diodorus）精细地描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同样地提及他们和也门（Yemen）通商的旅行商运队。他说道，‘他们成群结队地把从亚拉伯地方所获得的香料、没药和其它各种宝贵的香料运到地中海去。”,（见带奥多刺斯的书，第二卷，第三九○页）
“沙漠中各种部落所获得的财富，引动了希腊战士的贪欲。以东族商运队所经过的主要中心地之一，名为柏德拉（Petra）城。西北部的亚拉伯人，因此称为柏德拉亚拉伯人。希腊战士德勿德利斯波利奥吉底斯（Demetrius Poliorketes）便想攻占这一个城邑。”②
②海伦：Ideen uber die Politik, don Verkehr, und den Handel der vornehmsten Volker der alten Welt，一八一七年版，第一卷，第二章，第八四——八六页。
我们应该把浪游时代的以色列民族，认为和他们邻近的米第安民族一样。即以阿伯剌罕而论，他是很富有的，他不特富有牲畜，还且富有金银（“创世纪”一三章二节）。游牧民族之能获得财富，只有由于商运。他们后来在迦南地的情境，也并不限制或减少他们在游牧时代所习得的商业精神。因为迦南地的位置，使他们仍旧可以继续从事介于埃及和巴比伦中间的商运事业，并且从中得利，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他们亲自经营和发展这种商运，而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的骚扰，因为他们从山上的堡垒攻击商运旅行队，且用劫掠式地向商运队征收过境税。我们应该记取商业和盗贼是两种非常切近的职业。“即在以色到族到达迦南地以前，该地的商业已极为发达。在耶稣基督之前十五世纪的德尔阿尔阿马拿（Tell-el-Amarna）信札中，已经记载有商运旅行队借武装之保护而经行全国了。”①
但是我们还有更早的记载，即在纪元前两千年，关于巴力斯坦及埃及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各国的密切的商业关系的记载。
耶利米——这是来布色大学的额外讲师（不支薪俸，仅靠学生的学费为报酬者——译注），而并不是希伯来的先知——曾把当时一本纸草纸制成的文件的内容，用他的语言，引述如下：
“所以巴力斯坦的亚拉伯部落和埃及的文化地土有密切的接触。我们从纸草纸文件中所晓得的，就是他们的酋长时常出现于法老王的宫庭，而且和埃及订立条件。专使时常带着文书的使命，往来于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埃及之间。这些亚拉伯的游牧民族并不是没有文化的。该书明白表示为埃及王所憎恨的野蛮部落和这些民族是不同的。亚拉伯游牧民族酋长们也各自联合起来，其目的在于联合武装势力，以反抗那些‘民族的贵族’。”②
① Franz Buhl：Die sozialen Verhaltnisse der lsraeliten，一八九九年版，第七六页。
② 杰里迈亚（Jeremias）：Das alte Testament im Lichte des alten orients，一九○六年版，第三○○页。
赫芝佛特（Herzfeld）在他的“古代犹太民族贸易史”(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ntiquity）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巴力斯坦及其附近境域的旅行队的路线。他推测当时的交通“对于商业的价值，或者比之今日我们的铁道还更重要”。
“这一条路线，从亚拉伯的西北部起，与红海口岸及其爱兰尼德湾（Aelanitic）相平行，把丰富的亚拉伯及爱西屋皮亚（Ethiopia)的产品，与一部分爱西屋皮亚腹地，远至从来所称为柏德拉（Petra)的西拉（Sela）的产品，大约经过七十公里的距离，运到死海（Dead Sea）的南方去。此外又有一条路线，从波斯的加尔拉（Gerrha）地方，收集巴比伦及印度的产品，横贯亚拉伯而到达柏德拉。从柏德拉起，则又有三条支线：一条到埃及，其中又有向左行的支线，到达地中海的亚拉伯海岸，第二条则到达迦萨（Gaza)，更由迦萨继续到北方；第三条则循着死海东岸和约但河（Jordan）而到大马色（Damascus）城。在爱兰尼德湾的顶点，有由爱兰尼德海股而得名的爱兰德，这是到南方各远方国家的商贾旅行的一个主要中心点，而且又有一条短路线和柏德拉联络着。上举的由迦萨到北方的路绫，须经过犹太及撒马利亚（Samaria）的低地，而以耶斯列（Jisreel）平原为终点，在那里又和从东方而到阿哥（Acco）的路线相接。当时的商运总由上述的路线交通，如果要到腓尼基，一部分便从上述的各个亚拉伯口岸起岸，或则在迦萨和阿哥起岸，而从阿哥到推罗（Tyre）和西顿(Sidon）的大路则过于崎岖，非到很晚近的时期仍不能供陆运之用。上面已经说过，最多见的东方商运队，是经巴比伦而到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中部，再经过亚拉伯叙利亚沙漠——在这段沙漠途中，巴尔米勒(Palmyra）后来便繁盛起来——又从沙漠起，经过一段短程，循着约但河上游东岸前进，然后渡过这条河流，经过耶斯列平原，而终止于大海。这些商运队在未接近到约但河以前，便走上前面讲过的一条大路，从基列德（Gilead）开始的那条大路，我们晓得这条路在约瑟时代已经应用了，我们又晓得它会和从迦萨而到耶斯列平原的路线相衔接；而且在‘创世纪’第三七章，第二五节及第四一章第五七节所记载的经过巴力斯坦而到埃及的大路，大概也是以迦萨为发轫的。……我们虽不能够从历史记载中的事实，证明这些商业路线和它们交叉点中的市场在一个长久的时期内对于以色列民族有怎样影响，我们也不能够计量这一种影响的大小，但是这种影响之曾经呈现却是没有疑问的事情，而且这种假设，还可以把一点光明照耀到接受这种影响的好些相当的古老的章节之上。”①
奢侈品和出口货的工业，以及艺术品，在以色列民族中，总不如商业繁盛，这个原因大抵由于当以色列民族的游牧生活终止时，四邻民族的手工业已经有高度发展的缘故。奢侈品之从商运而来的总比在国内制造的价廉物美。因此，他们的工业只好限于最简单的物品了。就在文化很早便已发展的腓尼基，工业的进步也还为腓尼基商人所买卖的埃及及巴比伦货品的竞争所阻碍。“腓尼基人在工业方面并不比叙利亚境内别的居民为高。荷罗多德（Herodotus）说，最初诞登希腊海岸的腓尼基人所带来之货物，并不是祖国制品，而实是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东西，换一句说，就是来自叙利亚的腹地的东西。腓尼基的各个巨大城市，非等到它们丧失政治独立及一大部分商业关系以后，是不会成为重要的工业城邑的。”②
① Handelsgeschichte der juden，第二二——二五页。
② R. Pietschmann: Geschichte der Phonizier，一八八九年版，第二三八页。
加以手工业的发展，确实会为战争之继续所阻碍。所以无论如何，当时手工业总不大发展，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以西结（Ezekiel)先知，在他对于推罗（Tyre）城的挽歌中，很详细地叙述了推罗的商业，而且还包含与以色列人来往的商业在内。以色列族的出口货只限于农产品。“在犹太（Judah）和以色列的士地上，人们都从事经商，都和推罗人交易，贩卖曼尼多（Minith）和彭尼格（Pannag）的小麦、蜜糖、油类和香膏。”(“以西结书”，第二七章，第一七节）
当大卫王定耶路撒冷为京都时，推罗王希兰（Hiram）送给他以“香柏木材、木匠和泥水匠人。他们便为大卫王建筑一所宫殿，,（见“撒母耳后书”，第五章，第一一节）。同样的事情又在所罗门建筑圣殿的时候出现。所罗门因此每年以二万歌珥（以色列容器名）的小麦和二十个歌珥的清油为之交换（见“列王记前书”，第五章，第一一节）。
没有高度发展的奢侈手工品，换一句说，没有艺术的手工品，则造形艺术和绘图艺术自然不能兴盛，而达到人体形式的表现，也不能够超越过人类形体的单纯的指标，并把它的作品加以个人化及理想化。
这样的一种艺术只能以一种高度的商业为基础，因为艺术家必要掌握有性质繁杂的各种材料，然后可以从中选择最合于他自己目的之用的东西从事制作。并且，高度的专门化和历代积累下来的对于处置各项材料的丰富经验，加之以普通人对于艺术家之尊敬，才把他们提升起来，超出于可以不必从事工作的水平之上，准许艺术家有闲暇、快乐和精力，——这实是手工艺术品的重要条件。
我们只在那些保有一种强有力而古老的手工业艺术的巨大商业城市中，才找得到这一切因素。在底比斯（Thebes，埃及的古城——译注）和孟斐斯（Memphis，也是埃及的古城——译注），在雅典城，其后在中世纪开始时代的佛罗伦萨（Florence)，安特卫普（Antwerp,法国的城邑——译注），和亚姆斯特丹（Amsterdam，荷兰的城邑——译注），绘画艺术达到最高的发展，而其基础则在于一种强有力的手工艺制度。然而以色列族是缺乏这种制度的，而这种缺乏便也影响到他们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