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培养教师（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教育分会上的报告）

论培养教师^*

（在高等学校校长会议^[1]教育分会上的报告）

　　当然，如果不讲讲我们目前国民教育的情况，就无法说我们应该怎样改组高等师范院校，给这些院校灌输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目前国内正在进行的工作——向全面的集体化过渡，改造农业的各种形式——当然它在农民的整个世界观上也有反映。它将摧毁一切旧的传统。
　　现在国民教育的范围非常之大，而我们的文化工作人员又非常之少，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我们通过了许许多多决议，决议里谈到这种和那种情况：派遣了多少多少文化战士，做了什么什么工作。所有这些都不错，可是再来看看我们应该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那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对各地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还没有认真予以重视。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还不能去为群众服务，能够去为广大群众服务的社会活动家式的教师、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战士的新的工作人员，为数还非常之少。
　　现在正在改选文化战士^[2]。莫斯科省和整个俄罗斯联邦都将选举文化战士，也就是居民中最关心这项工作的代表。但是对他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要把他们全部组织起来。而我们的教师和政治教育人员首先应该成为这些居民代表的组织者，成为唤醒社会人士的组织者。应该说，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虽然在各地积极参加了群众工作，但是他们对这件事却缺乏充分的考虑，因而把它当成了一种额外的负担。这件工作往往没有纳入教学计划，而是某种附加的任务，是生活所提出的一种强制要求，既不能回避，但又不能列人我们的教学大纲。
　　目前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所具有的这一巨大规模，决定了我们要采用新的形式来组织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拿政治教育工作来说吧。我在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过，在那个部门我工作的时间最长。我们发现目前的网点简直微不足道，完全不能满足要求。正在拟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中，已试图把所应做的工作规定了一定的数量。但是它对这些网点所应发生的质的变化，对工业和农业发生的转折所引起的质的变化，却反映得非常之差！非常不够。我们在这里订计划，可是生活已经提供了新的工作形式。例如，我们在议论办集体农庄大学^[3]，讨论怎么去办这种大学，考虑这种大学的教学计划，然而实际上许多这样的大学早已成立了。我们还在讨论怎样改革苏维埃党校^[4]并修订党校的教学大纲，然而成千上万个培养农村工作人员的学校早已出现了，并且其布局早已调整好了。我们刚刚在说工农速成中学应该接近群众，工人们却早已着手建立工农速成中学了——在某一个大工厂办起一个这样的中学。
　　如果我们想培养符合生活要求的教师，我们就要着眼未来，同时也要重视过去的情况。这当然应引起这次校长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各省大学的代表）对这一问题的特殊关注。
　　我们现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呢？高等师范学校的现行教学大纲对此没有充分反映。大纲上当然列有《马列主义原理》课程，但马列主义的分量是否符合必须的要求呢？因为整个大纲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列宁主义的精神。重要的不是在课堂上让学生把马克思和列宁有关国民教育的论述都学完，而是要使每个学生都能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懂得在某一具体的环境中怎样把这些原理与整个国民教育工作结合起来，懂得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整个精神体现了什么，大学生由此应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看到，现在的速度真是一日千里。没有根据认为，两三年后这一速度会放缓，生活会步入常轨。恰恰相反，有充分根据可以断定，很长一段时期内速度都是飞快的，并且眼下还不能预见这方面会出现暂时的平静。而速度决定着每天必须独立地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培养大学生就必须使他能适应每一种新情况，而不要在他刚一开始工作时，突然挠着脑袋说：“哎呀，我得上研究生班，我什么也不懂，我还得从头上培训班”——然后又到某处学习去了。应该这样来培养，使之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应各种新的形势。我们根据经验知道，马列主义有助于我们弄清最复杂的问题和最复杂的情况。所以说，这些问题，也就是指马列主义的问题，当然应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占有比现在更重要的位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这些原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重要的不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负担如何，而是他应该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就像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可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却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不是让学生成为善于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并能急国家之所急、能对各种问题进行分析的人。同培养理论人才一样，我们当然要培养能把理论与实践、与整个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学生。
　　我几年前在共产主义教育学院^[5]工作时，曾经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既然每一个大学生都应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教育工作人员，那么他从一年级起就应成为一个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几年前，我曾经给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的学生开过一门导论课——政治教育工作引论，为期半年。我认为，各个高等师范学校都应开设这门课程，因为要想成为一名教师，成为国民教育活动家，就得掌握宣传鼓动的方法，就得学会组织群众。不管他念的哪个系，也不管他在哪个科，当教师也好，当政治工作人员也好，或者当国民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也好，有一个方面，即善于做群众工作，应该成为他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他不会做群众工作，不懂得这项工作，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更谈不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培养学生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当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理解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要使全体居民人人都成为劳动者，人人都能在各个不同的战线工作。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肩不能挑担、手不会拿锹的人。不用说，现在已经谈不到用锹了。在国家计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工人说，现在实行的是没有休息日的工作制度，他觉得应该这样安排：让他在机床旁干四天活，第五天能到农村去用锹干干活。这时大家朝他喊道：“不是用锹，是用拖拉机。”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用拖拉机？菜园子里的每一种蔬菜都可以用拖拉机栽种吗？这不是现在要讨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受过综合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训练的人应当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包括城市劳动技能和农村劳动技能。这种劳动技能现在非常差。只要你想到这种情况，并且了解一下美国的现状，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在用原始的方法对待这个问题。美国开办了各种劳动短训班，这种短训班都是从该地区的特点出发举办的。比如说，如果某个村庄或者某个农场、某个地区敷设了自来水管，那么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老师都到那儿去学如何修理自来水管。如果没有自来水管，那就采用别的劳动教育形式。这种自来水管教学，以及别的一些小事情，都充分说明美国人多么重视城市劳动技能和农村劳动技能，说明应该怎样去做工作，并且促使我们认真考虑并且严肃地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培养我们的教师，使他们能掌握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加斯帖夫同志的劳动研究所，也就是中央劳动研究所^[6]，那我们会发现，中央劳动研究所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不能否认，每个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劳动熟巧，一定要懂得怎样使用某种工具，开动某种机器。这种起码的技能与一定的修理技术，正是我们高等师范学校所应授予学生的。
　　不过加斯帖夫提出的劳动技能，主要是工厂的劳动技能，可是还应该有农村的劳动技能。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个机关、有哪个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讲的不是拖拉机手。拖拉机工作与这种劳动技能有一些关系，但是它另外还有专门的农业劳动技能，所以就必须把机械劳动与农业劳动的教学结合起来，使两者密切联系起来。这就需要拟定这类训练班的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大纲，还需要使每个教师，不管他是学什么的，也不管他是哪方面的科研人员，必须同时掌握这种劳动熟巧。我们专门为教师、为学前教育工作者设置了各种工场。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像一个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人，刚开始时，要想解决某些现实问题，每次都得去听一个专门的报告，或者到哪儿去学习学习。同样，一个没有掌握综合技术劳动熟巧的人，总得不断地学习。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未彻底解决，但是，这个问题无疑必须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不要只是在系里，在学前教育部门，在一级学校去研究这个问题，而必须使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获得这种劳动技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儿童的问题。这可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向儿童进行宣传鼓动的能力，把儿童组织起来的能力。在这里，必须懂得年龄特点，同时还要掌握一视同仁地对待儿童的方法。这个问题在大纲上要比别的突出一些反映出来。最后，我们要谈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对劳动的态度，对有计划地安排劳动的这种能力的态度。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能够有计划地安排工作的问题应该列人教学大纲，使之在大纲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还缺少这种能力，即有计划地安排本单位劳动的能力，有计划地安排整个集体、地区劳动的能力，有计划地安排教育工作以及国家规模的工作的能力。
　　现在我们都在谈五年计划，不管您到哪儿去，到处都可以听到“五年计划”这个词。甚至学龄前儿童也想学这个词。但什么是五年计划，它与什么有关系，这个五年计划的意义何在？这是每个人肩负的重任。必须弄明白的是：每个组织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每个儿童对五年计划负什么责任，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我们对这个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统一的教育计划负什么责任，怎样负责任。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我们还毫不了解。
　　我曾在政教总局^[7]工作过，那里有负责各地政治教育工作的各种机构，既有工会文化处，也有各种合作社，还有各种自愿组成的协会，以及谷物托拉斯，跨村镇拖拉机站，总之一句话，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机构中，每个单位都要花钱进行政治教育工作，都要放映电影，关心收音机的设置，进行扫盲工作，等等。但是，这些机构中有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真正弄懂了我们要对这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和统一的教育计划负什么责任呢？一个也没有。我们在工作中总不能协调一致。要知道，我们正在执行并且应该百分之百地执行的这一经济计划，不仅牵涉到经济，它也涉及到教育，可是这方面的计划技能我们一点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修订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时（在使用过程中它肯定要不断修订），必须使这些大纲具有灵活性，否则它就无法与生活步调一致。在拟定大纲并进行适当修订时，仍然需要时刻注意这一点。大纲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加深。
　　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更加有步骤地、自觉地吸引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去做群众工作，搞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还有就是研究城市劳动和农村劳动的各个方面，大学生的综合技术训练，最后就是研究儿童，善于按计划办事。
　　我认为，应该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待教学大纲。我想举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作例子。就拿修订大纲来说吧，当我们最初提出综合技术教育问题时，我们曾说（而且大家一度都同意），作一个教师（不论过去干什么―计划工作者也好，组织工作者也好），他必须在机床旁边劳动一段时间，在国营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的这一经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后来这一经验却无人理睬了，不照此办理了，于是就产生了消极效果。现在我们在谈大学生的实习，而且这种实习的范围比过去大得多，我认为，在进行别的实习的同时，一定要到企业和集体农庄去实习。这还不够。实习应该分几个方面：有宣传鼓动实习，有组织工作实习，有儿童工作实习，有口头的和实际的生产宣传工作实习。
　　现在我想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23年就已提出来了。现在常常把一些过去提出过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因为当时解决这些问题缺乏前提条件，而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却能够解决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等师范学校，以及一般地说还有其他各种高等学校，都应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重要的不只是在学校学习；重要的是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大学生们和整个学校都要参加劳动，参加国家所需要的那种劳动。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阔绰，能让我国的青年只是学习，只是掌握某些知识，我们还需要他们参加国家的建设。
　　那么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能做些什么工作呢？目前教育方面正在进行有计划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是形式主义地，不是官僚主义地对待有计划的教育工作这一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明白，要使这一计划得到贯彻执行，必须对工会、对合作社、对经济机关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真正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不光是经费的集中使用，而且是要联合经济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参加制定计划，各个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要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一工作，我认为这乃是一项最重大的任务。有一个受援地区，就是奥列霍沃祖耶沃。我们派安·格·克拉夫琴柯同志^[8]到那儿去（她不久前去过美国，研究美国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她在那儿推行图书馆工作的统一计划。要知道，我国每一个单位都希望运用自己的权利，独立进行工作。她恰好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谈谈怎样做说服工会的工作，要开多少次会，如何制定这一计划；现在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开始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这时大家发现，实际上人力财力都有，因此可以把工作搞得很好，搞得超出大家的所设想的，甚至还要修建房子。他们曾经自我解嘲地说，他们创办了“第一号图书馆集体农庄”。现在，那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地区提出，不仅应该开办“图书馆集体农庄”，而且要开办“教育国营农场”，以便整个的教育工作能按一个统一的计划安排。但是，最好不只是奥列霍沃祖耶沃一个地区要这么做，而且到处都能这样做才好。为此就需要对那些正在进行这一工作或者打算进行这一工作的单位做大量的工作，这是工作量很重的工作。
　　现在谈谈计划问题。这一计划应交给某一高等学校负责。
　　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对高等师范学校说来永远是主要的，这就是关于培养干部的问题。当然，重要的是要培养大学生。不过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现在应该不仅仅是只考虑培养大学生即未来的教师。我国中等师范学校的情况很糟。你只要到中等师范学校看看，就会发现它们一筹莫展，步履艰难。我总是问共产主义教育学院：“你们与中等师范学校建立的联系怎么样？”我这些话已经对大学生说腻了。我不知道，也许莫斯科其他的高等师范院校与莫斯科所有的中等师范学校建立了联系，但是，我看现在各地高等师范学校都未能做到对中等师范学校的工作负责；不仅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与中等师范学校建立联系，而且应该开展某种共同的活动；高等师范学校要负责对中等师范学校的工作安排。当然，没有计划，对某一工作没有分工负责，那是做不成的。
　　以培养师资为主的二级学校，十年制学校又怎么样呢？要知道，这些学校也是培养教师的呀。这里的工作如何？当我谈到必须对它们负责时，我并不是主张对一些琐事也进行干预。当然，如果高等师范学校这样来理解自己的责任，认为它应该连小事也管并且干预大家的工作，那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不过，它应该从工作上加以帮助。要明确对机关部门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机关部门人数很少。它忙于对付日常工作，要求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这是力所不及的事。在这里，应该让那些关心这项工作的干部与国民教育局保持密切的联系。我认为，对高等师范学校说来，这项任务要好解决得多。这样一来，它就不会另搞一套，不会干涉琐事，却可以通过自己职工的力量和本校大学生的力量对中等师范学校进行帮助。
　　我国的文化战士是城市和农村最大的一支干部队伍。扫盲工作人员，图书推销员，现在由于要搞流动工作，因此又有了指导员，还有苏维埃各部门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要受到教育学的训练。我们甚至还未意识到我们干部队伍现在多么庞大，他们愿意并且认识到在国民教育部门工作的必要性。要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谁来组织呢？国民教育处怎样去组织他们呢？这需要人力，所以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可以通过中等师范学校，通过二级学校，通过许多教育机关和工农速成中学对这些文化战士，对这支文化大军从教育上给予帮助。在任何一个教育系内开办短训班，可以部分地完成这项工作，不过我觉得，这项工作需要更有系统性、更有强制性、更有责任感。最后，它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力量，开办教师的轮训班。我觉得，高等师范学校应该团结一批有用的教育人才，这样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生产单位而对整个国民教育工作产生影响。那时也就不会讲应该怎么做，怎样拟定教学大纲。朝气蓬勃的生活将因此而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我们还有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问题还会一再产生，但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机构总是植根于生活深处并且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把高等师范学校变成马列主义教育学的教育实验室。

^* 报告作于1930年1月11日。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0年，第3期）。

^[1] 全俄高等学校校长会议于1930年1月10~13日召开。会议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关于改进培养新的专家的工作》的决议和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1929年）《关于国民经济干部的决议》等问题。与会者还讨论了高等学校新章程草案。

^[2] 文化战士系自愿的社会工作人员，他们参加了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开展的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

^[3] 集体农庄（亦称农村、农民）大学系培养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干部的一种函授学校。第一所为期四个月的农村大学是在萨拉托夫开办的。

^[4] 苏维埃党校系20年代创办的专门学校，其宗旨是培养苏维埃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干部，包括：村镇和区一级工作人员，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宣传员，党的工作的负责人以及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建设的负责人。

^[5] 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建立于1919年；1920年以前叫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学院，1920~1924年叫社会教育学院）系一所高等教育和教育科研学校，其宗旨是培养国民教育领导干部、教学法专家、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类中等学校教员。1936年改组为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直至1941年。

^[6]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2]。

^[7] 政教总局全称为全国政治教育工作总局，根据1920年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命令成立，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它负责全部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领导成人的群众教育以及党的教育工作。它工作中的思想内容问题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该局直至1930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后才撤销。政治教育工作总局主席为克鲁普斯卡雅。

^[8] 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最老的国民教育工作者，1921年起在政治教育总局工作，曾在许多杂志社任主编；1925年起任政治教育总局副主席；1943年起在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担任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