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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运动和学校 *
（在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上的报告[1]）
在少先队运动中，永远要把少先队运动的宗旨放在首位。儿童们往往对运动的宗旨理解不深。在我们偶尔召开的少先队大会上，少先队员讲话时总要说，“我们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甚至在学校里与小朋友谈话时，少先队员们往往也要表示：“我们誓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乍看起来，似乎对少先队运动的宗旨已经明确了：儿童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工人阶级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话每个少先队员都会说，但实际上孩子们往往并不明白“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的真正含义。他们的热情很高，但认识肤浅，即使就感情而言，我看也是不够深厚的。可是，11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们且看一看旧时的革命者的成长情况。这个过程通常是：在少年、青年时代，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使他极为愤懑的事，看到工人怎样受到欺侮，军官如何虐待士兵，农民怎样遭到剥削―于是这件事就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凡是见到过镇压农民起义的人，凡是目睹过国内战争的人，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感受，因为他们亲历了所见的事件。
托尔斯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舞会之后》，描写一个青年人为了讨好一个姑娘，就与她的父亲——一位将军在舞会上跳马祖卡舞，清早出门一看，一个士兵正在穿过棒阵（帝俄军队的一种残酷折磨士兵的办法，使受罚的士兵穿过用棒打的队形——译注），而下令进行这种处罚的，正是他与之跳马祖卡舞的那位将军。他马上充满了对这位将军的仇恨，同时对他女儿的温情柔意也随之一扫而空。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大为震惊。这是文艺作品中的一个例子。每一个革命者，当他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同时就会回忆起童年时代使他深受激励并促使他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的那些事实。有的人可能记不清他何时经历过何事，但是正是这一经历当时曾对他的思想和感情产生了影响。我国儿童现在所处的环境，已使他们看不到过去那种惨无人道、极不合理的现象了。他们看不到穿过棒阵，看不到剥削，看不到资本家如何压榨工人等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一切都尽善尽美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2]的确，只要我们放眼一看，就会发现旧的残余还有很多很多。通常我们从农村的每一封来信中都可以发现，一方面，新生活的幼芽在农村茁壮成长：成立了各种机构，妇女们也组织起来了，新的生活日益巩固；但是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旧的残余，还有许多应该与之斗争的东西。举例来说，一位农妇来信说起她所从事的大量组织活动。这位农妇识字不多，但她的信却写得很清楚明白；她谈起她怎样把妇女们组织起来；起初她怎样不愿参加会议；她怎样弄到一本书之后就挨家挨户去宣读；农妇们怎么逐渐产生兴趣，开始聚在一起劳动并听她读书；她如何把她们按十人分组；而在召开会议时，没有一人缺席。这就是新生活的幼芽。在过去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量的组织工作。可是除此之外，这位农妇也谈到有的丈夫还打妻子；妇女们让她去告诉那些当丈夫的人，苏维埃政权不许丈夫打妻子。那些男人问她：“您在哪儿听说的。”
这使我们不得不经常想到列宁的话：“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消灭。”要想消灭旧事物，就得在基层开展工作。不管中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如果不在基层开展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就会长期陷于旧的残余的包围之中。少先队员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要学会把新旧事物区别开来，要能分辨出什么是旧的残余，什么是新生事物。少先队员口口声声说誓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而具体行动却不了解，这要怪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如果我们看一看为少先队员写的书，那就会发现这些书写得不大得体。书上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对于成年人说来还可以通过切身的体验来理解，而对十一二岁的少年儿童（国内战争和革命时期，他们只有两三岁，他们只是听别人讲过战争与革命的情况），我们不应该讲大道理，而要运用生动的形象。我们应该发动男女工人来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们少先队俱乐部是否有邀请老战士到俱乐部来讲历史的这么一个传统习惯。这些老战士在家里倒是经常讲的，他们的孩子可以听得到，可是在俱乐部和开会时往往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书本上往往把这一切描写得神乎其神，远远脱离了生活实际。我们笔下的少先队员们都是一些很自觉的人，即使调皮捣蛋，也很有限度，毫不过分，并且知过即改。不久前有人送我一本书：《同心相连》，写的是少先队员在夏令营的种种活动。书中描写少先队员去夏令营的情况，他们马上看出了一切缺点，发现儿童没有运动场，就拆除了那里的板棚，修建了一个少先队体育场，等等―总而言之，为居民造福不浅。我前不久对一些少先队员讲过：“孩子们，你们下乡时太爱吹牛了，你们想要为农村造福，不是要在那儿演戏，就是要给大家做报告，等等。”你们知道，我们的少先队员往往做有关多区轮作制的报告。不久前有人向我讲了一所青年农民学校的情况：“我们在进行农业宣传，我们走访了十八个乡村。”原来是有两个学生下乡去做了几次报告。可是列宁对共产党员讲的是，他们在农业方面应该多向农民学习，少向农民进行教育。我给《同心相连》一书的作者写信说，他的书并不坏，不过，最好让儿童自己去写他们去夏令营的经过，是否所有的家长都同意孩子们去；如果同意的话，又向他们嘱咐了一些什么话。这样就能看出儿童与家庭的关系，看出儿童经常在家里忙些什么以及少先队员们如何去帮助自己的同学。最后，再让他们描写一下旅途的心情：他们原以为要去的地方有很漂亮的建筑物，然而实际上一切都未安排就绪，只好迁就一下算了。可是书中的儿童却是一些少爷，不知道谁洗餐具，谁擦地板，谁把一切安排好的；他们“业已到达，目击一切，取得胜利”。这就使儿童养成了一种讲排场、摆架子的习气。他们可以下乡，可以做报告，可是干活却不是他们的事。这就牵涉到少先队的宗旨了。他们以为，只要他们写了“誓把列宁的事业进行到底”，那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去做到，怎样分辨周围生活中的好与坏，孩子们往往一无所知。对于许多儿童说来，“把工人阶级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个口号只不过是一句漂亮话，至于怎样去做，孩子们却一无所知。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少先队运动的一项任务，就是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形式，让儿童明确认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且不是按照枯燥的政治常识教材去讲；同时还要告诉他们谁曾为此事业而奋斗，这一斗争的经过如何。如果儿童善于对周围的生活进行观察，并能分辨好坏善恶，那他们也就会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想讲一件这方面的事。
我国的儿童总是谈到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这方面似乎是训练有素），他们对中国人[3]深为同情。可是一旦碰到少数民族儿童的问题时，少先队员往往会轻蔑地说出“犹太鬼”，如果这个孩子是犹太人，那他甚至会受到迫害，这种事情已屡见不鲜。国际主义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遥远的东西，与当前周围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而对周围生活中的楚瓦什人、犹太人、摩尔达维亚人，孩子们往往瞧不起他们，完全忘掉了应该尊重这些过去受压迫的民族。而孩子们现在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得！举例说，很多人不懂得沙皇俄国时期的民族压迫。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负责支援邻近的一个工厂，有一次为这个厂的孩子们放映一场电影。我与克拉夫琴柯同志[4]一起前往观看。电影里演的是对犹太人的蹂躏暴行，可是孩子们过去从未听说过这种事。电影里的暴行正在进行，犹太人遭到毒打，东奔西逃，尘土飞扬，可是孩子们却哈哈大笑，这并非由于他们心地残忍，而是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斗殴打架。这时克拉夫琴柯同志对他们讲，电影里演的是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沙皇政府是这种暴行的策划人。经她这么一讲，孩子们对电影的看法完全变了，同时全场鼓掌表示对克拉夫琴柯同志的感谢。现在，当他们再看到反犹太人的暴行时，他们就想起了她所讲的话。
在对儿童进行工作时，我们要把一些大道理尽可能变成儿童能懂的话，把这些大道理与某种生动的形象联系起来；否则全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孩子们将来也会变得光讲大话而不干实事。这是关系到宗旨的问题。现在也是关系到组织的问题。
当然，独木难成舟，孤掌不能鸣。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组织起来。但组织是指什么而言的呢？在我批评少先队的时候，我请您们不要见怪；这不是教训少先队，只不过是希望我国的少先队运动搞得“呱呱叫”。我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您们可以纠正。我想谈谈组织问题。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组织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你到农村走走，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新农村与旧农村有何不同？旧农村什么组织也没有，而现在各种组织都有。党支部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但共青团却是各地都有的；少先队每个村都有，还有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等。还有“扫协”[5]和“儿童之友”[6]。农村的组织很多，因此有人就主张工作中要齐心协力，少先队员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但是，光加入组织这还不够，还要使这个组织能正确地开展工作。有时对少先队组织的情况稍微了解一下，就发现各种集会、各种表面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我想向你们谈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一次争论[7]。拉萨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政府为工人把一切都安排好，拨出一笔钱来进行帮助，等等。马克思不同意拉萨尔的主张，他认为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给予真正的帮助，同时问题不在于帮助，而在于工人的自助，在于发展工人运动。列宁同志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也十分重视群众的独立精神。他写过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他认为，只有那种确实有真正的居民参加的合作社才有意义[8]。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这一争论也与少先队运动有关，因为我们常常对我国少先队运动中的这种独立精神的意义认识不够。儿童们更多地是注意纪律和列队行进。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应当使每个少先队员确实参加这一运动并且尽可能充分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小队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儿童独立精神的发扬。儿童们在大的集体里难于开展工作，所以建立了小队这一级组织。发扬儿童独立精神的工作总的说来搞得如何呢？我认为还须大力改进才行。我们往往看重表面工作，而没有给予儿童的首创精神以应有的支持。我当然不是说对儿童可以撒手不管。必须要有领导，但领导不应只着眼于一些琐事，不应只是辅导员才有积极性。
一位老工人曾经描写过他亲眼所见的一件事。辅导员想把少先队带到几俄里外的村子里去帮助农民收割干草。孩子们答应了。他们去了，把活也干完了，农民想留他们吃餐饭，但是辅导员高傲地回绝了。孩子们都累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位辅导员说：“纪律到哪儿去了？原地休息！”接着又让大家继续前进。当然，我们要有纪律，但不应该是这种强制纪律。在这里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既有领导，另一方面却不是强制儿童，而是发扬他们的内在纪律。
1919年，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一书[9]。他在该书中说，纪律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纪律，它是靠外部纪律、扣除工资、处以罚款、开除和采用警察手段来强迫人们做这做那；另一种71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下卷）纪律则不是强制性的，它不强迫人们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建立在这种内在纪律的基础上。少先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它是未来的幼芽。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织培养未来社会的人，这种人要强壮健康，有坚强的毅力，具有内在纪律，而培养这种内在纪律乃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少先队运动要千方百计发展这种内在纪律，这是很重要的，不过除了这种内在纪律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少先队培养集体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1918 ~1919年，人们把集体生活理解为，只要大家在一起，这就是集体。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集体的前提是一个安排得很妥贴的组织。过去，建党刚刚开始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指出应该如何建党。他说，党好比一部机器，每个党员好比这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如果这个小螺丝钉不起作用了，整个机器就会停止运转；要使每个部位正常工作，要使每个齿轮咬合密切，全部机器都能运转[10]。我曾经读过一个工人写的回忆文章，谈沙皇时代一座工厂制造机车的情况。工人们为了捉弄工程师，就拔掉了一个小螺丝。到了机车试车的时候，却开不动了。这位工程师急得手足无措，只好把机车拆开检查，然后又重新安装上。但是两周的时间却白白过去了。工人们这段时期工资照拿，他们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位老工人的回忆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它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小的局部会影响到整个组织。少先队运动也是同样的情况。特别重要的，就是要使每个儿童认识到，他是少先队组织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或齿轮。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大大加强对少先队员的工作。某种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工作，这当然是有的，但他们对此却不重视，他们重视的是红领巾、大操练，等等。有时孩子们还来信说：“我们想成立少先队，可是我们没有红领巾。”我回信对他们说：“问题不在有没有红领巾。”我们俄国人的工作能力很差。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通常都是靠自己的一双手两条腿工作，而组织本身则不够健全。现在的青年应该学会在集体中工作。他们目前还不会有组织地进行工作。要使每个少先队员都有事可做，每个人都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不要三五成伙地游逛，而要一起工作，即使每个人量力而行只干一点工作，但也得去干。
我还想讲的问题是：对于每一项集体工作来说，除了需要知识和能力之外，还要有愿望。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能力不强，成效很大。我今天刚好读完我的一位老朋友克利波维奇[11]的传记。她起初是民意党人，后来和我们一起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她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她的突出特点是善于与每个同志相处，对任何工作都能积极去干。她很少在大会上发言，所以广大群众不大知道她，但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都很了解她。为什么印刷厂能开工？因为她在那儿工作。为什么地下书刊的运送很顺利？因为她做了工作，帮了忙。当时这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因为干这种工作的唯一奖赏就是进监狱。她总是帮助大家，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都在她家避过难。她是老一辈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的楷模典范。今天，当我读到她的传记时，我心里想：最好给青年写一本描绘她一生经历的书，因为她过去对我们大家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她对人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每个人与她分手时，都决心加倍努力去工作、去战斗。这样的人，这样的同志，在我们中间是很有影响的。她常常为同志做饭，照顾有病的同志就像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她没有架子，有的只是劳动人民的一双灵巧的手。
要想帮助同志，首先自己得有深刻的认识，同时要什么都会干，而不是依赖别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童子军[12]学习。童子军的宗旨是要能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自己学习做各种事情而不要指导员的帮助，可是我国的儿童却是什么都坐等现成，指望别人来指导，来帮忙。
我还想谈谈有关学校的问题。恰好在获得知识和能力方面，学校是大有作为的。苏维埃学校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每个少先队员不可缺少的。对旧学校应进行不懈的斗争，而新式学校却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把新旧学校进行过对比。列宁格勒的几个大学生问我：“难道一级学校的小孩子也得有世界观吗？”我讲了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举例说，我们怎么向孩子们讲述影响收成的原因呢？这取决于土、水、肥、种等等。可是从前是怎样讲的呢？柯里佐夫[13]有一首诗，结尾两句是这样说的：
我耕地、播种时敲肤祈祷，
上帝，请踢我粮食―我的财宝。
在这里，用隐蔽的形式向孩子们灌输了一种思想：收成取决于上帝，而不取决于选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另外再举一个例子。乌申斯基编的一本教科书[14]，大家认为编得很好，现在还有一些教师常常说：“从乌申斯基的教科书上举一个例子。”应该用这本教科书作范本吗？这本书上有一篇文章：《奇妙的小房子》，文中描写了人体，写得不错，但谈到身体为什么能动这个问题时，就不然了。文章认为人是受灵魂支配的，灵魂离去，人体就死亡。旧时学校就是这样教学生的。而我们则告诉孩子们大脑、神经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身体如何受它们的支配而行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前学校灌输的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而现在正如列宁说的，大家讲的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没有上帝我们也能行。再举一个例子。从前学校里教孩子们的是：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而现在农村的一些少先队员到我这儿来看图片时，他们指着其中的一张说：“这是冰河时代”，―他们已经知道了冰河时代，知道地球的历史了。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过去书上对英雄人物的描写是：抓住奔马，救人性命；挽狂澜于既倒，防堤溃于未然，等等。而现在重要的是在集体中埋头苦干，使整个集体和睦相处，愉快劳动。我们现在要突出的不是个人，而是友好的劳动集体。从前有一个人叫米海洛夫斯基[15]，他写了一部著作《英雄与群氓》，书中描写群氓如何追随英雄前进。他在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北方有一种“模拟”症，患此症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模拟别人的动作；群氓也正是这样步英雄之后尘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经常讲的是广大群众，讲的是团结一致，讲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别英雄。他认为个人实际上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现在少先队员在学校里应该干什么呢？当然，他们应该学习，要会写字，掌握学校所传授的知识，然后还要学会独立工作，不过这只是他们在校工作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少先队员赞成现代的学校呢？因为现代学校不讲资产阶级学校所讲的那些东西。少先队员在学校里要与其他许多儿童打交道，并且碰到许多不正确的现象。如果少先队员把自己与其他的儿童对立起来，把学校里的各种职务都担当了，把自己视为特殊人物，那就不对了。这样一来，往往使其他一些儿童为了享受特权而想加入少先队，而家长们也劝孩子人队，以便今后好找出路。少先队员在学校里不应使自己与别的儿童对立起来，而要尽量把他们组织起来。当然，具体应该如何去做，您们知道得更清楚，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这种对立现象是很有害的东西。教师在这方面可以给予许多帮助。凡是在这方面作了帮助的教师，今后与他工作起来就省劲些；而凡是妨碍这样做的，就要向他进行斗争。好，同志们，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通过大会讨论，我们将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弄清楚……
* 这篇报告是1927年5月8~22日期间所作。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7年第7~8期）。
[1] 学校少先队工作人员现场参观会议干1927年5月8~22日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讨论克鲁普斯卡雅的这篇报告和艾普斯坦关于社会教育的报告之外，还讨论了学校少先队工作、城市和农村学校社会工作和辅导员工作等有关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五十位代表了解了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地区许多少先队的工作情况，参观了一些企业、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关。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
[3] 指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
[4] 安·格·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系二十年代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1925年起任该会副主席），《农村阅览室》、《成人学校》杂志以及《农民报（普及版）》的主编；撰有多本有关政治教育工作问题的著作，致力于克鲁普斯卡雅教育遗著的研究。
[5] 参见《我们正面临文化革命》一文注[1]。
[6] “儿童之友”系1924年于俄罗斯联邦成立的一种自愿团体，宗旨是发动社会各界关心保护儿童的工作，消灭儿童流浪现象并组织儿童的校外工作。1935年，随着国内儿童流浪现象的消灭，该团体即解散。
[7] 拉萨尔·费尔基兰（1825-1864)，系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德国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时，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主张工人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驳了拉萨尔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8] 参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7-298页。
[9] 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71-395页。
[10] 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5页。
[11] 尼·米·克利波维奇（1856-1920)，系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90年代曾任教于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
[12] 资产阶级国家的儿童组织。
[13] 指柯里佐夫的诗《庄稼人之歌》。
[14] 指乌申斯基编的教科书《国语》。
[15]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系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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