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演说^*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1]的整个报告说明，这次普及教育会议上即将通过的决议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此外，您们每个人都与各地的农民、与广大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您们知道，劳动群众将把您们的决议当作一项政治决议。
　　工人和农民对国民教育问题十分关心，十分热情。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引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3年写的《日记摘录》^[2]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目前必须特别关心初级国民教育问题，整个国家预算应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考虑到国民教育问题的政治重要性，特别强调初等国民教育问题的政治重要性。
　　1925年1月召开的全苏教师代表大会^[3]显示了国民教育的力量，显示了初等教育的力量，因为参加这次全苏教师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是国民教师。当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其他许多负责同志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演说，这些演说向群众表明了对国民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
　　那次大会到现在快两年了。因此现在还说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段时期对这一问题不够重视，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在文化领域不可能像在军事领域那样快取得胜利，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我们对工作还是抓得很紧的，但是，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要想取得必要的成果，就必须使全国，使中央各部，还有人民委员会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并协助教育人民委员部开展这项工作。
　　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决议应该予以通过。但是我反对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在大会上的提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普及教育委员会，而又提不出这个委员会应该做什么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可能有二：或者是它担负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样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有两个部门搞同一种工作；或者是它把宗旨定为支持劳动群众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巨大首倡精神。
　　应该指出的是，各地对这种首创精神往往重视不够。常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农民想办学，自己筹集了一笔钱，可是国民教育处却说：“这笔钱太少，办不了一个好学校，还是别办了。”我们都很清楚，对任何首创精神只有千方百计加以支持才对。
　　工农监察部提议设立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呢？怎样组成呢？它对下面的这种首创精神能否加以支持，并在物质上给予帮助呢？我不知道此事该如何安排才好。如果工农监察部是想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那当然首先是把这笔基金用于支持居民的首创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推动普及教育向前发展。
　　在这里，我还应该再一次指出，相信群众，关心群众在日常工作中的创造，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各级国民教育机构和地方执行委员会应该热情关心群众的这种首创精神。如果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那我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它还是旧时识字委员会^[4]那样的机构，那么，尽管名称改了，不叫识字委员会，而叫普及教育委员会，那它的工作只不过是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雷同，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种委员会。
　　其次，雅柯夫列夫同志^[5]在会上反对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6]。我想谈点意见。教学大纲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问题不在方法，而在教学大纲，即需要讲授的内容。我曾不止一次地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这个问题，他对教学大纲是极其重视的，我们的教学大纲要培养青年一代具有深刻认识周围生活的能力，具有找到改善这种生活的办法的能力。
　　我们在讨论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教学方法（议论单元教学法是好是坏）上，而要看它的内容是否合适，即教学大纲是否包括了我们想授予儿童的东西。只谈单元教学法容易把思想搞乱，因为很多教师不喜欢大纲的内容，原因是这个内容是新的，是革命的，所以单元教学法问题容易把他们搞糊涂。问题的实质不在方法，而在内容。当然，如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出面决定应该采用什么教学法，那是不可思议的。要作决定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应该作出必须建立我们所需要的新学校的决定。我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个问题上会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诸位委员的大力支持。
　　工农监察部还有一个提议是我坚决反对的。这就是他们主张把我国学校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我们必须明确，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目前我们不能在许多地区向群众宣布把四年制学校缩短为三年制。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缩短学制（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是行得通的，那也只是说有些地方没有怎么反对而已。我们甚至应该把落后地区的学校延长为四年制。如果我们主张搞三年制，这显然会被人们认为是降低要求，而降低要求则是完全违背群众意愿的。
　　以特维尔省为例，那里的农村甚至对四年制也不满足。在特维尔省常有这样的事：四年制学校的毕业生带着户口进城去继续上七年制学校。面对这种渴求知识的情况，我们却说无力开办四年制学校，只能搞三年制；我觉得，这简直令人难以理解。
　　当然，我国不同地区的国民教育状况是不同的。政治教育委员会不久前对各地n岁至35岁的文盲人数作了一个统计，具体情况是：中央工业区n岁至35岁的文盲不到5%，而中央黑土地区的却占2。肠以上，中部伏尔加地区的文盲占23％。由此可见，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情况。
　　目前，我们应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首先要考虑每个地区的力量和条件。不应该把经费都集中使用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为这两地都能筹集到经费；但对沃龙涅什省或唐波夫省这样的省，我们却应该加以帮助，以便把那里的国民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
　　人民委员会拨出了一笔专款资助中央黑土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教育资助也应女阴比。不能使一种国民教育形式与另一种脱节。不能说我们现在只应关心改善一级学校而对其余的则不闻不问―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发展校外初等国民教育。托尔斯泰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知书识礼的母亲绝不会养育一字不识的孩子。”
　　要创造出一种群策群力，共同帮助，加强联系的气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即将通过的决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这一决定发布一个相应的通知，各地来的同志应把这一决定当作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向各地汇报，并协助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

^* 演说发表于1926年11月5日讨论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报告的会议上。第一次全文载于《教师报》（1926年11月13日）。

^[1] 指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2]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3] 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2]。

^[4] 识字委员会于19世纪下半叶建于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城市，创办者系一些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在成人教育、图书馆工作、帮助自学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工作、文教工作。

^[5] Я．А．雅柯夫烈夫（艾普斯坦）(1896~1939)，系党和国家活动家。1921~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9年任《农民报》主编，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以后，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部长。

^[6] 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