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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基础 *
（在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1]会议上的发言）
2月7日的发言
同志们，目前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比如工业的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发展以及我们耳闻目睹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进步，不可能不在国民教育工作中有所反映。我国的制度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有霄壤之别。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适应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需要，在资产阶级国家，整个这一制度的阶级性质也特别露骨地表现在国民教育制度上。
革命前，我国的制度乃是末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翻版，这种制度甚至还带有前资本主义时期、封建时期的深刻烙印。现在，虽然十月革命胜利已经12年了，这种烙印仍未消失，以致我们至今未能实行普及教育，因为旧的国民教育制度还统治着我们，还妨碍着我们，并且捆住了我们的手脚。
党纲明确指出了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制定的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路线，而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对我党党纲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不打算再讲党纲这个问题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制度还远未得到贯彻执行。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现了的各种问题，现在又极其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末和1918年曾经出现的那些问题，现在又提出来了，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别的方法和别的条件来解决。
1918年，很多问题只是作为未来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许多既定的任务究竟怎样完成，当时并不清楚。然而，12年之后，经过长年累月的斗争，依靠这些年来新成立的组织，现在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把它当作遥远的未来的问题，而是立即就可着手解决的问题。当我们着手解决不仅是国民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对所走过的道路有着一种特别的感受。
那些从前被看做是遥远的未来的东西，目前看来已成为眼前的事了，只不过被革命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而已。只要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国民教育制度，那我们就会发现，我党党纲提出了要使整个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这项工作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好。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水平，甚至连资产阶级国家也未超过。我们至今未能实行普及教育，学前教育工作也很可怜。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类型的学校还很少。可见我们在这方面是极其落后的。
不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方法来吸引群众参加文化建设。文化进军[2]的方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央黑土地带省[3]的例子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我们要讲一讲中央黑土地带省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在那儿接收下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摊子。这里原来是地主分子的一统天下，群众中文盲充斥，可是现在，中央黑土地带省开展了文化进军活动。这在一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当时那儿还不具备开展文化进军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大约两年前，那儿的一位农妇还在来信中说：“我们连‘集体农庄’这个词都说不上来。”我至今记得这封有趣的信结尾是这么写的：“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对地界连看都不能去看一眼。”这是两年前的事，可是现在那儿已完全实行了集体化。
那里的居民中绝大多数是贫农，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出路，因而那儿的旧心理已被彻底摧毁。随着旧心理的被摧毁，我们看到那儿有了很大的进步。我经常读《奥勒尔真理报》（当然并非很有系统地去读）。该报每一期都报道说，那儿正在进行真正的文化革命。
另外还有几个例子。文盲扫除之后，那儿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他们把缝纫机集中起来，成立了修补车间，还派了裁缝队去。再如学前教育工作，一下子就成立了500个学前教育站。他们自力更生实行了普及教育。他们在全省开办了2 500所学校，这就是说，他们让年满八岁的儿童全部入了学。凡是到过那儿的人，都一致认为，那儿成人的热情极高。值得一提的还不止于此。
就拿儿童之家来说吧。那儿现在特别重视儿童之家（而我国各地近来对这一工作都不闻不问），他们在儿童之家之间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我从最近一期的报纸中了解到，各个方面都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工作。
几年之前，我们开始设立了若干省的“档案卡片”（当时还没有地区的建制）。档案卡片记载着有关自然条件的材料，有关当地从1861年以来的历史材料，当地的历次群众运动的情况，以及当地工业、农业和整个建设工作的情况。最近突然在《奥勒尔真理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是奥勒尔州正在拍电影，影片既包括典型的自然条件的资料，还包括该地的历史状况：邓尼金匪徒是怎样窜入奥勒尔的，当地人民是怎样与之斗争的等等。影片还反映了目前的生活：沙基洛夫车站，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企业，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像扫盲这种低级形式的教育工作得到了推动，而且在各个方面，甚至在拍摄电影这一方面也有了进展。
现在，当我们听取下伏尔加地区的代表的发言，讲起他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时，那我们就明显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跨入了速度完全不同的另一时期。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已经能够办到了。我们的建设必须保持这样一种速度，要使我们的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我国学校和政治教育机关的质量。我党党纲明确指出，我国学校应该成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学校。此外，它还应该是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
如果谈到这个问题，那就要问：这12年来，我国的学校是些什么类型的学校，它们的教学内容如何呢？比如说，社会公益工作这个主要问题是怎样处理的？这个问题过去曾经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一点也许就是我国学校与资产阶级学校根本区别之所在。我国学校所进行的公益工作，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工作，另方面表现为经济工作。也许，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青年农民学校[4]。如果你们去参加青年农民学校代表会议，就会听到学生们谈到他们的这项活动：他们如何参加扫盲活动，如何参与苏维埃的改选工作；同时，他们还会讲到，他们怎样参加精选种子的工作，怎样宣传正确的饲养家畜的方法。
一级学校（主要是农村的一级学校）也是如此。它们同样做了大量的社会公益工作；这种做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社会公益工作可以把青年一代培养成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看城市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城市是远远落后了，一级学校也落后了，但最落后的是二级学校。在农村，青年农民学校几乎是人人都参加社会公益工作，而城市的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却完全不能这么说。
当然，农村的情况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发现，有的学校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创举，而另一些学校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偶尔搞一点社会公益活动。许多省最近作了一些调查，证实各校在社会公益活动上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
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认为学校必须进行社会公益工作呢？每个人都会说，这是能够做到的，它不需要大规模的建筑，也不需要设备，只要求明确的方针，做起来并无特殊的困难。不过，要注意的是，各校的社会公益活动必须要求一致，使之能教入学会读书写字，并且授予一定的普通教育熟巧。我国学校必须培养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熟巧。
常常有人说，要搞校内的社会公益工作，实际上在学校里从事这项活动的只是少数学生头头，大多数学生都持消极态度，再不然就是一位教师或者一位农村图书阅览室管理员去干，而不是整个单位都参加。
我主张，必须让整个学校（全体学生，全体教师和全体技术职员）都来参加社会公益工作。
如果整个学校都参加这一工作，那它就应该认真制定一个生产计划，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大问题。
我们常常以五年计划自豪。在苏维埃代表大会[5]上，我听到，当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刚刚做完的时候，全场就激动地唱起了《国际歌》，显然，大家的情绪十分激昂。但是，什么是五年计划？经济计划不光是国家计委搞计划，而是意味着全国、每个人都要对本机关、本企业的工作做计划。学校工作也要有明确的计划。当然，制定这种计划不能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而要发动全体学生参加。这将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安排工作的熟巧，而这种熟巧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培养我国的青年一代时，应该使他们懂得，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要通过这一工作实际地培养他们制定计划的能力。计划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国经济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区别所在。这也是我国经济工作与资本主义经济工作的本质区别所在。
既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学校，那我们就要培养学生的计划能力。当然，学校的计划不能随意制定，在制定计划时，一定要做到：把社会公益工作这一项很必要的工作纳入计划。学校和农村图书阅览室的工作计划应该从属于地区的计划。现在各个地区都制定了生产计划。学校不仅要制定政治运动方面的社会公益工作计划，也要制定日常社会公益工作计划。通过这项工作，让学生（特别是二级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学会理解并研究本地区的计划。制定计划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善于精确地估计一切条件，能够把计划付诸实行，而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学校的计划、每个机关的计划都要与地区的总的计划相联系。
当然，我国的一切教育机关都应互相帮助，他们之间应有一个分工，不要大家都去干同一件工作。一级学校的工作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条件上都与中等技术学校或二级学校有质的不同。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分工，而分工的依据也包括年龄状况在内。
我们讲到我国教育机关的工作要依附于社会任务和文化生活任务，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一系列新问题。
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少年自然科学家和少先队员中央局代表大会[6]。大家都谈到要在农村开办儿童集体农庄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他们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大办儿童集体农庄”。但是，现在少年自然科学家们和少先队中央局已经明确认识到应该怎样安排儿童的劳动。他们打算，在一般的成人大型集体农庄里，组织孩子们在儿童集体里劳动。“儿童集体农庄”将完成各种任务，参加一定的经济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在集体农庄里就会有一些儿童工作负担过重，妨碍他们成长，而另一些儿童却无所事事，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正经的地方。
我曾经对提出儿童劳动问题的集体农庄庄员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组织儿童劳动，哪怕让他们干点轻微的活儿；哪怕是让他们喂鸡，毕竟是干了点活儿，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自己是集体农庄的一员。
我们都听说过中央黑土地带省的某些集体农庄，其中有一个名叫“列宁的火星”的集体农庄，很有意思。这个集体农庄的教师参加农庄的组织工作，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儿童干活。现在，不管是青年人还是成年人，大家都认为必须组织全体儿童参加劳动，根据集体农庄的原则组织这种劳动。怎样组织这种劳动呢？这个任务明摆在那里，每个教师都得考虑。
《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通过不同的形式涉及到这个问题。有的文章写得生动有趣，认为：如何组织集体农庄儿童劳动，特别是组织儿童参加能学会集体工作、学会劳动分工的那种劳动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现在，城市里的工业日益发展，日常生活服务的形式（比如各种食堂）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在，住宅合作社提出了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服务方面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日常生活服务的问题都是从下面涌现出来的，它展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就拿日常生活的机械化和社会化来说吧。学校应该与之保持联系，正如它应该与生活保持联系一样。我们开办了七年制工厂学校[7]。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当然，同时存在重大的失误。
有这样一种学校，它们只是在校办工场里安排劳动，而完全不把这种劳动与工厂和企业的劳动联系起来。它们只是在理论性的教学中涉及某一生产方面的问题，却从不参加企业的劳动。这些企业往往也特别脱离儿童，脱离学校。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不过，现在对学校的看法在很多方面已有改变，特别重要的是工人中这种观点的改变。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进步。我今天曾和劳动人民委员部[8]的一位同志谈过话，使人感到似乎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现在劳动人民委员部花在失业救济上的资金少了，因为失业人数大大减少了。随着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同志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劳动人民委员部一定要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搞好青年一代的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要把我们的青年一代培养成个个都能劳动的人，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工农群众是很了解这一任务的。而在这方面我们却做得很少，如果单靠劳动人民委员部来抓这项工作，它本身的力量也是很有限的。
今天，我翻了一下《统计评论》[9]第九期，其中有篇文章指出，从1918年以来修建的校舍中，校办工厂仅占校舍总面积的1.9%，而校舍中衣帽间甚至都占有大约5％的面积。
可见，尽管党纲中说的是办综合技术学校，而在修建校舍时，却把校办工厂塞到角落里去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角落，才发现都在地下室，等等。
如果单枪匹马抓这项工作，那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必须使劳动人民委员部、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10]以及其他经济组织都能懂得青年一代劳动教育的意义。现在，劳动力的问题极其尖锐；由于参加生产的新工人缺乏最起码的劳动技能，因而劳动战线经常出现完不成任务的现象。在这种时候，经济工作人员对劳动教育所具有的意义比以前领会得更深刻了。
如果一个工人打开水阀就走了，因而机器被水浸泡，全厂只好停工，整个企业停产修理，那就是缺乏劳动素养的结果。
资产阶级各国都认识到必须在学校培养劳动技能和素养，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它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尖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年还是几年后）才能解决，不过我国的经济工作人员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国家的工业化急需劳动力，这已是燃眉之急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解还应更深一层。我们不仅要教儿童学会主要的、基本的劳动形式，而且还要使他们把将要获得的技术知识和农业知识在各种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加以运用。
如果把综合技术教育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来讲授，那是死气沉沉的综合技术教育。生气勃勃的综合技术教育是与企业、与社会公益工作相联系的综合技术教育，而现代生活所要求的，就是要进行这种生气勃勃的综合技术教育。
现在大家都明白，在这方面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因而整个问题已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儿童组织建立之后，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组织的因素纳入到儿童整个的劳动中去了。我们大家都看过少先队集会[11]并且发现人数如此众多的少先队员都养成了组织性，有了组织能力和熟巧。这对我们的综合技术教育和儿童的教育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这是因为儿童习惯于独自学习和工作，这是一回事；而儿童习惯于与其他的儿童一起来组织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活动并在这种组织工作中获得一定的熟巧，这又是一回事。
我觉得，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有可能使我们去实现党纲中国民教育部分所提出的任务，即：使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教育；使劳动群众人人都能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加强我国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培养儿童的组织熟巧，意识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养成一定的集体主义熟巧和文化熟巧——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可能去真正实现改造时期的任务。我们面临着广阔的前景，无论在计划工作方面，抑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是如此。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一向非常重视的问题，即：使青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劳动教育，因为他们正在建设劳动共和国，并将生活在劳动共和国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新的角度提出来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某些带争论性的问题将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澄清。我们曾与共青团争论得很激烈。共青团主张中等技术学校应办成七年制。社会教育总局说，要办二级学校；共青团说，要给生活出路。
二级学校能否给生活出路？围绕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应该说，只有那种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的学校，才能够培养具有把理论与实际生活知识结合起来的能力的人，因为这种学校能使学生受到实际锻炼，从而使他们获得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所以说，是应该授予普通教育知识还是综合技术教育知识的问题，或者说，是否可以像中等技术学校那样，把普通教育知识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及如何进行劳动实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已失去其尖锐性。既然我们即将实行七年制普及教育，那就可能开办一些别的类型的七年制学校，这种学校将兼有中等技术学校和二级学校[12]两者的优点。在这种学校里，理论将密切联系实际，所培养的一代人，由于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将通晓实际生活，而不是光从书本上通晓。他们将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至于说到成人教育机关，这个问题我今天不打算详细谈了。今天我着重谈的是学校。当然哆，我们也可以举出波罗金斯克的一个农村图书阅览室作例子。这个阅览室曾与一些积极分子计划把教堂改建成磨房。在那些常来阅览室借书看报的积极分子的热情帮助下，由于积极分子们亲自动手修建，同时阅览室经常公布工程进度，于是磨坊就建成了，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磨坊立即把宗教信仰磨得粉碎，这时，居民们就会把另一座教堂改建成社会主义文化馆。——如果我们举出这个例子，那我们就会看到，这项有计划的工作推动了农村整个文化的发展。
要是这个农村图书阅览室只是借书（这种倾向是有的，例如列宁格勒省就是如此，那里希望农村图书阅览室少干预生活，然而它却干预了生活，并且不能不干预生活），那我们就不会取得上面说的那样的效果。凡是阅览室管理员多少受过一些训练的地方，凡是阅览室管理员善于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把这一工作与建设任务联系起来的地方，那里的工作就会取得极好的效果，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教育机关看作是一个穷亲戚，而看作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单位。邻近的工厂，本来不想拨给农村图书阅览室一点水泥，现在却乐于提供，因为你把教堂改建成了全体居民朝思暮想的磨坊嘛！
我们就应该这样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应该这样来安排教育工作，做到上面帮助下面，大家按一个计划办事，这样就能使我国的学校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学校，真正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3月4日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一个月。因此我担心很多人恐怕已经记不清我们讨论过一些什么问题了。此外，今天出席会议的同志，有一些可能以前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所以我想简略地概括一下我们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及其宗旨。
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应该怎样反映到我国国民教育制度中去。我在报告里曾经讲到，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把学校办成真正的综合技术学校，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广义的综合技术学校（在这种学校里，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一个方面。我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把学校办成社会主义的学校，也就是说，不是一般的劳动学校，而是可以从事社会劳动和集体劳动的学校。这就是使我国学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现在我们最多不过是一些劳动学校，而我们特别需要的，是要创办社会主义精神的学校。
最后，我想讲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曾讲过。这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每一个教育机关办成能够完成一定文化任务和经济任务的机关了。我国现在的国民教育制度应该而且也能够比以前更好地依靠整个经济制度，与这一经济制度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因为我国整个经济制度的建立，应该能使各个机关互相联系，结成一个整体。这使我们得以用略为不同的方式、更加深刻地提出我们过去提出过的基本思想：建立统一学校。现在各级学校都可以变为真正的统一学校。这就是我的报告的内容，围绕这一报告，大家展开了讨论。
上个月，在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种会议上，同志们互相交谈时，都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因此我想对过去的讲话稍作一些补充。
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感到我们面临的条件很好，因而常常开始幻想，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按新办法去做，做得更加深入一些，范围更加广泛一些。举例说，有人主张消灭学校，说什么学校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现在实际上可以从教育制度上规定不需要设立学校。而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这样一种理论，主张从童年起就规定儿童必须参加劳动。比如，我就听说过，有人主张儿童从7岁起就必须劳动。这样就完全忽略了儿童学方面所强调的各种问题[13]。把7岁的孩子与成年人同等看待，这就完全忽略了儿童的年龄特点。这样一来，这方面就出现了很多过火的行动。
同时还有这样一种主张，就是儿童的劳动应按集体农庄的任务和命令去进行。这就应该考虑一下了：儿童劳动按集体农庄命令进行，它意味着什么。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管理处并非一个能从教育学的角度处理这种问题的单位。集体农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对儿童的看法就像小农经济时对儿童的看法一样。一会儿该在那儿看守小牲畜了，一会儿又该在这儿薅草了。该看守瓜地了，儿童就去看守瓜地。总之，都是一些极单调乏味的劳动，儿童参加这种劳动得不到一点提高。按集体农庄命令下达给儿童的也正是这种劳动，而且儿童还必须完成。这当然与综合技术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此外，我们还特别迷恋实践。甚至共青团员也常常主张搞什么“分类”劳动，说这样可以给青年打下一个烙印，让他们知道如何组织集体农庄的经济。于是，有的人去挤奶，有的人去喂牛，还有的人负责养鸡，另外还有人干这干那，一句话，实行劳动分工。人们发现，这样分工效果很好，因此深感满意。有人就开始讲话了，说是儿童也要学习“分类”劳动。分类劳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分工很细，各干一行：女孩子从7岁起就只学如何挤奶。这不是综合技术教育，而是狭隘的职业教育，这种狭隘的职业教育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上面说的这种过头做法，虽然是很自然的，却极其有害。
问题刚刚开始讨论时，往往有很多地方提得不妥当，这是常有的事。我希望今天要发言的同志，能够多谈一谈你们所看到的儿童在集体农庄劳动的情况，并且谈一谈你们认为如何在集体农庄安排劳动。不过不只是儿童在集体农庄劳动的问题，现在还有在企业劳动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厂办高等技术学校，工人在这种学校里要接受各阶段的教育。我们打算让青年在这种高等技术学校里接受一定的综合技术训练。
最后，第三点，今年冬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如整个经济的社会形式问题，集体饮食问题，幼儿社会教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谈得很多。而在讨论比如说公社住宅问题、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住宅问题时，有时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在那里应使用儿童的劳动。但是，如果我们不谈在有2 000人居住的公社住宅里应该怎样有效地利用这种劳动，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要利用儿童劳动，那将出现什么结果呢？结果就会是：孩子们听人差遣，他们将一层楼一层楼地去送开水，投信件，当传达；于是我们就说：我们在搞有组织的劳动了。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儿童的家务劳动（即使是在公益劳动）。我们应该考虑，在这种比家务繁重得多的劳动中，孩子们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他们是否可以起任何作用，怎样起这种作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应放过可以对儿童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新机会，不应放过可以对我国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机会。我认为，一个月来，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同志们能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意见，那就太好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经济战线取得的成就，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使青少年一代人人都能受到劳动训练、受到综合技术教育训练的问题。
当然，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可能开办足够的提高型的学校来接纳全体青年入学。学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辅导站，是一个机构，在它周围还有许多辅助机构。但是，有了这样一些有组织的单位（如学校），我们就应该对我国的青年（甚至未入学的青年）施加我们的影响。要让这些青年受到综合技术教育。其他一些国家（如奥地利）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是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当然，他们不是主张对工人的子弟进行劳动教育，不过毕竟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知道，德国很重视青年人的劳动教育。在德国，劳动教育是义务的。我认为，现在我国也提出了对青年一代进行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不光是对工人的子弟，而是对全体儿童，对整个青年一代人人都进行这种教育。如果我们在最近的将来能做到这一点，即我国的一级学校能接纳全体儿童入学，那我们立即就要执行普及七年制教育的方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这样努力，这已不是遥远的远景，我们一定能够在最近的将来使一级学校的教育成为义务教育）。
现在年满14岁的儿童就可以进企业工作，他们可以领工资。工资分等级，按一定办法调整。不要使集体农庄青年的劳动流于自发，而要预作安排；也不要把这种劳动搞成什么分类劳动；不要只授予青年狭隘的职业熟巧，而要授予他们在各个不同部门劳动的熟巧，使他们掌握综合技术技能。这是一项任务。我认为，不能只是寄希望于开办足够数量的学校来帮助青年学习，因为这在最近几年是很难做到的；而是要建立完整的国民教育制度，开办各种训练班、讲座，向他们推荐必读书目和函授教科书。
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建立在这种意义上的为青年进行文化服务的制度，认真考虑如何从综合技术教育的角度来安排城乡少年的劳动，认真考虑用必要的知识武装青年，那么，我们就能完成生活所迫切提出的任务，即在学校经常的帮助下，在学校的辅导下对校外青年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
这就是我想在讨论开始之前讲的几点意见。
闭幕词
我想先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上一位发言人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城市的讨论[14]究竟有多大效果。
当然，如果对社会主义城市只是纸上谈兵，而不了解我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那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事。但是问题在于，有关社会主义城市的讨论对我们的日常工作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这种讨论可以使我们自己作一番检验，看我们究竟能怎样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观察周围的事物。
所以说，尽管这种争论对我们说来极为突然，但却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每一个参加讨论的人都能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知道社会主义城市是什么样，认清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哪里——只是表现在楼房上，还是表现在什么别的地方。
当然，在国家计委这样的机关讨论这一问题时，多半都是讨论建筑本身的问题。对于教师来说，这个问题当然提得更广泛一些：这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教育工作怎么安排？这种城市如何满足居民的要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都是些什么要求？于是我们就陷人了不能自拔的空谈：成天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早已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通过这次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城市才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认真加以思考。就拿社会主义城市这个问题作例子来说。在这种城市里如何安排生活？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在该市的中心，耸立着苏维埃大厦，这是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经常开会的地方。它旁边是一个大剧院，那是群众开会的地方。这个位于市中心的苏维埃大厦乃是吸引全市群众的中心。勃良斯克并非一个社会主义城市，而且与社会主义城市极少相似之处，因为除了这个苏维埃大厦之外，其余的建筑物都是一些典型的旧式省城的房屋。但是苏维埃大厦和整个的景观却使您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后修建新城市时，似乎一定得有这么一个中心，使它成为城市生活的心脏。
后来，每当我听到有关讨论社会主义城市这一问题的情况时，我总要想到整个城市生活要有一个中心这件事。当然，这些城市不一定修建得跟勃良斯克市完全一样，也可以是另一种样子，简单得多，比如说，有宽阔的街道，等等。
很明显，当时勃良斯克市修建这幢苏维埃大厦时，未必会有人想到社会主义，而只是考虑到怎样更方便些。这一新建筑的幼芽说明，必须使一切结合成一个整体。
社会主义城市乃是集体的城市，城市的全体居民之间要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不是独居一隅的普通市民，他们有的人住在这栋好房子里，另一些人住在别的好房子里。他们有如汇聚在一起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时刻关心着共同的利益，考虑着共同的利益。
有时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城市时，谈论建筑面积时，总是考虑不要违背标准，每间房子得花多少钱——所有这些都是死东西，听不到生活脉搏的跳动。按这种计划修建的城市，往往都是一个面孔：有多少多少人口，大家都在工厂干活。关于儿童的问题有过很多争论：儿童们在何处定居？是在市郊还是在市内？后来作出让步，孩子们都住在城里，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儿童们具体说来住在何处并且他们将怎么生活，却回避了。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城市怎样保持与农村、与别的地区的联系？我们总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之间的差别正日益缩小，城乡将逐渐接近，而我们在修建城市时，周围却好像是一片真空地带，无人居住，有如荒漠。
城乡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比目前还要大大加强，然而我们恰好忽略了，而且也很少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从建筑物、从建筑布局的合理化、从城市外观开始的讨论，却使我们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搞好建设。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再回头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更多过去没有发现的东西。一个工人参加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会议回来后，就觉得他现在住的集体宿舍或房子简直让人呆不下去，使得他想立即动手重新修造。
如果我们只是开会议论一下社会主义城市，那就是在做十足的表面文章。我们应该与此同时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日常生活运动。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现在常常谈到，而且不仅是谈，还直接取得了某些具体的效果。这种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与改进日常生活的联系的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
每当我们谈起日常生活的时候，我总是想起约翰·里德写的一篇小说《革命之女》，也许你们很多人都读过。这篇小说谈到巴黎公社一个社员的孙女后来当了妓女。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小市民的庸俗日常生活。在这种家庭生活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妇女只应干家务活，对妇女的态度极其陈腐，还有另外一些影响，即作为巴黎公社社员的父亲在家庭中起着压抑的作用。尽管父亲是巴黎公社社员，参加过革命运动，尽管如此，这个公社社员的孙女，革命之女，却始终对革命感到格格不入，因为日常生活是旧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约翰·里德提出来的这个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现在还很有现实意义。
目前群众会议上提出来的各种日常生活问题，当然都与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有着直接联系。
近年来我们常常说“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说的只是经济建设，然而社会主义建设却不只是经济建设，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全部改造，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很多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革命初期早已提过的。克鲁平尼娜同志[15]告诉我，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内部在1918年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说来学校是否还有必要，尤其是在列宁在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学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后。列宁曾说，只有学校才能使青年一代免受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灾害，避免我们亲眼见到的这种人力的浪费[16]。
列宁对学校的这一论断遭到了某些同志的反对，之后在《国民教育》杂志上就刊出了我们的一位同事、沙皮罗同志[17]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需要学校。这种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学校是不可缺少的。学校是一个组织中心，它可以帮助青年一代和全体儿童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按新的方式掌握知识，它是全体青年的一个中心，这样的学校当然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组织。
列宁一贯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在于组织，因此，有人认为工会过一段时期就会消亡，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消亡，而是在很近的时间内就会消亡，这当然是错误的。无论是纺织工会，还是五金工会，以及其他一些工会都是需要的，它们各有其特点。要根据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方面把群众组织起来。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群众与1917年的群众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组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至今还记得，最初很少召开妇女大会；只有一些女工参加过妇女代表会议。上面掌管一切，基层只是出席开会，并不积极参与其事。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会发现已完全不是从前那样了。我们不能说1917年列宁格勒市的积极分子很少，恰恰相反，那儿的群众在革命和政治活动中是非常积极的。但如果谈到日常生活问题，那我至今记得，我们维堡区曾经开过一次会，讨论开办俱乐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全体进步工人都成了两位厨师的俘虏，这两位厨师是掌权人物，他们大谈特谈俱乐部应该准备食品，并且应该烹调得尽量可口一些。由于谁也不知道办俱乐部从何着手，不知道工人俱乐部应该办成什么样，结果很有觉悟的工人也只能洗耳恭听厨师的烹调经。那次会议令人感到，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按新的办法组织起来。
再拿农村来说，1917年农村的组织情况是很糟的，而现在呢，一大批组织者已在农村成长起来了。作为一个组织者，农村的组织者更明显地表现出他懂得群众工作的方法，懂得怎样把群众组织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问题按新的方式提出之后，我们也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来依靠群众自己的双手去建立整个国民教育制度，而这在1918~1919年是根本办不到的。
特别是现在，工业建设和农业集体化正在进行，这就创造了一些新条件，而这种新的经济形势，经济本身的新组织，以及群众中的组织才能，——所有这些汇合在一起，就为我们能更加深入地按新的办法组织整个国民教育制度，提供了无比广泛的可能性。
在座谈中，同志们还简略地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主要是要学校改变一下方向，使之更加综合技术教育化。大家讲到，现在已经具备了新的前提条件，可以使全体少年（甚至未入学的少年）人人受到教育。还对新的教学法发表了很多意见。
就拿儿童之家来说吧。如果我们看看1920年以前那段时期，那时对儿童之家的看法与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我们都习惯于这样看，我国的儿童之家是为流浪儿设置的机构，所以我国的儿童之家已成了一种收容流浪儿的机构，接纳不幸者的单位。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1918、1919、1920这三年的情况，那时谈起儿童之家，是把它看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新形式的。
我们与儿童之家一起度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我国刚建立儿童之家时，曾经发展过一段时期，到1921 ~1922年，儿童之家收容的儿童达到54万人，而从1921~1922年以后，儿童之家收容的儿童人数急剧下降。现在只有136 000人了，儿童之家收容的人数大为减少。大家现在已一致把儿童之家不仅看作收容流浪儿的机构，而且也看作有助于对儿童进行一般教育的地方。
我们看看目前集体农庄的情况。公社在修建房子的时候，首先是修牲畜棚，其次就是儿童之家。诚然，往往把儿童之家修建在牲畜棚旁边，以致医生来了也只好把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的神情。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给予真正的帮助，也没有相应的指示。我们延误了，没有看到当前存在的需要，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这种需要是很迫切的，因为已经开始自发地修建新式的儿童之家了，这些儿童之家就在集体农民眼前，他们的孩子就在其中受教育。
现在迫切需要讨论一下儿童之家问题，让儿童之家对全体儿童开放。儿童之家的这一事例说明，人们对所有问题的态度都改变了。儿童之家应该成为国民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环节。
当然，对职业教育所有问题的态度也改变了，出现了种种新的形式，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个制度也有了变化，等等。
我们讨论国民教育新制度这一问题的三次会议，进行得有些分散拖拉。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刚刚成立，会员还不太稳定―我们还未形成核心，没有基本干部。不过我认为，我们三次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国民教育制度问题，而没有讨论某个抽象的、纯理论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您们知道，今年4月25日将要召开党的教育会议[18]，会上将讨论国民教育制度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记录，当然会提供一份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国民教育制度问题。
我们这个会议与党的会议有一定的联系，委员会还未确定这次会议的下一个主题。也许应该通过别的问题来提出列在党的会议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会议，往往某个同志的一句话、一点意见就可以使整个问题得到一定的阐明。
所以我觉得，今后还应召开这样的会议，不过要比这次会议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但我认为，我们这次对国民教育制度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 第一次载于《改造时期的国民教育制度》，莫斯科，1930年。
[1] 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系根据联共（布）中央1929年8月5日作出的《关于国民教育领导干部的决议》建立的（见《真理报》，1929年11月5日），存在于1930~1935年。协会主席为克鲁普斯卡雅。
[2] 文化进军系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其宗旨为在苏联实现文化革命。1928年下半年由共青团发起，进行扫除文盲和半文盲的进军；以后转变成为日常文化生活的、为发展学前教育机构和学校以及扩大群众图书馆网点而斗争的进军。
[3] 参见《在边区国民教育局长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9]。
[4] 参见上文注[3]。
[5] 指1929年5月20~28日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3）。
[6] 指1930年1月22~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少年自然科学家协会、生物学实验所、农业基地和儿童农业站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教育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所属儿童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共同发起召开的。
[7] 参见《论中学》一文注[3]。
[8] 劳动人民委员部（1917~1933）负责劳动法令的执行，采取措施调整工资和保护劳动，实行社会保险，等等。
[9] 《统计评论》月刊，系苏联中央统计局机关刊，出版于1927~1930年，后与《计划经济》杂志合并。
[10]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系1924~1932年全国工业管理中心。1932年1月，在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三个人民委员部。
[11] 全苏少先队员第一次集会于1929年8月18~25日在莫斯科召开。
[12] 1930年8月10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改组二级劳动学校》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至少有40％的中等技术学校高年级改由相应的部委管理。
[13] 详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3卷，第437-438页，俄文版。
[14] 指由于T．赫越辛、Л．沙布索维奇和A．扎连柯教授所写的公开信《停止个人安乐窝的建设，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日常生活》而引起的讨论。该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29年12月15日。公开信说：“目前，重新修建的城市应以充分为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需要服务的社会形式为原则，同时也应以对儿童进行充分的社会主义教育为原则。”
《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在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建议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对所提出的安排日常生活、建设新城市和改造旧城市的意见进行广泛的讨论。
[15] M．B．克鲁平尼娜（1882-1950），苏维埃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教授，从1921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委员，学校工作研究所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16] 参见《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学校》一文注[2]。
[17] Л．Г．沙皮罗（1888-1957)，自1902年以来一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学校处和政治教育工作总局工作（1920~1921)，以后在莫斯科一些高等学校任教。
[18] 指1930年4月26~30日召开的党的国民教育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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