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

　　从 1891年到1896年，我在涅瓦关卡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这几年的工作给我一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对我了解工人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几年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和逐渐巩固的时期。我一经了解到工人阶级在解放全世界劳动者的事业中所应起的作用之后，就急不可待地想去接近工人群众，想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当时的秘密工人小组为数尚少；而想从事小组工作的人却比小组的数目多得多。我这个不爱说话，非常腼腆的姑娘，当时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参加小组的工作是毫无指望的。我执意请求，才让我去教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妻子识字。我同意了，但是由于对方断然拒绝，就连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我曾经试图通过民意党人参如小组的工作，但是他们要我参加民意党；而我不能也不愿隐瞒我的这种看法，就是我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走的路要比民意党要正确些。显然，当时我只有想办法跟工人直接联系。有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女同学到什尼谢尔堡驿道上的斯摩棱斯克村去参观那里的星期日学校。我记得，我很满意所听的两堂课，两堂课都得很好：一堂课是讲的克雷洛夫的寓言《池沼和河流》，讲课人是卡尔梅柯娃；另一堂课是阿夫拉莫夫（①）讲的《论劳动和奢侈》，他有一点托尔斯泰的风格。工人们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是重述教员的意见。我觉得这种教学方法应该加以改变。从1891年秋天开始，我便成了斯摩棱斯克村星期日学校的教员。
　　当时我和我母亲的生活很困难——靠出租房子和誊写为生。我从早到晚忙于上课；但是所有这些课都不固定。我原来只在古典中学上夜课。但是它总是跟夜校的工作或会议时间冲突，只好把它放弃了。要想被录用为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的教员，必须去找陶瓷慈善会（②）会长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华尔古林。当时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这种学校实际上有三个：两个在斯摩棱斯克村——个男子学校，一个女子学校，另一个在亚历山大洛夫村）有将近一千个男女工人学习，而教员仅有50人。华尔古林很爱护学校，经常到学校来，事无巨细，他都十分关心。华尔古林对驿道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了很多贡献。他不仅出钱，还把自己的精力也贡献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教养而练达有为的人。我对他并不太了解，但却十分仰慕他。我至今记得他主持星期日夜校教师联合大会的情形。他的公正和机智使我惊服。只是有一次，因为会议否决了刚刚通过的一项决议，他便生起气来，表示反对。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不是一个革命者。当斯摩棱斯克学校变为革命活动基地之后，他便离开了学校，把自己活动的重点转到国民剧院去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行动去妨碍学校的革命化。学校的情形他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清楚，——何况谁也不对他隐瞒什么。——他清楚。但是他并不声张。他只是要求大家恪守“法纪”，免得学校被查封。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有一次，一个督学到学校来，并且到补习班去听课。当时班上正在讲小数，学生们非常炫耀自己的知识。督学也赞不绝口。但是第二天却来了一纸公文：“补习班授课内容超越教学大纲范围，即行停办。”根据教学大纲规定只能复习算术整数四则，而讲授小数就被认为太革命了。
　　学校里谁也不认识我，起初大家对我不大相信。到了十月间才把一个人数不多的扫盲班交给我。这个班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工人，而且看来只有三个人身体没有什么毛病。有的人患有痨病，一个人没有胳膊，一个人是独眼，等等。应该说，这个班我教得很不好；当时我还不会教识字，在成人教学上我还不得法，因而对提髙他们的文化水平没有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我非常努力，很关心学生的学习戍绩。我的能力也逐渐提高了，我和学生的关系也搞得很好。
　　大多数学生是巴里的马克斯维尔纺织厂的工人，有很多人是涅瓦河彼岸谢苗尼科夫的托仑顿制呢厂、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烟草厂、格洛莫夫仓库等单位的工人。
　　我现在还记得我教的这个扫盲班学生的情形。有一个学生个子不高，只有一只眼睛，麻脸，他从十岁起就在工厂千活。每逢星期天，他就喝得醉熏熏的，不来上课，而在外面闹事。同学们常说：“今天我们的独眼龙又给带到局子里去了。”每到晚上（上课时间是每星期日以及每周的两个晚上）他总按时来。但他一点主动精神也没有。如果你不告诉他怎样握笔，不告诉他应该按行写，他自己就不知道该怎样办。如果你告诉他怎样做，他就能做得很好。他从小在机器旁边工作，自己也变成了一部机器。
　　另一个学生——华西里耶夫——在烟草厂工作。他全身都是浓烈的烟味。我一靠近他，头就发昏。他每逢星期天也喝酒。我记得这样一回事，华西里耶夫来了，脸色苍白如纸，勉勉强强坐了下来。值日的卡佳手里拿着钤，走过来问道：“喝醉酒的人到哪儿去了？”我们都没有作声。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我发现他能辨识人了。我就说,你回家去吧，华西里耶夫，您不大舒服哩。”大家都笑起来了。华西里耶夫站起来说：“我不是不大舒服——我是喝醉了。”说完就抉着墙走到门边。他在黑板旁停了下来说：“用粉笔写几个字多好。”我说：“您明天晚上写吧。”当他学会写字之后，起初笔划上有点错误——我明白这应该归罪于我。有一次，他拿来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条。我读了一下，找到一个女孩，把她带到劳动组合去，她非常滑稽，本应该送到警察局里去的，但是有些可怜她。”当我把他写的纸条高声读出来的时候，他显得神气十足。有一次他拿来一个卢布买书。我说：“太多了吧！”他说：“不多，都买了吧，要不我还是用来喝酒了。”
　　还有一个学生叫卡拉谢夫。他是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患有痨病，身体很瘦，胸部下塌。他非常想学会识字。他是不久前才由农村来的。他一开始学写字，有一次就写着：“你教我学会识字，我就送你一件衣服。”有一次他对我说，祝我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
　　有一天晚上，他非常激动地走了来。他说：“今天我很不痛快，我的职务是看门是不是关好了。我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没有顾得上看门。不料工头来了，发现我在看书，就罚了我半卢布硬币。”
　　从托仑顿工厂来的都是一些年岁稍大的工人——身强力壮的斯摩棱斯克庄稼汉。托仑顿雇佣的斯摩棱斯克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专门雇用同村人，甚至于允许庆祝守护神节。他雇用同村人，是想使他的工人不与其他工人来往，为了不让大家到斯縻棱斯克的学校去，托仑顿亲自领导自己的星期日学校，并且还聘请一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到学校来。他们向工人讲述各种黑帮分子的胡言乱语、圣者传以及其他一些无用的东西。但是托仑顿的工人到托仑顿的学校去学习的很少，而大多数是到华尔古林的学校去。有一次，我到托仑顿工厂的工人宿舍里去。我们没有戴帽子，而是包着头巾，我和雅库波娃（③）两人到一个熟悉的工人——我的学生克洛里科夫那里去作客。一幢很大的楼房，里面有无数间房间，用高高的隔板把房间隔开，非常嘈杂，特别是楼下的房间，楼上一层稍为安静一些，不过由于潮湿堆壁都发绿了。两家住一间小房；走廊上晒着衣服；空气非常混浊，连走廊上的灯都显得暗淡无光，集体宿舍十分拥挤。下班汽笛一响我们就来了。那时的工作日特别长（纺织厂里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我们也看了女工宿舍，几个女工非常疲倦地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有一个女工睡在箱子上。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特别谈起在那里工作的人常常中毒的染房。当时还没有公共食堂，只有一个公用的女仆，每家每月给她两个卢布，让她把汤罐拿到炉子上去炖热。但是炉子放不下所有的饭盒，有时汤不能炖，只是勉强把水弄热就行了。
　　列宁把从克洛里科夫收集到的材料作为他告托仑顿工厂男女工人书（写于1895年11月）的素材。（④）
　　在我班上学习的托仑顿的学生都是些成了家的人，他们很好。往往两个同乡坐在一块，一个人狡猾地瞧瞧同座人的练习本，一面用袖子遮住自己练习本上写的东西，看看同座的人是否搞错了，是不是在该写软音符号的地方写了硬音符号。有一个托仑顿的工人会读，他到学校来想学会写。有一天，他带来一本书（《圣母的苦难历程》），这本书是神学院的大学生给他的。他向我推荐这本书说：“这本书很好，您拿去读读。”我接下来了。全书讲的是迷信和黑帮分子的滥调。这本书没有一点知识性，但是情节写得很动人。我后来同这个把书给我看的工人谈了很久。这次谈话以后，他每星期日上课时都把他的八岁的小儿子也带了来，说是“让他也听听。”
　　学的最好的一个班有马克斯维尔工厂来的四个工人，他们都是在一个劳动组合里。有一个头发斑白的上了年纪的工人，戴着白边眼镜，说话很有威信，常常代表该班讲话。他是一个能干的领导人，谨言慎行。他总是自己动手做作业，什么也不问。他很快学会了写。他写他自己的情况：一会儿是“大胆的三套车在急驶”，一会儿是”我向往喝茶”，一会儿又是“我们的森林都伐尽了，没有东西作燃料，——我们那里不是草原。”
　　这个劳动组合来的另一个学生叫米海依洛，高高的个子，是个年青的工人，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围巾。他很少说话，但是他很快就学会了读和写，对什么东西都理解得很快。第二年，他的一个同学来了，是他在劳动组合的同事，曾经当过兵，只有一只手。他说：“米海依洛死了！他在临死前为您祈祷过。”我问他：“怎么死的？”“工作累死的。”
　　后来，马克斯维尔工厂的这个工人班又来了一个名叫佐洛托夫的年轻小伙子，带着一脸稚气，穿着一件袖子很长的长袍。他是刚刚从农村来的，很快就学会了识字。同学们都说：“他当牧童时就学会了。”
　　我工作的第一个年头使我对工人运动有了生动的了解，它把我和工人阶级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的教员主要是斯摩棱斯克村儿童学校的教师，她们是：奥里加·彼得洛芙娜·波莫尔斯卡雅、兹纳依达·阿列克谢耶芙娜·尼基金娜、米里曼诺娃、波扎洛娃，等等。校长是波莫尔斯卡雅。她在星期日夜校负主要责任，是这个学校的组织者。她为人正派，非常直率诚恳，在学校很有威信。虽然她也不满意专制制度，希望获得各种自由，但对于政治却不感兴趣。她一点也不了解秘密活动，而且任何秘密活动同她的个性相抵触。
　　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弗雅捷斯拉夫·雅柯夫列维奇·阿夫拉莫夫，他是沃尔柯沃村学校的国民教师，该校在沃尔柯沃公墓后边；每个星期天，甚至于每天晚上，他都坐着铁轨马车从尔柯沃公墓赶到涅瓦关卡来。他对政治也是不闻不问的，但对教育工作却很热心。
　　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是没有报酬的，只是付给那些由城里来的人一些车马费。闷热的铁轨马车里总是挤满了工人，乘坐这种车使我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当时工人的日常生活。
　　有很多人是从城里来的：鲁巴京娜，格尔德，库兹涅佐娃，费拉托娃，女教师丹克沃尔特，基维里柯娃，阿尔采莫维奇，沙莫辛娜，库捷尔里，罗杰，捷秋林娜（现姓米雪梁柯娃），尼古拉·列阿尼达维奇·米雪梁柯夫，叶甫盖尼·亚历山大洛芙娜·卡拉瓦耶娃，等等（⑤）。库捷尔里和米雪梁柯夫当时是民意党人，他们在进行某种秘密活动，常常去卡波里叶参加晚会。
　　虽然我和学校里所有人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但是第一年我最接近的人还是卡拉瓦耶娃以及受她影响的罗杰和捷秋林娜这一伙人。罗杰和捷秋林娜整天忙于上课，她们在一个职业学校任教，工资非常少。卡拉瓦耶娃家里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都是一些年轻人，有大学生、助理医生、在家里学习的孩子，此外还有一大堆事。卡拉瓦耶娃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但她是一个杰出的文化教育工作者。
　　我是在一些秘密集会上认识米雪梁柯夫的，在这种集会上，他经常以民意党人的身分发表演说。他给我看“劳动解放”社出版的东西和一些秘密的书籍，从下车后到学校的那一里多路上，我们一直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谁更正确一些。
　　总的说来，我在学校工作的那段时期，学校里普遍存在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民粹派的气氛；把很多教小孩子的方法搬到成人学校来了——听写和语法太多。
　　当我对学校的情况稍为熟悉一些，在那里初步扎下了根之后，我仔细了解了一下学校的情形，然后提出了某些革新的办法。
　　每逢星期四，学校里通常上阅读课，并用幻灯来说明。各班的学生都参加，大约有200人。通常是读某本小说，往往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提出了这么一个主张：不要读小说，改为讲讲外国（如瑞典、挪威、德国、英国、法国）的情况。我认为工人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要比对《上帝见到真理但不很快道破》(⑥)的兴趣大。波莫尔斯卡雅说：“好吧，您就试试吧。”于是我就开始作准备。我第一次讲的是瑞典。
　　有一个星期四，大教室里不用幻灯了，黑板上挂着一张瑞典地图，长凳子上肩靠肩地坐满了无数来听讲的工人，还有几个教员。
　　当时我还有些怯场，刚幵始时讲得很不自然，但四五分钟之后，我抬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听得津津有味——我受到了鼓舞，一口气把课讲完了。不过不是用了一个半钟头，而是一共只用了四十五分钟。工人们在临走时都兴髙采烈地议论着。波莫尔斯卡雅说：“您怎么能讲得这样沉着？”当时我激动得哭了起来，走到一个黑教室里去。
　　星期天，学生们都把以瑞典为内容的作文交给了各班教师。
　　从此以后，“地理”课变得时髦起来了。我们把巴兰诺夫（⑦）编的文选发给学生，打开画着一个戴有丝带帽子的英国水兵的那一页（这是当督学来时的做法），而讲的是欧洲各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英国国会以及机器的作用等等。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四，卡尔梅柯娃作了二个题目叫“谈国家预算”的报告，内容非常有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报吿也是用的“地理”课的名义。
　　第二年，我请求教补习班。这个班历来都是叶卡捷玲娜·尼古拉耶芙娜·谢普金娜教。她是一个历史专家，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她的自由主义使我很气愤。我想用另一种办法来领导这个班，想通过这个班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个班给我了，班上的人很复杂。其中一部分人是青年人，他们认识不少字，很喜欢语法，他们不久前才离开学校，还有些孩子气。
　　另一部分是年岁较大的工人，字写得很差，但是却很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生活”的事情。我采取了中间路线，结果造成一个错误：青年人都跑了，只有“长胡子的”一直坚持到底。他们中间有两个工人是从彼得堡调来的。这一年我备课很努力。听课的人往往提出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捷秋林娜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图书工作。她常常从城里给学生带些书来。
　　我也学捷秋林娜那样，在市图书馆给学生办理借书手续。一个借五本书的借书证要75戈比，每个学生分摊15戈比。借阅图书的大约有25人。我变成了一匹常常把书从城里背到驿道上来，又从驿道背回城里的骆驼。各人的口味很不相同，我只好自己确定，哪个学生适合读什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人认为《战争与和平》不值一读：“这种书只有躺在沙发上看着玩。”认为《斯姆林村纪事》（⑧）也不值一读。青年人很想读莫尔朵夫采夫（⑨）写的《1812年》以及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我记得，有一个学生，看样子还像一个小孩子（身份证写明他已满18岁；学校不收18岁以下的人，如有怀疑时，还须提供出生证明材料），有一次他拿到了《水下八万里》这本书时，愉快地双手把书捧着，一直这样坐到下课，后来两星斯没有见到他，他把全书通读了两遍。《斯巴达克》（⑩）一书和艾尔克曼-沙特里安（11）写的《一个农夫的遭遇》很受欢迎。为了后面这本书还引起一场纠纷。班上有一个学生叫谢尔盖耶夫，是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很有才干，能说会道。他是劳动组合的小组长，人很聪明，在油脂厂工作。他非常喜欢读书。不管我怎样仔细地用报纸把书包好，但是还回来时书上总是染上了油污指印。
　　谢尔盖耶夫是在工作时间读《一个农民的遭遇》的，这样只好一会儿才去搅拌一下油脂，恰好这时工程师来了（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拿起书一看，很生气，他对谢尔盖耶夫说：“您最好读读贝尔纳（12）的作品，不要读这种令人生气的书。”书上已经有别人写的许多评语。比如在谈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那个地方，写着这样的字：“对我们的那个家伙也应该这样制裁。”工程师把华尔古林找来，书拿去了，送到图书馆，并让图书馆负责人立一个字据，以后不再让这本书流通。
　　在驿道上离米海依尔-阿尔汉格尔教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国民阅览室”（13）。那里能出借的书很少；例如。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就禁止借阅。
　　我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斯摩棱斯克阅览室的管理员是捷秋林娜。工人们不仅到她那里借书，而且还和她谈心，向她请教。在图书馆里，常常组织和某些工人的见面会。扎波罗茨同志（11）（他后来与列宁同时被捕）在那里领导工人小组的活动。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也广泛地利用阅览室。这个阅览室成了一个特殊的宣传点。
　　学生们写的作文都很有趣。大象所喜欢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每一篇作文都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况。有几个人还写诗。我记得，有一个工人在诗里描写了工头如何侮辱工人的情形：只要你顶一句嘴，你就会被撵出工厂。
　　后来就徘徊在工厂的大门口，成年累月在那里，等待着工作……（结尾忘了。——克鲁普斯卡雅）
　　有一个叫特里风诺夫的工人，高高的个子，身体很健康，长着蜷曲的、淡黄色的头发，他非常喜欢读莱蒙托夫的作品，并且摹仿他的手法。“布良斯克人——诗人”——他在一首诗的开头这样写着。有一次他用诗来叙述屠格涅夫所写的“比留克”：
　　屠格涅夫坐在长凳上，带着抚爱的神情瞧着小偷，他最后对比留克说，松开绑在庄稼汉身上的绳子。……等等。
　　当时还没有广泛发行工人刊物，也没有工人通讯员。只有教师和他们的朋友读读当时工人所写的这些关于他们工农生活的作文。列宁非常爱读这些文章。
　　学校的教师后来补充了一些新人。到学校来工作的有阿波尔里纳利雅·亚历山大罗芙娜·雅库波娃、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亚历山大·里沃芙娜·卡坦斯卡雅、玛丽雅·维里雅莫芙娜·伯恩泰姆、特列留辛，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雅柯夫列夫等人（15）。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早已是一个老革命家了，她双前曾和罗加切夫（16）一起工作过，她非常镇静沉着，稳重老练，对学生的态度也与众不同。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学生都十分尊重，但同时对他们也管得过多一些。尼季亚却不这样。这可能是由于她生长在芬兰，可能是由于她本人的一些特点使她能完全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每个学生。巴布石金（17）也在她班上学习。有一次刚上语法课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个句子：“我厂打算罢工。”下课之后，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把他叫到一旁责备他说：“您干什么？想出风头？如果您不是想出风头，而是考虑到工作的话，那您就不应该开这种玩笑。”巴布石金的脸都红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对尼季雅·米海依洛芙娜更好了，更加信任了。她也没有少责备我们。我记得，她有一次责备我，因为我跟一个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的工程师（我和他在一个组织里工作）到驿道上的戏院看戏去了；还有一次责备我，因为我让奥里加·彼得洛芙娜·波莫尔斯卡雅当着人面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我，还是雅库波娃和库捷尔里，都非常怀念尼季雅·米海依洛芙娜。
　　她对我们工作的影响非常明显，教学工作很快具有了革命的性质。
　　在这一年里，伯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维特曼曾经到学校里讲过几次课。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教师，一个学识渊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受到全校的钦佩。他不是讲那些大家早就听厌了的关于水和空气的知识，而是对学生讲地球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于是学生之间就不断地谈起这些题目。补习班的学生经常拿一些问题来问我，这些问题是书上没有的，因此我往往答不上来。在一个半文盲班好像是罗杰那班，有一个学生在听写的中间突然放下蘸水笔说：“真有意思，我是由许多细胞构成的。”
　　由于了解了许多自然科学历史事实，学生们逐渐革命化了。有个星期天我顺便到驿道上的阅览室去。那里坐着一个邮递员，他每次到阅览室来总是借“新约”。他外出参观过，那天他坐在阅览室里什么书也没有借。他突然谈起他的印象：“想想看，毛虫还会利用树叶树干的颜色作保护色。既然科学家能发现这一点，那么他们也能发现别的，所以可以相信他们说的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借“新约”了。
　　根据当时的规定，学生们星期天一定要去听神学课。我班上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去。神父吵吵嚷嚷，大为不满。为了不使学习班被解散，我说服学生可以轮流去上神学课，于是每次就派两个人轮流去尽义务。同时为了反驳神父的观点，也需要了解它。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曾笑着说“我简直听不下去。根本不值一驳，他讲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居然想反驳达尔文的学说。他说，把一只母鸡丢到水里去，难道它能立即长出蹼来。”在维特曼讲课之后，达尔文的学说就在我校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了。
　　学校的面貌开始为之一新。学校里也从学生中补充了一些新人。到学校来的不仅有想学习的人，而且还有有组织的工人。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注意那些最有能力的学生，然后尽力使这些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在他们和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之间，似乎形成了一定的默契。有时他们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我们才明白，比如：“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和彼得堡的工人之间有何区别？”“小手工业是否能竞争得过大工业？”我们明白，这个人是参加了组织的。随后，他从我们身旁走过的时候，也非常尊敬地向我们行礼问好。不过一部分比较落后的学生最初对教师不太信任。例如，有一次上地理课，当讲到地球是球体的时候，一个学生（半文盲班的）在复习了所有的材料之后说：”就是这一点我不相信……这是先生们在欺骗我们工人——他们以后会讲实话给我们听的。”要想改变这种对地理课不信任的局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1893年秋，我帮助波莫尔斯卡雅改考卷。在一本作业上（从遣词用字的观点来看，写得很坏）写有这样一句话：“切尔皮哥列沃、涅业洛夫、哥列洛夫还和涅乌罗扎农卡材的……农民。“波莫尔斯卡雅把作业发还给那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工人（他发色淡黄，双目炯炯有神）时，惊奇地说：“啊，您读过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这个工人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应该知道，可是不是有许多人没有读过吗?”“很多人没有读，怪谁？怪资本家！”
　　“资本家和工人”这个题目是冯奇科夫特别喜欢的题目。他在他的作业里经常写到这个题目。
　　甚至在春季考试中（考卷要送到区上去的），用十行字来叙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他也巧妙地把工人和资本家加了进去，他把撒网的渔夫比喻为资本家，把金鱼比喻为工人。
　　1893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这年的流动画展上，展出了画家尼·盖的画“基督与强盗”。
　　皇族来参观画展，看了这幅画之后非常生气，立即命令把“这个血腥屠杀场面”从展览会上搬走。
　　这幅图画拿走了，它后来放在数学家斯特兰诺留布斯基（18）教授（他的妻子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寓所里。起初只是一些熟朋友去看看，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这幅画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二天去看时，画家尼·盖本人的个性也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以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身份讲话时，往往枯燥无味。不过他多半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讲话。他谈到他怎样作画，在作画时他有什么感受，想些什么；谈到他怎样通过实践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谈到他如何为自己所创作的画所陶醉；还谈到当他爱妻的弥留之际，他如何望着她的即将消逝的面容，尽力想抓住她临终前的神态，好把它画进自己的作品里。
　　对别人的作品他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谈起杜波夫斯基画的“天空”，列宾画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等等。傍晚时分，各种各样的人围在一张画前，他就进行讲解。
　　来的人可说是形形色色。我记得这么一回事，有一个社交界的太太无论如何要尼·盖在接见日到她那里去。尼·盖同意了。“真巧。我们本想聚会一下，现在就要在您那儿会齐了。我的朋友们就要在那里一起见见面了。”这位太太非常吃惊：尼·盖称为“我的朋友”的那些人之中，很多人没有贵族派头。当然，朋友中谁也没有到这位太太那里去。
　　我想让学生们也去参观一下尼·盖的这幅画。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很激动地说：“这是干什么？这画对他们有什么帮助？神主要我们这样做吗？”“不，不能这样说。”挑选了大约九、十个水平较高的学生去，冯奇科夫也去了。这幅图画给工人们留下了印象。那次尼·盖也在场。
　　冯奇科夫幵始谈起这幅图画，并且又用某些理由扯到了资本家和工人、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外表看来这很荒唐，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冯奇科夫想说的话，支持与同情他的同志都懂得。尼·盖的双眼噙着泪水，他非常激动地拥抱着冯奇科夫说，他想用这幅图画说明的正是这个意思。他送给同学一些图画照片集，并在每本上写着这样的话：“热爱你们的尼·盖敬赠”。后来，当学生们由于各种原因被捕之后，宪兵们从他们那里搜查到这些附有题词的照片集之后，都非常吃惊。
　　尼·盖后来说，他希望他的画能成为人民的财富，并且放在，画廊里，让群众都能去参观。
　　我以后在日内瓦看到过这幅画。这幅画孤单单地摆在大厅里，一些戴着礼帽和手套的人莫名其妙地瞧着它。我当时很难受。我想起了展出这幅画的那次展览会，想起了我的学生。
　　每年春天，我们都领学生到埃尔米塔什去参观流动画展，他们的中肯的评论和现实主义的见解使人加深了对许多作品的理解。他们能够很快地抓住作品中任何不真实和不确切的地方，他们对一些描写老爷们日常生活的画作不屑一顾，而在一些描绘森林、池沼、草原风光的画前留连忘返；对克里米亚风景画则一走而过。他们喜欢历史画，探究画里的内容。
　　我在上面已经谈过，1894～1895年学校的面貌有了改变。它在革命工人中已是声誉卓著。甚至别的区的工人也到这个学校来学习。例如，每星期天就有一个普吉洛夫工厂的工人来我班听“地理课”。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件事：秋天从乡下来了一个青年小伙子，走进教室之后，就向圣像划十字。上“地理”课时他读“新约”。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他每天晚上已经跟某一个参加了组织的人一起走了，腼腆地笑着，手里紧紧地拿着一本书，口里说：“我今晚上不来上课了。我和他到一个同学那里去”。他的眼色却告诉我：“到小组去。”
　　当时工人很注意有关他们的发展的每一句话。我班上有一个叫巴京的学生，虽然已经结了婚，却还像是个小孩子。他非常能干。他是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他的工作很劳累——在潮温的地板上由一台机器跑向另一台机器，把断了的线接起来。后来巴京的工作换了，他要看管的机器的台数增加了。巴京就去找经理。马克斯维尔工厂的经理是个大坏蛋，他用暴力使工人屈服他，他办公室里放着一根鞭子，当他和那些刚从乡下来的工人谈话发起火来时，他就用鞭子打人。这次巴京来找经理说，既然他看管的机器台数增加了，劳动强度增加了，那么他的工资也应该增加。恰好不久前我们班上讲到过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讲到过工人受剥削以及劳动强度的问题。
　　不仅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懂得，当工人掌握了“劳动强度”这种术语时是什么意思，就连马克斯维尔工厂的经理也是懂得这一点的。巴京立即就被解雇了，把他送到警察段上去，然后又由段上按驿站把他遣送回乡。
　　十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他当了面包师，成了工人运动自觉的参加者；我和他畅叙别情，谈得十分高兴。
　　有些事情往往不能不令人激动。在马克斯维尔工厂里，有一个叫托奇洛夫的工人。他拼命寻找“上帝”，曾经当过圣经基督教派（19）信徒。秋天他通常是到学校来，从一个班转到另一个班，由于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就停学了。后来，他到了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那个班，就跟班学习了。春天，他写了一个条子给她：“我这一辈子都在寻求上帝，复活节那天我才从鲁达柯夫（另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我听了之后，顿时就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因为最糟糕不过的就是当‘神的奴隶’，当人的奴隶还可以想法子反抗。”
　　当时还没有工人组织，也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托奇洛夫决定独自进行斗争。夏天，他用刀刺伤了一个工头，因为这个工头对工人粗暴野蛮极了。后来，他在监狱里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庭审讯时，我同尼季亚也出庭了。马克斯维尔找了很多证人——有两个工头，一个经理，一个没有觉悟的老工人来控诉托奇洛夫。但是他们的发言与托奇洛夫慷慨激昂的演说相比，是多么可怜啊！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的秋天，我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试验。我们从技术协会（20）的章程里得知，在经常开办的训练班里可以讲某些课程。在斯摩棱斯克的各年级里，除了星期日夜校之外，还有技术训练班。我们想在训练班里幵设一些讲座。我们贴了一张布告，然后一连几星期在一个大教室里进行了这种试验性的讲座。每一个教员都说出他要讲的课程，然后就上试验课。接着工人们开始登记一自己想学什么课程。大多数人都报名学欧洲地理（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21）对这门课曾大加赞扬）和几何（由科罗布卡（21）讲授），但是这两门课都没有得到批准。后来欧洲地理改为俄国地理，由我讲授。学生是经过选择的，因此我可以和他们讲很多问题。后来听讲的人都参加了革命运动，都先后被逮捕。我们每天晚上总是把大门锁上，只把一个漆黑的过道开着，这样既可把可能突然来到的督学“拒之门外”，也可以防止不速之客的光临。
　　内部的保卫工作由学生们自己担担任。常常有学生预先来告诉我们：“今天可别讲什么特殊的玩意，新来了一个人，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据说他当过修道士。”学生不仅预先告诉我，一个上了年纪的信教的工人还对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说：“注意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他常常跑暗探局。”
　　总之，驿道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一清二楚：哪个政党在工人群众中领导着斗争，工人对这个政党持什么态度，对党有什么反应，他们喜欢党的什么，不喜欢什么。当散发传单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用打听，也可以通过学校非常详细地了解到，这些传单怎样散发出去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
　　库捷尔里当过市立儿童学校的教师。她在学校里组织了几个工人小组。有一次她叫我和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去参加小组的会议。我们最能干的工人中大约有15个人去了。库捷尔里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历史课讲得有声有色。我很少见到这样有天才的学习领导人。但当时库捷尔里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和尼季亚在讲课的内容上总是有些争论。下次讲课的内容本来是有关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不过这次课没有上成。学校里进行了一次搜査；库捷尔里、沙莫辛娜被解职了。
　　通过学校我们还捜集到一些有关工厂制度的材料。《工人事业》报（23）第一期的材料就是这样搜集起来的，它本来打算由斗争协会出版，然而在准备付印时却被宪兵查抄了。
　　学生们在最后一年谈了很多心里话。通常是这样进行的：我提出若干问题，学生们互相展开激烈的争论。例如，我班上就有一个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叫雅库雪夫，他喜欢写一些“发展阶段论”等的长篇文章，同时他又是教堂的领唱人。同学们都责备他，可是他对他们说，他之所以不能拋弃这一工作，是因为神父骗人太厉害，得把他们弄到清水里洗灌一番，而他本人对宗教仪式向来是不参加的。同学们还谈到自己在工厂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我的几个学生（巴布石金，格里巴京，波得罗夫兄弟——阿尔谢里和菲力普）参加了列宁的小组。当时我经常和列宁研究宣传方法、宣传内容以及鼓动工作方面的问题。列宁的学生都猜测我们是认识的。
　　当列宁、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基、斯达尔科夫（24）等人在1895年12月被捕之后，巴布石金到学校来找我说，他们想为这次逮捕写一份传单，他请我给他们起草。当这份传单在“斗争协会”大会上朗读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份“政治性的”传单——当时传单上一般地只写经济要求——因此大家都很担心，只是由于这张传单是工人写的，才决定去印行。
　　1896年春纺织工人准备罢工，应该指出，学校在准备这次罢工的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最后碰到了一个奸细——一个叫“拉里翁内奇”的人。一个学生（鲁达柯夫）在下乡之前把我和另一个同学的妻子也领走了，——他们有一个单独的房子，很方便，“拉里翁内奇”也常常去。1896年的罢工，我们失败了。许多学生失败了，我们这些教师——“斗争协会”的会员——也失败了（25）。
　　教员当中后来入党的有以下这些人：克利波维奇，库捷尔里，米雪梁柯夫，捷秋林娜（米雪梁柯娃），涅夫佐罗娃（克尔日然诺夫斯卡雅），雅库波娃，卡坦斯卡雅，卡尔梅柯娃，维特曼，伯恩施泰姆（她有一个时期曾参加“斗争协会”）等人也帮助过党。学生中，巴布石金于1906年在公墓附近被抢杀了，格里巴京在反动年代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阿尔谢里·波得罗夫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南方战线牺牲了。
　　岁月流逝，很多事情我都忘了。在这所学校的几年工作，使我学会了做政治教育工作，懂得了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